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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兴讹造言:谣传与民间信息传播

明清两代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出现了诸多社会转型的新动向,民间舆论的勃盛则是其明显的标志之一。在明清两代,民间舆论以多样化的形式得以呈现,诸如谣谚、口号、对联、戏曲、小说、八股文等等,无不成为民间士民表达自己意见的重要方式,进而对国家及地方政治形成有效的制约。然吊诡的是,当兴起之时,民间舆论就已呈一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之势。换言之,民间舆论在有效制约国家及地方政治的同时,又不免带有许多谣传的因子,由此一度造成社会的恐慌及混乱。在这些谣传中,尤以“造言”“讹言”“妖言”三者为甚。

通常说来,造言、讹言、妖言,自古即已有之,只是在平治之世较少出现。如《周礼》中的“八刑”,“造言”即居其中之一。周末之诗云:“民之讹言,曾莫之惩。”虽后世已不知当时传讹的是何事,但足以证明周末时已有“讹言”的存在。至秦汉,更是出现了“妖言者死”的律条,可见当时的“妖言”颇为兴盛。汉、晋以后,造言、讹言、妖言更是屡见于史籍记载。如汉建始三年(前30),京师百姓传言大水将至,人们奔走相告,互相蹂躏,老弱号呼,以致长安大乱;汉、晋之时,开始传布“东公王”行筹的说法;唐开成初年,京师妄言大兵将至,致使百姓四处奔逃,奔走尘起,甚至百官“袜而骑”,台省官吏亦悄悄遁去;唐代,民间流传讹言,称官府派遣枨枨杀人取心肝,借此以祭天狗,又有讹言,称毛人要食人心,甚至说有母鬼夜入人家;宋太宗时,益州百姓传有讹言,称有白头翁午后要食人儿女,导致一郡嚣然,晚上路无行人;又宋、元时,多传讹言,称取童男童女制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究造言、讹言、妖言之关系,正如清人惠仲孺所言:“三者起于妖,成于造,传于讹也。”既然“传于讹”,亦即以讹传讹。那么何谓“讹言”?元人曾作如下阐释:“事传而虚,谓之讹言,谓流言惑众者。”关于讹言,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尚有进一步的考述。根据他的考述,可知讹言的“讹”字,古作“譌”,“伪”字古亦音“讹”。如《诗·小雅》:民之讹言。《笺》云:伪也。小人好诈伪,为交易之言。所谓“交易之言”,《正义》作如下解释:谓以善言为恶,以恶言为善,交而换易其辞。又《尔雅注》云:世以妖言为讹。显然,妖言亦可归于讹言之列。

讹言的本质在于虚伪而不实,而其功能绝不可小觑,足以“流传而惑众”。正如明人谢肇淛所言,对这些一时勃兴的谣言,却亦不可一概斥之为虚伪不实,尚有待于细加辨析。譬如有些讹言,“似讹而实有怪”;有些“妖言”“童谣”,看似无意矢言,事后确实多有应验,如“檿弧箕服”之类,则又不可简单地视为讹言。尽管如此,造言、讹言、妖言,均具有一些共通的特性:一方面,明清时期的讹言,无不是一种假借灵异的不根传言,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传播方式,而在民间引发骚动。正如清人惠仲孺所言:“凭诸物,假诸灵,一夫说,万夫腾,无翼而飞,无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无所而相惊。”另一方面,当时的讹言并非仅仅限于“乌头白,马生角”之类的以讹传讹,而是关乎朝野的议论,实属一种民间舆论,一如明人谢肇淛所云:“今朝野中忽有一番议论,一人倡之,千万人和之,举国之人奔走若狂,翻覆天地,变乱白黑。”由此可见,有时朝野议论同样借助于讹言而得以表达与传播。

若是仔细梳理明清时期的各类谣传,关于选秀女的谣传最为常见,且更具典型性。在传统的宫廷之中,只有被皇帝临幸之后,宫女方有出头之日,甚至一步登天。事实却是大部分宫女根本无此幸运,这才有了自古以来在宫中广泛流传的“宫怨”之曲。而《宫词》中所反映的“宫怨”生活,多有这方面的描摹,诸如:“可怜空长彤宫里,一世光阴半世闲”;“静院深深昼悄然,几时好梦得扪天”;“空有华堂十数重,等闲不复见君容”。绝大部分的宫女都是在这种期盼中而不知老之将至。无奈,为了打发宫中毫无希望的无聊生活,宫女们或人人争唱“御制词”,声虽娇嗔,不识伊州之谱,甚至错把“腔儿念作诗”,但还是希望以歌声打动君王之心,以便得到宠幸;或借时令节日,赏秋海棠,结吃蟹之会,以打发余暇;或茹菜事佛,将希望寄托于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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