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加以探讨,无疑已经形成一个较为普遍性的看法,亦即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费孝通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研究表明,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讼师”,大家就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于是,在乡村社会里,打官司也成了一件可羞之事,因其表示教化不够。在乡村里碰到矛盾,最为看重的是调解。而所谓调解,其实又是一个教育过程。林端对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作了进一步的申述,他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法律受到儒家伦理重礼教、讲人情的制约,无不决定“调解”比“判决”更为重要。换言之,儒家伦理所倡导的“讼则终凶”的思想,终究证明乡土社会的本质就是一个“反诉讼的社会”。基于此,中国人立基于实际所体认的传统,就是“怕上法庭、视兴讼如蛇蝎、鄙视法律、反对法律等的疏离心态”。劳政武则对中西法律文化下的观念差异作了有益的比较。他认为现代西方的“权利本位”观念,是鼓励人们去争权夺利,甚至以“别让您的权利睡着了”为标榜,实在是鼓励兴讼。而“中国固有法系之胸襟为弥讼至上,并且有扶弱抑强之设想”,亦即“对于官吏贪赃枉法予以重罚,严禁为现任官员立碑;反之,对老耄幼弱愚蠢者有宽宥之制,对欠债果属贫困得折扣还钱等是”。
毫无疑问,将传统中国社会定义为以“无讼”为主体的“反诉讼”社会,大抵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值得指出的是,历史研究固然需要这种概括社会本质的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但更应关注历史上社会形态的动态变迁及其变迁的内在“理路”,并进而阐释其成因。基于这种意识,关注传统中国社会诉讼的历史事实,则尤显必要。究其原因,张德胜对“社会原理”的解释,无疑具有启发性价值。这就是说,尽管传统社会中的儒家“力主教化”,希望通过“规范内植,使个人主动服膺”,但是,若是基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单纯的教化并非万能的。个人欲望的存在,最终必然导致其与代表社会要求的规范有所抵触,于是“任何社会均会采用某些外逼手段,促使成员就范”。当然,所谓“外逼手段”,其实就是法律的强制性制约乃至裁判。就此而言,传统中国的“和解”,亦并非尽能造成“完美或圆满的结果”。至于其理由,萧公权已经给出了如下答案:“在专制帝政的统治下,在全体人民分成几组显然有别之单元的社会里,彼此歧异的利益是不免要存在的。想把这些利益——尤其是统治者与臣民、绅士与平民、不同的地缘、种族或职业团体间的利益——加以调和,永远是办不到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或团体与团体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就永远存在。”即使是传统中国法律体系中经常采用的“扶弱锄强”之法,尽管被当时的一些地方官视为“为政大体”,但亦并非完全可以达臻“无讼”的理想境界,反而会造成“不待出官,而胜负已决”,以及“荐绅窘辱,奸豪得志,长刁殃民”。其言外之意,就是会引发民间的“好讼”之风。
由此可见,尽管儒家知识人追求一种“无讼”的理想境界,而明清社会的现实状况却是一个“好讼”的世界。换言之,民间百姓一旦“情关迫切,势难缄默”,还是不得不“赴官鸣控”。随之而来者,则是“无讼”的理想与“好讼”的现实必然会产生冲突。冲突的结果,则是“息讼”观念的出现乃至其在具体司法事务中的实践,再加之明清社会的巨大变迁,最终导致“好讼”社会的形成。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理想社会的境界即为“无讼”的世界。“无讼”一说,初见于《大学》,其中孔子有言:“听讼,犹吾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此即“无讼”思想的源头。在中国民间,一直有许多劝人息讼的谚语流传。如汉代谚语说:“廷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明代也有相同的谚语,其中有云:“衙门日日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又明代俗语云:“原告被告,四六使钞。”又云:“官府不明,没理的也赢。”
在清代民间,同样流传着很多俗语,其中关于告状的俗语,多是劝人不要告状,体现了民间一直存在的“无讼”意识。清代有一句谚语云:“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如在湖南宁远县,有下面一些俗语,诸如“衙门大打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饿死莫做贼,气死莫告状”“告人一状,三十六冤”。流传在河南各县的民间俗语中,也有相同的看法,如“屈死不告状,饿死不做贼”“人犯王法身无主,见官三分灾”“一家入公门,九牛拉不出”“会打官司不算能,越打官司越受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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