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阴司诉讼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即究竟是“阴阳相隔”,抑或“阴阳相通”?套用明清时期的话语,亦即究竟是“幽明异路”,抑或“幽明一理”?就此问题,明清两代的儒家精英与民间百姓均有各自的理解与回答。
就前者而言,按照清人纪昀的看法,在幽与明亦即人间与地狱之间,存在下面两种关系:一是幽明异路,凡是人间所能治理的案件,鬼神就不必更治,这是为了显示互相“不渎”。二是幽明一理,凡是人间所不能治理的案子,鬼神有时就可以代治,这是为了显示鬼神有“不测”之功。钱维城亦言:“天之祸福,不犹君之赏罚乎?鬼神之鉴察,不犹官吏之详议乎?”这同样是鬼神世界与人间相符之论。
就后者而言,明清两代的民间百姓,大多相信阴司世界乃至其本身所拥有权力的存在。如在明代,就流传着下面一种说法,就是阳间皇帝死后,阴间的阎王都要为他戴孝。这是民间观念中阴阳相通的最好例证。从明清两代的民间习俗来看,无不流行一种“烧纸钱”之俗。民间百姓相信,纸钱烧化之后,到了阴间,也就成为“孔方”。迷信者还相信,若是“多烧楮镪”,可以替死者赎罪。清代四川的酆都县,更是民间所传人、鬼交界之处。县中有一井,每年都有很多人焚纸钱帛镪,投入井中,花费将近3000两银子,民间称之为“纳阴司钱两”。清代苏州的民间习俗,亦有“解天饷”之例,由各乡土地神庙收纳阡张、元宝(俗称“钱粮”),上缴到“玉帝殿庭”。无论是“纳阴司钱粮”,还是“解天饷”,均说明民间相信天庭、地府的存在。
概括言之,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人死之后,进入阴间,与阳世的亲人隔绝,理应属于“阴阳相隔”。不过,若就融合了佛道理念的因果报应而言,人死之后照例会根据死者生前或善或恶的行为而得到相应的报应:至善者升入天堂,甚或成为神灵;一般的善者虽灵魂进入地狱,却可投胎再生;至于恶者,则被打入地狱,承受非人的折磨,轻则转生为动物,重则永世不得超生。尤其是民间信仰中所谓“无常鬼”的存在,更使阴间与阳间之间得以正常沟通。中国的古谚云:“一旦无常万事休。”其意原本是说人生无常,终归一死,并非真的是说有“无常鬼”的存在。这句谚语到了民间百姓那里却得以发挥,演绎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无常鬼形象:面痩身长,穿白衣,戴白巾,手持雨具,肩挂纸钱。在很多庙中,都有无常鬼的塑像。此处所谓无常鬼,其实就是“死无常”,是阴间派到民间勾魂的使者。此外,民间还创造性地幻想出了一个“活无常”形象。这些活无常,通常是由民间“生魂”扮演,不论男女,均可充当此职,于是也就形成了“走无常”的习俗。可见,所谓活无常,则是阳间派出与阴间沟通的使者。就上面所列事实而言,则又“阴阳相通”。
在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一种现象,亦即作者通常喜欢刻意渲染一些不同于人世间的阴司之事。此类记载,看似千篇一律,甚至落入俗套,而且创作者的用意不一,然若能细加探究,尤其是从法制史的视角加以观察,从中不难发现诸多可供研究者重新加以认识的法律内涵。
文学作品中所刻意创造的阴司以及与其相对的阳间,属于不同的两个世界。阴司属于“虚幻世界”,而阳间则属于“现实世界”。文学作品所描摹的飘渺的虚幻世界,大抵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及融合。换言之,一方面,虚幻世界是作者的理想世界,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不公正现象,通常会在这一理想世界中得到合理的矫正。另一方面,虚幻世界又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作者尽管不敢直接将批判的触角伸向残酷的现实世界,却可以通过诸如阴司一类的虚幻世界,对现实世界加以嬉笑怒骂。进而言之,现实社会中的不公正现象,乃至现实司法体制中的诸多陋习与弊端,通常会在虚幻世界中得到生动的反映。
正是就这一角度而言,文学作品的创作者通过虚幻世界的创造,使自己成为现实社会的最高裁判者。凡是被现实社会道德伦理所不容却又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各色之人,作者照例通过虚幻世界给以重新安排,给他们更为合理的定位;凡是现实生活中百姓所受诸多冤屈,不但会得到上天的感应,甚至可以在阴司这一虚幻世界中得到伸冤昭雪。
无论是儒家精英的私家记载,还是民间文学作品,都普遍存在一种观念,即阳世清明公正的官员,死后可以成神,或者成为阎罗王,在阴间继续从事司法判案。明代无名氏所撰小说《百断奇观重订龙图公案》(今本改为《包青天奇案》)之《尸数椽》一则,借助受冤屈的巫梅之口,说明了小说作者对包公一类公正法官的崇敬。而包公之所以被人崇敬,就在于他“关节不到”,而且“一生不听私书”。清代佚名所撰小说《五鼠闹东京》中的故事,更是明确地告诉我们,包拯是天上文曲星“降凡下界”,赋予其“日则判阳,夜则判阴”的权力。就此而言,诸如清官神化一类的故事,正好说明了传统中国法律的“人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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