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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上编 国家治理

朝觐与考察,是明清两代国家的重典。若从地方治理的视阈加以考察,明清两代的访察体制,关乎两个治理层面:一为地方官治,是对地方官的考察与治理,借此旌别贤否,以黜陟官员;二为民治,是对民间利病的博访与治理,借此知悉民隐。两者的付诸实施,均必须借助访察体制。先访而后察,既察官吏,又访民隐。明人徐学谟有言:“访察不行,如暑月无雷霆,积阴必致伤稼。”可见,访察体制与地方治理密切相关。

就“察吏”这一层面而言,显然牵涉官员的考察制度。明代制度规定,文官的选用,职掌于吏部,但京官与外官考察,则由都察院、吏部两衙门“公同考核”,吏部衙门不得专制。明代官员考察之制,分为京察与大计。京官六年一考察,称京察;外官三年一考察,称大计。假如考察有所不公,罢黜或留任有所不当,则允许科道官即时指实论奏,都察院、吏部不得自以为是。至于具体的考察之法,则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综合评判:一为各处巡抚、巡按开注的考语,二为吏部与都察院的访察,三为来朝布政、按察二司方面官当面商议可否。

地方官员的朝觐、考察,无不借助于访察。吏部、都察院、吏科,均有自己的访察之制。当内外大计之时,吏部事先会发出“访单”,通过访单而采访官评。按照制度规定,例禁匿名文书,唯有吏部的访单,则是一种例外。当填注完访单且缴纳吏部之时,上面可以“不著姓名”。当天下官员入觐之年,都察院为了对入觐地方官的“官评”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通常也会“加意采访”。当大计之年,吏科并非完全采信吏部、都察院的访察,也会自己发出访单,“分行咨访”,借助于“人士之口”及“采获之单”,凭此作为一种黜陟官员的“公论”,进而加以评驳。

尽管访察之制贯彻于内外官员的考评之中,但尤以地方官员的考察最具特点。朝廷派遣大臣考察地方官吏,这在汉、唐两代最为常见。明初立国,以布政司分治天下。至永乐初年,始遣给事中、御史分行天下,逮治“有司奸贪者”。其后,遣蹇义等26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不久,又遣礼部侍郎郭敦以偕同给事中陶衎,巡抚顺天;刑部侍郎吾绅,奉敕考察两广、福建的方面官。当时尚无巡抚官,这些派往地方考察官吏的大臣,大多奉有“特敕”。正统初年,分遣大臣考察天下方面官,刘辰前往四川、云南、贵州,“悉奏罢其不职者”;徐琦奉命与工部侍郎郑辰考察南直隶官吏,“黜不法者三十人”;段民为左参政,奉命与巡按考察州、县官员之廉墨。景泰中,亦遣大臣巡行天下,黜陟有司。礼部侍郎邹幹至山西,罢黜布政使以下官员50余人。当时在地方已经设立巡抚,再次由朝廷派遣大臣考察地方官员,无非表明朝廷重视地方吏治的决心。

自设立巡抚之后,再加上巡按御史,亦即所谓“抚按官”,几已成为廉访官评、博访利病的两大主管官员。相较而言,巡抚、巡按虽均为后来添设的“专敕官”,但两者的职掌各有侧重:巡抚偏重地方民事与军事,尤以抚民为专职。明代的巡抚有边方、腹里之别。按照制度规定,在每年的四月与八月,边方巡抚与腹里巡抚,都应该“到京议事”。这一“议事”惯例,足证巡抚属于地方行政与军事大员。而巡按则偏重监察与司法,尤以察吏为专职。巡按到任地方之后,借助于“访察”“采访”,对按属衙门官员贤否,加以旌别。换言之,巡按巡历各处,最为关心的事情则是“察吏”,“入其境,核其品,征其行事”,通过“民之向背”,借此考察官员的贤或不肖。因巡抚通常挂有都察院之衔,所以在规定的民事、军事职掌之外,又兼具访察地方官员之责。抚按并称,绝非偶然。

值得注意的是,巡抚尤其是巡按访察所属官员,并非都是亲力亲为,而是按照一定的程序,将访察的职责转行所属各衙门官员。其中转行下达的基本程序,则为巡按责之司道,司道责之府厅。所谓司道,是指布政司、按察司所属各道官员,包括分巡、分守、提学、清军、管粮、抚民、兵备各道官员,因所挂为布政司、按察司衔,且巡历各道,故称“司道”。至于“府厅”,则指知府、推官。知府、推官参与地方州县官的访察,究其原因,则是知府为“一郡师帅”,推官又“查盘各属”,对于巡按而言,两者均称得上是“耳目最近”。至于巡按察吏之法,通常要求所属司道官员,将知府以下官员,“务要备细访察”,以便获取这些官员的“素履”。将已访察过的官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勤政爱民,守法奉公者”,操心公廉,干事通敏;另一类是“罢软无为,素行不谨者”,酷虐不法,贪声素著。将访察所得备查明白之后,所属司道官员另外开具“揭帖印封”,送达巡按御史处。

就考察制度设计而言,显已极为完备。诸如吏部、都察院虽都有官员考语的类总文册,但通常是吏部不知都察院的考语,都察院不知吏部的考语;吏部考语不同于都察院考语,都察院考语不同于吏部考语。在通常情况下,官员的去留,吏部、都察院都是临时彼此参论,而后决定。此外,尚有两项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考察去留的公正性:一是吏科的封驳,通过自出访单以定官员黜陟;二是布政司、按察司官员的“面讲”,即通过二司的当面讲论,以决定地方官员黜陟。

然吊诡的是,明清帝国制度史的事实显然已经证实,任何一项设计完备的制度,通常因为官场病的浸染,执法者之因循苟且、虚应故事,而制度的效率发挥大打折扣,有时甚至成为流于形式的一纸空文。崇祯十六年(1643),天下官员例当入觐,都察院先期颁行榜示,对诸如征逐过从,逆程设席,山人、墨客往来,捏款私揭,捏情肆辩,计后潜住京城等,无不加以禁止。但严禁之下,地方官员不加遵守者依旧故我,尤以“馈遗”一事,最为干犯法纪。外任官员每年至京城送礼,已是习以为常之事。至朝觐之年,自知府、知县以上,“必人辇一二千金入京,投送各衙门,及打点使费”。那些“截俸留考诸员”,则又“持有一番钻营之费”。至于派遣大臣考察地方官员,尤其是巡按御史访察地方官员,效果也并非如设计者之愿,反而“察弊适以滋弊”。如永乐年间邹缉上言,贪官污吏,遍布内外,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养活之计,有司奉承惟恐不及”,其结果则是,“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贿赂”。其后,梁廷栋在上疏中亦直言,巡按御史在地方上的盘查访缉,其中的“馈遗谢荐,有司所出,多者二三万金”。此外,蹇义也明确指出,巡按御史、分巡道考察地方官员,大多是因循苟且、虚应故事而已,导致“不才者侥幸在职”。诸如此类的事实,已经足以证明,一项好的制度,即所谓“治法”,尚需简用得人,而后方可贯彻实施,此即所谓“有治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有“治人”,无“治法”,亦不无道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的访察体制下,地方官的“官声”,时常通过地方舆论得以采集。而在地方舆论中,正如清人张潮所言,“豪右之口与寒乞之口俱不得其真”。换言之,舆论同样存在社会阶层性。同样一个官员,又是相同的行政举措以及个人修养,在“豪右”与“寒乞”之间,反而有不同的评骘。可见,所谓廉访官评,其间同样存在复杂性。

廉访地方有司的官声,进而加以考察,并将考察结果上报吏部,最初是由巡按御史、按察使职掌其事。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下令,凡是到任半年以上的府州县官员,巡按御史、按察使必须“察其能否廉贪实迹”,而后具奏。至景泰七年(1456),巡抚开始参与对地方有司官员的考察。当时规定:府州县官员,由巡抚、巡按会同按察使加以考察;布政司、按察司二司官员,则听凭巡抚、巡按考察。如天顺六年(1462),李侃巡抚山西,考察属下官员,奏罢布政使王允、李正芳以下160人。自正统十四年(1449)以后,抚按官对地方有司官员政绩的考察,与吏部的察访结合在一起,作为对地方有司官员旌异或贬黜的依据。至嘉靖二十一年(1542),抚按官对所属官员的考察,又与地方官的“朝觐”合在一起,借此作为吏部黜陟地方有司官员的依据。

官员考察之职,原本由都察院、吏部承担。鉴于地方庶官众多,都察院、吏部“不能遍照”,于是将巡察之责“寄之抚按”,而后吏部“凭之以黜陟”。这主要基于巡抚、巡按“职专一方,咨访的确,而闻见不爽其实也”。文中所云“咨访的确”,是指巡抚、巡按的访察。换言之,抚按、司道官员与地方有司整日在一起共事,对于地方有司官员的年力、才干、心术、操守,均可“详窥细访”。除此之外,尚有“内之咨访”,亦即吏科的访单,其目的在于济抚按访察之不及,弥补抚按访察之未确。可见,抚按之访察,与吏科之咨访,在地方有司的考察中,“相兼酌处,期在相成”。至于吏部、都察院考察地方有司官员的凭据,则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抚按的“考语”,二是吏部、吏科的“咨访”。在抚按考语之外,必须加上吏部、吏科的咨访,其原因大抵有二:一则抚按的考语,难免有名实混淆之嫌;二则咨访可以起到集思广益之效,使官员考察制度更趋公正、完善。

这就需要对抚按的职掌有所交代。在地方有司的考察上,巡抚、巡按具有以下两大职掌:

其一,直接保举贤能的地方官员,或提问贪酷不职的地方官员。按照功令规定,各省司道官员,假若俸深劳著,巡抚、巡按可以直接“荐举擢用”。明代的制度规定,巡抚、巡按有保举官员的权力。各处巡抚、巡按,需要将境内人才,逐一搜访,“会本具奏”。换言之,抚按需要延纳地方清议所褒奖之人,将他们“荐闻于朝,以备录用”。这在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中可以得到印证。如明人张岳在江西巡抚任上时,就上荐举人才一疏,其中所保举之人,包括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简霄,原任刑部右侍郎刘节,原任南京国子监祭酒邹守益,原任南京鸿胪寺卿欧阳德,原任翰林院修撰罗洪先,原任给事中魏良弼、曾忭、詹泮,原任御史曾孔化、郭弘化、傅鹗、陆梦麟,原任湖广按察司副使江以达,浙江按察司副使王蓂。在疏中,他称这些人,“皆退居日久,进修不倦,常怀忠爱之心,皆有济用之器”。清代督抚亦有“保题荐举”之责,需要将有贤、有能的知府、知县,保举题疏,以便朝廷擢用。此外,明代的制度规定,但凡地方官员贪酷不法踪迹显著、明例不宥者,六品以下官员,巡抚、巡按有权“即时拿问”;五品以上官员,则不得“径自拿问”,需要指实参奏,请旨拿问,以凭“覆议定夺”。

其二,廉访官评,作为吏部考察地方有司的凭据。此即所谓“举劾”。巡抚、巡按在巡历所辖地方之时,必须“慎委公明僚属,相与体访,仍须亲自参酌”。此即所谓廉访。巡抚、巡按御史将对地方官员的访察,最后落实为“举劾官员贤否”。其中所云“举劾”,传统文献又称之为“举刺”。抚按举刺之职,“实激扬所系”,亦即贤者举之,庸劣者刺之。其施行的规矩照例如下:“顾人之贤否,不可以数定;则所以举之、刺之者,亦不可以数拘。”所谓“举”,就是对在访察中获得“贤才”声誉的官员加以举荐;所谓“劾”,则是对那些才劣乃至贪酷的官员加以弹劾。进而言之,巡抚、巡按之责,“莫大于举刺。举刺当,则吏治清,而民生遂矣;举刺不当,则吏治浊,而民生苦矣”。其中荐举贤能,更是“抚按官第一事”:“若不知而泛举者,谓之暗;若知其不贤而滥举者,谓之欺。”

明代的制度规定,巡抚有访察所属官员贤否的职责。通过“采访”,而后对所属官员加以“旌别”。清代的史料亦证实,巡抚的责任在“抚绥”,而抚绥之权,则“首在察吏”。自访察之外,举劾地方有司官员的贤否,也是巡抚、巡按的主要职责。以巡抚为例,隆庆二年(1568)六月,提督军务兼巡抚福建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何宽在题本中称:“奉命巡抚福建二年于兹,叨蒙升任,所辖藩臬方面官员,例应举劾。”巡抚举劾地方官员,通常是在“升任”离原职之时。如隆庆四年八月,原巡抚广东地方兼赞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后改任巡抚浙江熊如达题称:“臣待罪巡抚,责任激扬,而各官贤不肖之最者,闻见颇真,兹当叨转离任,敢不次第而陈之?”此即其例。以巡按为例,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在给巡按御史的敕谕中,就明确了巡按御史考察地方知府、知县的职掌:若是知府、知县“果有遵行尽职,生民安业的”,就“指名奏来升用或赐旌奖”;若是知府、知县“仍前不遵,故虐小民者”,则“指名劾奏治罪”。无论是旌奖,还是治罪,务要“从公荐劾以凭黜陟”。明人归有光、王廷相的说法基本可以印证巡按有察吏之责。归有光认为,御史巡按地方,尽管奉有诏条,可以“无所不问”,但“尤莫先于察吏治得失,登贤显能,去其治行无状者”;王廷相则认为,朝廷派遣御史巡按地方,付之以监察之权,目的就在于“博采乎群情,广求乎民瘼”,进而收到“振纲而顿纪”“激浊而扬清”的功效。

揆诸史实,确实如此。巡按大多有举劾地方官员的题疏。如隆庆四年月,巡按山西监察御史王君赏题称:“奉命巡历,兹当事竣,谨将各官贤否,据实陈之。”可见,巡按御史举劾地方官员,大多亦是在“巡历已满”,即将离任之时。如隆庆四年八月,巡按广东监察御史杨标题称“巡历已满,敢举所得贤不肖之尤者,循例陈之”云云。入清以后,在巡按尚未废止之时,巡按对于“有卓异”的地方有司的旌奖,大多分为两等:一是“荐之于朝”,二是加以奖励,仅仅“给以银两而已”。

当然,巡按举劾地方有司官员,并非尽由自己访察,而是将职责转寄于下属官员。正如万历年间赵南星所云,巡按举劾时的凭据,多由司道官员“开报”;司道官员的凭据,则由知府与推官“开报”。可见,在地方访察体制中,“激扬转操于上,耳目实递寄于下”。在地方访察由下上达的过程中,“监司”亦即所谓司道官员,显然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换言之,知府、知县贤否,责在监司;而巡抚、巡按,则是监司之领袖。监司官员对于府县的长官、佐贰官,同样负有“激扬之责”。监司官员不可能遍识府县所有官员,只好寄耳目于他人,于是也就出现了“延访”之举,亦即在对群吏加以品题之前,借助于“众论”。

府州县以上官员的考察,由巡抚、巡按负责。至于州县衙门中的杂职官员,他们的官评则由州县正官负责开报。清初人郑端在《政学录》中有云:“州县官开报杂职官评,不但事实考语多所混淆,即年貌一节,亦有注不肖似者。故凡遇杂职来见,即刻在所递脚色内注定年貌,务要逼肖。途中迎接,递手本时,即问以数语,或问以一二事,细观其人之小心能干与否,亦可得其大概,随将年貌、才品笔注手本上,候到署,即载之底本中。其才守,又加细访,如此则人人不差。”从这则记载大抵可以读出以下两层意思:一是州县杂职官员官评的开报,大多通过“细访”,这是访察之职向州县衙门的延伸;二是访察所得州县杂职官员的官评,通常“载之底本”中。

这就需要对廉访官评时的“底本”稍加分析,以期对访察体制有更深的了解。廉访官评,通常采用“无所不问”之法,亦即博采众闻,举凡“近而乡绅,远而过客,下而百姓,又下而衙役隶卒”,均是“可访之人,可问之处”。访问之时,不可偏听偏信。譬如,只问百姓,或许会出自仇人之口;只问衙役,或许是“私谮”之语;只问乡绅,或许其人非端人正士。所以,必须“兼听而遍访之”。从明人佘自强的记载中可知,衙门的箧笥中,大多置有官评底本。从知府而下之官,通常是每人“二叶”,小官则各为“半叶”。官员日常所行,“有好事即注之,有错事亦注之”。这些官评底本,所载的尽是“新闻”,则是日访月积的结果。至于新闻的来源,有些得自招详,有些得自宾客、士绅之言,有些则得自百姓舆隶之口。

入清以后,察吏八条准则的确立,使地方访察制度渐趋完善。如清人程含章撰有《八条察吏》,以此八条作为举劾地方官员的准则。具体而言,分别为:儒吏,定当破格保举;循吏,则从优保举;能吏,亦从优保举;官吏有一长可取,则随事保举;昏庸之吏,立予参革;荒淫之吏,立予参革;恶劣之吏,立予参革;贪酷之吏,立予参革治罪。

值得指出的是,从地方廉访官评的政治实践来看,自实施之初即并非完全达臻实效。以巡按御史访察地方官员为例,早在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曾对吏部尚书蹇义说过一番话,从中不难发现下面一个事实,即御史到了府县之后,所谓访察地方利病,不过是坐在公馆中,召见秀才与在官府服役的皂隶并加以询问,并非亲自深入民间暗访。如此之举,若是真的属实,那么很难使廉访得实。随之滋生出诸多弊端,影响地方官员考评的公正性。举其大者,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巡抚、巡按攫取地方监司官之权。明洪武年间,确立了一条自下而上的地方治理准则,即“县自清里甲,州清县,府清州,布政司清府所属,按察司清布政司所属”。唯有按察司耳目不及,治下有遗漏的贪官污吏、无籍顽民,方由巡按御史加以整治与清理。可见,这是一种“百司各得其职”的制度规定,且使权力各有约束。尤其是司道一级的监司官员,对地方上的守令官负有“激扬之责”。换言之,守令的贤否,责在监司。事实并非如此。监司官的权力,逐渐被巡抚、巡按攫取,举凡大小刑名,均令下属申详定夺。其结果是,巡抚、巡按置原本“纠察百司”的职责于不顾,反而沉溺于冗杂的案牍中而不能自拔。

其二,“浮议”影响地方官考核的公正性。地方官员的赏罚,取决于官声的“是非”。此类是非,显然已经分为两种:一种是“小民之公论”,却是“非远而不能达”;另一种是“巨豪之浮议”,则“朝布而夕达”。一旦官声为“浮议”所把持,那么即使是贤者,也难以自明。就此而论,所谓“风闻言事”,可行于朝内的科道官,不可行于在外的抚按官。明嘉靖年间,大学士杨一清在上疏中揭示:地方官若是得罪于巨室,就会“飞语四驰”;若是失礼于乡官,就会“毁言日至”。这就是浮议影响地方官考核的又一佐证。所谓“浮议”,其表现形式不一,或私递揭帖,或刊刻谤版,或散播蜚语。诸如此类的浮议,无不影响到抚按考察地方官员的“公平正大之规”。

其三,督抚上任的条陈已经形成一种套路,导致官评失实。已有的史料显示,明代督抚初到地方,必会上一个条陈疏。在疏中,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不说“此人有才”,就说“此人任事”。其实,莅任之始,地方利病、属官贤否,并未周知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而已,并无多少实效。于是,抚按称赞下属官员之善,其中褒美往往失真。据李乐记载,明代有一位河南巡抚,在荐举地方官员的奏疏中,称其“学贯天人,才兼文武”。这种只有王阳明那样的人方可担当得起的考语,加在一般官员身上,其考语的失实已是不言而喻。

其四,抚按官举劾官员,渐趋泛滥。按照明代的制度设计,但凡官员政绩的考察,“朝廷之黜陟,凭吏部之进退;吏部之进退,凭抚按之举劾”。巡抚、巡按举劾是否得当,攸系民生之休戚。进而言之,抚、按之举劾,上关乎国柄,下又关系到民命,其责任可谓重且专。然从抚、按的举劾实践来看,显然已经失去了公正性。正如明朝人朱豹所言:“近来巡抚、巡按,怠于巡访,易于欺蔽。贤能者未必举,所举者或及污婪;鳏旷者未必劾,所劾者或加良直。”一旦抚、按的举劾,或因姑息而市恩,或因爱憎而徇己,其结果则必然导致贪墨肆行,小民丧气。

其实,早在明嘉靖十七年(1538)十一月,明世宗在诏书内就专列一款,揭示抚按举劾官员之滥,直斥他们“当劾而举,当举而劾”。随后,在嘉靖十九年四月、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嘉靖四十三年五月,明世宗在诏书中对此类行为多次加以申饬。这种举劾泛滥的现象,同样见诸官员的上疏与其他记载中。如陆光祖在上疏中,直揭荐举之弊在于纰缪滥溢:“有巡抚明知其不肖,以巡按庇护而不得不荐;有巡按明知其不肖,以巡抚推毂而不得不荐。有前官已举,而受代者不欲异同;有未履地方,而养交者已多延誉。”种种弊窦,不可胜举。唐顺之在给他人的书信中,也对抚按官的举劾不公,颇为愤懑不平,直称:抚按官之所举,必是“藩臬方面大官”;抚按官之所劾,必是“通判县丞小官”。所举者即使不是大官,也必定是善于攀援钻营的亲识故旧;所劾者即使不是小官,也必定是负气倔强所致。相同的说法,也见诸叶春及的上疏中,认为抚按所举之人,必是“方面大官”;不然,就是进士出身的州县官;再不然,就是那些“突梯韦脂善为媚者也”。抚按所劾之人,必是“州县小官”;不然,就是举人出身的方面官;再不然,就是那些“倔强倨亢不善为媚者也”。其结果,则是“玉石混淆,邪正杂糅,公道榛塞”。许赞在上疏中,亦称巡抚、巡按荐举地方官员,已有滥举之弊,其意不过是“结欢收功”,反而不顾“激扬之大体”。明嘉靖年间,大学士杨一清在上疏中,更是坦言抚按举劾地方官多已失去公平,亦即“名登荐书者多善于催科,而抚字者或未之及;多取其逢迎,而质实者或在所遗”。其结果,则是地方官“宁苦百姓,不敢忤上官;宁取怨于小民,不敢获罪于巨族”。这无疑就是地方政治不善、百姓不安的主要原因。明隆庆四年(1570)五月,高拱在奏疏中亦指出,抚按荐举章疏中,所荐人数过多,本为汰去的老疾官员,却还是纷纷被保荐,目的在于“各为党比,徒市恩私”,以致“贤否难凭,黜陟无据”。王廷相在奏疏中,也直言巡按举劾地方官员之滥:御史旌举司府州县等官,“不问其人品高下,立心行事,曾有卓异政绩与否,但见其奉承齐备,礼貌足恭,便以为好,即一概滥举”;御史纠劾地方官员时,则大多“类取一二塞责,甚至纠及县丞典史等官”,对于那些蠹政害民的“大贪大奸”,却因为“乡里同年亲故之情”,反而掩蔽不发。督抚举劾泛滥现象,在清代依然如故。据清人曹一士之论可知,督抚的误举误劾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督抚所荐之能臣,实则是贪污亏空、草菅人命的“贪吏酷吏”。随之而来者,则是官评趋向的反转:“以趋走便利而谓之能,则老成者为迟钝矣;以应对捷给而谓之能,则木讷者为迂疏矣;以逞才喜事而谓之能,则镇静者为怠缓矣。且或以武健严酷、不恤人言而谓之能,则劳于抚字、拙于锻炼者谓之沽名钓誉、才力不及,而掇拾细故以劾罢之矣。”好尚一乖,取舍顿异,地方吏治随之败坏不堪。

其五,抚按为国荐贤,转而造成“私谢”成风。明代朝廷派遣监察御史分巡“外服”,考核地方有司。诸多史料记载揭示,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套廉访官评体制显已“颠倒是非,变乱黑白”。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则限于巡按的个人品格,即“柔懦者或失之姑息,刚毅者或过于勇猛”;一则失于廉访的公允,即“徇私昧是非之公,偏听失举措之当”。尤其是在“三途并用”转而变为独重进士之后,御史按行天下,考察地方官员,不再论官之贤否,一概只问官员的出身。如果是进士出身,即使不肖,也“改容而礼貌之”,甚至“列状而荐举之”;反之,若非进士出身,即使是贤者,也不“改容而礼貌之”,更不会“列状而荐举之”。“私谢”渗入访察体制之后,抚按对地方官的举劾就更无公平可言。据明末曾任河南巡按御史的吴甡记载,当时地方官场已经形成如下一种惯例:凡是被巡按荐举的文武官员,多会派遣使者,“赍礼币报谢”。为国荐贤之大典,转而变为巡按谋取私利之具。由此而来者,则是负有“澄清一方”之责的巡按御史,转而贪婪成风。据史可法的揭示,明末巡按御史的贪婪几已成风。一方面,当巡按出行之日,地方有司为了取媚于巡按,每五日就罗列珍错异味,称之为“小送”;另一方面,巡按所处理之讼牍访案,只是追求“坐赃”,其中的科罚动以“千百计”。除此之外,巡按任满报命,通常又会借向京官馈赠之名,“檄取盈橐归耳”。巡按巡行郡国,原本应该令贪墨之吏“望风解绶”。一旦作为察吏之人的巡按自己陷于贪墨,那么正如明末大儒刘宗周所言:“以墨治墨,将何令之从?”其结果是,巡按反而成为“生民遗厉”,甚至成为“天下毒”。

在明清地方访察体制中,除廉访官评之外,尚有访拿奸宄一项。两者相合,构成一套完整的访察体制。在明代,巡按御史巡访一地,其基本的职责,大抵有审录、拿访等项。在清代,上司官员到任地方之后,“例拿访犯,以除民害”。

这在明清两代地方大吏的行政实践中得到了普遍的实施。如明崇祯八年(1635),南直隶巡按御史下发“宪牌”,要求所属官员,“博访利弊,以安地方,以维风化”,这就是所谓“宪示”。可见,巡按要博访的内容,涉及地方“利弊”与“风化”两项。当时太和县知县吴世济接到这一“宪示”之后,随即“逐款详查登答,以备采择施行”。其中“利弊”之“弊”,即包括地方上的巨奸大恶。清雍正二年(1724),田文镜任河南巡抚时,就曾发牌给所属司道、府州县官吏,借此咨访地方利弊,其中有云:“凡田粮、水利、盐法、驿站、税课以及深山穷谷、冲僻紧要去处应设防卫并势恶土豪盘踞吞占、诡计包揽、大为民害等事,耆老商榷停妥,合乎人情,宜乎土俗,备晰分别,应详者明白详报,应禀者密封投送,以凭参酌具奏。”

明代设置巡按御史,其目的在于“察吏安民”,所以通常将“访拿土豪、衙蠹”,载入巡按的敕书中。所谓“访拿土豪、衙蠹”,其实就是“访犯之拿”。究其本意,是指对地方上的巨奸大恶,府县官员难以惩治,必须借助“廌斧以除民害”,亦即借助巡按的特殊权力以除去民害。入清以后,巡按御史已停止派遣,地方职责多由总督、巡抚承担,但总督、巡抚同样不乏“访拿土豪、衙蠹”之举。换言之,清代的总督、巡抚大抵继承了明代巡按的部分职掌。

除恶安良,必先剔蠹。蠹之术不一,而蠹之害无穷。上而司道,次而府厅,下而州县,无不有蠹。尤其是衙蠹,一旦被上司访拿之后,即使另用一班衙役,“非是同伙,即是后进,援引结连,狼狈作恶,官府尚不能出其圈套”,仍然可以把持衙门,危害地方。所以,清代的总督在上任之后,就以访拿奸宄为先务。康熙初年,刘兆麒出任闽浙总督后,就有“访拿衙蠹”一示,牌行闽、浙两省按察司及各府州,要求他们照牌访拿衙蠹,“速将本衙门奸恶蠹役密访真实款迹,具揭呈报,以凭拿究”。州县官奉上司之命,通常也会颁发告示,博采良谟,以“去蠹为先”。如清代知县刘衡有《博采良谟告示》,明确规定:治内绅士耆民,只要知晓“谁为教唆词讼之人,及有无拜会结盟、容留啯匪、窝贼、开赌,横行乡里,为民害者”,都可以呈递密函,加以告发。知县为地方求治起见,虚衷博采,爱憎取舍,绝不徇一己之私,允许绅士耆民直言无隐。为了保护告发者,以免这些“棍等”挟嫌报复,知县通常采用“密延入署”之法,在询问明确之后,立即“密拿讯办”。

在明清地方司法事务及其实践中,犯人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访犯”,大致为上司衙门密访而后“行牌坐名擒拿”的犯人;另一类是“恶犯”,大致为本地人民“公举列款首告,害证众多”的犯人。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于不同的犯人,地方官采取不同的应对及处理之法。

就“访犯”而论,地方官在接到上司拿访之令后,首先应该区别访犯的真假。所谓“访犯”,除去真正的巨恶之外,有些“每有仇口播弄,事属风闻,实非巨恶”,有些则为“良善而负以恶名”。若果系无辜,必须“先具密禀”,或者“亲见而禀”,替犯人辩白诬枉,让上司“收回提解”。

上司拿获的访犯,通常会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先有访单,而后行牌地方官,按照访单内的“有名犯证”,前往捉拿;另一种是上司先将访犯拿获,而后召告地方官,让地方官将“原证一并批审”。总体而言,但凡上司发下的“访件”,地方官都不可迟缓。在审讯之时,先逐款传唤受害者与证人,将案件的始末根由详细问明;而后传唤访犯,也逐款研讯。

若是上司行牌要求拿访的犯人,收到的文书必系“钉封”。这种钉封文书,不可当堂轻易拆开,必须携入内衙密看,以免走漏消息。然后根据所犯罪行的大小,采取不同的擒拿措施。若系“恶迹素闻,手眼甚大,或托名公事”,地方官必须亲自擒拿;若是罪行稍小,或委派衙官,或差遣的当衙役,“速行锁拿到县”。随后,根据上司发来文书的宽严,以决定起解犯人、提解家属等事项。

若是上司发问的被访犯人,地方官则必须秉持两条原则:一条是“要看上司意旨何如”。在未审之前,要向上司“请教口气”,以便决定访案的“迟速宽严”;既审之后,仍然要向上司“请教口气”,以便对案件“轻重定拟”。在访案司法实践中,地方官反复向上司“请教口气”,其目的在于避免上司的批驳。譬如上司对一件访案是“始严而终宽”,假如地方官匆忙据实定罪,后来知悉上司的本意是宽宥,那么虽欲从宽,“反滋批驳,又费许多纸笔心思也”。另一条是必须“虚心鞫究”。这又需要采取两种做法:一种是对照访单上的罪款仔细研审,不得擅自采用“捶楚”之类的刑罚。二是务求真实,亦不得拘泥访单,一旦发现事涉虚捏,确实属于冤枉,就不妨替访犯申豁;若是赃证俱明,服罪无词,即当依律重治。

若是遇到上司要求访拿衙蠹,地方官在具体执行上又分两种情形:一种是上司“平日风闻、坐名提拿”的衙蠹,这无疑于地方官的体面有碍,但地方官既然立志做好官,就不应容留此类衙蠹盘踞衙门,理应早早加以革逐。另一种是上司行牌各个州县,“一概造报”衙蠹。若是遇到此类情形,且衙门中并无衙蠹实状,就可以如实具文申覆,直称:“现在各役,俱系平常供役,从前并无过犯,亦无年久积蠹盘踞衙门,无凭造报,须照来牌申覆为妥。”

至于访闻之案的执行之法,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地方官通常也有一套执行程序,大致分为以下三种:一是“人命私和”之案,需要先传讯地保,对案件的实情严加讯问,然后再按名查拘;二是“凶徒聚众结盟,邪教敛钱惑众”之类的案件,就应伺其聚集之时,出其不意,“密往亲拿”;三是“光棍扰害地方”之类的案件,假若确有旧案可凭,抑或畏其凶恶,首告无人,而又已“侦知得实”,就可以立刻传讯被害之家,“讯明无难,摘发者严拿究办”。除此三种类型的访案之外,对于其他访案,就必须“详慎”处理,从“省事安民”的前提出发,行“通权”之道。究其原因,还是官员深居简出,很多访案,大多得自传闻,不但不足以采信,甚至会导致有人“借以招摇图利,挟有嫌怨济私”。

就“恶犯”而论,属于地方百姓“公举”的罪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显然与上司捉拿的“访犯”有所区别。首先,必须差遣妥当的差役,“立限密拿”。在拿获之后,拘齐原告、被告、证人,逐款研讯,确保赃真证确。取供完毕后,将“恶犯”痛责30大板。将“恶犯”收监后,被害人、证人取保,然后申详司道、督抚,等待“批审拟解报”,以便另行审理。其次,审讯“恶犯”与“访犯”最大的不同,在于地方官不必禀请上司的意旨,“应刑讯之处,不妨动刑,应问拟之处,径行问拟”。

需要指出的是,在地方行政与司法实践中,抚按访拿凶恶之政,其中滋生出不少的弊端。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流于形式。正如明人管志道所云,举凡“吴中之打行,齐燕之响马贼,江淮楚越之豪侠巨盗”之类的地方奸宄“多遗于耳目之外”,皆因地方官往往“以激变为虞”并未加以“宪访”。二是被访拿的很多所谓“元恶”,大多情罪失真。这可以从明代名将俞大猷的揭示中得到印证。据俞大猷所言,巡按每年巡历各处,必定委托分守道、分巡道、知府、知县访拿“地方元恶”。但所拿获的所谓“元恶”,每十个人中,必有五人属于士大夫为了复仇而加以构陷之人,必有三四人是因为“小过”而得罪府县官员之人,真正“情罪近真”的“元恶”,不过一二人而已。即使在这一二人中,若是仔细加以分辨,其实也并无“顽凶不赦之恶”。这些所谓“元恶”被解送到巡按衙门之后,一概不许他们辩诉,“混加严刑,十死六七”,最终导致“刑罚不中”。

尤其是一些贪酷的巡按,更是借助访拿奸宄的“访案”“访犯”而谋取赃私。这可以明嘉靖三十六至三十七年(1557-1558)之间,曾任山东巡按的一位贪酷之官为例加以说明。这位巡按在山东的贪酷之行,大抵有三:一是借助访案搜刮钱财。每次按行府县,他就罗捕数百上千人,致使“囹圄充塞,重足而立,夕无卧处”。只要百姓家产在百金以上,他就“坐必以法竭之”。二是借人命官司而兴诬告之风。但凡百姓以人命官司诉讼,“虽诬必以实论”,若是他得到了“厚赂”,则“虽实必释”,导致“诬告伺察之风盛兴”。三是“倚法强发民冢”,且不可胜计。一旦有人诬告人命,“冢主自陈无冤,则坐以私和;县官勘报无伤,则论以枉法”。有些坟冢甚至下葬已经70余年,在巡按的威势下,不管子孙如何哀求县官,县官也不得不“垂涕而掘之”。诸如此类的举动,其目的不过在于谋取货财,所以他在按治山东期间,“大猎民赀,以填溪壑,累岁无餍”。谚云:鬼怕恶人。巡按一旦成为恶人,即使当地士民通过祷告而“摄问箕仙”,箕仙在降笔时,也只是书“不可言不可言”六字而止,甚至以“隐语”加以揭示。

一至明末,巡按借助访犯谋取私利已是“蔚然成风”。如崔呈秀任淮扬巡按御史时,同样借助“强盗”“访犯”之名而获取贿赂。譬如,强盗属于地方大害,“每名得贿三千金辄放”;访犯属于地方大恶,“每名得贿千金辄放”。崇祯年间,张振孙任山西巡按御史时,时常借助访拿衙蠹而谋取赃私,甚至不惜“违禁滥访”。如汾州官问访犯陈大秀,原本免赃罪只用50余两银子,张振孙就“批驳詈骂”。无奈之下,访犯陈大秀只得“募化亲友,鬻卖儿女”,添上赃银40余两,张振孙才行批允。此外,如孝义、霍州、赵城、洪洞、曲沃、夏邑、安邑、太平、岳阳、翼城,张振孙通过访犯案件加以婪索,“多者数千计,少者亦数百计”。尤为可恶的是,他还令访犯“多攀富民,害及无辜,破家荡产,甚于劫夺”。访拿奸宄之举,反成危害地方治理的恶政。

在明清两代的访察体制中,以巡按为中心的上司衙门,其中所行访拿奸宄这一举措,原本基于地方政治弊端而发,诸如:老奸大猾,擅柄专权,倚托现任官势,小民莫可谁何;势恶土豪,结交官府,影借显势,诈害横行,乡愚受其荼毒;无赖枭棍,招集亡命,结盟插党,奸淫打抢,睚眦杀人,窝赃线盗,道路吞声。换言之,访拿奸宄理应属于一种锄强的善政,是为了去除地方上的害群之马,为民除害。事实并非如此。在明清地方的行政与司法实践中,在访拿奸宄时,一旦“窝访为奸”,根连蒂结,势必导致以下两种结局:一是防身家之祸,而出色贤吏反而被信口雌黄。这是害官之举。二是修睚眦之嫌,而无辜良民反而立遭倾败。这是害民之举。最为严重的后果是,伴随访察体制而衍生出来的“窝访”“通家”“访行”,更使生杀予夺之权不在朝廷,不在按院,反而掌握在无赖奸民的手中。这无疑从另外一个层面凸显出明清地方治理的复杂性。

明清两代地方行政体制中的“访恶”之举,大抵可以追溯到汉代。史载尹翁归守右扶风时,专门“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此类的“收取人”,被顾炎武断为明代巡按御史“访察恶人”的嚆矢。至宋代,出现了这样一类人,他们喜欢专门录人“阴事”。如曹州人赵谏曾出任小官,后以罪废居乡里。在自己的家乡,赵谏“惟以录人阴事,控制乡里,无敢忤其意者。人畏之甚于寇盗,官司亦为之羁绁,俯仰取容而已”。为此,朝廷专门制定敕律,有“告不干己事法”,借此禁止录人“阴事”之举。可见,宋代录人“阴事”之举,同样堪称明清“窝访”“访行”的源头。

访察地方恶人之举,原本属于善政,最后却流变为一种地方治理的恶政。究其原因,还是“访恶”流变为“窝访”。明末大儒刘宗周,曾指出明末民生有“六苦”:一为“乡绅鱼肉之苦”,二为“奸民生扰之苦”,三为“差役追呼之苦”,四为“豪右武断之苦”,五为“盗贼攻扳之苦”,六为“窝访卖访之苦”。明代的湖广,也同样出现了六种“横民”,肆意危害地方民生。这六种“横民”,分别为“土豪”“市猾”“讼师”“访窝”“主文”“偷长”。综合上述两则记载,足见“窝访”的出现,已经使访察体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无奈之下,一些官员不得不提出停罢“访察”,借此整顿“窝访”“买访”之举,以使“行险侥幸之机稍戢”。

所谓“窝访”,清代的史料有如下解释:“其省郡之地,又有神奸大猾,纠聚无赖,勾连各州县造访之徒,主于其家,操谋设计,吓诈横行,名曰‘窝访’。”如在山东兖州,专门有一些“刁黠之徒”,他们“挟短长持吏,即藏匿侦事之人,为之主名,以张威于里”。可见,所谓窝访,就是“藏匿侦事之人”的窝主,其目的在于“挟短长持吏”。明人管志道的记载进一步显示,窝访大抵是指“卖访的窝家”。这些窝家,大多设立于各处水路要冲之地。明代巡按御史等上司衙门“访拿凶恶”,其通常的程序为:巡按御史将此令下达给司道官,司道官“委耳目于推官”,推官则“委耳目于胥吏”。而那些卖访的窝家,更是胥吏的耳目。卖访的窝家,可以将采访的有关官评、地方利病的“新闻”,买入卖出,借此获利。此即史料所谓“朝通赂以买入,暮通风以卖出”。

访察的本意在于惩恶,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却流变为“局骗”。明代的史料记载证实,地方有司官员在遇到上司委托采访之后,并非自己亲力亲为,而是将此采访任务交给下面的“奴隶之人”,借此聊以塞责。这些胥吏(亦即“奴隶之人”)在接受了官员的委托之后,将此视为奇货可居之事,必定前往窝访之家“买访”。这些窝访之徒,通常与各府州县专门从事采访之事者“相为通同”。窝访家中的访事之徒,不是衙门积猾,就是地方棍徒,平日专门“采访官吏政绩,搜求民间是非,编成联句,列为条款,集稿以待来索”。由此可见,一旦访察的事实来源于窝访之家的采访,那么,势必造成“爱憎出乎其心,死生出乎其手,案前之虚实未分,而袖中之军徒先定矣”的结局,完全违背惩恶扬善的本意。

窝访之徒获取采访而得的姓名,将此姓名卖给买访之人;买访之人得其姓名,再依次“转闻于巡按”。巡按一至其地,就按照原来访单上列出的姓名缉拿,不管访单的真假,先行解赴巡按衙门。窝访的存在,显然导致了以下的结果:一方面,真正元凶大恶之辈,怕自己被采访,就互相结交,反而得以漏网;另一方面,那些良善无辜之人,偶因睚眦细微之事,往往落入陷阱。更为可怕的是,一旦窝访的声势大张,那么府之首领以下官员,州县佐领以下官员,卫所指挥以下官员,全被窝访笼络,并与他们交好,甚至“帖具官衔,处以宾礼,厚其馈遗,要一奉十”,其目的就是免于被访察。反之,那些特立独行且耻于诡随的官员,反而被窝访之家陷害,落入被访的名单。其结果,则以惩恶之典,反开局骗之门,成为地方的一大祸害。

与窝访相关相连者,尚有一种“通家”。窝访之家的党类甚多,再加之在访察过程中,耳目太多,机事欠密,遂使窝访之家大开骗局,这在当时称为“通访”。“通访”一称,大抵已经证明窝访与衙门书役、积快勾通的实情。如明人吕坤云:“窝访奸民与各衙门积快为通家,以报怨诈财为得计,大奸巨恶投托得以藏身,富户良民无辜忽然被祸。”可见,所谓“通家”,实则是指与窝访奸民相勾通的衙门服役人员,包括各房书吏、衙役及民快。明代的史料中,亦有要求“革各房通家之弊”之说。所谓“各房通家之弊”,通常是指上司来州县访察时所形成的一种行政弊病,一如明人佘自强所揭示:“上司来州县访事,多本州县吏书、衙役为耳目,吏书、衙役遂借此以自行胸臆。一为正官所苦,便媒孽正官;一与乡党不和,便媒孽乡党。衙门内外,无一不被其毒。”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杨嗣昌在上疏中,亦直言窝访、通家把持地方访察已成一种通弊。他认为,通家、窝访操弄官评,还是因为巡抚、巡按与州县相隔。巡抚、巡按访察州县的吏治、官评,因为与州县相隔,只好“每事必询之道府”;道府同样与州县相隔,只好“每事必询之刑厅”;刑厅未尝不与州县相隔,也只好“每事必询之书快”。杨嗣昌疏中所提及的“刑厅”,指的是府推官,在明代又被称为“四衙”,足见府推官在明代地方访察体制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在实际行政及司法过程中,所谓“天下之吏治官评,什九出于刑厅”,实则“什九出于书快而已矣”。

随着窝访势力的扩大,“访行”开始出现了。这是一种专门服务于地方访察体制的机构,亦即成为上官访察“州里之豪”时的耳目。访行的成员,多由“倾险狡悍之甚者”组成,且成为“奸人”的窟穴,甚至可以“执一县生死之柄”。

入清以后,棍徒借助于上司衙门的察访而招摇撞骗,亦相当普遍。雍正二年(1724),河南巡抚田文镜在上疏中揭示,当地方官三年大计之时,一些“不法棍徒”及巡抚、司道衙门中的“书吏承快人等”,假借“奉差察访”的名头,寓居于僧寺道院、关厢饭店,招摇撞骗,而那些地方官员也“希图瓦全,不惜买嘱”,随之导致“蠹书”在中间穿针引线,暗地里得“赠金以饱贪囊”。

更有甚者,在清代的吴浙之间,与地方访察体制相伴而生的窝访,其势大增,且借助于“造访”“卖访”“做访”“换访”“借访”“干访”等行为举措,从更深层面把持地方访察。

所谓“造访”,指一些积年巨蠹,盘踞于衙门中,专通上下线索,勾连地方上的势豪,侦探官府的短长,甚至胥役所行的过失事迹,凭着自己的喜怒,牵连、陷害良善,“取捕风捉影之事,作装头换面之谋”。可见,“造访”之“造”,专指所访之事多属捕风捉影,并非实情。所谓“卖访”,指这些大蠹,闻风夤缘贿纵,删抹访单中的姓名。可见,访单中的被访人姓名,可以通过行贿而被抹去。所谓“做访”,指这些巨蠹在接受了他人的嘱托之后,可以将无辜者插入访单的“款内”。可见,这是假造名单以倾陷无辜。所谓“换访”,指在访察时,故意让手下奸党四出,虚张声势,其中一些有恶行且入了访单的“有力”之人,可以花钱潜行从名单中抹去,而后再以他人替换。所谓“借访”,指在收到了被访人的贿赂后,将被访人排除在访单外,而将另外一人列入访单内。等到质审之时,就借助于访单内此人之口,替原先被访人翻案。所谓“干访”,指访察过程中,被访之人的赃物未必全是真实,但是多方捏造干证,或者称此人曾“过付助恶”,以致“重叠株连,破家荡产”。总之,这些人借助于造访、窝访而恐吓善良无辜之人,卖脱真正恶迹著闻之人,借此攫利取财,而后过着一种“高房大舍,玉食锦衣,宴饮酣歌”的生活。上司衙门访拿奸宄之举,反而成为专门从事访察之人的一桩好买卖,本为除害,反而成为百姓的大害,所以地方上有“访拿一番,加敕一道”之说,其意是说这些人获罪之后,更是致使无辜善良百姓受到株连。

窝访、访行的出现,势必导致访察体制的流变,甚至弊端丛生,进而失去访察的本义。不妨从下面两端言之:

以廉访官评而论,地方吏治、官评实则掌控在窝访、访行之手。明人管志道的记载显示,在淮阳推官衙门内的“积年黠隶”,已是威焰薰灼,甚至一些县佐官也必须拿着“侍教生”的名刺前去拜谒。在嘉定县,即使是那些地方长吏,访行中人也敢于“阴持短长,伺间肆螫”。湖广荆州的横民窝访,同样把持着地方的官评,或“阴操州长吏佐幕短长,所不便,予下考,千里之外,其应如向”,甚至“视士大夫、州长吏蔑如,即郡监司若两台,且玩弄掌股之上”。无奈之下,地方长吏只好对这些窝访之人,“具宾主礼,仰其鼻息”。这就是说,尽管巡抚、巡按受朝廷重托,专制一方,但对地方利弊并不究心,对于地方官吏的贤否,只是偏听于耳目之人。至于司道官,更是“借视听于窝访,取私费于官库,以致贪官污吏,有恃无恐”。还有各府推官衙门内的书役,他们的全副精神只是放在与各地方的“大窝家”往来上,“倾陷官长,只等寻常”。

以访拿奸宄而论,一方面,即使号称能臣,往往也有漏网之鱼。如明人毛伯温巡按湖广,廉察民害,“自矜无遗类”,但往往“有漏网者”。为此,地方布政司、按察司官员作诗加以讥讽,有云:“洞庭昨夜浪滔天,处处渔翁买钓船。今日邻家邀我饮,盘中依旧有鱼鲜。”另一方面,巡按御史访拿奸宄,其实并不公平,往往受制于请托。若是不行贿请托,即使是孝子、清客,也会被视为败坏风俗的头目而被访拿;若是行贿请托,即使是真正败坏风俗的头目,也可假托“叫化子的头”而免于访拿。这显然已被明末的笑话证实与讥刺。更为甚者,早在明嘉靖年间,已是访捕之下,“民无良贱,隶于法率无辜人”。可见,奸宄未曾受戮,受到倾陷的反而是那些无辜之人。至明朝末年,巡按御史出巡地方,其所拿获的“访犯”,不过是民间小小无籍之徒,而那些“元恶大憝”,“反藏其身于吏胥虎狼之中,以造人之访”。可见,巡按御史访拿奸宄,在实际的访察过程中,效果并不明显,有时甚至成为“大恶泄睚眦、报需索而已”的手段。换言之,在访拿奸宄的名头之下,并未起到为平民“去虎狼”的效果,反而是为平民“树虎狼”。如在凤阳府泗州,“但有等阴险之徒,专习窝访,倾陷良善”。明末人周之夔亦云:“夫造访至三吴而虚极,害至造访而恶极。”究其原因,还是造访的目的已经发生变异,转而变为“上利其赎锾,下借以修郄”。有鉴于此,崇祯年间,崇祯帝下旨停止访拿,一些地方官将“访案”吊销不行,因此博得“万姓欢呼”。诸如此类的事实,已经足以证明,一项原本旨在廉访官评或博访民间利病的制度,若是具体执行时发生偏差,反而会成为害民之举。

清承明制。揆诸地方访察体制,可谓此说不误。然明清地方访察体制中“宪访”官员的构成,则明与清之间,在继承之余而稍有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明代地方访察体制中,巡抚、巡按、府推官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明代,巡抚的职掌是“抚绥善良,节制将领,以养吾民者也”;巡按的职掌是“按问贪残,断击豪恶,以养吾民者也”;至于府推官,其职掌是“察盘”,在明代有“小院”之名。一至清代,在地方政治架构中,不再设巡按、推官,随之访察职掌转而由总督、巡抚承担。在明代,“抚按”并称;入清以后,则转而变为“督抚”并称。二是明代“抚按”访察,与清代“督抚”访察,因职掌有异,而访察有所不同。在明代,抚按为临时性的添设官;在清代,督抚为地方常设封疆大吏。在明代,巡按御史专为“察吏安民”而设,通常是在有限的岁月内巡历一省之地,“一切行宜,不得不急迫以副职掌”;至清代,巡按已罢设,转而代之以督抚,莅任之后同样行访察之职,但督抚为“封疆弹压大吏”,对于所有棍蠹,可以“悉心体访,渐次捉拿”,不必太为急迫。

明清地方的访察体制,大致通过“旌奖”“拿访”而付诸实施。此即所谓“善有旌奖,恶有拿访”。然从明清两代地方政治与司法实践来看,廉访官评过程中的访察,很多出自权贵之口,常常虚实各半。至于其中的旌奖,亦多由“攒刺之巧”者所获。两者之中,唯有“拿访”一途,尚可“少惕刁顽,稍为良民吐气”。只是在拿访过程中,被访拿之人,通常也是“出入于问官之心,高下于权书之手”,访拿者很少能做到情罪得当,杜绝奸欺。换言之,当浊乱之时,原本的访察“恶人”之举,反而会被人假借做一些“罔民之事”。有鉴于此,有人为了矫正此类弊端,主张停止访察。如此举动,当然正如顾炎武所言,也是“无异因噎而废食矣”。

公平而论,访察体制得失并存。就“得”的层面而言,在地方官员考察与地方治理上,访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作为一种“治法”,最为关键的是还需要有“治人”,从而得以真正地实施。这显然已为明清之际四位著名的巡按御史的地方治理实践所证实。这四位巡按御史,分别为祁彪佳、张慎言、秦世祯、李森先,堪称实践访察体制的典范。祁彪佳,史称其“执法如山,精绝吏事,几于降魔照胆”。在明末巡按吴中,“元凶巨奸,搜访毕尽”,访拿恶人,深为百姓所赞。譬如他在苏州承恩寺中公开审讯元凶巨奸,“观者万人,元凶一人杖死”,百姓欢声如雷。在太仓,又访拿巨蠹董云卿,在州衙门前“笞一百,不死,以绳牵其吭,立毙,陈尸三日”,百姓望之如雷霆青天。清顺治七年(1650),张慎言巡按吴中,风裁凛凛。刚到任,就“禁铺设,禁拔富,禁衙蠹,禁司道总差快”,州县无不“懔懔奉法”。当时衙蠹周宗之,贪赃数十万,被张慎言访拿,“杖之,不毙,乃牵死于狱。已殓,仍剖棺验尸,露暴丛冢”,奸吏为之股栗。秦世祯在顺治年间巡按吴中时,通过访察而落实地方治理:一为惩治“贪赃为暴者,率累累缚至”,其中太仓兵备道胡以泓、常熟知县瞿四达,均因“贪秽”“贪酷”而遭逮系;二为访拿“把持上官,脔嚼细民,专事罗织”的奸胥,有沈碧江、邵声之、钱望云、陆显吴、张执之、陈止生等人,他们或牵死狱中,或杖头立毙,锄恶如去恶草,“平民酹酒称快”。李森先继秦世祯之后,巡按吴中。在任期间,将“大憝元凶”一一擒治,“根株尽拔无蘖”。如优人王子玠(又作王紫稼),与豪胥奸吏相交,后“弃业不为,以夤缘关说,刺人机事”,成为豪胥奸吏的耳目腹心,甚至奸污良家妇女,收受馈遗不可胜计,最后被李森先“廉得之,杖数十,肉溃烂,乃押赴阊门,立枷,顷刻死”。又有一位姓金之人,是当朝宰相金之俊的族人,“恃势横甚,而家亦豪贵,为暴甚多”,甚至做下杀人之事,最后被李森先“廉得之,急收捕,并讯杀人事,决数十,不即死,再鞫,毙之”。

就“失”的层面而言,廉访官评的目的在于供官员考课之用。事实却是,所谓廉访,并未完全出于公正。早在明成化十九年(1483)十一月,吏科给事中王瑞在上疏中,就直言在地方官员的考察中,抚按的揭帖存在失实的现象,大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机以偿怨,导致“毁誉失真,贤否失实”。至于其中的原因,正如明人黄光昇所言,还是在于朝内内阁、部院的恩怨。换言之,巡抚、巡按中的不肖者,大多在揭帖中视内阁、部院之意,作为下属官员评骘低昂的依据,进而使访察失真、不可据信,甚至黜陟失当。此外,在明代官员考察制度中,更是呈现一种“不稽功绩,专论考语”的趋势。一旦专论考语,其结果则是“密封投递,多假之以行报复之私;暗装隐微,恒待之以擅威福之柄”。尤其是在抚按廉访官评的过程中,通常采取一种层层委托之法,亦即抚按委托于下属官员,相关官员委托于吏卒,更会导致“毁誉多出于爱憎之口,伪妄率由于体访之疏,贿赂可以潜通,贤否竟至淆乱”。换言之,廉访官评必然出现以下两大流弊:一是访察之权被“厮隶”把持,导致“厮隶之言,直彻之九重,台省以之为臧否,部院以之为进退”。假若考察官员的环节存在层层委托之弊,即“天子之用舍,托之吏部,吏部之贤不肖,托之抚按,抚按之耳目,托之两司,两司之心腹,托之守令,守令之见闻,托之皂快,皂快之采访,托之他邑别郡之皂快”,最后“抚按据以上闻,吏部据以黜陟”,必然导致官评失真。二是廉访体制被贿赂侵蚀。据明末人陈子龙的观察,一个知县,为了获得好的官评,得到抚按的举荐,且免被人“造单投揭”挟持,必须广行贿赂。若是做知县六年,将“谢荐”“杂赂”两项相加,不下2000两银子。再从大计开始,直至获取考选科道官,又需付出三四千两银子。

以访拿奸宄言之,其中包括衙蠹、巨憝两类。巡按御史出巡之时,往往需要拿访衙蠹。按照一般的规矩,这种拿访的案子,应该是由地方上府推官或知县开送。一至明末,拿访之案,已不再系推官、知县开送,而仅仅是由书办、承差捏开。不仅如此,拿访的案子逐渐增多,有时一县就拿访数十起,在省会更是拿访五六十起。案未问结,每天就差承役,“票取赃至累万”。拿访的案子越多,巡按所获的好处也越多。清代的史实也足以证明,上司官员在拿访衙蠹之时,确实存在“扳赃”的弊端。这些衙蠹,在得势之时,恃宠专权,作威作福,借荫官府,克剥小民。一旦被上司访拿,则又“不思孽由己作,仍复生计害人”,将“平日婪过赃私,盗过帑饷”,一概“诿卸平民”,以致“蠹恶日甚日强,良民日贫日瘠”。其结果,则是“衙蠹作恶之日,百姓受害;衙蠹获罪之日,百姓仍复受害”。更有甚者,访察导致窝访盛行,其而后流变为“窝访为奸,根连蒂结”,最终导致生杀予夺之权,并非掌握在朝廷与巡按御史手中,而是掌握在无赖奸民之手,使原本的“锄强善政”,转而变为令无辜良民受害的恶政。

如何保证地方访察制度的公正性,且使之发挥有效的惩恶扬善的功能?明清两代的学者与地方官开始对访察体制加以系统的反思,以期在保留访察的前提下,进而完善这一体制。这一反思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点:一是“私访”存在的合理性问题。针对私访所存在的弊端,清人方大湜认为,上司官员不能没有“私访”之名,但决不可行“私访”之实。有了“私访”之名,那些“莠民”就会心存顾虑,不敢十分放肆。若是果真将“私访”付诸地方行政与司法实践,必然就会“误事”。不仅本官私访无必要,即使派人私访,也必不可行,因为所派之人,未必可靠,万一任用非人,势必弊端百出。更有甚者,若派人私访之风一开,必然会有一些奸胥土棍,假称奉命探事,招摇讹诈,无所不至。清人汪辉祖也对上司官员“访闻”之弊洞若观火,告诫官员不要轻易办理“访案”。他认为,若是官员以私人为耳目,并借此访察“公事”,就会“身在局中,动多挂碍”。地方治理的要诀在于,首先需要官员能够置身事外,而后方可虚心听断。二是察吏之弊及其解决之道。抚按大吏凭借一人之耳目,而后考察属下数十乃至上百位官员的贤否,无疑会因地远势格,难以做到视听周详。无奈之下,只好委托私人密访,而后获取官员声闻。这就难免导致狙诈百出,传闻异辞。为此,明人傅梅著《巡方三则》,确立“因文”“因人”“因事”三条察吏准则。所谓“因文”,即透过属吏谒见之谈吐、上达文移之论议,借此察吏;所谓“因人”,即借助于耕牧渔樵者之口,考察官员是“大贤”,还是“大不肖”;所谓“因事”,即通过桥梁、道路、城池、学宫、器械、仓库、养济院等公共建设,观察地方官员究竟是“实做”,还是“虚应”。这三条准则,被清人陈宏谋称为“光明正大,自无遁情”,是察吏的“金鉴”。这种对访察体制的理性反思,显然为后来的制度建设及其地方治理带来诸多有益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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