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 / 正文
点评
第三章 “无讼”抑或“好讼”:好讼社会的形成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加以探讨,无疑已经形成一个较为普遍性的看法,亦即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费孝通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研究表明,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讼师”,大家就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于是,在乡村社会里,打官司也成了一件可羞之事,因其表示教化不够。在乡村里碰到矛盾,最为看重的是调解。而所谓调解,其实又是一个教育过程。林端对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作了进一步的申述,他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法律受到儒家伦理重礼教、讲人情的制约,无不决定“调解”比“判决”更为重要。换言之,儒家伦理所倡导的“讼则终凶”的思想,终究证明乡土社会的本质就是一个“反诉讼的社会”。基于此,中国人立基于实际所体认的传统,就是“怕上法庭、视兴讼如蛇蝎、鄙视法律、反对法律等的疏离心态”。劳政武则对中西法律文化下的观念差异作了有益的比较。他认为现代西方的“权利本位”观念,是鼓励人们去争权夺利,甚至以“别让您的权利睡着了”为标榜,实在是鼓励兴讼。而“中国固有法系之胸襟为弥讼至上,并且有扶弱抑强之设想”,亦即“对于官吏贪赃枉法予以重罚,严禁为现任官员立碑;反之,对老耄幼弱愚蠢者有宽宥之制,对欠债果属贫困得折扣还钱等是”。

毫无疑问,将传统中国社会定义为以“无讼”为主体的“反诉讼”社会,大抵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值得指出的是,历史研究固然需要这种概括社会本质的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但更应关注历史上社会形态的动态变迁及其变迁的内在“理路”,并进而阐释其成因。基于这种意识,关注传统中国社会诉讼的历史事实,则尤显必要。究其原因,张德胜对“社会原理”的解释,无疑具有启发性价值。这就是说,尽管传统社会中的儒家“力主教化”,希望通过“规范内植,使个人主动服膺”,但是,若是基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单纯的教化并非万能的。个人欲望的存在,最终必然导致其与代表社会要求的规范有所抵触,于是“任何社会均会采用某些外逼手段,促使成员就范”。当然,所谓“外逼手段”,其实就是法律的强制性制约乃至裁判。就此而言,传统中国的“和解”,亦并非尽能造成“完美或圆满的结果”。至于其理由,萧公权已经给出了如下答案:“在专制帝政的统治下,在全体人民分成几组显然有别之单元的社会里,彼此歧异的利益是不免要存在的。想把这些利益——尤其是统治者与臣民、绅士与平民、不同的地缘、种族或职业团体间的利益——加以调和,永远是办不到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或团体与团体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就永远存在。”即使是传统中国法律体系中经常采用的“扶弱锄强”之法,尽管被当时的一些地方官视为“为政大体”,但亦并非完全可以达臻“无讼”的理想境界,反而会造成“不待出官,而胜负已决”,以及“荐绅窘辱,奸豪得志,长刁殃民”。其言外之意,就是会引发民间的“好讼”之风。

由此可见,尽管儒家知识人追求一种“无讼”的理想境界,而明清社会的现实状况却是一个“好讼”的世界。换言之,民间百姓一旦“情关迫切,势难缄默”,还是不得不“赴官鸣控”。随之而来者,则是“无讼”的理想与“好讼”的现实必然会产生冲突。冲突的结果,则是“息讼”观念的出现乃至其在具体司法事务中的实践,再加之明清社会的巨大变迁,最终导致“好讼”社会的形成。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理想社会的境界即为“无讼”的世界。“无讼”一说,初见于《大学》,其中孔子有言:“听讼,犹吾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此即“无讼”思想的源头。在中国民间,一直有许多劝人息讼的谚语流传。如汉代谚语说:“廷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明代也有相同的谚语,其中有云:“衙门日日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又明代俗语云:“原告被告,四六使钞。”又云:“官府不明,没理的也赢。”

在清代民间,同样流传着很多俗语,其中关于告状的俗语,多是劝人不要告状,体现了民间一直存在的“无讼”意识。清代有一句谚语云:“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如在湖南宁远县,有下面一些俗语,诸如“衙门大打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饿死莫做贼,气死莫告状”“告人一状,三十六冤”。流传在河南各县的民间俗语中,也有相同的看法,如“屈死不告状,饿死不做贼”“人犯王法身无主,见官三分灾”“一家入公门,九牛拉不出”“会打官司不算能,越打官司越受穷”。

上述诸多民间谚语、俗语,无不说明诉讼需要耗费时间、钱财、人力。换言之,若是“滥讼”,民间百姓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很大的代价。正如明代史料所言,百姓对官员天生具有一种畏惧感,将他们奉若神明。所以,一旦涉及诉讼,就不得不“为请托,为延讼师,为赍发公差,为贿证佐,为央保,为铺垫衙门,为集亲知,以相角助”。为此,“朝朝酒食,节节银钱”,而其实“入赎于公者一,而民费且数十倍”。清代有谚语云:“衙门六扇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就此谚语,清人汪辉祖作了详细的剖析,认为在诉讼过程中,尽管官员未必都贪赃,但“吏之必墨”,则毋庸置疑。所以,“一词准理,差役到家,则有馔赠之资;探信入城,则有舟车之费。及示审有期,而讼师词证以及关切之亲朋,相率而前,无不取给于具呈之人。或审期更换,则费将重出”。汪氏进而指出,在清代尚有另外一句谚语,即“在山靠山,在水靠水”,已经道出了衙门差房陋规,名目不一。清人潘月山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诉讼一事,“最能废业耗财”。就胜诉一方而言,“前此焦心劳身,费钱失业,将来家道定就艰窘”;就败诉一方来说,则更是“破家荡产,身受刑系,玷辱家声,羞对妻子”。

鉴于此,明清朝廷通常采用里老调解的方式,以维持一种地方“无讼”的境界。这种重视调解的基本理念,显然得到了来自地方家族的支持与回应。明清两代的宗约、族规,无不倡导一种“平情息讼”。如明人王演畴所著《宗约会规》,将争端分为以下两类。一是族内本家兄弟、叔侄之争,此类争端完全可以由族内自行调停处分,即宗长令各房长在约所会议处分,完全不必诉诸官府。二是本族与外姓发生争端,则可分为两种情形:若是事情重大,则付之“公断”,由官府出面判决;若只是“户婚田土”一类的“闲气小忿”,则家长“便询所讼之家,与本族某人为亲,某人为友,就令其代为讲息。屈在本族,押之赔礼。屈在外姓,亦须委曲调停,禀官认罪求和”。细究其意,还是以“讲息”解决争端。王士晋在《宗规》中,亦强调“争讼当止”。究其理由,就是“太平百姓,完赋役,无争讼,便是天堂世界”,而“讼事”更是“有害无利”。在清代《义门裘氏先世族约》中,同样力戒“好讼争能”,认为“好讼争能,原非仁厚之风”,主张人与人之间,理应“情遣理恕,相安无事”。

尽管如此,因不平之事而求之诉讼,恰恰又是人的客观本能。这就需要对“讼”这一观念作适当的梳理。换言之,应该如何认识“讼”?明朝人张弼作有一篇《原讼》的文章,详细阐述了他对“讼”的理解。细绎张弼之言,大抵包括下面两层意思:其一,“讼之始,义之激也,智之致也,人物皆有之”。这就是说,“讼”最初的含义是一种“公言”,是为了“攻乎不公者”,人莫不有之。不但人本身具有“讼”的因子,“凡有血气者,莫不有之。不特有血气者,凡物之相戾者,莫不有之”。其二,“讼”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弊端,也就成为“义之贼也,智之蔽也,君子所深恶,恒人之所弗尚,小人之所乐为,无复公言矣”。事实确乎如此。很多争讼的形成,无不激于意气。正如明人冯柯所言:“讼必起于争,争必起于愤,愤必起于不能下人。”正是有了“不能下人”之气,才最终导致词讼的出现。

“无刑堂”一称的出现,大抵可以说明,儒家传统的“无讼”观念开始付诸明清两代的司法实践。众所周知,像府推官这样的职位,原本属于专门的理刑之官,其职责就在于处理民间的诉讼案件。令人称奇的是,当时之人已将推官办公审案之堂称为“无刑堂”。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明人谢肇淛的解释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夫刑非圣人之心也,微独非圣人之心也,亦非天地之心也。……固知世之降也,寇贼奸宄,法令滋章,其势必不能以无刑,而能时以无刑为心,及不得已而与之刑,则犹夫无刑也。”身负司法之责,日常在堂中所处理的也是“寇贼奸宄”一类的案子,然心中所念,仍是“无刑”二字。

从明清地方官员“谳狱”之法来看,确乎充满着“无讼”的理想。如明人佘自强尽管认为审谳之法,必须“要虚要公,要明要断”,但最为重要的还是秉持“化大事为小事,化有事为无事”的原则。正是从此点出发,他将古人论狱之言,诸如“宁失出,毋失入”“罪拟惟轻”之类,视为“临民上者之第一要紧事”。又按照清代官员的普遍理解,“四民安居乐业者”,可以称为“善良”;而“居官讼简刑清者”,则谓“循吏”。所以,一些地方大员,通常以“无讼”观念劝导下属官民:劝民“省讼”,以保身家;劝官“简讼”,以励廉节。清人裕谦之“戒讼说”,更是堪称当时许多地方官员所持“无讼”理想的典范。裕谦首先一语道出了诉讼之危害性,云:“讼则终凶,害多不测,小而结怨耗财,费时失业,大且倾家荡产,招祸亡身。”为此,他从“坏心地”“耗财货”“误正事”“伤天伦”“致疾病”“结怨毒”“生事变”“损品望”“召侮辱”“失家教”十个方面,细列诉讼之害。毫无疑问,这种“无讼”的理想已经渗透到明清两代地方官员的政治实践之中,由此形成了一种“省讼”之说。如清人陈朝君在任蒙城知县时,其处理地方诉讼事务之法,就是秉持“省一事,即可省一讼,省一讼,即可省一费”的原则,借此达到“化大事为小事,化有事为无事”之境。为此,他专门让各社及乡约人等各造空白簿一本,送到县衙钤盖大印,明确规定,除真正“人命强盗”案件可以“不时告理”之外,其余诸如“户婚、田土,一切细事”,偶有相争,“即凭媒妁中证,会同乡老,齐赴乡约所,从公管劝,务期两平。随将两家事理,按定月日,各用花押,注明印簿,送县查阅”。这就是“省讼”的司法实践。

无论是官方记载,还是民间史料,无不证实明清时期已经形成“好讼”社会。在明清史料中,“好讼”“喜讼”“健讼”“嚣讼”“刁讼”,已经成为一些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

以“好讼”一词为例,如明人叶春及云:“迩来风俗好讼。盖闻乱后,生理未遂,人性渐浇,或摭无证之词,或举已结之牍,或窥上意,或复私仇,铢两必争,睚眦必报。”清代末年丁日昌云:“江北民情好讼,每每图准不图审,以冀拖累。”以“喜讼”一词为例,明朝人洪朝选说福建漳州府,“邑故喜讼,事至微如毫发,而凿空无左验者,累千百余,日以相告言为事”。

再来看“健讼”“嚣讼”与“刁讼”。明人王廷相揭示道:“有刁谲者,号为健讼,诬陷柔良,挟制官府,经年累月,告讦不休。”这是说陕西一地的“健讼”之风。清代江南苏州、松江两府,亦是民风“健讼”之地。尤其是嘉定县,即使“三家村犊鼻负担之人”,亦无不“持橐吮笔,随手信口,动成爰书”。以江西吉安府为例,更是嚣讼大兴,刁风益肆,“近则投词状于司府,日有八九百,远则致勘合于省台,岁有三四千。往往连逮人众,少不下数十,多或至百千”。明代成化年间,已是“刁讼”成风。成化十三年(1477),都察院在上疏中说:“刁顽之徒不遵禁例,饰诈文奸,视昔为盛。仍以革前并不干己之事奏告,逮人甚多,至数岁不能结断。”嘉靖年间,当时的官员更是以民间广泛存在的“嚣讼”行为为忧。嘉靖九年(1530)三月,刑部尚书许瓒上奏四事,其中之一就是要求禁止嚣讼。他说“近年民习刁风,狱讼繁滋,纪纲颓弛,请通行内外衙门,一体禁约”,云云。更有甚者,至清代,时人已经将“积年健讼者”称为“讼油子”,而且此类健讼之人的广泛存在,已经成为滋生擅长“刀笔”之讼师的温床。

明清时期作为一个好讼社会,除词讼繁兴这一外在现象之外,其诉讼内容乃至形式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转向。举其荦荦大者,这些转向包括下面几点:

(一)民告官之风的形成

按照明代原先的制度,民讦官长,就会受到“量加责罚”的处理,而且法律规定,妇女除非犯了奸恶杀人或者毁骂舅姑这样的不孝之罪,否则都可以免于提问。显然,这是为了维护官长的尊严,并力图避免妇女在公堂上抛头露面。正统初年以来,出现了一股民告官之风。据当时行在刑部上奏,“近者民讼官,多摭拾妻妾幼女,幸其受辱,以快私忿”。这是诉讼之风的一大变化,也是官民等级制度趋于松懈的反映。

越诉表明民间百姓已经对基层官员不信任,希望直接通过上司衙门为自己伸张正义。这显然也是民告官风气的侧面反映。按照明代制度,军民词讼必须遵行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决不允许越级上诉。我们并不否认自明代中期以后普遍存在因人教唆而上京告御状之例,但必须指出的是,明初很多上京告御状者,大多确有其莫大的冤屈。这显然与明初的法令之严大有关系。从明代的史料记载可知,当时有专门的法令规定,凡是身有冤屈、上京告御状者,必须“卧钉板”,否则就“勿与勘问”。这无疑必须具有一种牺牲精神,而支撑这种牺牲精神的则是身受莫大的冤屈。

但自宣德以后,民间已有一些所谓“奸顽小人”,往往因为私忿,就捏造虚词,擅自动用实封,或者募人赶赴京城递状,以致廉吏良民也被诬枉。这种风气在四川尤其盛行。宣德四年(1429),宣宗下谕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要求他们出榜告示天下:“今后机密重事有实迹者,方许实封奏闻。其余事应告理者,必须自下而上。若仍前越诉,不问虚实,法司一体治之,仍究主使教唆及代书词状之人,俱杖一百,并家属悉发戍辽东,永为定例。”

入清,汤斌在任陕西潼关道副使时,曾设立“抱牌陈告”制度,允许百姓通过正常司法程序对当地赃官加以控告。康熙二十三年(1684),汤斌出任江苏巡抚,在他上任以后的告示中,对诉讼案件的上告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涉及民告官的有下面三条:其一,“告贪官污吏,无赃迹实据、过付确证年月日期者不准”。其二,“告额外私征苛派,无款项数目、年月证据者不准”。其三,若是越级上诉问案官员徇情枉法,也必须具有证据,并按照程序上告:“真正人命、强盗,例由该管州县通申批审,未经断结,不许越告。如问官徇情枉法,必须开明日月,伤证赃仗,据实陈告,违者不准。”从上面三条规定不难发现,只要有真凭实据或“确证”,再按照规定的程序“据实陈告”,民间百姓上告“贪官污吏”、官员“额外私征苛派”以及“徇情枉法”,均被予以承认并且得到受理。

(二)家族内诉讼案件趋于频繁

宗族内的家长、族长与地方的里老,是调解与平息地方诉讼的主体力量。尤其是宗族制度的广泛存在,更是体现了明清社会“以德治国”的教化理念。

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在明清两代,家族内亦是争竞成风,因为财产之争而引发的诉讼案件渐趋频繁。如在明末的苏州府太仓州,“父子相狱,兄弟争讼”之事,已是相当普遍。清初学者汤斌在任陕西潼关道按察副使时亦曾有言:“看得秦民多因区区小忿,兄弟叔侄争讼不已。风俗重利轻伦如此,真堪浩叹!”又如清人袁钧言:“自利之说起,而兄弟有致争讼者。”不仅如此,甚至出现了“今有父在,而兄弟交争,至于经官者”。

清代学者卢文弨更是明确指出,家庭内因为财产之争,引发了大量诉讼案件:

俗之衰也,有以同气而争财阋讼者,即其所得,业已盈千累万,足称富翁,乃以小有赢绌之故,不惮匍匐公庭,行赇于长吏,致赂于要人,市欢于羽党,要以蕲一胜而后快,财一日不尽,则讼一日不止,彼贪吏之后更以此取祸者,未尝无也。

作为儒家传统统治基础的家族,其内部因为财产之争而广泛引发诉讼,这不仅仅说明“俗之衰也”,更说明好讼风气的形成,已经逐渐动摇了家族基础。

(三)土地诉讼案件渐趋增加

明清两代官方教化理念乃至司法规定,通常将田土一类的民事诉讼归于宗族、乡约、里老调解的范围。毋庸讳言,在明代、清代立国之初,由于国家控制力量的强大,宗族、乡约、里老显然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此类争竞多因调解而息讼。然在明清两代的中后期,土地诉讼案件开始逐渐增加。

在明代,一般认为诉讼案件中最难于处理的是田地。其中关于田地诉讼,其情状更是变幻不一:“有恃豪势而强占者,有因连界而吞并者,有已卖与人而重卖者,有见其耕荒而成熟争取者,有贿嘱牙保而称虚钱实契者,有将他产献势家,甚至聚众相杀,图赖人命,蓦越诉告。”

在浙江淳安,民间一直有“山无界,直凭赖”的说法。这反映了当地民间词讼中争山比例的增加。山地因为四至不清,无可查据,而且真正的业主不过是数年才登山巡查一次,再加上相邻业主也很难凭问,于是山地往往成为当地人们争夺乃至混赖的主要财产。即使经过官府多次判定,还是竞论争讼不断。根据海瑞的统计,淳安县民事诉讼案件中,“每状十纸,争山必居五六”,其中的比例也是相当之大。在福建邵武县,明末关于田地、宿债此类涉及经济纠纷的诉讼案件也在不断增加。万历四十一年(1613),吴甡出任邵武知县,就发觉田地、宿债的争讼相当普遍。按邵武当地风俗,置田者称“田骨”,佃田者称“田皮”,各自费价若干。年代一久,因为田骨权与田皮权的混淆,卖田之家,“辄告增价,讼不肯息”。此外,邵武的一些“乡市无知”,为了图赖宿债,或者因为与人争讼败诉,就采用一种极端的做法,就是吃断肠草,倒卧到对头人家而死,他们的“子弟族人,哄夺健告,以为利”。

至清代,“健讼”之风,更是“大半起于田土”。在田土的买卖过程中,确乎如史料所言,“夫时值有贵贱,岁月有远近,价贱而添,年近而赎,亦恒情也”。然令人称奇的是,在宝山县月浦镇,“乃有田价已足,岁月已远,刁徒动以侵占为名,至乡民谨愿者多讼师煽之”。相同的情形也存在于浙江天台县。时任浙江天台知县的戴兆佳更有如下揭示:“天台民情刁诈,明明是中明契正,久经割绝之产,不曰‘债尾叠剥’,则曰‘暂时契抵’;不曰‘丢税陷粮’,即曰‘追找完粮’。纷纷抱牍,纠缠不已。及至对簿,十无一实。”虽说相关土地诉讼“十无一实”,但此类涉及家庭财产官司的增加,不得不说是“好讼”社会的真实反映。

(四)妇女出面告状风气的形成

按照传统的观念,妇女应该减少出头露面,尤其必须顾惜自己的“颜面”。即使是牵涉奸情案的妇女,当时官场的通行准则亦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令妇女到官。究其原因,一方面,完全出于传统的礼教规定,亦即所谓“阃言不出,礼有明文”,或者说“妇女之道,首重三从”,借此达臻“别男女之嫌,杜奸淫之渐”;另一方面,正如清人万维翰所言,妇女出头露面,一旦成为习惯,顽钝无耻,就有流变为“肆行无忌”的危险。

但事实并非如此。明清史料已经明确显示,当时妇女出面控告、出入公庭之举已经颇成风气。根据清代栾城知县桂超万的揭示,“夫男兴讼,妇女出头”,已成栾城的一大“恶习”。而在兴化县,很多“狱讼”之兴,亦多“使妇女出头”,而且“相习成风,恬不知耻”。妇女出面告状,或者率领妇女在途中“肆行混搅”,其起因大多不是人命官司,而是为了“蝇头之利”,甚至不过是“雀角之嫌”。更有甚者,即使是“忝在绅衿之列”的家庭,其妇女亦“罔顾廉耻之防”,“使母露面于公庭”,“纵妇挺身而健讼”。至于妇女出面兴讼,其动机则正如当时史料所言,不过是“恃妇逞刁,希图泼赖”,或者“乡里中偶有口角,辄率妇女途闹,以为莫之敢撄”。

明清家庭内男子“恃妇逞刁公庭”,或者说妇女“涉讼”风气的广泛出现,起始不过是因她们的父亲与丈夫纵容所致,但随着此类习气的深入人心,一至其后,她们的行为,即使是自己的父亲与丈夫亦逐渐不能制约,最后导致“街坊口角,村舍纷争,一家有事,亲族随之,众口难调,蔓延不了”。这是身为父亲与丈夫的这些男子始料未及之事,却是“好讼”社会的典型征候。

(五)僧人涉讼案件之增加

按照常理,作为已经出家的僧人,自应云瓢雨笠,到处为家,或者闭门修斋诵经,保持一种六根清净的本色。

从明清史料尤其是一些法律文献来看,僧人涉讼案件确有增加的趋势。若对明清僧人涉讼案件细加剖析,大抵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为僧人因为涉及通奸、强奸乃至杀人之事,而被人起诉。这是僧人主观的犯罪行为而导致的被动涉讼。二是僧人因为诸如房产、田产、池塘等财产之争,甚至为了“衣衲”一类的“细事”而主动兴讼。这是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如浙江天台县,僧人会明,与俗家告争房产;僧人秀峰,因为田产买卖过程中缴纳赋税问题,而与买家发生争讼;更有僧人,与民间百姓为了争夺池塘而“兴讼”。又如山东蒙城县,僧人性慧,已经是年近80的老僧,却因为“衣衲细事”,亦即为了向高士周讨要衣衲,不惜弄虚作假,“具控公庭”。

僧人涉讼案件的增加,固然说明明清僧人群体不过是群贪、嗔、痴不泯的“野狐禅”,是佛教世俗化的真实反映,但更可成为“好讼”社会形成的重要佐证。

(六)地域性“好讼”之地的形成

在明清时期,“好讼”固然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但更值得关注者,则是地域性好讼之地的形成,诸如江西、浙江绍兴、福建泉州等地,均成为闻名于世的好讼之地。

明代地方诉讼风气,一般说来,江南多于江北。同是江南,又以江西为最盛。究其原因,明人张弼作了下面推测:“然天下观之,南土则文于北土者也。北土寡讼,而南土之讼乃繁。以南土较之,江右若文于诸邦矣。诸邦寡讼,而江右之讼实繁。何哉?岂习经好文之士,反工为口语,巧于讦讪乎?”

从明代正统史料记载来看,江南的民风显然是以刁伪为其特征。于是,也就出现了“词讼动饰诈欺”的现象。诉讼活动采用欺诈的方式,其小者表现如下:“或伪作契券,揩改簿约,以负财赖业;或本因喧争,诬称打夺,本因索债,便作劫掠。”而其大者则体现为以人命诬陷人,其目的在于希望官府对此案进行重新开棺检尸。官府一旦准理这样的词状,被告就会被当作凶手,破家受刑,苦恼百般。经过多次审讯,最后确知是诬告,而原告也招认是诬陷,但诬告者所受之刑不过是徒罪而已。正如海瑞所言,“所诬之刑,不能少偿被诬之毒万分之一”。这显然无法避免诬告成风。

此外,如福建泉州、浙江绍兴等府,均是好讼成风。如在明代,福建泉州原本“民淳讼简”,为此而被人称为“佛国”。其后却发生了变化,以致“旧俗浸改,讼牒动以数百计”:“或上司行部,环遮马首而噪者,络绎也。于是为郡县者,转苦其难;而为节推专刑名者,益不得辞其劳矣。”即使像泉州府属下的晋江县,古称“民淳讼简”,号称易治,然自成化以后,“今之词讼,一日或投数十百纸”。清代的绍兴,更是“奸民”辈出,“其俗习于刀笔,以健讼为能,每驾词以耸听”。史称每逢放告之期,“多至二三百纸。状内多引条例以为言,谓如是可以挟制也”。

上述诸多记载,无不说明明清时期确实已经形成一个“好讼”社会。这是相当明显的社会变迁现象,亦即从“乡土社会”转向“好讼”社会。清朝人龚炜已经真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变迁:在礼教秩序稳定的乡土社会里,村民言及官吏,“俱有怖色”;然在“好讼”社会里,一旦家中“小裕”,便开始与胥吏“亲热”。遇到“小故”,更是“辄控吏一二事,遂视公庭如熟路”。乡村已经如此,那么城市更是可想而知。在“好讼”社会里,一方面,案牍日繁则是其普遍现象,而且多为“无情之诉”,亦即上诉者虚假成分越发增多。如戴兆佳自任浙江天台知县以后,披阅的呈诉,共计“千有余纸”。在这千余件司法案件中,“或假人命,或捏奸情,或因小事而以大事装头,或以微隙而以重情控告,或牵累多人,欲逞囮诈之私,或词连妇女,图泄一时之忿,或事属赦前,不填年月,或案经久结,另换新题”,大多还是不实之诉。另一方面,则是“嚣竞成习”,“三尺童子,皆有上人之心,一介匹夫,每多傲物之态。反唇谇语,辄起争端;至性天伦,遽为残毁”。然究其“好讼”的目的,很多还是“争货利”,或者说“争财”。于是,为了“一木一石之微”,可以“驾词控告”;为了争夺“货利”,可以“不认亲朋”;为了“尺斗粟之熏心”,可以“称兄弟为买奴”;其目的分明是“争财”,却可以“妄云抢劫”。

欲究“好讼”社会之成因,必须先剖析诸多诉讼案件的源起。明清两代,词讼日渐繁多,无疑已成一种趋势。至于词讼繁多的原因,则因论者的不同,而其概括各有差异。这说明诱发诉讼日繁的原因其实相当复杂。

明隆庆三年(1569)九月,刑科右给事中许天琦上奏,专门就刑狱之滥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归纳了下面六点:一是有司秉承上官意志,杀人媚人;二是官员信任书吏,因公行威,舞文析律;三是以赃罚为名,多接受民间词讼案件,而阴济其贪;四是那些干誉悦名之士,务求苛察刻深,称为“风力”,即使心中知道是冤案,但还是一概错下去;五是凭威严喝令百姓诬服,甚至不敢上诉;六是地方长吏不注重教化,导致民间百姓弃仁义而死财利。在这六条原因中,在外的有司衙门,尤其喜欢词讼繁多,究其原因,就是“便于科罚肥己”。于是,“或一事而干连十数人,或轻罪而淹禁一两月,使之旷废本业,甚有连累至死者”。可见,词讼繁多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科罚”。正如明代史料所言:“不肖有司视批词为奇货,朘小民之脂膏,任清入罪,假公济私,登报者十之一二,渔取者十之八九,民穷彻骨,转相窜亡。”

清人潘月山将“好讼”缘由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倔强之徒”之情性“乖戾”。他认为,“一种倔强之徒,见理不明,好刚斗胜,略有小事,以出头状告为才能,以熟识衙门为体面”。二是地方“喇唬”一类无赖流氓的介入。他认为,“一种贪恶之人,意想诈人,遇事生风,讦私扬短,未告则放风熏吓,已告则使党圈和,不遂其欲,叠告无已”。三是讼棍教唆。他认为,讼棍“心实虎狼,迹同鬼蜮,原无恒业,专哄平人告状,讼端既兴,则运用笔锋,播弄诡计,代为打点。愚者落局倾财,彼则暗中分扣。又多首鼠两端,原被俱收掌股,甚至鸠众公举,匿名揭告,谋代调停,撞吓大钱。迨词虚伏法,罪坐出名之人,而彼乃居然事外,有利无累”。

清人王又槐所著《办案要略》,对诉讼的源头乃至变迁加以条分缕析,可以作为讨论的基本依据。根据王氏的记载,诉讼的源起,显然是民间调解的失败。换言之,很多诉讼案件的源起,原先未必都是“不法之事”,“乡愚器量偏浅,一草一木,动辄争竞,彼此角胜,负气构怨”。一旦产生争竞,民间百姓首先想到的是寻求族邻、地保的“排解”。假若族邻、地保果真能善于调处,委曲劝导,那么争竞的双方就会心平气和,最终归于“无讼”。事实并非如此。在调处的过程中,一旦不当,往往“激而成讼”。除此之外,尚有下面诸多因素导致诉讼案件的兴盛:一是地保人等希图从诉讼案件中分肥,甚至幸灾乐祸,唆使两造“成讼”;二是两造原本不愿兴讼,但因旁人扛帮,误听谗言,因而“成讼”;三是有些人“平素刁健,专以斗讼为能”,他们往往遇事生发,诱使两造兴讼;四是专有一些人捕风捉影,“平空讦讼”;五是有些人讹诈不遂,“故寻衅端”;六是有人平常与人积下嫌怨,借诉讼“泄忿”;七是有人看到他人孤弱可欺,以讼事加以陷害。

当然,“好讼”社会之形成,尚有一些特殊的地域性原因。从史料记载可知,清代三吴一带流行这样一句谚语,叫“图准不图审”。何以如此?清人王有光曾以青浦、嘉定两县为例,作了详细的剖析。两相比较,青浦县的“词讼事件”,岁以“百计”,而与此相邻的嘉定县,则岁以“千计”。究其词讼繁简悬殊的原因,尚应从两县衙门处理诉讼案件的差役说起。一般说来,词讼可以称为“官司”,此称迄今尚有遗存。其实,“官司”一称,仅仅局限于官方衙门的一面,亦即通过诉讼,以求衙门官员判别曲直。而在清代,词讼又俗称“官私”。所谓“官”,指“情理之曲直”;所谓“私”,指“经差之使费”。换言之,诉讼双方一方面必须由官府加以剖理曲直,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案件具体承办人员的盘剥。在青浦县,差役使费,通常是由原告、被告共同支付,而且支付可以从缓。而在嘉定县,差役的使费则只由被告支付,而且“倾家而不顾”。于是,青浦县的百姓,虽有“一时之忿”,但“缓则渐销”,或者经过人们居间调解,最后不至于形成诉讼案件。与此相反,嘉定县百姓为了避免自己成为“后控”的被告,就争先向衙门呈递状纸,亲友解纷不及,亦不便于解纷。为此,就不免“装点情词,以图一准”,只是为了“泄忿”,至于“质审之虚实”,就不在考虑之列。嘉定县诉讼案件之繁,盖由于此。

尽管兴讼的“情事”原因不一,但除调解失败而导致诉讼之外,上面的其他诸多成因,无不显示出明清“好讼”社会的基本特点。以此为思路,不妨对“好讼”社会形成的基本原因加以具体分析。除上面诸家之说外,如果对明清时期的法律史料细加分析,当时词讼繁盛的原因,尚可以概括为下面几点:

(一)商业化、城市化导致教化体制形同虚设

在以礼教等级秩序为宗旨的“乡土社会”中,通常采用的是一种教化先行的准则。与之相应者,则是一整套的教化制度,亦即通过乡约、里老、申明亭、旌善亭以及宗族等直接实施教化,进而调解民间的争端、纠纷。时至明清两代,商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而引发人情的诸多变化。一是人情趋于狡诈。清代学者纪昀称:“人情狙诈,无过于京师。”现存钞本《行商遗要》亦云:“窃思近来世道,人心大变,不学孔孟,尽效墨翟。”又云:“昔年人皆亘古,你仁我义,交游信实,说一不二,渐渐人生刁狡,弊端两生。”而按照清末人吴趼人的看法,当时的城市已经成为一个“鬼蜮世界”,无论是官场、士类,还是商家等,无不以狡诈为事。真正的“忠厚君子”,似乎已经只能从乡下人当中去寻找。二是人情趋于势利刻薄。明人姚旅云:“今人知有轩冕,不知有道德。盗跖衣冠,莫不膻慕焉;丐人而孝友,敬之者寥寥也。”明末清初小说《鸳鸯针》的编辑者,借“狗不咬君子”这句俗语,证明当时已经形成一种只重外表衣饰的“势利”习尚。只重官位、钱财,不重道德、孝友,这确实是一种开天辟地的怪风俗。三是作假成为时尚。清末人吴趼人曾有一句出自愤慨的话,即“本来作假是此刻最趋时的事”。何以言此?这也有事实根据。如在清末,即使是命案的供词,也同样出现了造假的现象。其实,在明清两代,假命案、真敲诈已成一时风气。

就此而言,明人海瑞对于词讼日渐繁多的原因分析,堪称一针见血。海瑞认为,词讼繁多源于下面两点:一是风俗日薄、人心不古以后,民间百姓的求利意识日渐增强,为了利益,不惜经常兴讼;二是伦理不惇,传统的维系家族内和谐的伦理关系,在遭到私利的冲击后而变得千疮百孔,上下等级关系一旦破坏,难免就会使家庭温情面纱下的争执直接暴露在大众面前,成为赤裸裸的诉讼关系。

世俗人情的诸多变化,最终导致“市道”的形成。一方面,市道开始向各种社会关系渗透。按照通常的说法,买田收租是儒家之“捷径良方”,既不废清修,又不染“市道”。但至清代,在业主与佃户之间,“莫不以狙诈相尚”,实与“市道”无异。另一方面,正如明人许梅屋所云:“子怨父贫,兄攘弟富,妻妾视丰俭为悲欢,奴仆视盛衰为勤怠。”“市道不在门外”,而是已经逐渐渗透到温情脉脉的家庭伦理关系之中。

按照传统的观念,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易》有“辨上下、定民志”之说,孔子有“为国以礼”之论。换言之,只有贵以治贱,贱以承贵,如身之使臂,脉络相贯,体统相维,而后才能“名分以肃”。然而人情之变化,以及市道对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冲击,最终导致传统等级制度趋于崩坏。明朝人王叔杲通过对浙江湖州、嘉兴二府风俗的考察,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了风俗变化对礼教等级秩序的冲击。在他看来,“文盛则风靡而好竞,地饶则民逸而忘善”。正是江南具有“文盛”“地饶”两大特点,才导致“风靡而好竞”“民逸而忘善”。风俗发生如此转向,必然影响到传统的等级秩序,进而出现下面的现象:“士嚣于庠,民嗥于市,贻诟于搢绅,上闻于朝宁,吏于其土者不能一日安于其官。”这部分反映了礼教等级秩序失控的历史真实。传统伦理纲常受到冲击,同样可以相关的史料加以证实。如明代史料云:“近年子叛其父,妻离其夫,妇姑勃蹊,昆弟侮阋,奴不受主命,冠屦倒置,比比皆然。”可见,在父子、婆媳、兄弟、主奴之间,当时确乎产生了一种秩序变动。传统秩序的动荡,显然也是摆在清代统治者面前的重大难题。乾隆十六年(1751)六月二十五日,礼部右侍郎秦蕙田从“乡里棍徒怀挟私愤,纠众罢市,甚至凌辱长官,无所顾忌”,以及“顽佃抗租”等诸多事实中,不禁感叹“以贱凌贵”之类“刁风”“恶习”的形成,已是一种无可挽回的趋势。乾隆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乾隆皇帝从当时诸多的动乱案件中,诸如福建有罗日光抗租拒捕之案,山东有张怀敬聚众殴差之案,江南有王育英号召罢市之案,广东有韦秀贞拒捕伤人之案,山西安邑、万泉有聚众抗官、守门索犯之案,不得不承认“民气渐骄”的事实。

好讼、健讼风气的出现,究其原因,还是申明亭、旌善亭之类教化体系的形同虚设。明初教化与法律合一。在教化体制健全的形势下,民间很多争竞,往往是在里老的调解下得以圆满解决,根本用不着诉诸法律。而一旦教化体制徒具形式,那么民间百姓就只好抛弃教化,诉诸法律。

礼教秩序与诉讼行为之间显然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若是礼教秩序稳定,自然会形成一个温情脉脉的“反讼”社会。反之,“好讼”社会的出现,必然以礼教失序为前提。而“好讼”风气对传统伦理所形成的冲击,就是最好的例证。清人裕谦曾著《戒讼说》一文,从十个方面阐述了好讼之害,其中有下面两点揭示了好讼对传统伦理之冲击:其一,“伤天伦”。他认为,父子、兄弟、夫妻,本来应该是“天亲至爱”,一旦“或意见不合而相责备,或钱财费多而相怨尤,或事涉牵缠而株连坐累”,引发一种诉讼,就足以伤及“天伦”。其二,“失家教”。他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是家教的基础。人一旦“好讼”,就会居心刻薄、事理失宜、挟怨忿争、倾赀破产、欺诈百姓,“五常”皆失,进而致使“家人妇子之见闻”,无非恶习,很难“内外和顺”,最终导致“悖常而乱德”。此即“讼之足以失家教”。

从明清两代的史实来看,家庭内由争竞而引发的诉讼案件已日渐增加。如明代的辽东,时人已有“患其族大而常相争”之忧。按照一般的说法,家庭内兄弟之间的纠纷,理应在家族内通过调解的方式自行解决,而不应诉诸法律。但从清代的实际情况来看,正如清人袁钧所言:“自利之说起,而兄弟有致争讼者。”不仅如此,甚至出现了“今有父在,而兄弟交争,至于经官者”。无论是“悖论伤化”之说,抑或“悖慢淫乱”之论,不仅说明“衣冠禽兽”遍及于世,更可证明“好讼”对传统伦理关系构成不小的冲击。

清代的很多史料亦足以证实,“好讼”风气可以引发传统伦理等级制度的松懈。如史称:“妇有长舌,欲竦人怒,居然诬执翁奸;子有兽心,不论天伦,竟敢明证父罪。”这是诉讼对传统婆媳关系、父子关系的冲击。又云:“或以奴仆胁主人,或以顽佃诬业主,或以卑幼制尊长。”这是“好讼”对伦理等级制度的冲击。

(二)讼师与“好讼”风气相辅相成

讼师的大量出现,显然与当时的好讼风气相辅相成。在地方官员的眼里,这些讼师通常被认定是“放刁把滥之徒”,而且大多“皆系奸民猾吏”。至于他们平日所行,则是“专窥瞰官府差错,采摘富家过失,或自身陈告,或教唆他人,兴灭词讼,把持官府”。又明代史料言,“农人多不知法,或少争竞,则奸者诱讼之,足及公门,而官吏卒隶皆喜,曰:‘我佃户来矣。’”可见,农民原本“少争竞”,正是“奸者”的“诱讼”,才导致他们“足及公门”。此外,按照明清两代惯例,诉讼必须遵循一种自下而上的原则,法律禁止越级诉讼。尽管如此,自明宣德以后,民间越级诉讼已是相当频繁。尤其是明英宗即位初年,在北京郊区的张家湾,更是聚集了很多专门替人“告讦”的奸诈之徒,说白了就是讼师,负责替到京城告御状的人打官司。这些讼师,在清人蔡世运看来,其实就是“健讼之徒”。他们的惯用伎俩,无非“指无为有,饰毫末之事,以为滔天”。其目的则是引起“上官”的重视,为之“听理”,而其结果,则无疑会导致“小民身家,荡散无余”。

无论是明洪武年间所定的教民榜文,还是随后的官员建言或榜文,无不倡导一种“息讼”的观念。凡是民间词讼,如果“自愿息讼者听,事不干己而相告讦,及官吏罗织以媒贿赂者有罚。果有冤抑实情,亦宜以次陈诉,果有全家被害,方许亲邻伸诉”。然自正统以后,根据南直隶巡抚周忱的上奏,这种息讼观念已经受到了冲击,以致狱讼腾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刁民”的大量出现。而其形式则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图赖人命”,因为只要牵涉人命,就可以耸动官府,惊吓小民;二是“牵连杂事”,因为只要是杂事,最终会很难审理,可以借此欺诈取财,甚至牵制官府。即使事情败露,被充军摆站,或纳米运砖,又可以逃潜,变换姓名,重新欺灭词讼。

这种唆讼之人,一般被称为“刁徒”,而且专门以“刀笔”为职业。正如李开先所言:“又民贫必刁,有等刁徒,以衙门为养身之窟,刀笔为肥家之资。当门陷阱,平地风波。众推巧侫者,鼓游舌如笙簧,告词而期官司之必准;顽泼者,甘重刑如饮食,强词而致良弱之难支。因一事而牵扯数十事,告一人证佐数十人,有累岁不结之狱,千金立破之家。”从万历十三年(1585)奏定的《真犯死罪充军例》中可知,当时已经广泛出现了唆讼或起灭词讼的“讼棍”。这些讼棍大多是“刁军”“刁民”或“无籍棍徒”。其从事的活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专门挟制官吏,陷害良善,起灭词讼,结党捏词缠告,把持官府,使官府不得行事。其二,私自串结,将原本与自己并不相干的事情,捏写本词,声言奏告,勒索钱财。其三,代人捏写本状,声称要奏告叛逆等项机密,或者是捏称人命、强盗等项重事,教唆或扛帮他人赴京城告御状,或者到巡按御史、按察司处告状。

在清代,讼师参与民间诉讼活动亦相当频繁。在官方文书中,讼师通常又被贬斥为“讼棍”,或称“打网游棍”。他们靠讼事“衣食是赖”,若是一日无讼,则一日无生财之所。他们“架词妄控,多半空中楼阁,变幻离奇,批不胜批,驳不胜驳”。然讼棍敢于如此侜张者,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图准不图审”,包准不包赢。所以,“一准即和,既和又告者相随属也”。如莱阳县知县庄纶裔莅任伊始,就严办讼棍案不下数十起,其中有名有姓者分别为刘云起、于绍堂、刘德盛、于绍南、刘全甲、刘黄云、夏朋儿、王绪庆、展正仁、左裕昆、左建章、王即三、崔显俊、程仁格、吕云年、崔成九、刘东溪、任焕文、鲁有宗、隋兰香、盖华廷、刘培十、郑王氏、张史氏。至于那些“打网游棍”,一旦碰到上司词状,更是“将平日仇人,不论事之相干、无干,一概俱入在内,甚至一张状,单款纷纷,牵连数十人者”。清初人汤斌在任陕西潼关道按察副使时,同样认为当地诉讼恶风的盛行的原因,还是在于“刁民心怀奸伪,志在得财”。他揭示道:“家中但无营生,就要搜寻告状。或教唆别人,或投充劲证,或捏写无影虚词,或隐匿年月名姓,或以活人作死,或抱人墓检尸,或混告二三十人,或牵连无干妇女,或假冒籍贯,或擅用粘单,或一状未问,一状又投,或上司衙门连递数纸,以致批问纷纷,提人乱乱。”

在明清时期,讼师的存在主要基于代书人的缺陷。在民间诉讼官司中,代书人在替人书写状纸之时,其词往往质而不文,不能打动地方官员,导致官员不予受理。鉴于这一原因,民间百姓不得不“谋之讼师”。这些讼师一旦发现民间百姓有不平之事,则教唆诉讼,“佐之请谒,而旁缘以自资”。讼师行业组织,始于宋代的“业觜社”。至明代,分别出现了“躲雨会”“三只船”之类的讼师组织。入清以后,讼师组织更是大张,随之出现了“破靴党”。

破靴党显然起源于地方儒学生员吃“荤饭”之风,亦即生员出入衙门、包揽词讼。清人戴兆佳就言及浙江天台的士人,一旦成为生员,“便寻荤饭,结纳胥吏之欢,引同心于刀笔滑稽舆厮之伍,因而出入衙门,包揽词讼,武断乡曲,侵蚀钱粮”。而破靴党一称则起源于明代。如明陆人龙所编《型世言》小说记:“次日王秀才排了‘破靴阵’,走到县中,行了个七上八落的庭参礼。”可见,“破靴”二字,主要形容堕落秀才的穿着打扮。至清代,清人杨光辅已经将破靴党定义为“生监之不守分者”。至清末,吴炽昌记载:“江右有所谓破靴党,侜张为幻,无所不至。讼者咸师事之,坏法乱纪,此其极也。”显然,破靴党已经成为讼师的领袖集团。

不止如此。在清代的嘉定,像沈天弛、杨玉川等讼师,更是对自己的诉讼技能相当自负,甚至以科举中的“状元”相炫。此后,金荆石、潘心逸、周道卿、陈心卿等诸位讼师,与沈、杨两位相较,其技能尚有所不逮,但也算得上是讼师中的能品,动辄称自己所写诉状堪与《战国策》《国语》相媲美。

(三)代书人成为一种合法职业

所谓“代书”或“代书人”,主要指替人代写诉状之人。在明清两代,为了避免出现唆讼这种现象,在法律上严厉禁止“唆讼”。法律规定,若是教唆词讼,就会被处以“与犯人同罪”。但法律中同样存在下面的补充条款,即假如见到别人不能伸冤,而出来替人打官司,这不在“教唆”之例。究其原因,告状之状词,其最大的功能就是“达情”。民间百姓有了冤抑不能申雪,只能“借词以达之”。但是,对于状词内容,官方也严格限制“浮言巧语”,下令禁止“无情之词”。鉴于此,民间百姓在诉讼过程中,只能选择“代书人”替自己陈情。至于替人代写词状,法律也给以适当的区分:凡是在所写词状中有“增减情罪、诬告人”的情形,法律予以严厉禁止,但如果仅仅是替人写词状,而并没有在词状中对罪行加以增减,那么不在“教唆”之例。可见,合法的替人写状纸,明清两代并未加以禁止。

从明代的实际情况来看,在一些县衙门的门口,确实聚集着一批写状之人。时日一久,此类替他人代写词状的写状行为,逐渐成为一种合法化的职业。有些在衙门口写状的人,甚至变为一种职役,进而得到了官府的默许。而在清代,“代书”作为一种职业,地方官已经将其列入定期考核之列,希望借此取代讼师之职。

尽管代书已经作为一种合法职业,而且法律亦禁止其对原告诉讼情节加以增减,但从当时的史实来看,代书显然亦不乏“驾虚谎告”之习。以浙江天台县为例,当地百姓诉讼成风,“每以极琐屑细微之事装点虚情,写呈控告,甚至将十余年前李、柯各任内久经审断之案,带叶牵枝,从新说起,连篇累牍,剌剌不休,至于原、被告名字,更翻叠换”。此等习俗,固然因为“小民刁健”,但亦因代书“驾虚谎告,教猱升木之故”。换言之,代书确乎成为“好讼”社会形成的又一幕后推手。究其原因,一方面,在吴、楚、江、浙等地,替人代写诉状之人,“多出于流棍卜算者”,他们“各有门类底本,在境外无名之人,以此得钱为生。在本县告状刁民,利于害人打网”。为了得钱、打网,他们必然会增减情词。另一方面,按照清人黄六鸿的说法,代书又“类多积年讼师,惯弄刀笔”。所以,“伤一牝彘,辄以活杀母子为词;恶少强奸,诱女以连辱见释”。

(四)讼师、地棍、衙蠹之勾串

从明清两代史实来看,讼师、地棍、衙蠹,均是凭借衙门吃饭之人,而三者之勾通合流,更是“好讼”社会的成因之一。

讼师唆讼,上面已有阐述,在此就地棍勾结衙蠹参与诉讼事务加以勾稽。地棍专以讹诈谋生,然亦不乏参与地方诉讼事务之例。如清代浙江仁和县,地棍“竿牍则代写代投,呈状俱包收包准,往往无事生为有事,小事变作大事,即使两造愿息,此辈钳制不休”。更有甚者,他们甚至“描模印信,捏造伪牌,假扮相公,携带仆从,或公然结党提人,或设局拿讹诈害”。清人汪辉祖亦云,地棍一旦“讹借不成”,就“造端讦告”。所告之事,尤以“首赌、首娼”为主。事本无凭,却可以“将宿嫌之家一网打尽。无论冤未即雪,即至审诬,而破家荡产相随属矣”。据清人尹会一的记载,河南的恶棍大多“出入衙门,武断乡曲,颠倒是非,闾阎受其荼毒,良善何由安枕”。而在兴化,地棍更是采用一种“搭台”诉讼之法,讹索地方百姓。所谓“搭台”诉讼,就是“每遇乡懦家稍温饱,即有一种不法棍徒,惯行假捏事由,装点情节”。简言之,就是不顾事实,自己搭台,自己演戏。他们“不遵告期,串通书吏,专俟承值之日,或朦混传辞,或颟顸喊禀,但图一准,出票签差,便可肆行讹索”。等到所欲既餍,“随以一和了事”。

比较而言,讼师以唆讼为职责,地棍以讹诈为职业,而衙蠹则为讼师、地棍的内应。如清人汪辉祖云:“唆讼者最讼师,害民者最地棍。二者不去,善政无以及人。然去此二者,正复大难。盖若辈平日多与吏役关通,若辈借吏役为护符,吏役借若辈为爪牙。”正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此外,如清代史料言:“书役勾串地棍,择殷实而捏以奸、赌等事,诬告婪索。劣员任用,不加约束,最为民害。”清人刘衡云,“讼师、地棍、店主”,全与书役“狼狈为奸”。如此等等,无不证明讼师、地棍、衙蠹已经趋于合流,共同左右着地方诉讼社会。

好讼社会的现实,事实上已经打破了儒家“无讼”的理想境界,取而代之者,则是“息讼”观念的兴起。

在明清时期,词讼繁多是一种趋势。究其原因,还是一些官员将官司当成一种生财之道。但值得关注的是,词讼趋繁固然可以为地方财政创造收入,但同时也会成为“耗民之一孔”。百姓安居乐业是传统社会稳定的基础,一旦浪费百姓之财,无疑就会动摇统治的基础。由此可见,息讼观念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维持统治的稳定。

在明清两代,一些儒家学者认为“讼非美事”,所以,主张尽量避免打官司。如姚舜牧在《药言》中说:“讼非美事,即有横逆之加,须十分忍耐,莫轻举讼。到必不可已处,然后鸣之官司。然有从旁劝释者,即听其解已之可也。”至于那些地方官员,更是谆谆告诫治下百姓,切忌轻易到衙门打官司。如明代一位知县,在衙门前曾挂出一副对联,云:“乡下有田宜早种,县中无事莫频来。”可见,鸣之官司是百般无奈之下的举动。民间有了争执,最好还是不打官司,而是采用一种民间调解的形式。

那么,传统儒家的“无讼”之说,究竟是要达到一种“讼不待听而自无”的境界,还是经过听讼之后,达到一种使犯者无可争辩的境界?这显然值得进一步探讨。在传统时代,儒家学者大多对“无讼”有一种错误的理解,认为无讼,就是息讼,让小民无所争讼,于是也就有了“讼非美事”的见解。鉴于此,明初学者方孝孺坦然承认:“人之情不能无欲也,故不能无争。争而不能自直也,故不能不赴诉者,非人之所得已也。”他在解释孔子“无讼”一说时认为,即使经过“听讼”这一程序而获得实情,且判决丝毫无失,孔子尚且“非之”,更遑论苛取于民而又禁止百姓诉讼!最后,他得出结论:“治天下不能使民无讼。”

高拱在方孝孺之说基础上,对“无讼”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无讼”就是经过“听讼”这一司法环节,最后达到“无讼”的境界。所谓无讼,究其实不过是使人无可争辩。高拱的解释主要包括下面两层意思:

其一,他认为,即使是在尧、舜之时,也“不无赴诉之人”。原因很简单,只要是人与人之间,就不免会产生是非曲直,这些是非曲直一旦不能自己决断,就只好上诉。假若想让天下均无是非曲直,即使圣人也无能为力。在儒家经典中,所称“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这里所说的“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就是指“无讼”。假如说讼不待听而自无,那么经典中所谓“无情者”当指何人?而“不得尽其辞”当是何意?何况经典中又说“大畏民志”,这是说民是靠畏而服。假若说民自无讼,则顾不自知,那为何又说“畏服”?

其二,他认为,听讼的功能,就是谳决公明,使是非、曲直各得其理。尽管如此,那些“无情者”还是想骋辞以辩,这是因为听讼尚无法使其心孚。只有在圣人德威之下,威德明了,百姓的心志才会有所畏服,于是赴诉者各说其情而是非、曲直唯上所决,而不敢不服,不再骋辞以辩。

高拱对“无讼”的解释,其中心思想同样可以从赵贞吉、李乐的看法中得到证实。赵贞吉在解释孔子所谓“无讼”时,曾作了如下发挥:

夫子此言是说,使民无讼,方才是甚难的事。惟在听讼的人至明以察他的情伪,则虚谎不实之辞,不敢尽来冒乱;又能至公以服他的心;刚果决断他的事务以服他的口。庶国法昭彰,公道明白,民皆惧怕,无不回心向善,此为大畏民志。如是,则讼可以渐无矣。

这就是说,欲达“无讼”的境界,必先经过“至明”乃至“至公”的“听讼”环节。即使如此,亦只可达到“讼可以渐无”的境界。李乐也有相同的见解。他说:“孔子不取听讼而贵使民无讼。‘使’之一言,有许大源头工夫在先,文王所以使虞芮质成也。”细绎这句话的意思,也是主张在“无讼”之前,多做一些“源头工夫”。在这些源头工夫中,除行仁政以使百姓无争外,最为重要的,还是需要有一个“听讼”的过程。

关于儒家“无讼”思想,明人所作的新解释,均是在“听讼”之后方可达到“无讼”的境界。他们的解释,无不是从“讼”字开始的。这可以再引牛应允之说为例。他说:

讼者,争辩之谓。谳决公明,使是非曲直各得其理,听讼之能也。然而无情者犹骋词以辩焉,无以服其心故耳。惟圣人德威,惟德威明,惟明有以大畏民之心志,是以赴诉者各输其情,而是非曲直惟上所决,而莫敢不服,无复有骋词以辩者,是无讼也,非讼不待听而自无之谓也。

可见,所谓“无讼”,就是通过“谳决公明,使是非曲直各得其理”,使原、被两造“莫敢不服,无复有骋词以辩者”。这是一种“听讼之能”,而不是“讼不待听而自无之谓也”。

如何看待儒家的无讼思想,以及处理听讼与无讼之间的关系,清人袁枚的一段阐述,颇有启发意义,引述如下:

孔子曰:“听讼犹吾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此圣人甚言无讼之难,非言听讼之易也。今之人不能听讼,先求无讼,不过严状式,诛讼师,诉之而不知,号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讼云尔。”比如防川,怨气不伸,讼必愈多。不知使无讼之道,即在听讼之中。当机立决,大畏民志,民何讼耶?

细玩其旨,所谓“无讼”,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还是“听讼”,通过“当机立决,大畏民志”,而真正达到“息讼”“无讼”的理想境界。换言之,“无讼”不是无所为,即“诉之而不知,号之而不理”,以“息讼”二字塞责,而是有所为,如此方是诉讼公正的理想境界。

此类见解,在清代学者或地方官员中亦广泛存在。如陆陇其说:“人情波靡,机事横生,已难使之无讼,惟尽吾情以听之而已。”细绎其意,达臻“无讼”的理想相当困难,只能通过“听讼”这一环节而达到“省讼”。陆陇其任灵寿知县时,在所出告示中,同样明确表达了“息讼”之意,认为“健讼”之风,最为民间大患,希望治下百姓均能成为“耕田凿井之民”与“孝友睦姻之民”,而不是“匍匐公庭之民”,甚至“便给善讼之民”。又陆陇其在任嘉定知县时,其司法实践也是通过“听讼”而达到“无讼”之境界。史称:“其听讼也,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调停家事,渐成无讼之风。有兄弟争讼不休,公谓之曰:‘弟兄不睦,伦常大变,予为斯民父母,皆予教训无方之过也。’遂自跪烈日中,讼者感泣,自此兄弟式好无尤。”黄六鸿亦明确指出:“地方官纵能听讼,不能使民无讼,莫若劝民息讼。”他进而认为,“息讼”之要,主要包括以下两点:一是“平情”,二是“忍”。可见,这也是在“听讼”中寓“息讼”之意。而戴杰更是断言:“当今之世,而欲几于无讼,亦断断乎不可必矣。”所以,他尤其强调“清讼”的必要性,认为这是“听讼者”的职责,需要相当慎重,亦即“审呈词以判虚实,惩唆架以安善良,严传限以禁差扰,速讯结以省拖累”,最后达到清讼的效果。此外,刘时俊承认“滥讼”之害,所以倡导“息讼”,不过他同时认为,息讼有道,“若以厌事之心求息讼,讼更不可息矣”。显然,也是通过听讼而达到“息讼”。而汪辉祖更是认为,若有争端,“总不如忍性耐气,听亲党调处,归于无事”。鉴于此,汪氏进而提出“断案不如息案”的观念,认为与其“听断以法”,还不如“调处以情”。刘时俊亦作《续情说》一篇,以“情”调节家庭、宗族乃至邻里之间的纷争。他认为,“天地间合成一个‘情’字,乾坤不毁,情相续也”。所以,他主张凡有争端,必须以“解纷为主”,“对兄劝友,对弟劝恭,对亲邻劝和睦”,不惟可以息一时之讼,而且能“阴消数世祸”。

在倡导“息讼”观念的过程中,在明清两代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却开始出现了一种“息供”的风气。关于此,李乐有下面的揭示:

今日非奉敕旨明文,不知谁人作俑,倡为“息供”两字,原告硬中需索,被告悉如意,即具息到官,官一切准允,不加详察,虽抚按衙门贤者,在上犹然甘心为之。嗟乎!此劝民好讼之妙术,余不知其可也。

所谓“息供”,其实就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自相和解。尽管李乐对此风气持批评意见,但这种“息供”现象在当时显然相当普遍。

明清时期的诸多史料,显然已经证明,这种“息讼”观念开始向具体的司法实践渗透。王阳明在南赣所实行的“十家牌”法,其主旨就是各家“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得轻意忿争,事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与海瑞巡抚应天时专门“放告”不同,王阳明在巡抚南赣时,却并不放告。他告诫民间百姓,“自今非有迫于躯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辄兴词。兴词但诉一事,不得牵连,不得过两行,每行不得过三十字。过是者不听。故违者有罚”。吕坤在地方司法实践中,亦主张通过“和处事请”以达到“息争讼”的目的。其息讼之法,则是通过设立“和簿”,由地方乡约调息词讼,即“如有不平,到那乡约中口禀一番,约正副差本甲人唤来一问,如系两约,请两处约正在一处同问,谁是谁非,眼同证见,一一问明,差那证见押着那理屈的,替那理直的些些礼物上门陪话,约史仍将所问事情来历始末一一记于‘和簿’”。杨道亨任真定知府时,“吏抱案请署,先所急者,次第呼署,而抶其不当请者,曰:‘太守为汝猾胥作地耶?’两造纷詉,公绝不顾,第摘其中款要,呼一二把讼大猾,厉声曰:‘汝不吐实,立碎汝首矣!’以故听讼不数语而决。”从“抶其不当请者”与“听讼不数语而决”两语来看,同样符合儒家传统官员“省词讼”的标准。陶承学任徽州知府时,“徽俗健讼,讼牒满箧,或数十年不结”。陶承学常常慰谕原告道:“此处殊不易入,汝更思之,欲罢犹可,不汝责也。”遇到细事相关的案子,就说:“此何足烦官府,归与汝父老谋之。议而不当,为汝治未晚。”若是有人“讼杀人请检验者”,他就事先告诫原告:“此非汝父即汝兄也,非有沉冤巨痛,而戮其腐骨,即与子弟杀父兄同律。”而在具体的判决过程中,若是原告“不得实”,就加以“反坐,遂处一二人”。为此,徽州人称他为“半升太守”,意思是说食米半升,即可了却讼事。方岳贡任松江知府长达19年,一意清静,与民休息。每次升堂治事完毕,就洞开重门,或据案读书,或披牍理事,或与客对语。若是民间百姓前来告状,均可直达座前,他立为判决,“吏胥无所行其私”。在考成时,被称为“天下清官第一”。上面所举清官典型,无不以“省词讼”为旨归。更有甚者,清代一些地方官员通过创作俚俗歌曲,向民间百姓灌输“息讼”的观念。如清人柳堂在任广东惠阳知县时,公务之暇创作了《劝民息讼俚歌》三章,“一告以讼师之刁诈,二告以差役之恶劣,三告以青天在上”,并将此歌刊印数千份,发给塾师、庄长,由他们“详为告诫”,借此达到“人人知讼之害”的目的。

息讼意识在明代官员中最广泛的体现,就是以“老人和事”的态度对待原告与被告双方。在明代官场,大多流传着处理词讼的不传之秘,就是将词讼作“四六分问”,以此作为“息讼”的前提。何为“四六分问”?这就是说,在碰到一件诉讼案子时,若是给原告六分理,那么也必须给被告四分理;若是判原告六分罪,那么也必须判被告四分罪。通过这样一种原、被告曲直不甚相远的判案方法,避免百姓忿激再讼。这种“老人和事”式的判案方式,虽然可以息讼于一时,但实际上已经为争讼于日后埋下了伏笔。道理很简单,这种息讼的做法,对于民间老实的百姓来说,能得一半之理,也可以暂且心满意足;但对于那些本来就理曲而又健讼的人来说,假若让他们能得到一半之理,事实上就是使原本被诬之人获一半之罪,反而让他们达到了目的。下面的人揣摩上面的意向,于是狱讼反而会日渐繁兴。官员不再成为判别是非曲直的裁判官,而是成了和事老人。

一至清代,在地方衙门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岁暮“停讼”与“农忙止讼”的惯例。按照清代的惯例,凡是每年的十二月至第二年的二月,属于停讼之期。在此期间,除“真正人命逃盗”案件仍允许不时呈告外,其他诸如户婚、田土、钱债、租息等词讼,概不准理。究其目的,就是让百姓“恬养休息,以待东作”。此外,每年正当乡农农忙之时,地方有司也会挂出牌匾,上面大字书写“农忙止讼”四字,若非“命盗、逃人重情”,其他词讼一概不准。究其目的,也是显示“重农桑、裕邦本”。

值得指出的是,正如清人房廷桢所言,劝息争讼,尽管体现了那些“仁人长者”为民惜身家、惜性命之苦心,而且他们所颁发的文诰,更是情词恺恻,计虑周详,但事实上不过是“徒悬息讼之令”而已。所以,息讼之劝虽殷,其实好讼之风不灭。这确实道出了当时的实情。

明清两代,究竟是“乡土社会”,抑或“好讼”社会?显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毫无疑问,明清两代是一个社会的变迁时期。若以法律诉讼为视角,社会史层面确乎发生了巨大的转向,亦即从“乡土社会”逐渐向“好讼”社会转变。进而言之,人口的广泛流动,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好讼”风气的形成。如明代凤阳府天长县,民风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即从“质愿”转向“虚浮”,又从“力本”日趋“末艺”。更为甚者,来自江西、福建、苏州、徽州歙县的“流奸”,往往因为“避罪”,而纷纷逃匿到天长县的铜城、汊涧、杨村等镇,“结党煽祸,起灭教唆,而争讼渐烦”。又如扬州府之高邮县,其中的工商业者,均为“浮寓”之人,而非“土著”,结果导致“或习为健讼,喜侜张而寡情实”。

那么,对明清“好讼”社会又当如何看待?就社会史的层面而言,正如清朝人黄中坚所言,明清时期是一个“横逆”的社会。所谓“横”,就是“强凌弱,富欺贫”;所谓“逆”,则为“贱妨贵,小加大”。按照传统的观念,为治之道,关键在于使民各安其分,亦即上下、贵贱、贫富之和谐相处。这正好是“乡土社会”的基本特点。一旦小民“犯上无礼”,亦即礼教秩序沦丧,就会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好讼”风气的形成,显然与“横逆”社会桴鼓相应。

尽管明清很多地方官员受传统的“无讼”观念的左右,希望通过“息讼”而“养民财力”,而且民间百姓遇到细末琐事,亦希望通过调解而和息,然值得关注的是,民间百姓一旦遇到“情关迫切,势难缄默者”,还是不得不“赴官鸣控”。再加之明清社会的巨大变迁,最终导致“好讼”社会的形成。

在剖析明清“好讼”社会时,下面三点无疑值得格外关注并加以重新认识。其一,按照传统的观念,讼师这一职业显然被归于“莠民”之列,地方官员还刻意加以渲染,将“好讼”风气的形成归于讼师之唆讼,借此推卸在任期间的责任。平心而论,讼师固然有唆讼及与衙门书役勾串的一个面相,但明清讼师行业团体的出现,以及讼师独立于衙门之外的司法角色,无不使其具有向近代律师转化的另一面相。其二,传统中国的法律,以伦理为立法的基础。如细玩《大明律》的立法宗旨,无不体现一种重视伦理的特色,亦即“导人修德”“刑以弼教”,其目的则是使人趋于“仁”。但从明代中期以后的司法实践来看,伦理因素开始逐渐消解,亦即“典狱司法”之官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不再受传统伦理思想的约束,而是“因子而杖父,由侄而刑叔伯,以弟侄故而罚及其兄”。这显然也是一种新动向。其三,在明清两代,无论是负责诉讼审判的地方官员,还是参与诉讼的民间百姓,并无“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概念,仅仅是将“狱讼”之事分为以下两类:一是“要者”,亦即紧要的讼事,包括人命、强盗、逃奸诸事;二是“小者”,亦即因微末小事而引发的诉讼案件,包括户婚、田土一类的诉讼。但一至清末民初,上海租界的华人居民,对法律已经有了自觉的意识,亦即不再是只知守法的“愚者”,而是成为“借法律以养成社会良好习惯”之“公民”。这种公民意识的存在,一方面体现在他们已能明确区分“民事”与“刑事”,知道“命盗斗殴应向捕房控告,钱债人事应向会审公廨控告”,另一方面则已知悉官吏不可“私逮擅逮”,传统公堂衙门的“牌票拘人”,属于一种“私拔人”的违法行为。

综上所述,在明清两代,尽管儒家传统的“无讼”观念仍有遗存,而且部分渗透到当时的司法实践中,但就明清时期的社会现实而言,确乎可以称之为“好讼”的社会。于是,“无讼”的理想与“好讼”的现实必然产生冲突。其冲突的结果,则是明清两代的学者对“无讼”重新进行理性的思考。其思考的结果,则是认定“无讼”并不是一种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而是通过具体的“听讼”过程而达到司法公正。于是,随之而来的则是“息讼”观念的流行,以及“息供”“省词讼”一类司法实践的普遍化。

所谓“好讼”“健讼”,其实尚蕴涵着下面两层意思:一是朝廷法律通俗化的进程固然使一般民众在知法以后不再触犯法律,但同时也使一部分百姓在遇到不平之事时,知道通过现有的法律程序,诉诸公堂,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二是民间百姓一旦懂法,为一些纠纷而诉诸法律的事例就逐渐增多,以致诉讼成风,诉讼案件日趋繁多。按照传统的观念,明清时期“好讼”社会的形成,固然是“讼”在流变过程中所产生的弊端,与“无讼”的理想形成明显的冲突。若换一角度加以思考,明清“好讼”之风的存在乃至流行,未尝不符合“讼”的原始真精神,即通过“讼”这一程序而“攻乎不公者”,亦即对现实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一种反抗。

本章共 14 页 (每页约 2000 字) 分页阅读 →
纠错
加书签
详情
加书架
打赏
投票
自动滚动
设置
夜间

评论 0条

加载中...

设置

阅读主题
正文字体
字体大小
18
页面宽度
滚动速度
5
语音朗读
翻页模式
💎

余额不足

您的水晶或能量余额不足,请充值后再试。

立即前往充值

🎫 投月票

1 张月票 = 1.00 水晶。感谢支持!

🎁 打赏作品

打赏将直接扣除水晶余额,鼓励作者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