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阴司诉讼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即究竟是“阴阳相隔”,抑或“阴阳相通”?套用明清时期的话语,亦即究竟是“幽明异路”,抑或“幽明一理”?就此问题,明清两代的儒家精英与民间百姓均有各自的理解与回答。
就前者而言,按照清人纪昀的看法,在幽与明亦即人间与地狱之间,存在下面两种关系:一是幽明异路,凡是人间所能治理的案件,鬼神就不必更治,这是为了显示互相“不渎”。二是幽明一理,凡是人间所不能治理的案子,鬼神有时就可以代治,这是为了显示鬼神有“不测”之功。钱维城亦言:“天之祸福,不犹君之赏罚乎?鬼神之鉴察,不犹官吏之详议乎?”这同样是鬼神世界与人间相符之论。
就后者而言,明清两代的民间百姓,大多相信阴司世界乃至其本身所拥有权力的存在。如在明代,就流传着下面一种说法,就是阳间皇帝死后,阴间的阎王都要为他戴孝。这是民间观念中阴阳相通的最好例证。从明清两代的民间习俗来看,无不流行一种“烧纸钱”之俗。民间百姓相信,纸钱烧化之后,到了阴间,也就成为“孔方”。迷信者还相信,若是“多烧楮镪”,可以替死者赎罪。清代四川的酆都县,更是民间所传人、鬼交界之处。县中有一井,每年都有很多人焚纸钱帛镪,投入井中,花费将近3000两银子,民间称之为“纳阴司钱两”。清代苏州的民间习俗,亦有“解天饷”之例,由各乡土地神庙收纳阡张、元宝(俗称“钱粮”),上缴到“玉帝殿庭”。无论是“纳阴司钱粮”,还是“解天饷”,均说明民间相信天庭、地府的存在。
概括言之,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人死之后,进入阴间,与阳世的亲人隔绝,理应属于“阴阳相隔”。不过,若就融合了佛道理念的因果报应而言,人死之后照例会根据死者生前或善或恶的行为而得到相应的报应:至善者升入天堂,甚或成为神灵;一般的善者虽灵魂进入地狱,却可投胎再生;至于恶者,则被打入地狱,承受非人的折磨,轻则转生为动物,重则永世不得超生。尤其是民间信仰中所谓“无常鬼”的存在,更使阴间与阳间之间得以正常沟通。中国的古谚云:“一旦无常万事休。”其意原本是说人生无常,终归一死,并非真的是说有“无常鬼”的存在。这句谚语到了民间百姓那里却得以发挥,演绎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无常鬼形象:面痩身长,穿白衣,戴白巾,手持雨具,肩挂纸钱。在很多庙中,都有无常鬼的塑像。此处所谓无常鬼,其实就是“死无常”,是阴间派到民间勾魂的使者。此外,民间还创造性地幻想出了一个“活无常”形象。这些活无常,通常是由民间“生魂”扮演,不论男女,均可充当此职,于是也就形成了“走无常”的习俗。可见,所谓活无常,则是阳间派出与阴间沟通的使者。就上面所列事实而言,则又“阴阳相通”。
在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一种现象,亦即作者通常喜欢刻意渲染一些不同于人世间的阴司之事。此类记载,看似千篇一律,甚至落入俗套,而且创作者的用意不一,然若能细加探究,尤其是从法制史的视角加以观察,从中不难发现诸多可供研究者重新加以认识的法律内涵。
文学作品中所刻意创造的阴司以及与其相对的阳间,属于不同的两个世界。阴司属于“虚幻世界”,而阳间则属于“现实世界”。文学作品所描摹的飘渺的虚幻世界,大抵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及融合。换言之,一方面,虚幻世界是作者的理想世界,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不公正现象,通常会在这一理想世界中得到合理的矫正。另一方面,虚幻世界又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作者尽管不敢直接将批判的触角伸向残酷的现实世界,却可以通过诸如阴司一类的虚幻世界,对现实世界加以嬉笑怒骂。进而言之,现实社会中的不公正现象,乃至现实司法体制中的诸多陋习与弊端,通常会在虚幻世界中得到生动的反映。
正是就这一角度而言,文学作品的创作者通过虚幻世界的创造,使自己成为现实社会的最高裁判者。凡是被现实社会道德伦理所不容却又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各色之人,作者照例通过虚幻世界给以重新安排,给他们更为合理的定位;凡是现实生活中百姓所受诸多冤屈,不但会得到上天的感应,甚至可以在阴司这一虚幻世界中得到伸冤昭雪。
无论是儒家精英的私家记载,还是民间文学作品,都普遍存在一种观念,即阳世清明公正的官员,死后可以成神,或者成为阎罗王,在阴间继续从事司法判案。明代无名氏所撰小说《百断奇观重订龙图公案》(今本改为《包青天奇案》)之《尸数椽》一则,借助受冤屈的巫梅之口,说明了小说作者对包公一类公正法官的崇敬。而包公之所以被人崇敬,就在于他“关节不到”,而且“一生不听私书”。清代佚名所撰小说《五鼠闹东京》中的故事,更是明确地告诉我们,包拯是天上文曲星“降凡下界”,赋予其“日则判阳,夜则判阴”的权力。就此而言,诸如清官神化一类的故事,正好说明了传统中国法律的“人治”因素。
在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包公“治冥事”之说,而且在民间的戏曲作品中,包公被刻意描绘成“日断阳”“夜断阴”一类典型的清官形象。其实,包公“阴判”之事在稗乘中均无可考,不过是从本传中“关节不到”一语附会而来。此外,宋代名臣如范仲淹、寇准等,一些野史记载也无不称他们已经成为阴间的“阎罗王”或“修罗王”。
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大多喜将忠臣、清官神化。这可以一方的守护神城隍神为例,加以更为系统的分析。清人钱泳记载:
《宾退录》极言城隍神之灵显,且各立名字,如汉之纪信、彭越、萧何、灌婴、张骞之类,不一而足。即祀典所云“凡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则祀之”之意。据苏州府城隍而言,向闻神是汤文正公斌,继又改陈榕门先生宏谋,既又改巡抚吴公坛继,又改观察顾公光旭。今闻又改陈稽亭主政鹤矣。
从这段史料不难发现,在民间传说中,汉代纪信、彭越、萧何、灌婴、张骞等人,死后均成为城隍神。这种民间传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好符合官方祀典所云“凡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则祀之”之意。以苏州府城隍神为例,其神主亦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继任的地方官陆续取代前任而成一方城隍。上面记载中所提到的汤斌、陈宏谋、吴坛继、顾光旭、陈鹤之类,均为当时的清官与能臣。此外,陆陇其曾任嘉定知县。在任时,“日坐堂上课子读书,夫人在后堂纺绩”。陆陇其死后,民间亦传其成为嘉定县的城隍神。
举例来说,很多忠臣往往被民间百姓附会成为城隍神。如浙江鄞县城隍神,原本是汉初纪信,但随后民间流传明末清初人钱肃乐“嗣其任”。江西建宁城隍为明代总督揭重熙,广西桂林城隍为明总督张同敞,亦属此例。此外,南京城隍神为孙策,北京城隍神为于谦,杭州城隍神为周新。史又传于谦在每年八月,则司浙江城隍。于谦被诬死后,至成化二年(1466)得到平反,明宪宗下诏恢复其原官,并遣行人祭祀。弘治二年(1489),明孝宗下诏,在杭州为于谦建祠,称之为“旌功祠”。在祠中,东设梦兆司像,每年的八月,杭州的士民就“于此祈梦最盛”。又如任洁,天顺年间任罗源知县,多善政。将殁,有人梦城隍庙打扫甚急,传呼新城隍至。至时一看,所谓新城隍,其实就是任洁。次日,任洁卒。这则记载无非为了证明下面一个事实:任洁因为在任时“多善政”,死后成为罗源县的城隍神。
除城隍之外,民间观念中的地下神灵,尚包括东岳庙系统。按照清代民间流行的说法,北京朝阳门外二里许的东岳庙,庙中有七十二司,司各有神主。相传速报司之神为岳飞,最为灵异。“凡负屈含冤心迹不明者,率于此处设誓盟心,其报最速”。这是前朝忠臣成为地下神灵的另一证据。
关于忠臣、清官死后成神,明清两代最为有名的例子当属周新与海瑞。两人生时,或以忠直闻名,或以清正著称,死后均成为一方守护之神,为民间百姓所崇奉。
关于周新成为浙江都城隍神的故事,史料有下面详细记载:
周新,广东南海人。以举人为大理寺评事,有疑狱,辄一语决白之。永乐初,拜监察御史,弹劾敢言,人目为冷面寒铁。长安中以其名止儿啼。转云南按察使,改浙江。新行部,微服视属县,县官触之,收系狱,遂尽知其县中疾苦。明日,县人闻按察使来,共迓不得。新出狱曰:“我是。”县官大惊,当是时,周廉使名闻天下,锦衣卫指挥纪纲者最用事,使千户探事浙中。千户作威福,受赇。会新入京,遇诸涿,即捕千户系涿狱。千户逸出诉纲,纲更诬奏新,上怒逮之,即至,抗严陛前曰:“按察使擒治奸恶,与在内都察院,同陛下所命也。臣奉诏书死,死不憾矣。”上愈怒,命戮之。临刑大呼曰:“生作直臣,死作直鬼。”是夕太史奏文星坠,上不怿,问左右周新何许人,对曰:“南海。”上曰:“岭外乃有此人。”一日上见绯衣而立者,叱之,问为谁,对曰:“臣新也。上帝谓臣刚直,使臣城隍浙江,为陛下治奸贪吏。”言已不见,遂封新为浙江都城隍,立庙吴山。
可见,正是周新所抱“生作直臣,死作直鬼”的信念,再加之在任时有“冷面寒铁”之誉,所以即使受枉而死,仍能成为城隍神,在阴司继续“治奸贪吏”。
海瑞作为一个清官,登朝以后就以直声震天下。海瑞对江南百姓应该说是有功的,所以,在明代江南乡村的社庙中,“无不肖公像”,他显然得到了民间广泛的奉祀。直至清代,民间还相当重视海瑞之名,甚至传说海瑞的书法作品可以“辟邪”,以致赝品不断。
由于司法公正性在制度层面的缺失,一方面,民间百姓将希望寄托于清官的公正廉明;另一方面,民间百姓只好求助于神灵。就法律的角度而言,忠臣、清官、能臣死后为神的故事,其实已经道出了从“人治”向“神治”的转变历程。
明清两代民间观念所想象的“神判”与“阴判”,其实就是从人世间的道德层面向阴世间的宗教层面的转变。古代儒家的学说中,治民与事神是合一的,并无分别。所以,儒家经典有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假如一个君主无才无艺,不能事鬼神,又怎能望其君天下、子万民?
(一)从观念、制度看“神治”
在明清两代,无论是朝廷的政策或制度,士大夫精英的观念及其行政实践,还是民间百姓的思想意识,无不信奉“神治”的力量。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尤其重视神对国法的辅助作用。当中都城隍神主像制成后,他就对宋濂说:“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明成祖时《为善阴骘》一书的修纂,应该说是朝廷统治者借助于神治力量的最典型证据。所谓“阴骘”,事实上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天之阴骘”,这是指“天之默相保佑于冥冥之中,俾得以享其利益,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第二层意思是人之“阴骘”。人之敷德,不求人知,而又无责保之心,也是“阴骘”。人之阴骘,固然与天无关,但上天同样给以很好的报答,其应如响。永乐十七年(1419)三月,《为善阴骘》一书修成。明成祖下令赐给诸王群臣,以及国子监和天下学校。又下令礼部,此书准同《大诰》之例,即在科举考试时,从《为善阴骘》一书中出题。可见,明代科举考试出题,除四书、五经这样的儒家经典之外,还包括了《大诰》与《为善阴骘》,这说明明代的统治,除人治之外,尚借助于“神治”。
明清时期的士大夫精英同样相信“神治”的力量,极力倡导民间百姓行善积德。正如清人纪昀所言,劝导民间百姓为善,原本只有两条路径:一是帝王以刑赏劝善,二是圣人以褒贬劝善。刑赏有所不及,褒贬有所弗恤,于是第三条路径出现了,这就是佛教以因果劝人行善。这三条路径虽有差异,然欲达到的目的则一致,即以“神治”辅助“人治”。这种观念随后也见诸政治实践中。如明清时期官员走马上任,通常会举行一种向神设誓的仪式,以表明自己忠君爱民的心迹。
民间百姓相信神灵,其虔诚的程度有时甚至超过相信地方官员。何以如此?究其原因,可引明人杨循吉之说加以说明:“人有曲直,必告诸吏。至于水火、疾病之厄,吏无能焉,神斯专之。神之治人比于吏,而其可凭过之,何也?吏不能皆公,神则无不公者焉。故人之凭神,甚于凭吏。宁欺吏,不宁欺神也。”清人汪辉祖也有相同的说法:“老释二氏之学,固儒者弗道。然庸夫、愚妇,不畏物议,而畏报应;不惧官长,而惧鬼神。”换言之,人世间的官员“不能皆公”,而神灵则“无不公者焉”。当人世间的冤屈无法得到昭雪时,民间百姓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神灵上。
“阴骘”观念是“神治”意识的核心内容。从明清时期的历史事实来看,这种“阴骘”观念,同样渗透到法律的具体实施过程之中,有时反而会“纵恶长奸,残害良善,败坏国事”。关于此,明人高拱有下面的揭示:
圣人制刑,所以诘奸禁乱,安天下之民也。固不可流于苛刻,亦不可流于放纵。乃今司刑者卤莽草略,既不尽心,却又每以出入人罪为长者,虽盗贼皆曲意放之,以为阴骘。若然,是谓明刑者为不仁也。纵恶长奸,残害良善,败坏国事,莫大于此。
在一般民间之论中,常有“皋陶无后”的说法,其意思是说皋陶执掌刑法,不积阴德,以致有了“无后”这样的悲惨结局。为了积阴骘,于是有些地方官员就采取放纵盗贼的措施,将此举视为积累阴功之事。与此同时,在读书或做官人中间,尚流传一种“公门中好修行”的看法,显然也是“阴骘”观念向司法实践的渗透。
(二)神判、阴判举隅
人世间的法律,究竟如何与阴世间的神灵发生关系?究之明清两代的司法实践,就是“神判”与“阴判”。这又可以从下面两点加以考察:一是民冤不得直,只好借神而白,这是中国法律中的神灵意识;二是官政通神明,如果是一个好官,就可以政通神明,于是导致了“神政”现象的出现。
明清两代的神判、阴判,或为城隍庙伸冤、关神断狱,或为海神断案、祈梦断案,尽管形式不一,而其归趋则是“神治”。
1.城隍庙伸冤
在明代诸神中,城隍神的作用与法律更为密切。关于此,明人江盈科有下面的记载:
夫天地间,幽明二者而已。法度治明,鬼神治幽。法度所不及,而鬼神及焉。鬼神者,所以济夫法度之所不及也。夫匹夫孺子,挟智力大小,横里中为蛇蝎者,为蚊虻者,豺虎者,鲸鳄者,守令坐堂皇,操三尺绳之,彼且忍棰楚,甘囹圄,轻以其身润斧锧。率匿肝胆,饰貌言,冀万一漏网,而时匍匐城隍前,辄吐其胸中隐慝,以祈无谴。彼其心,盖惧神之有时而谴我。惧神之有时而谴我,而以蔼告,庶几犹有惮而不敢恣睢自逞也乎?故严祠宇,肃冠服,傍庑列诸轮回之像,使匹夫孺子见而指之曰:“是人而馁鬼,而犬牛马羊,鬼神罚也,恶报也。”又指之曰:“是鬼而人,是犬牛而羊而人,鬼神赏也,善报也。”诚欲就赏而避罚,庶几有惯而自新者乎?
显然,在诸如“匹夫孺子”一类的民间百姓中,鬼神确实可以起到“济夫法度之所不及”的作用。明人祝允明亦记载,在诉讼案件审理时,兴宁县民信奉城隍神,尤胜过朝廷的命官以及家族、乡侣。他记道:
凡民有事,两自谓直,不肯下,家族、乡侣判以理,未遽服,宁并走庙,号于神,矢之,愿福直祸枉,乃遂释去,虽沉痛重货,置不复校,以为神司之矣。至两造于讼庭,或有疑,须左验,而人若券剂不存,将诹于众不顾,顾即神共誓,后便听如所拟,无复哗。其崇信祗畏如此。然其始盖诚,然既习以玩,则曲者亦恬然为之,又黩而已矣。
可见,若是民间诉讼无法通过“人治”得到合理解决,最后还是诉诸“神治”。
这有具体的事例为证。史载弘治九年(1496),浙江永嘉县三都民朱某之妻王寡妇(史称“王嫠”),丈夫死后无嗣,于是抱养了一个“血淤雏”,即初生儿,取名朱守明。守明长大后,母子“拮据起家,置有资产”。朱某的弟朱纥觊觎守明家产,就与儿子守成谋划,打算“以异姓逐守明”,进而吞并家产。为此,父子俩向知县林廷瓛告状,并向粮长、里长及邻佑行贿,让他们作出“保结”,借此挤走守明。当时本都有一位耆老周守谧,深知朱氏起家之因、母子情爱之笃,独为力争。无奈,知县“泯于粮里亲支之说,反以为妄”,周守谧只得辞去。到了晚上,朱守成又以衣服、布料馈赠守谧的妻子,借此要挟守谧,但为周守谧所拒。周守谧考虑到朱守成擅长“贿嘱”,单靠自己之力不能替王寡妇母子雪冤,于是将详情写成一疏,让王寡妇向城隍神告状。史载:
(王嫠)且背负其疏,沿街叩首,行呼称冤。如是者五日,嫠忽疲倦仆地,恍见神降于前,纱帽绯袍,讯其事,取背负疏读之,且读且点首曰:好耆老,灶神直奏,汝可即图之。嫠与守明奔告周,周遂为疏,俾焚于灶。越三日,晨兴,天忽晦冥,怒雷磕磕,县堂昏黑不可辨,尹惊起,吁天自讼。顷之,众蓦见火光飞腾于县西南,时诸奸党方会饮于大州桥王家楼上,谋同具结覆县。有书生王汀者,读书楼上,忽腹痛起如厕,俄而火光遍烛楼中,雷轰然大震,纥与守成悉毙于座,褫其衣巾而碎之,挂檐牙间,投尸于地,其党王九慎,亦中雷斧,立陷其颈,濒死而苏,观者惊骇,倾于九市。
为此,市民将此事奔告县衙,知县“愧服皇惧”,速请周耆老到县,给他“奉酒挂彩,以鼓乐送归”。于是王寡妇一案得以审理,母子亦终身相依。史乘随后又记,周守谧此年55岁,正好有了孙子,诸位前来贺喜的客人,有感于“雷事”,替他孙子取名周感。周感后中嘉靖四年(1525)乡试举人,“人咸谓周公阴骘之报云”。上述史料记载,或许朱纥、朱守成父子及其党徒王九慎被雷劈死是事实,但将之归于“报应”之事显然牵强,不过是凑巧之事。但有下面两点值得关注:一是王寡妇至城隍庙告阴状,这是事实,不容置疑;二是民间通常会将凑巧之事加以联想,以便与阴骘报应之说相合。
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向城隍伸冤的例子,不妨稍作介绍。清代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很多城隍神治理案子的例子。其中一个例子如下:
囊有县令,遇杀人狱不能决,蔓延日众,乃祈梦城隍祠。梦神引一鬼,首戴磁盎,盎中种竹十竿,青翠可爱。觉而检案中有姓祝者,祝竹音同,意必是也。穷治无迹。又检案中有名节者,私念曰:“竹有节,必是也。”穷治亦无迹。然二人者九死一生矣。计无复之,乃以疑狱上,请别缉杀人者,卒亦不得。夫疑狱,虚心研鞫,或可得真情。祷神祈梦之说,不过慑伏愚民,绐之吐实耳。若以梦寐之恍惚,加以射覆之揣测,据为信谳,鲜不谬矣。古来祈梦断狱之事,余谓皆事后之附会也。
可见,地方官员在碰到疑难案件且难以判决时,通常会通过向城隍神“祈梦”的方式,求得神判。第二个例子是城隍神之阴断,云:
浙江有士人,夜梦至一官府,云都城隍庙也。有冥吏语之曰:“今某公控其友负心,牵君为证。君试思尝有是事不?”士人追忆勘断。都城隍举案示士人,士人以实对。都城隍曰:“此辈结党营私,朋求进取,以同异为爱恶,以爱恶为是非;势孤则攀援以求援,力敌则排挤以互噬;翻云覆雨,倏忽万端。本为小人之交,岂能责以君子之道。操戈入室,理所必然。根勘已明,可驱之去。”顾士人曰:“得无谓负心者有佚罚耶?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之相偿也;花既结子,子又开花,因果之相生也。彼负心者,又有负心人蹑其后,不待鬼神之料理矣。”士人霍然而醒。后阅数载,竟如神之所言。
相同的城隍判案的例子,在当时的小说中也有反映。如江左樵子编辑的小说《樵史通俗演义》,记明末忠臣杨涟在苏州府常熟县做知县时,“就有许多异政,日里问事,夜里常和城隍说话,百姓敬他爱他,竟如神明一般”。这种说法是民间传说中包公日断阳、夜断阴的一种延伸。清代佚名撰小说《山水情》记载书生卫彩家小仆鹧儿因为主人卫彩被帮闲花遇春设计强迫成婚,深感不满,于是独自来到了城隍庙中,向城隍告状伸冤。这同样是城隍判案的典型例子。
2.关神断狱
据清人袁枚的记载,在清代民间,凡是遇到疑难案子,一旦靠人力一时无法判定黑白,就会借助于神的力量,请神来断狱。其中关神断狱就是一例。袁枚记道:
溧阳马孝廉丰,未第时,馆于邑之西村。李家邻有王某,性凶恶,素捶其妻,妻饥饿无以自存,窃李家鸡,烹食之。李知之,告其夫。夫方被酒,大怒,持刀牵妻至,审问得实,将杀之。妻大惧,诬鸡为孝廉所窃。孝廉与争,无以自明。曰村有关神庙,请往掷环珓卜之,卦阴者妇人窃,卦阳者男子窃。如其言,三掷皆阳。王投刀放妻归。而孝廉以窃鸡故,为村人所薄,失馆数年。
在明清民间,俗传关云长为“伽蓝神”。关神只有一个,为何又有许多关神,“分享血食”?其实按照明清时期民间通行的观念,凡是村乡所立关庙,均属奉上帝之命,选择乡里鬼神中“平生正直者”,代司其事。关羽神化之后,在明清一般民众百姓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使是在明末揭竿而起的农民军,他们在所到之处,可以为所欲为,包括毁坏孔庙与其他神庙,但对关公还是一直敬畏。据明末人徐世溥记载,当时的两湖地区,尤其是湖北一带,“经流寇数扰之余”,已是一片萧条。他曾将沿途所见所闻,著成《楚谣》12首,其中第七首的自注有云:“贼所过,无问琳宫梵刹悉毁之,独关庙则畏慑远避。途中所存祠宇皆关庙也。”此即其例。
3.海神断案
明刻话本小说中有一篇《王魁》,堪称海神断案的典型事例。小说记宋朝山东济宁府,有一位名叫王魁的秀才,字俊民。因上京应试下第而回来,至莱阳县遇一相知友人,被邀至北市鸣珂巷妓家小饮,认识了妓女敫桂英。两人相见,已是目成心许。
王魁住在妓家,四时饮食、衣服,都由桂英备办。住了一年之后,又将应试,一切资装行李之具,皆是桂英置办。临行之时,两人不忍分手,桂英更是对王魁不放心,要求同到海神庙焚香设誓,各不负心,生同衾,死同穴,始终无二。两人誓毕,再拜而出。
谁知王魁中了状元之后,身已显贵,觉得自己不可娶烟花下贱之女为妻,竟对桂英产生了厌恶之心,气得桂英只好自刎而死。桂英死后,就将王魁负心之事告到了海神那里,并去阳间王魁那儿作祟。王魁无奈,只得请道士马守素书符召将,逐鬼驱邪。道士马守素神游到了海神庙,遇到一个海神前的判官,求判官看在王魁“状元及第、阳世为官”的情面上,在海神大王面前美言几句。判官的一番话,却说出了阳间司法衙门的势利。他说:
咳!可惜你是个有名的法官,原来只晓得阳间势利套子!富贵人只顾把贫贱的欺凌摆布,不死不休。堆积这一生的冤孽帐,到俺这里来,俺又不与他算个明白,则怕他利上加利,日后索冤债的多了,他纵官居极品,富比陶朱,也偿不清哩!况俺大王心如镜、耳似铁,只论人功过,那管人情面?只论人善恶,那顾人贵贱?料王魁今日负义忘恩的罪,自然要结了。你也不必替他修醮了,请回罢!
最后,王魁因为负心,可惜一个状元大人,呜呼哀哉死了,而且还背上了千古骂名。此一诉讼案例在清代的民歌中也有反映。清人华广生编述的《白雪遗音》中有一首《阳告》,所言即为此事。
4.祈梦断案
明清时期的记载通常会构造这样的事实,即地方官能侦破一桩疑难案子,往往得益于神的“梦告”。史载归有光任浙江长兴知县时,尽管擅长文章,但听讼非其所长。当时有一乡豪,与他的儿媳通奸,被仆人所见,于是挥刀将仆人杀死。乡豪知道杀人之事难以掩盖,就入室又将一位使婢杀死,提起二人之首,赴县告状,说是“获之奸所”,借此开脱自己的罪责。归有光偶然因为大雨被阻在城外,到了晚上,他就梦见城隍神将乡豪杀人之事本末告知。第二天早上,归有光坐在堂上,正好乡豪提着两人之头前来告状。未等乡豪说话,归有光就大呼道:“贼贼,汝杀人,如是如是。”乡豪只好认罪服法。这显然是一种刻意神化的说法,但从中也可透视出下面的信息,即当时民间均相信疑难案件可以通过神的指示加以判明。
凡是遇到一些疑难案子,明清时期的地方官就会去神庙斋宿,祈祷神灵能托梦于他们,从而将案子侦破断发。如在清代有一知县,遇到一件杀人案子,无法决断,就只好祈梦城隍祠,以求神在梦中的指点。按照通常的道理,碰到疑狱,只有虚心研鞫,才可审得案子背后的真情。这种祈梦断狱的做法,正如清人纪昀所言,不过是借助于神的名头,欺骗一些愚民,让他们吐露实情。自古以来,凡是祈梦断狱之事,都不过是事后的附会。假若真以梦寐恍惚之事,再加上射覆揣测,作为信谳,定会造成很多冤假错案。
尽管道理是如此,而且当时也不乏清醒的士大夫能认识到这一点,但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还是存在诸多祈梦断狱的事例。如明人张鸣凤,任浙江永康县知县时,“时武义有杀人狱久弗决,当道檄公治之。夜梦绯衣人语之曰:‘得王十一乃了。’厥明物色其人,狱遂成,人咸神之。”又如明代上海人沈云初任国子监学正时,梦见一位妇人囚服再拜,云:“妾名迎春,冤入死狱,惟公生之。”醒后而不知所谓。等到丁艰起复,又做了相同的梦。不久,沈云初出任汝宁州判,到任与同僚公宴时,忽然上司下发一案到州。宴会完毕,知州对他说:“有犯妇迎春事,公初政,当一鞫之。”沈云初听后愕然,道出以前所梦之事,众人皆以为异。“遂白其冤。计得梦时,此妇尚未获罪也”。
5.喊冤习俗
在明清时期,民间尚存在很多到神前喊冤的习俗,大抵也是“神治”的真实反映。如明代楚人多尚鬼,事有不直,就向神灵喊冤。当时庐陵百姓互相争讼,愤弗能白,就抬上木偶神,置于庭中,日夕祷祝,“神衣红绡袍,俨如生”。又据记载,清代四川简阳县,民间百姓有了冤屈,若无法得到昭雪或辩白,就只好一同到神前恶誓,称为“赌咒”。或是拿着雄鸡,到有冤屈之家门前或神庙中,诉其冤苦,恳求神灵报应。然后定下规则,凡是能斩下鸡头者表明“理直”,而不能斩断者则为“理曲”,称为“宰鸡口”。至于那些妇女,若是有了冤屈,就披发烧香,身上挂黄纸钱,沿街呼叫神明,称为“背黄钱喊冤”。
明末人陆人龙所著小说《型世言》也有相关习俗的记载。如第36回记载,杜氏书吏家的奶妈金氏被人诬陷偷盗,连带杜氏成为偷盗的窝家,他气愤不过,就“写一张投词,开出金氏生年、月、日,在本府土谷并青面使者祠前表白心事”。
在明清时期的民间记忆中,存在很多天庭、地府的传说。所有这些传说,无不融合了佛、道两家之说,由士大夫精英阶层加以渲染,再通过通俗文学作品,渗透到民间思想意识之中。
(一)天上世界:天庭
清代佚名所撰小说《五鼠闹东京》,为今人呈现了时人观念中天庭与地府之间的明确关系。小说记载了五个鼠精闹东京城的故事。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鼠精变成了当朝的皇帝仁宗与国母,使朝中所下圣旨与懿旨同时有了两份。仁宗无奈之下,只好下旨从边庭召回包拯,将此事判个明白。
包拯回到京城之后,首先断明国母、仁宗是假,将他们下入监中,打算到了晚上“申牒交与城隍”,然后再审讯,自然可以分出真假。为此,五鼠中的一鼠又设法假扮成包拯,希望将事情搅混。所以,当真包公正出牒告城隍转衙时,忽见堂上已经有一个包公坐在府堂判事。真包公无奈,只好“诉之玉帝”。
小说后面的故事,更是明确地告诉我们,包拯是天上文曲星“降凡下界”,故有“日则判阳,夜则判阴”的权力。包拯尽管有判阴的特权,却亦无法解决五鼠精大闹东京城的尴尬局面,所以只好上报天庭,请出玉帝“查究是何妖怪为祸”,并乞求玉帝“差天兵剿除,以清凡世”。
当然,小说在这一回的描写中,同样将天庭作为人类最高的裁判机构描述得相当细致。从小说中可知,天庭上面,首先有把守天门的两员天将,一员是关元帅,另一员是赵元帅。玉帝上朝之地,则是云霄殿。服侍在玉帝身边者,则如凡间一样,是司天监的内使。至于具体的查办机构,则有十个“检察司曹”。玉帝听了包公上奏之后,就派遣检察司曹十人分头到四方察究,以查出究竟是何等怪物下凡为怪。小说随后的记载,显然更可说明,玉帝所管辖的范围,包括天上、人间、地府。从天上来说,分别有东八天、南八天、西八天、北八天;从人间来说,有四大部洲,分别为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贺洲、北狄芦洲;就地府来说,则有十重地狱,其领导者则为十殿阎罗王。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的玉帝,还管辖着“多罗密殿”,这显然是佛教所领辖的神灵世界,中国道教神仙世界中的最高统治者玉帝也有派使者前去查询的权力。如小说所记最后除五鼠之妖,还是借助了西天佛国雷音寺世尊殿前宝盖笼中的一只玉面金猫之力,大抵亦可以说明此事。当然,玉帝与西天世尊的关系,显然不完全是一种统属关系。从小说记载不难发现,西天雷音寺为上界世尊如来请经说法的道场。每遇朔、望之日,世尊如来佛就坐在九层莲花宝殿上,请经说法。上至三十三天,下至十八重地狱,中至人间神灵,俱来听讲。毫无疑问,如来同样统治着上天、人间、地狱三大世界。就这种角度而言,如来与玉帝是不同宗教体系中的最高统治者。所以,玉帝必须派遣一个天使,领玉牒文一封,前往西天雷音寺世尊殿前,“求借玉面金猫”。从“求借”二字可以看出,道教的神仙世界与佛教的诸佛世界是一种平行的关系。
(二)阴司法庭
虚幻的阴司法庭的存在,其理论基础无疑就是“地狱”之说已为士大夫精英与民间百姓所普遍崇奉。根据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的考证,“地狱”之说,本于宋玉《招魂》之篇,诸如:“长人”“土伯”之说,转而成夜叉、罗刹之伦;“烂土”“雷渊”,则演变而成“刀山”“剑树”。宋玉之说尽管尚属文人寓言,但意思已经与后来的地狱相近。自魏晋以后,其说进一步加以演绎,并杂糅释氏之说,终于演变成为后世的“地狱变相”。
那么,如何看待地狱之说?明末清初学者魏禧之论颇具代表性。他著有《地狱论》三篇。其中上篇认为,地狱“不悖于圣人”,地狱之说具有两大功能:一是平人不平之心,二是人劝人惩。其中篇认为,正是孔子“名”教之缺失,才导致地狱之说的兴起,亦即“刑赏穷而作《春秋》,笔削穷而说地狱也”。其下篇认为,地狱之说、戒杀生之说,均可以“补前古圣人所未及”。清初人尤侗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地狱之设,所以惩治恶人,使知害怕。倘无阎王,则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其实,后世“好事者”所言阴间之事,无不是对“成事”亦即现实世界的模仿。举例来说,如说阴间之官亦有“阶级”,鬼官有七十五品,其实事本《酉阳杂俎》;又如说蚊、虻、蛾、蠋属于“化生”,又谓化生如一切地狱、一切饿鬼、一切中阴之类,则事本《鞞婆沙论》。毫无疑问,所有这些说法,均属“好事者”所创异论,借此新人耳目而已。
明清时期,民间观念中的地府与天庭,究竟是何种关系,小说《山水情》提供了部分证据。据此记载可知,阳间人若是犯了伤“阴骘”之事,先是由“伽蓝”“土地”上报到“天庭”,再由天庭下旨给“地府”,由地府派人将犯人捉拿归案。民间观念中的阴司法庭,主要由法官、衙役两类人员组成。下面根据文学作品,再参之其他史料,对阴司法庭加以重构。
1.阴司法官
(1)东岳天齐大王系统
在中国民间,关于地狱之说,最为普遍的是泰山“东岳天齐大王府”。所谓东岳庙,所奉即此。根据李昌祺所著小说《剪灯余话》所载,泰山一府,统辖七十二司、三十六狱,下面有台、省、部、院、监、局、署、曹,以及庙、社、坛、、鬼、神。所有这些地府中的官员,大抵均由阳间所谓“好人”充当,诸如冢宰一类的大臣,则用阳间的忠臣、烈士、孝子、顺孙,或者是善人、循吏。即使如社公、土地一类的微末之职,亦“必择忠厚有阴德之民为之”。
(2)阎王系统
在明清的民间,普遍信仰地下存在十殿阎罗,掌管着人间的生死。在十殿阎罗王中,最为著名的当数转轮王包公。明代曾流传着一句关于包公的俗语:“宋朝阎罗包老曾断七十二件无头案。”所以,在明清时期的戏曲小说中,多有包公在阴司判案之说。如明代无名氏所撰小说《包青天奇案》中记载了很多包公坐阴床在阴司判案的故事。从小说的记载可知,包公在阴司断事或被民间神化的方式有下面几种:
第一,求助于“梦断”。很多疑案的发现,往往是通过“梦断”。如《观音菩萨托梦》一则,即为包公“夜梦观音引至安福寺方丈中,见钟下覆一黑龙”,甚至第二、第三夜连梦此事,才产生了疑异;《嚼舌吐血》一则,是包公在判案困倦时,梦见死者托梦;《咬舌扣喉》一则,是包公夜阅案卷时,在精神疲倦、朦胧睡去时,梦见一女子,其似有诉冤之状;《锁匙》一则,是夜里梦见一人,峨冠博带,并掷竹筶而去。
第二,求助于当地的“司土之神”、城隍。如《招帖收去》一则,记载包公在遇到疑难案件而狐疑不决时,会焚香祷告,以求司土之神的帮助;《窗外黑猿》一则,记载包公对案件有疑问时,斋戒祷于城隍司。
第三,动物告状。如《龟入废井》一则,记载包公正坐公厅,见一活龟两目睁视,似有告状之意;《鸟唤孤客》一则,则记包公出行时,听见鸟音连声叫唤:“孤客孤客,苦株林中被人侵克。”
第四,坐阴床理事。如《忠节隐匿》《巧拙颠倒》两则,记载了包公赴阴床理事,接得一纸状词。
第五,“阴风”的启示。如《死酒实死色》一则,记载包公夜里取案卷阅读时,忽阴风飒飒,不寒而栗,随即怀疑案子有冤;《辽东军》一则,记包公审案正在疑惑之际,忽然案前一阵狂风过,包公见风起得怪异,才发现了冤屈之事。
包公坐阴床判案的故事不但见诸文学作品,即使是在一些野史笔记中,也同样可以得到印证。据清朝人许奉恩记载,广东肇庆府府署内,有空屋一椽,封甚严。相传宋时包孝肃守肇庆,日理阳事,夜理阴事,所谓“覆阴堂”,就是包公理阴事之处。每个知府上任,更是“不敢不拜”。此即其例。
(3)城隍系统
明代名臣周新,曾任浙江按察使,死后在民间百姓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浙江城隍爷爷”。所以,在明代的小说中,一般就将周新生前断案加以神化,他的做官生涯也就成为“活神道”做官。举例来说,他所解决的冤狱之案,其中发现案子的蛛丝马迹往往借助于一些奇怪的“先兆”。诸如周新初到浙江之时,“道上忽有苍蝇数千,嗡嗡地飞到他马前,再赶不去”,于是他就知道“定有冤枉”,最后破了一起杀人劫贼之案;又周新坐堂之时,忽有二鹊“飞到案桌前悲鸣不已,似有诉冤之意”,于是周新借此又破一起杀人之案;又一天,周新坐堂,“忽然旋风一阵,将一片大树叶直吹到堂上案桌边,绕而不散,其风寒冷彻骨,隐隐闻得旋风中有悲哭之声,甚是凄惨”,周新借此断定必有冤枉,最后为死者雪冤。所有这些例子,无非说明人死后,通常会“冤魂不散”,这是一种“天理”。为此,清官就可以借助冤魂所显示的蛛丝马迹,为死者伸冤。
2.鬼卒
所谓鬼卒,其实就是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牛头马面”之类。从明清文学作品中不难发现,阴间鬼卒同样喜欢索贿,这与人世间的衙役如出一辙。如清代佚名撰小说《山水情》,其中描写了苏州寒山庵尼姑了凡因为破了色戒,而被鬼卒勾摄到了地狱。因阳寿未尽,在历遍地狱苦刑之后,被转轮王包龙图放回阳间。在放回过程中,鬼卒对了凡道:“我们两个送你回去,若肯大大把我们些使用,不引你到旧路上过了。”了凡道:“若得如此,我回庵去的时节,多拉几个道友,拜几部经忏,化些金银锭帛,报你德。”鬼卒听了凡出口许过,遂引她出了地府之门,教把门将军销了号簿。
3.阴司官场
按照民间的观念,阴司法庭也有自己的办公程序,譬如中秋节不办公之类。如清朝人就认为,阴间比阳间公事更忙,一刻不暇。唯中秋一日,例不办事。究其原因,就是阴司的“英魂”在这一天也要到阳间与亲人团圆。然必月朗风清,英魂方能行远。若是平常日子,便不得暇回到阳间。
当然,阴司官场一如阳间官场,也是清官不得意。按照当时的说法,在阴司官场,清官显然也会遭人排挤。如杭州钱塘顾某,死后在阴间成为本处土地神,曾有如下自述:“因官职小,地方清苦,我又素讲操守,不肯擅受鬼词,滥作威福,故终年无香火。虽作土地,往往受饿。然非分之财,我终不受。”他生前朋友张望龄问:“汝如此清官,何以不即升城隍?”顾某答:“解应酬者,可望格外超升。做清官者,只好大计卓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更有“阴司最势利”之说。清人袁枚《子不语》中有《地藏王接客》一则,对此有所揭示。首先,借助阴司一卖纸老翁之口,直言“阴司最势利”。其次,又借助老翁之口,说出“纸钱正是阴间所需,汝当多备,贿地藏王侍卫之人,才肯通报”。说明“阳间有门包”,阴间亦有门包。再次,刑部郎中朱履忠,尽管是“入粟得官”,而且不过郎中之职,但到了阴司,一报朱大人到,地藏王下阁出迎。而裘南湖只是副榜举人出身,却无如此待遇,终于醒悟“果然阴间势利”。
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存在诸多阴司诉讼的案例。仔细分析这些阴司诉讼案例,尽管不是历史的真实,仅仅是作者虚构的虚幻世界,却基本反映了下面两个事实:一是现实世界的司法公正性正在逐渐沦丧,所以文学作品的作者希望通过虚拟的阴司诉讼,重建法律的公正;二是在现实世界中,儒家的伦理道德秩序亦渐趋沦丧,而阴司诉讼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样不过是为了重建儒家伦理秩序。
(一)法律公正的沦丧及其重建
在民间的法律诉讼中,百姓有了经济纠纷之事,首先想到的是求助于法律。一旦官员枉法,冤屈无法得到申诉,百姓就会求助于神灵。那么,阴司是否就是一方净土,能够体现真正的法律公正性?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可知,当时人对阴司的司法公正性同样提出了质疑。如明初人瞿佑所作文言小说《剪灯新话》中《令狐生冥梦录》一则,记载了一位刚直之士令狐譔至阴司打官司的故事。
小说记道,令狐譔生平不信神灵,傲诞自得。凡是有人谈及鬼神变化、幽冥果报之事,他就大言加以驳斥。他有一位近邻乌老,家资巨富,尚贪求不止,而且“敢为不义,凶恶著闻”。一天,乌老病卒,死后三日再次苏醒。有人问他死而复生的原因,乌老则说:“吾殁之后,家人广为佛事,多焚楮币,冥官喜之,因是得还。”令狐譔听说之后,尤感不平,感叹道:“始吾谓世间贪官污吏受财曲法,富者纳贿而得全,贫者无赀而抵罪,岂意冥府乃更甚焉!”于是愤而作诗一首,道:“一陌金钱便返魂,公私随处可通门!鬼神有德开生路,日月无光照覆盆。贫者何缘蒙佛力?富家容易受天恩。早知善恶都无报,多积黄金遗子孙!”诗成之后的当天晚上,令狐譔在梦中被勾摄到阴司,后遭逼供。阴司据以为罪证者,即为令狐譔所撰诗作中“一陌金钱便返魂,公私随处可通门”一句。为此,令狐譔作了供辩。在辩状中,令狐譔本来相信,“地府深而十殿是列,立锉烧舂磨之狱,具轮回报应之科,使为善者劝而益勤,为恶者惩而知戒,可谓法之至密,道之至公”。换言之,地府之说的存在,理应改变“以强凌弱,恃富欺贫”的社会现实,使“上不孝于君亲,下不睦于宗党”,以及“贪财悖义,见利忘恩”之徒,在阴曹地府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事实并非如此,即地府“威令所行,既前瞻而后仰;聪明所及,反小察而大遗。贫者入狱而受殃,富者转而免罪。惟取伤弓之鸟,每漏吞舟之鱼”。地府号称公正,其赏罚之条,不宜如是。正因为此,令狐譔才大胆提出质疑。地府中的明法王览毕令狐譔的辩状,批道:“令狐譔持令颇正,难以罪加,秉志不回,非可威屈。今观所陈,实为有理,可特放还,以彰遗直。”仍下令复追乌老,置之于狱。这则故事大抵反映了下面一个事实,即地府中同样存在不公正。
尽管如此,明清时期的民间百姓还是相信,地府可以为他们的冤屈主持公道,所以才有大量阴司官司的事例出现。这种事例,同样在史料中可以得到印证。如明末的法律文书显示,原籍江西的医人萧德魁,住在广东已经多年,并与王遡琴为邻居。德魁家中有一使婢育英,因被遡琴挑逗而与之产生奸情。为此,萧德魁气愤不过,自认是“异乡孤踪,难与地方人角”,于是就选择了“不声之官而诉之神”,采用在城隍庙贴黄纸的方法,希望能得到神的公正待遇。这应该说是一种“情亦窘矣”的无奈之举,但也反映了民间百姓对神灵的崇奉。
清朝人李西桥在为明代无名氏所撰小说《包青天奇案》所作之序中,就包公判案进入公案小说的原因作了相当详细的分析。首先,他强调了听讼之难。他说:“明镜当空,物无不照,片言可折狱也。然理虽一致,事有万变,听讼者于情伪百出之际,而欲明察秋毫,难矣。”其次,正因为听讼或者说判案如此之难,所以才出现了包公这样的人物,甚至进入民间的传说或小说之中,以至千古之下,对包公其人闻风敬畏,遇到无头没影之案,即说“非包爷不能决”!进而言之,民间将包公说成是“阎罗主”,所以京城有“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之说。第三,清朝人明白地知道,所谓阴司,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之事。那么,为何民间将包公称为阎罗王?正是因为包公刚毅无私,所以民间才以“神明况之”。李西桥进一步提出:“夫人能如包公之公,则亦必能如包公之明;倘不存一毫正直之气节,左瞻右顾,私意在胸中,明安在哉!”可见,还是公则明的道理。
至于阴司诉讼,按照民间的传说,其审理诉讼的程序也有一个等级层次,一般是先向当地的“社公”控诉。若是社公无法解决,则必须上诉到东岳行宫。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为我们详细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小说卷16记载了下面这样一件因为经济纠纷而引发的诉讼案件。
案件的原告方叫陈祈,是一个狠心不守分之人。被告方是一位富民,叫毛烈,平日贪奸不义,一味欺心,设谋诈害。两人一向交好。两人之交恶乃至诉诸公堂主要源于经济纠纷。原来陈祈家较为富裕,尚有三个兄弟。他害怕将来财产四人平分,就起了贪心,打算多占家产。为此,他就与毛烈商量。毛烈于是替他出主意,让他将好的田产暂且出典给他,就可以避免将来被均分。为此,两人就立下了文书,并请人做中间人,将田立券典给毛烈。考虑到这些田产将来都要取赎,所以典钱只收三分之一。
陈祈在将家产分割以后,就拿出赎田的银价,前来向毛烈取赎。拿出赎银后,毛烈借故原券不在,再过几日交还给陈祈。陈祈要求毛烈给一份收据,但毛烈还是百般搪塞。因为两人平日交好,陈祈就有点托大,不再要求收据。
过了两日,毛烈不再承认有典田之事。为此,陈祈将毛烈告到知县衙门。因知县得了毛烈的好处,且陈祈又拿不出典田的原始证据,于是被判败诉,甚至还被说“图赖人”。陈祈在受了冤枉之后,没处“叫撞天屈”,心中气愤,只好宰了一头猪、一只鸡,买了一对鱼、一壶酒,将这些东西拿到社公祠中,跪在社神前,直诉自己冤屈,相信天理昭彰,神目如电,替自己伸冤,在三日内给毛烈一个报应。到了家里,晚上得一梦,梦见社神对他说:“日间所诉,我虽晓得明白,做不得主。你可到东岳行宫诉告,自然得理。”
次日,陈祈写了一张黄纸,捧了一对烛、一股香,径往东岳行宫。陈祈一步一拜,拜上殿去,将心中之事,是长是短,按照在社神前时一样表白了一遍。到了晚上,陈祈又到了东岳行宫,再次诉告。
本来世间的一件经济诉讼案件,于是也就变成了阴间诉讼。其结局则是毛烈因为犯了欺心之事,被索命而死,而陈祈也死去七昼夜,去阴司走了一遭后,回还人间。但陈祈因起先就已“欺心”,所以被罚“阳间受报”,得了心痛之病,不得不将原先欺瞒的家产再分给三个兄弟,最后此病随身,终不脱体,结果还是将家产消耗殆尽。
小说的编者不厌其烦地渲染这一则故事,其目的无非说明诈欺之财不是很好受用的。“阴世比阳世间公道,使不得奸诈,分毫不差池”。毛、陈两人的显报,就是最好的例证。
(二)儒家伦理道德的沦丧及其重建
清代佚名所著小说《山水情》中,记载了一则苏州寒山庵尼姑了凡因为与书生卫彩偷情,而被牛头马面勾入地狱的故事。尽管从小说记载来看,了凡最后还是还魂,但她在地狱中所走的一遭,确实可以反映清代民间对于地狱审案的基本信念。细绎小说所载,大体包括下面几点。其一,通过尼姑了凡的地狱之游,重塑地狱在民间百姓中的可怕形象。如小说记阎罗天子殿前,“夜叉、罗刹分班布列,枷锁刑具森森摆出”;小说又记阿鼻地狱的惨伤苦楚,诸如“但见此狱,周匝有七重铁城,七重重铁网罗覆其上,更有铁刀团团为林,无量猛火,纵广八万四千有旬。罪人之身遍满其中。如活鱼在熬油锅里,无处躲身之苦,复有无数铁嘴飞鸟,往往来来的啄罪人之肉”。其二,通过“阴骘”观念,重建儒家道德伦理秩序。如小说记载一起在阳间“夫妻忤逆的人犯”,到了地狱“要凌迟碎剐”。又记书生卫彩,“好好的一个卫状元”,原本是要封侯的,却因被了凡“诱入迷魂阵里,使他恋恋于心。后来复入庵中,淫污云仙,犯了逆天大罪。上帝降了他的爵禄,颠沛他的姻缘”。其三,通过鬼卒的索贿行为,小说借此证明,即使是阴司法庭,亦同样存在不公正。
在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阴判”或“阴断”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而在这些相关的阴判例子中,尤以包公判案为主。明朝万历年间无名氏所著《包青天奇案》,属于一部公案小说集,收录的全是包公断狱的短篇故事,亦不乏包公借神断案的例子,但里面几则关于包公在阴间判案的故事,基本反映了小说作者乃至当时的百姓不满于社会现状,亦不满于现实社会司法制度的不公正,只好求助于阴间,让在民间有“包青天”美誉的包拯判别是非,以获得公正的待遇。
为了能清晰地对阴判有所了解,不妨先引小说中的几则故事作为例子,对包公“坐阴床”断事或理事的经过加以详细地阐释。
第一则故事名为《忠节隐匿》,反映的是当时现实社会中忠臣、节妇被人隐匿,很难获得晋升或表彰的不公正现象。小说开门见山,引用当时的“常言”,以说明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一句是“朝里无人莫做官”,另一句是“家里无银莫做官”,这两句流行于平民百姓中的俗语,被小说作者认同,并被认为“深为有理”或“更为有理”。何以言此?小说作者作了下面的解释:
如今糊涂世界,好官不过是多得钱而已;你若朝里无人,家里无银,凭你做得上好的官,也没有人与你辨得皂白。就如那守节的女子,若不是官宦人家,又没有银子送与官吏,也不见有什么名色在那里。
小说作者接着详细记载了河南一位县丞潘宾告阴状之事。从记载中可知,潘宾居官时一文不要,而且还御边有功。这样一位好官,尽管官职很小,身为上司者照理应该上奏朝廷,加升他的官职。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的上司竟然向他索要千两银子,作为给他保奏的条件。如此清廉的官员,根本无法凑出这么大数目的银子,潘宾最后被活活气死。
潘宾死后,到了阴间,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当包公坐赴阴床断事之时,他就写了一纸状词,将当时的地方长官告到了阴司的法庭。状纸是这样写的:
告为匿忠事:居官不要一文,难道一文不值?御边自守百雉,难道百雉无灵?风闻的每诈聋耳,保奏的只伸长手。阳世叩阍无路,阴间号天自鸣。上告。
“阳世叩阍无路,阴间号天自鸣。”这基本已经道出了阴司告状故事在民间流行的根本原因,即那些在阳间的现实世界中受了委屈却又无法伸张正义的人,在死之后,只好求助于阴间的法庭,求得一个公正的待遇。所以,小说后面包公与潘宾的对话,基本是这种阳世与阴间对立观念的注脚。小说记载包公看完状纸之后,道:“可怜可怜。潘宾果若为官清正,御边有功,满朝文武官员多多少少总不如你了。你在生时何不自鸣,死后却对谁说?”潘宾听后,只好无奈地答道:“在生时就如哑子吃苦瓜一样,没有银子送他,任你说得口酸,哪个管你三七二十一!可怜潘某生不得一个好名,死后如何肯服!”包公又问:“待我回阳世奏过朝廷,当赠你一个美名,留芳青史,岂不美乎?”潘宾道:“生前荣与死后名,总是虚空。但恨那要银子的官,在生不能与我保荐,如今没处出气。”包公道:“有我老包在这里,任他阴阳人等,哪有没处出气的!你但把要银子的官写下姓名与我,我自有处。”
一个清正官员在阳世因为缺少银子可以行贿,而没有得以保荐升官,于是将官司打到阴间,其目的倒并不全是自己的荣名,正如他自己所言,生前荣耀与死后名声,总是一场虚空,他只是不满于阳间世界的不公平,希望通过阴间法庭将那些索贿要银子的官员绳之以法,以泄自己心中的愤愤不平之气。
第一则故事中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一位节妇在阳世没有得到旌表,不得已只好在死后到阴间的法庭告状,以求得公正的待遇。这位女子递上的状词如下:
告为匿节事:夫作沙场鬼,从来未睹洞房花烛;妾作剑峰魂,终身只想万里长城。男未婚,女不嫁,四十岁自刎而死;节不施,坊未建,微魂何所倚托?红颜之薄命难甘,污吏之不法宜正。合行自呈,不嫌露体。上告。
正如包公看完状词后所感叹,此女确是“好个节女”!从状词及节女后来的自述可知,此女姓方,因丈夫死于边疆,却又不愿改嫁二夫,一直守节到42岁,无以度日,才自刎身亡。但府、县官员一味贪贿,而女子之家又清贫,导致此女虽有节行,亦不过是默默而死,地方官员并没给她旌奖。女子无奈,只好到阴司“含冤求伸”。包公听了节女的申诉,道:“你且说府、县官的名姓来,我自有处。”在审完这两件案子之后,包公并案处理,援笔写判牍如下:
审得:立忠立节,乃人生大行;表忠表节,尤朝廷大典。职系本处正官,为之举奏可也。乃一匿其忠,清操之孤魂何忍?一匿其节,红颜之薄命勘怜。风渺渺兮含哀,月皎皎兮在天。忠节合行旌赏,贪污俟用刑法。
写下判牍之后,包公对忠臣、节妇道:“你们二人且出去,待我启奏阳间天子、阴府玉皇上帝,叫你们忠臣节女,自有享福之处,那些贪污的官员,叫他们有一日自然有吃苦的所在。”尽管小说没有说明包公所许下的这些诺言是否真正实现,但如此判案,至少对那两位在阳世没有得到公正待遇的忠臣与节妇,应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第二则故事为《巧拙颠倒》,这是一位女子对阳世婚姻“巧拙相配”不满而到阴间告状之事,希望实现一种“巧者与巧者相配”或“拙者与拙者相配”。上告的诉状云:
告为巧拙颠倒事:夫妻相配,莫道红丝无据;彼此适当,方见皇天有眼。巧女子,拙丈夫,鸳鸯绣出难与语,脂粉施来徒自憎。世上岂无拙女子,何不将来配我夫?在彼无恶,在此无射。颠之倒之,得此戚施。上告。
这位女子上告的理由,无非认为夫妻相配,理应“彼此适当”。何为彼此适当?即她作为一个巧女子,理应配上一个巧丈夫;而现在的“拙丈夫”,应该找一个“拙女子”相配。这无疑就是当时人们在婚姻关系上“人心不足”的最好反映。
包公在看了状纸之后,大笑道:“可笑人心不足,夫妻分上不睦。巧者原是拙之奴,何曾颠倒相陪宿。”说完,包公在状纸上批上数语,将其粘贴在大门之外。不久,那告状女子见了,连声叫苦叫屈,求见包公。包公道:“女子好没分晓,如何连连叫屈。”女子道:“还是阴司没有分晓,如何使人不叫屈?”包公道:“怎见得没分晓?”女子道:“大凡人生世上,富贵功名件件都假,只有夫妻情分极是真的。但做男子的原有巧拙不同,做女子的亦有巧拙两样。若巧妻原配巧夫,岂不两美?每见貌类嫫母行若桑间者,反配风流丈夫。以妾之貌,不在中女下,以妾之才,颇在中女上,奈何配着一个痴不痴、憨不憨、聋不聋、哑不哑这样一个无赖子,岂不是注姻缘的全没分晓?”包公道:“天下原无全美之事,国家亦自有兴衰,人生岂能无美恶?都象你要拣好丈夫,那丑男子就该没有老婆了。那掌婚司的各人定一个缘法在那里,强求不得的。”包公随即批道:
审得:夫妇乃天作之合,不可加以人力。巧拙正相济之妙,那得间以私意。巧妻若要拣夫,拙夫何从得妻?家有贤妻,夫不吃淡饭,匹配之善,正在如此。这样老婆舌,休得再妄缠。批完之后,包公最后对这位女子提出发落意见:既然今世没有配得一个好丈夫,那么就“来世定发你一个好处托生”。
第三则故事为《绝嗣》,所记为一位平日行善之人,自己却无儿无女,死后到阎王处告状的故事。小说记载东京城内有一位张柔,平时颇称行善,却临老无子;城外有一位沈庆,平日里种种作恶,与盗跖无异,倒有五男二女,七子团圆。张柔死后,颇为不服,到阎王那儿递上一张状纸,云:
告为绝嗣不宜事:谚云,积德多嗣。经云,为善有后。理所当然,事有必至。某三畏存心,四知质鬼;不敢自附善门,庶几可免恶行。年老无嗣,终身遗恨;乞查前数,辨明后事。上告。
包公看了状词后,道:“哪有为善的反致绝嗣之理?毕竟你祖父遗下冤孽,到司善簿上查来。”鬼吏查报,善簿上并无张柔的名字;包公再命到司恶簿上去查,鬼吏经查后报告,恶簿上有张柔的名字,他的三代祖张异,作恶多端,因此应该绝嗣。包公就对张柔说:“你虽有行善好处,掩不得祖宗之恶,你莫怪天道不平。”张柔说:“为何像沈庆这样作恶,反生七子?”包公吩咐道:“再替他查一查。”鬼吏报告:“沈庆一生作恶,应该绝嗣;只因他三代祖宗俱是积德的,因此不绝其后。”
可见,这场官司的缘故在于张柔对中国传统善恶观念的简单化理解,于是与现实社会发生了一些冲突,希望能在阴司讨一个说法。但包公随后的一番话,却正好代表了小说作者对传统善恶观念的正统理解:“正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凡人家行善,必有几代善,方叫做积善;几代不善,方叫做不善。岂谓天道真无报应,远在儿孙近在身。张柔你一生既行得几件善,难道就没有报应于你?发你来世到清福中享些快活。那沈庆既多为不善,发他转身为畜类,多受刀俎之苦。”随后,包公在状纸上批道:
审得:子孙乃祖宗继述之所赖,祖宗亦子孙绵衍之所托。故瓜瓞延于始祖,麟趾发其征祥。于公之门必大,王氏之荫自垂。是以三代积善,方许后世多嗣。一念之至孝,不及改稔恶之堂构;数端之微善,何能昭象贤之尝及?虽非诬告,亦属痴想。在生无应,转世再报。
可见,张柔这场阴司官司,其起因在于对现实的善恶观念的一种误解,而这种误解显然代表了当时民间的普遍看法,即对善恶抱一种现实与功利主义的态度,希望无论是行善,还是行恶,均能立竿见影,得到相应的报偿与惩罚。其实,传统的善恶观念,其报应的实现却是经过三代方见分晓,即三代积善,才能后世多嗣,三代行恶,才会后世绝嗣。尽管张柔在阴世中同样无法讨得一个自己想要的说法,但阴司也并未将他的上告判成“诬告”,而且“转世再报”的结局,或许亦可以暂时抚平张柔的心中之愤。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莫道无报,只分迟早。”这几句话不但是“阴间法令”,而且也成为当时的“口头常谈”。但是,善恶之报是否完全可以相信?同一小说中的《善恶罔报》一则,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回答。这则故事记载东京有个姚汤,姚家是三代积善之家,周人之急,济人之危,斋僧布施,修桥补路,种种善行,不一而足。所以,人人都说姚家必有好子孙在后头。当时西京有个赵伯仁,是宋家宗室,他仗着自己是金枝玉叶,谋人田地,占人妻子,种种恶端,不可胜数。所以,人人都说赵伯仁仰仗自己是宗亲而横行无状,阳间虽无法奈何他,阴司必有冥报。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尽管姚家行善,最后倒还是养出一个不肖子孙,家私、门户被弄得“如烫泼雪”;赵家尽管行恶,最后倒是养出绝好子孙,“科第不绝,家声大振”。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姚汤在阴间所打的这场官司,大抵可以说明情况。
小说记载姚汤死得不服,就到阴间告状,其状词云:
告为报应不明事:善恶分途,报应异用;阳间糊涂,阴间电照;迟早不同,施受岂爽。今某素行问天,存心对日,泼遭不肖子孙,荡覆祖宗门户。降罚不明,乞台查究。上告。
包公通过鬼卒,拘来了姚汤与赵伯仁对质。通过阴间的司法调查,断定赵伯仁所有恶行,均为李姓家奴所为。由此也就引出了如何看待明代乡绅在乡恶行问题。小说作者借助于包公之言,道出其中部分缘由:“人家常有家奴不好。主人是个进士,他就是个状元一般;主人是个仓官驿丞,他就是个枢密宰相一般。狐假虎威,借势行恶。”这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否所有的乡绅横行乡里,均是奴仆、子弟的过错?换言之,是否乡绅就此可以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毫无疑问,乡绅自己确实也缺少尽约束、管教奴仆、子弟之责,更何况有些乡绅自己就是地方一霸!
从这一点来看,小说作者尽管已经借用了民间久已流传的包公阴间断案的方法,希望给阳间受了不公平待遇的人一个公正的判决。但从这件事情来看,小说作者显然没有一种彻底揭露社会现实的勇气,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在为地方豪强、乡绅开脱责任。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引用小说中包公的一段议论作为依据。这段议论,已经被小说作者称为“真正发人所未发”。小说中的包公认为,尽管赵伯仁有种种不善的名色,其实“本心存好”,不过是恶奴连累了他的名声,所以赵伯仁不但自己享尽富贵,而且子孙科第连芳。而姚汤尽管“一生行得好事”,其实却“不曾存得好心”。何以言此?包公认为,姚汤所行诸如周人、济人、修桥、补路等类善事,不过舍得几文铜钱,其目的还是“要买一个好名色”,其实心里对铜钱还是割舍不得,所以暗地里还是要算计人,去填补那些舍弃的铜钱。最后,小说作者借助包公之言,就善恶观念作了如下的阐述:“大凡做好人只要心田为主;若不论心田,专论财帛,穷人没处积德了。心田若好,一文不舍,不害其为善;心田不好,日舍万文钱,不掩其为恶。”
小说中的《寿夭不均》一则,更是就“阴骘”延寿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按照民间普遍流行的说法,阴间有个注寿官,可以注定人的生死。又传说阴骘可以延寿,人若是在世上做得些好事,不免又在寿簿上添上几竖几画;人若是在世上做得不好事,不免又在寿簿上去了几竖几画。换言之,人的年数寿夭尽管有所不同,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生来有善恶的差异。那么,这种阴骘延寿是否真正可信?小说下面所描述的一场阴司官司,同样说明了阴骘并不能完全决定寿数。
小说记载山东有一个冉道,持斋把素,一生常行好事,若损阴骘的,一无所为,人都称他是一个“佛子”;又有一个陈元,一生做尽坏事,夺人之财,食人之肝,人都称他是一个“虎夜叉”。按照传统的阴骘观念,冉道应该长寿,而陈元则必得短寿。事实却并非如此。冉道没活多大年纪就夭亡了,而陈元却活到90多岁,以无病善终。这就引起了人心的不服,冉道死后就到阴司告状,道:
告为寿夭不均事:阴骘延寿,作恶夭亡;冥司有权,下民是望。今某某等为善夭,为恶寿。佛子速赴于黄泉,虽在生者不敢念佛;虎叉久活于人世,恐祝寿者尽皆效虎。漫云夭死是为脱胎,在生一日胜死千年。上告。
包公经过调查,获知冉道是“口善心不善”,所以还是难逃早死的命运。当包公将此事明白告知冉道时,冉道算是“服罪”了,但还是对陈元这样的恶人能长寿感到心有不满。最后经过调查,方知陈元出生在“三代积德之家”。按照传统的阴骘观念,“一代积善,犹将十世宥之”,更何况三代积善!所以,包公在判牍中对冉、陈两人的阴司官司作了下面的判决:
审得:冉道以念佛夭亡,遂怨陈元以作恶而长寿。岂知善不善在心田,不在口舌;哪晓恶不恶论积累,不论一端。口里吃素便要长寿,将茹荤者尽短命乎?一代积善,可延数世;彼小疵者,能不宥乎?佛在口而蛇在心,更加重罪;行其恶而长其年,难免冥苦。毋得混淆,速宜回避。
毫无疑问,作者借助这一阴司案例,无非为了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大凡人生在世,心田不好,持斋把素也是没用的;况如今阳间的人,偏是吃素的人心田愈毒,借了把素的名色,弄出拈枪的手段。俗语说得好,是个佛口蛇心。”换言之,若是佛口蛇心,即使整日吃素,这样的人只能欺瞒世上有眼的瞎子,还是难逃阴司孽镜。所以,这样的人若论罪孽,比起那些不吃素的人来说,反而更重。
上面三桩关于善恶报应或阴骘的官司,说明士大夫所普遍宣扬的阴骘或善恶报应的观念,与民间百姓的实际理解正在发生一些冲突。概括言之,民间百姓无论是行善、做善事,更多的是追求一种好的回报。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阴骘观,它所希望得到的是现实的回报。而士大夫所宣扬的阴骘观念,或者说对善恶的理解,所关注的并不在于人做了多少善行,而是其“心田”,这或许受到了明代王阳明心学的部分影响。
第四则故事为《恶师误徒》,所记为东家与西宾打阴间官司,其起因是“恶师误徒”,反映了当时师生关系的一些变化。照理说来,教育子弟最重要的还在于择师,做先生的若是误了学生的终身大事,确实可恨。小说记载东京一位叫张大智的教书先生,生来一字不通,只写得一本《百家姓》而已。但那先生有一好处,惯会谋人家好馆,处了三年五载,得了七两八两,并不会教训一字,把学生大事耽误了却一概不管。张大智在一个叫杨梁的人家中教书,杨梁见自己儿子一直无成,死后就将张大智告于包公台下,状纸云:
告为恶师误徒事:易子而教,成人是望;夫子之患,在好为师。今某一丁不识,强谋人馆。束脩争多,何曾立教;误子无成,杀人不啻。乞正斯文,重扶名教。上告。
张大智却亦不服,专门上了一个诉状,云:
诉为诬师事:天因材笃焉,圣因人教哉。有朋自远方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自行束脩以上,三月不知肉味。上大人容某禀告,化三千惟天可表。上诉。
可见,东家与西宾发生矛盾的焦点在于,东家因为看到先生不善教诲,所以在平常生活里怠慢了先生;而教书先生则反驳道,正因为东家怠慢了自己,“三月不知肉味”,再加之弟子愚蠢,自己与弟子学无所成并无关系。包公通过亲自对先生加以考试,从先生“一字不识”中知道,这位先生误人子弟,确实名不虚传,所以才导致主人有“慢师”的行为。所以,包公在判牍中判决道:
审得:师有师道,黑漆灯笼如何照得;弟有弟道,废朽樗如何雕得;主有主道,一毛不拔如何成得。先生没教法,误了多少后生,罚牛非过;主人无道理,坏了天下斯文,做猪何辞。从此去劝先生,不要自家吃草;自今后语主人,勿得来世受屠。
包公如此判决的理由如下:“先生误了学生,罪同谋财杀命。但主人家既请了那先生,虽则不通,合当礼待,以终其事,不可坏了斯文体面。”基于此,包公最后罚先生为牛,替主人家耕田,还了宿债;罚主人为猪,今生舍不得礼待先生,来生割肉与人吃。
第五则故事为《屈杀英才》,所记载的是因为科场考试不公而引发的一场阴司官司。小说记载当时西京有一个饱学生员孙彻,生来绝世聪明,且又能苦志读书,经史无所不精,文章立地而就,吟诗答对,无所不通,被人公认为是一个“才子”。照理这样的才子,即使中一个头名状元也并不为过。而事实却非如此。孙彻虽是一肚子锦绣,却是连年不中。一次,孙彻参加科举考试,试官丁谈更是奸人一党。所以,这一科取士,比起别科来更是不同,只是论门第而不论文章,论钱财而不论文才。虽然名义上是粘卷糊名,其实还是私通关节,把那些有关系的人都录取了,然后再随手抽几卷填满了榜,就算是一场考试完了。这一科孙彻又是名落孙山。这显然是意料中的事情。令人奇怪的是,孙彻的同窗友人王年,平昔一字不通,反而高中。孙彻一气之下,最后郁郁而死。人死后,仍对现实科举制度的不公平甚为不满,所以到阎罗王案前告了阴状,其状词云:
告为屈杀英才事:皇天无眼,误生一肚才华;试官有私,屈杀七篇锦绣。科第不足重轻,文章当论高下。糠粃前扬,珠玉沉埋。如此而生,不如不生;如此而死,怎肯服死?阳无法眼,阴有公道。上告。
阎罗王见了状词,又看到孙彻的文章“文字深奥”,到底还算是老实,自己承认“我做阎君的原不曾从几句文字上考上来,我不敢像阳世,一字不通的,胡乱看人文字”,所以,将官司发给“文曲星”包公。包公经过与孙彻、丁谈对质,作了下面公正的判决,判牍写道:
审得:试官丁谈,称文章有一日之短长,实钱财有轻重之分别。不公不明,暗通关节;携张补李,屈杀英才。阳世或听嘱托,可存缙绅体面;阴司不徇人情,罚做双瞽算命。王年变村牛而不枉,孙彻掇巍科亦应当。
包公的判决如下:作为考官的丁谈,考试中受贿,尽管阳数尚有一纪,但终究因为屈杀英才,当作“屈杀人命论”,罚其减寿一纪,丁谈推托自己眼昏看错文字,则又罚他来世做一个双瞽算命先生;王年以文字不通而侥幸获得科名,则罚他来世做牛,吃草过日子,作为一种报应;至于孙彻,虽然今生读书不曾受用,则给他来生早登科第,连中三元。
这场阴司官司,看似可笑,其实还是为了揭示,在明代这样一种考试社会中,尽管有其公平竞争的一面,但人情、钱财确实还是在起相当大的作用。正如小说作者所言:“近来考试,文章全做不得准,多有一字不通的,试官反取了他;三场精通的,试官反不取他。正是‘不愿文章服天下,只愿文章中试官’,若中了试官的意,精臭屁也是好的;不中试官的意,便锦绣也是没用。怎奈做试官的自中了进士之后,眼睛被簿书看昏了,心肝被金银遮迷了,哪里还像穷秀才在灯窗下看得文字明白,遇到考试,不觉颠之倒之,也不管人死活。”可见,小说作者设计如此一场阴司官司,其目的还是揭露科举社会的不公正。
其实,在明清科举社会下,考试的不公正现象也是随处可见。小说《西湖二集》的作者周清原,借助妓女曹妙哥之口,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她说:
你只道世上都是真的,不知世上大半多是假的。我自十三岁梳拢之后,今年二十五岁,共是十三个年头,经过了多少举人、进士、戴纱帽的官人,其中有得几个真正饱学秀才,大通文理之人?若是文人才子,一发稀少。大概都是七上八下之人、文理中平之士,还有若干一窍不通之人,尽都侥幸中了举人、进士而去,享荣华,受富贵。实有打通文理之人,学贯五经,才高七步,自恃有才,不肯屈志于人,好高使气,不肯去营求钻刺,反受饥寒寂寞之苦,到底不能成其一官。从来说:“一日卖得三担假,三日卖得一担真。”况且如今试官,若象周丞相,取那黄崇嘏做状元,这样眼睛没了。那《牡丹亭记》上道:“苗舜钦做试官,那眼睛是碧绿琉璃做的眼睛,若是见了明珠异宝,便就眼中出火,若是见了文章,眼里从来没有,怎能辨得真假?所以一味糊涂,七颠八倒,昏头昏脑,好的看做不好,不好的反看做好。”临安谣言道:“有钱进士,没眼试官。”这是真话。
周清原随后又揭示道:当今贿赂公行,通同作弊,真是个有钱通神,只是有了“孔方兄”三字,天下通行,管甚有理没理、有才没才。你若有了钱财,没理的变做有理,没才的反作有才,就是柳盗跖那般行径,李林甫那般心肠,若是行了百千贯钱钞,准准说他好如孔圣人、高过孟夫子,定要保举他为德行的班头、贤良方正的第一哩。世道至此,岂不可叹?你虽读孔圣之书,那“孔圣”二字全然用他不着。随你有意思之人,读尽古今之书,识尽圣贤之事,不通事务,不会得奸盗诈伪,不过做个坐老斋头、衫襟没了后头之腐儒而已,济得甚事?周清原的说法,可为上面这件阴司诉讼官司作一注脚。
第六则故事为《侵冒大功》,所记载的是一位总兵侵占下属士兵的功劳而引发的一场阴司官司。小说记载包公在奉旨犒赏三军时,总兵游某为了侵占士兵之功,将立功的九名小卒杀死。这九名小卒死后,就到阴司告状,状纸云:
告为侵冒大功事:兵凶战危,自古为然。将官亡身许国,士卒轻生赴敌,如为虎食之供,犹入枭羹之沸。生祈官赏半爵,故不惜万死;死冀褒封片纸,故不求一生。今总兵游某,夺人之功,杀人之头,了人之命,灭人之口。坐帷幄何颜折冲,杀犬鹰空思获兽。痛身等执戟荷戈,止送自己性命;拼身冒死,反肥主帅身家。颈血淋漓,愿肉骨于幽司;烟冰窟以生阳,更谁望哉!上告。
事情的原委如下。游总兵领兵征讨“鞑子”,大败而归。其中九名小卒深感不平,晚上前去劫营,四下放火,全歼3000“鞑子”。回到本营,一心指望能够论功升赏,可游总兵却贪他人之功为己功,甚至还将九名小卒杀死灭口。
在同一则故事中,还有边地百姓的上告,亦为告游总兵滥杀无辜,拿老百姓的首级冒功。包公在听了小卒与百姓的上告后,作出了下面的判决:
审得:为将贵立大功,立功在能杀敌。今游某为将而不自立功,对敌而不能杀敌。没人之功,并杀有功之人以灭其口;不能杀敌,多杀边民首级以假作敌。有仁心者,固如是乎?今即杀游一人之身,不足以偿九人之命,而况枉杀边人数千之命乎?总之,死有余辜,永沉沦于地狱;报有未尽,宜罚及于子孙。
尽管游总兵最后是死有余辜,不但自己永远沉沦于地狱之中而不得超生,甚至自己的罪孽还将由他的子孙承担,但这一则小说所反映的确实是明代军政败坏的现实,这就是当时边地的一些将领侵冒军功,已是所在多有。而这种侵冒军功的方式,亦正如小说所言:“没人之功,并杀有功之人以灭其口;不能杀敌,多杀边民首级以假作敌。”
第七则故事为《尸数椽》,所记载的是官员徇情枉法而导致的一场阴司官司。小说记载当时东京有一位叫任事的知县,凡事只听上面的说情,全不顾天理。凡是上司、同年来的说情书帖,他就一概依允,将官事当成自己的乡里人情,不管百姓遭殃,为此“不知屈了多少事,枉了多少人”。一天,收到监司齐泰的书信,将巫梅判了一个死罪,导致他全家流离。这位巫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屈死之后,来到阴司,想到“关节不到,只有包老爷”,而且包公“一生不听私书,又且夜断阴间”,所以到阴司包公座前告状。其状纸云:
告为徇情枉杀事:生抱沉冤,死求申雪。身被赃官任事听了齐泰分上,枉陷一身致死,累害合门迁徙。严刑酷罚,平地陡成冤地;挈老携幼,良民变作流民。儿女悲啼,纵遇张辽声不止;妻子离散,且教郑侠画难知。只凭一纸书,两句话,犹如天降玉旨;哪管三番拷,四番审,视人命如草芥。有分上者,杀人可以求生;无人情者,被杀宁当就死?上告。包公听后大怒,就叫鬼卒将任事拘拿归案,但任事在诉状中却给自己的行为百般辩解,道:
诉为两难事:读书出仕,既已获宴鹿鸣之举;居官赴任,谁不思励羔羊之节。今身初登进士,才任知县,位卑职小,俗薄民刁。就缙绅说来,不听不是,听还是不是;据百姓怨去,不问不明,问亦不明。窃思徇情难为法,不徇难为官。不听在乡宦,降调尚在日后;不听上司,罢革即在目前。知死后被告,悔当日为官。上诉。
这尽管是替自己辩解,却道出在当时地方官员普遍讲关节的风气下,做一个清廉公明的官员确实很难。这也是一种实情。所以,任事称自己听齐泰之命,而屈杀巫梅,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为此,包公又派遣鬼卒将齐泰拘拿归案。不过,齐泰也有自己的一套说法,替自己辩护道:
诉为惹祸嫁祸事:县官最难做,宰治亦有法。贿绝苞苴,则门如市而心如水;政行蒲苇,始里有吟而巷有谣。今任知县为政多讹,枉死者何止一巫梅?徇情太甚,听信者岂独一齐泰!说不说由泰,听不听由任。你若不开门路,谁敢私通关节?直待有人告发,方出牵连嫁害。冤有头,债有主,不得移甲就乙;生受死,死受罪,难甘扳东扯西。上诉。
齐泰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下面一句俗语:苍蝇不入无缝的蛋。他认为,假如任知县不肯“听分上”,自己怎么敢去讲“分上”?两者如此互相推卸责任,似乎进入了下面一个怪圈:“听分上”者,认为自己位卑责轻,为了保得自己的官位,只能听上司的“分上”;而“讲分上”者亦有自己的理由,认为假如下属不听“分上”,上司怎敢去讲“分上”。当然,这是强词夺理的辩解,已被包公一语点破,即“责人则明,恕己则昏”。换言之,“听分上的不是,讲分上的也不是”。最后包公作出如下判决:任知县作为“听分上”者,是耳朵软,就罚他下世做个聋子;齐泰作为“讲分上”者,是口齿太会说,就罚他下世做个哑巴;而巫梅既然是屈死,就赏他来生一官半职。
这场阴司官司的过程,显然已经清晰地揭示出明代官场流行一种“讲分上”的风气。所谓讲分上,在绍兴一带称为“说公事”,而在苏州一带则称“讲人情”。当时民间对这种说情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称为“僵尸数椽子”。换句话说,那些前去说情的人,进了地方上的迎宾馆,不论是府还是县,坐定就说情。若是那官肯听便好,笑容也是有的,话头也是多的;若是说情者略有不如地方官之意,那么一个看了上边的屋听着,一个看了上边的屋说着,犹如人死在床上,一时棺材准备不及,将面孔向着屋上边,今日等,明日等,直等到备办好了棺木,方可盛殓,所以称为“尸数椽”。说白了,就是讲情面,通关节,这是政治腐败的集中体现。
第八则故事为《鬼推磨》,所记载的是为金钱问题而打的一场阴司官司。小说记载有一位痴呆汉子张待诏,心里不十分爱钱,却逐渐发家致富,最后成为“张百万”。与此相反,邻居有一位李博士,生来乖巧伶俐,花钱没有计划,往往是东手来西手即去。李博士看到张待诏这样一个痴呆的人却能发家致富,而自己如此聪明却又没有钱用,最后抑郁成病而死。但李博士死后,还是不服,于是到阴司里将钱神告了,其状纸云:
告为钱神横行事:窃惟大富由天,小富由人。生得命薄,纵不能够天来凑巧;用得功到,亦可将就以人相当。何故命富者不贫,从未闻见养五母鸡二母彘,香爨偏满肥甘;命贫者不富,哪怕他去了五月谷二月丝,丰年不得饱暖。雨后有牛耕绿野,安见贫窭子田中偶幸获增升头;月明无犬吠花村,未尝富家库里以此少损分毫。世路如此不平,神天何不开眼?生前既已糊涂,死后必求明白。上告。
李博士所告为钱神,按照传统的说法属于“注禄官”。他告钱神的理由如下:“今世上有钱的坐在青云里,要官就官,要佛就佛,要人死就死,要人活就活。那没钱的就如坐在牢里,要长不得长,要短不得短,要死不得死,要活不得活。世上同时一般人,缘何分得不均匀。”面对如此质问,负责阴司审案的包公作了下面的回答:“不是注禄分得不均匀;钱财有无,皆因自取。”李博士听后,还是不服,他一直耿耿于怀的还是他的邻居张待诏。若是钱财有无均由于“自取”,那么李博士自信凭借自己的聪明,显然比张待诏“会取些”。
这显然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聪明能够致富,还是痴愚能够致富?这场阴司官司似乎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张待诏在回答自己发家的秘诀时,确实说出了比较平实的话,说自己也“不会算计,也不会经运,今日省一文,明日省一文,省起来的”。可见,其致富的诀窍在于一个“省”字,这是传统儒家伦理所倡导的俭朴。然单纯的节省是否就可以发家?这个回答就连包公也觉得说“不明白”。于是就找来钱神(注禄官)要问个明白。钱神的回答显然可以让我们知道当时一部分人对钱财的看法。钱神道:
钱财本是活的,能助人为善,亦能助人为恶。你看世上有钱的往往做出不好来,骄人、傲人、谋人、害人,无所不至,这都是伶俐人做的事,因此,伶俐人我偏不与他钱。唯有那痴呆的人,得了几文钱,深深的藏在床头边,不敢胡乱使用,任你堆积如山,也只平常一般,名为守钱虏是也,因此,痴呆人我偏多与他钱。见张待诏省用,我就与他百万,移一窖到他家去;见李博士奸猾,我就一文不与,就是与他百万也不够他几日用。
可见,判官钱神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的看法,即痴呆人可以致富,因为他们不过是一个“守钱虏”而已;而伶俐人尽管聪明,但他们有“奸猾”的一面,再加之奢侈浪费,甚至做一些骄人、傲人、谋人、害人一类的恶事,所以就很难致富。显然,在智慧与恶结缘之后,就会与财富绝缘;反之,在愚蠢与善结缘之后,反而可以赢得财富。
包公在听了钱神的一番解释之后,作出了自己的判决,可以说代表了小说作者自己的看法。判决词道:
审得:人心以不足而冀有余,天道以有余而补不足。故勤者余,惰者不足,人之所以挽回造化也;又巧者不足,拙者有余,天之所以播弄愚民也。终久天命不由乎人,然而人定亦可以胜天。今断李博士罚作光棍,张待诏量减余赀,庶几处于半人半天之分,而可免其问天问人之疑者也。以后,居民者常存大富有天小富有人的念头,居官者勿召有钱得生无钱得死的话柄,庶无人怨之业,并消天谴之加。
包公作如此判决的理由如下:贪财浪费最为可恶,所以罚李博士来世做个光棍;但有钱人家也应该行一些方便事,周济穷人,扶持善人,若是将钱徒然堆在那里,死了也带不去,不如散与众人,大家受用,免得下民有不均之叹。这就是包公在判词中那句相当有名的话,即“居民者常存大富有天小富有人的念头,居官者勿召有钱得生无钱得死的话柄”,通过“天道”与“人心”的互补,亦即“处以半人半天之分”,建立一个“无人怨之业,并消天谴”的均平社会。
此外,小说显然也揭示出当时社会已经是一个被钱财支配的社会。小说作者借助两句俗谚加以揭露。一句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其意是说有任何做不来的事,只要有了银子,便做得来了,所以称“鬼推磨”,意思是说有了钱,鬼都尚且可以听使唤,更遑论人了。另一句是“钱财可以通神”。天神应该说最具灵性,无不可通,何况是鬼。可见,钱财上可通神,下可使鬼。当时的社会,确实是“惟钱而已”。有钱的做了高官,无钱的做个百姓;有钱的享福不尽,无钱的吃苦难当;有钱的得生,无钱的得死。可见,在日趋商业化的社会中,“钱财”已经对传统社会秩序形成很大的冲击。
通过上面的诸多探讨,我们毕竟要问:为何明清文人如此热衷于描写“冥司”,甚或渲染“阴司”诉讼?欲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下面两点加以考察:
首先,需要正确理解“国法”与“天诛”之间的关系。朝廷的立法,或者说人世间的司法程序,均属于“国法”的层面;而阴司诉讼,或者说阴判或神判,则属于“天诛”的层面。明清文人热衷于描写冥司、地狱游记,刻意渲染阴司诉讼的场景,显然建立在他们对“国法”与“天诛”两者关系的理解之上。正如清朝人许奉恩所言:“天诛所以补国法之所不及,而较国法更为快意。何也?国法本乎律例,天诛本乎情理;律例但守乎经,情理可行乎权。”换言之,他们希望通过阴司诉讼所体现出来的“天诛”,以补人世间“国法”之不足。
其次,人世间“国法”公正性的缺失,从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文学作品中阴司诉讼场景的兴盛。明初人瞿佑所著《剪灯新话》之《修文舍人传》一则,曾对阳间与阴司作了很好的比较:人间可以贿赂而通,可以门第而进,可以外貌而滥充,可以虚名而猎取;而冥司用人,选擢甚精,必当其才,必称其职,然后官位可居,爵禄可致。两相比较,人间不公,而虚拟的阴司世界则颇见公正。可见,阴司诉讼的广泛出现,显然说明明清文人士大夫对人间之乐已经缺乏信心,进而不得不去追求一种“地下之乐”。
“清官”崇拜的存在以及由此而向民间意识的渗透,说明传统中国法律制度中“人治”因素的普遍性,法律无法脱离具体执法之人而独立存在。至于“阴判”或“神判”,则正好说明传统中国法律具有“神治”的因素。换言之,传统中国的法律始终无法摆脱与宗教的纠缠,更准确地说,传统中国的法律确实包含了宗教性的因子。根据美国法律人类学家贺尔博(Hoebel)的说法,宗教主要关心人神关系的问题,而法律则是人际关系。宗教无法涵盖的人生问题,法律也不能。但德国社会学家、法学家涂恩瓦(Thurnwald)指出,宗教思想的路径与法律体系的紧密相连,主要表现在“发誓”“诅咒”与“神判”等上面。可见,就法律源头而言,它与宗教确实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几个主要的文明古国里,其早期成文法都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法律的发展与宗教有紧密的联系。然而在中国,人们关于法律起源的观念与上述其他国家截然不同。有史以来,没有一个中国人认为,任何一部成文法源于神的旨意,即使是最完备的成文法也不例外。这正好与前说形成鲜明的对比。即使如此,中国的官方通常还是看重宗教对现行法律的辅助功能。而在中国的民间习俗与民间意识中,更是不乏“神治”之例。
那么,传统中国的法律制度,其关键性的因素究竟是“人治”,抑或“神治”?从清官可以转化为神,继续主持阴司诉讼的例子中,显然已经不难得出清晰的答案,亦即“人治”与“神治”正在趋于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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