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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编 制度溯源

幕府与衙署,均属官府,却稍有差异:幕府属临时开府,最初无衙门,无专属佐治人员,需要自辟幕僚;衙署属专设官府,有衙门廨舍以供治事休息,且有专属幕官佐治。在明代,总督、巡抚开府地方,既是“添设官”,是在“诸司职掌”之外增设之官,又是“专敕官”,随带皇帝亲自赐予的敕谕,以规范其临时性的具体职掌。一至清代,幕府从临时开府转而变为专设衙署,总督、巡抚随之成为固定的地方大僚,幕府与衙署趋于合一。

在明清两代,幕府、衙署人员,大抵包括官、吏与宾。所谓官,其义为“倌”或“管”,“一职皆立一官,使之典管,而以治人为重,故又从倌”。可见,官的职掌偏重于“治人”。所谓吏,“即府史胥徒也,各役执事,亦庶人在官也”。吏的身份是庶人,他们服务于官府,其职掌偏重于“执事”。比较而言,官与吏如钱币之两面,不可分离。朝廷檄下地方,或云“该管官吏”,或云“官参吏处”。事无大小,有主持之官,即不能无承行之吏。所谓宾,即幕宾,是幕府、衙署长官私人聘请的佐治人员。唐代节度使、观察使开府地方,可以自辟僚属,称之为“记室”“参谋”。此即明清幕宾的嚆矢。

揆诸明清两代的幕府人事制度,有两个倾向颇为值得关注:一是食朝廷俸禄的专设官员给事私人之室,此为官员入幕;二是私人聘请的幕宾,同样有获得出身并出仕为官的机遇。

朝臣给事私室,尤其是给事相府,则以明代为盛。隆庆六年(1572),高拱在上疏中,曾提及以下两大现象:一是“先年执政之臣,悦人媚己,于是憸夫之在庶寮者,托为奥援,入其幕中”;二是外省的巡按御史,“见得进士推官、知县,有科道之望,乃曲加庇护,引为私人,托其查访”。又赵南星在上疏中云:“臣等看得相臣之有私人,非为相之日而后知也。”可见,相臣有私人,在晚明已是一种普遍现象。至于高拱所称“先年执政大臣”,或许是指严嵩。史载严嵩将新进士“引入幕,为干儿”。即使是高拱,门下也有山阴人吴兑,其被称为“吴学究”,相当于《水浒传》中的“智多星”。又如张居正门下,亦有官员成为入幕之宾。如高拱记载:“而楚人少卿曾省吾者,荆人幕宾用事者也,为力更甚。”又云,吴文佳、周良臣,皆楚人,“吴、周皆其幕宾”。小说《樵史通俗演义》记载弘光朝内阁大学士马士英,在衙门下设有“掌班堂候官”一职。所谓掌班堂候官,从词义上推测,大抵应该是指长班的头目。假若说长班是官员的私役家人,而掌班堂候官理应食朝廷的俸禄,只是他们与大学士的关系相当密切,应该说也是幕府中的“私人”。

幕宾出仕为官,在明清两代不乏其例。以明代为例,苏州人冯亮工,以生员身份进入福建巡抚幕府之中,得到巡抚的赏识,最后凭借“年劳”,得以升为福建游击将军。又嘉兴人周鼎,颖敏绝伦。他最初为工部尚书金濂“幕下士”。至正统末年,随金氏“讨闽中寇”,因为从征之功,升为县典史一职。[1]以清代为例,早在雍正初年,朝廷下令,地方督抚所延的幕客“如效力有年,果称厥职,行文咨部议叙,授之职位,以示砥砺”。乾隆初年,兵部侍郎吴应总请求督抚设七品幕职二员,布政、按察两司设八品记室二员,府、州、县设九品掾司一员。

清人邵晋涵云:“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名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清人汪辉祖进而解释道:“今之为治,必不能离此三种人。”幕宾、书吏、长随三种人,无疑是深入解析明清幕府人事制度的关键。至于这三种人进入幕府、衙署,左右幕府、衙署的行政,则显然起源于明代,且在清代日趋定型。清因明制,由此可证。

通观前人研究成果,明清幕府幕宾的起源,大抵有下面三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幕友可能起源于明代京官出外任地方督抚时“随带京吏”的官场习惯;另一种说法认为,南宋的狱吏趋于专业化、世袭化,经过元明清历史演变,私募化的狱吏队伍日益壮大,极易成为地方官员竞相聘用的专职法律帮办,名为“刑名幕友”;还有一种说法,根据明万历年间王肯堂的一则记载,认为可以将“讼师”作为“刑名幕友”前身之一,当然这不能作为后来幕友都由讼师起源的证据。

仔细考察上面三种说法,幕友源于明代京官出外任地方督抚时“随带京吏”的官场习惯,显然可以得到史料的印证,这在明代称为“奏带人役”。按照明代惯例,总督军务等官,到了地方,大抵均有“奏带人役”。故毛伯温在上疏中,要求上任时奏带“官舍、通事、吏差、医士人等”,借此“传报号令、译审夷情、催督军需、书办写本、疗病等项”;此外,又要求奏带“弟男并侄以备肘腋,家人以供使令”。所有这些在军门效用的人役,均由朝廷支给口粮、马匹、草料。在这则奏疏的旁批中,《明经世文编》的编者刻意加批云:“军中用人,断不可拘拘朝廷现任职官,非开府辟召不可。”可见,这些奏带人役,绝非朝廷现任职官,而是来自“开府辟召”,属于自己用人。然这种自己用人,由于尚需朝廷支给口粮、马匹、草料,故很难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用人。相同的情况亦见诸杨一清出任提督陕西三边军务之时。嘉靖四年(1525),杨一清重新出任提督陕西三边军务,经兵部题准,跟随他上任的人员,包括书掾、头目、家人等,且“听从选带,仍具奏闻”。在这些奏带人员中,主要包括三类人员。一是“书掾”。如杨一清到陕西后,因为各项文移浩繁,且缺少人书写,就“奏讨书掾”。其中南直隶镇江府丹徒县的省祭官任汉、镇江府两考役满的胥吏李棠,因为“写字端楷,谙晓行移”,跟随杨一清至幕府,成为幕府中的“书办”。二是“医士”。如杨一清上任之后,因年老多病,再加之“感患痰嗽,日久未愈”,就专门从老家镇江府“选带”医士钱汝俭,使其“跟随军门”,调治疾病。三是“家人”。鉴于三边地方险远,杨一清又奏带“亲信家人跟随使用”。在奏带的家人中,只有二名照例“支给口粮”,其余家人均从杨一清自己的“廪给内食用,不支口粮”。这种奏带人役,其后逐渐扩展到奏带“赍执旗牌,督兵干事”的武职也在幕府内“参随委用”。又从杨一清所有奏带人役的事例中,可以证实以下两点:一是根据兵部的意见,地方开府的封疆大吏允许选带自己的人役,但必须奏闻,并得到皇帝的批准;二是所有奏带人役的出路问题,他们可以凭借在幕府的勋劳,而进入仕途。刑名幕友来源于南宋以来专业化、世袭化的狱吏一说,尽管明代不乏书吏入幕之例,终究缺乏确立二者必然联系的充足证据。至于讼师成为刑名幕友的前身问题,仅仅有证明讼师成为刑名幕友的个案,其并不能成为幕友起源于讼师的有力证据。

笔者曾撰有关明代幕宾制度一文,其意有二:一则厘定幕宾的起源;二是系统阐述明代的幕宾制度。很多学者论定幕宾的起源,大多喜引用王阳明《答方叔贤》一信,信中提到了“荐贤于朝”与“自己用人”的不同。此信写于弘治四年(1491),过去的研究者多以此为依据,证明至迟在弘治初年即有“自己用人”之例,而幕宾则为自己用人的典型产物。可是,引用此说者又无法找出实例,证明弘治初年即有幕宾的存在,只是以嘉靖年间胡宗宪幕中徐渭、王寅、沈明臣诸人为例。瞿同祖据况钟《明况太守龙冈公治苏政绩全集》卷3《太守列传》之记载,“内署不延幕客,一切奏疏、榜谕、谳案,皆公所亲裁”,证明宣德、正统年间已有幕宾的存在。然此说为房兆楹所反对,理由很简单,况钟文集为其后人所编定,其中所言无法作为可靠的证据。在旧文中,笔者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再结合一些发现的新材料,大抵断定:明初幕府制度即已存在,它是元末群雄四起时,自置幕府、自己用人的延续;而至少在正统年间,即已出现幕宾人员入幕的例子。至于王阳明的“自己用人”说,更非空口白言。在此,笔者拟在旧文的基础上,以“幕宾”“幕友”“师爷”三个称谓为考察中心,对明清幕府人事制度重加论定。

所谓幕府、幕宾,“幕”字正音应读若“莫”,入声。在清代,北方读若“慕”,有时亦读若“模”;而南方则一概作“慕”音,幕府、幕宾分别读若“慕府”“慕宾”。这显然是“南方误为北音”。清人金埴曾在扬州问一人何业,此人答曰“作幕”,“幕”读若“莫”,被金埴叹为“江北居然正音矣”

据清人平步青引王衍梅《绿雪堂遗集》卷17《幕学类要序》,以及赵翼《陔余丛考》可知,“幕府”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李广传》“莫府省文书”一语。“莫”有“大”义,如卫青征讨匈奴,“绝大莫,帝就拜大将军于莫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于此。然据颜师古注,“莫府”之“莫”,并非“大”义,而是指“军幕”,古字“莫”与“幕”通用,亦即“帐幕”与“帷幄”。“幕”作为帷幄的通称,见于《周礼·天官》《仪礼·聘礼》及《左氏传》,如廉颇、李牧市租皆入幕府,并非卫青时始有“莫府”一称。由此可见,“幕府”一名始于战国。但古人所谓幕府,原本指将帅在外之营帐而言,亦即指兵门帷帐,官吏衙署并不称“幕府”。《后汉书·班固传》载,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阁,班固奏记于王曰:“今幕府新开,广延英俊。”后世称衙署为幕府始于此,且成为“连帅”(如唐之观察使、节度使)的通称,如陈琳称袁绍幕府,即为此例。于是,幕府转而为衙署,幕府与衙署之间的区别随之消失。

追溯幕府、幕宾的起源,秦汉时期郡守、县令的“宾客”无疑同样值得关注。当时的郡守、县令之权极重,“虽一令之微,能生死人,故为之宾客者,邑人不敢不敬”。入唐以后,藩镇幕府兴盛。唐代的士人初次登科或尚未出仕,“多以从诸藩府辟置为重”。从韩愈的序文可知,石洪、温造二位处士,曾赴河阳幕下;诗人杜甫,亦被剑南节度使严武辟为参谋;韩愈,被徐州张建辟为推官。在唐代,诸方镇有权自己辟士,“士之挟奇抱艺不获售于有司者,辄辟置幕府,与参谋画”。在幕府时日一久,幕主疏请于朝,入幕士人同样可以“通籍中外,渐跻崇显”,与明经、进士诸科方轨并鹜。从唐代的一方墓志可知,太原人王仲堪,大历七年(772)进士,擢第解褐,授太原府参军事。后丁太夫人忧服阕。本道节度使“奏充节度使参谋,拜监察御史”。可见,自肃宗、代宗以后,藩镇跋扈,诸使寮佐皆辟自幕府,无复命自天朝,故王仲堪以幕僚遥拜监察御史。

五代之时,节度使幕下,仍置有幕宾。如裴说,为裴宽的侄孙,“佐西川韦皋幕”。又据元末明初人戴良所记,可知在元代,内而朝廷,外而方面,“皆为之设幕府以广其赞助”,其目的在于借此“勖道劝德、补政益治、出入询谋、言动献替”。

(一)幕府兴起的原因

明清两代,幕府兴盛,私人聘请幕宾成风。究其原因,大抵有如下四个:

其一,幕府缺乏官属。自明代出现专敕的总督、巡抚之后,并无专门的衙署,因而缺少属官听用。尤其是身处边地的总督、巡抚,举凡军马、钱粮、城池、关隘,皆其职掌所关,凭借一人而兼摄众事,平时或能竭力支持,而到了倥偬之日,思虑恐难周悉,才识也不能兼该。值此之时,征辟幕府佐治人员尤显重要。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总督、巡抚大致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一是从现任官员中选任幕僚,使其充任参赞、赞画、纪功诸职。如早在正统年间,韩雍与胡共之同为都察院监察御史。成化元年(1465),韩雍出任总督两广军务,胡共之则正好担任广西右布政使,韩雍就将胡共之“礼致幕下,凡行师机宜,多与共之计”。这是现任官员充任总督幕僚之例。明代一有大的军事行动,除由总督加以督理之外,总督幕下通常设有参赞、纪功二职:“参赞者,筹画之辅;纪功者,赏罚之司。”参赞有时又称“赞画”,大抵也是从现任官员中选任。如明代总督宣府、大同、偏头关、保定四镇总督,开始只是专督兵马,后来事务渐繁,兼理四镇钱粮,而且各边文移往还,靠一人批答,更是“昼夜不遑”,所以专设兵备道一员,“赞理边务”。此外,如张祚,中景泰五年(1454)进士,出任湖广道监察御史,擢为广东按察副使。当“猺獞作乱”时,朝廷下诏,由韩雍出任总督征讨,张祚“从幕画便宜,共事征讨”;袁恺,中景泰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升任江西按察司佥事,改任广东按察司佥事,他曾“率偏师驻全州督军饷”,后来又任梧州总督府的赞画,追随韩雍“征大藤峡,躬冒矢石”;张经任总督时,选任部属为赞画一职,仪制司郎中盛南桥出任此职。可见,明代总督幕下幕僚之选,或由部属官选任,或由地方官铨选。有时朝廷会在在京、在外官员中,会推晓畅军事、雅有志操之人十数员,作为各边巡抚都御史“幕僚之选”,“每边差委一二员前去,补其谋议之缺,相战守之宜”。明万历年间,东征之役,朝廷派遣张养蒙为督理粮饷侍郎,为此,张氏专门上奏,要求赋予自己权力,并厘清与督抚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两条牵涉增设自己幕府属员。如要求选择贤能司官二员,作为赞画,随他一起“计画”;又要求添设“员役”,譬如添设“吏书以供缮写,官舍以备赍差”。二是奏带人役。明代总督军务等官,“俱有奏带人役”。如毛伯温在开府外地时,就要求奏带官舍、通事、吏差、医士等若干员,甚至自己携带家人“以供使令”。

其二,各级衙门幕官权力受到长官的侵夺,时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无法发挥佐治的职能。长官下属幕官,其职掌有类于幕宾,故在明代将幕官同样称为“幕宾”。如布政司中幕职都事,其职掌是“以代书记之劳”;府一级衙门中的幕职经历、知事,属于“古莲幕之职”,相当于“古参军、掌记之流”,其职掌是“参军之事也”;军事单位卫下属的幕官经历,属于“古掌书记之任”,其职掌是“赞军政、辅戎机,治籍幕下,以文事佐诸武臣”。明代各级衙门所设幕官,显然出现了两大变化,进而导致幕官陷入尴尬的境地,甚至形同虚设。这两大变化分别为:

一是幕职从地方长官自辟,进而变为朝廷铨选。如按照明代的制度,布政司下的都事一职,布政使无权自辟,故“废置悉诏于朝”;卫下属的经历,在明代也是“以资选”。鉴于此,明代有官员提出自选掾吏的设想,建议“州、县以上,皆得自选所部之贤而能者以佐其理”,其实也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并未得到朝廷重视而付诸实施。二是自宋以后,尤其是到了明清,幕官权力逐渐受到削弱,无法真正发挥佐治的功能。地方府、州、县衙门中,其长官与佐贰、幕官之间的关系,自宋代已有所改变,即长官逐渐剥夺了佐杂官处理地方司法事务的权力,并将司法权完全揽入自己手中。明清两代,朝廷三令五申,下令佐杂官“不准擅受”词讼,就是最好的例证。

地方长官不能自辟幕官,或者逐渐削弱幕官的权力,其弊端相当明显。长官不能自辟幕官,无所别择,结果造成“幽栖僻处之贤,多不得自致于宾客之选,而为之使者,亦无所借以托心膂焉”。权力受到削弱,则导致铨选而来的幕官,“类若凂焉而不屑为,则其才德之浅薄,不足以举其职故耳”,有些幕官甚至“不乐于职”。这就使幕官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正如明人王士骕云:“幕僚之体最琐,而其寄最轻,其居最不易。”换言之,幕官很难有所成就,即使有些幕官想有所自立,成就一番事业,也会导致“上且笑之,下且诽之,而不吾信”。明人蔡清直言:“天下之官,惟作县最难,而典县幕者为尤难。作县而得上官之奖励者固难,至于县幕而得奖励者为尤难。”可谓一语中的。

其三,权在胥吏。官设幕官一旦失去佐治检吏的功能,结果必然形成一种权在胥吏的局面。揆诸宋、元、明以降的政治史,虽号称“官治”,实则不过是“吏治”而已。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治国人才的选拔,出现了很大的转变,即从“吏与士同途”,转而变为“儒吏分为两途”。吏与士同途,“吏习于民事,故循绩易奏”,“人不耻为吏”。如汉代之于定国、丙吉、赵广汉、尹翁归、张敞、王尊,均为以吏入仕,成为汉代名臣。科举兴起,儒吏分为两途:科举凭借文采声华取士,以致士人“不习民事”;吏习于民事,却“不得美仕”。吏日下,士日尊,判然两途。其结果,则是“士之子恒为士,降而为吏,即为隳其家声,于是吏益以无赖”,甚至有些胥吏甘心于顽钝无耻,唯日以舞文黩货为事。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官有除降,而吏则长子养孙;官须避本籍,而吏则土著世守。这更使胥吏得以把持地方政治,作奸犯科,为所欲为。事实确乎如此。如明代四川的吏典,自洪武以来,“多不给由,在乡起灭词讼,把持官府,良民受害”。科举出身的官员,因为对地方政务并未谙练,只得“拱手仰成,以吏为师。吏满三年,金箱玉囊,动盈千数”。

其四,读书仕进之途受堵,缺乏出路,只得靠入幕维持生计。明清科举取士,举人、进士均有定额,一个庞大的读书人群体中,能中举人、进士而得以出仕者终究是少数幸运儿,其中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往往止步于生员这一科名身份。

明清两代庞大的生员群体,其谋生之路,大抵不出处馆、入幕、从医、做讼师,尤以处馆、入幕居多。就明清两代入幕人员的身份而言,其中流品,相当错杂。正如清人万维翰所云:

幕中流品,最为错杂。有宦辙覆车,借人酒杯,自浇块垒;有贵胄飘零,摒挡纨绔,入幕效颦;又有铁砚难磨,青毡冷淡,变业谋生;又有胥抄谙练,借栖一枝;更有学剑不成,铅刀小试。其中优劣不一。力能赞襄识者,未尝不加敬礼。乃有委蛇进退,碌碌无所短长者,滥厕吹竽,于是莲幕客侪于佣伍矣。

试就明清入幕人员的身份来源而言,确乎如万维翰所言,堪称流品错杂:或由举人入幕,如周敏成,字政甫,中万历四十六年(1618)乡试举人,崇祯四年(1631)以后,给辽东巡抚方一藻上书,被征辟为“赞画辽东军事”;或由教书先生入幕,如周鼎,有时以教授为业,有时以卖文为生,正统末年,成为金濂的“幕下士”;[2]或由卜士入幕,宁波府鄞县布衣胡弘,尽得《易》理之秘,景泰初年,都御史张楷征讨“闽寇”,将胡弘“延之军中,所言奇中,卒赖成功”;或由画家入幕,如画家陈惟允,“为潘左丞客”。甚至还有女性成为幕宾,如明末南京珠市之妓郝文姝,史称其人谈吐慷慨风生,下笔亦可成琬琰,后成为宁远大将李如松之媵妾。辽东战事时,郝文姝承担掌记之职,称为“内记室”,凡所有奏牍,均由其负责。

即使如此,明清幕府中的佐治人员,还是以生员居多。不妨试举几例:如明人梁朝锺,广东番禺人,为县学廪生。当时任两广总督的熊文灿,欣赏梁朝锺的文才,就将他“延为馆宾”。至熊文灿出任总理九省军务时,又将梁朝锺携入军中,“参谋军务”。明人吴甡任山西巡抚时,阳曲县生员梁云辉,被吴甡聘为“西席”,“凡诸生有所鸣于吴公,梁从中赞成之。”又清人赵大润,后改名肃,常州府江阴县人,为府学诸生。赵大润的友人贡息甫任建平知县时,邀请赵大润前往相助,代为处理县内讼牍。清人费元杰,岳州巴陵人。18岁时,成为府学生员,随后每次考试,均“冠其曹”。前后两任湖广学使,均聘费元杰“佐衡校之人,所取士,率满人望”。

读书人谋生之具,以处馆、入幕居多,此即所谓“书馆”与“幕馆”,且均被称为“馆宾”。馆宾一称,至晚见于元末记载。如孔齐记载:

脱欢大夫在建康时,有一馆宾早起,闻堂上有人声,意谓大夫与僚佐也。久而视之,但见二人中坐,一人云:“付之火。”或云:“不可,恐延及他人。”一云:“付之灾。”或云:“其家亦有未当死者。”一云:“付之脱欢。”言讫不见。馆宾惧,疑其主将有祸也,遂不告而去。是日,脱欢出门,忽有讼者诉某处巨室,豪横害民,因受状追问。后没入,其家皆杖配远方,乃知豪民恶贯满盈,神人共怒也。逾年,馆宾复至,大夫问其故,始言及其所见云。

上述史料中所云“馆宾”,是教书先生,抑或入幕之宾,不可遽下论断。然从孔齐另一则记载可知,所谓“馆宾”,即“村馆先生”之流,亦即教书先生。此类馆宾,在明代尚有遗存。如李廷机,中隆庆四年(1570)乡试解元。当时的主考是申时行,将李廷机“留为馆宾,转馆于董宗伯家”。

书馆、幕馆虽均为明清读书人无奈之下的谋生手段,然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有高下之分。如吕留良论道:“惟幕馆则必不可为,书馆犹不失故吾,一为幕师,即于本根断绝。”在吕留良看来,入幕成为幕宾,尽管“其名甚噪,而所获良厚”,但最终会坏人心术,“人品至污极下,一总坏尽,骄谄并行,机械杂出”,其行为甚至类同于法律所称的“光棍”。万维翰认为:“书馆、幕馆,较分丰啬。然读书可以进取。若簿书佣值,舍田耘田,经年远客,三径就荒,或亲老无养,或中岁乏嗣,或有子失教。此亦得失相半。”可见,吕、万两人,均认为书馆优于幕馆。相较而言,读书人“托客授为活”,虽称得上是本分事,“实不足给俯仰”,无奈之下,读书人只好“去而为从事、为衙推者,如恶影而走日重,非计之得也”。可见,幕馆更是读书人末路中之末路。

(二)明代幕府的兴盛

明代中期以后,幕府趋于兴盛。一方面,大臣开府地方,幕下宾客云集;另一方面,文武各级衙门,大多自己聘有幕宾佐治。

明代的大臣幕府,以胡宗宪、孙承宗、史可法幕府为盛。胡宗宪总督浙江时,幕下会聚幕客数十人,较为著名者有沈明臣、王寅、徐渭。明末孙承宗督师时,曾设立占天、察地、译审、侦谍、异材剑、大力六馆,“招天下豪杰,奇材剑客,争摩厉以求自效”。在孙承宗的幕下,聚集了很多幕宾。如周文郁,字蔚宗,常州宜兴人。其人能谈文武大略,当天启年间,满族势力攻占辽阳时,他就仗剑出关,谒见孙承宗,首上四卫之议,被孙承宗称为“紫髯将军”,留在幕中,“参预谋议”。孙承宗幕府中的人物,最为有名者当数茅元仪。茅元仪,著有《武备志》《冒言》诸书,为诸生时即“试于京师”。后被人所荐,充任赞画一职,留于孙承宗幕下。史可法督师时,开府扬州,曾设礼贤馆,“招四方智谋之士及通晓天文、阴符、遁甲诸术者”,一时幕客丛集,人才济济。

在明代,文武官员聘幕成风,甚至太监、监生,亦私人聘有幕宾。以文官为例,知府上任,就需要聘请幕宾佐治。如明末清初小说《鸳鸯针》记广东潮州知府前去上任,“要在本地请个幕宾”。最后秀才时大来前去应聘,讲妥聘金六两,每年的俸金120两,先兑一半安家。武将聘幕,其例甚多。早在明初,大将常遇春幕中,就有一位姓上官的幕客,“专掌书记”。即使是卫的指挥解粮进京,也要聘请一个“略得通文理,记得帐的”的幕宾,每年脩金30两。至于大将,他们的幕下更是幕客、幕弁、私人云集。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人侵犯京城,明世宗尤其宠信大将军仇鸾,而仇鸾也因此广招天下奇才剑侠入幕。当时仇鸾听到茅乾的名声之后,就将其招之入幕府,并尊之为“上客”。嘉靖年间,倭寇起于海上,康从理即追随将军刘子高入吴,成为幕下宾客,“闻关兵革间,濒死数四”。倭寇平定后,刘子高官拜大将,“幕下士日众”。据汪道昆的记载,当戚继光领兵入闽之时,汪长公就以布衣的身份随从入闽,并且献计建功。为此,“诸戚将军客善长君,则交誉长君戚将军所”。汪道昆又称,在戚继光幕下的“诸儒”有若干人,无不是“济济良士”。可见,戚继光幕下也聚集了不少幕客。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杨嗣昌在上疏中称:“督监各携幕弁,镇将各有私人。”各镇将所带的“私人”,其实就是私人聘请的幕宾。如山人许氏,河南开封人,曾被举为茂才。崇祯年间,曾向杨嗣昌献剿贼三策,不为杨氏所用。随后,许氏成为东平侯刘泽清的幕客,又因言语不合,辞去。

更有甚者,明代的太监、监生,亦自己聘有幕宾。如一般史料认为,赵鸣阳为魏忠贤的幕宾。其实不然。赵鸣阳应该是万历时太监魏学颜的幕宾,被魏学颜重金聘请,“训其侄入庠”。至于天启年间魏忠贤幕下的宾客,且代魏忠贤主笔者,相传有数人,其中就有汶上举人毛昂霄。史载但凡自内而出的“一切谕旨”,大多出自毛昂霄之笔。小说《樵史通俗演义》记载,弘光朝有一位田太监,因至江南选秀女而认识了一位常秀才,“倒要聘他做西宾起来”。受聘之后,常秀才“从此日日进去,夜夜出来,帮那田太监做些好事”。鲁监国时,白洋朱氏家族有一位朱赞元,字懋声,号振岳,少极贫,卖卜京师。“内监神其术,荐入高起潜幕,授都司衔”。小说《鸳鸯针》记秀才卜亨科举失利之后,想通过纳赀进入南京国子监。为此,“要做些勾当,少不得用个幕宾”。这是监生私人聘请幕宾之例。

入幕之人,称谓众多。最为闻名者,当数“幕宾”“幕友”与“师爷”,通称“幕僚”(又作“幕寮”),一身而兼具宾、友、师三重身份。按照王衍梅《绿雪堂遗集》卷17《幕学类要序》的解释,所谓幕寮,大抵是指寮属,若称幕寮,则“近乎卑”;若是依从“德”,称之为“师”,则“过乎尊”;至于称“幕宾”,则以礼而论,且“介乎尊与卑之间”。近乎卑、过乎尊,或者介于尊与卑之间,多不合理,于是转而改称“幕友”。王衍梅认为幕宾称“师”之例,出于韩愈《送石处士文》“使大夫无饥其师”一语。然据平步青的考证,此语中的“师”字,当指“军卒”,而非“尊师之师”。这就需要就幕宾、幕友、师爷诸称谓起源及其含义稍作考辨。

(一)幕宾

入幕佐治之人,为何称为“幕宾”?对此,小说《醒世恒言》对幕宾有下面的解释:

如何叫做幕宾?但凡幕府军民事冗,要人商议,况一应章奏及书札,亦须要个代笔,必得才智兼全之士,方称其职,厚其礼币,奉为上宾,所以谓之幕宾,又谓之书记。有官职者,则谓之记室参军。

由此可见,所谓幕宾,又称“书记”。称之为“宾”,是因为幕主将入幕之人“奉为上宾”,故有此称。其起源来自唐之节度使、观察使赴任时自己征辟幕僚,即“参谋”“记室”之类。然唐代参谋(又称参军)、记室,是有官职之人。明清幕府佐治之人,属私人聘请,已无官职,所以称为“幕宾”。

早在唐宋两代,就有幕客与幕宾混称之例。至明清时期,幕客与幕宾通常也并称。如小说《儒林外史》中,曾记载按察使“这日叫幕客叙了揭帖稿,取来灯下自己看”。紧接此文之后,小说又记载按察使“吩咐书房小厮向幕宾说:‘这安东县不要参了。’”云云。这就需要就幕客与幕宾稍作辨析。幕客始于春秋以后列国养士之风,当时儒术之士,只要名闻诸侯,即可以成为列国的“客卿”,陈述王霸之道。自中和以后,藩镇、道的宾客,亦被称为“客卿”。然幕客终究与幕宾稍异。幕客为大臣、名公所养之士,类似于早期的门客,以及明清时期的山人、清客。换言之,幕客为一通称,如宋秦桧门下有“十客”,分别为门客、亲客、逐客、娇客、刺客、羽客、庄客、狎客、说客、吊客。又如宋人晏元献,以文章名著一时,“所至延宾客,一时名士多出其门”。罢枢密副使后,为南京留守,“幕下王琪、张亢最为上客”。然宋代的幕客,大多是陪主人赋诗,或陪官员游山玩水。如大观初年,开封尹宋乔年的幕客周子雍,曾替主人答复宋徽宗的和诗。又如范成大游览峨眉山顶时,“同登峰顶者:幕客简世杰伯隽、杨光商卿、周杰德俊万、进士虞植子建及家弟成绩”。又记“幕客范谟季甲、郭明复中行、杨辅嗣勋皆自汉嘉来会,而不及余于峰顶。”此即幕客陪同官员游山玩水之例。

有一个史实必须引起关注,即明代承继唐代节度使、观察使自辟幕下属官的惯例,将地方各级衙门的幕官称为“幕宾”。如明代史料云:“佐贰官,职居次而辅政者也,皆当钦敬长官,友爱幕宾。”其中所云佐贰官,指同知、通判、县丞、主簿之类,而幕宾显指幕官。

在明代省一级的都司衙门中,其中的幕官即称“幕宾”。按照袁忠彻的看法,都指挥使可以称为“元戎”,其职责在于“当一面之重,整齐兵甲,折冲御侮而为朝廷之倚赖”;而都事一类的幕官,则称“幕宾”,其职责在于“植密赞画军政,从容于樽俎之间,以制其过而泄其不及”。元戎与幕宾,是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早在明初,即有称幕职为幕宾之例。如罗亨信在一篇送人出任幕职的序文中言:“东莞黎公无逸时在选列,凡经三拣一试,然后得录用之数,擢交址同利邑幕宾。……今得膺邑幕之寄,秩虽卑,而有人民社稷之重,位虽小,而有狱讼、钱谷之繁。”又如广东德庆州所属封川县,“同安夏公良来长厥邑,喟然叹曰:是出政令之所,何颓敝若此!乃谋诸同寅邑丞莆阳何公瓒、判邑三山林公佛、幕宾仙溪傅公光远,各捐己俸,维新是图”。上面两则史料所谓幕宾,均指县典史一职。

(二)幕友

在明清两代,入幕佐治之人,又可称为“幕友”。幕友一称,来源于幕主称幕宾为“朋友”。至于何以称为幕友,清人何士祁云:“幕宾谓之朋友,顾名思义,庶指臂之助可收。”换言之,主、宾之间,应该情意相协,方可收以友辅仁之功。

“朋友”一称,广见于明清科举时代士人相交时的称谓惯例。清人吴敬梓所著小说《儒林外史》在说到明代知识圈社交习惯时,有云:“原来明朝士大夫称儒学生员叫做‘朋友’,称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进了学,不怕十几岁,也称为‘老友’;若是不进学,就到八十岁,也还称‘小友’。”这是生员、童生称“友”之例,只是“朋友”是儒学生员(俗称秀才)的专称。在清代官场,同样将幕宾称为“朋友”。如清代史料云:“外荐来之朋友,或官府,收与不收,吾辈在官面前美言相助,零星使用,稍有资助若干,实无可奈何。”在明清两代,幕宾的身份以儒学生员居多,幕友一称,显是将知识圈的社交称谓引入官场所致。

至于幕友一称的起源,可以先引清人觉罗乌尔通阿编辑的《居官日省录》为例加以疏证。此书引用明代苏州知府况钟上任时所行各政,凡17条,其中一条云:“严查家丁撞骗。幕友须有品方延,匪人勿请。”况钟出任苏州知府是在宣德至正统年间,然此书为清人所编,尚不能完全证明宣德至正统年间已经有幕友一称。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王叔杲任常州府靖江县知县,在任期间,在《与严洞庭先生》书牍中,有云:“适县友告行,草率附此奉候,伏惟俯垂照之。”书牍中所谓“县友”,虽不能遽下确断,然就文意推测,疑指县衙中的幕友。

至明末,王思任的一段记载,足证当时幕友一称已经颇为常见,其中云:

沃土之民谑,瘠土之民忍。谑者不过身体口腹之有余也,从身体口腹起见,而忍者已在心性之间矣。吾乡姚人处瘠土,即簪笏奕望,身体口腹常不足。游学走三吴,三吴有余者每谑之。常不为吴语,作姚语,而实暗庇其心性,十七为师,十三友也。三吴人不论其师其友,而但论其土之瘠。

这是一则相当重要的史料,却被过去的研究者忽略。史料大抵可以证实以下两点。一是绍兴府属下的余姚县,读书之风兴盛,以至“簪笏奕望”,再兼“人处瘠土”,身体口腹常感不足,只好“游学走三吴”。这是绍兴人大量外出游学、游幕、游寓的确证。二是余姚人游学至三吴,“十七为师,十三友也”。所谓“师”,指处馆谋生;而所谓“友”,则指入幕为友,亦即做幕友。

入清以后,入幕之人,已经多称“幕友”。如清初人钮琇《觚剩》正编,成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其中记载:“张玄著先生起自海中,部落解散,窜身僧寺。杭守臣觇得之,与爱仆杨贯玉、幕友罗自牧同被执。”刘献廷云:“江西吉安安福人胡耐庵,卞总制幕友也,后题授云南易门县知县。”又《福惠全书》记载:“州邑事繁,钱谷、刑名、书启,自须助理之人。若地当冲剧,钱粮比较,词讼审理,与夫往来迎送,非才长肆应,势难兼顾。幕友又须酌量事之烦简,而增减其人。”可见,入清以后,幕友已成州县衙门钱谷、刑名、书启三席的通称。

(三)师爷

究“师爷”一称,来源有二:一为府州县学校的学官,二为家馆中的塾师。衙门中的书吏、承差,或者家族中的仆人,为了对学官、塾师表示尊敬,因而称之为“师爷”。其后,幕中杂役人员,亦随之敬称幕宾为“师爷”,该称甚至出现于官府文书中。此外,在清代民间,“师爷”一称更是广泛使用,无不体现一种他尊甚至自尊之义。

在明代,一般将教官称为“师爷”。如小说《二刻拍案惊奇》记一位廪膳生员高广,一向以处馆为业。通过挨贡,选授山东费县教官。后来他的学生出任巡按御史,派承差前来相请至任上。这位承差就称高广为“高师爷”。

入清以后,史籍、小说多称学校教官为“师爷”。不妨引述两例如下:

予邑(东莞——引者)钟冠斗先生,良平乡人也。才思富丽,善于属文。康熙初,冒籍风行,钟随叔至廉州,得典试。(中略)康熙十七年(1678)七月念九日,钟如省制锦屏为祝叔寿,偶经双门,遇钦(钦州——引者)学役,学役喜对钟曰:“师爷望秀才来战棘闱,眼穿千里矣,今及时也。”挟同诣学官,欣悦,录送监临,钟不得已,遂逐队入试。

先生倒有一个。你道是谁?就是咱衙门里户总科提腔顾老相公家请的一位先生,姓周,官名叫做周进,年纪六十多岁,前任老爷取过他个头名,却还不曾中过学。顾老相公请他在家里三个年头,他家顾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学,和咱镇上梅三相一齐中的。那日从学里师爷家迎了回来,小舍人头上戴着方巾,身上披着大红绸,骑着老爷棚子里的马,大吹大打,来到家门口。

对于上面提到的“师爷”,小说整理者在校注中作如下解释:“指儒学教官。教官是管秀才的,尊称‘学师’或‘学里老师’,一般没有称‘师爷’的,这里也是作者描摹夏总甲口吻的写法。”此说为是。学校中的书役以及如小说中夏总甲一类,为了表示一种尊敬,方称学中教官为师爷。

至于家塾中的塾师,官宦人家的仆人有时亦敬称其为“师爷”。如丁腹松,博学能文。30岁中举人,屡次参加会试不第。当时正是明珠当国,听闻他的名头,“延之课子”。丁氏后又参加会试,在发榜前数日,明珠府中宠仆安三忽然入贺道:“师爷中式矣。”此即仆人称塾中教师为“师爷”之例。

仿照上述之例,清代民间亦称幕宾为师爷。据清末人傅崇矩记载,成都民间一概将就幕之人称为“师爷”,或尊称“师大老爷”“师老爷”。至于军营中的“书记”,一般称为“师爷”,或称“师太爷”。仿此例,进而出现“师大人”一称。如在武营中,一般尊称办文案的幕宾为“师大人”;各衙门办文案的幕宾,外间亦尊称为“师大人”。时风所染,以至官方文书中,亦有地方官员称入幕之人为“师爷”的例子。如清代地方官文书有云:“凡刑钱批过副呈,即送官府阅过,交管黑笔师爷誊正,对明批语不错,即在批之示尾用官府图章盖上一颗。有誊错者,或添改涂抹者,即用官府图章遮盖。”此“黑笔师爷”一称,即指幕宾。

(四)相公与先生

在明清两代,入幕的幕宾,通常又被称为“相公”与“先生”。

究“相公”一称,在明代所指有二:一是内阁大学士,二是秀才。入清以后,秀才被称相公,同样不乏其例。清代咸丰以前,奴仆之于尚未入仕之人,如监生、诸生,均称“相公”。有时将其姓或名或号“列冠于上”,称“某某相公”。有时又会加入排行,如小说《儒林外史》曾提到“梅三相”,此人中过秀才。小说整理者对此称作如下解释:“科举时代,社会上尊称秀才做‘相公’(对一般读书人也这样称呼),按他的弟兄排行称几相公,是表示亲热。这里的‘梅三相’是‘梅三相公’的省称,指下文讲到的梅玖。”相公原本是一种“贵称”,有意思的是,在清代,胥吏、优伶有时亦僭称“相公”。如小说《儒林外史》中,其中提到的“顾老相公”,就曾任县中户总科提腔;按照清代南京的土俗,相公一称,亦“加于优伶”。

至于幕宾被称“相公”,显然源于明代的“主文”与“主文相公”。明人王廷相云:“各衙门积年主文、书手、老人、皂隶、弓兵、门子、马夫,由其凡百事情,无所不知,经历乖滑,无处不透,是以通同作弊,易如吹毛。主文则改抹文卷,出入罪名。”云云。文中所云“主文”,即“主文相公”。随后,明代史料已经出现“相公掌稿”一称,云:“刁悍之地,多有保歇诈骗,私向人犯称云:我能打点衙门,我能关通相公掌稿。”所云“相公掌稿”,同样是指“主文相公”。

仿上述之例,清代也称幕宾为“相公”。如小说《儒林外史》记道:

这周学道虽也请了几个看文章的相公,却自心里想道:“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

在这段记载后面,整理者对“幕客”一称作如下解释:“一般指的是受地方官私人聘请,帮助官员办理公事的人。学政聘请的幕客,只管看考生的文章,就是前面说过的‘看文章的相公’。又《儒林外史》记范进中进士后,历任山东学道。在考童生时,‘随即在各幕客房里把童生落卷去来’。又云:‘一会同幕客们吃酒,心里只将这件事委决不下。众幕宾也替疑不定。’”可见,这些学道内的幕客,其实就是“主文相公”,又称“幕宾”。当然,这些主文相公,一方面替学道看看卷子,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学道幕中读书,为自己以后参加科举考试作准备。如小说《儒林外史》中,范进任山东学道时,幕中有一位少年幕客蘧景玉,就自称:“家君做县令时,晚生尚幼,相随敝门伯范老先生在山东督学幕中读书,也帮他看看卷子。”

根据《儒林外史》所载,幕宾称为“相公”者,又分“刑名相公”与“钱谷相公”。有时又“幕宾相公”连称。如小说《儒林外史》记道:“不说别的,府里太尊、县里王公,都同他们是一个人,时时有内里幕宾相公到他家来说要紧的话。百姓怎的不怕他!像这内里幕宾相公,再不肯到别人家去。”

幕宾称“先生”,源起于明初的“门馆先生”。其后,方称幕宾为“先生”,随之出现了“幕宾先生”“内幕先生”诸称。如小说《儒林外史》记载蘧公子蘧景玉说自己父亲任知县时,有言:“家君在这里无他好处,只落得个讼简刑清;所以这些幕宾先生,在衙门里都也吟啸自若。”又清人谢金銮云:“内幕先生,有刑名,有钱谷,固矣。”此即清人称幕宾为“先生”的佐证。先生原本是一种尊称,但在清代南京,当地人也称卜相贱流为“先生”。

明清私人聘请的幕宾,其职掌主要在于佐治、检吏两个层面。这两项职能,原本是由朝廷铨选的幕职承担。关于幕官职责,明代史料有如下详细阐释:

幕官之职,干系甚重,衙门大小事务,无不与焉。乃六曹之领袖,一署之喉襟也。一应文卷,必须立意起稿,然后该吏书写完备,赴幕司,自下而上佥押。苟或禀议未定,未可下笔,须商榷停当。或堂上主议,中间事体有妨,宛转敷陈利害,从长官择其所长。衙门事有迟错,即便检举,吏典作弊,即便究治。若正官与佐贰官不合,中间必须劝解,切不可面是背非,彼此相斗,又不可越礼犯分,专权擅主,有失体统。须要事承正官,严拘吏典,赞佐衙门,事无滞迟,政有仁声,上下和睦,黎庶安宁,可为称职矣。

这段史料记载,大抵可以说明幕官职责有二。一是幕官为“六曹之领袖”,若是吏典作弊,“即便究治”。此即所谓“严拘吏典”,有检饬吏典之责。二是幕官为“一署之喉襟”,但凡衙门“事有迟错,即便检举”,若是正官与佐贰官不合,幕官也“必须劝解”。此即所谓“赞佐衙门”,有佐治之责。

事实却并非如此。自明代以后,一方面幕官不再由长官自辟,而是改由朝廷铨选;另一方面,幕官之权已被长官侵夺,成为形同虚设的冗员。随之而来者,则是胥吏承担了佐治之职,甚至舞文作弊,把持衙门之政。正如清人陈宏谋所云,胥吏因为熟悉律例,地方官员用其所长,可以“断狱、决狱”;但因缺少幕官的检饬,胥吏通常又会借此“舞文”,甚至“务为深入”,其结果则是“流毒不可当”。更有甚者,书吏因为舞弊作奸,惧怕“不为官长所容”,于是“窥伺长官阴私,以为挟制把持之计”。诸如此类的“奸蠹”,导致地方长官不得不私人聘请幕宾,借此佐治检吏。

在明代,幕宾大抵已经承担刑名、钱谷、书启三大职掌,但尚未系统归类,更未出现专职的幕席。至清代,随着幕府人事制度的定型化,幕宾开始有所区别,幕席随之专门化,职掌随之细化。如钱谷一席之中,又可细分为“案总”“钱粮总”“征比”;书启一席之中,又可细分为“书禀”“号件”“红黑笔”等。

(一)幕宾职掌

细究明清幕宾的职掌,大抵可以分为主持文稿、参赞军事、阅卷、钱谷、刑名诸项。下面分类述之。

一是主持文稿。幕宾主持文稿,源于记室、书记、掌记诸称。在早期,幕宾有“记室”之称。所谓记室,是指“宾佐”。明清私人聘请记室以掌文稿,其例甚多。如山人黄之璧,自负其才,旁无一人,被西宁侯宋氏延为“记室”;昆山徐乾学的祖父,在明朝时曾为严讷的“记室”,当三吴发生水灾时,代严讷“具疏草请赈”。

书记一称,同于记室,其职掌可以由家人承充。如练子宁死国时,有侍妾抱其幼子匿于民间,辗转入闽,后幼子“为人佣保”。练子宁的六世孙,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替一位陈姓举人“掌书记”。从需要“赎取”可以看出,这位练氏子孙替人“掌书记”,实与“书佣”身份相近。又明代有一位胡姓佥事,是徽州人,任职贵州按察使佥事,随带的仆人胡文训、胡文学,“掌书记,得其意”。地方官上任,一般的“套启套书,俱发礼房誊写”。至于那些“密禀密事”,则完全依靠“内书”。在明代,对于“内书”一职,新官上任时多视“书仆”为首选,一般将善书、通文义,且又可“托腹心”者视为“内书”的上佳人选,其次方为“不通文义,而善书”的仆人。只有本家无此内书,才“聘掌稿进衙,凡事倚赖”。这种外聘的掌稿,就是书记,主要负责文稿事务。如余怀自称,在崇祯十三、十四年(1640、1641)以后,“入范大司马莲幕中,为平安书记”;清初勇略将军赵良栋入成都时,有一位浙人王某,任赵良栋“幕下掌书记”,负责“削稿”之事。有时一些官员出游,也随带“书记”。如王思任游苏州虎丘时,除友人陆务滋、沈叔贤之外,身边随带的还有“书记”刘文僮、王端;王思任出游台州雁荡山时,曾“敕一书记、一童子、一庖、一管办、二粗力人行矣”。

至于掌记,原本指剧本或执剧本以提示台词者,类似于后世的场记。如元高安道《哨遍》套(嗓淡行院):“带冠梳硬挺着粗脖颈,恰掌记光舒着黑指头。”《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元佚名《宦门子弟错立身》12出:“(末白)都不招别的,只招写掌记的。(生唱)我能添插更疾,一管笔如飞,真字能抄掌记,更压着玉京书会。”入明之后,掌记演变为“掌书记”,已成幕宾之职。如昆山人王逢年游京师,为内阁大学士袁炜“掌记”;郑晓任刑部尚书时,已知严嵩必败,“不欲以一名刺留其记室”,于是倡议,“自今各部大僚往来名刺,率以月朔命掌记聚往本官”。此为掌记掌管官场官员间名刺往来的例证。

书记掌管幕府中的“削稿”事务,这是明清幕府的普遍特征。如崇祯十七年(1644),皖督马士英开府江、浙,幕下有一位秀才顾观生,“与谋削稿”。对此,钱谦益有诗云:“东南建置画封疆,幕府推君借箸长。铃索空教传铁锁,泥丸谁与奠金汤?旌麾寂寞盈头雪,书记萧闲寸管霜。此夕明灯抚空局,朔风残漏两茫茫。”由此,形成一种幕客文章。但凡幕府大僚文集中的升迁贺序,均属应酬文章,无不是“假时贵之官阶,多门客为之”。这些幕客所为文章,在清初人郑禹梅看来,不过是“以割裂为修辞”,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文章。

二是参赞军事。早在秦汉之时,专设一幕职,“在宾幕中筹画戎机”,且由“多学深识者”担任。在明代,各边巡抚都御史幕下,选取在京、在外“晓畅军事”的官员作为幕僚,“补其谋议之缺,相战守之宜”。其后,参赞军事,多由私人聘请的幕宾承担。如孙燧开府江右时,新建有一位李生,入孙氏幕中。当时宸濠反谋已显,李生“数密言当预为之备”。此即幕宾参赞军事之例。

三是阅卷。明清两代,学使、知府校文地方,时常私人聘人阅卷。所聘之人,除学官之外,多以幕宾居多。如明景泰年间,聂大年凭荐举出仕,任仁和县学训导,为地方官员与达官显宦所礼重。景泰四年(1453),正值大比之年,两广,湖、湘、山西、云南“皆以较文来聘”。聂大年“以老而废学就辞以疾”,兼以诗谢之云:“名藩较艺遣征书,使者频烦走传车。老大难遵太行路,平生厌食武昌鱼。五羊城古仙游远,八桂霜寒木落疏。寄与青云旧知己,莫因辞赋荐相如。”不过,最后还是应“云南之聘”。此即学官被聘阅卷之例。

至于私人幕宾参与阅卷之事,其例更多。以明代为例,如沈金马,少有俊才,为文率意口占而成,“督学御史与之有故,檄令读卷,玄朗不屑意,故为妄言却之,御史莫能致也”。事虽未成,然督学御史聘人阅卷,显已成为惯例。冯继龙,14岁即入学为生员,每试必居高等,蔡鹤田、吴默泉两位学使,“皆奇其文,往校他所,亦挈与俱”。又如蒋弘宪,“学校中指为眉目,文誉殷然江湖间”。其后,“苏守宁公云鹤、江宁守孙公芳试士,皆请之阅卷”。王光承,作为八股文的大家,在明季颇有盛名。入清以后,张安茂“提学浙省,聘往阅文”,宋征舆“提学八闽,亦来征聘”,无不情词恳切,但王光承均坚拒不往。王光承之弟王烈,与光承齐名。李愫提学河南,“坚请阅文,亦谢不往”。清人费元杰,18岁时补府学生员,随后每次考试,均“冠其曹”。前后出任湖广提学的官员,如董养斋、李渭湄,“咸聘佐衡校之人,所取士,率满人望”。

四是佐理钱谷之事。佐理钱谷之事的幕宾,一般被称为“钱谷师爷”。此类幕宾,当源起于元末私家之“掌事”,以及明代商人聘请的“掌计簿”之人。在元末,有些人家会聘请“掌事”,具体掌管财货出纳,属于“佣工受雇之役”。掌事所管账簿,一般称为“黄簿”,又称“帐目”,其式分为“旧管”“新收”“开除”“见在”四柱。这几与钱谷幕宾所管之事相近,所异者不过一服务于私家,一服务于官家。此外,在明代商人的经营中,也有一种专门替商人“掌计簿”之人。这些人尽管自己识得一些字,并懂会计之术,却因为没有资金,只能替一些商人掌管“计簿”。

明代程大位《算法统宗》一书,具有专门讲珠算的特点,显然属于“胥史商贾之书”,并为钱谷幕宾的广泛出现提供了帮助。而明代的记载更是证明,知县上任,有时也会聘“写算人”。此类写算人,其实就是钱谷幕宾。如小说《警世通言》记一位范举人选为浙江衢州府江山县知县后,就需要寻一个“写算的人”。当时有一位名叫宋金的人,因为自幼学得一件本事,会写会算。经过范知县的考察,其人确是“书通真草,算善归除”。于是就将他留下,并一同上任。小说称此类人为“门馆先生”。

五是佐理刑名事务。至晚在元代末年,就已经出现了“宪幕宾”的称谓。如孔齐《至正直记》记载:“时安吉凌时中石岩为宪幕宾,一见甚喜。”这或许就是刑名师爷的源起。至明初,如湖广、江西、直隶府州县,六房大多有“主文老先生书写,积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这是胥吏“主文”之例。其后,明代知县上任,则开始出现私人聘请“主文”之风。如李乐最初出任江西新淦县知县时,其兄考虑到李乐“不理会民事”,建议“请一老主文同行”。李乐虽未采纳建议,但在明代官场,知县聘请主文之风甚盛,“雇主文行者,十有四五”。明末清初人魏禧曾记载其长兄魏际瑞客居北京时,“有按察使要之入幕,坚不肯往”。魏际瑞不入幕的理由很简单:“刑名之事,吾未素学。此人命所系,岂可以骤习幸中而苟富其利乎?”可见,魏际瑞为按察使所聘者,担当刑名师爷一职。

入清以后,幕宾佐理刑名事务,其风更盛。如清顺治十四年(1657),姚廷遴自记:

是年四月,因老家人吴元受、顾明甫等商议,对大兄二兄曰:“看来我家官私还有,不如将大官进一房科,一可熟衙门人面,二可习熟文移律例,后日好去作幕,每年可得百金,比处馆者差几倍。”因此乘阎县将去,随入供招房,拜徐翰远为师,学习律例起,自此沦落十五年,后悔无及。

这段记载提供了以下三个信息:一是进入刑房为胥吏,通过熟悉“衙门人面”,或者习熟“文移律例”,拜人为师,其目的是“后日好去作幕”;二是“作幕”脩金,每年可得百金,明显优于处馆;三是相较于处馆,“作幕”更是一种“沦落”,是读书人的无奈之举。即使如此,清代士人出任幕宾,佐理刑名事务,仍然相当普遍。如赵大润,常州府江阴县人,为府学生员。其同门友人贡息甫任建平知县时,邀请赵大润前往相助。史载:“邑多地讼,岁久不决,一案之牍,高几盈尺。山人不惮烦,为之一一爬梳,要领既得,先以曲直之大判明示之,而期日与质,两造往往各自输服,请无对簿,而愿寝息者过半矣。诸欲为奸鬻狱者,咸不便山人所为,谗言繁兴,而终不得闲,于是建平之政声为群有司最。”这是幕宾佐理刑名事务的典型例证。

(二)主幕关系

揆诸明清两代士人入幕之风,不过是哔呫落魄之士的下场头而已,其目的在于从幕主那里获取“筐篚之赠遗、蓬蒿之沾润而已耳”。毋庸讳言,在幕主与幕宾之间,“间亦以意气之投,缔为石交”,但很少有幕主“汲汲求士者也”。正如清初学者张履祥所言:“近世居官恶劳,辄延幕客;书生不安贫,辄求为幕宾。”官员聘幕宾治事,其本意是“相与有成”,而结果则反使“官方”与“士行”两败。

幕主与幕宾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凭的关系:幕主得幕宾之助以治事,幕宾得幕主之脩金以糊口。幕主与幕宾之间,是一种东翁与西宾之间的关系。在幕宾眼里,幕主是主人,是东翁。如在明代军队中,幕宾若是稍为雅谈,一般称总兵官为“兵主”。在幕主眼里,幕宾则是客,是“西宾”“西席”。如明末清初小说《鸳鸯针》记秀才徐鹏子答应给解粮进京的卫指挥做幕宾之后,心里想道:“这解粮官,有职事去,无职事来,我同他到了北京,转来可以不消用我的。到那里看,有机缘,央人荐到个大老幕中作个西宾,岂不快活。”至于西宾、西席称谓的由来,则源于衙门建筑的固有特点。按照制度规定,所谓“塾”,属于门外之舍。一般说来,家庙在东,西堂为塾。塾师则称“西宾”“西席”,后转将幕宾称为“西宾”“西席”。

从根本上说,幕宾是幕主的“心腹”。正如清人叶可润所云,“作令不能不用幕友”。究其原因,实则在于幕宾有佐治之功。除却主人私事不必与闻之外,其他只要是“在官之事,以及官声之所系”,如“门丁之有无舞弊,书差之有无朦混,押犯之有无淹滥”,均属幕宾职掌。换言之,就身份地位而言,幕宾具有宾与师双重身份,即“幕友居宾师之位分,第本非甚卑”。一方面,幕宾是客,“主人以宾礼待之,见主人用晚生帖”;另一方面,幕宾又是师,“有师道,不可屈”。

有鉴于此,幕主对幕宾,必须以礼相待。如聘请幕宾时,必须下一“关聘”,即所谓聘书。下引一则格式化关聘为例:

敦请

某翁先生办理某处上下刑钱席(或征比、书启、号件、红黑笔等席)

每岁敬奉脩金若干两,按月致送。此订。

道光 年 月 日 本 分称呼姓名拜订

这大抵还是因为幕宾职掌之事,如钱谷、发审、书启、征收、挂号、朱墨、账房及一切杂务之属,均属“佐官治事者也”。所以幕主对待幕宾,必须做到“有休戚事,必尽吾情;良时佳节,致敬尽欢”。

就明清幕府人事制度而言,幕主对待幕宾并非一概如师、如宾、如友,情洽无疏,而是存在一些疏隔。一方面,居官者“间有薄视幕友,趾高气扬,遇事独出己见,不待商榷”,幕宾与幕主“难与共事”。另一方面,在幕宾群体中,其才品也是参差不齐,难得全才。细分之,大抵有如下三等:上等的幕宾识力俱卓,才品兼优,例案精通,笔墨畅达;中等的幕宾人品谨饬,例案精熟,笔下明顺;下等的幕宾人品不苟,例案熟练,而笔墨稍逊。更有甚者,有些幕宾立品不端,“宾主少有失意,辄操其短长,恐吓诈骗,往往有之”。

幕宾俗称“师爷”。今日一论及幕宾,就联想到“绍兴师爷”一称。对此,缪全吉有自己的初步解释。而郑天挺对“绍兴师爷”一称有所质疑,认为绍兴府属八县并非人人都学幕,而幕友来源也不仅仅限于绍兴附郭之山阴、会稽两县,更不是除绍兴以外无人学幕。此说承袭清人梁章钜之说,且具一定的道理,但仍然没有解决“绍兴师爷”一称的起源问题。

在清代有两则俗谚,大抵可以证实绍兴人之行遍海内。一则俗谚是“无绍不成衙”。其意是说绍兴人遍及各地衙门,已经成为各地方衙门佐治人员的主要来源。这则俗谚可以从明代的史料与小说中得到印证。如明人崔铣云:“越、闽胥人革役者货县胥,窜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冯梦龙在小说《醒世恒言》中,更是直云“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绍兴”。另一则俗谚是“鷌鸟豆腐绍兴人”,“此三者,不论异域殊方,皆有”。此谚出自范寅《越谚》,其意是说绍兴人如麻雀、豆腐一样遍布全国各地。

其实,并非绍兴人天生好游,轻弃乡土,而是时势所迫,为了维持一家生计,不得已而为之。细究绍兴人远游的原因,大抵不外以下两点:

一是绍兴“地窄民稠”,生存压力骤增,为求生计,不得不外出。对此,万历年间纂修的《绍兴府志》有系统的记载。据此可知,在经历了六朝东徙、宋代南迁之后,绍兴已是“生齿甚繁,地更苦狭,非复昔之地广人稀矣”。明末绍兴人祁彪佳的记载,更将绍兴“地窄民稠”而导致粮食自给不足的窘况暴露无遗。祁彪佳对山阴一县作了初步的统计,全县田仅62万余亩,“民庶之稠”,人口则超过124万。这无疑是“以二人食一亩之粟”,即使是丰登之年,亦只供半年之食,所以“每藉外贩,方可卒岁”。正如明末绍兴人王思任所言,“民稠则欲不足,欲不足则争,争之不得则骛,骛之思,必起于贤智者”。绍兴既是“贤智之乡”,且又是“喜骛又善骛者也”,所以“骛必极于四方,而京师尤甚,得其意者什三,失者什七”。

二是绍兴人识字率高,士人科举仕途竞争加剧,那些在科举仕途上已经绝望的士子,只好外出寻觅生计。在明清时期,绍兴人好学成风,史称:”下至蓬户,耻不以《诗》《书》训其子;自商贾,鲜不通章句;舆隶亦多识字。”明末清初人张岱,更是说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他记道:

余因想吾越,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

尽管所读之书尚浅,而且在有学问的人看来,也“无益于文理考校”,但终究与目不识丁者不同。上述两则记载,大抵已经证明绍兴人读书成风,识字率相对较高。这就造成以下两大结果:一是绍兴一府科名甚盛,二是绍兴人外出处馆成风。就此而论,王士性说“宁、绍盛科名缝掖”,显非空穴来风。

早在明代,绍兴人已经遍布天下,且不乏入幕府成为幕宾的例子。如憨山大师记载:“时越人吴天赏者,先籍名诸生,屡试不售,遂弃举子业,从史椽,奉部檄为制府记室。”此即绍兴人入幕府为幕宾的典型之例。又会稽人郑元化,“少喜谈兵,读《韬》《钤》诸书,尤工于风角乌占”,属于一位“机智勇辨之士”。他曾北抵宣府、大同,东历辽东、蓟州,“掀髯谒诸边帅,谈笑油幕间”。从“谈笑油幕间”可知,郑元化应属出入于边帅幕府的幕宾。不只如此,明代还出现了像徐渭这样闻名的师爷。即使如此,就明代绍兴人外出佐治而言,大抵还是以入京城、地方衙门为胥办与佐贰官居多。如明人王士性云:“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又如绍兴府山阴县人胡兆龙,就“佐书铨曹”,同县人丁某“亦同事相善”。

众所周知,根据明代的制度规定,鉴于浙江及苏州、松江二府,均属财赋之地,且江西士风谲诡,所以此三处士人,不得出任户部官员。然户部的胥吏,大多是“浙东巨奸”,尤其是绍兴人。他们“窟穴其间,那移上下,尽出其手,且精于握算,视官长犹木偶”。京城官员,无论是政事,还是拜客赴席的日课,均不得自由,“前后左右皆绍兴人”。其结果,则是衙门政事把持在绍兴人手上,即史料所云“坐堂皇者如傀儡在牵丝之手,提东则东,提西则西,间有苛察者欲自为政,则故举疑似难明之案,引久远不行之例,使其耳目瞀乱,精彩凋疲,必至取上谴责而已”。

入清以后,尽管“六部直省胥吏”,仍然是“大半为浙东游手窟穴”,然就其大势而言,绍兴人则更是游幕天下。如汪辉祖云:“吾越业儒无成及儒术不足治生,皆迁而之幕,以幕之与儒近也。”清代湘乡人知府罗镜堃所撰《公余拾唾》自序亦云:“天下刑名、钱谷幕友,盛称浙之山阴、会稽。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几于人人诵法律之书,家家夸馆谷之富。”据清人梁章钜的记载,清代更是有绍兴“三通行”之说,分别是绍兴人、绍兴酒与绍兴师爷。尤其是绍兴人的“刑名钱谷之学”,“本非人人皆擅绝技,而竟以此横行各直省,恰似真有秘传”。可见,至清代,“绍兴师爷”一称方最终定型,并与绍兴话、绍兴酒二者相合,“通行海内”,成为绍兴的地方名片。

[1]黄:《蓬轩吴记》卷上,收入不著辑者:《烟霞小说》第1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十八年刻本。

[2]杨循吉:《苏谈·桐村事武》;杨循吉:《苏谈·桐村健文》;黄:《蓬轩吴记》卷上。均载王稼句点校、编纂:《苏州文献丛钞初编》,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版,上册,第165-166、171、197-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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