镖局与镖师走镖之规矩,乃至镖行内特有之行话,诸如此类的镖局故事,无不因清道光以降说部演义小说的流行而为普通大众所稔知。最为著名的说部演义如《施公案》《彭公案》《永庆升平》等,内容固然多属文学虚构,却使清代的镖局故事深入人心,并为后世学者追踪镖局起源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路径。
关于镖局的起源,已有的研究成果可谓众说纷纭。一种说法认为镖局与山西的“票号”有关。如著名的山西票号志诚信的东家太谷县沟子村员家后人员文绣在其回忆文章中说,清康熙十八年(1679),其先祖员成望创设了志诚信票号,“在太谷西大街设总号,随即在北京打磨厂开办了义合昌汇兑庄和志一堂镖局(也称隆盛镖局)”。借助此回忆文章,有学者断定镖局创立时间至迟在清康熙年间。此说仅基于个人的追忆,尚无其他留存史料支撑。另外一种流行的说法,认定创设镖局的鼻祖为山西人神拳无敌张黑五。此说来源于《万籁声武术汇宗》一书,书中记载张黑五开设的镖局为清乾隆时在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设立的兴隆镖局。经卫聚贤的考证,此说亦属传说,不足为据。卫氏详细地引证并考辨史料,进而证实镖局出现的时间至迟在清康熙二十八年。卫氏认为,镖局的创设,其创始者为戴廷栻、顾炎武、傅山等人,其是为了反清“革命”而成立,而促成其的背景则是山西商人长于经商且足迹远涉天下,故由镖局而衍生出“票号”。卫氏之后,镖局起源尚有两说:一说认为镖局出现于明末清初;另一说则认为清康雍乾时期处于“盛世”,方有“镖行”的诞生。这两种说法,因较为笼统且缺乏论证的史实基础,大抵可以忽略不论。在关于镖局起源的诸家说法中,最为值得重视的说法是日本学者加藤繁及中国台湾学者陈国栋的。经过他们两人的考证,大抵确定保镖行业滥觞于明万历末年至崇祯初年。他们两人的卓见,在于将镖局起源与明代松江府大宗布商外销北方的“标布”联系起来,进而认定“镖”当作“标”,非属兵器。
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新看法。其实,所谓标,有时指“酒标”,也就是酒家所挂的幌子。至迟在南唐时,出现了“打标舟子”之称,且在官府通过端午龙舟竞渡校阅军队时,胜者可以获得“彩帛银碗”,随之赋予其争夺锦标之意。此即所谓“夺标”。后世端午龙舟竞渡时“结彩为标”,竞赛的双方,“先至者得之”,大抵即体现了“夺标”的遗意。无论是员文绣认为从票号衍生出镖局,卫聚贤认为从镖局衍生出票号,还是加藤繁、陈国栋认为镖局起源于贩卖松江“标布”布商所设之“标行”,无不证明镖局与商业繁盛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别具卓识的灵心之见,且为我们厘定镖局起源提供了新思路。
简言之,“标兵”是指明代军事将领或地方文武统帅亲自率领的中军,有护卫统帅之责,后又被广泛用于护卫军饷的组织。镖局是明清两代通行于北方的一种职业护卫组织,其职责在于负责保障远行商旅的安全。基于对明代军事制度的具体考察,笔者认为镖局当起源于明代的标兵,而镖局之“镖”,原当作“标”,“镖局”则当作“标局”。
明代标兵渊源于以往的亲兵,始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至嘉靖二十五年正式成立。自嘉靖二十五年以后,从九边到东南沿海,从边方到内地,各镇相继建立起标兵。
既然断言清代颇为盛行的镖局与明代的标兵有关,那么就有必要对标兵加以深入考察。何为标兵?明代史料作如下解释:“盖闻推毂登坛,必拥旄提鼓以号召将吏,故五阵之法,独称中权。标兵,此其体舆矣。”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亦云:“夫督抚标下中军所统之兵,名曰标兵,必其弓马熟闲、膂力出众者充之,摧锋陷阵,非此不可,即京营之选锋也。”由此不难断定,所谓标兵,大抵是指将领或统帅亲自率领的中军。就京营而言,标兵则是京营的“选锋”。明隆庆二年(1568)三月,明代名将戚继光,更是就标兵出现的原因乃至作用作了相当详细的阐释。根据戚继光的阐释,标兵的出现,其原因在于边疆守备力量的削弱、兵士的减少。为了加强边备,明朝廷从各将领所属军士中,选取其中最为精壮之人,数不过数千,使其分别隶属于总督、巡抚、总兵的标下,于是就有了“标兵”的称谓。而这数千标兵,却成为北方边镇“所恃以为战阵之具者”,亦即备战的主力。
(一)标兵之种类
明代标兵之种类,因其所属衙门体统的不同而繁多。前述戚继光谈到的总督、巡抚、总兵标下之标兵,仅仅是其中的几种名色而已。细分之,大抵可以区分为督师标下之标兵、兵部标下之标兵、总督巡抚标下之标兵、守巡道标下之标兵、武将标下之标兵五类。
1.督师标下之标兵
督师始于明万历末年,所挂多为内阁、兵部之衔,故又称“阁部督师”。督师外出弹压、专理军旅事务时,无专门官属,需要临时聘募。而督师上任或任职期间,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则更需要添设“护行之兵”。如明崇祯十六年(1643),吴甡出任督师一职。他在上疏中提出多项建议,其中之一即为自己上任时添设“护行之兵”。从吴甡的疏文可知,督师上任之时,尽管兵部已经安排设置了中军、旗鼓等官,但护行之兵,则需要从边兵中调遣,尚待时日。无奈之下,吴甡只好从京营中挑选护行之兵2000名,专门用来“防护敕印”。可见,此类护行之兵,其实就是阁部督师标下的标兵,其职责除“防护敕印”之外,显然尚有护卫督师的安全。
2.兵部标下之标兵
兵部尚书标下之标兵,可称为“部标”。照理来说,兵部专职调度,无论是九边之兵,还是腹里之兵,都是兵部属下之兵,原本不必设立部属标兵。早在明景泰、弘治年间,兵部尚书时常统率提督京营,虽无专设标兵,然京营之兵,实际上“亦与标兵同用”。自嘉靖中叶之后,在兵部专设协理侍郎,使尚书不再典兵,兵部麾下,再无属兵。一旦畿辅有危,兵部再来调度边兵入援,一则呼应不灵,远水难解近渴,二则骄兵懦将,御之无术,鼓之不前,显然难以担当起披坚执锐、赴汤蹈火之责。部标之设,盖有其因。
早在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因南京“妖人”刘天绪图谋不轨,于是南京兵部开始专设标营。标营由精兵与家丁构成,其中精兵为1400人,家丁为120人,且委派专人负责管理。至明末崇祯年间,兵部标营分为马兵、步兵两类,均附于京营中接受训练。其中马兵400人,“时听差遣,为各衙门护送银两之资”;步兵2000余人,“练习火器,有警分地札营而已”。其中之马兵,显已有了护镖的职能。
3.督、抚标下之标兵
明代地方总督、巡抚标下,例有标兵之设。譬如在宣府、大同、山西三边,分别设有巡抚、总兵,再以总督加以统辖。根据制度规定,巡抚的职掌在于不离重地,而总兵更是各自行兵,所以在总督之下,只有标下掖营,可供总督直接管辖、驱驰。三边总督辖下掖营之制,初定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分为左掖营、右掖营、东京营三营,其中左掖营官军共2537名,右掖营官军共2580名,东京营官军1936名。至崇祯七年(1634),杨嗣昌总督宣府、大同、山西时,曾上疏要求将总督标下标兵扩大至五营,每营马兵、步兵各半,定额2000名,五营共计10000名。
至于巡抚标下标兵,至迟在明嘉靖年间即已设立。如京畿昌平巡抚标下,就设有左营标兵与右营标兵。其中左营标兵设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专候应援”,下辖游击一名、中军一名、千总三名、把总五名;右营标兵设于嘉靖三十八年,“专候应援并修工”,下辖游击一名,中军一名,千总二名,把总八名。又郧阳抚治标下标兵,始于万历十六年(1588),共计300名,分别为郧县60名,房县60名,竹山县60名,郧西县60名,上津县60名。当时都御史裴应章下令,将五县民兵改隶抚治标下,分班听中军官操练,每班150名,半年一换。每兵每年在7.2两工食钱之外,另外月给0.45两,又每年给衣甲银0.5两。标兵军饷,分为上下两季关领。
至崇祯年间,巡抚标下标兵,定制为“以三千为率”,即共计为3000名标兵。其实,满额者少,缺额者多。以山西巡抚标兵为例,原额只有标兵734名。崇祯二年(1629),耿如杞任山西巡抚,开始添设军丁,增至1063名。其后,又添设至1500名。山西巡抚名下标营,下设中军官、坐营官、千总、把总等职。其特点在于单独设置一营,“不许与战兵牵混”,且其待遇优于其他军兵。
在明代末年,很多省份巡抚标下标兵,多属临时招募成营。如陕西省的标兵,大多从各边新募成营,有些甚至来自“降丁”,且携带家眷,侨寓省城。更有一些巡抚标下,无专门之标营与标兵,却有另设之“材官”“亲兵”。如崇祯年间,登莱巡抚孙国桢,“惟取浙、直无赖充材官、亲兵名色”。此类材官、亲兵,同样承担着护卫巡抚之责。
4.守巡道臣标下之标兵
明代省下之道,主要有分属布政司的分守道与分属按察司的分巡道,此外还有挂按察司衔的兵备道。这些道臣的权限,尽管无法与巡抚比拟,然照例亦设置标兵加以护卫。如郧阳抚治所属上荆南兵备道标兵,创始于都御史王世贞。其标兵的来源主要为荆州府所辖民壮,分别是江陵县39名,石首县21名,夷陵州16名,长阳县13名,监利县44名,兴山县八名,枝江县21名,后改由荆州卫加以操练。又郧阳抚治下属商洛兵备道标兵,亦始自都御史王世贞。其来源主要是各州县的民壮与机兵,分别是商州16名,洛南县54名,山阳县67名,镇安县55名,专门拨充防守官加以操练。
何以道臣麾下必须设有标兵?究其原因,正如杨嗣昌在明崇祯六年(1633)三月的上疏中所云:
冲边战守无时,道臣监军责重,闻警或躬驰口外,临障必亲履行间,与腹里雍容坐啸者不同。骄将悍兵,所在而是,平时简练调戢,有事发遣驱董,皆道臣也。使无一旅亲信之兵少资弹压,则脱巾倒戈种种可虞,非道臣之患,而封疆之患。有兵无兵,利害甚明。
由此可见,标兵之设,关键在于一方面原先的军队如卫所、招募之兵,早已成为“骄将悍兵”,不听文臣调遣;另一方面,作为自己麾下“亲信之兵”的标兵,可以在遭遇军兵“脱巾倒戈”之时,得尽弹压之作用。
这些来自招募的民壮、机兵的道下标兵,人数相对较少。而有些道臣标下标兵,因其兵员来自原设之营兵,标兵人数则明显比招募的为多。如驻扎于安徽池州府且分防池州、太平二府的道臣,其标下所属标兵,分别有来自池阳营兵600名,忠勇营兵500名,荻港营兵600名,共计达1700名。又如泰州营,嘉靖三十三年(1554),由于倭寇侵犯,故改隶海防兵备道,成为中军营,驻扎泰州,其实就是海防道标下的标营。该标营原设官兵1200名,择各卫指挥贤能之人担任中军官,后减至490名。万历二十五年(1597),新增300名。万历二十八年,再次裁去80名,只存700余名。
除来自原先的营兵之外,道臣辖下的标营兵,大多来自招募。应募之人,开始多为非本地人之“客户”,“无家室以累其心”。其后,土著之民应募日渐增多,“卒无一试于用”。至万历中叶之后,不得不增加标营人员。
5.武将标下之标兵
在明代,总兵为一方要员,本来就是统兵一方的大将,麾下兵将如云。然从明代的军制演变来看,晚明像总兵一类的武将,其标下亦设有直属的标兵。如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月,北方蒙古部落侵犯墙子岭。当时兵部经过会议,主张添设昌平镇总兵辖下标兵3000名,其标营军士的组成,分别为从永安营摘发军兵2000名,招募家丁300名,新军400名,蔚州等州县清解军兵300名,共计3000名,立为一营,设游击一员加以统率。至崇祯年间,甘肃总兵,有“标下坐营都司一员”,“日支银二钱五分”;又有“标下旗鼓守备一员”,“日支银一钱八分”。可见,同样设有标营,唯人数不详。
(二)标兵之组织特点
所谓标兵,既是各级文武官员直属的亲信之兵,又负护卫之责。至于标营的武官,面对主官,时称自己为“标下”。那么,标下有何含义?在明代地方大臣帐下,时有“中军”一职。那么,标兵与中军的关系又是如何?还有明代地方大臣麾下,通常设有“旗牌”一职。那么,标兵与旗牌的关系又是如何?如此等等,无不需要给以进一步的阐释。
1.释“标下”
标下之称,在明清两代相当流行,与标兵的兴起颇有关系。一般说来,在明清两代,武官面对受辖之官时,通常称之为“大帅”“大人”,而自称为“标下”。其中之“标”,又有“军标”“督标”“抚标”“提标”“镇标”之别。细绎其义,标下有门下、麾下、旗下、帐下诸多含义,其意是说自己在其标下供职。
所谓标兵,在明代又被通称为“标下名色”,一方面是“游兵”,另一方面又是“精兵”。这就是说,在边镇地区,凡是镇守太监、总兵等官,在现操军马中,有权自行拣选自己标下的标兵,其数或四五百名,或六七百名。遇到追剿“贼寇”,本官前去,这些标兵方才跟随。至于其他如副将、参将等官,均不能带游兵,更不敢拣选精兵为自己标下名色。
在名色繁多的标下中,以督师标下最为著名。明代督师的标下,大抵由中军、坐营、标镇三部分组成。如南明永历年间,瞿式耜担任督师期间,其标下中军为林应昌,曾经挂“平粤将军”之印;标下坐营,则为锦衣卫堂上佥书、左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徐高;标下总兵,即所谓“标镇”,为总兵官、都督佥事戚良勋。这些督师、总督、巡抚标下的坐营、标镇,很多都挂将军之印。如总督何腾蛟、巡抚堵胤锡标下之坐营、标镇,“蒙恩挂印者甚多”。除中军、坐营之外,标镇官至总兵,虽亦直属督师标下,但与标兵关系不大。除此之外,一些中央官员因为管理练兵事务,同样设有“标下”。如明泰昌元年(1620),徐光启以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理练兵事务,其中就设有“标下”。据他自己在上奏中所言,因为上任之时,孤孑无资,并无原设官属可以委用,无奈之下,只得收录一些“海内材官技士”,使其成为自己的“标下”。在徐光启的标下,既有募选“教师”,“为众兵师范”;又有“内丁”,类似于亲兵。
2.标兵与中军
明代的总督、巡抚,其列衔大多为“提督军务”,故必须设有中军官,而中军官直接统率之兵,即为标兵。根据万历十六年(1588)郧阳抚治裴应章的上疏所言,中军官的地位乃至职责是,“所借以传宣号令、整肃步伍,上听军门之指麾,下为三军之领袖,体统之所维系,血脉之所贯通”,其职掌相当重要。当然,在巡抚麾下的中军官中,亦分两等:一是像南赣巡抚麾下,则为“钦依中军官”,即由朝廷颁给敕文;而一般巡抚衙门麾下的中军官,则无敕文,不过以所属卫分闲住守备等官充任。
按照惯例,明代巡抚标下,既设有“中军”,又设有“旗鼓”“抚夷”等官。巡抚标下中军,有时由参将、游击出任,有时由副总兵出任,有时甚至带五军都督府之衔。总体而言,“初以卫官摄之,事权綦重,攸关不细,类求老将咨部题升,阶级递崇焉”。当然,很多巡抚标下,中军仅为守备之职。如应天巡抚标营,“新设守备一员”;又应天巡抚中军,新设旗鼓守备一员。
巡抚标下中军营,有时又可称为“标营”。以明代凤阳巡抚为例,其中的标营,就是巡抚的中军营。按照明代原先的制度,以凤阳巡抚兼理总督漕运,驻扎于淮安府,而中军大营,则以都司统领。万历二十六年,将漕运并于河道总督职责内,另外在泰州分设巡抚,而中军营仍留于淮安,因此重新在泰州设立标营,称之为“内中军”,“择废闲将领统其众”。而有些总兵标下,又设有“坐营中军”一职。如昌平镇,嘉靖四十三年(1564)春,巡抚建议在总兵标下,设坐营中军官一员,“以都指挥体统行事”。
此外,如分巡道、兵备道标下,亦有设立中军守备之例。如苏松道标下新设中军守备一员;常镇道标下新设中军守备一员。又如崇祯年间,山西巡东道标下,设有加衔守备一员,辖官兵91名。崇祯十一年(1638)七月,杨嗣昌曾说及湖南常德巡道标下设有中军官,统率新募兵600名,由一守备统领,显属巡道标下的中军官,其目的在于“上有禀承,下无违抗”。当然,正如瞿式耜所言,兵备道标下设立中军官,原本不过是“武流疏通之计”,但一旦中军官变成“钦依”之官,薪红等费,“自不能不与额设守备一体支领”,有时甚至较额设守备为优。
3.标兵与旗牌
何谓旗牌?正如明人吕坤所言:“今督抚总兵,朝廷授以旗牌,俾之开府建牙,违节制、犯军令者,得以擅杀。故旗牌所在,即是天威所在。”由此可见,所谓旗牌,就是钦降之令旗、令牌,亦即“令”字旗、牌,有此即可便宜行事,它所代表的是“天威”,亦即皇帝的权威。无论是总督、巡抚,还是总兵官,无不通过钦降之旗牌,节制所属部下官军,进而掌握生杀大权。
然考明代制度的变迁,当巡抚初设之时,原本尚无自己统率之标兵,所以朝廷并未颁发旗牌给巡抚。因此,巡抚只有纠察将领勇怯之权,却无法决断将领战阵胜负的功罪。其后,随着边疆多事,总兵官所辖之正兵,分布在各自的信地,远离巡抚驻扎之地,一有缓急,不能会行,且调遣不时,于是各巡抚标下分设自己统率之标兵,多者千余名,少亦五六百名。每当蒙古部落侵犯,这些巡抚标下的标兵无不冲锋克战,颇建奇功。然巡抚标下标兵,自设立后尚无专官加以统率,只得任用闲住将官,暂时代行中军官之职。按照明代制度,副将、参将、游击、协守等官,各有钦赐旗牌,可以对所属军伍实施军法。相比之下,巡抚标下中军所率标兵,或临阵退宿,或平时骄悍,巡抚因无钦赐旗牌,无权加以严刑责究,反而威令难以施于官军。
另外,就地方总督、巡抚关系而言,尽管地方官兵尽受总督节制,然巡抚同样需要具有便宜行事的权力。以总督为例,原先称为“总制”,所以有“制府”之名,后陆续改称总督。明代设立的总督,按照时间的先后,分别有两广总督、三边总督、宣大总督、蓟辽总督、浙福总督。这些总督开府一方,当幕府启闭之时,分列“金钲”“旗牌”“铙歌”“鼓吹”,既代表一种礼仪,又是威权的象征。以巡抚开府地方为例,有些持有朝廷特给的旗牌,而有些却并无钦赐旗牌。如浙福总督辖下,其中福建巡抚就特给旗牌;两广总督辖下,广西巡抚亦特给旗牌;开府于江西赣州的南赣巡抚,朝廷亦赐给旗牌、鼓吹。除此之外,诸如蓟州、辽东、保定等巡抚,却均未有旗牌。
综上所述,所谓旗牌,一般由总督、巡抚、总兵标下中军官所掌管,它代表的是朝廷赐予的特殊权力。地方大员,一旦握有旗牌,既可节制麾下标兵,又可对所属官军便宜行事。
明代雇佣私人保镖,尽管不乏其例,然职业“标客”的出现,显然与“标兵”颇有渊源。换言之,唯有仔细考察从“标兵”到“标客”的演变历程,才能厘清保镖的真正起源。
(一)明代之私人保镖
揆诸明代的史实,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的富豪之家,无不有雇佣私人保镖之例。就官府而言,如巡抚上任之时,均有“随任家丁”。这些家丁,除应付日常繁琐事务之外,尚有护卫之责。
明代出现的“打手”“杀手”之名,同样与私人保镖有一定的渊源。打手始自成化初年。据史料记载,当时巡抚佥都御史韩雍暂时雇佣一些“敢勇”,借此征讨“寇盗”,事平罢之,不为定例。正德中叶,苍梧总督府原本由镇夷营中军士镇守梧州城,后因人建议,将广东卫所余丁老幼,每户征取一人,号称“精兵”,取代原先的镇守军士。至嘉靖初年,右都御史张嵿会同三司议定,改用轮班精兵的月粮,另外雇佣“精壮打手”,以备战守之事。其后每遇征战,改行广州等府别行雇募,编立千长、甲总加以统领,而守城仍用镇夷营中军士,自此成为常规。此外,又下令南雄府始兴等县,雇募所谓“杀手”,送到梧州总督府坐营听用。这些杀手往往因为难以领到工食银,转而流为盗贼。再往后,又下令地方府县雇募“打手”。于是,这些打手也就成为地方衙门官员的保镖。
至于地方上的富豪之家,则多喜雇佣一些“拳勇”之人,成为自己的私人保镖。如史载有一位富室,为了防盗,出钱招募“拳勇”数人,“备旦暮之警”,而且使之教富室子弟习技较力。这些拳勇之人借机进言主人道:“衣冠客何济缓急?不若以金钱结市里有膂力者为心腹。”主人听从其言,于是让其子弟“引无赖少年与友”。可见,无论是“拳勇”之人,还是“无赖少年”,大抵已经成为富豪之家的私人保镖。
(二)从“标兵”到“标客”
尽管明代官私双方,无不有雇用保镖之例,然从“标兵”到“标客”的演变历程,应该说是考察保镖起源的关键。换言之,明代的标兵,理应是职业保镖的真正源头。何以言此?不妨引用明末清初人魏禧之说加以说明:
临清北路一带有标兵,善骑射,用骏马小箭,箭曰“鸡眼”,马曰“游龙”,往来飞驰,分毫命中。巨商大贾常募捐款以护重赀,彼与俱则竖红标,故曰“标兵”,贼不敢伺。有时为逆,即是“响马”,劫掠孔道,以鸣镝为号,闻鸣镝则响马至矣。矢不从后发,每逾人之前行,回镞反向,行路者须弃物走,不则致命。亦有善射者,辄下马步趋傍马之侧,张弓向贼,引而不发。彼见之,知为能手,亦不敢动。响马与标兵,皆劲兵也。
这是一则相当重要的历史记录,大抵已经道出标兵与保镖、镖局之间的关系。细绎文义,可以概括成以下六点。一为盛产标兵之地,则以山东临清居多,此显与山东、北直隶一带响马盛行有关。二为标兵所用装备兵器:装备有骏马,号称“游龙”;兵器有小箭,号称“鸡眼”。此类小箭,史文无明说,稍作推定,大概为袖箭、袖镖一类。三为标兵护镖之责,即巨商大贾通过募集款项,雇请标兵,“以护重赀”。四为标兵称谓的缘由,即标兵护镖时,通常竖立“红标”,作为自己的标识,这大概已经类似于后世镖局镖车上竖立镖局旗号标帜。五为标兵与响马之互动,标兵有时亦“为逆”,成为响马,如此因缘又为他们护镖积累了很好的人脉资源。六为响马劫道套路,即响马拦路抢劫时,一般“鸣镝为号”,此即所谓响箭。且此箭射向商旅之前,而后“回镞反向”,以示警告。
上述史料所言临清北路一带的标兵,是否就是明代中期以后军伍中广泛出现的标兵,当然不能遽下论断。然揆诸史料记载,明代军伍中的标兵,大多负有护送银两与护饷的职责。按照明代的制度规定,陕西、宣府、大同诸边镇,大多用来抗御北方蒙古部落,其中调发兵马之时,所需粮草,一般事先在沿途城堡积贮,以便支给行军之伍。当军兵临阵对敌时,军兵自带“棋炒”“肉丸”一类的干粮。其后因军事行动频繁,边镇粮饷渐趋不支,只好由中央户部单独拨付饷银。中央拨付给边镇的饷银,理当由专门的军兵加以护送。为此,兵部就选择标兵,“专一护送粮饷”。早在嘉靖年间,就已经设立参将或佐击将军之类,率领“护饷官军”,“专在京城内外听用”。在运输官方饷银的过程中,为了保证路途的安全,需要有专门的“护从”人员加以保护,这在明代的史料记载中可以得到具体的印证。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王时槐奉南京兵部尚书之命,领运南京兵部银两35万两,前往北京。至山东济宁后,弃舟登陆,“乃雇骡车,载银鞘,从陆行旷野无人之路,护从者皆有戒心,幸无虞”,云云。可见,在领运官方银两时,通常亦有专人“护从”。
至明末崇祯年间,由标兵护送银两之事,更是广而见之。如崇祯四年(1631),户部、兵部两部各发银五万两,解往陕西,作为赈济之用。为了保证这批赈济银两的安全,兵部专门从自己标营选锋中选择标兵50名,以便“途中押护银两”。至崇祯十一年十二月,杨嗣昌在上疏中也提及,兵部所属的标兵,其中分为马兵、步兵两种。其中马兵“时听差遣,为各衙门护送银两之资”。此外,自明万历二年(1574)之后,江南的钱粮银在解送漕司之后,除其中十分之三付给运官之外,剩下的十分之七则通过运河上的标船直接运送到通州仓。这是运河运军通过标船护送太仓银两之典型例证。这种标船,同样成为普通商人出门经商常用之交通工具。如成书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词话》第66回,就提及西门庆等人,准备搭乘“标船”出门“办货”。即使到了清康熙年间,总督之标下,仍然担负起护镖的职责。如康熙时人项学仙,有膂力,擅长飞镖,曾经游历秦、晋、燕、赵之间,为沿路强贼所钦佩。陕西总督听闻其名之后,将其礼聘至总督府,给以优厚待遇,隶属“标下”。其后,总督为了讨好朝中权臣明珠,就让项学仙押送黄金5000两、白银三万两至京城,献给明珠。
综合上述史料可知,明代军伍中的标兵,实已负有护送粮饷之责。这些标兵一旦事定散伍,或者私自脱逃,流入民间,显然还会凭借自己的技艺,继续从事替巨商大贾护镖之事。随之而来者,标兵逐渐流变为“标客”,成为后世镖局护送银两、押运镖车之始。这还可以拿以下两条史料加以证实。一条是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二十日蔚泰厚京都与苏州的信稿中言及,镖局动身之时,随带“标兵”三人。另一条是清初《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在他所作的《磨难曲》第22回记载,一位山西举人,因时局大乱,出行时雇用了“二十名标枪”。卫聚贤将此条记载与护行保镖的镖局联系在一起,这是其高明处。然卫氏将“标枪”之“标”解释为“飞标”,将“标枪”之“枪”解释为“长枪”,似尚可商榷。根据明代的史实稍加推测,“标”应指“标兵”,“枪”应指“枪手”。在明代中期以后募兵制兴盛之后,除上述“杀手”“打手”之外,北直隶、山东一带,地方豪家均养有“枪手”“梃手”。一旦官府招募军兵,这些枪手、梃手中的头目应召入伍,“标下”就立即聚集数百人。故“标枪”合称,应指为私人提供保镖服务的标兵或枪手、梃手。
(三)职业标客之出现
在明代,军伍中的标兵,尽管已经负有护饷之责,但尚未属于职业的标客。等到明末山东临清一带职业标兵的出现,标兵遂流变为标客。有鉴于此,需要对“标客”这一称谓及其相关称谓之演变加以适当地厘定。
1.释“标客”
从字义称谓渊源上看,标客可以追溯到汉代“票客”一称。如《汉书·功臣表》载韩信入汉后,成为“连敖票客”。颜师古注云:“以其票疾而宾客礼之,故云票客。”由此可见,后世称保镖之人为“镖客”,大致亦取其“票疾”之义。正是借用此义,故清代又称镖客为“骠客”。如清代普遍设立专门替人护送银两或家产的镖局,其护镖之镖师有时又称“骠客”。尽管“保镖”一称普遍为今人所熟谙,且自清代开始,称职业的护镖之人为“镖客”,然从源头上看,镖客原本在明代应作“标客”,或作“剽客”。入清以后,方才“标客”“镖客”“镳客”诸称混用。
在明代,“标客”“标行”已经出现,通常是指贩运江南标布的客商和贩卖标布的铺面买卖。此类标客,在明代来往于北京、山东、江南之间,且会集于山东临清、北直隶南宫县一带,有时又被后人解读为护镖之“标客”“标行”。如史料记载明代松江府朱家角镇,“商贾辏聚,贸易花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明代江南诸多市镇,如枫泾、朱家角、朱泾、安亭、魏塘、硖石等,棉布业相当发达,史称“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又明末清初人陈龙正亦谈及嘉兴府“以纺织为业,妇人每织布一匹,持至城市易米以归”。这些布匹,通常需要等待“标客”前来收买。还有小说《金瓶梅词话》第55回言及西门庆,“家里开着两个绫段铺,如今又要开个标行,进的利钱也委的无数”。关于上述几则史料,傅衣凌的解读精当无误,认为“枫泾、洙泾有几百家布号、标行,朱家角则京省标客,往来不绝”。可见,仅将标客解读为开设棉布标行之布商。至于为何分别称贩卖棉布的商号、商人为“标行”“标客”,傅氏没有明言,其实亦不必细说,因为治明清经济史的学者无不明白,明清时期以松江为中心的棉纺业相当兴盛,尤其以生产“标布”著名。显然,标行、标客之名,源自他们贩卖的产品标布。
当然,将此类贩运标布的标客解读为护卫之责的镖客,盖亦有因。这主要基于下面三点理由:一则明末徽州商人,大多在山东济宁经商,成为贩布的“标客”。然据《天禄识余》引《程途一览》云:“临清为天下水马头,南宫为旱马头,镖客所集。”清郝懿行《证俗文》又云:“都会为马头,架手为镳客。”贩布的“标客”与护镖的“镖客”“镳客”,史料记载中同时出现在济宁、临清、南宫等地,一方面易使后人误会混淆,另一方面二者之间确实颇有渊源。二则明末人余缙在记述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北京被李自成攻克后避难南方的过程时,曾有如下记载:“巳抵临清,患水道阻,虽策蹇陆行。将至济宁,忽闻人马驰骤声。须臾,飞骑数百拥至,众恐怖无人色,引骑却立道左,俟其过讫,视末数骑,则同年归君起先也。马上相视,举手微笑,振策驰去。询其从骑,始知前骋者江南标客,而三吴士大夫变服以从者良久。”此则史料中的“江南标客”,所指亦并不明晰,除指贩运标布的“标客”之外,从其“飞骑数百”,乃至江南士大夫“变服以从”方面稍加蠡测,实已有护卫他人的“镖客”之义。三则那些贩布标行的标客,若是货物量大,为了商旅的安全,标客同样会雇请镖客护行。如明人袁世振云:“窃谓各镇标商,输税几何,尚有沿途护送,要以通行旅耳。”标商出行之时,沿途均有“护送”,借此“以通行旅”。可见,为贩布标行保镖之人,同样可以称为标客。于是,有不同职责的标客,随之也就有了概念互换的可能。
除《程途一览》中已有“镖客”一称外,明代万历年间的史料中,同样出现了如同清代职业“镖客”一类的“剽客”。如明人徐观澜《山西布政使林公应标传》中,有“此非剽客流”之说;又明人瞿九思的记载中,亦有“是时番僧五人善舞棍,剽客三人善舞刀”的记载。此处所谓“剽客”,显已不再会产生歧义,与后世所谓“镖客”一般无异。
2.职业标客之出现
以护镖为职责的职业标客,其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则响马、强贼之横行,增加了商人旅途的不安全性。如北方响马横行,一直是商人旅途的心腹大患。为此,一些明代出版、供商人旅行之用的路程书,亦刻意记载响马出入之地,以提醒商人出行时格外小心,加以防范。如云:“自北京之徐州,响马时出,必须防御。”又云:“自颍州之大名府,响马贼甚恶,出没不时,难防。卫辉、彰德近有坑墙,稍可避。”还有福建产茶,茶商往来之地,盗贼出没其间。陆路抢夺,水陆扒舱,无所不有。为了求得行旅的安全,茶商不得不雇请“勤能丁役缉捕护送”。二则尽管自明末开始,已经陆续出现了“票号”乃至相关汇兑业,但发展并不繁盛,且其分号有地域之限。故当时有些巨商外出经商,通常还是以随身携带巨资为主。旅途响马横行,再加之身携巨资,商人出于旅途安全的考虑,雇请职业标客护行,遂成一时风气。
从清代的记载来看,“镖客”原本应该作“标客”,而“保镖”则作“保标”。许指严所作《十叶野闻》中有一则《磨盾秘闻》,对其中诸称之关系及标客走镖之江湖险恶,颇有详细记载,不妨摘述如下:
有一位四川某县的知县,当官多年,积有宦囊,想带着这些积蓄回家,但又担心路上群盗纵横。迟疑未行时,正好知县的表弟曹某到了衙门。曹氏一向以拳勇著称,可以力敌百人。知县大喜,为他置酒洗尘,终席之间,夸奖曹氏,喋喋不休,最后将自己打算让他护资还家的想法,和盘托出。衙门中的幕客蔡氏兄弟听说后,就对知县说:“令表弟的武艺,可以给我们露一手吗?”知县目指曹氏,曹氏慨然称可。当即撤去宴席,腾出中堂,曹氏手持两刀起舞,刀光闪闪,不可逼视,座客无不称异。只有蔡氏兄弟看后沉默无言。知县问:“何如?”蔡氏兄弟说:“不敢说。”知县再三追问,才道:“因为是大人的表弟,故难言。”曹氏听后大怒,道:“你们瞧不起我,尊驾兄弟行吗?”蔡氏兄弟说:“尊驾凭借如此武艺前往,不但命且不保,更遑论囊中银子了。”曹氏还是不服,想考一下蔡氏兄弟的武艺。蔡氏兄弟对仆人道:“拿我们的兵器来!”仆人离去不久,就携带一枪、一刀、一盾回到堂上。蔡氏兄弟接过兵器,一句“献丑了”之后,一人持枪,一人持刀、盾,互相扑击,往来跳跃,轻如飞鸟。斗到紧要关头,更是如飘风骤雨,座客无不目眩。
曹氏观后大服,道:“凭二位的武艺,为何不去做‘标客’,借此获得重酬,反而甘心寂寞,做衙门幕客?”蔡氏兄弟道出实情,说:“我们兄弟俩原本也是‘保标’之人。有一年在北京,有商人布标银30万两,打算让‘标行’护持至苏州。标行感到难以胜任,认为‘非蔡氏兄弟,难以护持此标’。我们家在南方,正好借此回家,就应承了此标。出京之后,到了山东境内,天雨道泞,只得止宿在客店。一天,偶然倚楼闲望,见对面楼上一个少年,倚窗观书。当时我们正好吸烟,少年说:‘好烟,称得上是南中奇香。’我们因为寂寞,就过去与少年攀谈,带去一包烟赠给他。问少年姓名,不答,只是问:‘你们行将何往?’告知以后,少年忽然摇头道:‘如今绿林豪客甚多,前行大为不易。’正谈论间,楼下有一人路过,虬髯绕颊,肩上挂着铜钱十数贯,忽然失足颠仆,童稚环睹而笑,虬髯之人徐徐而起,将钱整理好,仍旧肩挂而去。少年目送其人,不移稍瞬。我们问:‘此不过行路之人,为何久久注视?’少年笑道:‘你们不知绿林暗号吗?虬髯,就是盗的意思。跌非真跌,不过是在阶下做一暗号,他的同党路过此地,就知道标银在店中,以便认明会集,下手行劫。你们身为标客,难道不知道此等关目吗?’听罢此言,我们惶悚而退。过一日天霁,次晨将行,少年携酒一壶,熟鸡一只,直据上座,取鸡、酒且酌且啖,大言道:‘我来看你们的武艺,何不演示一下?’我们兄弟就取来矛、盾,使出平生武艺,尽情表演。少年观后道:‘命可保住了,但标银还是难保。’我们就问:‘怎么办?’少年答道:‘此亦天缘,我当送你们一行。前去路上,一切听从我言。’我们就应诺他,与他偕同前行。开始走了数程,少年都说‘无妨’。安睡不惊。一日,少年对我们说:‘明日宜早住客店,而且应住某店有楼的房间,只能住我们这些人,务必不留宿外客。’一切按照少年吩咐行事。到了晚上,少年让把橐中之银尽数移置楼中,与我们相约道:‘你们兄弟俩各携器械守护前、后门,楼上我一人独挡,另外再让一个仆人跟随我。你们听到有声音响动,切勿妄动,我让你们来才过来。’这一天晚上,我兄弟俩守在前、后门,一直未见强盗前来,只是听见院中有刀杖之声。少年不呼,我们也不敢进去。天色更晚,少年才招呼道:‘所幸无事了,我已斩杀强盗十数人,强盗已经退却。’我等正感错愕,少年就将我们拉到后院中,只见地上血迹淋淋,满地皆是。我们就问所杀强盗在何处。少年道:‘已移掷到20里外了。你们前途珍重,更无他虞,我亦将从此离去。在离去之前,有一言奉赠,你们此后不要再保标了。’言毕,飘然而去。我们就召来楼上仆人,询问其所见。仆人老实讲了事情的经过。初无动静,少年只是对灯默坐。近三鼓时,屋瓦嘎嘎作响,少年已然不见,随即听到后院有刀杖之声。不久,少年又回到座上。如此者数次。忽一人闯了进来,立在灯前,绕颊虬髯如刺猬一般,忽与少年一同不见。少年不久又回到座上。听到楼下大声说:‘究竟楼上是何人?’少年应声答:‘我就是九郎。’楼下人啧啧太息道:‘何不早言,徒伤弟兄无数。’随后寂然无声,最终还是不知少年究竟为何许人。我等自此以后,不再敢做保标。如今凭君微末技艺,尚不如我们,可挟重资远行吗?”曹氏听后大汗淋漓,唯唯而退。
关于这则记载,点校者怀疑“标”当作“镖”。此乃不知“保镖”一词起源所致。其实,从源头而言,因保镖起源于明代的“标兵”以及贩卖“标布”的“标客”,故后世所流行的“镖客”“保镖”诸称,实当源于“标客”“保标”。
在明代史料记载中,尽管尚有个别史例称“标客”为“镖客”,然大多还是以“镖”作“标”。入清以后,“标”“镖”二字,逐渐混用,不再有别。替人护卫保镖之人,清代史籍多称“标客”,或称“保标”。这方面的记载甚多。以“标客”为例,下面几个例子已足以为证。一为山东胶东有“标客”孙良,技勇绝伦。他生有一女,其女完全传承了父亲的武艺。当时因为道路堵塞,孙氏就闲居授徒。四乡大姓之家,担忧受到强贼的抢劫,争相聘请孙氏替自己看家护院。孙氏无不应承,于是将自己的徒弟分为十余部,各遣一队,“以护大姓”。二为清末上海的洋行,大多自置船只,前往东西两洋贸易,每船必聘请“标客”,“以御盗贼”。每当洋船开行之时,就招优演剧,“大宴标客”,标客甚至可以位列“首座”,以示尊崇之意。三为在川、陕交界之处,设有铁厂、纸厂、木厂、木耳厂,为了提防“啯匪”劫夺,往往聘有“标客”,均为一可当十的壮士。以“保标”为例,清代史料已经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如广东潮州嘉应人一向贩卖烟土,来往于浔州、梧州及湖南边界。烟土本系违禁之物,沿途不免会受到土豪、地棍的借名抢夺,乃至节节阻滞。所以贩卖烟土之人,即使结合成千百人之帮,犹不免遭致劫夺,失货丧资。无奈之下,只好邀请接帮、送帮之人,“重其酬谢”,称之为“保标”。关于保标之称,亦可举下面几例为证。一为标客金氏,为浙江嘉兴人。此人幼年习武,能运气敌金刀。壮年时,就外出“保标”,江湖上赫赫有名,盗贼闻风而惧。等到老年,有了一些积蓄,就不再外出保标,而是在江南的清河开设了一家船行,悠然自得。二为有一位常正吾,不知其家乡何处,只是率领其两个儿子,凭借锻铁之艺居住在山东即墨。常氏擅长射箭,有时亦替旅客护送装资,称为“保标”。三为有一位武林人金三先生,擅长拳术,“以保标至山西”。四为琼州人武良,父亲曾为“标客”,凭借拳勇著称。当武良幼年之时,其父就用药炼其筋骨,使其肤坚如铁。武良母亲早亡,其父每次外出,必将他带上。有一年,武良曾随其父替某一商人“保标”至太原,中途其父生病。在路过济南时,突然跳出数十名强盗,拦路抢劫。武良父亲因病不堪任战,被盗贼伤了眼睛。武良大怒,操刃一跃,距地七八丈,出盗不意,急速而下,挥刀砍盗贼之颅,致其脑裂而毙,群盗受惊,四散逃窜。其父负伤甚重,不久伤发而亡。武良保护商资抵达山西后,才扶榇返回琼州。鉴于父亲之死,武良才抛弃故业,深自潜晦,以小小的负贩作为谋生的手段。
当然,清代史料多有“镖客”“镖师”“镖者”“保镖”之称。相关的例子亦很多,不妨试举几例如下。一为徽州人汪某,以武勇著称,有一个大商人,延聘他为“镖客”,使其“卫之入陕”。二为同治八、九年之间(1869-1870),山东大饥,寇盗横行,胶州以东无一安乐之土。当时胶东有一“镖客”倪孝,擅长武艺,胶东富人“争以重金为聘,以备非常”。三为雍正年间,年羹尧帐下有很多“材官”。自年羹尧败后,这些材官散之四方,往往走江湖,成为“镖者”“镖客”,“为商旅护行”。四为乾隆、嘉庆之际,到北京做官或至北方经商者,最为担心的就是北方强贼横行。当时有一位在京做官的四川人,想将做官攒下的数十万两银子运回家乡四川,于是就前往“镖师行”,打算延聘镖师押镖。当时行中镖师均已押镖外出,只留下一位十岁左右的小女孩,行主让她应召押镖。这是镖师行中有女镖师的典型例子。
镖客的成员组成,当然均为精于武艺之人。然在这些擅长武艺之人中,有两类人容易成为职业镖客:一是职业武术之士,凭借自己的武艺替人保镖;二是从标兵转而为保镖者,因为原先已有护卫幕府的经历,改为职业镖客亦可谓轻车熟路。除此之外,尚有以下两类人,也容易成为临时性的镖客。一为绿林强贼、响马,其中一些人改邪归正之后,就凭借过去在绿林道义上的朋友关系,改为替人保镖。即使如此,保镖终究是临时性的职业,且正规的镖局,亦多排斥这些身家不清之人。二为习学武举之人,因一时命运乖蹇,亦有改业护镖之举。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清代河南人陆葆德。此人曾中过武举,因入京与一位宗室比试武艺,失手将宗室打死,抵罪入狱。遇到大赦之后,就成为职业镖客。后在护镖途中,结识了一位劫盗头目,成为此头目的乘龙快婿。又兼陆氏原本能文,改而参加文科举,得以高中进士,入庶常馆,散馆后出任四川某县知县。镖客中有如此复杂经历者,堪称特例。
在明代,虽有“标兵”替人护卫之例,且亦有“镖客”之称,然尚未见专门的镖行、镖局记载。入清以后,由“标兵”而衍生出“标局”一称,且以“镖局”之称而名传天下。
(一)从“标局”到“镖局”
在清代,商人外出经商,或者官员致仕回乡,鉴于旅途缺乏安全,通常会花费重金雇请“勇士”作为自己的护卫。如清嘉庆末年,四川、陕西之“寇”,湖广之苗民,尽管先后得以平定,然绿林豪客纠集逋匿之人,躲入山泽林箐,探丸鸣镝,阻截要隘,所在多有。当时鸦片贸易开始兴盛,其贸易的中枢在广州。鸦片从广州贩往各地,主要有两条私贩路线:一是由广州往北,取道大庾岭,出钞关,下赣水,再进入三吴;二是泛舟湘江、漓江,道经衡州、永州,西通滇、黔、巴、蜀。沿途所遇强盗甚多,鸦片商人就用重金雇请“勇士为卫”。即使如此,其货尚时时为强盗所劫。当时有一位湖南人杨老光,以精于技击著称,由他押护之货,“盗犯者辄创之,终不稍失”。到了晚年,杨老光不再护镖,而是至陈氏家族做“技师”,亦即武术教师,教授陈氏子弟。由此可见,这些精于技击的勇士,所从事的职业则大多是为人护镖。勇士董金瓯,则是另外一个典型个案。据称,董氏为湖州人,曾经替人随身携带千两银子至京。当路过山东开成庙时,有一位盗贼尾随而行,将伺机劫取。经过打斗,盗贼不是董氏的对手。经过询问,此盗之父“亦为人保镖”,足证保镖与盗贼之间的互动关系。
大量精于技击的勇士的存在,为镖局、镖行提供了足够的镖师。如楚二胡子,为无锡北乡人,曾随江南一位镖客学习武艺。三年之后,武艺大成,就时常为客商“保卫辎重,往来齐、楚、燕、赵间”。又淮人李善,原本为农家子弟,年少多力。因曾经跟随一位僧人学习拳术,故更名为李武。当时江淮一带多盗,经商之人就邀请李武与他们一同前行,群盗无不屏息。从此以后,李武就以“护商为业,十余年未尝有所挫”。还有一位易三,湖南沅陵人。史称其少时学剑,恣游于武昌、汉口之间,“为巨商卫藏”。在这些镖师、镖客中,甚至不乏女流之辈,镖行中颇不乏女镖师。如光绪初年,张家口有一位叫邓魁的镖师,能传承其始祖鸣谦之业,擅长剑术、枪法。邓魁有一女儿叫剑娥,年方14岁,因其父在护镖时被贼杀死,就矢志不嫁,继承其父护镖之业。剑娥武艺精湛,能立在马上,“击空中雕鹗,枪无虚发,皆贯其目,他无伤也”。一日,剑娥忽然禀告其母道:“火器盛行,武技渐绌矣。盗之器械皆视我为精,今惟以情谊名誉羁之耳。父果以何而殒命乎?生活之资今已粗具,不如改业之为愈也。”经母亲允诺,自此以后,就在奉天西关外置买田产,“闭门以居”。
专门用于护卫的行当,后世称为“镖行”“镖局”。就其起源而言,实当作“标行”“标局”。根据清人酉阳所著《女侠盗传》,可知在山东临清一直往天津杨柳青一带,响马出入。按照“北道”风俗,“妓寮多逐尖站”,每当客人至,唱小曲数出,以获取客人所给数百津钱。这些妓女中间,颇有一些人与响马勾结。此外,在天津杨柳青,设有“标局”,显然属于护送客人的专门保镖组织。至于成为“标局”的缘由,大抵还是以悬挂之旗作为自己的标帜。这种标帜,又可分为两类。一为镖行自己的标帜,借助自己的名头,震慑沿途的劫盗。正如前引史料所言,明末以来山东临清一带标兵为商贾护卫时,就在车前竖立“红标”作为自己的标帜。入清以后,保镖走镖之时,通常悬挂自己镖行之旗作为标帜,绿林豪客见此,即使垂涎货物,亦“勿与校”。二为这些镖行,为了行道的安全,通常也会与响马劫盗保持联系。若是获得响马领袖的信物即“三角小旗”,将此悬挂于镖车之前作为标帜,那么在路上再也不会受到响马的骚扰。
鉴于上述,大致可以总结如下。无论是保镖,还是镖局,原本应作“保标”“标局”。究其原因,正如卫聚贤所言,车上或驼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标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就知道此为某人“保标”,且其人武艺高强,不可侵犯。可见,所重在于“旗标”,故称“标局”。至于镖局,则属后起之称,所重在于镖客所用兵器。至于其中的缘由,日本学者桑原隲藏已是一语道破:“镖是一种类似以前梭镖的武器,派出携带这种武器的镖师,守护行者,负责他们的安全,镖局的称呼也由此而来。”
(二)镖局之兴盛与走镖规矩
尽管在明代已经出现了替人护卫的镖客,但镖局大规模出现乃至兴盛,则还是在清代。在清代,上如京城库兵,需要雇请保镖护卫;即使如行商车帮,亦当雇用镖师。以前者为例,如清代京师银库,防范弊窦极其严厉,库设管库大臣一员,以户部侍郎兼任,设郎中为司员,下有库书数人,库兵12人。库书不入库,而入库者只有库兵。外省解饷到库,每万两须交纳解费60两,虽非明文所定,解费被库书、库兵瓜分。然库兵入选之日,户部门外必须先设十数名镖客护卫他们离去。究其目的,主要是防止库兵被人掳去勒赎。以后者为例,如清代山西行商,运货来往于关外诸地。为了防盗,这些行商往往结为车帮,相当于西方的商队。每帮车多者达百余辆。商帮所用之车,略似大轱辘车,仅轮子稍小,一车约可载重500斤,用一牛驾驶,而一个驾车之人,可以驾驶十余辆车。商帮出行,日落而行,至夜半而止。在白天,只是牧牛,且必求有水之地露宿。因此,商帮并无定程,每天通常只行三四十里。每个车帮必定携带犬数只,行则系诸车中。止宿之时,则列车为两行,成一椭圆形,以为营卫。驾车者聚集帐篷中,镖师数人更番巡逻。镖师就寝后,则以犬代为巡视,称其为“卫犬”。有些商铺、镖行所畜养之犬,不但凶猛,而且有灵敏的嗅觉,可以凭嗅觉追踪宵人踪迹,甚至借此破获盗案。此为镖行随带犬只护卫之例。
对于镖局的出现乃至在清代的盛行,李尧臣在《保镖生涯》一文中作了如下回顾:
旧时代,社会挺不安宁。各地都有贼人铤而走险。有七八十人一伙的,有二三十人一伙的,也有三五成群的,盘踞在各地。所以行路的人,就得找会武术的人保护。起先,有些会武术的人,住在客店里,等候客人雇用。他们只推着一个小车子,客人雇妥了,就推着小车子上路,一天要走八十里地,这是保镖的源起。后来买卖一天比一天发达,就自己立个字号,开一家车店,各有轿车,听候客商雇用,这就是镖局子了。到了后来,又在各地设上了分号。
可见,从保镖到镖局有一个演变过程。做一个保镖的基本条件,就是会武术,掌握精湛的武艺,可以为客人或客商保障旅途的安全。一旦职业化的保镖趋于繁多,且其买卖日趋兴旺,必然造成职业镖局的出现。据前人的回忆,清末北京有八大镖局,分别为“会友”“永兴”“志成”“正兴”“同兴”“义友”“光兴”“□□”,都开设在前门一带。其中一家其名已佚失不详。此外,可考者尚有一家“贯城李”,也是北京镖局之一,镖主自称是小说《施公案》所云神弹李五的后裔。
镖局中镖师走镖护卫,固然依靠自己的精湛武艺,但也必须遵循走镖的规矩,方可做到走镖不失。否则,仅凭武艺或血气之勇,反而会坏事。借助江湖义气,镖局中的镖师与落草为寇的强贼之间,维持着一种相当不错的关系。这就是说,在“镖行”与“贼”之间,维持着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正因为有了“贼”,而且“贼”又讲江湖义气,镖局才得以立足,吃得开。所以,从绿林响马摇身一变而成为镖师者,从前引史实中足证不乏其例。然镖局与“贼”终究“道”不同:“贼”做的是无本的买卖,多半是些因走投无路而铤而走险的光棍;而镖局中的镖师多是有身家的人。一个人有一身武艺,然要进镖局,并不很容易,必须确实可靠,且有人知底担保。所以,做“贼”的人,尽管镖局称他们为“朋友”,但又有“贼”绝不能进镖局做事的惯例。
为示说明,不妨详细引用山东人王遂的例子。史载山东人王遂,曾经客居京城,成为人家的佣仆。其人力大无比,甚至能举起大栅栏关帝庙前重达五六百斤的石狮,并跃上高一丈多的墙垣,被人称为“神勇”。王遂年少之时,曾在燕、赵为盗。其劫道规矩,是先将铃铛系于箭杆,去掉箭镞,跃马郊外,伺机劫道。等到客商的车队路过,就射出响箭,作锵鸣之声,借此警告车队停车。行道客商,一遇劫道,就无不倾橐献赀,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其后,王遂因与同辈产生龃龉,就弃去强贼不为,改投京城的“万盛镖局”。这个镖局的掌柜年已60余岁,见到王遂,就问王遂懂何武艺。王遂颇为自负,道:“随便。”掌柜就将他带到后院,地上放着一个铁块,三尺见方,高亦大体相同。掌柜示意道:“就试着击打此铁块吧!”王遂运气于拳,一击之下,铁块陷入土中寸许,颇自矜负。掌柜见此,颔首道:“可。”显然并不感到惊异。王遂心生愠怒,就请掌柜一试。掌柜无奈,一击之下,铁块没地,王遂不觉气折。掌柜就对他说:“你新来,用不着担当大事。现在刚好有一位官员,有8000两银子需要带回济南,你若不嫌,就试着押一次镖如何?”王遂欣然答应。掌柜替他酌酒饯行,并给王遂一面小旗,道:“将小旗竖在镖车上,担保行旅无虞。”王遂押镖启程,心想自己也曾经做过响马,响马不一定都有精湛的武艺,不过是靠虚声吓唬客商,借此劫取赀财,这次在途中当看一下响马究竟有何技能。想到此,就将小旗放到怀中,并未竖在镖车上,而自己高坐在车辕上。到了中途,遇到响马十余骑飞驰而来,如例发出响箭。王遂佯装不知,让镖车继续前行,就是想看这些响马究竟能怎样。响马莫测底细,不敢过分逼近,就抽矢搭上箭镞,再次射向王遂。王遂听到箭射来时仍是锵鸣有声,以为还是响箭,并无箭镞,不做任何防备,突然被箭射中肩膀,疼痛难忍。无奈之下,只好急忙从怀中掏出小旗一扬。响马见到小旗,下马道:“错了。为何不竖小旗?”说完,拿出金疮药替他敷药救治,并护送到济南。
王遂回到京城,来见掌柜。掌柜特加慰问,问其箭伤是否痊愈。王遂大惭,不敢出声。掌柜对他说:“吾辈镖师走镖,并无败事,难道靠的就是勇绝他人的武艺吗?其实不然,所凭借的还是平日里与绿林豪客有一些交谊。只有遇到顽梗且不可与之讲道理者,实在无奈,才显示一下武艺,借此震慑其他强贼。若像你这样徒逞武艺,必定会败事。”说完,就将王遂辞退不用。
王遂从一个响马强贼,转而混迹于镖局,乃至最后被镖局辞退。这一典型案例,已经足以证明镖局与“贼”之间虽有关系,但毕竟属于两条道上的人。
(三)镖师武艺
镖师走镖,大抵凭借自己精湛的武艺。从镖师的武艺来看,最为常见的还是习练少林武艺。清代北方五省,史称镖客大多属于一些“有大力者”,他们一般都练少林的《易筋经》。镖师习练少林武术,孙贡玉堪称典型一例。史称孙氏以勇猛著称,曾经在少林寺习学拳法,深得内家之法。学艺既成,从寺后夹弄打出。孙氏从少林回到家乡后,就出任镖师,替商贾护卫行旅。他的同乡中有一位不逞之子,曾为北方强贼之魁,素称骁勇,有“大刀柳”之号,但深知孙氏技击之术,告诫自己手下,轻易不要劫夺孙氏所护之镖,故其手下时常“望帜即驰去”。
镖师所用兵器,最为常见者为飞镖、袖镖。如左宗棠幕府中有一位谢伯麟,习练武技,擅长掷镖,百发百中。曾在墙上插上香枝,密如星点,相距百步,远远以镖掷之,掷中之处,香枝悉坠。此“镖”字,原本亦作“标”,称“飞标”“袖标”。如清康熙年间,有一位号称“木雅零”的人,本姓朱,是明朝宗室的后裔。此人擅长制作奇器,且身具奇怪的技艺。能将12枝“铁标”藏于两袖之中,举手即发。又江西南昌人万春蕖精于技击,移家居住于安义的西山,所见南北棒师剑客,技艺无不出己之下。万氏性厌城市,不想再与江湖武士争夺时名。光绪年间,德馨任江西巡抚,有一位幕客何某“以标自负”,并擅长拳勇之术,遍识城中武师,并未找到对手。这位幕客在听说了万春蕖的名头后,羡慕之余,不免嫉妒,于是派遣使者到安义,将万氏请入南昌城比较技艺。两人比拼飞“标”的方法,就是在墙壁上自上至下,画细圈数十,看“标”能否尽中。上述两例,可谓“镖”称“袖标”“飞标”之例。有时“镖”亦作“镳”,其实,“镖”“镳”两字相通。如戏台上经常出现的窦尔敦,这是他的乳名,他本名叫窦开山,因其兄叫大东,故又叫二东,是献县的剧盗。此人擅长舞枪,若人在对面放“镳”,十镳齐发,窦尔敦都能用枪抵住镳锋,使其反射,十不失一。此为史籍“镖”作“镳”之例。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镖局的出现,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因经济长足发展而带来的自由商旅,商人时常结帮远行天下。二是商人经商途中,水陆道路不宁,又常常会遇到抢掠的劫盗。为了保证旅途安全,不得已出重赀雇请保镖,以防抢掠。前者是经济的繁荣与发达,而后者则是通过军事防御而保证旅途的安全。两者的自然结合,方有镖局的诞生。
基于此,则又可以进而断言,镖局的源头有以下两个:一是镖局起源于至松江府贩卖标布的“标客”与“标行”,时间大约为明万历末年至崇祯初年;二是镖局起源于明代的“标兵”,时间早则在明嘉靖以后,晚则在明隆庆、万历时期。至清代,镖局达臻全盛。
毫无疑问,镖局的职责在于维护商旅的安全。行经强盗时常出没之处的商旅,只要给镖局交纳一定的保险金,镖局便会派出镖车护送旅客出行。镖车上事先插有标帜,经常行劫之人见有镖局的标帜就会罢手不劫。就此而论,正如日本学者桑原隲藏所言,这与其说是忌惮镖师的武艺,“莫如说是镖局事先已和行劫之人作了妥协,双方达成一种妥协和默契”。由此可见,“妥协性”确实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一。
正如卫聚贤所言,镖局最初设立的目的是保护行旅,随之而来者,则包括代运现金之责。可见镖局的设立,是为了解决商人携带现款的困难。而由镖局衍生出来的票号,则更是为了抵制镖局转运现金运费的高昂。其实,票号起源于明末已经出现的“会票”,大致与镖局同时出现。由镖局、票号诸问题,其实更可推论出一系列题外之说,即许多盛行于清代的公私制度,如幕宾师爷、镖局、票号、天地会或洪门、青帮之类,无不可以将其源头追溯到明代。诸如此类的课题,或已有人初作探讨,或则有待于后来者进一步加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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