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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万为姓:秘密社会与天地会的渊源

秘密社会起源甚早,其活动始于先秦;入汉,已有秘密社会的活动;至宋、元时期,更是有了“会”的出现;及明,秘密社会的活动及组织已趋成熟;到了清代,秘密社会臻于极盛。

所谓秘密社会,主要是指存在于民间的各种秘密结社活动,多以“社”或“会”相称。首先,秘密社会与民间结社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广泛存在于民间各种结社的互助方式,就为秘密社会所吸收、采纳。其次,秘密社会又不同于一般的民间结社,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民间互助团体,而且是民间反抗官府的秘密组织。同时,它具有隐蔽性、秘密性,有一套流行于会内成员之间的暗号、隐语系统,非内部成员不得而知。由于秘密社会大多拉帮结派,又有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颇具黑幕性质的组织结构,所以近代以后又俗称“帮会”“黑社会”。至清末,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会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大多利用过秘密社会,并对秘密社会进行了适当的改革,称其为“会党”,故清中期以后,又将各类秘密结社团体称为会党。

中国的秘密社会源远流长,成为下层平民互助并带有极为突出的政治色彩的组织团体,在历史上留下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传统的秘密社会,其创设的初衷或许仅仅是互相帮助,但无可否认的是,结社势力的扩大,必然会对传统的统治体制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换言之,秘密结社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政治色彩,而这一点正是它与一般性结社的区别所在。

对于所有秘密社会,清代官方文书一概骂为“会匪”,说明秘密社会与传统社会称为“盗贼”一类的人颇有关系。秘密社会成员大多来自游民。换言之,一个极为庞大的游民阶层的存在,是秘密结社存在的社会基础。所以,秘密社会的起源,有必要从这两类人中去寻找。

据有的学者研究,墨家及其后学“巨子”一类的组织,已初具秘密社会之雏形。“墨家之组织非仅一学术团体,似革命机关,亦似后世秘密会党;盖组织甚密而纪律甚严也。”墨家子弟的死生大故,受到“巨子”的干涉,即使如普通出处及生活,亦由“巨子”指挥。可见,“巨子”这一类组织,比起一般学术团体的师弟关系,显得更为严密。这种观点,可具一说。

秦汉时期广泛存在的“恶少年”与游侠集团,固然属于一些无赖团伙,但与秘密社会也有一定的关系。就秦汉恶少年的身份而言,大致不外乎是一些浮游于城镇中,职业卑贱甚至基本无业的游侠少年。一般说来,这类少年在平时就不是一些安分守己之辈,而是“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一俟社会大动荡,统治秩序败坏,这些少年更是暴露出好勇斗狠的本性,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或投身起义洪流,成为反抗官府的骨干力量;或投身于各地豪杰门下,成为他们战伐争夺的武装力量的基础;或窜迹山林,成为绿林大盗。秦汉恶少年的活动虽以公开为主,但有时也不乏秘密的活动。如王莽末年,琅琊女子吕母“阴厚贫穷少年,得百余人,遂攻海曲县”;东汉末年,曹仁“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旋淮泗之间”。“阴厚”“阴结”云云,说明这些少年的活动,有时也带有秘密社会的性质。

大量恶少年的存在,是秦汉时代游侠社会的重要基础。大致说来,秦汉游侠有行侠仗义的一面,故汉人司马迁对游侠持基本肯定的评价。游侠讲究“私义”“侠义”的精神,往往为下层社会所称道,以至世人对这些游侠皆“延颈愿交”。秦汉游侠集团“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侠义道精神,对后世秘密社会的影响颇为深远。当然,秦汉游侠也有“好勇斗狠”的一面,并因此被统治者斥为“不轨”“奸猾”“奸人之雄”。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对游侠的社会影响作了如下评述,“众庶荣其名迹,岂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以至“死而不悔”。秦汉时期,在这些游侠集团的门下聚集着不少无赖恶少。尽管“少年”与“恶少年”是游侠集团的社会基础,但少年之归附游侠,无非重其侠名,然后才“慕之辐辏”,所以如果我们想从中找出游侠集团本身所具有的一整套严密的组织结构,似乎并不现实。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史称秦汉游侠具有“背公死党”的集团倾向,这大概已开了后世秘密结社的先河。

不仅游侠“背公死党”,即使在官场中,汉代官僚也有“背公死党”的集团倾向。如汉人翟方进就称王室刘立,“邪臣自结,附托为党”。刘立被斥逐就国以后,又与将军朱博、巨鹿太守孙闳、故光禄大夫陈咸相交结,相与推为心腹,“有背公死党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后已”。这种官僚集团内“背公死党”“死而后已”的交结倾向,虽非汉代所独具,但至少开了近代秘密社会参与政治乃至结交太监、官府的先河,同时也说明汉代“背公死党”的现象已形成一定的气候。

社为“盗贼”之称,从一定程度上说,此说不假。一些窜迹绿林或啸聚山林的势力,大多结社,或自保,或反叛,或借此横行乡里。在朝廷看来,这些结社势力是“匪”,而在正统士大夫的眼中,则为“盗贼”。当然,在元代以前,盗贼只以“社”相称,不以“会”名。以会相称,则是元代以后的事。在清末,除“红帮”“青帮”以外,还有“黑帮”,“即普通的窃贼及强盗”;一名“湖团”,即“江湖团”,又称“白帮”,专以“诈骗及诱拐为业”。其实,黑、白两帮,与俗称的黑、白两道有些差异,不过其称却起源极早。早在隋末,盗贼中就有“黑社”“白社”之名。

歃血拜盟,是秘密社会成员中的普遍做法。所谓“歃血”,原为古时会盟的一种仪式,即双方口中含牲畜之血或以血涂口旁,表示信誓。后世则成为秘密社会拜盟的专称。后世歃血主要用鸡,以鸡血饮酒,或用针在臂上刺血,即为“歃血”。如清末哥老会的入会仪式即为:“入会者向神前四跪八拜,拜毕起来,用针在手臂上刺一点血,滴入岳王神前酒杯中,事毕坐于神位之右。”此外,还以刀斩鸡头,将鸡血滴入神前五个酒杯中,与盟者分饮血酒。所以,清代又有了“鸡坛歃血”的说法。起初的拜盟仪式,或用羊、猪,有时候则用牛。如汉时就有刳羊立誓之说。刘向《说苑·奉使》言,“刳羊而约曰:‘自后子孙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汉末又有杀猪结盟的仪式。如《汉书·王莽传》中,“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诸狱囚徒,皆授兵,杀豨饮其血,与誓曰:‘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豨者,即猪也。社鬼者,为土地神。唐代,盗贼聚会仪式的特点也是“非牛酒不啸结”。显然,这是杀牛拜盟。至于《辽史》中所言的“刺血友”,虽不言拜盟所用何物,但至少也是喝过血酒的,大抵亦与近世秘密社会的做法基本相同。

除“牛酒啸结”此类秘密活动外,唐代坊市恶少的文身仪式,也颇具近世黑社会的特色。如有一恶少宋元素,身刺71处。左臂曰:“昔日以前家未贫,苦将钱物结交亲。如今失路寻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右臂纹一葫芦,“上出人首,如傀儡戏”。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可知,这是葫芦精。这种身上纹葫芦的仪式,也是近世黑社会人员文身的滥觞。

自宋以后,秘密社会的活动更趋猖獗,而且有了结社组织。显然,这与宋代白莲教、明教这类秘密宗教结社的出现是桴鼓相应的。如北宋仁宗时,河北、河东一带,有一“没命社”,又称“子社”。其魁首为豪姓李甲,结客数十人。此团体“或不如意,则推一人以死计,数年为乡人患,莫敢发”。后薛颜卿知擢州,下令搜捕没命社的徒党,“杖李甲,流海上,余悉籍于军”,这一秘密会社才告解体。在扬州,秘密社会则有“亡命社”,参加者均为一些“不逞之徒”,时常为侠于乡里。后石公弼知扬州,捉拿这一团体的魁首,痛加惩治,“社遂破散”。据《宋史·曾巩传》,北宋中期,山东历城、章丘的“盗贼”,“聚党村落间”,号称“霸王社”,到处强夺财富、劫囚纵火,官府不能治。不仅如此,宋代江湖秘密势力极大,而且推举自己的魁首。如在开封,有一位吴生,“专以偏僻之术为业”,被江湖道上之人推为“巨擘”,显然是一黑社会头目。他居住在朝天门,开一大茶肆,结交三教九流,“无赖少年竞登其门”。

据历史记载来看,宋代的秘密结社已存在两大派系:一是秘密宗教结社,即白莲教、明教之类;二是秘密社会。至于这两大派系之间的关系,因为史料匮乏,已无从考知。而在秘密社会中,事实上亦可再分为二,即以游手无赖、“盗贼”为成员主体的秘密社会,如上述没命社、亡命社、霸王社,以及由破落秀才、无赖组成的行业性团体,如“业觜社”。在宋代,讼棍横行,其成员构成,既有贡士、国学士或“进士困于场屋者”,又有势家子弟、宗室中之浪荡不羁者或断罢公吏,但主要为“坊廓乡村破落无赖”。他们“粗晓文墨,自称士人,辄行教唆,意欲骚扰乡民,因而乞取钱物”。他们把持诉讼这一行,凡是民间发生纠纷,就推讼棍为盟主,称其为“主人头”。讼棍已经形成自己的秘密团体,如松阳有“业觜社”,“亦专以辩捷给利口为能”“从之者常数百人”。在讼棍之下,还聚集着一大批无赖哗徒,并形成自己的一套规矩,有了行业性的切口黑话,如称做贼人为“并旗鼓”,厮仆人为“并旗帐”,造蛊人为“蜈蚣虾蟆蛇”。

至元代,秘密社会的活动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当时的秘密结社活动,不但称社,而且出现了会名。如泰定二年(1325),“各处游手好闲之徒,结成党群,号为匾担社,执把刀斧棍棒,夤夜偷斫桑枣树,搬收米麦谷豆,纵捉拿,喝喊拒捕,致伤人民”。这个匾担社,在《元史》中又作“扁担社”。如泰定二年九月,“禁饥民结扁担社,伤人者杖一百,著为令”。扁担社所行虽与盗贼一般无异,但从它的成员构成来看,均为一些游手好闲之徒与饥民,显然也是一个秘密社会组织。

在元代的长安,游逸少年与名家子弟还结成“五陵会”。早在汉代,一些世家子孙,凭借世业,不知稼穑的艰难,往往耽于佚游,每天只以走马、斗鸡、蹴鞠、博弈为事,在当时有“五陵年少”之称。至元代,长安的名家子弟,风闻五陵年少之风,欲仿其所为,“鸠集朋类,刲羊酾酒,时时宴饮,以快意于当年”,结成“五陵会”。五陵会主要存在于元代末年。从“鸠集朋类,刲羊酾酒”来看,此会已有互助、拜盟倾向,应当属于秘密社会系统。

毫无疑问,秘密社会活动的发展,在明代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极盛。换言之,几乎所有清代秘密宗教结社与秘密社会活动,均可以从明代找到其源头,只是晚明至清初这一段时间内档案资料的匮乏甚至佚失,才使得明清两代秘密社会活动的渊源关系变得较为模糊。而秘密宗教结社则不同,由于各个教派宝卷得以保存,弄清楚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较为容易。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事实也确是如此。但笔者确信,随着史料整理工作的展开以及研究的深入,厘清明清两代秘密社会之间的渊源关系,将为时不远。

一个庞大的游民阶层,是秘密社会必须具备的社会土壤。明初朱元璋立国,对游民大加惩治。他要求统治下的臣民百姓,无论是出仕、务农,还是做工经商,都要各务本业,绝不允许闲惰。他规定,若有军官、军人学唱,就“割了舌头”;若下棋打双陆,就“断手”;蹴鞠踢球,就“卸脚”;做买卖经商,就“发边远充军”。明成祖朱棣有其父之风,他对游惰之民的禁止也极为严厉。他下令,让那些无恒产却又好讼的“奸民”,即无赖讼棍,归于田亩,“授田耕种”。通过这种雷厉风行的整治措施,明初几十年时间里,消除了部分乡村土地兼并的不合理现象,农民大都依附于土地之上,从而导致城乡无赖阶层缺少必要的“后备军”。所以,在明初的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几朝,无赖游民的活动仅有零星的记载,并无大批出现的迹象。与此相应,秘密社会的活动也多销声匿迹。

正统以后,由于乡村豪强兼并土地日趋激烈,更由于农村赋役繁重,一些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宣告破产,脱离了土地,或流落到城市,成为城市平民,或窜迹山林,成为流民。这一方面给社会治安带来一些麻烦,另一方面也不断孳生出社会闲散人员。同时,自明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渐趋繁荣,一些新的大码头随之崛起。在这些码头,由于商货汇集,各色人物荟萃,因此奸伪、骗诈之事时常发生。由此,在城市中无赖游民大批产生。如成化年间,有一种无赖游民即“喇唬”的活动日渐猖獗。从当时的兵部尚书余子俊的上奏中可以得知,喇唬是对闾巷恶少与各处逋逃罪囚结聚党类后的称呼。这批人不务正业,好逸恶劳,三五成群,好恶相济,结成党群。

这些无赖游民是否歃血拜盟,由于资料缺乏,目下尚不敢遽下论断。但他们结帮成派,已具帮会雏形,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正统五年(1440),通州张家湾军余邵文斌等九人,各立“郎头”“铁脸”“阎王”“太岁”“先锋”“土地”等名号,“往来上下马头,欺侮良善,吓骗财物,恃强凌弱”。成化六年(1470),山西太谷县杜文翥,自号“都太岁”,与兄弟一起结交一批恶少,号“十虎”“二贤”“八大王”,横行乡里,时常聚众做一些奸恶不法之事。

在明代的南京,也有一批无赖莠民,结成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秘密帮会。这些无赖团伙,有时以所结交成员的多寡取绰号,于是就有了“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等称呼;有时又以自己所执器械取绰号,这样就有了“棒椎”“劈柴”“槁子”等称号。这批有绰号、整天横行市井的莠民,不过是一些抛头露面的小喽啰,在他们背后出谋划策的则是一些无赖魁首,如崔二、龚三之类即是。若想报仇,这些无赖魁首就雇用打手、刺客,而自己则并不露面;若要设局骗财,也有手下的喽啰去动手,自己躲在背后指手画脚。他们有求必应,无事不干,手下的徒党达数百人之众,恶名远扬。从这些莠民团伙的活动来看,诸如替人营办婚丧、打官司、报私仇,显然带有互助性质,与清代秘密社会颇为近似。至于“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取名,以及以所执器械取绰号,更是秘密社会组织惯用的手法。如清乾隆十三年(1748),福建宁化县就出现了“十三太保铁尺会”,其所执器械即为铁尺。

太保原为古代三公之一,位次于太傅。至宋,又称庙祝、巫者为“太保”。如俞琰《书斋夜话》一书引朱熹言:“今之巫者言神附其体,盖犹古之尸,故南方俚俗称巫者为太保,又呼师人。”《宣和遗事》亨集亦称戴宗绰号“神行太保”。至元、明时期,大致有以官名称市井行业人的习惯,如称医士为“太医”“大夫”,称梳头人为“待诏”,如此等等。此风虽经洪武年间的禁止而有所收敛,但至明代中期,此风再炽,甚至秘密社会团伙亦喜以“太保”相称,如“十三太保”之类。天罡原为星名,即北斗七星的斗柄。道家认为,天罡星有“三十六神”,所以称“三十六天罡”。《宣和遗事》亨集载宋江在九天玄女庙中,得天书,其中写36人姓名,末有一行字,为“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此事又见于《水浒传》第71回。可见,自宋江以“三十六天罡”起事之后,尤其经小说《水浒传》渲染其事,“三十六天罡”之说在下层平民中广泛流行。而此风在秘密社会中则尤甚。所以,明末苏州一带,无赖游民所组织的秘密社会团伙则称“天罡党”,“凌轹小民,官治以法,则摊赃无辜,人愈益畏之”。除天罡党之外,崇祯末年,苏州府太仓州的秘密社会组织名称,尚有“糍团”“百子”“百鼻”“地煞”“乌龙”“十龙”等。

从某种程度上说,胥吏之害就是衙蠹之害,而衙蠹又可以与讼棍等量齐观。大致自正统以后,讼棍多由无赖游民组成,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如直隶丹徒县,有徐义等数人,不事生产,“唯持人短长,告诘以取钱帛”。他们“共刺血誓,生死无相背”,还自己取有绰号,分别为“开山龙”“猛烈火”“利言鹦鹉”,以此吓诈当地百姓。从这批无赖“共刺血誓,生死无相背”来看,他们已有歃血拜盟之举,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秘密团体。自正德、隆庆以后,在北直隶的保定、真定二府,也有无赖讼棍活动,他们“聚党伙告,欺戕善类”,陷害他人。“聚党伙告”云云,事实上就是这批无赖讼棍结成秘密团伙的明证。不仅如此,当时保定府还有一种“刁头”,亦以告讦为业。每次他们告讦,广泛散香,向会众敛钱,号称“香会”。在淮安、扬州一带,这些奸棍给自己的秘密组织取名为“躲雨会”,意思是说他们能靠其躲避风雨。而在山东,奸棍则自称其组织为“三只船”,意思是说“不畏风波”。万历以后,在杭州,一些不逞之徒,“结党联群,内推一人为首”,专以告状、诈骗为业。每天早晨,徒党“会于首恶之家,分投探听地方事情,一遇人命,即为奇货”。从“结党联群”,又有魁首,且每天聚会来看,这个无赖团伙也可归于秘密社会团体之列。

在讼棍这类人组成的秘密社会中,不能不提及“访行”。说到访行,则不妨先谈“访恶”与“窝访”。明代巡按御史访察地方恶人这一举措,究其源头,当始于历史上的“收取人”。而明代的访恶,则诸如武断之豪、舞文之吏、主讼之师,均在被访察之列。窝访的出现,则与明代官员的考察制度密切相关。按照明代的制度,京官考察,主要凭借台谏与吏部的访单,而匿名文书则为朝廷法律所禁止。但在内外官员考察之时,吏部发出的访单,等到填注缴纳之时,上面却不落姓名,即使开列秽状满纸,也不知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地方上巡抚、巡按等考察府、州、县官员,除寄耳目于吏胥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地方官的毁誉,主要采自“窝访”,于是一些不肖的府、州、县官,就“阴结窝访,阳事上官,而吏事毕矣”。窝访起到了左右地方官毁誉甚至仕途的关键作用。

窝访的存在,并不仅仅限于影响地方官的政绩乃至声誉,有时也承担访察地方上法律诉讼案实情之责。万历十五年(1587),都察院左都御史詹仰在奏疏中就主张“严禁访察”,其中建议“御史亲受词讼,虚心咨访,则奸恶毕见,或拿问执问,自足行法。无待访察,宜令省窝访之弊”,云云。这是窝访参与地方法律事务的最好例证。

访家其谋其术之巧,有时实出人意表。明末人陈仁锡深知其害,曾揭示道:

谨启访家之害也。有永巷也,一白染卓。叩者至,童子出开门,即入,仍扃第二门。以白镪置卓,维书某人单款,趋出。主人收镪,抄誊,不面一人,不留一笔,盖亦巧矣。欲陷某为次犯,于是借一极恶之人为首。首恶如是,次犯可知,而其意非为首也。欲陷某为首犯,于是又借一极恶之人为之次。次恶如是,首恶可知,而其意非为次也。于是以不相识之人牵作一人,以不相干之事并成一事,戍者戍,徒者徒。间遇明府推评暴白,而家已罄矣。可见,如果落入访家的圈套中,不是半死,也会倾家荡产。

在地方上,朝廷官员的黜陟之权,由巡抚、巡按共同操持,而瘅恶之权,则为巡按一人所操。究其实,也并非自操权柄,而是将它委于府中的推官。推官也不是自操权柄,而是将其委于胥吏。于是,就出现了“窝访”。他们与胥吏相与为奸。窝访的做法,大体不外乎以下两种:一是“卖而纵之”,于是凶人可以漏网;二是“买而内之”,于是善类蒙受无辜之累。当时江西贵溪有一处访家的巨窝,各处“采访者”全都聚集于此。后地方官破获,从中找到了他们交通为奸之状,诸如官吏士民各种不法之事,他们无不“款列而籍记焉”。将这些记录下来,就是他们吃饭的本钱。

明代的史料已经真实地揭示了下列事实:自嘉靖以后,一些地方上的上司官员已经开始“访察拿人”。如何访察?显然需要利用这些“窝访”或者“访行”。所谓“访察拿人”,就是在既无原告,又无指证的情况下,通过访察就将犯人拿获,并将他们发到所属官员问罪。采用的方法就是逼迫犯人想象招供或认罪,中间当然也有因此而认罪的真正的罪犯,但被诬陷的也确实不少,甚至有些人还被枉加死罪、充军。于是,奸人乘机报复私仇,刁徒借此肆行诓诈。这些“奸人”“刁徒”,其实就是那些“窝访”或“访行”中人。

访行以苏州为最盛。明代苏州的风俗倾险狡悍,上官如果想访察州里的豪蠹,不能不假借一些下面的耳目。于是,一些猾胥大奸,就投身到衙门中,交通近习。如果想害人,可以通过暗地里行贿,把怨家置入豪蠹之列,罗织罪款,暗投陷阱。等到对簿公堂,官府虽心知其冤,但也无法为他们开释罪责。有时候,这些访行中人也派出缇骑,偷偷地拘拿一些人,“设局讲款”,从中勒索。这些行为,在当时也有专门的称呼,叫“造访”。这些造访之人,必须公推一人为宗主,而其他群凶在下附和。这样,一倡百从,竞相标榜,就称为“访行”。访行始于明末,最初不过是访察衙蠹,虽千百成群,还必须仰乡绅的鼻息,窥伺官长的喜怒。一至其后,访行中的奸猾胥吏,或在城,或在乡,势力渐增,威权猛长,徒党一日多似一日,因此乡绅转而仰他们的鼻息,官府也“因之为喜怒”。

考访行的源流,大概以邵声施为宗主的时候为较盛。当时,邵声施创设了“保生社”,下面的同党有朱灵均、邹日升、陆惠云等人,再下面还有一些人,号称“干儿”。不久,巡按御史秦世贞将访行中人一律逮捕杀戮,但其中的朱灵均却漏网了。事后,他招集旧时同党,汲引后进,复相团聚。不久,访行的组织就有八大分、八小分这些称号,势力又增,号称“邵氏中兴”。直到王九玉执掌访行的牛耳,内部开始角立门户,党徒就一分为二,于是有了南、北两部。等到王九玉死于狱中,其下的党徒竞相雄长,出任访行宗主的人,不下数十人,而依附他们的无赖流氓,也以千百计,“访行之盛,至于斯极矣”。访行的势力颇盛,他们钳网作弄人的本领,鬼神莫测,所以常熟一带之人对他们相当畏惧,为之谚曰:“有饭吃不如饿,有衣穿不如破,莫逆前,避访蠹。”访行之害,转成一种“访蠹”。从访行曾组织“保生社”,并有宗主以及下属对宗主自称“干儿”来看,访行也当属秘密社会。

自明代中叶以后,在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松江二府,出现了一大批专职替人报私仇的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皆系无家恶少,东奔西趁之徒”。这批不良之徒,结党成群,凌弱暴寡,势不可挡。其中最无赖者,偶与人有小嫌,发生口角,就密谋放火害人。所以,在一些村落中,每遇风起,为防无赖放火,家家户户只好彻夜防守而不眠,搞得人心惶惶。这些无赖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名震江南的“打手”,又称“青手”,而打手的组织则称“打行”。

当然,打手在广东也存在,尤其是广州、新会两地,打手更是云集。如明人茅坤说抗倭军队中,“其余当不过柳州水东岩之游民,与广州、新会打手之属而已”。可见在明代,柳州之游民与广州、新会之打手一样闻名,只不过广东之打手,主要流入军队充役,与江南的打手稍有差别。此外。在江西南赣的徭役名色中,也有“打手”与“力士”两种,说明打手在江西也存在。

打行又称“打降”。在吴语系统中,“降”大抵与“行”同音。但是,这两种写法,同时见诸明清史籍,就绝不仅仅是因发音混淆而出现的不同写法,而是有其特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行”是指行业,如在宋代的城市中,有诸色行当,而明代出现打手这一行也并不足怪。假若用“降”,则别有含义。“降”有降服、摧抑之意,前面加上“打”字,说明这些打手是用武力来降服对手的。这种同音而不同字的问题,在明代还有例子可寻。如明代绍兴的惰民很有名,其中的男人则一概被称作“大贫”(此称呼一直沿续至民国时期——笔者按)。这个“大贫”,有时也写作“惰贫”。在吴语中,“大”与“惰”也是同音。

打行出现的原因有二:一是承平日久,人口日渐增多,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生计日艰,难以糊口,只好加入打行,成为专职打手;二是自嘉靖以后,倭寇掳掠东南沿海之风日炽,明政府招集武勇,以此来平定倭乱。这样,那些为生计所迫者就有了用武之地。

明代打行,最早应该起源于宣德初年。清康熙《重修崇明县志》云:

崇邑向有打行。打行者,云打为业也。又名打降,犹降伏之降也。明宣德初,巡抚周公忱另设重大枷板治之,此风始息。至万历中,有曹铁、抄化、李三等。天启初,有杨麻、大陈、梅二、郁文、昌桥陈二、熊帽子等,名团圆会。崇祯时,有黄伦等结地皇会。至沈云西、沈二等,遂于狱中反出,后俱毙于法。国朝屯宿重兵,若辈衰息。

可见,打行中的打手,已经结成“团圆会”“地皇会”等组织。关于这些打行的活动,史料进一步记载:“结党成群,凌弱暴寡,势莫可当。其最无良者,偶有小嫌,即谋放火。村落中每遇风起,有终夜防守不眠者。”清代的史料记载上海县打行的活动时也说:“邑尚权勇,号称打降。游手好闲之徒,各分党翼。凡民间争讼,各出钱募此辈为护卫,持械横施,甚而迎神敛戏,纵饮撒泼,成群恣索,大为民害。”

就打行的发展过程来说,先是兴盛于崇明县,随后才影响到苏州。至嘉靖中叶,打行势力始盛,至万历八年(1580)以后达到极盛。打行所从事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既然号称“打行”,那么必然以殴人为专职。打行中人有时也被称作恶少年,他们群聚殴人,一人不逞,就召集同类进行报复,不残伤他人决不罢休。打行中人打人也有独特的方法,内部转相传授,秘不告人。他们打人,或胸,或肋,或下腹,或腰背,可以做到定期让被打者死亡,或者被打以后三月死,或者五月死,或十月、一年死,一般不会出现差错。时间一久,如果有人以杀人告理,但早已超出期限之外,这样也就不用抵命。所以打行的同党胆敢跳梁市肆之中,市民只好“摇手而避之”。打行有时专门替人扛打。如果某人与他人有仇,打算侵暴他人,常常可以在暗地里贿赂打行中人,约好在某一天,在怨家所在的地方,“阳相触忤”,故意寻衅,如果怨家起而反抗,那么打行中人就起来群殴。有时打行中人又以不根之辞诬陷他人,并以他们的同党作为证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受害者不出金帛谢罪,此事就无法释解。

其二,诳骗偷盗,专门在街上“撞六市”。有时候,打行中人碰到乡下人持物入城做买卖,就设计诓骗,到了偏僻之处,就半骗半夺。有时候,他们白天在地方上偷盗东西,被人识破并扭送官府,刚好遇到打行同党,就乘机救解逃脱,而扭送者反而受到侮虐,这就是当时人们常说的“炒盐豆”。

其三,打行中人大抵是一些侠少,选一些有勇力之人为头领,重报复,抱不平。这种无赖的做法,使打行中人给人以一种狰狞可怕的感觉。但打行中恶少所行之事,有时也极巧慧,每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据记载,当时有一僧业医,颇有资财,但很吝啬,因而打行中的少年很厌恶他,准备好好作弄他一番。于是,让一妓打扮成少女,又让一人假扮成少女之父,看上去像乡下的庄稼人。二人摇着小船,船上满载鱼肉酒果,等到无人,就投奔寺中,乞求僧人为女诊脉,叙说病源,故意装出许多痴态来。随后,陈列酒食,招待僧人,让他与女子同坐。女子劝僧饮酒,僧喜甚,一点也没有起疑。不久其父又对僧说,有少许药金在船上,我当去拿来,当面相谢。借故起身,很久没有返回。当时,僧人已经微醉,于是色胆包天,挑逗女子,与女子媾和。等到其父返回,此女假装哭泣,将事情经过告知其父。其父故意大声叫嚷:“吾以出家人无他意,女已经许其村人,奈何强奸之?”僧人师徒只好再三解释。正在吵闹之际,有几个贵人从楼船中携童仆登寺游览,正好碰到此事。这位假父哭拜前诉,详说事情经过。贵人故意做出盛怒的样子,“缚僧拽登舟”。僧人偷偷地问,这是什么官员,仆人告诉他是某官某官。僧人大惧,只好叩头乞命。此时,同行者替僧人劝解,僧人只好罄其所有财产,替女子父亲遮羞。事后,各驾船离去,僧人竟不知道已被这些恶少欺骗。

其四,打行中人有时又充当阉党余孽的打手,参与政治。此时的打手,又可称“青手”。如甲申(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明亡。此时的南京,闻变以后,举行了一场哭临的仪式,阉党余孽也想随朝班行礼。于是复社中的一些志士草了一篇檄文,攻击阉党。阉党余孽大为气愤,就雇募了数十名“青手”自卫,似乎有侮辱诸生的意思。为此,复社中徐武静与张子退二人,各率来自东阳、义乌的力士戴宿高等,也手执白棒,大白天在街上搜索行走,遇到青手,随即击逐。因此阉党余孽不敢轻举妄动、凌辱诸生,而士气随之大振。

其五,成为乡绅的鹰犬。松江地方乡绅董其昌既是一位书画闻名海内的名士,又是一位在家乡为富不仁的豪宦。从很多史料的记载中可知,他就利用了那些无赖势力,作为爪牙、耳目、打手,其中有“剌贼”“帮棍”“打行”等。董其昌招集打行,“肆行诈害温饱之家”。当董其昌的不法行为引起民变之时,他又“招集打行吴龙等百余人,连夜入宅防御”。

此外,打行中市井恶少也采用“札火囤”的方法诓骗剽掠,武断坊厢之间。嘉靖三十八年(1559),江南遭灾,收成不好,各府县时常发生一些攘窃之案。正在此时,应天巡抚翁大立恰好到任。翁氏一上任,就严禁打行,侦缉诸恶。当他访得札火囤诸恶少的名字后,就发檄给府县官员,要求他们捕治打手,严加督责。到了同年十月,翁大立携妻儿来到苏州驻扎。众打手更加惊惧,无奈之下,狗急跳墙,打算教训一下这位不知好歹的巡抚。他们事先埋伏在一条小巷中,等到大立的轿子一过,就突然跳将出来,“批其颊,撇去如飞鸟,莫可踪迹”。为此,翁大立也胆战心惊,打算停止捕治。但那些捕快,却很想赎罪,且想借此机会献媚上司,所以搜捕更急。于是,打手们只好一起歃血拜盟,用白头巾抹额,各持长刀巨斧,夜攻吴县、长洲及苏州卫的监狱,劫囚自随,攻打都察院翁大立的住所,劈门而入,翁大立只好率领妻子跳墙逃走。于是,打手们放火焚烧衙门与公廨,这位巡抚所带来的敕谕符验及令字旗牌,一时俱毁于大火。打手率领众人,又打算劫掠苏州府衙门,知府王道行督率兵勇,才将他们击退。天将明,打手们冲出葑门,斩关而出,逃入太湖中做了土匪。官府遣人四处搜捕,获首从周二等20余入。此事报告到京城,嘉靖皇帝命翁大立戴罪立功,严督地方军兵,克期消灭逃入太湖的打手,“以靖地方”。

经过这一次变故,苏州打手的势力受到了部分的打击,但并没有被消灭。自此以后,打行的势力逐渐转移到松江、嘉定一带。如明末嘉定人侯峒曾就说:“打行薮慝,敝邑(指嘉定县——笔者按)为甚。小者呼鸡逐犬,大者借交报仇,自四乡以至肘腋间皆是。”显然,在明末,嘉定县不但成为打手的渊薮,而且遍布城乡各地,势力颇为繁盛。

至明末,打行的活动也有所变化。当时由于官府追赋急迫,百姓无法交税,时常有挨杖之苦。于是有无赖专门开设“打行”,实行垄断,代人挨板子。如明末清初人陆衡记载:“莫贱于代杖之人,忍痛以某朝夕。今俱鲜衣美食,至不能分身,声价日增,足见催科密,而敲扑繁也。”这些无赖替人挨板子,定有时价,一般每挨一板,收银二钱。

打行打人有一套秘密的规矩,只在内部人员间自相传授,外人不得而知。此外,打行一旦为官府所追捕,就歃血拜盟,窜入绿林。这大概就是所有秘密社会的必然结局。

在清代的秘密社会中,青帮即青门中人,大多由盐枭、光蛋、漕运水手组成。其实,明代的贩私盐枭也结成秘密帮派。据实录记载,早在天顺年间,南京的盐徒就“私造铳炮短枪,公开拒捕”。在各地的盐场中,还有一些积年无籍之徒,有“长布衫”“赶舡虎”“白赖好汉”等名色,“专以挟制客商,吓诈财物,以为生计”。盐枭除贩私盐之外,还“结党行劫”,互相仇杀。如施天泰、龚腾、王班头、董琦、王棣等,都是太仓沿海一带极为闻名的枭棍,“始则图利贩私,既而结党行劫,又至出海通番,互相仇杀”。从盐枭自称外号以及结党行劫行为来看,明代盐枭团伙也是构成秘密社会的一股黑势力。

综上所述,明代秘密社会的势力极盛,帮派林立,其成员的主要构成,大致不外乎无赖棍徒、盐枭、打手、讼棍等,而且均有自己的团伙,立有会、社名称,并有歃血拜盟的行为。所有这些,无不为天地会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

自辛亥革命以来,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海内外学者研究成果颇多,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又据报载,天地会诞生地和创始人已被确认,即福建省云霄县高溪村为天地会的诞生地,创始人为提喜和尚,创会时间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这一结论,甚至被称为20世纪“我国历史学的重大发现”,云云。这足以说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相当复杂,于是才不断有新说涌现。

其实,关于天地会的起源,过去就有争论,据有的学者统计,已有13种说法。据笔者看来,将乾隆二十六年提喜和尚在高溪村创立天地会一说,作为史学界的共识,似乎为时尚早,甚至有点强人所难。笔者通过对明代秘密社会状况的深入研究,再综合参考前人关于天地会的研究成果,重新提出“天地会起源于明代”一说,供学术界参考。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秘密会社组织,天地会的形成必然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钱穆曾就帮会的起源作过一个推测,认为那些帮会“主要是由元、明以来,由杭州到北通州运河上的运输工人发展而来”。尽管钱氏的推测并无实际的史料依据,且帮会与运河上运输工人的关联,亦仅仅涉及天地会起源的一个侧面,但将帮会的起源追溯至元、明,至少说明天地会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形塑过程。

当然,这一历史的形塑过程,显然关乎两大渊源:一是天地会的文化渊源,即作为秘密社会的天地会,存在一个文化符号系统;二是天地会的历史渊源,即天地会源自明代的秘密宗教结社,亦即由宗教结社转化而来。

就天地会的文化渊源而言,至少有下面三点属于天地会的文化符号系统,胪列如下。

(一)万回其人与天地会万大哥之关系

在天地会文本的历史叙事中,无不把万云龙认定为天地会的创始人,亦即所谓“万大哥”。这位传说中的万大哥,从文化符号系统的渊源而论,疑源自唐人“万回”,或称“万回哥哥”。宋人钱易《南部新书》记其事云:

万回,阌乡人也。神用若不足,人谓愚痴无所能。其兄戍安西,久不得问,虽父母亦谓其死矣,日夕悲泣而忧思焉。万回顾父感念其兄,忽跪而言曰:“涕泣岂非忧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万回曰:“详思我兄所要者,衣装、糗粮、巾履之属,悉备之,某将往观之。”忽一朝,赍所备而去,夕返其家,谓父母曰:“兄善矣。”发书视之,乃兄迹也。弘农抵安西万余里,以其万里而回,故曰万回也。居常貌若愚痴,忽有先举异见,惊人神异也。上在藩邸时,多行游人间,万回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天子来”或“圣人来”,信宿间,上必经过徘徊也。安乐公主,上之季妹也,附会韦氏,热可炙手,道路惧焉。万回望其车骑,连唾曰:“血腥血腥,不可近也。”不久而夷灭矣。上知万回非常人,内出二宫人侍奉之,时于集贤院图形焉。

万回其人及其故事,同样载于郑綮《开天传信记》,内容与钱易所载相同,仅仅文字叙述稍有差异而已。这则记载至少说明下面两点。一是万回具有“惊人神异”的功能,万里旅程,日夕之间即可来回,甚至具有许多预见。这符合天地会传说的附会、神化意蕴。换言之,万里行程如此急速,唯有作为龙行于云中方可实现。这或许就是“万回”转为天地会传说中的“万云龙”的佐证。二是早在唐代,万回已是妇孺皆知的名人,甚至集贤院中也有其画像。这符合天地会传说中张大其事的意蕴。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万回故事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人物角色发生了两大转变。一是万回成为佛教大师,其事迹开始进入《释氏传灯录》与宋代无尽居士张商英所撰的《护法论》中。据此两书记载可知,万回俗姓张,在进入佛教符号系统后,已成为法名“寂感”的佛僧,又称“张万回法云公”。所谓“法云公”,显指万回的法号为“法云”。在天地会传说中,万云龙是僧人身份,这正好与万回的身份若合符节。二是在历史的传衍中,一至宋代,民间已将万回塑造成“和合神”。如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载:“宋时,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着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持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来回,故曰万回。”清代无锡诗人张步瀛有诗云:“西风刀尺一灯凉,塞外寒多妾自伤。只恐衣成难寄远,万回哥处暗烧香。”诗中“万回哥”三字,或不能解。其实,根据很多史料记载可以推测,所谓“万回哥”,其实就是指“和合神”。张步瀛之诗,所用的就是这个典故。当然,有史料指出,和、合一般以二神并祀,而万回却仅为一人,两者应有所差别。如清代雍正十一年(1733),封天台寒山大士为“和圣”,拾得大士为“合圣”。有人以此证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有误。其实不然。和、合均有团圆之义,相合成万回一神,显在情理之中。至于其中和、合之义,则无疑与天地会的分支“三合会”有着渊源关系。由此可见,唐人“万回哥哥”理应是天地会传说中“万大哥”的文化原型。

至于天地会叙事中将创立人定为“万云龙”,究其原因,无非出自以下两点。一是以“万”为姓,显是为了表示天地会兄弟人数之众。从已有的史料记载可知,至少在汉代的民间谚语中,已经把“物多”称为“无万数”。此谚语出自《汉书·成帝纪》。二是至迟自宋代以后,民间隐语已用“方”暗寓“万”。据载,宋人以“千”为“撇”,以“万”为“方”,多有其例。至元末明初,这种拆字的方法,仍然流行于官场。如明初苏州知府张亨就将得钱一万,称为“一方”,而得钱一千,则改称“一撇”。正德时刘瑾擅政,官场贿赂风行,凡行贿钱钞,说馈“一干”,即为“一千”,说“一方”,即指“一万”。入清以后,以“万”作“方”仍不乏其例。如顺治十四年(1657),江南科场事发,正主考方犹、副主考钱开宗均被处以腰斩。有人将此事编为《万金记》。所谓“万金”,就是拆“方”“钱”两字之半而来。此外,又拆“方犹”二字为“一万刀狗酋”。

以“方”作“万”,则至少有两点与天地会的起源有关。一是在天地会传说中,五房之一为方大洪。其中万、方之间的关系,足以为解释天地会起源提供足够的文化符号依据。二是早在明代,著名学者焦竑有君子“成名立方”之说。[1]这与黑道上所说的“扬名立万”之说,如出一辙。

(二)“五”数与天地会“五祖”之关系

在天地会传说叙事中,存在一个由“五房”演变为“五祖”的说法。这种分房之法,显然也有一个文化渊源可以追溯,且具有一定的文化象征意义。

首先,“五”数久已融入儒家文化之中,且成为一种文化内蕴。儒家立教,喜欢采用自然界之数,诸如“五常”“五礼”之类。其中所谓“五常”,显然是效法“五行”而来。换言之,在儒家文化中,“五星”是“五行”之精;而“五常”则为“五行”之用。在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大夫群体中,同样存在一种对“五”数的内在理解,即从“天数五”“地数五”中,推导出“五”数是“无极”的结论。这就是说,在“天成象”或“地成形”的背后,存在一种来自自然的“道”,亦即“用奇不用偶”的准则。儒家文化对“五”数的重视,无疑已经渗透到民间文化,其结果则是,在民间的观念中,“五”数为君象,是老百姓禁止使用之数。如在中国民间,一向流传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为月忌,“凡事必避之”。按照民间的说法,这三日属于河图数中的“中宫五数”。

其次,“五”数与民间的鬼神信仰密切相关。按照儒家的鬼神观念,《易》早已有了这样一种说法:“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数是变化之源,又可以“行鬼神”。换言之,天地之数“五”,唯有“五位相得”,方可“各有合”。这个“合”字,与天地会分支的“三合会”之间的关系,显然值得玩味。至于在道教的信仰世界中,更是存在一种“地上主”的说法,这一“地上主”分别掌管着五岳、四渎与名山大川。

进而言之,在民间的信仰世界中,在有关神灵的建构上,诸如“五显”“五圣”“五通”“五猖”“五道将军”之类,更是大多与“五”数相关。所谓“五显”,全称应作“五显灵顺之神”。根据一般的说法,五显之神,发祥于婺源,时间大概在唐代,或称是唐贞观之初,或称是唐光启之际。至宋代,朝廷给以加封,分别为“显聪”“显明”“显正”“显直”“显德”,总称“五显”。明初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在南京钦天山之阳,设立“五显灵顺祠”,由官方加以祭祀。所谓“五圣”,或作“五通”,是江南地区普遍信仰的神灵。如杭州灵隐寺后北高峰上,有一座华光庙,“以祀五圣”。杭州西泠桥,一名西林桥,又称西陵桥。桥畔有一座五圣祠,俗称西陵五圣。凡是经商的商人,无不在此祠“祭献不绝”。关于“五圣”的出典,存在两种说法:一说五圣是“五方之神”或“五方之帝”,即东方勾芒、南方祝融、西方蓐收、北方玄冥、中央后土,其后演变为白、青、黄、赤、黑五帝。一说五圣是“五行之神”,“与日月并行,与四时错序,伦符五常,道备五德,散于物则为五气之精”。至于神灵的偶像,同样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一母所生五子,而后成为“五方之神”,故后世存在“太母庙”,其中的“太母”,在有的记载中又称“太妈”。另一种认为五圣之神只有一个神主,即崔刚,又作崔江、崔纲,是宋代四川人,或称清溪人。所谓“五猖”,所祀则为“不祥之气”与“五方恶气”,亦即属于“凶神”,民间专立“五猖庙”加以祭祀。民间所指五猖,从庙中所供神位来看,则为中央黄帝、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这无疑与天地五方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值得指出的是,“五猖”信仰与天地五方,以及民间“五通”“五圣”信仰,确乎又有所区别,不可一概而论。关于此,清末人许学诗《素壶便录》有如下详细考辨:

又徽宁凡祈福酬神,辄祀五猖。或谓五猖为五方正神,犹天之五纬,地之五行;或谓乃五通之类。然五纬、五行,未可言猖,惟五通近似,而要皆非也。按猖为猖獗,乃强也。五猖泛言五方强干之神,初无指实。考明《祀典·旗纛之祭》,其神有曰旗头大将,曰六纛大将,曰五方旗神,曰主宰战船正神,曰金鼓角铳炮之神,曰弓弩飞枪飞石之神,曰阵前阵后神祇五猖等众。则五猖乃军营所祀,其曰“等众”,初非五纬、五行之谓,而亦非五通,盖皆浑称,无所指名也。况五通五显,实亦正神,唐、宋尝列祀典,无与战阵之事。至若今俗所谓五通,乃吴下淫祀,军营安得聚之?大概徽宁人行商远贾者多,五猖之祀,以资捍御,亦犹军行冀无往不利耳。故亦有称五福者。又俗于神前割鸡沥血,曰剪生,此亦军营之礼。凡大征伐,天子祭军牙六纛,刺五雄鸡血于五酒碗,以酬焉。亦见明典礼。

此段记载颇有价值,大抵可释读出如下意思。一是“五猖”信仰,既非传统的天之“五纬”与地之“五行”,又有别于“五通”“五显”信仰。究其原因,自唐、宋以来,直至明代,“五通”“五显”均列于官方正祀。二是“五猖”信仰起源于商人外出行商,“以资捍御”,而其来源则是军营所祀。商人外出经营,类同于行走江湖。这种“五猖”信仰,与作为江湖秘密社会的天地会之间的文化渊源关系,显然值得作进一步的考释。三是“五猖”信仰中,有在神前“割鸡沥血”之举,这与江湖秘密会社之“刺血”拜盟之举,若合符节。最为值得玩味的是,许学诗所引祀典之例,多出自明代礼典,这又为天地会起源于明代说提供了足够的文化渊源旁证。

通观民间的“五”数神灵信仰,其中有以下两点显然与天地会存在文化渊源关系。一是“五”数与盗贼信仰之关系。如扬州有“五子庙”,所祀为五代时五位结义兄弟。这五人曾经为盗,“流劫江、淮间”。又民间所祀“五道将军”,同样属于“盗神”。按照明朝人田艺蘅的推测,所谓“五道”,其典出自《庄子·胠箧篇》“盗亦有道”之义。至于“五道”,则指圣、勇、义、智、仁。细言之,即“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二是“五”数与天地会茶碗阵之间的关系。在民间的“五圣”信仰中,每当遇到冠、婚之类的大礼时,通常会用“茶筵奉上”。这一“茶筵”,无疑与茶碗阵存在一定的关系。

(三)“三”数、“三官”与天地会之关系

天地会的传说叙事,与“三”数颇有渊源关系,诸如“三点会”“三合会”之类即是。就文化的符号系统而言,这无疑也是渊源有自。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讨论。

其一,“三”数与天地会之关系。有一个现象需要加以关注,即传统儒家立教,多喜采用“天叙”“天秩”之法,亦即按照自然法则立教。其结果则是立教之人,在“取义”上,或用“三”数,或用“五”数。就“三”数而言,有“三纲”“三德”;就“五”数而言,有“五常”“五礼”“五伦”。“五”数的文化意蕴已如上述,在此不赘。以“三”数而论,诸如“三纲”“三德”之类,其中之“三”,已被清代学者朱一新一语道破,实则效法“三光”之说。据《史记·天官书》,三光原指日、月、五星,仅限于天象。但在随后的传衍过程中,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重视。一是作为天象的“三光”,与地形开始相合,亦即天地并称。如汉代班固《白虎通·封公侯》云:“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二是三光之说开始渗入道教的文化符号系统,并进而与天地并列。如晋葛洪《抱朴子·仁明》云:“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载无穷者坤也。”三是三光之说渗入佛教的文化符号系统,进而形成“三光天子”之说,并被民间传为“三光菩萨”。三光原是佛家大罗金仙(佛)头上的金光、佛光、灵光,后又衍申为“三光天子”,分别为日天子、月天子、明星天子。按照三光的本义,三光理应均作菩萨之形,但据《学海余滴》卷4所载,造佛工匠所造三光之像,仅将明星天子塑为菩萨之形,日、月二天则取天、人之形。

若是以道教文化符号系统为例,其中的“三茅”之说,以及由此而来的“三茅观”,就文化符号的传承而言,与天地会显然存在诸多的符号联系。如在杭州吴山西南,有一座“三茅观”。三茅观有两点值得引起注意。一是观中所祀之仙,其原型是三兄弟。据载,这三兄弟之名,依次为盈、固、衷,是秦初咸阳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司礼监太监孙隆重修三茅观,并在观中建“三义阁”,足证在民间的知识系统中,将“三茅”断为结义的三兄弟。假若这一结义形式属实,那么“三茅”结义明显早于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而这种结义形式,恰恰符合秘密社会的结拜特点。二是所谓三茅,即兄弟三人,其后得道成仙,从汉代以后已经得到了民间广泛的崇祀。观中三茅之像,一立、一坐、一卧,其中的意义很难解读。但据明末清初人张岱的猜度,其意或许是指一种修炼功夫,即行立坐卧,均属修炼,教人不可“蹉过”。

其二,“三官”信仰与天地会之关系。传统中国民间,广泛信奉“三官”。就经典而言,传世的有《三官经》。据《三官经》所述,有一陆氏之子,娶龙女之后,生有三子,三子均有神通,后得道受封,分别成为天官、地官、水官。据明末清初史家谈迁所言,这部《三官经》属于“妄人”所撰,但也有一种传说,认为《三官经》是明英宗在南宫幽居“无聊时所作”。就庙而言,民间到处立有三官庙、三官祠。就习俗而言,民间又有上元、中元、下元三节,将此三节作为祝祷三官之日。正月十五为上元节,祝祷天官;七月十五为中元节,祝祷地官;十月初一为下元节,祝祷水官。在东南地区,每年的正月、七月、十月,民间均有斋素之俗,称为“三官素”。更有意思的是,在民间三官信仰的传衍中,其知识累积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将原本属于道教信仰系统的三官信仰,转而建构为佛教信仰系统中的“三官菩萨”;二是民间三官信仰的俗化,即民间认为三官菩萨有大量,人若持“三官素”,可以不忌荤腥之物,只要不吃“特杀之物”,即属斋素,故民间又有“假吃三官素”之谚。

关于“三官”的出处,宋濂《跋三官祠记》有云:

按汉熹平间,汉中有张修为太平道,张角、张鲁为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鲁为尤盛。盖自其祖陵、父衡造符书于蜀之鹤鸣山,制鬼卒、祭酒等号,分领部众。有疾者,令其自首,书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谓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实昉于此也。

宋濂的这则记载,同样可以从刘基的记述中得到印证,且足以证明在元末,三官信仰已经遍布江淮地区。如刘基所著《郁离子》中有一篇《神仙》,其中记载:“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为天、地、水三官按罪赐福之月,而致斋以邀祥焉。满三年计之,多不得祥而得祸。”云云。

在宋濂所载三官传说中,若是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加以观察,显然存在不合情理之处。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至高者是天,至厚者是地。水即使很大,也不过是天、地之间的一物而已,显然很难与天、地相抗衡。如明人陆容,曾就此提出以下质疑:“水为五行之一,生于天而附于地,非外天地而为物也。今以水与天地并列,已为不通之论。若其使民服罪之书,水官者沈之水,地官者埋之地,似矣。天官既云上之天,则置之云霄之上可也,却云著之山上。然则山非地乎?其诬惑蚩蚩之民甚矣。”这种质疑无疑出于儒家知识人的正统之论,尽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显然忽略了民间信仰具有一种混合众说的特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全与儒家文化精神相合。就此而论,关于天、地、水三者并称为“三官”,宋濂的追溯与阐释,“足破群疑”。

当然,三官信仰的文化符号价值,并非仅仅限于此,而是逐渐融入天地会起源的文化符号中。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三点观之。一是三官信仰中,将天、地、水视为“三官”,以天、地并称,固然与“天地会”之名相合,即使是天、地、水并称,也与“三合会”之名若合符节。如其中所云水官的起源,将符“沈之水”,无疑与天地会传说中将秘密文书藏入铁箱,沉之海底,而后称为《海底》(或称《海底金经》)有关,其中的文化符号的传承关系亦揭如昭然。此外,加入一个水官,其影响更是及于天地会符号中多三点之水的文化传统。二是据前述刘基的记载,在民间的三官信仰中,多“以斗指寅、申、亥为天、地、水三官按罪赐福之月”,其中斗星所指及其相关地支寅、申、亥,与天地会入会仪式中“拜斗钻刀”之间的关系,更是有待于进一步的解读。进而言之,儒家文化符号系统中的《三皇本纪》,所称天皇、地皇、人皇“各一万八千岁”,其中相传之数,显然本于邵雍演绎易理的《皇极经世书》,书中所云“一万八千岁而天开于子,又一万八千岁而地辟于丑,又一万八千岁而人生于寅”,其实就是“三皇之数”。这一记载中的子、丑、寅三地支,其与天地会传说文化符号同样不无关系。三是三官信仰的传说中,有“始皆生人,而兄弟同产”之说,即由龙女所生。即此一点,明人归有光就已敏锐地察觉到,其与“汉茅盈之类”存在相似之处。归氏所言“茅盈”,即指“三茅”信仰中的盈、固、衷三兄弟,尽管仍被归氏斥为“其说诡异,盖不可晓”,但其间的兄弟甚至结义兄弟关系,更是成为天地会传说中的文化符号渊源。

就天地会的历史渊源而言,天地会起源于明季的说法,最早是由王重民提出来的。他的根据是明末潘季驯《兵部奏疏》中有《擒获妖党》一疏。据此疏载,明万历十年(1582)二月十日,苏、松、常、镇兵备道揭帖称:督率兵快,诣龙华庵,将海住等拿获,又将甘露寺僧汪元洪等捕获解府。据汪元洪称,他有异姓兄弟十人,北方五人,名为黄思、黄仁、黄义、顾实、贞静,以仁、义、礼、智、信为号,名曰“北票”。汪元洪与雪峰、贞成、蔡元溪、元明等人,以金、木、水、火、土为号,名曰“南票”。相约于四月初一日,南票在南京报恩寺,北票在北京天宁寺,同时举兵。据此,王重民认为洪门之创立,即为了纪念汪元洪,入清后演变为纪念朱洪竹或朱洪英。汪元洪兄弟十人,编为南、北两票,均有五祖之资格。而异姓兄弟以票为号,尤与洪门组织相合,故洪门乃始于明季。仅用此疏记载以证明天地会始于明季,证据似嫌单薄。但此疏至少可以证明,在明末,异姓兄弟结拜极为盛行。同时,王重民的高明之处在于将异姓兄弟结拜以“票”为号与天地会组织中的“五房”联系在一起。

事实确是如此。在明代,至少有以下两点,与天地会的分房、票存在关系。一是民间家族以“五常”分房。从明人杨守陈的记载可知,福建福宁的周氏家族,就是将家族分为仁、义、礼、智、信五房。二是在明代,“票”作为一种组织单位,是十分流行的现象。如在陕西长安县,其编里组织与一般通行的里甲制有所不同。其中秦王所食更名地,编为忠、孝、廉、洁、仁、义、礼、智、信九牌,而屯卫所辖的屯卫地,则以“票”为单位,编成“十三票”。在明代,“牌”与“票”可以并称。尤堪注意者,“票”不仅是组织单位,同时又有以“五”数为票者,如袁黄在宝坻县任上时所设社仓,就以“五家为票,票有头”。这种以五数为票,与天地会分五房的做法,其间的传承关系值得进一步的探讨。综上可知,天地会并非至清乾隆中期被破获以后才得以出现,其间必然有一个起源以及变迁、发展的过程。

笔者重新提出的天地会起源于明代说,决非过去此说的简单翻版,而是在重新发掘并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天地会的起源,并提出两条直接证据。

首先,“天地会”的名称始见于万历初年。大致比潘季驯上奏早三年,即万历七年(1579),已经正式出现了“天地会”之名。史载:

(万历七年正月)诛妖犯王铎等,散其党。铎系武成中卫舍余,幼为僧,后还俗,师事妖人林福。左臂疤痕,似半边月形;脊背多白点,如星;肋下有白点,形如北斗;腿上有三黑子。自称天地三阳会。又盖三阳殿,造混元主佛三尊,傍列伪封蔡镇等三十六天将,捏造妖书、违法器物,煽惑男妇六千余人,以度劫为名。事觉,伏诛。

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史料。细究之,万历七年的“天地三阳会”,与万历十年汪元洪“妖党”案,时间极为接近,两者之间必然会有某种联系。据笔者所知,迄今只有研究明清秘密宗教结社的喻松青,在《明清白莲教研究》一书中提到过“天地三阳会”。所惜者,喻氏没有详引“天地三阳会”的内容,并将其与天地会这类秘密社会加以结合研究。

从上引史料来看,“天地三阳会”与“天地会”显然存在渊源关系。究其理由,大抵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

其一,留下的天地会文件《西鲁序》或《西鲁叙事》,均认为天地会的创始人为僧人万云龙,即所谓“万大哥”,而天地三阳会的创始人王铎,“幼为僧,后还俗”,亦曾有出家为僧的经历。

其二,据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所藏第三张“洪门总图”,可知天地会中设有佛祖殿,下列五房,长房为蔡德忠。而上引史料中的天地三阳会,亦设三阳殿,三阳殿者,即为佛祖殿,“傍列伪封蔡镇等三十六天将”。虽然三阳殿中旁列36人,以合“三十六天罡”之数,但长者为蔡镇,亦姓蔡。同时,“三十六天将”之说,在天地会所传文书中亦能得到印证。如守先阁本天地会文件《西鲁序》,亦说及天地会创设时,招集天下英雄,共108人,为“学三十六名天罡,七十二名地罡”。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恰好证明天地会文件《西鲁序》虽为传说,却并非完全虚构,而是有史迹可寻。

其三,据上引史料载,王铎在创立天地三阳会之前,曾师事“妖人林福”。那么,这个林福在后世传说的天地会文书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据嘉庆十六年(1811)官府缴获的广西东兰州天地会成员姚大羔所藏《会簿》,五房之长房为吴天成,二房洪太岁,三房李色地,四房桃必达,五房林永招。可见,五房林永招亦姓林。又据《西鲁序》,天地会始创时期的五虎将,分别为吴、方、张、杨、林,最后者亦姓林。无论是后五房的林永招(亦作昭),还是五虎将中的林姓人物,大概均与林福有一定关系。

其四,众所周知,天地会又称洪门,后又陆续改称“三点会”“三合会”。据陶成章《教会源流考》,三点会者,为取“洪”字旁三点之义。后“或嫌其偏而不全,非吉祥之瑞,乃又取共之义而连称之,又改号曰三合”。“三”字之说,并非全取“洪”字旁三点之义。在古时,即称三为阳数。如《春秋元命苞》言:“阳数起于一,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乌。”又如《易》乾坤诸卦,其数皆必为三。故《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篇》曰:“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而在明代的天地三阳会中,“三”字之说甚确。天地三阳会之取名,大有比附的含意,即因为王铎“左臂疤痕,似半边月形;脊背多白点,如星;肋下有白点,形如北斗;腿上有三黑子”,故称“天地三阳会”。后世天地会《会簿》中有八拜之说,其中前四拜为“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三拜日为兄,四拜月为嫂”。“天地”之称,在天地三阳会中已经出现。拜日为兄,当起源于阳从日。而拜月为嫂,盖起于王铎“左臂疤痕,似半边月形”。另在天地会的文书图像中,有一“木杨城”,又写成“穆杨城”。《尚书·洪范》曰:“三曰木。”可见,木生于数三,成于数八。此木杨城中的“杨”当为“阳”之讹,木又为三数,显然,“木杨城”者,即“三阳城”之隐称。而在明代天地三阳会中,有“三阳殿”,盖“木杨城”图像源出于“三阳殿”。又天地会入会仪式中有“拜斗钻刀”这一项。所用木斗内藏满米粮,除旗帜之外,还有不可少的几种物件,即灯、剑、镜、戥(即秤)、尺、剪、算盘等。这种“斗灯”,为道教建醮中最重要的物件之一,斗内物件,一如上述。可见,天地会与道教的关系匪浅。而中国的民间宗教多为杂糅佛、道而成。如明初民间秘密宗教多行“拜斗”之仪,为明太祖朱元璋所禁止。在民间秘密宗教死灰复燃以后,拜斗之仪也随之恢复。故天地三阳会中,又有王铎身上,白点形如北斗之比附,显然亦由道教拜斗之说转化而来,从而与天地会保持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即使固如其说,即三点、三合之名得自洪字旁三点,却也能从明代的秘密宗教结社中找到其渊源的证据。如天地三阳会,从系统上讲,当为弘阳教的起源。弘阳者,最初当作“洪阳”,如成化年间收缴销毁的各类妖书中,就有《金锁洪阳大策》。可见,洪门的意思,大概起自“洪阳”之说,而非纪念朱洪武之意,弘阳教又称弘阳门的例子,亦可为证。

其五,据有些研究者确认,天地三阳会当为其后弘阳教的原型。三阳者,即为弘阳教的三阳说,亦即红阳、白阳、清阳。据喻松青考证,弘阳教的创始人为韩太湖,即飘高祖,又号弘阳子。他生于隆庆四年(1570),直隶广平府曲周县人。他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十五日在太虎山中悟道,立教开宗。故《悟道经》在目录后所开八句真言中说:“太虎山开荒展教,北京城天下流通。”

这位弘阳教的创始人韩太湖,大概就是天地会传说《西鲁序》中前五房之一方大洪的原型。贵县修志局本天地会文件,曾提到“只剩五人,走至龙虎山,五虎大将会成张敬绍、杨文左、林大洪带了数百罗汉兵下山挡着清兵”。守先阁本天地会文件《西鲁序》亦说:“五人又被清兵追赶,黑夜追至白云连天,始脱罗网。兄弟又走,走到龙虎山,有吴左天、方惠成、张敬招、杨文左、林大纲,一走走到岳庙修行。”而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引《西鲁叙事》,则说五人“走至广东惠州府石城县高溪庙中居住”。所有这些记载,都为韩太湖创设弘阳教历程的变型。首先,韩太湖与方大洪谐音。其次,韩太湖在太虎山得道创教,而天地会文献则将其改为龙虎山。再次,《西鲁序》称五祖在广东惠州府石城县高溪庙结盟创设天地会。这个高溪庙决非实有其地,而是一个托称,却与韩太湖极有关系。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所收四张腰凭,其中三张均有“飘”字。萧一山在按语中认为“飘”字不可解。其实,“飘”字可作下面三种解释:其一,“飘”即“票”。从其写于腰凭之上观之,当与“牌”或“票”同义,均为一种凭信。前引汪元洪妖党案中的“南票”与“北票”之说,显亦与此有关。其二,“飘”字与韩太湖有一定关系。韩太湖号称“飘高祖”,又称“飘高老祖”。如果将飘字与高溪庙结合起来看,那么可知飘、高溪庙均从“飘高祖”一称分解、变化而来,其中“溪”字当从“湖”字变化而来。天地会文献中《二房祖诗》云:“二房插草方大洪,红旗飘飘镇广东。高溪起义扶明主,夺转明朝立大功。”其诗中藏有飘、高二字。另外,据喻松青考证,无极老祖有五子,而飘高祖又为无极老祖第五子。由此可见,天地会中关于五祖的传说,或许就是从弘阳教系统的无极老祖有五子变化而来。弘阳教中无极老祖二子释迦立乾坤之说,亦为天地会所承袭,如天地会文献图系中就有“乾坤圈”。其三,据明代史料记载可知,“飘”的最初含义,应当起自牝马的一种不洁行为,即“牝马每岁通淫而不孕,谓之飘沙”。牝马的“飘沙”之举,其后流变为江湖秘密社会的“放飘”行为。如订于清末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合江李氏族禁》,其中一条禁例云:“哥老、添弟等名,及江湖放飘、结盟、拈香,皆匪徒所为,显干法纪。”此即典型的例证。

当王铎创设天地三阳会时,曾立三阳殿,殿中供奉混元主佛三尊。这三尊主佛即弘阳教中的混元老祖、无生老母、真空古佛,他们均安天立地,职掌天宫,率领诸祖。所以,早在成化年间搜缴的“妖书”中,就有很多涉及天、地之称的“妖书”。如《番天揭地搜神记经》《安天定地绣营关》《通天彻地照仙炉经》《六甲明天了地金神飞通黑玩书》等。据此可知,早在成化年间,民间秘密社会的秘书中,就有很多关于天、地的说法。另外,弘阳又称洪阳、红阳,如弘阳教有《混元弘阳苦功悟道经》《红阳宝忏中华序》,这大概就是天地会又称洪门、红帮的根由。

其次,天地会、洪门中的秘密文书,即《海底》,至迟在明成化年间即已出现。清代帮会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在清军入台前,郑克塽将全部有关天地会的文件,包括《金台山实录》、天地会成员花名册及“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装入铁箱,于清军进驻台湾前沉入海底,然后拔剑自刎。此铁箱沉入海底后,被海水冲至福建,后由渔民陈寿亭捞得,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郭永泰购得,帮中人将这些文件编纂成书,这就是《海底》。揆之史实,此说确属子虚乌有。但天地会的文件称为《海底》,却颇值玩味。据载,在清末从属天地会系统的哥老会的隐语中,称会内秘密文书为“金不换”“海底”。这些称呼,却正好在明代成化年间收缴的秘密文书即“妖书”中见到。据载,成化十年(1474),山东道曾收缴到不少“妖书”,其中有一部名《海底金经》。显见,《海底金经》就是清代天地会秘书“金不换”“海底”之称的历史原型。而且“海底”一称,作为江湖隐语,在明代民间一直被引用,如“海底眼”。早在成化年间,明代民间就已盛传《海底眼》一书,属于江湖人士卜者的占卦之书,其中有句云:“兄弟雷同难上榜。”此书甚至出现在明代建阳县的县学藏书中,说明那些秀才也可以轻易看到《海底眼》一书。此外,如小说《西游记》第34回:“小妖见说着海底眼,更不疑惑,把行者果认做一家人。”冯梦龙《醒世恒言·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王观察见他说着海底眼,便道:‘这厮老实,放了他好好与他讲。’”凌濛初《拍案惊奇》卷14,说到光棍“札火囤”被一泼皮识破,也提到“海底眼”一词,显然其意当为底细、秘密。当然,由于明朝廷的销毁以及历史的沉湮,现在已无法见及明代成化年间即已存在的《海底金经》,但此秘书必然会在民间秘密流传,以至在清代天地会中再次出现。

综合上述两条直接证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天地会起源于明代的秘密宗教结社。简言之,天地会即洪门(红帮)当起源于明代的弘(洪、红)阳教,清门(青帮)当起源于明代的罗教。在秘密社会与秘密宗教结社之间,并非如陶成章所说,“盖教盛于北而不盛于南,会盛于南而不盛于北,此实由南北人思想不同而然,非可强合也。因思想之不同,而教会之结果,乃各异其趋”。恰恰相反,教与会之间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然就其源流而言,会当源出于教。至于这种关系,陶成章也承认,教与会也有联合之趋势,即白莲、洪门,“皆奉五祖”。揆之清代天地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可知天地会与弘阳教、罗教两派密不可分。

清嘉庆年间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在当时震撼一时。所谓天理教,仍当属三阳会、弘阳教系统。清代天理教与天地会之间的关系殊可注意。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清史研究所编辑的《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其中收有《军机处录副奏折》一则,大概为林清、李文成天理教起义后查获的一件“伪札”报告。首先,此札内言:“同奏大义,结异姓以为骨肉;共矢精忠,扶明主而定乾坤。”可见,天理教也有异姓结拜之习。其次,札内说及举事之日,“仍以川大车日为总旗,洪、泊、淇、江、汰为五营”,而临阵之际,“仍以开口本、出三手为暗号”。这与天地会的分房、暗号如出一辙。再者,天理教起义时的年号采用“顺天”,也与天地会“顺天行道”的口号相同。又如清末的青莲教,属于龙华会系统。道光时湖南青莲教的首领周位抡被捕时,他所持的杏黄旗上有“敕令万云龙”字样,而当时湖南的天地会,“皆以四川峨眉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由此可见,龙华会系统的青莲教与天地会的关系也极密切。还有乾隆年间,八卦教(属三阳教系统)与天地会也发生过关系。据载,八卦教的一位首领刘照魁离开新疆的时候,广东饶平府天地会案内的遣犯詹清真和一个叫李桃的,都托他带家信到广东去。在李桃的家信中,有以下的话:给万扶明李桃洪顺天服明合同。另尚有一图,即“服明合同”,为天地会的凭记,图中有“洪”字,并有三点。这是八卦教与天地会发生关系的一条证据。另从八卦教理条中“天地人,凑三才”“十字合同”“无影山前”“青阳气”来看,显然也与天地会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

再来看青帮即清门与罗教的关系。据载,青帮成立于清初。自其成立之初,青帮就对漕运水手加以紧密的控制,并操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据清朝官方文书的记载,清代有漕七省的水手,“多崇尚罗门邪教,而浙江、湖北、江西三省,其党更炽。奉其教者,必饮生鸡血酒,入名册籍,并蓄有兵器。按期念经,则头戴白巾,身着花衣”。从漕运水手“饮生鸡血酒”来看,他们也有拜盟的习惯。这些水手帮派内也时常发生斗殴或抢劫事件。康熙五十七年(1718),浙江漕帮水手与湖广帮在武清县相遇,“争斗杀伤多人”。康熙六十一年,严州、庐州等帮在山东一带,“行劫盐店”。又据《实录》载,江、浙等省的粮船水手,“向有老官之名,设教拜师等事。其设教本为敛钱树党,与实在习教匪徒不同”。《实录》说这些漕运水手,“与实在习教匪徒不同”,说明他们虽崇奉罗教,但与秘密宗教结社有所区别,仍为秘密社会。但这种区别并不明显。因为这些水手多信仰罗教,而且据清门《通槽》记载,青帮所谓前三祖,即金纯、罗伦、陆单,其中罗伦即罗清,为罗教创始人。这种青帮与罗教的合流,不仅仅说明罗教为青帮所吸收和利用,而且足以说明罗教与青帮之间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

除上述两条直接证据外,天地会起源于明代说尚有很多间接证据,胪述如下。

第一,从属于天地会系统的“一钱会”,在明季即已出现。据载,雍正八年(1730),福建厦门李彩等人结拜为“一钱会”,每人各出银一两,打造军器。相约以后遇事时皆要出银一两,互相帮助,故取名“一钱会”。其实,福建的一钱会,于明末天启三年(1623)在泉州即已出现。《实录》载:“吏科给事中阮大铖言,泉州有一钱会,盖人醵钱一文以聚众也。风闻辅臣史继偕子史八舍阴为主盟,泉之士绅言之发指。乞谕抚按官,凡邪会异教预行禁止。其已经发觉者,务根究正罪如律,不得徇情庇护,贻害一方。”可见,福建的一钱会在明季已经存在。按史料所言,当地士绅对一钱会“言之发指”,以及此会已被归入“邪会异教”,可见一钱会绝不仅仅是民间的互助性经济合会,应当属于秘密结社。至于说一钱会为大学士史继偕之子史八舍“阴为主盟”,不过为“风闻”,是否属实,当有待新的史料加以证实。

第二,构成清代秘密社会主要成员之乞丐、游民的“会茶”,在明代亦久已存在,而这种会茶习俗,大概就是天地会内流行的茶碗阵的出典。据明朝人谢肇淛言,明代北京多乞丐,单是五城坊司所辖的乞丐,其数就不下万人。这些乞丐,“大抵游手赌博之辈,不事生产,得一钱即踞地共掷,钱尽,继以襦裤,不数掷,倮呼道侧矣”。北京的乞丐在当时被称作“叫化子”,均为一些“游手好闲、不务生理、强横少壮之徒”。平常一手提着酒瓶,沿街索讨酒食财物。如果遇到盗贼,就“随同打劫”。可见,明代乞丐有时也与“盗贼”混在一起,同样属于走江湖一类人物。更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北京的瞎子乞丐还结成自己的“茶会”,“会辄数十人”。这大概已经开了清代乞丐结会的先河。如清嘉庆十年(1805),王瞎子在江西临川县就与担子会中萧烂脚等人结拜为弟兄,创立“边钱会”。结拜之时,乞丐出米一升,窃贼出鸡及钱一二百文,同买酒肉。

此外,明代北京的无赖把棍也有会茶的习俗。把棍的出现,大概是在明末泰昌、天启、崇祯年间。“把”是把棍的组织团体,其意盖源于拜把子与结盟。恶棍聚在一起,结成团体,就称“把”。明代把棍常假借“会茶”的名头,积聚银钱,或千,或数百,如果把棍的恶事被人告发,就用这些钱打点官司。把棍有各自的群,各把之间由于利害冲突,也时常发生群殴。那些被殴的把棍,也不甘心,于是“结把以求胜,以把胜把,而把遂不可胜穷”。可见,把棍以“把”作为区分不同派别的组织团体,以会茶作为同伙把棍的经济互助纽带。这种“把”已与后世秘密社会异姓结拜一类的拜把子,以及清代四川哥老会中的“舵把子”等如出一辙。明代无赖游民这种会茶、拜把子结盟的形式,在清代的秘密社会中仍有遗存。如清代福建的无业游民,聚众合群,号称“会茶”。“一入其会,无论富民高枕无忧,即医卜星算莫敢侮予。为鼠窃,为花会,为强凌弱,众暴寡,旁观敢怒不敢言。有师傅焉,设立规条,毋强抢,毋劫杀,犯者加酷刑。”可见,清代无业游民的会茶,也以互助为其基本特色。这些茶会中,有很多“罗汉脚”,而罗汉脚后又大多加入了“王爷小刀会”;而有些则干脆加入天地会,即“以天地会人众势强,利于纠抢,无不听从入会”。

第三,据严烟供词,“天地会起于川省,年已久远,后来十三人潜赴各处起会”。当清廷得知这一消息后,就责成地方官员追查此事。于是,四川总督李世杰上奏,认为在川八年,时加访问,“并未闻有天地会名目”;又云自乾隆四十八年(1783)调任总督以来,密加稽查,“并无天地会之名”。李世杰的上奏并不足信,因为天地会大多秘密行动,在被破获之前,官府当然不可能知道天地会的存在。更何况地方官员为逃避责任,即使风闻此事,也不敢轻易上奏。其实,即使天地会之名当时未见记载,但秘密社会的活动却在四川早已存在,这就是名闻川省的“啯噜子”。啯噜子之名最早出现于清雍正年间,活动于川、陕、黔、鄂四省边界一带,其成员基本上为一些无业游民,即“亡籍之徒”,平时靠打劫为生。自乾隆八年(1743)以后,四川啯噜子的活动日趋频繁。史载:“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

啯噜是四川的土语。清人李调元《童山诗集》有一首《啯噜曲》,其序云:“啯噜本意国鲁,骂人呼赌钱者通曰啯噜,皆作本声,如曰群奴。”啯噜会也叫啯噜党,而清统治者则统称其为“啯匪”。

有人认为,“啯噜”就是“哥老”,而“啯噜会”则是“哥老会”。如清人左宗棠就称:“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之别名也。”左氏此说,显然是有事实根据的。所有清代绿林团体的名色,均可以从明代找到其源头。哥老会又称“袍哥”,而袍哥则又有袍儿哥、光棍、海皮、袍皮闹等社会上流行的种种称呼。称袍哥为“光棍”,其称就源于明朝,这一方面是借用了当时北京的官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袍哥中的大部分人就是无赖游民。称袍哥为“袍儿哥”,这一称呼又起于明代。在明代,四川就有“保儿”一称。如明人康海在一封与人的书信中称,“山东响马”与“四川保儿”,在当时均很闻名。“响马”就是绿林土匪。既然保儿与响马并称,想必明代的保儿大抵也是一些与响马相似的绿林人物。保、袍音近,袍儿大概就是从保儿转化而来。另,保儿一词,又指妓院龟头。而啯噜一词,据清人李调元的解释,亦属骂人的“群奴”意。龟头、群奴均为贱流,迄今川人骂人语中尚有“龟儿”与“龟儿子”之说。可见,明代四川的保儿与清代啯噜子、袍哥一脉相承。同时,除保儿以外,明代四川还有“官强盗”“小弟兄”这一类绿林土匪。据载,嘉靖七、八年(1528-1529)以后,由于旱荒,川民家无余蓄,于是,“徒配有‘官强盗’之名,河道有‘小弟兄’之号”。“官强盗”“小弟兄”云云,均是绿林土匪的名号,也当属秘密社会组织。尤其是“小弟兄”横行于河道,更可说明他们的组织也有结盟拜把形式的存在,因而与清代四川的哥老会(又称哥弟会)相近。此外,清代四川啯噜子中有一部分又称“棒客”,而在明代,同样有“棒党”“棒棍”的存在。如明末人吴甡曾言,河南永城县,“居本省偏南,与南直隶之萧、砀,山东之曹、濮,北直隶之开州、大名错土接壤。莲妖(指白莲教——引者)棒党,实繁有徒”。如当时永城县之何喜龙、胡宗文等人,都是“不逞棒棍”。棒党与白莲教并称,可见棒党也为秘密社会组织,而清代四川啯噜子中的棒客,又当源于明代的棒党、棒棍。如此种种,均可说明明代秘密结社与清代天地会、哥老会之间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由于这方面史料的缺乏,其间的脉络目前尚无法加以系统地梳理。

第四,“社”为盗贼之称,而在清代的官方文书中,则一概将包括天地会在内的秘密社会斥骂为“会匪”。在明代(尤其是明末),就广泛存在“社贼”以及奴仆结会闹事的史实。如广东新宁县,明末“社贼”已成当地一件大事。史载:

先是滨海诸县,田里多旷,无业游民愿投富户为佃仆,借其资本以垦辟。承平日久,富室间不以礼待下。乘岁饥世乱,互相煽惑,乡族中贫而无赖者亦或与焉。立社村外,歃盟与富室敌,甚者杀其主,合门遭祸。次则抄掠财谷,禁止粜籴。士庶安分者逃匿避难,莫能恤救。

关于明季佃仆结会起事,谢国桢已有专文加以讨论。据此文可知,当时湖广麻城有以周文江、汤志为首的“里仁会”,他们“纠率同党,歃牲为盟”;在江苏金坛县,有潘茂等组织的“削鼻班”,他们“纠盟五人,号五虎,歃血定刎颈交,约同志为乱”;在溧阳,则称“拼党”“创殿”;在松江,则有顾慎卿组织的“乌龙会”;在上海川沙,则有顾六率仆向主人索契,名曰“报冤”。

所有上述佃仆、奴仆的结社结会活动,都与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的活动有关,而大西军中,也颇多江湖人物,如卖解、跳猱(猴)、鬻锡、灼蔡(算卦者)均成为大西军的间谍。从这些佃仆结社中有“歃盟”“歃牲为盟”“歃血定刎颈交”等仪式来看,显然亦属异姓结拜活动。在明季,官方或士大夫将这些结社者一概骂为“社贼”。清兵下江南后,“社贼”组织趋于星散沉寂,然而从“社贼”到“会匪”,其间的渊源倒颇值得研究。

第五,天地会作为异姓结拜兄弟的组织,主要受到《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故事的影响,而《水浒传》小说宣扬的忠义思想,即梁山泊众好汉提出的“替天行道”的口号,也为天地会所承袭,演化成“顺天行道”。另外,作为天地会支派的哥老会,其开山仪式中之“镇江东梁山之出山柬”有如下言:

古帝王乌牛白马,告天地而起义桃园,破黄巾贼而鼎足三分。继起者,或据瓦岗而立寨,或镇梁山以称雄,贤豪崛起,不一而足。

可见,天地会以刘关张结义及瓦岗寨、梁山泊众英雄好汉为楷模。隋末的瓦岗寨之事,见于明末袁于令小说《隋史遗文》。

需要指出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史遗文》等小说均出现于明代。同时,小说坊间刻本的大量流行,在明代民众中已形成极大的影响。如三国戏虽然被《远山堂曲品》贬斥为“鄙俚”,但在民间的影响力实在不可小觑。在明代的散出选本中,三国戏的入选率极高,即可证明三国戏在明代极受欢迎。其他如王稚登《吴社编》记民间迎神赛会时常演出的社戏,有“虎牢关”“单刀会”“三顾茅庐”等剧目;李玉《永团圆》传奇第4出《会爨》中记录民间庙会时,演出的剧目有“战温侯虎牢”及“独行千里羡云长义高”;小说《鼓掌绝尘》第33回所载庙会演剧的记录中,也有“关公挑起绛红袍”“使猛力的张翼德轮棒轮刀”等。如此等等,无不证明三国戏在明代的民间是经常演出的剧目,而独行千里之类的关戏正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支。

关羽之祭祀及封号,在明代也极其隆重。明初,祀关公为“汉前将军”。至万历末,明神宗敕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振天尊关圣帝君”。“关圣帝君”的封号,也为天地会成员内部的关公崇拜所采纳。如天地会成员刘梅占所存红布花帖抄件即称:“自古忠义兼全,未有过于关圣帝君者也。”而在明代,关帝之祀,又遍布穷乡僻壤,影响极大,即史料所谓“穷乡妇孺,小有灾患,又惟帝是呼是吁”。

与此同时,《三国》《水浒》等书,在明代即已对秘密社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如张献忠起事后,“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咸效之”。张献忠进军四川以后,除修建梓潼神庙外,又建壮缪侯祠,“皆极巨丽”。尤其是《水浒》一书,更被后世人仿袭,以至于“艳草窃为义民,称盗贼为英杰”。但其中忠义思想对明末的农民起义也有影响,所以清人顾苓说:“《水浒》之作,以为士诚讽谏也。士诚不察。而三百年后,高杰、李定国之徒,闻风兴起,始于盗贼,归于忠义,未必非贯中之教也。”撇开《水浒》为“讽谏”之作不谈,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水浒》一书对明代秘密社会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综上所述,在追溯天地会的起源中,必须关注天地会传说叙事中的文化符号渊源。稍加归纳,天地会的文化符号渊源,大致有三。一是在天地会创辟传说中,有一位“万大哥”,其文化原型显然是唐代的“万回哥哥”。至于所用的“万”字,不是姓,而是属于隐语系统的数字符号,这又影响后世天地会形成过程中的一种传统,即“以万为记”或“以万为姓”。二是在天地会创辟传说中,存在“五祖”之说,且有以五分房的传统。这同样源出传统中国的“五”数文化符号。三是在天地会的传衍过程中,逐渐分化出“三点会”“三合会”,这显然与传统中国“三”数文化符号,尤其是“三茅”“三官”信仰存在文化传承关系。概言之,天地会传说的文化符号相当复杂,既有来自儒家易理中的数字符号,又有来自道教、佛教的文化符号。自宋代邵雍《皇极经世书》一出,儒家的数字符号开始掺杂了道教的文化因子,更使秘密社会在叙事中找到了文化共鸣。当然,相较而言,天地会的文化符号传统,更多地来自道教与佛教文化,甚至是儒佛道三教合流的产物。

尽管“万”“五”“三”之类的数字文化符号体系,早在汉唐以来即已出现,但其定型及其广泛流行,则无疑是在明代。不只如此,将天地会的起源定为明代,尤其是源出明代万历年间的民间秘密宗教结社“天地三阳会”,究其原因,还是民间秘密宗教结社大多融合了儒佛道三教,而明代尤其是晚明正好是三教合流的全盛时期。

通观明代秘密社会的基本状况,可知天地会产生于明代是因为此时已具备了比较实在的社会土壤。明代僧道的无赖化以及卫所军兵的无赖化,甚至大量加入秘密社会,是天地会产生于明代的重要信息。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是根据天地会西鲁传说,其创始人为少林寺僧人。揆之史实,明代僧道人物已大量参与秘密宗教结社,只要根据《明实录》考察一下明代历次秘密宗教结社活动,此说就可以得到证实。故史称:“近者荆蜀叛逆,皆此辈(指僧人——引者)为之。”又说:“昔者倡妖言之赵才兴,固僧人也。近者造妖书之净庆,亦僧人也。”因此,明人王士性就河南僧俗界限的混淆,以及僧人与秘密宗教结社的关系曾作如下揭示:

中州僧从来不纳度牒,今日削发则为僧,明日长发则为民,任自为之。故白莲教一兴,往往千百为群随入其中,官府无所查核,为盗者亦每削发变形入比邱中,事息则回。无论僧行,即不饮酒食肉者百无一人。

王氏所言中州僧人,当然包括少林僧人。在西鲁传说中,有关于少林僧人征西的说法。在明代的史籍中也能找到其根据。明李绍文《云间杂识》有一则《三十六僧抗倭》,叙明嘉靖年间,倭寇肆虐上海一带,当时江浙地区有一些武僧,主动抗击倭寇。其中36人最为枭捷。蔡可泉提督平寇之事,招募僧兵数百人,为首者号月空和尚,次自然和尚。关于少林武僧月空抗击倭寇之事,顾炎武《日知录》中亦有记载,其中云:“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淞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队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皆战死。”两相对照,所不同者,并非征西,亦非征“罗刹”,而是征东,抗倭寇。

二是在探讨天地会起源的诸家说法中,其中有一家认为福建藤牌兵创设天地会。此说虽不足信,但提出的地方募兵与天地会之间的关系,却颇值玩味。在清季,哥老会中有大量流入的散兵游勇,即可证明募兵与秘密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明代,倭寇肆虐之时,抗倭军队中除少林僧兵以外,最善战者也莫过于打手、杀手、枪手与力士。打手、杀手主要分布于江西、两广,力士主要遍布于江西以及浙江金华之东阳、义乌,而抗倭的主战场大致则在南直隶、浙江、福建。这些地区是清代天地会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可见,西鲁传说中的少林兵征西,以及《广阳杂记》中藤牌兵征罗刹,或许就源于明代少林僧兵、打手、杀手流入抗倭军队中之征东史迹。

天地会产生于明代的时间,最早可上溯到成化年间(1465-1487),下限不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弘阳教的创立,而其最明显的创设标志则是万历七年(1579)王铎创设天地三阳会。这一结论的依据,就是天地会起源于弘阳教。

由于目前资料的缺乏,更由于天地会传播的秘密性,自万历以后直至清乾隆中期以前,天地会的活动情况尚无法完全厘定清楚。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明末清初天地会存在的可能性。其中的原因,笔者同意陈旭麓在《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一文中所言,即“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档案大都散佚”,“档案可以证明已载的事情,但不能排斥已经出现而未载的内容”。其实,天地会这种秘密结社必然有其起源及其兴衰过程。就拿别系统的秘密社会情况来说,有些研究者认为,“康熙年间秘密结社尚处于初期阶段,不仅规模小,而且尚未立有会名”。但随着史料发掘的展开以及研究的深入,这种判断已失去其正确性。仅就笔者所知,顺治年间,在福建省会福州,就有一批不逞之徒,结成“五头社”,“纵横乡曲,良民受其害,有司不敢谁何”。康熙元年(1662),在福建建宁一带,有十几个“喇棍”,拥戴李祥为首,结成“天罡党”。如此等等,均可说明,随着研究的深入,天地会传说阶段的历史,终究会被破译。

[1]焦竑:《澹园续集》卷1《清阁遗稿序》,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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