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塾师”,又称“馆师”“蒙师”,别称“门馆先生”,民间俗称“猢狲王”、“青毡生”(或称“青毡客”)、“青袍先生”。塾师是明清两代基层私立学校的教师,属于“无位无官”之人。他们既不同于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此类官方学校的教官(或称学官),又与书院讲学的“讲师”或士子文社、文会中的“都讲”有别。换言之,塾师所负责的教育对象是学业未成的“蒙童”,其任职的学校是“乡学”(或称“闾学”“家塾”“家馆”)、“义学”(或称“义塾”)一类的私学,而身份则是纯粹的职业教师;教官负责的是学业已成的地方官学的“生员”(俗称“秀才”)与中央官学的“监生”与“贡生”,其身份亦官亦师,介于官、师之间;而讲师、都讲负责的教育对象则更为普及,既有农、工、商、贾一类的庶民百姓,亦有学业有成的读书士子,尽管属于私学教师,却又与塾师稍有差异。
明清两代,塾师的足迹已遍及城乡各个角落。清人周石藩云:“大凡乡鄙都邑,皆有塾师。”所言就是最好的注脚。古人有言:财主落败便教书。可见,塾师之业,历来被视为财主家业衰败后之恒业,其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无非一个“穷”字。此外,清代有一句俗谚,叫“穷不读书,富不教书”。其意分前后两层。就前者而言,贫寒人家既无财力供养子弟读书,而且子弟一旦读书,家庭还会失去一个劳动力,影响生计。就后者来说,也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富者生计不用发愁,不必低声下气去教书;另一方面,书中所载,诸如开蒙之《大学》,所训“悖入悖出”“以身发财,务财用者必自小人”,若高声朗读,毕竟于富者脸面有碍。
吊诡的是,尽管明清民间有“穷不读书”之说,但揆诸当时的情状,却往往是“读书之家,率多寒士,必以教读为事”。究其原因,对于贫寒人家来说,唯有供子弟读书一途,才能改换自己的门庭。而现实却是无比残酷。在数目庞大的读书人群体中,只有少数幸运儿得以借助读书而改变现状,而其中绝大多数的贫寒读书人,为生计所迫,只好“以教读为事”,靠处馆维持基本的家庭生活开支。
处馆教学,应该说是明清读书人无奈的选择。《长恨歌》云:“百工技艺不屑为,万卷诗书勤苦读。读书望登天子堂,岂知读书成劳碌。”所谓“劳碌”,所指即读书无成,只好流落江湖,做一个教书先生。
(一)塾师之种类
塾师从事地方子弟的启蒙教育,借此谋生,在明清两代又称“处馆”。就塾师所处之馆、塾而言,根据讲授内容或受教育者的年龄差异,可以分为蒙馆与经馆两种。如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记载:“世之读书而贫者,为人教子弟,资其直以给衣食,约有二种。一曰经学,则治科举之业者也;一曰训蒙,则教蒙童记诵者也。”蒙馆即训蒙,专教蒙童记诵。经馆则治经学,专教学生治科举之业。前者之师称童蒙师,或称训蒙师,简称蒙师。后者称举业师。因治科举业者多专治一经,故又称此类馆师为经师。
若按教学场所的不同,则又可分为下面两类。一是塾师自己设帐授徒,打出幌子,教授生徒。此类馆塾,有些设于塾师家中,或因塾师自家居宅狭窄,则租赁房屋,设馆授徒,称为“学馆”。至迟从明代以后,乡馆已有商业化的趋势。如明代小说言,当时有一位乡学先生,写了一张红纸,贴于门首道:“某日开学,经、蒙俱授。”二是上门授徒,亦即至人家家馆授徒。而后一类家馆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富人或商人之家,在家中设馆,聘请塾师在馆中教育自己子弟。所别者在于一般富人人家是让塾师教授子弟“书法”或“读书”,而商人家庭则让自己的子弟学习“算法”。二是那些无力在家中设馆聘请塾师的贫穷人家,就合力在寺院中设馆,命其子弟每日从家中赴寺院走读学习。
(二)塾师之来源、出身
就地域而言,明清塾师的来源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在文风较盛之地,教学资源丰富,塾师众多,本地塾师尽可满足本地馆塾之需,无须至外地聘请;二是在一些教育欠发达地区,若当地无可充任塾师之人,则需要至其他地方聘请塾师,以教育子弟。
现在一说训蒙处馆,就联想到三家村的一些老学究。学究式的训蒙师,在明清两代无疑属于大宗,然若细究塾师的身份,大抵更为复杂。换言之,无论是中过进士、举人者,抑或国子监生、生员、童生,甚至那些贫穷的官员,均不乏借舌耕糊口之人。
第一,在明清两代,无论文官,还是武官,因为家里生计贫乏而教授生徒者,不乏其例。如明代江西副使李远庵,罢职以后,亦“教授生徒于高淳、溧阳之间”。又明代武举千户杨伯秩,家甚贫,在卞忠烈庙对廊开设蒙馆。此外,清人陈灿勋,曾中嘉庆九年(1804)举人,出任国子监学正。然因家贫,且淡于进取,只好“授经自给”,“从学者众,多所成就”。
第二,状元、举人处馆,在明清两代也相当常见。举例来说,在明代相当闻名的钱福,曾经中过状元,也曾处过馆。至于举人处馆,更是屡见不鲜。譬如郑鄤,万历四十年(1612)中举人,随后就在常州府城的先贤祠“开馆”,前来求学者达1700余人。在清代,凡是“举业名馆”,其馆师亦多举人出身。如吴镇、庄允升两位举人,开设学馆,“从游甚众,登科甲者踵相接”。其后,则有林雪晴,“润及门者济济如也”。
第三,国子监生与生员处馆,更是本色当行。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试举几例如下。如明代国子监生陈克载,“以《易》授诸生里中,而韩公邦奇与其子希鲁实馆之”。明末著名理学家冯从吾之父冯友,为诸生时,家甚贫,“设科常开平祠,借束修以养父母”。又清代岁贡生方汝舟,“课徒自给,远方来学者如云”。
第四,明清两代的老童生,虽未入学成为秀才,但家中生计也须顾及,于是只得开馆授徒。如明代苏州府常熟县人邹静观,万历初年老童生,县试从未一取,却自称邹解元,“师道甚严,大家争致之,非隔年下聘,不可必致。新正开馆,不过初三。遇节,止假一日”。当时常熟以老童生处馆者,尚有龙门、蒋二等人,时人争相延聘。
(三)聘师之仪式
在明清两代,民间尊师重学风气颇盛,故各地自行延师训蒙之事并不乏见。如明代福建兴化府,地狭人贫,当地人只好以读书为业。“每岁上元后,即筮吉延师,以训子弟。”广东惠州府兴宁县,其延师习俗如下:“如明年敦请,则于今年八、九、十月具关,亲送其家。至明年春王月,择吉辰,设盛筵,率子弟拜从。”上面所谓“具关”之“关”,其实就是聘请塾师的聘书,在当时称为“关聘”“关书”或“关约”。下引一件明代聘请家塾师的聘书,以说明之。聘书云:“予家塾师久虚,敬烦足下,敢具币以告。”又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也记载了一则塾师聘书,上写:“愚表弟虞梁,敬请余大表兄先生在舍教训小儿,每年脩金四十两,节礼在外。此订。”两相比较,明代关聘中仅云“具币以告”,而在清代的关聘中,则已经明确立出每年的“脩金”与“节礼”。
按照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的记载,塾师在主人家的日常饮食待遇,通常是常膳二簋,一肉一蔬;宴会四簋,二肉二蔬。算得上是虽不丰腆,但不寒酸。且平心而论,按照明清两代的收入状况来看,塾师的收入应该属于中等偏下,亦即相当于“下农夫”的收入,完全可以保证五口之家的衣食。
尽管如此,“穷”“苦”二字似乎已经成为明清塾师对生活境遇的一致感受。其实,这既有塾师收入不高的原因,更多地还是读书人的心理落差所致。进而言之,就“穷”而言,牵涉塾师的收入,以及收入能否养家糊口;就“苦”来说,则更关乎塾师的教学环境、住宿条件、东家所供饮食丰俭,尤其是塾师本人内心的感受。
(一)塾师之“穷”况
塾师之“穷”,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收入过低。明清两代的塾师收入,大抵包括束脩、节仪与饮食供给、兼职收入三部分。
先说束脩。塾师出任馆职,无论是蒙师,还是经师,无非为了谋取馆谷与束脩,借此养家糊口。相比之下,蒙师的馆谷或束脩就比经师低许多。即以明代的官方社学师来说,多属训蒙师,其束脩一般为每年20两银子,少者则为15两。有些义学的业师,“月奉四斛”。南宋以后,多以五斗为一斛,两斛为一石。月俸四斛,即二石,一年24石。若折成银子,也在15两左右。在明代,一般经师的束脩,每年30-50两银子之间,多者亦有超过50两,甚至超过100两者。
与明代塾师的脩金相比,清代塾师的脩金就稍显微薄。据史料记载,清代福建古田县,“民间总角授书,终年脩金四百文。至成童作文,多不过二三千。如有脩金二三十千专请教读者,士林莫不羡慕”。清人郭尧臣著有《捧腹集诗钞》,中有《青毡生随口曲》14首,其第11首云:“一岁脩金十二千,节仪在内订从前。迩来有件开心事,代笔叨光夹百钱。”即使在北京教书,最多者也只是每月四两脩金,全年不过48两,少者每月只有二两,全年24两。此外,尚有其他诸多记载,可作为清代塾师脩金的补充,分列如下。如清人钱泳记载,常州有某学究,以蒙馆为生。其子长成,亦充蒙师。父子一起教书,所得“馆谷”,不过四五十两银子。每人每年所得脩金,则为20-25两之间。从上述记载可知,清代塾师脩金最低者,当属蒙师,每年脩金不过400文铜钱,稍多者则为二三千文。总体说来,清代塾师脩金,低者为每年10-20两银子之间,高者则在40-50两银子之间。
塾师处馆所得,除最为基本的脩金、馆谷之外,尚有其他一些额外收入,诸如“礼聘银”“节仪”。所谓“礼聘银”,即聘师时一次收取的礼金。在明清两代,“节仪”又称“节礼”,通常是指塾师从东家那里获得的节日赠仪。以礼聘银为例,明代塾师应聘设教之后,就会收到来自东家的礼聘银,如明代常熟县所设的义学,义师除馆谷之外,尚可得俸银八两、聘礼银五钱。至于节礼,通常是指遇到清明、端阳、中元、冬至等四时节日时,塾师可以从东家那里得到赠仪。如明代常熟县所设义学,义师在每年的清明、端午、中元三个节日,获取节仪银各三钱。又如清末山东济南府陵县,官府在县城设立两所义学,其塾师每人每年可得节礼钱6000文。若是塾师至家馆教学生徒,东家还需要提供塾师的一日三餐。从清代家馆来看,主人家除提供塾师每日饮食以及睡房之外,有时还根据季节的不同,赠送塾师衣服。若是塾师无人伺候,那么东家安排书童、管童等两三人前去服侍。
在明清两代,因为脩金、节仪之类的收入相对微薄,尚不足以维持全家的生计,塾师通常会从事一些兼职,借此补贴家用。这些显然属于塾师的外快收入。明清塾师之兼职收入,大致包括下面几项。一是利用自己曾经兼习过的地理、算命一类杂术,从事堪舆之术,以获取好处。如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的虞育德,除处馆之外,“后来又替人看葬坟”,就是典型一例。二是书春帖。清末人李虹若有《书春》诗一首,云:“教书先生腊月时,书春报贴日临池。要知借纸原虚话,只为些须润笔资。”所记即为教书先生在腊月里靠替人写春帖,以赚取些许润笔之资。三是安排婚礼、代写婚书。如清代江西赣县有一塾师,专门“为两家部署婚礼”,兼之乡僻缺少士人,所以两姓之间的婚书,“咸出塾师手”。
塾师脩金既薄,且又得不到东家应有的尊重,时常会面临拖欠脩金的尴尬局面,于是不得不前去讨要,甚至不乏诉诸公堂之举。清末人李虹若有《散馆》诗,云:“蒙馆舌耕不自由,读书人到下场头。每逢年节先生苦,亲去门前要束脩。”面对东家故意拖欠脩金,在万般无奈之下,塾师只好诉诸公堂。如在清末,田石生设私塾于江宁汉西门内,后来因脩金收取不足,禀县请追。县令不理,遂向总督衙门上禀。
更为甚者,因为下层知识人众多,塾师时常面临着很大的竞争压力,随时有失馆的风险。每当此时,塾师的境遇更是令人可怜。这有清代的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如广州一位生员,“奉母僦屋而居,年资舌耕以糊口”。有一年命运不好,时至仲春中浣,尚未收到东家的“聘关”,寂寞陋室,四顾无聊,深感“度活何依,周旋谁望”。有感于此,作一诗云:“舌耕无地口无粮,四壁安能挨日长?万卷不堪供作馔,晨昏何物奉高堂?”如此境遇,令人颇感酸楚。又有一位生员,因为“失馆”,更是“志意惑乱”。舌耕断绝,忧心如醉,耳目无闻,以致行走于路上,“粮台过街,不知就避”,被隶役捉到粮台面前。粮台出一对句,云:“遍地是先生,足见斯文之盛。”或许是视角的不同,这位粮台仅仅从“遍地是先生”中,看到了“斯文之盛”。但塾师的感受并非如此,正是因为“遍地是先生”,才感到处馆一职的竞争压力。所以,这位生员在答复粮台的对句中,不得不云:“沿街求弟子,方知吾道之穷。”
就明清两代的实际状况来看,下层读书人之贫困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为此,就需要对明清塾师的生活质量加以具体地分析。按照明代的物价水平,八口之家,在京城维持一年的生计,需银50两。京师号称“桂玉之地”,百物皆贵。若在一般城市或乡村,大概最低脩金30两,基本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从清人小说《儒林外史》中同样可以得到印证。从小说可知,清代塾师若想维持一家人的正常生计,必须每年赚得脩金30两。假若这一年正月里与东家说定,脩金只有二十几两,那么塾师就会“心里焦不足”。于是,到了四五月的时候,少不得又扩招两个学生,或是替人“看文章”,以便能补足30两银子之数。与此相反,假若这一年正月里谈好的脩金多出几两,塾师欢喜道:“好了,今年多些。”可是,偏偏家里遇着事情,把这多出的几两银子用完。若以每年30两脩金作为维持一个读书人的家庭体面生活的标准,那么,明清塾师中的大多数应该处于这一标准线之下,故民间才有穷教书的印象。
(二)塾师之“苦”状
明清塾师苦状,其实不仅仅限于收入之低、待遇之差,更是因为读书人的内心感受之苦,自我感觉精神上缺乏自由。明人文徵明所著《馆师叹》一诗,其中“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一句,基本道出了苦状的缘由。清人有一则《村学先生自叙》,塾师自言境遇道:“自家日常看着几个书生,羁羁绊绊,与犯罪囚徒无异。年终算着几担束脩,多多少少,与雇工常行不殊。”其意大体与文徵明所言相同。前者是说物质待遇之贫乏,而后者则是说精神上的枷锁。
物质待遇与教学条件之差,在一些塾师看来,只要秉持一种“孔颜之乐”的精神,尚可应付自如。最让塾师不堪承受者,就是自己一旦成为塾师,为了些许的束脩,犹如鸟入囚笼,成为“不枷不锁的自在囚”。照理说来,塾师俗称“西宾”,凭自己的知识吃饭,原本应该与“东翁”保持一种平等的关系。事实并非如此。前引明人文徵明《馆师叹》诗,即云:“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究竟是听从子弟“父兄”之言,抑或迁就就学的“子弟”,塾师确实陷入了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为此,《长恨歌》明确揭示出了塾师教学过程中之为难境况。歌曲云:“拘缚矩头严,护短不教加鞭扑。抚育少功程,又责先生才不足。”塾师对束脩的过分依赖,最终导致师生关系颠倒。换言之,教学系统的师生关系,反而不如巫师、医生、百工技艺之人之间的师弟子关系,完全失去了“师弟子之道”。为此,张履祥揭示道:“师之视馆也,如婴儿之乳,绝则立毙。主人之视馆也,如天位,其视谷也,如天禄,予夺啬丰,惟己所制。是以弟子之气恒高于师,师之气恒下于弟子,以弟子往往能操其师之轻重缓急也。”
清代有一则村学先生的自传,对塾师教学环境之差的刻画堪称淋漓尽致。为人之师,无论言论,还是行为,无不需要小心谨慎。如“唤人家亲友小小心心,犹恐怠慢了宾客;叫人家奴婢,哥哥嫂嫂,犹恐冲撞了那厮”。功课少了,主人则嫌塾师懒惰;功课多了,弟子又道难为。塾师不敢轻易发表自己的意见,必须主人“议之而后言”;塾师在东翁与弟子面前,必须步履安详,居处镇静,衣冠肃整,容貌端庄,不可懈怠离披。拘拘束束,循规蹈矩,半点不敢出差池,确乎好似“严姑手里无缘的媳妇”,又似“晚母身边失爱的孩儿”。
在明清民间的印象中,塾师已经被塑造成“腐儒”“冬烘先生”的典型。无论是历史典籍,抑或谜语、笑话、诗歌、八股文、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无不将塾师归于腐儒此类范型人格。
处馆塾师形象的跌落,究其原因,还是生计困窘。换言之,因家庭生计贫困,塾师无所不为,甚至不乏替人代考之举。在明清两代,科举盛行,一些有钱有地位的“大家”,通常会延聘名士至家,训导自己的子弟。这种凭教书糊口之举,本是一种寻常的生计,即使圣人再起,亦不可避免。塾师到了人家家里,在平常日子里,与大家子弟“谭文课艺”,一等遇到考试,又“同坐商量”,既是身为塾师的职责,也是情势的必然。然其中也有一些塾师禁不住利益诱惑,难免做出替人代考的举动。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会试,沈同和凭借“代笔”中会试第一名,代笔之人是赵鸣阳,也中同科会试第六名,两人均为苏州府吴江县人。事发之后,两人一同被“除名”。据朱国祯的记载,作为塾师的赵鸣阳,为人最有才情,只为了区区的一些馆谷,“落其度中”。其实,这种代笔之举,在当时颇为普遍,仅朱国祯所见,就有“代笔数人”,只是没被发现而已。可见,尽管最后的结局有幸或不幸之别,但就整体趋势而言,有文章之名的贫士,迫于家庭生计的压力,处馆维持生计,甚至不惜替东翁子弟代笔,这已然成为一时风气,且能作为塾师所具负面形象的足够的事实依据。
(一)从称谓变化看塾师形象
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中,称谓无不体现一种等级差序。在明清两代,塾师有“先生”之称。这无疑是一种荣誉称谓。塾师一旦至富豪家馆中处馆,馆中仆人通常称塾师为“师爷”。师爷一称,原本是指塾师,后来才渐渐演变为幕宾的通称。“先生”“师爷”二称,显然是一种荣誉称谓,其背后蕴涵着师道尊严的深层意义。
师道尊严,由来已久。所不幸者,至明清两代,从事教学之塾师已经成为读书人的“下场头”,是仕进无望者的谋生手段,塾师形象随之式微。从“先生”至“师傅”的称谓演变,塾师地位转衰已初显端倪。根据明代史料记载,福建莆田民间通常称授经之师为“先生”,而浙江吴兴则称宦家童仆为“先生”。这是“先生”一称荣耀性下滑的反映。又山西洪洞称秀才为“师傅”,而别处则称工匠曰“师傅”。尽管从起源上讲,“师傅”一称亦属尊称,但一旦工匠也被通称为“师傅”,则塾师已经在称谓上沦落为与工匠齐名之人。
至“学匠”“教书匠”之类称谓出现,塾师形象更是一落千丈。考“学匠”一称,至迟在明代末年已经出现。如在明代的馆师中,其身份通常以生员居多。所以,明代的生员又有一种别称,即“学匠”。假若说称塾师为“先生”“师傅”还是一种尊称,那么,将塾师称作“学匠”,塾师在民间百姓的眼中,已经等同于泥匠、木匠、砖匠、锯匠、铜匠、铁匠,仅仅属于谋生行业中的一行,显然是塾师地位下降的一种侧面反映。可见,现代民间俗称教师为“教书匠”,明代已开其先河,至清代最终形成。清人曾衍东在其所著《小豆棚》之《陆修》一则后,有如下批语:“吾乡富甲某,忽欲延师课子。会当夏月,晒麦于场,雨骤来,诸佣工皆为之盖藏。富甲问曰:‘教书匠何以不至?’师闻之,怒而去。”这是清人称塾师为“教书匠”之典型一例。
塾师不但被列于工匠之列,在民间百姓的眼里,更是等同于“长工”。清代有一则笑谈,大抵可以证明此说不虚。故事记载杭州有一位姓莫的乡宦,延请了一位塾师金先生。当清明节解馆时,乡宦让馆童替塾师挑着行李,前去送行。塾师即景口占得诗句云:“墙内桃花墙外红。”馆童应声续之,道:“长工挑担送长工。”塾师听后大怒,打算打发馆童回家,但考虑到不得童仆使用,又要浪费自己的斧资,所以姑且忍耐。后回到主翁家,将此事向主人告发,但主人一向宠幸馆童,立刻传见,让馆童下跪,数以慢师之罪,并言如果能将前诗续全且有自己的说法,此事方休,否则必加以责罚。馆童无奈,不得不续句解之,道:“虽然吃饭分高下,打发工钱一样同。”由此可见,在塾师与长工之间,行业虽有高下之分,但就“打发工钱”而论,却分毫不殊。
(二)民间对塾师形象之塑造
民间对塾师形象的塑造,显然来源于现实生活中塾师地位的下降。塾师的职责不过是训蒙,而做一个尽职的蒙师却并不容易。尽管当时的“义学条规”无不深知选择馆师必须谨慎的道理,尽量要求遴选“克端师范,实心训课”或“品端学粹”之人充任。但事实并非如此。史料已经揭示,明清塾师很多并不称职。年高者则昏倦欲睡,年少者则嬉游成习,常常不知教法。
正因为此,才有诸多嘲讽村学究作品的出现。如有一首诗谜,专门嘲讽村学究,其中有云:“身长九尺皓须眉,俯首常如持满时。村塾全然无约束,任儿携幼浴清池。”从诗谜不难知道,在民间印象中,塾师通常不过是身长九尺、须眉皓白的高瘦老翁,弯腰时如同一张持满之弓。他们在村塾中教书,不过是借此谋生,对村童全无约束。而在童蒙眼里,塾师则不过是“腐儒”与“冬烘先生”而已。如明人汤显祖所作戏曲《牡丹亭》中之陈最良,就是一个“腐儒”的典型形象。老儒陈最良上场之时,已经年值六旬,上来自己就唱出“灯窗苦吟,寒酸苦禁,蹉跎直恁”。这是腐儒的寒酸样。正是这个陈最良,在教学上尽心尽责,对女弟子杜丽娘管束甚严,但在生性活泼的春香丫头看来,不过是个“村老牛”“痴老狗”而已,“一些趣也不知”。即使是女弟子杜丽娘,尽管对陈最良有所尊重,却亦一心想着后花园中的景致。显然,杜丽娘也不以陈最良的酸腐样为然。清人尤十郎仿八股文体裁,集《四书》成语以嘲笑村学究。其中对塾师的定义,就是“正其衣冠,动容貌,规矩准绳”。被如此描摹刻画的人物,活脱一个酸丁腐儒形象。尤其是到了清末光绪中叶,当时新式学校渐兴,而未经改良之私塾的弊端更是暴露无遗。为此,有人写就一诗加以嘲讽,其中“先生头脑是冬烘”一句,道出塾师思想已与日新月异的世界凿枘不合。在清末西学普遍传入,而且中国学生出洋留学蔚然成风的情势下,传统的私塾师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冬烘脑袋而冥顽不化,甚至不知“科学”二字的真正含义,并将其误解为“科试所取入学之生员”。
更有甚者,明清的民间尚将塾师刻画成“鼠先生”“狗教师”一类的典型人物。老鼠喜食之物甚多,尤嗜米、油和烛。实在无可偷吃,老鼠则从故纸堆中讨生活,进而啃啮书籍。清宣统时,杭州小营巷顾少岚家曾延聘一位塾师,有“先生似鼠”之谑。这位塾师一向喜欢贪小便宜,其家与顾氏相近,隔数日就要回家一趟,回家时必携带数器,里面所装均为米、油、烛,于是有人嘲之曰:“先生似鼠。”当时有一位王立斋听到这则故事后不以为然,更是得出了“先生不如鼠”的惊人之论。其实,他的说法也有道理。一般说来,老鼠偷啮书籍,应该说尚有文字之缘。而这位教书先生,虽为顾氏所信任,然识字无多,教弟子《三字经》《千字文》一类,反而不能卒读。他在塾馆,每天不过静坐昏睡而已,根本不安于从故纸堆中讨生活。这就是先生不如鼠的缘由。
“狗教师”形象的出现,显然与“鼠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明清时期的笑话书中,大抵亦可看出市井人对读书人的形象刻画。在以晚明冯梦龙《笑府》增补而成的《笑林广记》中,所刻画的教书先生,不是满嘴别字,就是一味厮混,教书全无章法,完全是一种堕落的人物形象。如《笑林广记》卷1载一馆师岁暮返家,舟子发问:“相公贵庚?”馆师答:“属狗的,开年已是五十岁了。”舟子又问:“我也属狗,为何贵贱不等?”舟子继续问:“哪一月生的?”馆师答云:“正月。”舟人大悟,道:“是了,是了,怪不得。我十二月生,是个狗尾,所以摇了这一世;相公正月生,正是狗头,所以教(音叫)了这一世。”正是通过这种嘲笑塾师为狗之法,于是“狗教师”的形象在民间正式确立。
从“先生”至“师傅”,乃至进而演变为“学匠”“教书匠”,塾师称谓的演变已经证明,在民间百姓的印象中,塾师已不再是传道解惑的教育者,而不过是谋生行业中的一员而已。至于“鼠先生”“狗教师”形象的确立,则更是塾师堕落的真实反映。究其原因,正如龚鹏程所言,显然是儒学本质的失落、社会性的失落以及权力的失落这三重失落的人生。诗谜、笑话、诗赋、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中对下层读书人的描绘,诸如酸秀才、穷教师之类,无疑体现了传统社会对读书人的定型思维。这种思维有简化以及抹杀个性差异之嫌,只能被视为市井俗文化对读书人的偏见或定见。然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偏见与定见,同样部分反映了塾师的真实生活乃至面貌,并引发后人对其形成原因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中国的俗语有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就这种角度而言,师道堪比父道。换言之,明师如同严父。而揆诸明清教育社会史,却并非完全如此。在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教育系统中,正如黄宗羲所言,“师道多端,向背攸分”。换言之,学生最为看重的是便于自己仕进之途的“保举之师”“考试之师”,而不是从小启蒙自己或者给自己传道解惑的“受业”或“问业”之师。正如明人李贽所云:“今士子得一科第,便以所取座主为亲爷娘,终身不能忘;提学官取之为案首,即以提学官为恩师,事之如事父。以其相知也。”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亦云:“蒙师之责至重,而世轻贱之;举业之学至陋,而世尊隆之。可为不知类矣。”德业不再是维系师生关系的纽带,而是被利益乃至利害关系取代。凡是对自己科名、仕途有利者,可以视之为“恩师”,甚或“亲爷娘”,而那些真正的“受业”“问业”之师,则可以视若途人,转瞬即忘。塾师之被轻贱、塾师形象之堕落,于此均可找到用来解释的理由。
当然,师道沦丧,不可能由塾师一概任其责,而是与科举习气对明清教育制度的影响休戚相关。深受科举习气影响的明清士大夫,一方面,只重同年,不重穷交。究其原因,无非同年必缙绅,而穷交不必缙绅。另一方面,重座师,不重经师。原因很简单,座师必贵显,而经师则不必贵显。座师与门生之间,无非科举考试之下的利害关系,并无真正的师生情谊。而经师与子弟之间,虽有授受之谊,却反而被漠视。正如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所揭示,在科举考试的网络中,“座师”“房师”“同年”“年侄”“世兄”“门生”“门孙”“太老师”等称谓的出现,无不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朋比胶固,牢不可破”,并进而形成朋党之势、门户之习。于是,朋党、门户取代了真正的师生关系。这是科举制的产物。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明清塾师群体中还是不乏如明代塾师焦端那样的安贫乐道之辈,他们“为人清正,动以古道自律”,即使家中甚贫,但容貌词气,不见“一毫贫窘之状”。他们仅仅是凭借授徒作为自己的生计,而且能做到“克志励行”。可见,将塾师视为“读书种子”,或者说“乡曲之导师,地方之柱石,一方文家之重镇”,其实亦不为过。不仅如此,塾师对于普及教育、提高明清教育的整体水平,更是功不可没。明清两代民间识字率之提高,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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