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清客”“帮闲”,是明清时期特殊的下层知识人群体。更确切地说,他们属于一群“无赖知识人”。在明清两代,无赖知识人主要由以下两部分人群组成:一是清客、帮闲;二是讼师乃至讼棍。两者均为社会的过剩力量,虽同为闲人,但其间亦稍有区别:前者在官府及大老家中帮闲,而后者主要服务于民间的讼事。清客、帮闲均属“无籍之徒”,故在当时又可并称。
何谓“清客”?明人姚旅作如下解释:“俗目词客为清客。”就此而论,清客就是词客,与缺乏知识的“钝汉”相对。众所周知,在明清两代的典籍中,词客通常指“山人”。换言之,自晚明以来,由于山人群体的崛起,原本较为流行的“词客”一称已经为“山人”所取代。何谓“帮闲”?明代史料亦有如下释义:“无籍之徒,不务生理,专帮富家子弟宿娼饮酒,以肥口养家而已。宋柳隆庆、胡子传是也。”帮闲既是浪里浮萍,又与粪里臭蛆相似,立便一堆,坐便一块,不招而来,挥之不去。清客既曰词客,必然带有传统中国“门客”的特色。清人徐珂云:“俗所谓清客者,门下食客也,主人之待次于幕。”而所谓门客,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则别有定义,言:“善探主人所欲而巧于趋承,事事如意者,门客也。”由是言之,门客之“帮闲”,已与幕宾之“帮忙”迥然有别,而且清客之待遇稍低于幕宾。
在明清两代,清客、帮闲又有许多别称。首先,明代苏州人一般将清客、帮闲称为“篾片”。其实,这不过是嫖行里的行话,亦即嫖客若是“本领不济的,望门流涕,不得受用,靠着一条篾片,帮贴了方得进去”。借此话头,民间将帮闲比喻为篾片。从清初艾衲居士所编《豆棚闲话》可知,帮闲又称“帮身”“帮客”,或者“帮身篾片”并称。由于帮闲主要是指那些闲汉无赖,故后来又有人将“篾片”解释为“灭骗”,其意是说这些人“灭人之德,骗人之钱”,甚至有人称这些人“灭天理,骗人财”。此外,根据这些帮闲形貌、老幼、优劣,又可分别加以称呼:人长得形伟者,称“竹爿”;貌长得萎缩者,则称“篾丝”。老年者,称“竹根”;年幼者,则称为“新笋”。优秀者,称“篾青”;低劣者,则称为“篾黄”。其次,清客、帮闲又称“蚯蚓”,其意是说这些人“泥里也去,水里也去,又会唱歌,又会呵脬”,比拟形象恰当。第三,清客、帮闲亦称“笏板”(或作“忽板”)、“蛤蜊”,原本各有专指,后来也成为“篾片”的专称。“蛤蜊”之说,其义不详。至于“忽板”,意思是说大老官嫖了婊子,这些篾片陪酒夜深,巷门关紧,不便走动,只得借一条板凳,一忽睡到天亮。第四,清客、帮闲亦称“陪堂”,或称“陪宾”。明代有一首《陪宾》民歌,专门摹拟此类人行径。第五,清客、帮闲亦称“老白赏”。关于此别称的由来,当时人作了如下推测:其意是说这些人,光着身子,随处插脚,不管人家山水园亭、古董女客,不费一文,都可以白白赏鉴。
就其本质来说,清客、帮闲均属职业“游士”。然两相比较,尚有细微差别:前者凭借的是文学及书法、绘画才艺,在官宦人家“帮闲”;而后者则凭借自己的技艺,陪大老官及富家子弟宿娼、饮酒、赌博、唱曲,从中“凑趣”。揆之明清两代的史实,清客、帮闲又有合流之势。一方面,清客原本是指山人、词客,是一种高尚的美称,亦即“上而好修,重己责人;次而词赋,艳口悦心”。然值得关注的是,自晚明以来,不但北京无位而游者,不分牛骥,皆自称“山人”,而且南京更是“以篾片(一曰“催末屑”,一曰“催客”)为词赋”,北京则“以干办为文章”。这是山人帮闲化之势。另一方面,帮闲作为相陪玩弄的“空闲朋友”,无非陪客商仕宦饮酒玩弄,而陪酒算不得“清”,玩弄更算不得“客”。但在明末清初的苏州,这些帮闲亦已有“清客”之称。究其原因,艾衲居士别有一番解释,亦即“这班人单身寄食与人家,怎么不叫客?大半无家无室,衣食不周的,怎么不叫清?”由此可见,清客必须“才品稍兼,方能自立”。若是一味凑趣,只能沦为帮闲。
“清客”“帮闲”的源头,大抵可以追溯到春秋四公子门下的门客。从史料记载可知,四公子门下,存在一个庞大的寄食群体,而且不乏“鸡鸣狗盗”之徒。至唐代,城市生活繁荣,清客、帮闲群体已经基本形成,此即唐代史料所云之“妙客”与“偷薄少年”。
在说到“妙客”之前,不妨先谈谈“偷薄少年”,因为他们与妙客颇有关系。“偷薄少年”当然不同于恶少年。他们或是纨绔子弟,行为放浪轻佻;或是破落子弟,行为轻薄无赖。如唐懿宗“薄于德”,昵宠优人李可及。这位李可及不但擅长新声,而且还自己度曲,辞调凄折。为此,“京师偷薄少年争慕之,号为‘拍弹’”。在此,当然不能说优人李可及就是无赖知识人,但与妙客甚相近,而“偷薄少年”都是这些无赖优人、妙客的忠实追随者。
所谓“妙客”,其实就是寄食妓院的闲人。有人这样记述妙客:“多有惰游者,于三曲中而为诸娼所豢,俗呼为‘妙客’,即不知其所由。”在唐代,南曲中的妓女,流行“私畜侍寝者”之风俗。不过,名为侍寝,但妓女“亦不以夫礼待”。可见,妙客与男妓颇为相近,而在唐代则为游食无赖。虽为闲人,但是否属于知识人,则因史料缺乏,尚不可遽断。
宋代的开封、杭州,“闲汉”“闲人”更趋增多。所谓“闲汉”,说白了就是一些游手好闲之徒。他们一旦从农村流入城市,家无产业、身无分文、无所事事,只好奉承阔佬,侍候公子哥,充当闲人,亦即帮闲。如在宋代的开封,专有这么一批人,时常在酒肆内闲逛,遇见有钱子弟在酒肆里饮酒,就近前张罗,小心侍候,百依百顺,专干些为子弟买物命妓、取送钱物之类的事。时人称之为“闲汉”。可见,宋代闲汉依赖于富贵少年子弟,是一个寄食阶层。虽然宋人只说到闲汉追随少年子弟,干些“买物命妓”的事,但是,一旦遇上一个不肖子弟,臭味相投,怂恿子弟,嫖暗娼,抢民女,打酒肆,想必也是这些闲汉的拿手好戏。
在宋代的杭州,同样存在一个“闲人”阶层。什么是“闲人”?关于闲人的社会成员来源及生活,宋人灌圃耐得翁在《都城纪胜》的“闲人”目下作了如下详细的描述:一是有一些无赖子弟,失去正当行业,无所事事,但人又知书,还懂点写字、抚琴、下棋及音乐等玩意,当然艺俱不精。他们凭借这些本事陪伴富贵家子弟到处游宴,有时也陪伴外方官员到京师干事。至于这些闲人中之人品猥下者,就只好替妓家书写或取送简帖。二是“专以参随服事为生”,也即靠自己的艺术本事趁饭吃。当然,他们也不是在嘈杂的市场里摆摊耍艺,而是在富贵人家的庭院里小心服侍,借此趁食。当时杭州有一位叫“纽元子”的闲人,百事皆能,诸如“学像生、动乐器、杂手艺,唱叫白词、相席打令、传言送语、弄水使拳之类”。三是专为棚头,当时人又称之为“习闲”,所为大致有“擎鹰、驾鹞、调鹁鸽、养鹌鹑,斗鸡、赌博、落生”之类,的确是不务生业,游手好闲。四是“刀镊手作”。闲人长于此技,当时人又称之为“涉儿”,“取过水之意”。据载,这批闲人所从事者,则为“专攻街市皂院,取奉郎君子弟,干当杂事,说合交易等”。五是赶趁唱喏。闲人探听到有富贵子弟在妓院中厮混,或者游湖赏玩,就“专以献香送劝为由,觅钱赡家”。大致说来,这类闲人,若子弟照顾他们,就会变得贪婪不已;若弃之不顾,他们则又强颜取奉,多呈本事,必有所得而后已。此外,宋代闲人也有自己的团体。他们整天与富室郎君或风流子弟鬼混在一起,成立“蹴鞠”“打球”“射水弩”等社,习玩游艺。
正如前面所引,宋代柳隆卿、胡子传两人已经成为帮闲的典型。而他们的事迹,同样在元代的杂剧中有相当深入的刻画。元秦简夫撰《东堂老劝破家子弟》杂剧第1折,借柳隆卿、胡子传这两个闲人胡诌的几句歪诗,说明了元代帮闲的特点。柳诗云:“不养蚕桑不种田,全凭马骗度流年。”胡诗云:“为甚侵晨奔到晚,几个忙忙少‘我’钱?”可见,这些帮闲不会做营生买卖,过的不是男耕女织的生活,而是全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连蒙带骗。“几个忙忙少‘我’钱?”元代的帮闲不但无甚自卑感,而且多了几分自夸。如《东堂老》杂剧中柳隆卿、胡子传这两位闲汉,自从“挂”上了城里的赵小哥,与他结拜为兄弟之后,凭着自己的那张嘴,已使这位不肖子神魂颠倒。正如这位赵小哥所言:“他两个是我的心腹朋友。我一句话还不曾说出来,他早知道,都是提着头便知尾的,着我怎么不敬他?我父亲说的我到底不依,他两个说的合着我的心,趁着我的意,恰便经也似听他。”正是因为这位不肖子做了“豺头”,这两位帮闲才找到了混饭吃的场所。如胡子传老婆的裤子是赵小哥的,柳隆卿头上的网巾也是赵小哥的。一句话,胡、柳两位闲人的“吃穿衣饭,那一件儿不是他的?”在宋代,即有“闲人”存在。至元,闲人不绝,屡在城市生活中出现。关汉卿《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杂剧第3折,有诗说“闲人”道:“钉靴雨伞为活计,偷寒送暖作营生。不是闲人闲不得,及至得了闲时又闲不成。”戏里有一张小闲,平生做不了买卖,只是替“歌者姐姐”们叫些人,“两头往来,传消寄信”。无正当生理可做,寄食他人门下,同样是元代帮闲的时代特点。
至明代,清客、帮闲已经形成为一个庞大的游食群体。其最为典型的表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清客店的出现。据明末清初艾衲居士所编《豆棚闲话》所载,当时苏州的清客店,“并无他物,止有茶具炉瓶,手掌大一间房儿,却又分作两截,候人闲坐,兜揽嫖赌”。有打油诗说清客店云:“外边开店内书房,茶具花盆小榻床。香盒炉瓶排竹几,单条半假董其昌。”书房、茶具、花盆、榻床、香盒、炉瓶、竹几,无不是清雅之物,只是所挂董其昌所书单条,却是赝品,清客之假斯文,暴露无遗。二是明代的帮闲,有男女之别,亦即除男帮闲之外,尚有女帮闲。万历二十年(1592),松江府最为著名的男帮闲为翟衍泉、朱沂川、朱良宰等人。这些人的特点就是“能坏人名节,破人家产”,被称为“一郡之蠹”。这几位男帮闲最后被巡按御史甘紫亭擒获,并在通责以后加以问罪,由此“诸恶敛戢”。但仅仅过了一年多,又死灰复燃。当时一丁姓宰相府家有两位奴仆,一姓包,一姓陆,引诱相府子弟前去赌博,不到五年,“万金家业俱成乌有”。至于女帮闲,则以吴卖婆最为有名。据史料记载,吴卖婆名木樨,是范长卿家的女奴,因为长卖给吴姓人家,所以又称吴卖婆。其人颇有姿色,凭借兑换首饰这一职业,得以出入大户人家,乃至大户人家的男主人,亦“多狎之”。除靠姿色迷惑男人之外,这位吴卖婆还有一种本领,获得了很多大户人家女子的信任。她知晓淫具、淫药,以迎合那些好淫的妇女,借此获财。一旦富足,吴卖婆就开始变得张扬起来,出入必坐轿,而且衣饰盛妆,平常的饮食也向富贵人家看齐,于是招致一些人的嫉恨,甚至不能相容。至万历二十年,巡按御史甘紫亭按临松江府,有人向这位御史告发了吴卖婆的恶迹,称之为“女帮闲”,甘紫亭将其批送知府项东鳌处置。项知府对吴卖婆深恶痛绝,就将其剥去衣服,重重责打,并追罚赃款。
清代“狎客”的广泛出现,事实上已经证明清客的存在不乏社会土壤。此类狎客,又称“狭客”。从史料记载可知,清初相知之间的雅集,侑觞之具,一概不用,而是“或挟女妓一二人,或用狭客一二人,弹筝度曲,并坐豪饮以尽欢”。可见,狎客犹如女妓,通常是在酒席上陪人消遣。又如清代南京的一些无业游民,略微熟悉《西游记》之后,“即挟渔鼓,诣诸姬家,探其睡罢浴余,演说一二回,藉消清倦,所给不过杖头,已足为伊糊口”。当时最擅长此艺者,旧推周某,众人称其为“周猴”。此人自进了京城为某公所赏识之后,名遂益著。某公败后,周猴不得不丧气而归南京,其后不知所往。这位周猴,相当于明代以说书著称的“柳麻子”,属于“狎客”之类。尤堪注意者,清代那些精于堪舆术的风水先生,亦开始冒称清客,出入于富商与官宦人家。
清代的帮闲同样属于四民之外的“游民”。以青浦县朱家角镇为例,在当时的游民中,大致有下面三类人属于帮闲:一是“吃小纠”,专门在赌局中奔走服役;二是“撑门头”,专门在妓院中“帮嫖”;三是“闲汉”,日游茶坊酒肆。在清代,专有一种无赖,平日主要靠那些宦家子弟生活,事实上就是骗宦家子弟的钱财。据纪昀记载,当时有一位宦家子弟,家中拥有资产巨万。于是,很多无赖就假装与他亲近,引诱他冶游,整天饮博歌舞。不到几年,家中炊烟竟绝,宦家子弟含恨而死。
根据明清小说记载,作为无赖知识人的“清客”“帮闲”,其成员的身份构成,大抵不外乎以下几类:一是秀才成为帮闲。如明末清初小说《鸳鸯针》中的秀才周德,绰号“白日鬼”,却是一个“假斯文”,成为嫖赌场中的“篾片”。二是破落的商人子弟。如小说《忠烈全传》中的顾日适,是开古玩铺顾员外的儿子,落了本钱,跌落下来,专靠帮嫖帮赌度日。三是丢了前程的武官子弟。如《忠烈全传》中的唐蜜,是山东一个千户官的应袭子孙。自幼父母游手好闲,把前程丢了,所以他只能成为帮闲。四是革退的阴阳生。如《忠烈全传》中周胡才,是革退的阴阳生,之前专门在县前替官吏保债,后来又成为公子门下的帮闲。五是破落户出身。如《忠烈全传》中的都蒙,原是个破落户出身。六是戏子子弟。如《忠烈全传》中的潘老简,是戏班里一个小旦的儿子。
作为清客、帮闲,理应具备一些基本的技能。换言之,并非所有的无赖均可加入清客、帮闲的行列。毫无疑问,清客作为一种闲人,毕竟与街头的那些小混混有所区别。按照清人梁章钜的说法,清客必须才品稍兼者方能自立。当时有人编写了一首十字令,道:“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吊,九品头衔,十分和气。”这或许就是做帮闲、清客的基本功夫。又有人加以续作,云:“一笔好字不错,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服不当,五子围棋不悔,六出昆曲不推,七字歪诗不迟,八张马吊不查,九品头衔不选,十分和气不俗。”则当然应该说是更进一步,清客的身份又有所提升。时人程春庐说:“果能如是,虽近今翰苑诸君,何以加此。”确乎其言,既然清客已经到了如此地步,那么完全可以去翰林院任职了。这显然是对清客理想化的要求,在当时的社会上实属罕见,而最多者还是替官宦大老及其子弟帮闲凑趣而已。如清代佚名所撰小说《山水情》,记载了一位专门在乡宦人家里帮闲的花遇春,专门替主人的小姐保媒。当然,在保媒的过程中,这些帮闲原本就是“胁肩话笑之徒”,所以不过是从中就便行事,成了事后再赚些花红钱钞,根本不管别人的名节。
作为一种无赖知识人,无论是日常穿戴,抑或社交礼仪,均与一般知识人迥然有别。从小说《豆棚闲话》可知,清客原本头上戴的通常是鬃帽,但如此出去,不免又缺少体面。若是改为高巾阔服,又与自己身份不符,容易引起旁人嘲笑。无奈之下,他们开始重新设计,头上改戴“弗方弗扁”的“过文”,身上改穿一件油绿玄青、半新不破的水田直裰,脚上则为宕口黄心草鞋,借此充当斯文之人。至于清客之社交礼仪,小说亦有如下记载:若是清客同辈路上相见,则称“老社盟兄”;小辈见长辈,则称“老社盟伯”。见了尊官,则称其为“公相”;若是级别稍低的官员,则称“老生”。若是到人家里唱曲,则称“敝东”“尊馆”;收的学唱徒弟,则称他们为“愚徒”“门生”。另外,不论何等人品,清客见了他们,均称“仙人”;若是见着官门大户的管家,则称他们为“先生”。从社交称谓来看,清客一方面要假充斯文,自高身段;另一方面,为糊口计,则仍然不脱“掇臀捧屁”的老路数,又不得不自贬身份。这是一种两难的尴尬窘境。
为了维持生计,清客、帮闲通常采用以下两大伎俩:
其一,脱空为业,其间又包括趁钱、打秋风、与妓院勾结行骗等。如小说《豆棚闲话》中记清客陪同客人到阊门外,“买些货物,专诸巷里买些玉器。两边面面相觑,背地里仍旧伸了几个指头,各人悄地讨了趁钱,各自心照去了”。可见,所谓“趁钱”,就是私下拿回扣。至于打秋风,在明清两代又称“打抽丰”,有时甚至用“跨鹤”一词隐指。众所周知,明代的江湖游士大多靠着星命相卜一类的技艺,再请朝内一些大老写上一封推荐信,就可以奔走于地方上的巡抚、府、县衙门,借此糊口,并且以此作为生计。其后,这种习气慢慢开始在一些山人群体中盛行开来。据明朝人郎瑛的记载,他有一位金华友人,惯于游食四方,名义上是卖诗文,实际上就是为了干谒朱门。这位山人铸有一颗私印,印文为“芙蓉山顶一片白云”,其自拟应该算得上是相当清高。商履之看到以后,就嘲讽道:“此云每日飞到府堂上。”闻者无不绝倒。这是清客打秋风之例。至于帮闲与妓院勾结而行骗,更是相当普遍。如万历年间,明神宗倦于政事,不坐朝,不阅章奏,于是京城士大夫亦大多陶情花柳。在这种形势下,教坊司的妓女,竞尚容色,投时好尚,以博资财,甚至出现了联布党羽、设局诳骗的行径。其行骗之法如下:“妙选姿色出众者一人为囮,名曰‘打乖儿’。其共事者,男曰‘帮闲’,女曰‘连手’。必择见景生情、撮空立办者乃与之共事。事成,计力分财。而为囮者,独得其半。于是构成机巧,往往变幻百出,不可究诘。”
其二,弄俏为生,其间又可分为吃镶边酒、凑趣、帮赌、帮嫖等项。如在清代,因为俗尚骄奢,士大夫或富家子弟大多挟妓饮酒,殆无虚日。于是,一些寒士因为不能“具缠头挥霍于筵前”,只能在座旁充当陪客,时称吃“镶边酒”。帮闲凑趣,则更是其拿手好戏。如明人周公瑕门下多门客,其中的好事者,“喜撰新奇不根语,以博公瑕一笑”。此即帮闲凑趣之明证。至于帮赌、帮嫖,可以小说《豆棚闲话》为例加以说明。如小说记公子哥刘豹,与许多恶少,“拜结弟兄,诱嫖诱赌”。此外,又有一些“帮身篾片”,亦即“捱帮闲的朋友”,先是哄着他去嫖,“放手费钱”,借此吃白食。然后又引诱他去赌博。于是,“一个泼天的家私,不上三两年间,荡废净尽”。
清客、帮闲属于无业游民,明人李宗定作《京山竹枝词》,其中一首云:“不为商贾与农桑,整日山歌信口扬。清客一呼千万至,瓮无宿米学焚香。”其中“不为商贾与农桑”,足证清客、帮闲之无业状态;“整日山歌信口扬”一句,则道出了这些人维持生计的伎俩;而“瓮无宿米学焚香”,更是说明他们的生存状态相当艰窘。
毫无疑问,明清两代存在一个庞大的知识闲人群体。作为已经堕落且缺乏生计的知识人群体,他们在民间的形象究竟如何?这显然应该从史学与文学两个方面的记载加以考察。
从明清的史料记载可知,尽管清客、帮闲遍布全国,尚应以苏州一地最为集中。如在明代苏州歌坛,其最著名的帮闲,分别有徐六度曲、俞爱之拨阮、汪君品玉箫、管伍吹管子,号称“歌坛绝顶”。这是当时清客以曲帮闲的佐证。即使是较为著名的清客即山人,如陈继儒之流,仍不脱帮闲的性质。史载王世贞招陈继儒在弇园飘渺楼饮酒。酒间,座客中有人以东坡推重王世贞。世贞道:“吾尝叙《东坡外纪》,谓公之文虽不能为我式,而时为我用。”其意明显不愿屈居东坡之下。当时陈继儒已经微醉,笑道:“公有不及东坡者一事。”王世贞问:“何事?”陈继儒云:“东坡生平不喜作墓志铭,而公所撰志不下四五百篇,较似输老苏一着。”王世贞听后大笑。随后,席间论及汉高帝、汉光武。王世贞云:“还是高帝阔大。”陈继儒却说:“高帝亦有不及光武一事。高帝得天下后,有疾,枕宦者卧。光武得天下后,却与故人子陵严先生卧,较似输光武一着。”王世贞听罢更是大笑不已。可见,帮闲之凑趣,有高下之别。下者一味迎合文人,如同相声之“捧哏”;高者则于凑趣中暗寓讽刺,如同相声之“逗哏”。伎俩不同,“帮闲”的意旨则无异。陈继儒之举,既可视之为文人的“简傲”,却又难逃凑趣之伎俩。
明清时期的很多史料已经证实,趋利避害已经成为门客的普遍习气。如明代嘉靖年间首辅夏言“中谗,死西市”。面对这种境遇,夏言“门下客多引去”。可见,清客、帮闲与主翁之间,并无感情、信义可言,其人格的堕落不言而喻。
在史料记载中,清客、帮闲的形象已是如此,文学作品对他们的描摹更是入木三分。不妨先引小说《豆棚闲话》的记载:
只想这一班,做人家的开门七件事,一毫没些抵头。早晨起来,就到河口,洗了面孔。隔夜留下三四个青蚨,买了几朵茉莉花,签在头上。便戴上一个帽子,穿上一件千针百补的破烂道袍,出门去也没成心,任着十个脚指头,撞着为数。有好嫖的,就同了去撞寡门,觅死窠子,骗小官。有好赌的,就同去入赌场,或铺牌,或掷色,或斗搠,件件皆能。极不济,也跟大老官背后撮些飞来头,将来过活。
清客、帮闲的日常生活已是跃然纸上,即他们不关心一般百姓家过日子的“开门七件事”,而是整天在街上乱撞,一天的生计通常也是撞着算数。小说《金瓶梅》更是对帮闲的真面目作了深刻的剖析,认为“帮闲子弟”无不是“势利小人”。见到公子哥家豪富,希图他的衣食,便竭力承奉,称功颂德。“或肯撒漫使用,说是疏财仗义,慷慨丈夫。胁肩谄笑,献子出妻,无所不至。”一等门庭冷落,便“唇讥腹诽,说他外务,不肯成家立业,祖宗不幸,有此败儿”。即使公子哥平日对他们多有深恩,此时亦形同陌路。小说作者接着以西门庆为例,进一步对帮闲的丑态加以刻画。如西门庆平日待应伯爵,赛过同胞兄弟,应伯爵“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但西门庆死后不久,“骨肉尚热,便做出许多不义之事”。
小说《忠烈全传》刻画的吴公子门下的几个门客,也不过是些“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尤其是小说作者通过替这些帮闲取诨名之法,诸如“顾有吃”“唐蜜脸”“周寡嘴”“都不辞”“潘着骗”之类,刻意描摹帮闲丑态。当吴公子娶妾之时,这些门客前来贺喜,小说又记道:
顾日适袖中取了一副对联道:“门下写得一幅喜联奉贺。”吴公子道:“展开。”二人拿着让吴公子看。吴公子念道:“‘娘增岁月爷增寿,妻满乾坤妾满门。’通煞哉,通煞哉,妙极!”唐蜜台道:“晚生写了一幅喜匾。”说着展开铺在桌上。吴公子念道:“‘有天无日。’怎么解说?”唐蜜台道:“不过要天上不出日色,让大爷与新人多睡一睡。”吴公子笑道:“趣人,趣人。”周天化道:“大爷好才学,直头字字认得个。”连忙在怀中取了一个册页道:“门下画了十二页新样‘汉宫春晓’,送与大爷做式样。”都知道道:“晚生新合一瓶妙药,少助风情。”潘老简道:“学生新编了一部见色迷小说,以悦大爷春心。”
可见,这些帮闲无不是一些“知趣”之人。小说接下来说这些帮闲唱清曲、掷骰行令、说急口令之类,也都是帮闲陪伴大爷时的惯用伎俩。当然,这部小说的帮闲形象,尽管是模仿了小说《金瓶梅》,但也有不少创新之处,显然便于对帮闲嘴脸作进一步的了解。
明清时期的笑话,也将这些清客作为一种讽刺的对象,并将其塑造为擅长“捧粗腿、呵大卵脬”的典型。如明人江盈科记载,嘉兴有一老布衣,平时自号“清客”,在门上书一对联云:“心中无半点事,眼前有十二孙。”其乡人看后觉得名不副实,续下联加以嘲讽,云:“心中无半点事,两年不曾完粮;眼前有十二孙,一半未经出痘。”见者皆笑。又如明末清初人陈皋谟著有一则笑话,其中说及一位清客惯于奉承“大老”,忽然大老放一屁,清客道:“哪里响?”大老说:“是我放个屁。”清客道:“不见得臭。”大老却说:“好人的屁不臭,就不好了。”清客以手且招且嗅道:“才来,才来!”这是于嬉笑中对清客的谄媚之态加以讽刺。
在民歌、谚语中,亦对清客形象描摹殆尽。如明代有一首《陪宾》歌,云:“陪宾的,我问你着甚么紧?别人家有孝,(你到与他)带头巾,听敲云板勤勤奔。(那)来的(既不)是你的爹,(那)去的(又不是)你的亲。(临行)没甚么攀谈也,(只说道)请宽了白圆领。”人家死人,又不是自己没了亲人,陪宾却急急忙忙地替他人戴孝。
在明代,清客先是起于苏州,其风波及松江。于是,松江有一则“十清诳”的谚语,对清客形象有如下揭露:
一清诳,圆头扇骨揩得光浪荡。二清诳,荡口汗巾折子挡。三清诳,回青碟子无肉放。四清诳,宜兴茶壶藤扎当。五清诳,不出夜钱沿门跄。六清诳,见了小官递帖望。七清诳,剥鸡骨董会摊浪。八清诳,绵绸直裰盖在脚面上。九清诳,不知腔板再学魏良辅唱。十清诳,老兄小弟乱口降(音扛)。
一则谚语,已将清客形象刻画得颇为生动。诸如足蹬荡口鞋,身穿绵绸直裰,衣身却很长,甚至可以盖到脚面上,直裰的袖中带着时兴的汗巾;平常手头所拿,则是圆头折扇;日常使用的饮食器皿,亦颇讲究,用的是回青的碟子、宜兴的茶壶;他们识得一些古董,学了几句魏良辅所创的昆曲;见了“小官”,匆忙递上自己的名帖,甚至“老兄”“小弟”地胡乱称谓。尽管从穿着打扮、技艺、社交等生活样式上刻意追求时尚,以示自己之“清”,但“不出夜钱沿门跄”这一句,显然已经道出他们仍然是游手好闲之人,甚至是百姓之大蠹,难逃其“诳”的一面相。
当时又有《帮闲文》一篇,更是将帮闲丑态,尽情揭出。照理说来,知识人读书仕进不成,原本完全可以凭借“舌耕”维持生计。然世道浸衰,时事易变。举世好奉,随之也就有了专事献谀的帮闲。帮闲之流,既是游手游食的“闲徒”,又是坑人溺人的“厌徒”。他们脱空为业,奸诈万端;弄俏为生,暧昧百出。此文将帮闲比成“鹁鸠子”“坑缸虫”,借此说明他们喜欢“旺边飞”“闹里钻”,比喻切当精工。文章论帮闲云:“自暮及朝,吃的这七件,都非己物;从头至踵,穿的那一桩,出自本货?掠美市恩,相知间开开怀,饮壶酒;借花献物,舍亲处歇歇脚,待杯茶。”此即“脱空为业”。又云:“肩项平平,故意耸高三寸;额头非磡,动辄冲前三分。一味露天人情,独行着水官话。掉书袋为饱学,打市语为奇谈。叫诨名,忙应不敢不敢;施短揖,连谢夜来夜来。顺人机,妙妙妙呵呵拍手;迎人意,是是是侧侧点头。”此即“弄俏为生”。那么,帮闲究竟从事哪些活动?根据此文,又可概括如下。一是“和戏子讴歌,腔调扇底;伴娼家摆懰,纸掣袖中”。这是说其“和戏子”“伴娼家”。譬如打听到几家新妓,就极称其有苏小小之娇;寻着一个姣童,又备赞其有宋公之美。于是,千撺掇,万撺掇,陪着良家子弟、远路客商前去走几遭。二是“朝事无闻,窎说南北官员,谁升谁降”,似乎他们熟谙官场。其实,不过是说大话,目的就是“说事过位”“开私门”“钉鬼门”。三是“字义罔晓,浪评唐宋书画,某假某真,出口雌黄,潜搅破一团和气”,目的就是卖假古董,好从中抽佣。四是“立契作真,每欲伸后脚,拆壁脚”。这是说他们做客商的中间人,但又喜欢“伸后脚,拆壁脚”,从中弄些好处。帮闲如此一生,犹如风里之絮,毕竟要沾上泥土;又如镜中之花,如何能结出果实。一旦利尽欢绝,就会一时星散,而且人穷志短,最后百忧齐生。所以,他们的结局仍然很惨:“妻蓬头,子垢面,无复人形;疮遍体,病缠身,埋怨狗命。冷萧萧墙摊壁倒,难支持门户伶仃;极囄囄旧袜破鞋,聊曳补身材狼狈。窃取东邻子昂帖,换得米几升;拐来西舍右军书,抵得柴几束。某老某老,谁复使人来?几官几官,无不念君矣!”回视曩昔,殊觉差池。帮闲一生,虽称“闲人”,却是一生忙碌,伎俩多端,丑态百出,而且结局惨淡。但对这些游食之徒来说,除了帮闲,确乎无法从别处讨生活。
山人、清客、帮闲的出现,显然是商业化、城市化与科举制度的产物。首先,商业化、城市化所直接导致的后果,则是农村人口的分化乃至流入城市,使城市积聚了一大批的“闲人”与“闲民”,他们成为帮闲的后备力量。城市消费娱乐文化的形成,尤其是冶游文化的勃兴,更是需要这些清客、帮闲的宣扬、陪伴。其次,科举仕途的不畅,导致了大量失职之士的涌现,这些游士中的一部分最后也就成为山人、清客。这尽管是读书人的下场头,但确实是当时的事实。尤其是士行的堕落、轻薄子弟的出现乃至无赖化,更是为无赖知识人提供了源源不尽的后备力量。如明代有一首题为《子弟》的民歌,所描摹者完全是一幅轻薄子弟在妓院的行乐图。其一身打扮,已然是一副无赖相。又根据冯梦龙的记载,到了明末,这些轻薄子弟的风俗又有所变化,以致当时有“十无赖”之语,从穿着行为上更加细微地描述了轻薄子弟的无赖相。
从春秋时的门客,到唐宋时期的妙客、闲人,乃至明清两代的清客、帮闲,其中的流变已足以证明,门客之行已趋堕落。春秋孟尝君门下之三千食客,如“狗盗”“鸡鸣”之人,都能对自己的主人效劳报德,相当难得。尤其是冯,更是献逆耳忠言,对孟尝君不阿谀逢迎。反观明清两代,那些仕宦人家的门客,则不过“逢主人之意,成主人之恶而已,学得冯十分之一也少”。可见,门客操行的堕落,是明清知识人无赖化的侧面反映。
值得关注的是,在明清两代出现了两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一是自晚明以来,“女山人”“女帮闲”广泛出现,大抵说明了妇女社交网络的扩大;二是尼姑的“陪堂”化及僧人的“清客”化。明代妇女的结社习俗,无疑扩大了妇女的社会交往,其流风余韵一直影响到清初。如清初的常熟,一些妇女“联其同侪八九人,作车轮会,以尼姑为陪堂”。此即尼姑成为帮闲的明证。至于僧人,不但具有名士习气,如杭州西湖净慈寺主僧小颠,“识者皆谓其潇洒,无些子蔬笋气”;而且具有清客、山人相,如清道光年间,有一僧人,“持显者书,周行各郡县”,而且与人交往,“不作佛家募化语,但以书画博赆仪而已”,已与清客之打秋风如出一辙。
从小说《豆棚闲话》可知,明清两代的清客已经开始模仿秀才行为,结成一个“大社”,奉伍子胥、伯嚭为社主。究其原因,一方面,清客属于帮衬行中人,凭的是吹箫唱曲一类的技艺,而当初伍子胥则有“吹箫乞食于吴市”之说;另一方面,伯嚭大夫则擅长“掇臀捧屁”,传下他们的基本“身段”。可见,这些清客兼具“豪杰丈夫”与“臭局小人”之两面相:得志时,就想充当豪杰;不得志时,则只能算是个臭局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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