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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花禅娼尼:尼姑的恋世情结及其世俗化

在佛教经典中,一般称尼姑为“优婆夷”,民间则俗称“师姑”。而在正统的法律条文或典章制度文书中,则称之为“尼僧”或“尼姑”。如明代的法律条例规定:“凡寺观庵院,除见在处所外,不许私自创建增置,违者杖一百,还俗,僧道发边卫充军,尼僧女冠入官为奴。”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许为尼姑女冠”。嘉靖六年(1527)奏准,“尼僧道姑,发还原籍出嫁。其庵寺房屋土地,尽数入官”。这是官方记载称出家皈依佛教女子为“尼僧”或“尼姑”之例。

尼姑属于一群脱离尘俗、皈依佛门的出家人,理应不再留恋红尘,并与世俗隔绝,在庵院中与青灯、佛卷、木鱼为伴,过一种清修的生活。从史料记载来看,整个尼姑群体中,确实不乏恪守佛门规矩之人。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思想的盛行,乃至佛教的世俗化,无疑对尼姑的清修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随之而来的则是尼姑不再局蹐于庵院一隅,而是走出庵院,进入民间,与民间闺房女子或家庭妇女结缘,进而成为民间妇女与外界交通的媒介。更有甚者,尼姑在与世俗百姓交往的过程中,恋世情结日深,宗教情感日淡,进而出现了超脱佛门樊篱的“淫尼”。这不仅是宗教史的新动向,更是社会演进历程中出现的新的历史转向。

读过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读者应该记得,当阿Q抚摸尼姑的光头时,曾用轻佻的口气说了一句名言,即“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可见,自明清以来,由于小说对尼姑形象的恶意刻画,在民间百姓尤其是一些乡村无赖的心目中,和尚摸尼姑的光头应该是一件见多不怪的常事。

小说文学化的夸张,固然有对尼姑整体形象加以污名化乃至妖魔化之嫌,然揆诸明清佛教社会史的实际,尼姑心存恋世情结,享受世俗化的生活,甚至与僧人、俗家子弟私通,无疑也是当时佛教社会的基本面相。尤其是入清以后,“娼尼”的广泛出现,以及登徒子游冶尼庵之风的兴盛,显然已是“风俗淫靡”的具体反映。至于“花禅”的流行,更是佛教日趋世俗化的典型征候。

所谓娼尼,清代文献又作“秃娼”,其起源当始于南宋时期的“尼站”。然细究南宋临平明因寺所设的尼站,其所贮“尝有违滥”的尼姑,仅仅是为了应付在佛教界具有相当势力的“僧官”,以供其“不时之需”,显然尚属被动的无奈之举。反观清代的娼尼,则是名为尼姑,实则形同娼妓,是一种主动迎合嫖客心理的产物,致使原本属于修行佛地的尼姑庵院,反而成为了楚馆秦楼。随之而来者,不唯是佛教社会史出现了内在的转向,更可为青楼文化史发生转变下一注脚。

在论及尼姑出家原因之前,不妨将官方对尼姑出家年龄所作的规定稍作梳理。关于女子出家为尼的年龄,明代的法律作了基本的规定,并与男子出家为僧的年龄限制大有差别。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许为尼姑女冠”。建文三年(1401),更是将女子出家的年龄上升到59岁。如当时建文帝曾经下令,凡是民间女子年龄不及59岁,禁止出家成为尼姑。从中可知,明朝廷对女子出家的年龄限制,洪武时期定为必须40岁以上,至建文年间更是升至59岁以上。这是规定中年以上妇女方可出家为尼。与此相应,明朝廷对男子出家的年龄限制却大有不同。如洪武二十二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为僧。”换言之,男子出家必须是在20岁以下。这是规定幼年或少年方可出家为僧。这种在年龄上的两反规定,究其用意而言,显然是为了尼姑、僧人能安于清修,并保持佛门庵院的宗教纯洁性。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自明代正统以后,出家为尼者已不再遵守朝廷的法律规定。如在北京的一些寺庙中,私自剃度为尼的妇女日渐增多。根据史料的记载,这些妇女“有因不睦六亲,弃背父母夫男,公然削发为尼”。可见,其中女尼的来源,既有已婚的妇女,亦有未婚的少女。究其出家的原因,显然很多是家庭内的矛盾。每当遇到令节或每月的朔望,她们在寺院内传经说法,“诱引男妇,动以千计,夜聚晓散”。

在说到尼姑的来源及其出家的原因之前,不妨对整个僧侣集团的出家原因稍作探讨。清初人尤侗论僧尼出家的原因时道:

今日僧尼,几半天下。然度其初心,愿不及此。其高者惑于福慧之说,下者为饥寒驱迫,不得已而出此。或幼小无知,父母强而使之,及其中道而悔,无可如何者多矣。

从上面的阐述不难发现,僧尼出家,大多不是出于“初心”,而是一种被迫或无奈之举,亦即所谓“其高者惑于福慧之说,下者为饥寒驱迫”,显然缺乏纯真的宗教虔诚情感。如果转而分析尼姑出家的原因,那么明末清初人陆衡所作的分析也堪称一针见血。他说:“每见人家妇女,或丧夫,或无子,即有夫有子,而别有不得已,辄忿然出家,剃去其发。”这就是说,在出家为尼的群体中,多为“丧夫”或“无子”的妇女。至于那些“有夫有子”的出家妇女,她们的出家当然有其“不得已”之处,只好“忿然出家”。一句“忿然出家”,更是道出了其逃避家庭或世俗的心态。当然,节妇、贞女出家为尼更是当时的世风。正如陆衡所言:“女子不幸而失所,天不再醮,礼也。……尝有缙绅之家,许嫁而未婚者,偶值其变,父母翁姑好名,高谈守节,强其女从之,非不传誉一时,其如青春难度,白日无聊,每借焚修之计,以出家为上策。未几而祝发矣,未几而尼姑为伴伍矣,未几而参善知识矣,名刹听讲,禅房卧宿,肆焉无忌。”女子丧夫,朝廷的礼教要求其守节,这就是所谓“节妇”。许嫁而未婚者,未婚夫一死,也被迫守节,这就是所谓“贞女”。尽管这种守节的行为可以为自己乃至家庭带来一时的虚名,但时日一久,青春难度,白日无聊,最好的结局就是遁入空门。

妇女为了守节而出家为尼,在当时的史料中可以得到广泛的印证,试举三例如下。其一,苏州府吴江县有一座守贞庵,在震泽镇观音桥内。明隆庆年间,巡宰杨忠之妻节妇毛氏建。据吴名函《隆庆庚午守贞庵建观音阁碑记》云:“忠,武林人。在任病亡。其妻毛氏哀毁过礼,结庐矢志,事死如生,依倚为尼,而居者焚修日盛。”可见,毛氏在自己的丈夫死后,为了守节,只好“结庐”为尼,打发余生。其二,苏州府昆山县灵峙庵,旧名水月庵,明万历末年念印禅师开山。念印禅师,是举人傅冲之妹、归有光之儿媳。傅氏年19而寡,于是剃发径山,募置马园蔬圃为兰若,初构三楹,继建禅堂、韦驮殿、净业楼、二桂堂。崇祯十五年(1642)示寂,塔葬于放生池北。念印禅师有弟子三人,均为士大夫家族女子。一位是大学士顾鼎臣六世孙女,字仁风;一位是张泰符女,字无歇;一位是钱约斋女,字妙光。其三,苏州府昆山县胜莲庵,在许墓塘北。顺治初年,无歇禅师建。无歇禅师,张泰符的长女,嫁给诸生戴襄,进士徐扬贡原配之母。崇祯九年(1636)戴襄死,张氏成为守节的寡妇。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张氏弃俗出家,传律华山,嗣法灵隐,以禅律教诫尼众,其道行为诸方所推重。无歇禅师即上文提到的念印禅师的弟子。胜莲庵原本为无歇禅师外祖的旧圃,因其弟生员张旅庵、举人张冰庵倡购,遂成一方法席。

当然,在明代的尼姑中,确实存在一些抱有宗教虔诚而出家的人,明代名僧莲池大师的妻子汤氏即为一例。宋应昌曾是莲池大师的同学,下面根据他的记载,对汤氏出家为尼的经过概述如下:莲池大师是晚明佛教界的一代高僧,他的出家时间可以追溯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莲池夙志方外,鉴于父母尚在,不敢离而出家。父母双亡之后,就力酬所愿,当时其妻子汤氏才19岁。再加之前面的儿子殇亡,为此“忆子舆之规,疑未决”。莲池已而念风灯石火,时不我延,毅然剃染出家。他的妻子汤氏则回到娘家,与自己的母亲生活在一起,斋戒禅诵。不久,其母亡故,汤氏孑然寡居。同族之人替她立后嗣,最后选中三侄文彬。不久,汤氏亦脱簪珥为尼僧。出家之前,对嗣子文彬说:“兹无所事,后不后我,固无害。彼生而养,死而服,而殡,而祭,世法也。吾学佛,存资钵衲,殁归阇维耳,夫何求哉!”为此,将所有田产房屋散给群侄,并把自己的住宅分给嗣子文彬。至于汤氏自己,则“从邻僦舍,绳枢蓬门,夕灯晨香,阒如也”。汤氏出家为尼之后,法名袾锦,与莲池一同师从关中南五台性天和尚。这段史料记载已基本道出了下面的信息,即汤氏出家,虽因其丈夫出家而成为事实上的寡妇,但从中亦可看出,她自己在宗教情感上的觉悟,当然亦与莲池大师的熏陶不无关系。

照理说来,尼姑所过的应该是尼庵中的清静生活。明代有一位姓孟的小姐,在去苏州惠日庵访尼姑时,曾在亭上写下一诗,诗云:“矮矮墙围小小亭,竹林深处昼冥冥。红尘不到无余事,一炷香消两卷经。”[1]此诗甚雅,基本道出了尼姑日常的清修生活。

正如明末名僧袾宏所记,在佛教整体世俗化的大势下,尼姑群体中还是不乏清修苦行、终身不干谒富贵之家的人。如他笔下的严氏,在出家为尼后,仍然能保持“苦行终身”。另外,钱谦益笔下的女尼潮音,显然也是一位守戒律的尼姑。女尼潮音俗姓金氏,常熟县大河人。嫁给同里人龚某,孀居自誓,仪法井井。其长子娶妻之后,辞亲出家,字曰定晖。定晖死后,潮音对次子端吾说:“汝兄往矣,吾母子何苦徽缠人世?”端吾遵母亲之旨,于是弃妻落发,与母亲一同到了苏州。潮音到了苏州后,拜尼姑真如为师。不久,潮音回到故乡,“僦居焚修,昼夜六时,佛声浩浩”。钱谦益对潮音有下面的评述:“予观近日宗门,女戒锋起。阇黎上座,林立镜奁。语录伽陀,交加丹粉。咸有尊宿印证,支派流传。可羞可愍,莫斯为甚。是比丘尼,却避市廛,远离俗姓,不唱参访之缘,不挂大僧之籍。一声佛号,十念往生。旌表末法,甚难希有。斯则墨穴之电光,狂水之圣药也。”细究钱氏言外之意,在佛教界普遍世俗化的明代,尼姑潮音出家清修的经历堪称“墨穴之电光,狂水之圣药”。

更有一位性恒女尼,以兴复佛寺为职责。如天台天封寺,一直被视为灵墟之处。至明万历年间,佛应运兴,寺庙达到鼎盛。但至崇祯年间,因遭劫火,寺庙顿成灰场废墟。正值此时,女尼性恒,俗姓张,从金陵来到天台,以兴复寺庙旧观为志。钱谦益记其人其事道:

有一比丘尼,张氏名性恒。剃染来金陵,誓愿为兴复。坚修头陀行,一麻复一麦。誓以此身命,回向僧伽蓝。苦行五六载,地行夜叉知。乃至夜摩天,分分相传报。人天感咸悦,钱刀响然臻。梵刹黄金容,僧寮经藏阁。如移四天宫,又如地涌出。

可见,性恒女尼自剃染之后,确乎能做到“坚修”“苦行”,犹如头陀一般。

此外,黄宗羲笔下的女尼月尼,尽管已经是入清之人,但从其生活的时代来看,应该属于南明时期。黄宗羲《月尼传》记道:尼姑松月俗姓莫氏,浙江杭州人。性慧,有才,又有静德。其母原本失身青楼,当时莫氏才十二三岁,当然也不能免俗自奋,只好依从母亲一同在青楼生活。不过,莫氏人虽在青楼,却有自己的定见,即非学士大夫不见。等到与客人见面,则又非道德文字不谈。一日,问潘大夫:“所谓名业者,学从孰始?”大夫答道:“有志于名则名立,于业则业成,否则是无志者焉,足以言名业耶?”莫氏听后默然良久,道:“如斯而已。”自此以后,更加自励。一日,又问道:“所谓文词者,人从孰求?”大夫答道:“妙由天传,机由人究。致天以尽人,则文字之玄,得矣。”莫氏闻之默然良久,道:“如斯而已。”从此以后,开始每天诵诗读书,遇到学士、大夫,即稍稍能撰五七言之诗,并与他们讨论当世之务,故吴越间往往有传诵其诗者。康熙十四年(1675)三月望,莫氏到天竺山院,礼拜慈像,寻求超脱,因而大恸。在回家路上,突然迷路,见一樵夫倚薪卧树间,莫氏前往问道:“孰路归城中?”樵夫答:“路固歧,苟致之皆可归。”莫氏问:“尔何滞于此耶?”樵夫答:“吾逃樵而归于樵也。”莫氏听后顿然醒悟,因拜樵夫并乞旨,樵夫看着所卧之薪,对莫氏道:“夫薪也,始出土中,天机莫遏焉。但为类材纠缪,遂屈上达之性。今吾伐之,方得脱根株断,萌蘖就败,藏瑕于烈阳之中,变其凡姿,反其静质,群妄消融,截然寂灭,以复于命,此薪之所能也,吾固怜而樵焉。”尼因进而问道:“问路知归,问薪悟脱,然吾生营营,何求可了?”樵夫答:“人性本直,流行惟光,一有所制,则直者屈,施光者受昧,不有见勇之士,力反其光,孰得其子哉?惟山中之松,溪上之月,抑之不偃,蒙之不灭,初性自如,本体常澈,人诚求之,即可了其生矣。”尼于是豁然大觉,来到清溪旁,洗去铅粉,卸却绮衣,“草曳韦入家,辞其母,往清波郭门,遂拜老尼为师,削发修禅,终其身,自号松月尼云”。在这篇传记的后面,黄宗羲尚有下面评述:“世传唐吕岩度女妓白牡丹,宋苏轼默化琴操事。余每论之,未尝不异其人。以为声乐之场,亦有回头向道者焉。月尼本背法失从,当艳盛之年,一旦断情欲,远凡归真,倘后日采而传之,未必非牡丹、琴操者之流欤?”一个妓女,转而向道,削发为尼,樵夫的一番开道,无疑是关键。所谓樵夫,其人绝不简单,他给女妓所讲的是一堂佛教人生课,最终使女妓皈依佛祖。

妇女一旦出家为尼,就不再涂脂抹粉,在穿着上也不可艳丽旖旎,以便与她们的清修生活相符。关于尼姑的服饰打扮,我们不妨引周清原所著小说《西湖二集》记载为例,其中记载尼姑穿戴云:“头上戴一顶青布搭头,身上穿一件缁色道袍,脚下僧鞋僧袜。”

至于尼姑所从事的日课,除在庵院中吃斋念佛之外,还负有一些世俗的宗教职责,这在明代表现为“宣卷”这样一种宗教仪式。宣卷是明代妇女中最为流行的宗教仪式。明朝人徐献忠记载:

近来村庄流俗,以佛经插入劝世文俗语,什伍群聚,相为倡和,名曰宣卷。盖白莲遗习也。湖人大习之,村妪更相为主,多为黠僧所诱化,虽丈夫亦不知堕其术中,大为善俗之累,贤有司禁绝之可也。

可见,在浙江湖州的乡村妇女中,盛行宣卷。另外,从明人陆人龙所著小说《型世言》中可知,当时苏州府昆山县、太仓州的妇女至杭州天竺进香,通常雇用一些香船。在进香途中,为了解除旅途的寂寞,除“一路说说笑笑”之外,还“打鼓筛锣,宣卷念佛”。

其实,所谓宣卷,即为宝卷之诵唱。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宝卷为民间通俗说唱文学,内容多为佛家传说及信徒善恶果报故事。韵文唱词,鄙俚俗浅。然情节细致,演唱生动。在明清两代,民间宝卷之诵唱十分盛行,并深入殷富之家宅内院,女尼习之,作为就食谋生之门,胜于托钵化缘。此一风气,至抗战之前,尚有余迹。明代兰陵笑笑生所著《金瓶梅》小说,其中关于女尼进入大家之宅进行宣卷的活动,所记更是相当丰富深入,可证尼姑确实是当时官宦及民间妇女宣卷活动的组织者。

清初学者尤侗认为,出家是一种违背人性之举,最后难免会出现违背佛门清规的行为。他说:“夫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今使舍酒肉之甘,而就蔬水之苦;弃室家之好,而同鳏寡之衰。此事之不近人情者。至于怨旷无聊,窃行非法,转陷溺于淫杀盗之中,不已晚乎?”明末清初人陆衡也认为,妇女无论是与尼姑往来,还是出家为尼,其结果均为“男女混杂,无所不至”,而且“最伤风败俗”。鉴于此,他主张对妇女出家加以严禁。上述看法,当然都是儒家传统学者之论,但也确实反映了妇女出家之后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那么,妇女出家成为尼姑,其心境究竟如何?她们果真可以抛却世俗的烦恼,安心沉浸于青灯古佛的生活?显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人的感情最为复杂。明代著名文人徐渭作有一首《陈女度尼》诗,专门描写了一个陈姓少女在即将度身为尼时的心境。诗云:

青春正及笄,削发度为尼,别母留妆粉,参师歇画眉。幻真临镜现,生灭带花知,未必今来悟,前身受记谁?

一个青春年少的少女,不再傅粉画眉,而是削发为尼,难道真的是今生已经大彻大悟?正如徐渭所言,其实未必。在少女做出这种无奈选择的行为背后,只能将之归为“前身受记”,亦即前身的一种佛缘。陈铎也有一首题为《尼姑》的散曲,其中云:

卸除簪珥拜莲台,断却荤腥吃素斋,远离尘垢持清戒。空即空色是色,两般儿祛遣不开。相思病难医治,失心风无药解,则不如留起头来。

可见,尼姑尽管已经身持清戒,远离尘垢,但在情感问题上终究还是要得“相思病”“失心风”。明无名氏辑《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中有一首《寺里尼姑》歌曲,其中云:“寺里尼姑,缺少儿孩没丈夫。每日吃斋素,又没个神仙度。嗏,扯碎大衣服,变规模,留起头发,走上烟花路,嫁个丈夫不受孤。”尼姑受不了空门的寂寞,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留起头发,重新嫁人,回到世俗的生活中去,亦即所谓“还俗”。

在尼姑群体中,固然不乏在庵中清修之人,但很多还是出入于缙绅官宦家中,甚至出现了一些游方尼姑。万历二十四年(1596)冬天,有一位尼姑游方到了浙江嘉兴。这位尼姑在湖广出家,为人慧辩知书,自称出自湖广名族,并从某位和尚处受法。她一到嘉兴,缙绅人家的妇女无不与她交游,势倾一府,并打算聚众讲法。当时嘉善县人沈元听说此事,就对朋友说:“嘉禾东南名郡,士大夫甚众,竟不能出一言去之,任妖尼惑乱若此乎?”于是,就写诗一首,寄于此尼,示以道理,并在诗后用大字写道:“当急还家室以正首邱。”此尼得诗之后,只好悄悄引去。

在官方法律条文中,对尼姑犯奸有惩治条例。如弘治七年(1494),明孝宗下令,“僧道尼姑女冠有犯奸宣淫者,就于本寺门首枷号一个月,满日发落”。即使如此,在明代的女尼中,还是出现了与世间俗人私通的现象。如饶州有一女尼,与士人张生私通,最后还嫁给了张生。有人专门就此事赠一诗,云:“短发蓬松绿未匀,袈裟脱却着红裙。于今嫁与张郎去,赢得僧敲月下门。”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有些尼寺,本来就是贵族家庭姬妾出家之处,这些大家族出来的削发之尼,难免尘根不断,甚至做出与人淫乱的丑事。如北京英国公宅东有一座尼姑庵,就是他家退闲姬妾出家之处,门禁相当严慎,一般人也不敢进入。但并非所有的尼寺都有如此严厉的门禁,有些也并不禁止一般男子进入礼拜。这些男子进入尼寺之后,就不免为里面那些不安分的尼姑所惑,甚至被人养在寺中,直至死亡。这绝不是虚言,完全可以拿发生在永乐与天顺年间的两件事情加以证实。永乐年间,有工匠在修理一座尼寺时,在寺里发现了缠棕帽,帽上还有水晶缨珠。工匠就将寺中所得之珠拿到市上出售,被主家发现而告到衙门。官员在审问此案时,问工匠珠子的来处,工匠就如实交代,才知有一少年偷入尼寺,而为纵欲尼姑所留,最后死于色欲。尼姑为了隐瞒事实,加上尸体无法运到外面,就只好将少年的身体肢解,埋在墙下。又天顺年间,常熟有一位到京城参加会试的举人,闲来出游,七天没有回家,无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其实,他是到了一所尼寺,为群尼所留。每天早上,尼姑开门出去,到了晚上再偷偷携带酒肴回到寺中,与这位举人饮酒取乐,所以根本无人知晓。一天,举人起了惧怕之心,于是跳墙出来,已是“臞然一躯矣”,身子瘦得令人难以相认。

尼姑的世俗化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尼姑不再拘囿于庵院的清修,而是留恋尘世的繁华,不仅在穿戴上模仿世俗妇女,而且与民间妇女多所交往。如当时南京一些“尼之富者”,不仅“衣服绮罗,且盛饰香缨麝带之属”,而且“淫秽之声,尤腥人耳目”。又如在赵州,在每年的四月八日、二十八日,各寺的尼姑就作会,“富愚赴会施供”。明人归有光对此也有揭示:“尼媪往来富贵家,与妇人交杂膜呗,尤数从寡妇人游。”其二,尼姑在与世俗交往过程中,不再坚守佛门清规戒律,而是熏染了很多“淫污”习气。如明代史料揭示道:“又南京尼僧,视别省为尤盛,淫污之俗,视别省为尤剧。尼僧外假清修,内实淫恣:有暗宿奸僧,袈裟莫辨,诱招女妇入庵礼佛,恣肆奸淫者;有群诸恶少,窃伏庵院,诱妇女礼佛,潜通奸宿者。”可见,这些尼姑不仅自己“暗宿奸僧”,而且引诱妇女进入庵院,“潜通奸宿”。

明人李开先所著《新编林冲宝剑记》一剧,就尼姑对世俗生活的追求有深刻的揭示,显然可以与史料相互印证。剧中所塑造的尼姑,确实正如她自己所说:“脸是尼姑脸,心还女子心。空门谁得识,就里有知音。”作为一个出家人,原本已是六根清净,这些尼姑却对民间流传甚广的山歌,诸如《锁南枝》《山坡羊》《清江引》之类相当熟悉,而且经常挂在口头哼唱。随后,剧作为了对这些尼姑作更深入的描摹,就故意写了一首《清江引》,让尼姑清唱,其中云:“口儿里念佛,心儿里想:张和尚、李和尚、王和尚。着他堕业根,与我消灾障。西方路儿上都是谎!”尼姑不但与张和尚、李和尚、王和尚之流偷情,而且惯于说些风月话,诸如借佛之言云:“法轮常转图生育,佛会僧尼是一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尼姑与世俗的交往相当密切,时常拜认一些干爹、干娘、干兄、干弟,甚至结识一些“好风月的游僧”。

针对女尼交通大家妇女的行为,自明初以来,朝廷乃至地方官员,无不采取一些措施,以抑制这种佛教门风的衰败。洪武年间,明太祖曾经派人暗访在京将官家庭奸情之事。当时女僧引诱功臣华明高、胡大海妾数人,奉西僧,行金天教法。获知确切消息之后,明太祖下令将二家的妇女与西僧、女僧一同投入河中处死。万历三十三年(1605),周孔教巡抚江南,正好苏州发生了假尼行淫之事,于是就下令,“罗致诸尼,不笞不逐,但以权衡准其肥瘠”,按照猪肉价格卖给鳏夫。霍韬任南京礼部尚书之时,也对尼姑此风进行了清理,允许尼姑嫁人,限定三月以后将尼姑配作军人为妻。其中50岁以上的尼姑,则别有处分。至于妇女,则严禁她们进入寺庙拜佛。

尼姑虽已出家,俗世情缘却难了。这种现象在明代就已经存在,而且在清代得到很好的延续。这固然说明了人性的复杂性,即使出家人也概莫能外,但尼姑情感历程的变化,不能不使我们对此作更为深层次的思考。

毫无疑问,尼姑的俗世情缘更多地见诸一些文学作品,而在正式的史料记载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却相当匮乏。如清代佚名所撰小说《山水情》,就相当细腻地刻画了苏州寒山庵中尼姑云仙为情欲所困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她自己还能意识到,作为出家人,应该六根清净,断绝情欲,亦即她自己所言“可惜我年二十,虽然出家,身尚未破,何可以一时欲念之萌,而丧终身之行,论起来只是不可”;另一方面,转眼一想,她又不得不坦然道:“呸!我的出家原为父母将身错放,蠢子怨命,立志投入空门,真个什么身具佛骨,心种佛心,必要修炼上西天的。”所以,最后还是情欲战胜了佛心,面对俊俏郎君,她就不能白白无故放过去,转而去学“陈妙常的故事”,在破色戒上去走一遭再说。

这无疑就是佛性与人性的矛盾冲突。在清代的尼姑群体中,固然不乏清修之人,且能以坚韧的佛性修行压抑内在人性的萌动,但通观清代尼姑的行为,确实出现了不少不能戒除色欲的行径,尤以与人私通为甚。究尼姑私情相通之例,大抵表现为以下两类。一为尼姑与和尚私通,如北直隶固安县尼姑静定即为典型一例。史称静定俗姓王氏,原先是一个势宦之家的婢女,美色殊甚,被主人纳之后房,宠冠同列。主人死后,她请求主妇,愿意披剃为尼,以报厚恩,实则想借此摆脱羁绊,过自己自由自在的生活。主妇喜其诚心,替她在近郭建一座尼庵,极其壮丽。庵内专供南海大士之像,故号称“观音庵”。静定遁入法门之后,此庵香火众盛,又收了几位女徒,日益纵恣。距庵仅半里之遥,有一座法祥寺,寺中壮年之僧,“皆与往来,绸缪无虚夕”。奇怪的是,静定自建此庵之后,终日门户紧闭,朝饔夕餐,凡有所需,每日请一贫妇购办,此外不再启闭。除斋醮之外,她自己与徒弟绝不轻出,“人因以清净称之,鲜有疑其秽者”。然事情最后还是因为引起地方官员的怀疑而败露。为此,作者长白浩歌子感叹道:“尼之为尼,至今愈不可问矣。肆欲宣淫,恬不知耻。如静定者,犹存羞恶之良者也。脱非许二漏言,依然清水洁玉,孰得议其后者。”所言可谓不虚。二是尼姑与民间普通人士私通。如苏州盘门内泮环巷,有如意、凤池两座尼庵。山门并列而起,门内设有小窗,可以互通往来。如意庵有二三个乡尼,整日斋鱼粥鼓,颇自清修。春夏则灌种蔬菜,秋冬则纺织棉花,操作勤劳,仅堪度日。凤池庵亦有尼姑数人,其中有一位中年尼姑,年华半老,性尚风骚,与一位小贩私通。又清末海州百子庵尼姑守先,与人通奸一事,更是上了报纸的新闻,其中《时事报》的图画新闻,对其事有详细记载。从报纸记载可知,尼姑守先,长得美而艳,性尤淫荡。其初与州衙门的差人赵美有染,继而与州衙门的书役葛双喜姘识,竟疏远赵氏而亲近葛氏。后又与碧霞宫僧人善隆私通,于是开始疏远葛氏。葛氏愤愤不平。为此,就邀请赵美到一家饭馆晚饮。醉后,同往百子庵,意在杀僧人善隆。扣门时,守先正与善隆“参欢喜禅”,听到葛氏怒骂,就让善隆越墙先遁,然后开门。葛氏搜索善隆不得,即将守先拖至门外,以刀劈其面,守先昏绝在地,又与赵美一起连砍十数刀,守先登时毕命。次日早晨,地保报案相验,知州谢元洪私访舆论,立将葛双喜、赵美、善隆抓获到案,三人均直供不讳。报纸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特意将葛、赵二人之饮酒,僧人善隆之越墙,女尼守先之受刀,图绘精详,形神逼肖,致使此事引起民间一时的轰动。

作为佛门弟子,尼姑尘心未净,不耐禅房寂寞,甚或还俗嫁人,如此之例,在清代并不少见。即使如此,然大多姻缘草草,如同私奔。就此而论,光绪二十七、二十八年间(1901-1902),苏州城内染香庵尼姑松月公开与程秀才成婚一事,堪称一则尼姑还俗佳话。这桩姻缘,不仅仅是“百两相迎,六礼咸备,委禽纳币”的正式结婚,而且其所嫁者为“诗书之子”,且出身“阀阅之家”,“御轮亲迎”,真可谓“歌宜家宜室之诗”。

清代尼姑不但色欲难戒,且从其生活观念乃至日常行为与生活来看,亦有世俗化之势。这大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首先,尼姑日常生活的时尚化。就服饰而言,清代尼姑尤其是那些娼尼,不惟服御尤其讲究,且有“冶容”化的趋势。这显然与尼姑惯常的清修生活格格不入。如苏州震泽镇的女尼,名为剃度,其实不过是将头顶心剃去一团,约略不及银钱之大。长发虽已剪去,然前后刘海遍覆四围,茸茸然随风飘动,黝黑丰润,光可以鉴。有些尼姑,甚至到了30多岁,尚是乌云满额。不仅如此,这些尼姑还勤施膏沐,对镜自怜,傅粉添香,争妍斗异。绮罗被体,衣裙一似俗家,只是襟领间变圆为直,但缘饰之镶嵌,还是相当华丽。这仅仅是尼姑服饰与一般俗家女子无复区分。进而言之,有些尼姑喜欢作“时世妆”,引领女子服饰之时尚潮流。如苏州吴县洞庭东山湘公庵尼姑阿巧,善于应酬,精工度曲,风神绰约,雅韵欲流,堪称秾纤得中,修短合度。这位阿巧,尤其喜欢作“时世妆”,“发鬒黑而可鉴,双钩瘦削,如束笋然”。至于震泽镇新庵尼姑连生,更是艳名闻名遐迩,被人称为“活观音”。她对自己的服御相当讲究,冬裘夏葛,色色生新,甚至在禅榻之旁,收藏衣饰的箱笼多达数十只。有一年冬天的夜里,她答应里中之招,曾去参加夜忏之会,身披一袭出锋银缎白狐斗篷,飘飘然如凌虚仙子。这显然是尼姑服饰趋于“冶容”化的明证。当然,从装束上看,娼尼服饰尚与普通的勾栏女子迥然有别。上海县净修庵尼姑兰英堪称典型一例。尼姑兰英的装束,尽管还是遵从“方外”之制,衫裙均为纯黑色,然崭新夺目,且都用泰西纱制成。尤其是她的小脚,双钩贴地,端小犹如束笋。脚上所穿的绣鞋,血栏红皮底,湖缎黑花帮,则又如闺阁中人,绝不像普通的尼姑。人一见兰英,既惊其美,又诧其妆,无不认为其装束不但在佛门中独树一帜,而且还在勾栏外别开生面。

就饮食而言,清代尼姑擅长烹调,使香积风味别具一格。如震泽镇老太庙女尼阿文,擅长烹调,寻常斋蔬,在咄嗟之间,她就可以将十余桌素斋置办齐全。若是预先订定,其制作尤为精美。让人惊奇的是,她以豆豉、面筋等为材料,将其制成鱼肉鸡鸭之形,置诸席间,几乎可以不辨真赝,且味道绝佳。换言之,其烹调技艺,已可易素菜为荤肴,甚至无不芳馨可口。阿文烹调的菜式,相当精洁,仿佛吴中船式之菜。一席付四五两银子,即可饱尝香积风味。好事老饕,甚至称其为“禅门络秀”。此外,尼姑庵舍、禅房布置,亦相当讲究。如苏州木渎镇的万寿庵,其禅房内的陈设,“镜奁钿盒椸枷箧笥之类,一一咸备,与闺阁无异致”。

其次,整日忙碌,居积求利。在俗家人的眼里,尼姑、和尚最为清闲。然在清代的苏州一带,则流行一句谚语,道:“师姑趁夜载来去没得闲。”就此谚语,王有光作如下解释:“既为师姑,岂有趁夜载而滋扰者。或半路出家,溯其前事耳。”尽管王有光的解释已经抉出了尼姑的“前事”甚或“隐事”,但尼姑在夜里被人载来载去,没得空闲,至少可以说明这些尼姑并未限于庵中清修,而是为了赚取报酬,积极参与民间百姓家的夜忏之会。

尼姑整日忙碌,参与夜忏之会,仅为其中活动之一。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些尼姑整日忙碌之事,无不是为了居积求利。如苏州太湖的洞庭山,女尼甚多,其中妙庵的住持尼姑,尤其擅长居积求利,在她80余岁死时,已经“积金巨万”。她死后,徒弟静香继为住持,在少艾之年,已是精于“书算”。每年观音大士诞辰,士女赴庵烧香者甚众,贸贩云集,全部租赁庵中房舍,尼庵借此获利不少。

再次,清代尼姑不仅有破色欲之戒的世俗行为,过着衣食讲究的时尚生活,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当时的尼姑不乏世俗化的言论,公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震泽镇新庵尼姑五宝堪称典型一例。她宣称:“饮食男女,大欲所存,僧俗当无二致。”所不同者,僧家格于佛教,不能为所欲为。她进而认为,讲学家“龂龂以气节责人”,不过是少见多怪而已。若是开通之人,就不应当如此固执。如此惊人之论,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

在清代,妓女出家,不乏其例。如四川华阳妓女韩巫云,能歌善舞,名重一时,后出家为尼。她所赋《咏铃儿草》云:“众芳灿烂独青青,赚得明皇仔细听。寄语流莺今且去,春风系遍护花铃。”显然已有自悔风尘之意。此为妓化为尼的典型例子,但并不能借此证明娼妓与尼姑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两者的结缘,大抵还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为示说明,不妨先引白衣庵尼姑为例,作为论证清代出现娼尼的引子。从史料记载可知,白衣庵为“优尼之所栖”之处,以庵内供奉观音大士得名。名为尼庵,实为“淫媾之区”。庵内众尼,虽“色皆平等”,仅有一尼“艳绝”,但从庵内辟有密室可知,这些尼姑所做的尽是皮肉生意,属于名副其实的“秃娼”。然正是如此如同淫窝的白衣庵,其檀越(指施主)却均是一些“大力者”,其行为甚至得到了官府的“左袒”。

当然,庵中艳尼,或为尼姑之私生女,或为官宦大家之妾,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从小父母双亡,无可依赖,才被尼庵中的住持尼姑收养。不妨试举几例如下:一是苏州府吴县洞庭东山湘公庵的阿巧,本为农家女,七岁丧母。湘公庵某尼,与其母为姊妹行,怜悯阿巧幼无依靠,就将她留养于庵中。二是洞庭东山湘公庵尼妙云,本为常州小家之女,家有姊妹五人,妙云年最幼。其母因为难以照顾提挈,于是在妙云二三岁时,将她寄养在常州一座尼庵,她后辗转流入湘公庵,当时年仅八九岁。三是湘公庵尼姑爱宝,则为庵中某位尼姑的私生女。四是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净明庵尼姑小金,黎里镇人,父母很早就已亡故,家贫无所依靠,在年幼时就入里中西庵为尼。五是苏州净莲庵有一位尼姑,为某位乡绅之妾。当乡绅亡故后,就携带剩余家赀,投净莲庵出家为尼。

照理说来,佛门原为清净之区,岂可藏污纳垢;尼姑以修行为愿,怎容卖俏诲淫。然一至清末,江苏之无锡、金匮、太湖等处尼庵,专有一种所谓“师姑”,“妄托香火因缘,居然青楼面目。招引少年子弟,尽入迷途;顿教禅院庄严,化为秽地。伤败风俗,端人咸切痛心;亵渎神灵,菩萨亦当怒目。甚而酿成命案,尤应严速驱除”。为此,江苏巡抚丁日昌专门下令,将这些县的尼庵查封。当时被查封的尼庵,无锡境内有上映山庵、下映山庵、宝珠庵、清宁庵、永凝庵、玉泉庵;金匮境内有青林庵、青莲庵、圆通庵。此外,在洞庭东山,亦有多达20余所的尼庵,陆续被查禁封闭。

如此众多的尼庵,顿成青楼面目,且已化为伤风败俗的污秽之地。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然其普遍性并非仅仅限于江苏一地。仔细考察清代史料,娼尼首推吴越两地,其次为泰山姑子,再次为广东。此外,苏北的徐州、湖广的黄州府,亦有零星出现娼尼的例子。下面依次分述之。

吴地娼尼,大多集中于苏州一府,著名者有下面数处:

其一,苏州吴县洞庭山,分为东、西两山,均有尼庵,尤以东山居多。在东山尼庵中,其中又以湘公庵最为著名。史称洞庭东山尼庵,与别处尼庵大有区别。一般说来,别处尼庵,“或为乡里雏莺,因贫而赖以育养;或为人家别鹄,因寡而借以清修;或为贞洁不字之闺娃;或为伉俪不睦之怨耦”。在这些尼庵中,虽然间或也会出现一些不守清规的尼姑,但并不普遍。而洞庭东山的尼庵,则已公然卖笑。换言之,东山各庵尼姑,虽有出家的名号,却一方面并未祝发,仍是雾鬓云鬟;另一方面,则又未曾放足,尚为莲钩罗袜。这就是说,东山尼庵中的尼姑,缠足梳髻,不御道服,与民间女子并无差别。更有甚者,她们还浓妆淡抹,各擅胜场,征歌侑酒,只要缠头掷到,任凭客人所为。在东山湘公庵中,更是藏有很多佳丽,环肥燕瘦,美不胜收。诸如妙云之荡逸飞扬,爱宝之孤高坦率,各享盛名,尤其是阿巧,更是风致嫣然。

其二,苏州吴江县之黎里镇、震泽镇、盛泽镇,亦以盛产娼尼著称。史称黎里镇,“风俗淫靡,诸尼多污点”。清末人俞樾亦云:“吴江黎里镇多尼庵,登徒子游其中,犹青楼也。”吴江震泽镇的女僧,虽号称剃度,但仅在顶心剃发一圈,前后尚有发覆于四周,后面的头发,正好与颈相齐,自垂髫时至30多岁,莫不如此。至于衣裙襚襟,犹如俗家装束,且缘饰甚华,只是襟领并非圆领,而是直领。盛泽镇以产丝绸闻名,风俗淫靡,而其中的比丘尼更是著称于时。

其三,苏州昆山县风气淳朴,无声色之乐,却颇多尼庵。尼庵中的尼姑,无论是不剃发而裹足着裙之人,还是剃发而善自修饰之人,大都青年妙龄,丰姿楚楚,伊蒲之馔,无不精美。游人可以在庵中设酌,但“不及乱而已”,这显与一般的娼尼稍有区别。光绪年间,昆山城中某庵之尼却尘,更是神清骨秀,风雅宜人。

吴地的无锡,亦堪称娼尼丛集之处。尤其是无锡的惠泉山,风景绝佳,山麓多尼庵,庵舍精雅,其门题榜,或有或无,有时甚至不称尼庵,而是打出“某某山庄”的旗号。庵中尼姑,“多俗家装束,无异勾栏,舞衫歌扇,且亦缠足”。

越地娼尼,则集中于杭州、嘉兴两府。杭州女尼分为两类:大约居城内者,多带发修行;居城外者,则多剃发。尤其是城内的木庵,屋宇宏深,结构精雅,洞房曲室,几如迷楼。嘉兴女尼,自昔就颇负盛名,如元之慧秀,明之娟娘、惠容,无不以能诗善画闻名。到了清代,流风未泯。在嘉兴鸳鸯湖畔,禅宇颇多。按照嘉兴的地方习俗,每年的七夕之期,烟雨楼游人丛集,挟妓之外,甚至还有游客“挈尼而游”。嘉兴城内的尼庵,较为著名的有观音堂、送子庵。观音堂位于城南门内报忠埭。庵中女尼五六辈,“皆有艳名”,尤以尼姑清全最具特色。史称清全性荡甚,杨花水性,里中诸少年“趋之若鹜,酒食喧呶无虚日”。清全善歌,弦索之声,达于户外。于是,佛门清净,变作欢场;禅榻凄凉,成为闹市。乌程县属的南浔镇,富室甚多,有“九牛”“十二虎”“百二十阉狗”之谚,借此形容富室之多。南浔镇致富之人,或凭借丝绸业,或凭借贩盐,不乏拥资超过千万之人。豪富必生淫欲,于是那些纨绔子弟,恣为嬉游,尼庵就成了他们喜欢的冶游之地。南浔镇上的尼庵,院宇深邃,陈设华丽。若是嫖客想梳弄一个幼尼,须付出数千金的缠头。此外,名流雅集,亦多选尼庵,因其饮博皆宜。还有介于嘉兴、湖州之间的乌镇,镇上亦有很多尼刹,“半作鱼元(玄)机,如都中皇姑寺”,可见不乏娼尼。其后,乌镇“猺光狱起”,据审察,乌镇尼庵得到了同知的儿子庇护,而道台的女婿“亦染指焉”,导致此案“一获三狐,并及秃鸨”。“秃鸨”一称,堪与“秃娼”作对,大抵说明尼庵犹如娼楼。

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被那些冶游好奇之士啧啧称羡的尼庵,除江、浙尼庵之外,当数山东泰山尼庵,堪称别树一帜。为此,“泰山姑子”,著称一时。所谓姑子,其实就是尼姑,大多天足,却好自修饰,“冶游者争趋之”。凡是到泰山顶礼之人,下山时必定前往尼庵,称之为“开荤”。这是因为朝山时人人持斋,到下山之时,则可享受山珍海错之奉。客至尼庵之后,“主庵之老尼先出,妙龄者以次入侍,酒阑,亦可择一以下榻”。至光绪末叶,泰安知县下令让差役将尼庵查禁,“逐其人,使他徙,封其庐为学舍”。

在广东的尼庵中,亦颇多娼尼。如潮州普济庵尼姑妙姑,其色相号称“南州百八十庵之冠”。“客之访妙姑者无虚日,至辄费数十金,顾其对客殊落落然。”尤其是广州的慈云庵,因为内供观音大士,所以香火极盛。庵内比丘尼甚众,绾髻缠足,衣饰与大家闺阁无异。可见,此庵虽托名清净法场,其实色界情天,较勾栏为尤甚。“少年美男子无意独身误入,必使身登佛国,生还无望也。”慈云庵的内室布置,亦相当精致,内室中床奁陈设,珍丽异常,炉中焚烧的是龙涎、百和一类的名贵香料,薰脑袭髓。庵中有36位尼姑,在当时号称“三十六花禅”。庵中尼姑,随时出应盐商的招嫖,“作珠江之游”。庵中还有“秘传内视法”,而且收藏了不少秘戏图,一册为“元宫演楪儿图”,上面六字为文徵明所书;又有周臣工笔所画秘戏图36册,上面有徐高阳所书“三十六宫皆是春”七字。

在清代的娼尼中,除吴越尼僧、泰山姑子、广东娼尼之外,苏北的徐州、湖广的黄州府,亦多产娼尼。如徐州有一座著名的尼庵延寿庵,庵中女尼十余人,均来自山东,这些女尼无不妙年俊俏,妖艳无伦,带发修行,不加剃度。她们昼则诵经礼佛,钟鱼并奏,铙钹齐鸣,俨然如一尼姑;夜则改装易服,蛾眉蝉鬓,粉腻脂香,则又俨然娼妓。那些青年子弟,都视此庵为温柔之乡。起初此庵尚是暗藏春色,其后“贿通官吏,恃为护符”,于是“公然为妓也”。且诸尼雅善度曲,又多有演剧之能,歌扇舞衫,音乐悉备,随之“禅关幽静,不啻歌舞之场焉”。又如黄州府观音庵尼姑妙莲,“虽皈依优婆,而心怀六欲。与里中诸无赖恶少征逐,每夜必开无遮大会,堂皇无忌,不避人言”。可见,这位尼姑尽管“龙宫落发”“佛殿斋身”,却是“未斩情丝”,先堕欲海,致使佛门清净之地,竟成一处“淫窟”。

按照明朝很多人的说法,或者用佛家的话头,晚明是一个“末法”世界。生活在这一末法世界中的尼姑,“多游族姓”亦即与大族妇女交通,当然是一种大众化的习俗。明人周清原在其所著小说《西湖二集》中,对尼姑曾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不妨引述在下面,作为全文的结束语。按照他的说法,世上的人大都有好有歹,难道尼庵都是不好的么?当然,尼姑中尽有修行学道之人,不可一概而论。随后,周氏话锋一转,对尼姑败坏妇女风气的危害性直言道出。他认为,尼姑中毕竟不好的多于好的。况且那不守戒行的尼姑,谁肯说自己不好?她们往往是假装至诚假老实,通过甜言蜜语,哄骗妇人。更兼尼姑可以直入内房深处,毫无回避,不唯“窍”己之“窍”,“妙”己之“妙”,还要“窍”人之“窍”,“妙”人之“妙”。那些妇人女子心粗,误信了她至诚老实,终日到尼庵烧香念佛,往往着了道儿。还有的男贪女色,女爱男情,幽期密约,不得到手,走尼庵去私赴了月下佳期,男子汉痴呆懵懂,一毫不知。一言以蔽之,“大抵妇女好入尼庵,定有奸淫之事”。周清原的这种担心并非孤例,而是当时文人士大夫普遍的看法。正因为此,时人才将尼姑归入“三姑六婆”中,使之成为文学作品刻意描摹的范型人格。这或许是那些文人士大夫为了挽回世风,而不得不将尼姑世俗化的危害加以夸大,但确实部分道出了当时佛教界的实情。这有史料可以证实。如弘治年间,延绥巡抚黄绂奉明孝宗之诏,毁掉庵寺,并将尼姑解送巡抚衙门,“给配鳏士”。此令下达之后,人人大悦,尼姑无不愿配,甚至出现了“去位尼有携子拜跪路傍远送者”的景象。尼姑中确实存在留恋世俗的情结。

尽管在尼姑群体中不乏具有恋世情结之人,有些甚至与僧相通,但从总体来说,佛门尼姑尚有不少能恪守清规,过着安静的清修生活。如明末崇祯年间,兵科给事中沈迅上疏,其中有“即不能如唐臣傅奕所言,命僧尼匹配,增户口数十万,亦宜量汰”等语。此疏被人误读,一时哄然讹传,认为朝廷不日将推行“僧尼匹配”政策,于是“京城诸尼,或易装越城,远匿村墟,皆以偶僧为惧”。就尼姑“以偶僧为惧”的心态而言,尼姑的恋世情结显然仅仅存在于部分的尼姑之中,尚未构成尼姑中的普遍现象。换言之,尼姑的世俗化行为尽管已经较为风行,但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既然已经出家,就不再留恋世俗的情感生活,更遑论与和尚结为配偶!

清代尼姑对世俗生活的崇尚,以及居积求利之风的形成,乃至花禅娼尼的勃盛,固然是佛教世俗化的表征,然究其实质,尚有明清游冶文化开始转向的另面相。通观明代的游冶文化,尽管不乏以土窠子为代表的私妓,然尚以秦淮名艳为代表的官妓文化为主流,进而形成名噪一时的秦淮游里文化。入清以后,秦淮名艳,虽有遗存,游风却已不炽。继之而起者,则是私妓的勃兴。反观清代的私妓文化,则是以江浙娼尼、泰山姑子为代表的花禅异军突起。所有这些,大抵证明清代士大夫的游冶趣味甚或游冶文化,明显开始发生历史性的转向。随之而来者,则是佛教更趋世俗化。

[1]黄:《蓬轩吴记》卷上,载王稼句点校、编纂:《苏州文献丛钞初编》,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版,上册,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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