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南朝天子爱风流

柴荣来了

陆游在《南唐书》里对李璟的评价很不低：多才艺，好读书，便骑善射。这些都是精力旺盛，热爱生活的特征，八小时以外，李璟最爱去游玩的皇家园林便是宫城之北，九华山山麓的北苑。这里松竹繁茂，花草竞芳，鸟鸣婉转，抬头就能遥望高耸的钟山（紫金山），低头可见碧波荡漾的珍珠河在眼前流淌。他在位期间，曾在苑内修建清晖殿，清晖殿旁还有清辉阁，经常在此设宴款待群臣。

这一天，李璟又在北苑宴饮作乐，命宠爱的伶人唱歌助兴，可是他翻来覆去只听到一句词，“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李璟心中纳闷，正想问伶人为何只唱这一句的时候，突然领悟过来，“假如孙皓（三国东吴末代皇帝）、陈叔宝二人听到这句词，就不会有衔璧出降的耻辱了”。

原来歌女唱的词出自唐朝诗人李山甫的七律《上元怀古》：

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

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尧行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

试问繁华何处有，雨苔烟草古城秋。

争帝图王德尽衰，骤兴驰霸亦何为。

君臣都是一场笑，家国共成千载悲。

排岸远樯森似槊，落波残照赫如旗。

今朝城上难回首，不见楼船索战时。

伶人姓王，名感化，是建州（今福建建鸥）人，曾经是王延政宫中的伶人。南唐伐闽之后，作为战利品被收入江宁教坊，因为聪明伶俐，会吟诗填词，还能借诗讽劝，从此为李璟所宠，传说“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一词，便是李璟为王感化所写。

此时，伐楚战争已经结束，边镐丧师失地，作为最大的责任人，被免去所有官爵，流放到饶州（今江西鄱阳县）。其他落荒而逃的官员，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全部被李璟以“失地之责”下令处斩。左仆射同平章事冯延巳，右仆射同平章事孙晟也上书请罪，分别被免掉宰相一职，其他职务不变。

军队折损十几万，财帛损失几百万，李璟真的从伐闽伐楚两场战争中吸取教训了吗？南唐会避免国祚短暂的宿命还是会像李昪当初所期待的那样，如日初升，来日方长？

孙皓、陈叔宝这两个亡国之君的命运就像一个令人尴尬的存在，每个定都于此的政权中的有识之士，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这个不祥之兆，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孙皓或是陈叔宝。可惜当李建勋忧心自己死无葬身之地的时候，包括李璟在内的南唐上层的大多数精英们，浑然意识不到大厦将倾，依旧日复一日纵情声色、畅饮行乐。

这也正是伶人唱“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来讽喻的原因。

当初边镐在湖南主政期间，抚驭无方，人心疏离，既没有胡萝卜，也没有大棒，只知道一心礼佛，被当地人称为“边和尚”。吉水（今江西吉水）人欧阳广上书李璟，称“边镐必败无疑”，建议提早换人，否则楚地必然距离混乱不远。

等到湖南全境得而复失后，李璟终于想到欧阳广的预言，虽然感慨无比，却也仅仅是下旨任命欧阳广担任吉水县令作为褒奖。欧阳广此后便湮没在南唐历史中，再没有见到关于他的任何记载。

两次战争结束，责任越到下级越沉重，平时高高在上最需要承担主要责任的，比如冯延巳、边镐、冯延鲁、陈觉等人，反而只是“罚酒三杯”而已。

很显然，李璟并没有从伐闽、伐楚两次战争中学到什么经验或是吸取到什么教训。也许在他看来，所有的成功都是理所当然，失败只是运气不好而已。但他显然不知道，一切水到渠成的背后，全是不懈的努力和默默的付出。所有的失败，似乎都能找到运气不佳的因素，但偶然之中都隐藏着必然，不管是走向风险时的无知，还是风险防控的缺失，都昭示着能力的欠缺。

无论是进攻闽国还是楚国，从战略执行上来看，都没有太大的错误，毕竟彼时的南唐国力强大，征服闽国和楚国，都可以极大地改变南唐的地缘政治劣势。

但短板出在李璟的团队上，陈觉私心膨胀，冯延巳、冯延鲁兄弟大言不惭、夸夸其谈，边镐颟顸无能，遍布朝廷的衮衮诸公，居然找不到几个堪当重任的能人。

在这方面，李璟甚至还不如劝说王逵起兵反唐的原楚国降将孙朗。孙朗曾经在江宁待了一段时间，这个武将居然透过南唐朝廷复杂的人事表象，敏锐地发现了南唐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良臣良将，赏罚不能分明”。

简而言之，就是用人不察、赏罚不明。

帝王之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驭下之术，在这方面李璟远远不如其父。李昪在位期间，曾经委派一名宦官去庐山祭祀。宦官回到金陵后，李昪接见他并且慰劳说，“听说你这次出差，没有吃拿卡要，很是廉洁”。宦官听了之后得意洋洋地说，“我从奉诏出差开始，到现在都只吃素而已”。李昪不露声色地说：“不然，我听说你曾在庐州买鱼做羹，还在庐山买肉烹食，这也能算吃素？”宦官听了惊恐不已，赶忙磕头承认欺君之罪。其实李昪早就派人悄悄监视宦官言行，故意说他路上非常廉洁，只是挖坑给他跳而已。

皇帝精明，臣属自然不敢欺瞒。反观李璟，生性柔软温和，爱好词章文采，而且喜欢听奉承的话，所以那些善于花言巧语、献媚取宠的大臣容易提拔，性格耿直讲话不讨喜的相继被闲置，政事的混乱只会日复一日加剧。

南唐刚吞并马楚的时候，孙晟认为南唐吃不下这么大一块肉，提议见好就收，把部分领土分给降将刘言，遭到冯延巳坚决反对，“我们派出偏将攻取湖南，四方都很震惊。如果把领土让出去，会引起别人的轻视”。

如今，孙晟却要跟冯延巳承担一样的责任。

这就是典型的赏罚不明。

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即伐楚之战结束的第二年，南唐遭遇罕见的灾情，三月份的时候，江宁大火持续几十天未能扑灭，焚毁官衙寺庙以及老百姓数千间房屋。夏天又遭遇罕见高温，井泉纷纷枯竭，就连淮河也干涸到可以步行渡河。天灾肆虐的同时，江淮一带又爆发了蝗灾，很多老百姓为了求生，跑到后周境内逃荒。南唐保大十二年（954），南唐又遭遇瘟疫大流行以及饥荒，李璟下诏让州县买米熬粥救济灾民。

一系列天灾让李璟感到惶恐和不安，因为传统观念认为皇帝受命于天，只有国家风调雨顺才能证明皇帝受到上天眷顾。如今却灾祸频仍，似乎是暗示他并非天选之子。

李璟被迫下《恤民诏》：

日食地震，星孛木冰，感召靡爽。比灾异频仍，岂人君不德以致之耶？抑亦天心仁爱而谴告之也？朕甚惕焉。曩者兵连闽越，武夫悍将，不喻朕意，务为穷黩，以至父征子饷，上违天意，下夺农时，咎将谁执？在予一人。其大赦境内，穷民无告者，咸赐粟帛。

就像历史上无数皇帝所做的那样，李璟把灾祸归因为自己的失德。有大臣上奏，“希望陛下不再用兵，就可以达到小康了。”李璟干脆地回答道：“朕将终身不用兵，何止几十年呢？”

当时已有不少人察觉到后周有南下的意向，平民邵棠就是其中之一。他游历淮河之后，专门上书称：“近游淮上，闻周主恭俭，增修德政，吾兵新破于潭、朗，恐其有南征之志，宜为之备。”

意思就是近来到淮河一带游历，听说周朝新天子谦恭下士，励精图治，我军在潭州、朗州先后败绩，更应该提防周主有南下的企图，请求朝廷提早做好准备。

可惜李璟以及大多数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即北方王朝永远不会南下。

尽管我们今天读历史都知道，五代的分裂和混乱是由宋朝来终结，但在历史上往往把柴荣即位看作盛世的开局。不过在当时而言，尤其是经历过多次朝代更迭以后，大部分人并不会如此乐观。也许在他们看来，柴荣的周朝，只不过是一系列短命王朝中的最新一个而已。

事实上，柴荣与此前的皇帝都不一样，他即位的时候才三十三岁，这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年龄，史书说他“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

唐末藩镇割据、中国分崩离析，战争、灾荒轮番上演了几乎七十年，人民流离失所，如今终于有一个人想要结束这个混乱的局面了。南唐保大十三年（955），柴荣下诏群臣，称自己经常思考达到大治的方略，因为得不到要领，吃饭睡觉也念念不忘，要他们为自己“削平天下的志向”出谋划策。于是一众臣僚纷纷上书，比部郎中王朴从中脱颖而出。他所进献的《开边策》，归纳起来核心要诀就是八个字，即：“先易后难、先南后北”。

王朴认为契丹实力强大，且与北汉相互勾结，轻易与之决战容易重蹈后晋灭亡的覆辙，不如先进攻实力相对较弱的南唐、后蜀，待统一南方后，再回头北上攻灭北汉、击退契丹。

王朴的建议如同诸葛亮的“隆中对”一样，成为此后北周、宋朝统一天下的蓝图。只是可惜柴荣、赵匡胤相继壮年而逝，宋太宗赵光义又是个志大才疏之徒，导致燕云十六州始终未能收回，成为北宋最后灭亡的根本原因。

柴荣对王朴的建议很是赞赏，很快就决定付诸实施。就这样，当李璟及群臣还在宴饮作乐的时候，南唐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后周的军事征服对象。

柴荣不是一个小气的人，此后王朴的仕途就像是坐上了火箭一样直线上升：户部侍郎、枢密使、东京留守并参与议论朝中大政决策。

相比于欧阳广仅仅被授予一个小小的县令，柴荣的眼光和气度可是高多了。

南唐保大十三年（955）夏，柴荣发兵西征后蜀，闰九月，周军大破后蜀，秦州（今甘肃秦安）、成州（今甘肃成县）、阶州（今甘肃武都）三州相继归附。十一月，周军又攻克凤州（今陕西凤县），尽复四州之地。此前一次中原政权的军队出征蜀国，还是三十年前，后唐庄宗李存勖时期。

后周军队进攻蜀国之初，蜀主孟昶派使节到北汉和南唐求救，北汉刘崇和南唐李璟都满口答应派兵支援，实则都只是空头支票而已。

战火已经烧到后蜀，南唐从上到下，依旧对后周表现出来的勃勃雄心茫然无感，没有做一丝准备。甚至在后周积极准备征服南唐所需要的粮草、兵马的时候，南唐寿州监军吴廷绍还认为边境平安无事，擅自做主撤回了守卫淮河的军队。原来每年冬天淮河进入枯水期，作为军事防线的功能大大削弱，从杨吴时期就按惯例在冬季发兵守卫，称为“把浅”，范围是“自霍丘以上，西尽光州界”。如今吴廷绍揣摩上意，就说年年平安无事，正好国家遭遇灾异，不如节约财物粮草。

后周和南唐基本以淮河为分界线，寿州（今安徽寿县）地处淮河中游的南岸，守卫寿州的清淮节度使刘仁赡上表朝廷一再争辩，居然没人理会。

早在伐蜀战争尚在进行的时候，柴荣就已经任命李谷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兼知庐、寿等行府事，以忠武节度使王彦超为副手，让他统率十二位将领讨伐南唐。因为汴水东南至泗州（今江苏盱眙）的河道自唐末以来早已沦为污泥沼泽，柴荣发动民夫予以疏浚。

南唐保大十三年（955）十一月初五，柴荣下著名的《征淮南诏》：

蠢尔淮甸，敢拒大邦，盗据一方，僭称伪号。晋、汉之代，寰海未宁，而乃招纳叛亡，朋助凶逆。金全之据安陆，守贞之叛河中，大起师徒，来为应援。迫夺闽、越，涂炭湘、潭，至于应接慕容，凭陵徐部，沭阳之役，曲直可知。勾诱契丹，入为边患，结连并垒，实我世仇。罪恶难名，人神共愤。

这个诏书表达了两个意思，其一，南唐是伪朝，在政治上不合法。其二，南唐勾结契丹、北汉，企图南北夹击周朝。

总而言之就是南唐罪恶多得没法数，人神共愤。

最有意思的是，柴荣在诏书中堂而皇之地把李璟和孙皓、陈叔宝这两个亡国之君联系起来，说他是这俩人的转世和化身，要他“投戈献款，举郡来降”。

当天，李谷率大军南下，自正阳（今河南驻马店）渡淮，征讨南唐。消息传来，南唐举国震恐。

目标寿州

明清之际的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说：“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南宋赵范说：“有淮则有江，无淮则长江以北港汊芦苇之处，敌人皆可潜师以济，江面数千里，何从而防哉？”

历来守江必守淮，南北对峙的时候，南方之所以要守淮，就是因为“淮者，江之蔽也，弃淮不守，是谓唇亡齿寒也。”

江宁是南唐国都所在，要想守住长江防线，无论如何必须控制水网交错、易守难攻的淮南之地。

这是因为江宁距离淮河之北的颖州（今安徽阜阳）只有区区三百一十公里，这里位于华北平原的南端，北兵南下驰骋于淮西平原，旬日之间即可抵达江边。

其中寿州（今安徽寿县）、庐州（今安徽合肥）是扼守江淮的两大门户，所谓“淮西，建康之屏蔽，寿春又淮西之本源也。寿春失，则出合肥，据历阳，建康不得安枕也”。

尤其是寿州，位于淮河南岸，东枕淝水，历来是北方进攻南方的必争之地，著名的淝水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倘若后周攻克寿州，既可以乘胜进攻庐州、和州（今安徽和县）、滁州（今安徽滁州）、扬州等地，又能顺淮河而下直逼濠州（今安徽凤阳）、泗州（今江苏盱眙）、楚州（今江苏淮安），进而摧毁南唐在淮河南岸的整个防御体系，决定整个战役的最终结局。

唐昭宗乾宁四年（897），朱温派兵南下进攻割据淮南的杨行密，其中一路由庞师古屯兵清口（清口在今天江苏淮阴以西，是泗水入淮之口），打算攻取扬州。另一路由葛从周屯兵安丰（今安徽寿昌南），以寿州为目标。

结果杨行密以三万人击败庞师古的七万大军，阵斩庞师古。葛从周得到庞师古战败的消息后，随后仓皇北撤。此后中原陷入混战，再也无心无力南下，杨吴（南唐）得以休养生息，逐步发展成为南方首屈一指的大国。

如今柴荣发兵南下，除了征用吴越楼船和荆南军队，号称东西对进，水陆并取以外，重点还是放在寿州。守卫寿州的是南唐名将刘仁赡，“略通儒术，好兵书，有名于国中”。

由于当年淮河地区遭受严重干旱，从六月份以来，几乎没有下雨，淮河大部分地段干涸见底，涉水即可通过。此前撤走守卫淮河军队的恶果终于暴露出来，后周大军不受干扰地在淮河搭起多座浮桥，轻松跨过无人防守的淮河。寿州守军天明时登上城楼，看到城外黑压压的数万大军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许多人吓得面无人色。只有刘仁赡镇定自若，像平常一样指挥军队防御，这才使得人心稍微安定下来。

李璟收到战争爆发的消息后，一方面命神武统军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率军两万赶往寿州支援，又命奉化节度使皇甫晖、常州团练使姚凤率军三万前往定远（今安徽定远）以为后援；一方面召回此前被外放的镇南节度使宋齐丘出谋划策应对危机。

十九岁的李煜也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他被李璟任命为神武都虞候、沿淮巡抚使。

寿州乃全淮之左臂，是南唐淮河防线中最关键的支撑点。南唐历来重视寿州的防御，历任守将皆不断完善城防体系。李谷虽然出其不意来到城下，但在刘仁赡面前没能讨到半分便宜。

李谷历来小心谨慎，得知南唐出动三万大军增援寿州，并且以战舰数百艘直趋正阳（今河南驻马店）（淮水已经开始上涨）的消息后，担心兵力不够，且不习水战，有被前后夹击的危险，仓促中决定退守正阳以保护浮桥。

后周方面，柴荣也不放心前线战事，于南唐保大十四年（956）正月初六决定御驾亲征。赵匡胤作为柴荣麾下重要的亲信猛将，带领柴荣的禁军随军出征。

柴荣得到李谷的战报时，车驾已经抵达陈州，连忙派使者阻止后周军队撤退，并命令大将李重进率大军前往正阳协助李谷进攻寿州。可惜柴荣的使者赶到寿州附近时，看到的也是冲天而起的滚滚浓烟，原来李谷已经烧毁来不及带走的军粮和军营，从寿州城下撤退了。

当刘彦贞率军抵达寿州城下时，看到的也是周军遗留的一地狼藉。他得意洋洋地以为李谷听到自己的名声害怕了，决定乘胜追击周军。刘仁赡劝他不要轻举妄动，“你的大军未到敌人就已经逃遁，是因为畏惧你的威名。你千万不能用速战的办法去消灭敌军，万一失利，那就坏了大事”。

他军中的几个裨将如武彦晖、张延翰、咸师朗等人也都是有勇无谋之辈，担心去晚了打不到周军，甚至不让一路风尘仆仆赶来的军队进城休息，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催促着赶往正阳。

五代的时候，普通人都是一天两顿饭，上下午各一顿，一天三顿是在宋以后才有的习惯。南唐军队连饭都没吃，就急匆匆去追击周军，稍微用点脑子想想，也知道凶多吉少，刘仁赡不禁长叹一口气，只能督促守军固守城防。果不其然，匆忙追击的刘彦贞一头撞上了刚刚渡过浮桥的周军，这支周军由归德节度使李重进率领，杀气腾腾，锐气正盛，跟刘彦贞以为的败军完全不一样。

中国古代历史大都是文人所写，他们并不关心战斗的实际细节和具体战术，往往习惯性地把战胜或者战败的责任归因于某个具体的将领。如果就战斗本身而言，南唐保大十四年（956）正阳之战，实际上是后周骑兵与南唐步兵的一场对决。

北方军队在骑兵数量上对南方有绝对优势，这一点在行军速度上就能看出来。如南唐保大十五年（957）柴荣出征淮南，十月十九日出开封，十一月四日抵达镇淮军（今安徽怀远北），平均每天前进七十二里。李重进受柴荣之命，急行军赶到战场，所部必然也是以骑兵为主。可以想象，面对如同山一样压过来的后周骑兵，疲惫不堪且饿着肚子的南唐军队战斗意志几乎一瞬间就崩溃了。尽管刘彦贞下令军队结阵并在阵前横布拒马，用铁链串以利刃，并撒铁蒺藜于地，试图克制来自周军骑兵的威胁，但一切无济于事，仓促结阵的唐军，在周军眼中“望而笑其怯”。随后周军即利用骑兵优势对南唐军阵发起冲击，当李谷率领军队从另一方向发起进攻时，南唐军队的命运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主帅刘彦贞被斩杀，咸师朗等被生擒之后，南唐军的溃败演变成一场屠杀，“斩首两万余级，伏尸三十里”，周军缴获军资器械三十余万，战马五百匹。除了张全约率领一小部分败军逃回寿州以外，基本全军覆没。

神武军是南唐禁军“北衙六军”之一，居然在短短几个时辰内就全军覆没，消息传来，“民皆忷惧”，士民均被吓得肝胆俱裂，六神无主。

这一战也暴露出来南唐军队与柴荣治下后周军队之间战斗力的极大差距。南唐保大十二年（954），柴荣即位不过几天，北汉就与契丹组成七万人的联军南侵，企图沿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进入河南。

柴荣不顾冯道等人的强烈反对，率军亲征并与敌军在高平决战。在艰难地赢得高平之战后，柴荣下令处决樊爱能、何徽等七十多位临阵脱逃的侍卫亲军将领。与此同时，一千多名后周步兵也因为投降而被斩首。后周军队中最强大的是侍卫亲军，其中又分侍卫马军（龙捷军）两厢和侍卫步军（虎捷军）两厢。樊爱能、何徽分别是侍卫马军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这样的高级将领也能临阵脱逃，在让柴荣震惊的同时，也更加意识到军队的积弊由来已久：兵骄将悍，战胜则擅兵挟主，战败则倒戈投敌。

柴荣发现有一半的士卒不合格，不是太老就是太小，不合格的士卒在战争中百无一用。他改革军队的办法就是“贵精不贵多”，裁汰老弱、关系户，在侍卫亲军之外，又建立了“殿前军”保护自己，并公开招募天下骁勇的壮士加入殿前军，设殿前都点检统一指挥。

柴荣用严酷的纪律打造了一支强大而忠诚的武装，这是南唐所不能比拟的。

相比之下，刘彦贞的失败也再次暴露了李璟的用人短板。刘彦贞虽然是杨吴名将刘信的儿子，但却是一个不懂军事的草包，典型的虎父犬子。他早先在寿州为官时，曾经干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缺德事。寿州有个安丰塘，平时可以灌溉万顷良田。刘彦贞借口要疏浚护城河，把塘中的水放入城濠中，导致良田干涸。与此同时，他又下令催收田赋，颗粒无收的田主只能低价出售农田。于是刘彦贞又以低价收购了大批良田，不久护城河疏通工程结束，塘水又被放回去灌溉农田。

刘彦贞巧取豪夺大量钱财后，又大肆贿赂朝中高官。于是魏岑等人又联手鼓吹刘彦贞用兵治民的才干，俨然就是南唐的国之长城。李璟信以为真，又把他调回江宁为神武统军。当后周军队来犯时，李璟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刘彦贞这个花拳绣腿身上，最终彻底葬送了精锐的禁军和南唐守卫淮南的本钱。

南唐淮南各州早已不识干戈二十多年，刘彦贞全军覆没后，周军乘胜多路反击。皇甫晖被迫率领军队退守清流关（今安徽滁州西北），赵匡胤率领军队绕道从山后奔袭，皇甫晖仓促退守滁州，没想到滁州刺史王绍颜已经弃城逃跑，城中大乱，皇甫晖力战不支，伤重被俘，不久即死去。

皇甫晖曾经是后晋的密州刺史，契丹入侵中原期间，南下投奔南唐。滁州的失陷影响很大，不仅导致寿春成为孤城；还让南唐国都所在地江宁失去屏障，因为淮南地势平坦，只有滁州有高山大川。周军跟江宁只是“一水之隔”，烽火隔江相望了。

此后，光州（今河南信阳）、舒州（今安徽潜山）相继失守，就连东都扬州也在混乱中被数百名周军骑兵攻克，东都营屯使贾崇在逃命之前，一把火将官府民舍烧得一干二净。副使冯延鲁慌乱中剃掉头发躲进寺庙，即便如此也未能逃脱被周军捕获的命运。

扬州被周军攻克时，楚王马希崇和闽王王延政之子王继沂都在城中，柴荣下诏善加安置。李璟担心被圈禁在泰州的杨吴皇族，为了防止被后周劫走，下令把他们迁移到润州（今江苏镇江）。

当时南唐兵败如山倒，后周骑兵的马蹄声紧随其后。主持此事的园苑使尹延范前脚刚刚离开，泰州就被周军攻克，刺史方讷逃往江宁。尹延范担心生变，走到半路的时候，下令将杨氏家族六十多个男子全部诛杀，并沉入长江。杨氏家族上百号人，像牲畜一样，被活生生关了几十年，男女长大之后，内部成婚，堪称人伦惨剧，没想到最后还是难逃一死。

李璟得到消息后，放声大哭，下令腰斩尹延范。也许尹延范下令屠杀，曾经得到李璟的某种授意。但事到如今，皇上要借他脑袋一用，他也无处申冤。倒霉的杨行密做梦也不会想到，收养来的孤儿之后，给他带来了灭门亡族之祸。

徐温家族倒是结局不错，除了长子徐知训被朱瑾所杀外，其他儿子都能善终，尤其是徐知证、徐知谔在宋朝成为道教信仰的“真人”，并称“二徐”。此后历朝历代不断加封，到明朝宪宗时期，被敕封为金阙上帝、玉阙上帝。

可见很多时候远离权力未尝不是一种智慧。

扬州是南唐东都，它的失守进一步激发了江淮地区的恐慌，光州、蕲州、天长军相继投降后周。此时的南唐君臣终于意识到形势危急，派右仆射孙晟、礼部尚书王崇质等到柴荣行营求和，并献上黄金千两、白银十万两、罗绮两千匹，并表示愿意取消帝号，同时割让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

南唐已经兵败如山倒，而且也知道柴荣的目标是整个江北之地，为何还有底气只割让六州之地？

原因无他：周军无法攻克寿州。

柴荣气势汹汹来到正阳后，第一件事就是解除了作战保守的李谷的统帅一职，改以李重进取而代之。柴荣对寿州志在必得，下诏征调宋、亳、陈等八个州的数十万壮丁从军，昼夜不停地进攻寿州。他没想到的是，南唐并不全然都是软柿子，守卫寿州的刘仁赡就是一个无法下嘴的硬骨头。从正月到四月，用尽各种手段未能攻克。

五月，江淮一带进入梅雨季节，大雨一下就是十多天，寿州城外周军营地的积水深达数尺，竹排等攻城器械顺水漂到南岸，被南唐军队尽数焚毁。柴荣率军北返开封，留李重进继续率军围困。六月，刘仁赡出其不意率兵出城击败城南的周军，“死者数万”。

与此同时，南唐军队也在淮南发起反攻，在朱元的率领下，先后夺回舒州、和州、蕲州等地，李重进丧失信心，“几不能守”，正在打算撤军的时候，赵匡胤率领军队从六合来到寿州。原来因为寿州难以攻克，驻扎扬州的周军将领向训奏请主动放弃扬州，柴荣不仅批准了他的请求，还同意泰州等地的周军也主动撤退，把兵力向寿州一带集结。

七月，此时，南唐齐王李景达也率领五万援军抵达寿州附近。

就这样，战争打了大半年之后，南唐与后周的决战地又回到了最早的起点：寿州。

兵败如山倒

如果说李璟派刘彦贞担任第一波援军的统帅，是他在这场战争中所犯的第一个错误的话；那么让李景达当第二波援军的统帅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而且是更加致命的错误。他让李景达当统帅，又不敢放手让他负全责，而是任命陈觉当监军使，另外又重新起用丢失湖南的边镐为应援都军使。

李景达为人怯懦无能，军政大权全部交给陈觉，军政事务只是在文件上画个圈而已。陈觉和李景达躲在濠州城，援军主力则在紫金山（寿州东北十里）一带，甚至不敢主动出击周军，刘仁赡一再请求率军出城，与李景达的五万大军夹击围城的周军。可是无论刘仁赡如何请求，就是不被批准，刘仁赡忧愤成疾，身体状况开始走下坡路。

三月，柴荣又回到寿州，第二次御驾亲征淮南。赵匡胤也率军攻破南唐援军，切断紫金山向城内运粮的甬道。不过后周军队依旧对寿州一筹莫展，刘仁赡无论是决心还是能力，都让柴荣头疼不已。南唐五万大军就驻扎在寿州城外，只要战局继续相持下去，淮河再次进入梅雨季节的话，柴荣也许又要无功而返。

谁也没想到，就在双方比拼耐力的关键时刻，南唐军队发生了一场足以扭转战局的叛变。

南唐将领朱元，原本是后汉河中节度使李守贞的门客。后汉隐帝刘承祐即位后，李守贞发动叛乱，自称秦王，并派朱元等人来南唐求援。李守贞兵败之后，朱元滞留南唐。李璟给他一个驾部员外郎待诏文理院的闲职，但朱元本人不是个闲人，史书说他“少倜傥，通左氏《春秋》”。左氏《春秋》，即《左传》，虽然也是儒家经典，但可以学习打仗，以至于东汉以来，武将越来越成为这本书的读者群体。因为《左传》这部书，尤其善于刻画战争，甚至有一个流传颇广的说法，称《左传》的作者是一代名将吴起。

朱元因为懂军事，在南唐一堆文人中显得格格不入，加上他又多次上书言事，称如今中原多事，南唐应该主动夺取湖湘、闽越、钱塘，并且要求由他本人带兵，逐一平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陈觉等人就纷纷向李璟进谗言，称朱元是北方人，主动想要兵权。李璟是个软耳朵，于是罢掉了朱元的待诏文理院职务，不再给他机会上书。

朱元至此失意了一段时间，整天饮酒度日，李璟也不管他。淮南之战爆发后，他主动上书陈述用兵战略，李璟正愁没人，于是任命他统领军队去收复江北，朱元确实不负众望，战功卓著，先后收复舒州、和州。他颇有名将之风，善于安抚士卒，跟士卒同甘共苦，士卒也都感动，愿意为他卖命。

这样的将才无论在哪儿，都应该大用、重用、特用，结果却被陈觉逼反了。

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人，他不承认自己没能力，不承认自己技不如人，却特别嫉妒别人的能力。伐闽之战的罪魁祸首陈觉就是这种人，他妒忌朱元能打仗，于是反复打小报告给李璟，说朱元这人不讲忠义，不值得信任，不能给他兵权。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但李璟却在同一个人身上栽了两个跟头，他似乎已经忘记了陈觉假传圣旨发起伐闽战争的罪恶，不仅没有派人去核查朱元反叛一事是否属实，而是根本不加思考，就让人去取而代之。

陈觉得到圣旨，更加得意忘形，立即派人去寿州前线召朱元回濠州议事，策划夺取其兵权。朱元听到风声，本来想自杀，以死自证清白，部下劝他，“与其窝囊自杀，不如投降”。朱元想想也是，就率领上万名部下一起投降后周。

朱元的叛变直接导致南唐紫金山防线的崩溃，其他军队纷纷被迫向后败退。柴荣亲自率领军队水陆并进，追杀溃逃的南唐军队，一个白天的功夫，追杀了两百多里地，唐兵几乎全军覆没，“战溺死及降者殆四万人，获舰船粮仗以十万数”。边镐、许文缜、杨守忠皆被活捉，李景达、陈觉一路狂奔逃回江宁。

此前朱元与边镐、许文缜等人已经打出声势，如果和刘仁赡配合得好，不是没有希望逼得后周退军。可惜朱元的叛变，直接毁掉了南唐在这场战争中最后的希望。刘仁赡得到援军惨败的消息后，一口气噎住喉咙上不来，就此昏迷不醒（大概是血压急速升高，导致中风），弹尽粮绝的寿州城内人心浮动，乘着刘仁赡不省人事的机会，监军使周廷构、营田副使孙羽以刘仁赡的名义写了降书送到柴荣大帐。两天后，寿州守军用床抬着无法动弹的刘仁赡出城投降，坚守了一年半的寿州，就这样易手了。

后周的下一个目标是濠州。

涡河是中原与江淮之间的重要交通线，涡河与淮河交界的地方叫涡口。濠州扼守涡口（安徽怀远东北，涡水入淮之口），挡涡河之冲，与扼守颖口（今安徽颍上县东南，颍河入淮之口）的寿州一样，都是南北对峙时的淮西重镇。

南唐濠州守将郭廷谓和刘仁赡一样，足智多谋，周军进攻以来，始终不能攻克濠州。他不仅善守，还敢和周军打野战。他在涡口焚毁周军浮桥和粮草，又在定远全歼周军，仅主将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孤身逃脱。紫金山之战，南唐军队全军覆没，只有他保全所部，退回濠州。

稍微懂点军事的人都知道，战场上，指挥军队要进退有度，撤退需要的领导技巧和组织艺术比进攻更重要。尤其是战役失败，敌军已经掌握战场主动权的情况下，郭廷谓能全军而归，指挥能力已经堪称优秀。

不过此时的郭廷谓这根独木，已经无力支撑起守卫淮南的重任。早在第一次围攻寿州形成僵局的时候，柴荣就曾经急匆匆赶回开封。他回去不是偷懒，而是他发现要完成征伐淮南，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训练水军。

因此周军要想全部占有南唐江北之地，只剩下两个目标了：濠州和楚州。他发现之前周军虽然野战占优，但几乎没有考虑水战的需求，所以每次遇到南唐战舰，都是毫无办法。南唐军队也像后周骑兵那样，以此轻视不懂水战的周军。

无论是攻克濠州，还是渡江南下，都离不开水军。柴荣下令召集各地工匠，全力开工建造战舰，几个月后，加上俘获的南唐战舰，后周水军已拥有战舰数百艘之多。他又命令俘获的南唐水军当教官，打造一支能在水上与南唐争锋的后周水军。

南唐保大十五年（957）十月十九日，柴荣亲征淮南，这是他连续三年，第三次亲征淮南，可见后周夺取江北的决心之大。所不同的是，这次他带来了训练完善的水军。

随后，柴荣御驾抵达濠州城西。

此后，“舟师大备”的后周水军表现抢眼，多次大败前来救援的南唐水军。十二月初九，后周军队在楚州西北完败南唐水军，擒获南唐保义节度使，濠、泗、楚、海四州都应援使陈承昭，不算烧毁击沉的，光是俘获的南唐战舰就有三百艘之多。

此战之后，南唐在淮水再无水军。

郭廷谓外援断绝，遂决心投降后周。他命令承事参军李延邹起草投降书，李延邹把笔扔在地上，说：“大丈夫绝不辜负国家，为叛臣写降书。”

郭廷谓于是斩杀李延邹，率军队投降。

每当朝代更替时，一众旧朝官员们，面临着艰难的历史选择。而选择的道路，体现了这帮官员们对自己的人生价值的探索和追求，成为检验气节的试金石。

后周大军压境，很多人选择投降保命的同时，南唐也不乏一心报国的忠臣。

后周围困寿州期间，李璟任命宰相孙晟出使求和，结果被柴荣扣留作为人质，又把他抓到寿州城下，让他劝降刘仁赡。孙晟不惧刀斧，正色对着城墙之上的刘仁赡大喊道：“君受国家大恩，不可开门降敌。”

柴荣大怒，孙晟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是唐国宰相，岂能教唆本国的节度使叛国投敌。”

由于孙晟始终坚持气节，柴荣最终恼羞成怒，下令将他与随行的两百多名南唐和谈使团成员，全部斩首于开封街头。孙晟临刑前，面不改色，整顿衣冠，向南叩拜，道：“臣谨以死报国！”

寿州围困最紧张的时候，守将刘仁赡的小儿子刘崇谏准备半夜偷偷投降周军，结果被南唐守军抓获。守军不敢擅自做主，把案子报上去。刘仁赡二话不说，下令腰斩刘崇谏，监军周廷构哭着求情也没用。

当初寿州被围困已经长达一年，城中粮食虽然吃光，后周军队依旧无法攻克。很多人请求撤军，柴荣也因此拿不定主意，当时李谷正因病在家卧床休养，柴荣派宰相范质去征求他的意见。李谷建议说，“寿春已经包围了这么久，只要皇上您御驾亲征，前线将士必然更加用命，攻克只在旦夕之间”。

柴荣听了之后很高兴，十天之后，宣布第三次御驾亲征寿州，一个月后，寿州终于陷落。只有寿州被攻克，后周才可以放开手脚，毫无后顾之忧，席卷淮南的周军也不用再担心来自侧翼的威胁。自此以后，“淮、泗以东次第风靡”，江北诸州跟熟透了的果子一样纷纷落入后周怀中。

如果不是李谷的坚持，柴荣听从了大多数人的建议，南唐的淮南之地也许就能保全了。

据说，当年韩熙载避祸南下，在临行前，他特意请来了好朋友李谷，二人在淮河岸边醉酒告别。韩熙载自负才干无双，乘着酒意告诉李谷：“吴若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李谷也不客气，答道：“中原若用吾为相，取吴如囊中物耳。”

这个故事很像申包胥与伍子胥的故事，伍子胥谓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覆）之，我必能兴之。’”

你能覆灭楚国，努力吧，我也一定能复兴楚国。

当李谷成为大军统帅南下的时候，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韩熙载早已忘记了当初许下的豪言壮语，在官场沉浮中郁郁不得志。

传统封建农业国社会阶层容易固化的难题，几千年来一直困扰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从汉朝的举孝廉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统治者们尝试过各种办法来发现人才，直到隋唐采取科举制，才真正松动了阶层固化的硬块。大唐帝国通过科举取士，让社会平民阶层的人才有机会替换那些仅仅因为血统而盘踞高位的官员，从而加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

相比于混乱的中原，承平日久的南唐更加容易陷入阶层固化的陷阱，反而是北方因为战乱不断，每一次的朝代更替，都对原有社会结构重新碎片化。弱肉强食的社会环境里，仅仅靠谄媚和拍马屁是无法存活的，只有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才能度过严苛的岁月。等到政局平稳机遇来临，各种人才出头的几率必然远远多于南方。

李谷和韩熙载的不同人生之路，赵匡胤和刘彦贞天壤之别的能力，显然就是后周与南唐战争的最好注解。二十九岁的赵匡胤在三年征淮南战争中表现抢眼。在涡口，赵匡胤设伏诱敌，大败南唐军队，夺取五十艘战舰，成为后周水军的开始；在滁州城外，他单枪匹马杀入南唐军中，击败并擒获南唐名将皇甫晖；在六合，他以两千人以少胜多大破南唐军，斩杀一万多人；在泗州，数九寒天，面对河水阻隔，柴荣还在商量用骆驼摆渡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单人单骑率先渡过河水，军队被他鼓舞，跟着渡河，击败南唐守军。

就像《荷马史诗》中那些甲胄华美，武器精良的英雄一样，每次出战之前，赵匡胤都要精心整理自己的装备：精美的辂马绳带装饰坐骑，铠甲兵器锃亮耀眼。

有人劝他低调一点，因为这样“会引起敌人注意”，赵匡胤回答说，“我正想让敌人认识我”。

年少轻狂有时候也是褒义词，此时的赵匡胤肯定想不到将来有黄袍加身的一天，他只是单纯地享受着战场厮杀的快感，但他不凡的表现肯定更加让柴荣感到赞赏。赵匡胤是柴荣精心打造的后周禁军“殿前军”副长官，随着他在战场上获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他从柴荣那里获得的恩宠和官职也随之水涨船高。多年以前襄阳那夜，老和尚指点给他的未来，就在不远的前方向他挥手。

李璟在这场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依旧是用人不明，南唐并不缺少名将，刘仁赡、郭廷谓都可以在战场上与周军一决高下，但他们并没有得到重用，反而是刘彦贞、李景达被付以重任。在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朱元，又被监军陈觉逼反，直接导致了李景达的全军覆没。

楚州，即今天的淮安，是庇护淮东的又一重镇。南唐保大十六年（958）正月二十三日，天空飘着雪花，楚州城看起来就像汪洋中的一个孤岛，城中的南唐军队已经抵抗周军进攻超过四十天，并给敌人造成了巨大伤亡。这一天，忍无可忍的柴荣决定亲临前线督促攻城，他宣布就在城下的军帐里过夜，直到攻克楚州为止。两天后，楚州城破，南唐楚州防御使张彦卿与都监郑昭业继续与敌军巷战，直到弓箭刀枪用光，全军覆没也没有人投降。柴荣恼怒，下令将楚州屠城，“尽屠城中居民，焚其室庐”。

楚州失陷后，南唐江北诸州，只有“庐州、舒州、蕲州、黄州四郡未下”。三月，周世宗抵达扬州，驻扎在迎銮镇（今江苏仪征真州镇），经常到长江的出海口，远眺大海和江南，“遣水军击唐兵，破之”。仗打到这份上，已经没有再打的必要了，既然柴荣一再声称只要江北十四州即可，那就割让领土吧。

当初南唐大臣李德明回国之后，向李璟报告后周的条件，结果被下令处死。江宁和扬州一江之隔，柴荣强大的实力终于让李璟意识到李德明被冤枉了。李璟忧惧之下终于决定宁可不要面子也要活下去，不再保持皇帝名号，于是“奉表称唐国主，请献江北四州，岁输贡物十万”。

如果把历时三年的战争比作一场长跑的话，淮南十四州就是柴荣所追求的奖杯。他让南唐使节回去转告李璟两件事：第一，大军不过江；第二，不必传位太子李弘冀。

南唐保大十六年（958）四月初四，后周皇帝柴荣离开扬州，返回开封，李璟一颗忐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五月，李璟废除帝号，变成所谓的“江南国主”，只用了三个月的“交泰”年号被迫废除，此后改用后周年号。为了避郭威高祖父郭璟的名讳，李璟还被迫改名为李景。

丢了面子还是其次，最关键的是里子，这才是南唐的立国之本。南唐疆域最盛时三十五州，陆游评价道，“唐有江淮，比同时割据诸国，地大力强，人材众多，且据长江之险，隐然大邦也。”如今割去江北十四州，失去几乎40%的土地和1/4的人口，尤其是淮南自唐朝以来就出战士，所谓“淮北劲旅，虽燕赵之精骑不及也”，光靠江南的兵源，更难与北兵抗衡。

除了领土、人口还有丰厚的财赋收入，盐、茶是南唐经济两大支柱，年产一百三十万石的稻米，一百一十多万石的食盐和百余万缗的茶业收入。随着割地，这些丰厚的财赋也成为后周国库收入。

最让南唐感到痛心的是江淮地区的产盐地也随之永远失去，淮南丢失之后，此后不仅失去盐利的丰厚收入，就连日常生活用盐都要仰后周鼻息。

当初李昪希望南唐像初升的太阳一样来日方长，没想到他死后才十五年不到，南唐国势就一落千丈，甚至丧失了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资格。

“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李景悲哀地发现，他如今和孙皓、陈叔宝一样，面临亡国威胁，只能逃避现实。南唐政权是否能继续存在，只能取决于开封城内那个坐龙椅的人一念之间。不管是他自己还是换谁来接手，都永远无法挽回这个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