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流水落花春去也

如梦幻泡影

历史上，有什么样的句子，既惊艳了时光又温柔了岁月？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北宋开封，禁中一个小院，一个宫女偶然听到李煜去世的消息，顿时呆若木鸡，往事历历涌上心来，须臾间，已是满脸泪水。

百日后，大相国寺来了一个年轻女子。她要将自己珍藏的金字《心经》捐到寺院供奉，以为故人资冥福。她是当年南唐宫中的妃嫔，这本《心经》是李煜手抄并赠送给她。此后迭经国亡北上，她始终把它当作最珍贵的宝贝，细心呵护。

纵使远离故土，家国不存，唯有《心经》，成为她回忆过往美好岁月的纽带。这个乔姓宫人此后的命运不再为人所知，但一个女人，如同风雨中的浮萍，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又能做什么呢？

命好，被掳入宫中或是嫁个好人；命不好，漂泊江湖，零落成泥。生命中最幸福的回忆，也许就是当年李煜赠送她《心经》时的样子吧。

时光流转，一百多年后，北宋灭亡，来自江南的僧人又将这部《心经》带回故国。南宋时，王铚机缘巧合，看到了这部李煜当年亲手一笔一划抄写的《心经》，也看到了宫人当年写在经后的一段话：

故李氏国主宫人乔氏，伏遇国主百日，谨舍昔时赐妾所书《般若心经》一卷在相国寺西塔院。伏愿弥勒尊前，持一花而见佛……

王铚的评价只有八个字：字极整洁，词甚凄婉。

一生所求，不过温暖与良人，唯有缱绻深情溢于纸上。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汉儒以研习儒家章句为乐，魏晋名士以谈玄为乐，到唐代，文人则以谈禅为乐。就佛教本身而言，六朝士大夫热心谈佛理，读经论，到唐代则转而习禅、居静。

时代背景使然，南唐李昪、李璟两代君主均崇佛。李昪得国之后，在金陵新建、扩建了不少佛寺，定期举行无遮大会（布施僧俗的大斋会）等。李璟因为文人兴趣使然，不仅礼佛，还经常去清凉道场听住持休复悟空禅师和法眼文益禅师说禅。清凉寺位于金陵城西的石头山，原本是徐温掌握吴国大权时所建，名兴教寺。李璟即位后，曾在此纳凉避暑，于是将其改为石头清凉大道场。禅宗南宗的五个支派之一，法眼宗的创始人文益法师长期居住在寺内，并被李璟封为大法眼禅师。

法眼宗强调“一切现成”“万法皆空”，清凉寺内有一位法灯泰钦禅师，平素性格豪放，不太拘守佛门戒规。寺内一般和尚都看不上他，只有主持法眼文益禅师对他颇器重。某日，法眼文益在讲经时询问寺内众和尚：“谁能够把系在老虎脖子上的金铃解下来？”大家再三思考，都回答不出来。这时，法灯泰钦刚巧走过，法眼文益又向他问了这个问题。法灯泰钦不假思索地答道：“只有那个把金铃系到老虎脖子上面去的人，才能够把金铃解下来。”

李煜自幼耳濡目染，加上“喜耽佛学，世味澹如”，自然也对禅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还是郑王时，就受法于法眼文益法师。李煜即位后，因为经常去清凉寺，专门在清凉山修建了一座避暑行宫，并手书德庆堂匾额，加上著名画家董羽画的龙及李霄远的草书，合称“三绝”。清凉寺，也成为南唐江宁首刹。

两百多年后的南宋时，陆游来金陵游历，曾来到清凉寺，亲眼见到中主李璟的《祭悟空禅师》碑文（休复悟空是法眼文益禅师前一任主持），以及李煜用“撮襟体”书写的“德庆堂”堂榜石刻。

在李昪祖孙三代的影响下，南唐崇佛之风盛行于境内，不仅广建寺庙，奖励僧尼剃度，就连大臣多跟着素食。寺庙也一个个家大业大，如“金陵寺院，跨州隔县，地过豪右”，城中数千僧众，均由国家“给廪米缗帛以供之”。马令在《南唐书》中提到，“南唐每建兰若，必均其土田，谓之常住产”。

南唐的灭亡当然并非因为“礼佛”，但李煜作为亡国之君，却被结结实实贴上了“佞佛”的标签。按照中国传统史观，亡国之君在史书中通常一无是处。李煜的不少崇佛之举，也因此被记录并放大，以此证明他因为崇佛导致亡国。

比如《南唐书》记载他亲自为僧众削制“厕简”，“厕简”是古人上厕所时用来擦拭秽物的小竹片或小木片，类似于今天的厕纸。堂堂一国之君，竟然亲自替僧人们制作厕简，还要拿它贴着自己的脸试试触感，如果有刺还要重新打磨。

南唐国内有和尚和尼姑通奸偷情，被抓到后治罪，李煜却为他们求情，说这是七情六欲使然，如果把他们除籍，正合了他们的心意。他下令也不必用刑，只罚他们礼佛百次，佛法自然会感化他们。

好生戒杀，本来就是李煜的天性。李璟在位后期，社会矛盾激化，冤狱相应增多，李煜即位后，尽量要求减轻刑罚，“论决死刑，多从末减”。北宋开宝三年（969）冬，李煜去青龙山打猎，回来的时候路过大理寺，停下来休息。他闲着无事，就翻阅案卷，亲自审罪犯，下令死罪免死，重罪减轻，小罪释放。给事中萧俨和中书侍郎韩熙载得知后，上奏说“狱讼乃有司之事，囹圄之中非陛下车驾所至，请捐内帑钱三百万，充军资库用”。李煜感慨道，“能敢于直言，帮我纠正错误的，只有韩熙载这样的老臣了吧”，随后真的自掏三百万腰包用作罚款。

这些事情可能仅仅就发生了一次，也可能有当时特殊的情境，或者被夸大，但凑在一起，就百口莫辩了。

其中最子虚乌有的，就是所谓的宋朝间谍“小长老”了。传说宋人利用李煜信佛，派僧侣做间谍，潜伏到南唐。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号为“小长老”的江正，说他开宝二年（969）南来，善于辩论博得李煜赏识。“小长老”从此趁机怂恿后主穷奢极欲，还在军事重地如牛首山和采石矶等地，建塔寺、造佛像，作为掩护，以待日后宋兵南下时，里应外合。

普罗大众喜欢阴谋论，自古皆然。从认知角度看，阴谋论总是倾向于将复杂事物进行简单化的解释，只要是事物超出了人们已有的认知范围，就可以一言以蔽之地归为“阴谋”，用阴谋来解释一切认识不了或令人困惑的现象。

世界复杂多变，重大的社会现象与历史进程背后的原因通常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比如南唐为什么灭亡？

国力的巨大差距使然。徐铉在为李煜写的墓志里，将之归因于天命。

对于老百姓而言，天命太过遥远，不如说和尚是北宋间谍更来得可信。

朝廷当中也有不少人反对礼佛，秉持儒家价值观的知识分子永远都不稀缺。如来自歙州的进士汪涣专门上书《谏事佛书》，云：“昔梁武事佛，刺血写佛书，舍身为佛奴，屈膝为僧礼，散发俾僧践。及其终也，饿死于台城。今陛下事佛，未见刺血、践发、舍身、屈膝，臣恐他日犹不得如梁武也。”

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最狂热的佛教信徒，他曾经锥刺自己，用流出的的血写经书。他还把自己施舍到寺庙中去做和尚，每次都是大臣们用巨款把他赎了回来，赎了回来他又去，又赎回，他一共去了四次。他跪在地上，给僧人行礼；把头发披散，让僧人践踏。可就是这么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最后还是亡了国，而且是被围困在台城中，活活饿死。汪涣最后说：“梁武帝信佛，最后国破身亡，这事陛下您不是不知道，为何还要效仿呢？”

李煜看了汪涣的谏书后，默然无语，知道他是好心，但“终不能用其言”。

李煜为何会有这些礼佛之举呢？

这当然跟他的个人经历有关。金庸先生回忆自己得知长子往生的消息时，“悲痛不已，一时间无法接受事实，曾一度想跟随长子离去”。他说后来在接触佛教思想后，才渐渐地放下极端的想法，自己的内心也得到了解脱。

北宋乾德三年（965）九月，李煜次子仲宣去世一年以后，李煜的母亲，“圣尊后”钟氏去世。“是日金陵雨沙，后主毁瘠骨立，杖而后能起，哀动左右”，李煜伤心地痛哭流涕，悲哀之情打动了所有人。

这次变故，让李煜的身心再次遭到巨大打击。佛家说四劫，即成、住、坏、空。即一个世界之成立、持续、破坏，可分为成、住、坏、空四时期，称为四劫。

从后周显德五年（958）开始，短短六年，经历山河破碎，父丧、母亡、妻卒、子殇，叔父、长兄也在此期间先后离世。

李煜的世界仿佛也经历了四劫，曾经生活的那个南唐已经破碎，曾经热闹喧哗的那个家庭也已崩塌，此前人生中无忧无虑的欢乐荡然无存。他在诗中写道：

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

空林有雪相待，野路无人自还。

人一生费尽心思，起伏坎坷，如同这雪中的青山，最终不过是落得很多的白发而已。林中皑皑白雪，茫茫原野空无一人，只有寒气袭人，只好折返。

《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对于人生无常、诸法本空的佛理，李煜体验得尤为深刻。尤其是北宋乾德二年（964）后，无常之痛、空之深切尤为突出。

他为悼念次子仲宣写的《悼诗》说：“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哀昭惠周后的《挽辞》说：“秾丽今何在？飘零事已空。”

周后曾移植梅花于瑶光殿之西，又到一年初春，瑶光殿的梅花再次盛开，欣赏它的主人却没了。他睹物思人，哀叹人不如花，“谁料花前后，蛾眉却不全”，“清香更何用，犹发去年枝”。

花落还有再开时，人死永远不复生。

李煜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如果说此前的礼佛，对他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兴趣的话，那么在连续经历多个至亲挚爱去世后，佛教对他而言，已经更多地是作为信仰，作为精神上的依托。李煜内心深处，大概也早就把自己当作在家修行的僧人。据说他退朝以后，经常“顶僧枷帽，服袈裟，课诵佛经”。因为经常拜跪，以至于手脚都长出了厚厚的肉茧。而这些行为，在别人眼中，就成为他所谓“佞佛”的证据。

宗教可以成为心灵的寄托，但不能填补心灵的空缺，李煜本质上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更是一个容易走心的人。他多情却不滥情，一生为情而苦，又一生为情而活。

也许是上天可怜他的不幸遭遇，在周后不幸离世后，又给他安排了一份新的情感。

骄纵的小周后

多少年以后，当南唐的痕迹在江宁已经所剩无几的时候，江宁的故老大概还能绘声绘色地向孙辈描绘大宋开宝元年（968），李煜婚典的盛况——这是南唐立国以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位君主迎娶正妻的结婚大典。

那一天，金陵城内万人空巷，迎亲队伍浩浩荡荡，很多人被挤在后面看不到，就爬到屋顶墙头和树上，哪怕只要能看上一眼，将来也可以成为余生津津乐道的资本。

婚典的女主角是周后一母所生的妹妹。她比姐姐小十四岁，后来也被李煜立为国后，为了与她的姐姐加以区分，通常被叫作小周后。

李煜虽然是亡国之君，但从来没有人指责他荒淫好色。在男女关系上，他唯一被人诟病的，就是在周后病重期间，和小周后偷偷幽会。因为这种行为，很多人认为他和周后之间的爱情不再纯洁无瑕。

据说小周后绰约风姿，娇嗔可爱。姐姐病重期间，她经常来宫中探望，李煜一见钟情，两人很快频频幽会，李煜还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菩萨蛮》：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当日，李煜与小周后偷偷约会，约在后园廊下，月华如水，露深雾重，小周后分花拂柳而来，钗散环退，一见情郎，投身入怀，软语娇声几不可闻。

文人的艺术创作永远充满了想象和夸张，李煜究竟什么时候跟小周后走到一起，是否有出轨的嫌疑，已经难以考证。

按照史书的记载，周后病重前后，李煜刚刚经历丧子之痛，又衣不解带日夜陪伴周后，周后死的时候，他一度想要跳井轻生。

要说这样的心理状态还能偷情，委实难以想象，大体上可以断定是后代文人穿凿附会的香艳情节。

事实上，看中小周后的是李煜的母亲圣尊后钟夫人。大周后病逝的时候，小周后还未成年，钟夫人非常怜爱她，就让小周后一直待在宫里面。

当然小周后能博得李煜的欢心，自有其优点，史书说她得宠超过昭惠后。她跟姐姐一样，容貌清丽，风情万种，“警敏有才思，神采端静”。

小周后的出现，也多少缓解了李煜因丧妻而来的悲痛，这段时间，他思如泉涌，文采飞扬，如《菩萨蛮》：

蓬莱院闭天台女，画堂昼寝人无语。抛枕翠云光，绣衣闻异香。

潜来珠锁动，惊觉银屏梦。脸慢笑盈盈，相看无限情。

同样是描写幽欢，与《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对比，一个是以女子为视角，写女子偷偷去见情郎紧张而又期待的心态；一个是以男子为视角，写男子去女子的居所偷会，小心翼翼却又着急相见，带着欣赏的眼光看女子的神态举动。

但是小周后也有着鲜明的缺点，她年少骄纵，专宠好妒，在文学与艺术上远远不及大周后带给李煜的愉悦，因此李煜的后期生活也越来越少见早期那种诗文唱和，乐舞相伴的惬意生活，而是转向细致与奢华。

宋人曾经在笔记中记载南唐后宫的奢华，说南唐灭亡后，有一个宫女被掳入某大将府中，到了晚上，大将府上点起油灯。宫女愁眉苦脸的把眼睛闭起来，说，“烟味太重”。大将一看，赶紧换上蜡烛，没想到宫女还是把眼睛闭起来，皱着眉头说，“烟味还是重”。大将感到奇怪，问宫女，“难道李煜宫中不用照明吗？”宫女摇摇头，说，“宫中本阁，每至夜，则悬大珠，光照一室，如日中”。

据说小周后喜好奢靡，李煜就用金玉宝石装饰她的房间。陆游《南唐书》记载，李煜还在群花间作亭，雕镂华丽，而极迫小，仅容二人，李煜常常与小周后酣饮其中。

最为后人所乐道的，是他与小周后的风花雪月。小周后没有大周后那样多才多艺，但她在追求生活品质方面的才华，却让李煜自愧不如。

当初大周后住的是瑶光殿，小周后年少进宫时住的地方叫蓬莱院，当皇后以后住的地方叫柔仪殿。殿里设玉太古、容华鼎，都是用金玉打制而成，璀璨夺目。不仅如此，每到春天，李煜还让宫中栋梁、窗壁、柱拱、阶砌，并作隔筒，密插杂花，号称“锦洞天”。

小周后喜爱熏香，不仅自己研制了焚香的器具，还用把子莲、三云凤、折腰狮子、玉太古、容华鼎等数十余种器具混合焚香。她每天垂帘焚香，宫殿云雾氤氲，她坐在其中，如同缥缈仙境中的仙女一样。

小周后还研究出一种神奇的“帐中香”，用沉香加鹅梨汁蒸干，“沉香末一两，檀香末一钱，鹅梨十枚。以鹅梨刻去瓤核，如瓮子状，入香末，仍将梨顶签盖。蒸三溜，去梨皮，研和令匀，久窖可爇”。

这种方法是通过加热，使沉香精油挥发出来，并浸入梨肉中，再辅以其他香药研磨混合，经窖藏后，隔火熏。沁人心脾的沉香遇到热气，香气散发出来，可以帮助人益气安神；再用鹅梨蒸过，便多了一份沁人心脾的甜香。

李煜为与之比拼风雅，将建阳进贡的茶油花子制成花饼，或大或小，形状各别，令各宫嫔淡妆素服，缕金于面，用这花饼施于额上，名为“北苑妆”。“花子”指女子脸部的装饰品，以彩色光纸、绸罗、蝉翼、蜻蜓翅等为原料，染成金黄、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茶油花子”以茶油为原料，取出呵气加热可贴于脸上，李煜之想法可谓别出心裁。

自从李煜发明了“北苑妆”之后，南唐宫中的妃嫔、宫人，纷纷去掉浓妆艳饰，鬓列金饰，额施花饼，衣袂飘飘，演奏《霓裳羽衣曲》的时候，更像月宫中的仙女了。

小周后酷爱绿色，几乎所有的衣裳都是青碧色衣裳，艳妆高髻，衣袂飘扬，清丽如出水芙蓉。妃嫔宫女见小周后身穿青碧之裳，飘飘然有出尘之气质，便争相效仿。但她们认为宫外作坊所染的绿色不纯正，都自己动手染绢。

有一次，某宫女把染好的丝绢拿出去晾晒，晚间却忘了收取。第二天一看，被夜晚的露水沾氳过的碧色分外鲜嫩。惊喜之下，赶紧告诉小周后，李煜和小周后看过之后，赞不绝口。

在这以后，南唐宫廷就以露染碧，李煜和小周后还为之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天水碧”。

李煜与小周后还潜心研究各种香茗，将茶乳做片，烹煮起来，清芬扑鼻。李煜又将外国所出产的芳香食品，一起汇集起来，或烹为肴馔，或制成饼饵，或煎作羹汤，多至九十二种，皆是芬芳袭人，入口清香。对于每种肴馔，李煜还亲自题名，刊入食谱，并命御厨将新制食品配齐全，备下盛筵，召宗室大臣入宫赴筵，名叫“内香筵”。

如果说小周后引领的是南唐女性时尚的话，那么李煜的品位则充分体现在他的文房用品上，在后代文人当中，最有名气的则非澄心堂莫属了。

澄心堂，典故出自《淮南子·泰族训》，“澄心清意以存之”。它位于南唐的北苑，李璟曾在苑内修建清辉殿，清辉殿旁还有清辉阁。李煜即位后，则在清辉殿后建澄心堂。

李煜在位期间，鉴于宋齐丘等人的坏榜样，为了抑制相权，把此处作为其藏书、会文士及撰述之所，凡军国机要，机密谋划大部分都在这里做出决定。以澄心堂所命名的“澄心堂纸”与龙尾砚、李廷珪墨、诸葛笔，在南唐时被誉为文房四宝中的上品，名满天下。

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澄心堂纸”，唐朝以来，以蜀纸最好。李煜不惜重金选调国内高手，云集金陵，开设纸坊。经过几年的琢磨，纸的制作工艺日臻完善，“肤卵如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冠于一时”，成了宣纸中的珍品，南唐的书画大家也多用澄心堂纸进行书画。

北宋名臣蔡襄在《文房四说》中说：“纸，澄心堂有存者，殊绝品也”。相传，北宋扬州太守刘敞，曾有幸在任上得到澄心堂纸百张，为了分享自己的狂喜，他立即将其中的十张赠予好友欧阳修。欧阳修收到此物后文如泉涌，当即写就《和刘原父澄心纸》一诗，在惊叹之余又不免感慨万千。

虽然澄心堂纸犹如名剑宝马，弥足珍贵，欧阳修犹豫许久还是差人将其中两张转赠给了故人梅尧臣。梅尧臣睹物思人，唏嘘不已，叹道“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当时国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莓苔……”

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十月，李煜为母亲圣尊后钟氏服丧三年期满。李煜正式迎娶小周后，其实小周后早已进宫，婚礼只是“成礼”而已。

南唐享国日浅，三世皆娶于藩邸。李煜决心要给小周后一个盛大的婚礼，因为此前南唐并没有在位君主迎娶正妻的经验。李煜特别任命太常博士陈致雍研究古今婚礼沿革，并草拟有关礼仪。他还命翰林学士徐铉、史馆撰修潘佑两人参与讨论议定。

结果陈致雍拿出方案后，潘佑和徐铉两人都是博览典籍，各自引经据典吵得不可开交，估计恨不得拿厚厚的典籍砸死对方。

比如关于是否奏乐，《礼记·郊牺牲》中说，“昏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昏礼不贺，人之序也”。因此徐铉认为不应该奏乐，但潘佑主张用音乐才显得热闹气派。

徐铉引经据典认为不应该击鼓撞钟，潘佑就引用《诗经》中的句子，高声朗诵“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两人在男女交拜之礼上也意见不一，徐铉搬出《魏书·礼志》翻开来，指着上面说，后初见君，先拜后起，帝后拜先起，主张行夫妇之礼。潘佑反驳说，交拜“纯系士庶之礼。王者岂可与庶人相提并论？”那是普通老百姓干的，王者怎么可能要互相跪拜呢？

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吵到李煜那里，李煜也是一脸懵逼，“不是让你们研究的吗，这点小事还烦我？”李煜就让文安郡公徐游来拍板，徐游原名徐景游，杨吴权臣徐温之孙，徐知诲之子，算是李煜叔叔一辈的。当初徐知诲与李昪交好，助他扳倒兄长徐知询，为李昪掌握杨吴大权立下大功。徐知诲的子孙因此都被重用。

徐游怎么评定？

只有一个标准，潘佑与徐铉谁跟李煜关系更好。因为当时李煜正宠信潘佑，徐游二话不说，立即表示全部同意潘佑的意见。

李煜的婚礼因此采纳了潘佑的方案，也成为春秋战国以来第一次采用鼓乐的婚礼。

小周后又一次引领了时尚。婚礼前后，李煜大宴群臣，君臣之间诗词唱和，大部分都已经散佚，徐铉倒是有一首流存至今，《纳后夕侍宴》：

天上轩星正，云间湛露垂。礼容过渭水，宴喜胜瑶池。

彩雾笼花烛，升龙肃羽仪。君臣欢乐日，文物盛明时。

帘卷银河转，香凝玉漏迟。华封倾祝意，觞酒与声诗。

时平物茂岁功成，重翟排云到玉京。

四海未知春色至，今宵先入九重城。

银烛金炉禁漏移，月轮初照万年枝。

造舟已似文王事，卜世应同八百期。

汉主承乾帝道光，天家花烛宴昭阳。

六衣盛礼如金屋，彩笔分题似柏梁。

平心而论，婚礼的形式并无对错，典籍再怎么写，要靠具体的人去理解。问题在于，徐铉和潘佑的争执，背后是两人早就因为政见不合而产生的矛盾。因为这次争执，两人的裂痕进一步加深了。

潘佑之死

北宋乾德四年（966），赵匡胤终于艰难地平定了蜀地之乱。四川自古以来便是“天府之国”，唐朝中期以后，蜀与江淮就是朝廷主要的两大财赋来源。当初赵匡胤决定先取四川，也是因为看中了蜀国三十多年来积累的财富。据说宋朝仅仅是搬运蜀国国库积累的重货布帛，水陆并进，还花了十余年才完成。

赵匡胤想不到的是，击败后蜀只用了六十六天，征服后蜀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从而拖延了他统一全国的进程。入蜀的宋军军纪败坏，对当地人民极其残忍。《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王仁赡等将领“日夜饮宴，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蜀人苦之”。甚至出现了宋兵“割民妻乳而杀之”的恶劣事件，连赵匡胤得知后，都不禁哀叹：“妇人何罪，而残忍至此。”

暴行不断的宋军，最终激起了众怒，一场席卷蜀地的叛乱就这样暴发了。其中，尤以原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的声势最大，一度占领十七州之地，开封与成都音信不通一个多月。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担心城中蜀军降卒作乱，一次性屠杀后蜀降军两万七千人。

一直到北宋乾德四年（966），这场叛乱才最终被平定。

赵匡胤头疼四川，李煜的日子也不好过，赵宋就像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南唐为了保平安，背的包袱越来越沉重。北宋乾德四年（966），南唐发生饥荒，赵匡胤下诏赐米十万斛。

鉴于灾祸不断，李煜也想励精图治，在北宋乾德五年（967），命两省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集贤勤政殿学士，每天晚上轮流在光政殿值班，李煜每天跟他们谈论国事到深夜。有天徐铉值夜班的时候，和李煜讨论国政，谈及用人的时候，李煜说，“多难当先才”。国家多难，有才的重用。

自即位以来，李煜一直在思考如何治理国家，周公孔子倡导的治国之道，是他内心向往的境地。李煜经常跟大臣说，“周孔之道，不可暂离，经国化民，发号施令，造次于是，始终不渝”。史书中说他，“天性喜学问，其论国事，每以富民为务”。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孔子仁政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富而后教”，意思就是人民衣食富足之后继之以教育。《管子》中说，“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这一点，李昪做得较好。

杨吴立国之初，既有人头税，又有土地税，都是直接交钱，老百姓辛苦种的粮食还要去换钱才能交给官府，丰年谷贱伤农，灾年颗粒无收，老百姓苦不堪言。

李昪掌握大权后，宋齐丘劝说道：“钱既不能在稻田里种出来，也不能在桑树上结出来，现在让老百姓拿钱交税，是舍本逐末。不如减免人头税，以后直接用谷米和丝帛交税，绸绢每一千钱可以抵扣三千钱的税。”有人反对这样的提议，认为会导致财政收入大幅下降。

宋齐丘反驳说：“哪有老百姓穷国家能富的？”李昪接受了宋的提议，几年之内果然效果明显，“江淮间旷土皆辟，桑柘遍野，国以富强”。

李煜不可能不知道祖父“富民”的做法，北宋建隆二年（961），他刚继位不久就废除了李璟时推广的屯田制。当初李璟的本意是通过兴复旷土荒田达到足食养兵的目的，范围也仅仅是在楚州一带，但没想到大规模推广屯田之后，反而导致奸人乘机强夺民田，“江淮骚然，仰天诉冤者，不可胜数”。

李煜下诏“罢诸路屯田使，委所属令佐与常赋俱征”，将各郡屯田划归州县管辖，屯田所获租税的十分之一作为官员俸禄，称为“率分”。政策推行后，不仅增加了赋税，又因为跟官员收入挂钩，让百姓安心耕作，免受官吏的挠刻。

但是李煜也知道仅仅罢屯田并不能改善南唐经济，因为南唐积弱的关键——土地兼并严重。潘佑也上书说，富国的根本，在于注重农耕蚕桑，但他提出的措施很惊人，“请复井田之法，深抑兼并”，即恢复上古传说中的井田制，国家强制平均地权，主张凡是购买贫困者田地的，要全部退回，同时“造民籍，复造牛籍，课民种桑”，老百姓，牛全部上户口，并以按丁授田，依户征兵，寓兵于农。

李煜喜好周孔，但朝中大臣大多不以为意。李煜经常感叹：“周公、仲尼忽去人远，吾道芜骞，其谁与明？”周公、孔子已经没人喜欢了，谁能理解我的心思呢？

朝臣当中，潘佑是为数不多能理解并支持他的人。正因为此，当潘佑以恢复“井田制”为名开始改革的时候，李煜毫不犹豫地全盘批准潘佑的提议。潘佑推荐密友卫尉卿李平判司农寺（做掌管农业的官），李煜也是二话不说立即同意。李平年轻时当过道士，后来成为李守贞门客，和叛逃后周的朱元一起南下，平时喜欢神仙修养之事，有点神神叨叨的，经常说自己能跟神仙对话。

李平急于成功，不管基层实际情况，结果政策到下面完全走样，搞得老百姓鸡犬不宁，“州县胥吏因以为奸，百姓大扰，聚而为乱”。

一个以富民为目标的改革，反而激起民变，显然是没法推行下去。李煜意识到潘佑的方案确实有问题，只好罢免了李平，并全部停止各项改革措施。

改革失败后，潘佑不仅没有反思，反而觉得别人都是错的，又推荐李平当尚书令。结果导致朝中大臣纷纷反对，老账新账一起算，认为坏法殃民都是李平所导致的。

潘佑是幽州人，早年跟随父母从北方南下，他长相一般，而且不善与人交流，只要是他认为对的，那必然是对的；万一“不对”的话，那肯定是别人有错。他跟随李煜的时间很早，文章写得好，经常能针对时政提出建议，李煜也很器重他，往往不呼其名，直接称“潘卿”。

李平被罢免，严重刺激到了潘佑，他连续上书李煜，火气越来越大，言辞也越来越激烈，逐个抨击大臣将相，说“陛下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不如以兵十万助大朝收复河东，然后率领百官入朝，这也是保国之良策”。意思就是陛下你高不成低不就，干脆主动出兵帮助宋朝平定河东，再率百官入朝开封算了。

潘佑一连写了七封上疏后，干脆撂挑子，说“我不干了，让我回家务农”。李煜也很生气，“我还没说什么，你倒来劲了”，就罢免了他一切官职，让他专门修国史。

潘佑此后没机会上朝，也没法见到李煜，情绪更加激动，认为是反对变法的汤悦、张洎、徐铉等人从中作梗。北宋开宝六年（973）十月初二，他再次上疏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臣下日前相继上奏表章，说了几万言，该讲的话，该讲的道理都讲完了。忠正邪恶洞察分明，陛下极力庇佑奸臣，曲意宽容谄媚小人，导致国家气息奄奄，如同太阳接近黄昏。古代有夏桀、商纣、孙皓，国破家亡，罪孽都是自己所造作，尚且被后人千古耻笑。如今陛下您取法奸邪小人，败乱国家，如此看来，陛下您作为国君，比夏桀、商纣、孙皓差远了。臣下无法与奸臣相处，侍奉亡国之君。您干脆把我杀了，以谢天下”。

他把李煜比作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又头脑发昏地说南唐“如日将暮”。

他逼着李煜在众多大臣和他之间选边站，要么支持他，杀了朝中大臣，要么支持众多大臣，杀了他。这也就是李煜脾气好，碰到一个暴躁的皇帝，直接把他满门抄斩都算轻的。此前早就跟他不和的大臣们，纷纷弹劾潘佑、李平放肆狂妄，又检举他们平时在一起就神神叨叨的。

潘佑、李平两人都好神仙之说，李平曾经告诉潘佑，说潘佑去世的父亲已经成仙，又说，他和李平也是天上的仙官，暂时在人间而已。

李煜也觉得潘佑不坏，肯定是被李平蛊惑导致的。他反复纠结了十多天后，终于决定下诏将李平、潘佑收监。逮捕的人还没到，潘佑已经得知风声，于是在家举刀自杀。潘佑死后，李平也在狱中被下令缢死。

潘佑去世一个多月后，李煜还是反复在琢磨这个事，感觉潘佑其实没有坏心，只不过言辞激烈而已，于是嗟悔不已，饭也吃不下去，下诏把流放到舒州的潘佑家属全部召回，并给予厚待。

潘佑的政敌徐铉，后来以降臣的身份，做了宋朝的散骑常侍，并奉宋太宗之命，编撰南唐史事《江南录》，在书中把潘佑贬得一文不值。

北宋时王安石的变法就深受潘佑改革的影响，所谓惺惺相惜，以至于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读〈江南录〉》驳斥徐铉。王安石是抚州（今江西抚州）人，属于南唐统治区域。他的大意是：“我的不少伯父叔父都曾担任过南唐的官员，他们说到南朝的事情十分详细，我（从他们那儿）听到关于潘佑的死因应该是可信的。据说，潘佑和徐铉都以有文采学问被称道，十余年间在朝廷争夺名位。在南唐面临危机之时，潘佑直言相谏，徐铉却不上一句谏言。当潘佑被杀时，徐铉又不能极力劝谏，最终使自己的国君落了个杀忠臣的罪名，遭到灭国之祸，这都是徐铉的缘故啊。徐铉害怕这个过失被人知道，又为贤能比不上潘佑而羞耻，徐铉编撰史书的时候，为了掩饰自己，又故意隐瞒了潘佑的忠臣行为而以其他的罪名诬蔑他。从（对待）潘佑的事来看，其他被杀的人，也能够推知（其他原因）了。唉，如果真有这样的事的话，我认为徐铉不仅是大大的诬蔑了忠臣，他对我们大宋君主的欺骗不也是很严重吗？”

平心而论，潘佑的变法是为了解决自唐朝中叶以来的土地兼并问题，通过改变国家的经济基础，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大量财富和资源集中与士大夫阶层引发的危机，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顽疾。也是历朝历代的有识之士想方设法要予以解决的问题，潘佑不是第一个改革者，却是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

潘佑提出的改革方案虽然打着《周礼》的旗号，实际上是让朝廷的行政触角延伸到乡以下，通过行政手段的干预，来改变土地兼并的顽疾。然而这种策略与中国自古以来皇权不下乡的传统背离，也直接与士大夫阶层的根本利益相冲突，最终变法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当然潘佑也有他的个人问题，凡是改革成功的人，往往要具备三个特征：第一，有魅力，具有号召力与领导能力；第二，情商高，性格不能“轴”，善于应变，各方面人脉都好；第三，能抗压，不惧任何压力坚持到底。

显而易见，潘佑不具备这三个特点中的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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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在彻底平定蜀地之后，迫不及待地把目光转向了北方。他和柴荣都是有着长远战略眼光的政治家，相比于孱弱的南方诸国，北汉以及契丹，才是他的心腹大患——辽军一举灭亡后晋的教训太惨痛了。

北宋开宝元年（968）七月，北汉皇帝刘钧在内忧外患中去世，外甥刘继恩继位两个月不到，即被大将侯霸荣所杀。刘钧的另一个外甥刘继元继位。

得知北汉出现动荡后，赵匡胤决心把握机遇，派大军出征，宋军很快抵达太原城下。十一月中旬，赵匡胤致信刘继元，要求他们归降。

辽国很快派大军援救北汉，并征服晋州（今河北晋州）、绛州（今山西运城），成功迫使宋军撤退。北宋开宝二年（969）二月中旬，赵匡胤再次派大军进攻北汉，他本人也在三月七日前往太原前线。五天后，辽穆宗在打猎时遇刺身亡，年仅三十八岁。辽国对北汉的援助并没有因之有任何影响。

到五月份的时候，宋军在击败两支辽军主力后，将太原围得水泄不通。五月二十六日，赵匡胤决汾河大堤，引河水冲灌太原，但依旧无法攻克城池。由于久攻不下，宋军不仅损兵折将，疫病也在军中流行开来。

七月三日，当听说另一支辽军正向太原杀来时，赵匡胤选择了退兵。讽刺的是，宋军撤退之后，没过几天，太原城墙就因为被水泡了太久，坍塌了。

这也是赵匡胤最后一次征伐北汉。

回到开封之后的赵匡胤，一直在等下一个军事机会。刚刚吃过北汉苦头的他，暂时不想北伐。荆湖、后蜀灭亡后，南唐、吴越臣服，只有南汉皇帝刘鋹依旧抗拒赵宋，坚持自立为国。他断然拒绝了宋朝通过南唐转达的，要求南汉献上湖南旧地的提议，但也没有任何挑衅行为。

“有道伐无道”，是周朝以来的惯用套路，赵匡胤打着拯救百姓的旗号，于北宋开宝三年（970）九月下令征伐南汉。

五代十国期间，南汉君主的确以昏庸无道著称。南汉是由唐清海军节度使刘隐所建立，传到刘鋹时，已经是第五任君主。刘鋹的父亲刘晟靠弑兄夺取皇位后，担心兄弟们以他做榜样，就把十五个弟弟全部屠戮殆尽。

刘鋹的荒唐更是空前绝后，关于治国，他有一个著名的太监理论。他认为群臣都不能有家室，有家室就意味着有牵挂，就不肯加班，还会贪污腐败往家里捞钱。总之，要照顾子孙，就不能尽忠皇帝。只有宦官太监们无牵无挂孑然一身，既可亲近又可信任。

按照这个理论，他不但让宦官把持朝政，还把要起用的朝臣阉割之后再重用，就连新科状元也不例外。于是南汉这么一个小国，不可思议地兴起了太监热，很多人争先恐后地想要入宫做太监，太监人数最多时，编制达到了两万余人。

据说刘鋹还发明了很多残暴的刑罚，有刀锯、烧煮、刀山、剑树等。此外还整天在后宫淫乱，赋税繁重。

一句话，坏事做绝，南汉的老百姓天天盼着宋军来解救他们。

进攻南汉的大军由潘美统率，十月，宋军接连攻克富州（今湖北来凤），贺州（今广西贺州）。北宋开宝四年（971）二月末，宋军大军压境，刘鋹挑选了十几艘船，满载金银财宝及嫔妃，准备逃亡入海。

讽刺的是，第二天天还没亮，他最信任的宦官就偷偷把船开走了。

刘鋹走投无路，只好投降，南汉灭亡。

宋朝得到了六十个州、二百一十四县，以及十七万两千二百六十三户人口。

北宋消灭南汉政权后，局势日益明朗。宋朝不但将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江北地区尽数收入囊中，还因为占据了珠江下游地区，让南唐政权丧失了长江天险，彻底陷入了北宋三面合围的态势。

北宋开宝四年（971）冬天，宋军在荆州开工建造战舰，南唐商人发现后，赶紧上奏李煜。李煜与群臣商议对策，有人提议派兵去焚烧施工中的战舰，因为不切实际没有被采纳。

国家前途惨淡，昏惨惨的前景顷刻将至。短短数年的时间，家人日益凋零，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每一次离别，对李煜来说，都很不舍。

上一年秋天，当宋军向南进攻南汉的时候，李煜派弟弟李从镒出镇宣州。宣州（今安徽宣城），是南唐都城金陵的南方门户，东拒吴越，南进闽地，西望湖南。南唐建国以来，先后镇守者，不是勋旧老臣，就是王室亲属。

想到南方的烽火，临别之际，李煜依依不舍且不安，率领近臣到江边的绮霞阁赋诗送行，并赋诗一首《送邓王二十六弟从益（镒）牧宣城》：

且维轻舸更迟迟，别酒重倾惜解携。

浩浪侵愁光荡漾，乱山凝恨色高低。

君驰桧楫情何极，我凭阑干日向西。

咫尺烟江几多地，不须怀抱重凄凄。

李煜大概觉得赋诗还不足以尽君主之道和兄长之情，于是他又为弟弟写了一篇短文，即《送邓王二十六弟牧宣城序》：

秋山的翠，秋江澄空，扬帆迅征，不远千里，之子于迈，我劳如何？夫树德无穷，太上之宏规也；立言不朽，君子之常道也。今子藉父兄之资，享钟鼎之贵，吴姬赵璧，岂吉人之攸宝？矧子皆有之矣。哀泪甘言，实妇女之常调，又我所不取也。临歧赠别，其唯言乎，在原之心，于是而见。

噫，俗无犷顺，爱之则归怀；吏无贞污，化之可彼此。刑唯政本，不可以不穷不亲；政乃民中，不可以不清不正。执至公而御下，则憸佞自除；察薰莸之禀心，则妍媸何惑？武惟时习，知五材之难忘；学以润身，虽三余而忍舍。无酣觞而败度，无荒乐以荡神，此言勉从，庶几寡悔。苟行之而愿益，则有先王之明谟，具在于缃帙也。

呜呼，老兄盛年壮思，犹言不成文，况岁晚心衰，则词岂迨意？方今凉秋八月，鸣桹长川，爱君此行，高兴可尽。况彼敬亭溪山，畅乎遐览，正此时也。

意思是，秋山青绿，秋江澄澈；扬帆疾行，不远千里；你将远行，我如何不伤心？培养德行以不朽，是至高无上的典范；著书立说以不朽，为君子的常道。现在你依靠父兄的荫庇，拥有钟鸣鼎食的富贵、吴姬赵壁的享乐，这难道不是一般有福之人所追求珍惜的吗？而你都已经有了啊。哀伤之泪、动听之言，这是女人的俗套，我所不取。临别相赠，恐怕只有话语了吧。手足之情，由此显现。

唉，百姓没有野蛮顺服之别，抚爱之则向往归附；官吏没有廉洁贪污之别，教化之则可以转变。刑法是为政之本，不可以不明察秋毫亲力亲为；行政乃治民之本，不可以不公正清廉。秉至公之心对待下属，则奷邪谄媚自然消除；明察善恶的禀心，又怎会被外表的美丑迷惑？武功要经常练习，“五材”方不会忘记；学习会使自身受益，“三余”的时间也不能浪费。不要纵酒而败坏法度，不要耽于享乐而动摇本性，这些话尽力做到，差不多就不会有后悔的事了。如果想进一步身体力行、得到益处，则书本之中，还有先王的明训。

唉，老兄盛年才思敏捷之时，尚不能出口成章；何况如今年岁大了心力衰竭，词又怎么能够达意？正值凉秋八月，击桨中流，慕君此行，兴尽可知。何况那敬亭山水，畅意纵览，正当其时啊。

李煜去世后，徐铉说他著有“文集三十卷，杂说百篇”，能够体现李煜思想与见解的，正是这些文章。可惜朝代更替，其中绝大多数都已湮没不见，后人所能见到的，唯有三十多首词，李煜也就阴差阳错变成了一个词人，恐怕他自己地下有知也是哭笑不得。

在文章里，李煜特别提到要遵循“先王之明谟”，所谓“先王”指的就是尧、舜、禹等先贤，以及周文王、周武王二王，遵循“先王之明谟”，即为效法以上先王实行仁政。李煜又强调“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重要，最后谆谆告诫弟弟，要勤政爱民，要文武兼修，要认真学习。

这样的帝王形象，是不是和通常以为的吃喝玩乐、多愁善感的词人大相径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