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梦里落花谁是主

太子李弘冀

南唐保大十六年（958），年初，寿州之战尚且焦着，周唐双方正在争夺淮南之地的时候，李璟下诏废弃年号“保大”，改年号为“中兴”，希望能中兴祖业，一改颓势。很快，扬州、泰州就相继失陷。“中兴”眼看无望，徒增笑柄，李璟于是又改年号为“交泰”，意思是天地祥和，万物通宁。

李璟第一个年号“保大”用了十五年，如今三个月不到，换了两个年号，大赦天下两次。期望用改年号的办法转运，说明南唐从上到下，均已经失去分寸，无计可施。

当然李璟更没想到的是，他寄予厚望的“交泰”不仅不能为南唐带来祥和，反而将成为南唐最后一个年号，并且是最短的一个年号：

只存在了区区两个月而已。

国事危如累卵，江北一溃千里，如果说还有什么能让李璟眼前一亮的话，那么无疑就是长子李弘冀的表现了。杨吴顺义三年（923），有人举报寿州团练使钟泰章侵吞“市官马”。这在当时可是一个重罪，因为南方不产马，没有战马，军队的机动能力就无从谈起。李昪得知消息后打算将他法办，顺便也给其他将领立个规矩，“想要私吞战马，这就是榜样”。

没想到徐温出来打招呼了，当年他和张灏争权，正是钟泰章半夜将张灏刺杀，才能使得他大权独揽，“没有钟泰章，我早就被张灏杀了。今天我们徐家富贵了，怎么能亏待老钟呢？”

原来是义父的救命恩人，李昪二话不说，罪犯变亲家，立刻让长子李璟娶了钟的二女儿。钟家姑娘一口气生了好几个儿子，其中就包括长子李弘冀以及后来的南唐后主李煜。

按照李璟最初皇位“兄弟相传”的设想，李弘冀即便身为长子，也不是皇位继承人。在他十五岁那年，因为李璟要传位给他叔叔李景遂，就被外放到润州去了，直到九年后才回到江宁。

从十五岁到二十三岁的八年时间，刚好是人的性格和三观养成的关键阶段。从以后的结果来看，李弘冀这段远离深宫的人生，反而有利于他的成长，也让他的性格变得坚毅、果敢，完全迥异于性格柔软的父亲和弟弟。

保大十五年（957）二月，李璟得知李景达大军在寿州城外全军覆没的消息后，又气又怒，提议御驾亲征淮南，与柴荣决一死战。朝中大臣意见不一，中书舍人乔匡舜上书恳求不可以。李璟认为乔匡舜是故意动摇军心，把他流放到抚州。

李璟又去问神武统军朱匡业、刘存忠的意见，朱匡业随口吟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个诗句出自晚唐诗人罗隐的《筹笔驿》：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熟读诗文的李璟岂能不明白朱话中有话：先主刘备北征南讨，辛辛苦苦打下蜀汉千里江山，谁想到却被阿斗那小子轻易抛掷。

李璟听了大怒，将朱、刘二人贬谪并流放，不过御驾亲征的事再也不提。

朱匡业是真冤枉，因为李璟说要亲征，真的只是说说而已。在胆量方面，他就不如李弘冀。南唐保大十三年（955）十一月，柴荣南征淮南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方向进攻，吴越、荆南、湖南都得到诏命，出兵进攻南唐，以作为战略牵制。其中，荆南、湖南从西向东，水陆同时进攻鄂州。结果湖南武安节度使王逵自朗州率军出发没多久，就发现后院起火，原来是部下岳州团练使潘叔嗣乘后方空虚，兴兵作乱。王逵得到消息后，匆忙回军援救朗州，双方大战于朗州城外，王逵战败被杀。失去陆路配合的荆南水师沿江而下，被严阵以待的南唐老将何敬洙击败。

对南唐而言，最危险且最具威胁的无疑是吴越。当初李昪力压众议放弃了进攻吴越的大好机会，结果十几年来，吴越国每次都不失时机地在背后捅南唐刀子。

这次得到柴荣的诏书后，吴越立即兵分两路同时对南唐发起了进攻。其中一路由吴越国丞相吴程率领，进攻常州；另一路则由都指挥使路彦铢率领进攻宣州（今安徽宣城）。

吴程这一路进展很快，不久即攻破常州，擒获常州团练使赵仁泽。赵仁泽也是条汉子，被押送到杭州后，不仅不肯向吴越王钱弘俶下跪，还斥责其背信负约。钱弘俶大怒，命人用刀将其嘴撕裂到耳后，幸好吴越丞相元德昭怜惜其忠勇，劝谏钱弘俶饶他不死。

得胜的吴越军队继续进攻润州（今江苏镇江），镇守这里的是李璟长子李弘冀，时任宣（州）、润（州）大都督。常州和润州相隔不远，且几乎无险可守。李璟担心战场凶多吉少，李弘冀一旦被俘虏，无疑将沉重打击南唐士气，打算将其召回江宁。

诏书传到润州，众将都认为李弘冀虽然年少，但是身为元帅，为全军将士所倚重。此刻李弘冀绝对不能轻易离开，尤其是吴越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一旦主帅临敌逃离，必定军心涣散。

即便没有将领们的提议，李弘冀本人也不想走。润州是江宁东边的门户，军事地位重要，于内可控江湖，于北可拒准泗，古往今来就是“山川形胜，自昔用武处也”。唐代名相杜佑（杜牧的祖父）曾经把润州之于金陵比作孟津之于洛阳。“京口因山为垒，缘江为境。建业之有京口，犹洛阳之有孟津。自孙吴以来，东南有事，必以京口为襟要。京口之防或疏，建业之危立至。”

由于吴越政权的存在，南唐深知润州的重要性，惯例都是遣重臣重兵驻守于此。

李弘冀上书李璟请求他放弃召回自己的想法，得到李璟同意后，他立即大举整兵备战，慨然决定与诸将同守润州，拼死一战，绝不独生，一时之间润州民心、军心士气大振。

设想如果李弘冀是个贪生怕死的公子哥，恐怕不用等李璟的诏书，自己找个借口就脚底抹油溜了。届时一旦润州失守，两路吴军就要在江宁城下会师。

李璟最大的弱点就是不能识人，赏罚不明。这一点在李弘冀身上完全看不出来。关于武将柴克宏的使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润州是江宁的东边门户，当时南唐的精兵几乎都被调到淮南对抗周军，李璟能拿出来援救润州的军队所剩无几，且大多数是老弱病残。

关键时刻，龙武都虞候柴克宏主动请缨，李璟大喜，立即派柴克宏与右卫将军孟俊带兵增援润州。柴克宏是南唐名将、德胜节度使柴再用之子，不过为人沉默寡言，不喜欢吹牛拍马。几年前，李璟经常流露出北伐中原的志向，很多大臣为了迎合皇帝，也跟风说一些豪言壮志阿谀奉承。唯独柴克宏从未谈及用兵之事，没人了解他的军事才能，仕途上也一直寸步难行。

如今李璟已经无人可用，自然也不管那么多了。出征之前，柴克宏惊愕地发现军队领到手的都是几乎腐朽、破烂的军械，就去质问枢密副使李徵古：“士兵不是训练有素的也就罢了，如果得到坚固锐利的器械，还能勉强发挥作用，反而给的全是破铜烂铁，能打仗吗？”

李徵古不仅不做解释，反而大肆谩骂柴克宏，柴克宏行进至润州（今江苏镇江）时，李徵古竟然几次三番要利用手中的权力撤换柴克宏，并以神武卫统军朱匡业代他统兵。

柴克宏对李徵古派来催他回朝的使者说：“我不日即将击破敌寇（指吴越军），你是什么人，一定是钱氏（指吴越）所派的奸人。”下命将其斩杀，使者一看要丢脑袋，赶紧大声说：“我受李枢密（指李徵古）之命而来。”

柴克宏的回答让使者吐血：“就算李枢密来，我也要斩。”最终，柴克宏果断斩杀使者，整军备战。

武将杀朝廷使者近似于谋反，幸好时任宣、润大都督的燕王李弘冀坚定相信柴克宏，对他说：“您只管在前方作战，关于人事问题不用担心，我自会安排奏报。”李弘冀上表说柴克宏的才能、谋略足以成就功业，常州危在旦夕，不应临阵换将。

李徵古看到柴克宏有后台撑腰，也就不敢多说什么，只能默默吃了这个哑巴亏。

柴克宏领兵直奔常州前线，而他也确实不负众望，不仅用计解救了常州之围，还全歼吴越军队，斩首万级，俘虏了十多位将领。吴程单人匹马跑回杭州，从此被彻底闲置。常州之役，是南唐十多年来取得的最大军事胜利，史称“自保大来边事大起，克敌之功，莫先克宏者”。

如果说常州之役使柴克宏的声望达到了顶峰的话，那么坚定信任和使用柴克宏的李弘冀有知人之明，同样功不可没。

不久之后，在寿州城外，陈觉因为私人恩怨要撤换朱元，身负元帅身份的李景达不闻不问，任凭陈觉逼反朱元，最终导致南唐军事彻底崩坏。

两相对比，李弘冀虽然年少，但眼光和见识不知道比李景达乃至李璟高了多少。

柴克宏因常州的战功升拜为奉化军节度使，他很快再次主动请缨，带兵援救寿州。可惜天不假年，数日之后柴克宏在抵达泰州泰兴县（治今江苏泰兴）时，因为疡症发作而病逝。讣讯传出后，南唐举国为之痛惜。

柴克宏取得常州之役的胜利后，俘虏了十几名吴越将领和几千名吴越士卒，送到润州，李弘冀二话不说，下令全部斩首于辕门之外，全军士气大振，“人壮其决”，都佩服李弘冀是个狠人。

杨吴（南唐）立国以来，和吴越大大小小打了十几仗，胜的居多。但从徐温开始，对俘获的吴越兵将，不仅一个不杀，还全部放回。所以吴越就始终没有畏惧之心，总是在南唐虚弱的时候趁机去捅一刀。

史书上说，李弘冀把吴越俘虏全部处死之后，吴越举国震惊，此后一直到南唐灭亡之前，都不敢再搞小动作。国家生死存亡之际，需要的是杀伐决断，如果还一味优柔寡断，只能寒了自己人的心。所以五代十国时期，过于文弱的知识分子是很难治理好一个国家的，乱世需要枭雄，不要诗人。

这时候，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李弘冀，而非李景遂，才是南唐需要的继承人。

李景遂前后十次上表，翻来覆去就一个意思：请求奉上皇太弟的宝册，免去自己的继承人地位。他说“如今国家有危难不能匡扶，请求允许出宫就任一方藩镇。皇长子李弘冀有军功，众望所归，应该成为继承人”。

此外，侥幸逃回江宁的李景达也因为丧师失地，主动请求辞去元帅一职。李璟于是改封李景遂为晋王，加官天策上将军、江南西道兵马元帅、洪州大都督、太尉、尚书令。任命李景达为浙西道元帅，润州大都督。

李弘冀被立为皇太子，参与决定各种政务。

当哥哥和叔叔们为谁继承皇位推来推去的时候，依旧远离聚光灯的李从嘉，有了长子李仲寓。只不过当年他出生的时候，李昪即将登上皇位；如今他儿子出生的时候，李璟却被迫去除帝号。

李昪处心积虑奋斗了一辈子的东西，才二十年的光阴，就被儿子败得差不多了。

李家兜兜转转二十多年，又回到了起点。

人世变幻，不过如此。

开封换了新皇帝

后周显德六年（959），是柴荣当皇帝的第六个年头。枢密使王朴对《易经》颇有研究，柴荣让他给自己预测寿命几何。王朴仔细推演一番后，认真地回答说，“五六成数”。“五六就是三十年”，柴荣听了很高兴，说道，“寡人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

这一年，唐末以来的分裂和割据依旧持续，没有人知道混乱是不是将永远延续下去。朱温篡唐以来，一个王朝多个王国的格局几乎没有改变。其中，后周疆域范围包括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一带，实力最强，领土最大。这是因为柴荣即位之初，就痛感国土狭小，于是连续不断向后蜀、南唐等国用兵，前后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全部征服南唐江北州郡，把领土从淮河推进到长江。

在北方，有位于山西，依附于辽国的北汉。在南方，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广袤的长江以南国土上，分布着若干个小国，既有表面已经臣服于后周的荆南、南唐、吴越，也有依旧保持独立，采用自己年号的后蜀、南汉。

此外，还有占据燕云十六州的辽国。

辽，不是五代之一，而是超越于此的强大国家。杨吴天祚二年（936），石敬瑭利令智昏，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放弃了对中原政权来说至关重要的燕山山脉防线。“燕云十六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军事地理来看，河北依山傍海，东面是大海，西面和北面则环绕着延绵千里的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幽州（今北京），作为河北北部的战略重心，可以扼守燕山山脉的防线，并以此来屏障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

对于中原政权而言，幽州不能控制在手的话，就只能在河间、真定一线做被动防御，若是连这一线也守不住，那就大势已去。石重贵的后晋被灭就是典型的教训，一直到北宋时期，宋人依旧念念不忘收复失地，“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

柴荣虽然赞赏王朴的“先南后北”建议，连续三年三次御驾亲征淮南，但他始终提防的，是来自北方的威胁。无论是失去燕山山脉带来的地理劣势，还是辽国多年来一直都有的南伐野心，都让他犹如芒刺在背，夜不能寐。

因此柴荣在位五年来，虽然先后与北汉、后蜀、南唐开战，但并没有吞并这几个国家的计划。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扫除后顾之忧，从而全力准备与辽国一决胜负。

后周显德五年（958）四月初四，柴荣离开扬州。北返途中，在颠簸的马车里，他做出了用武力恢复燕云十六州的决定。后周显德六年（959）三月，柴荣下诏北伐，以韩通为陆路都部署，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大军从沧州（今河北沧县东南）出发，水陆同时进兵。四月，后周军队进入辽国（今河北）境内，辽国益津关（今河北霸县境内）、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守将先后望风而降。至五月初，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刺史和瀛洲（今河北河间）刺史相继举城归降。义武节度使孙行友攻克易州（今河北易县），擒获辽易州刺史李在钦。

出兵仅仅四十二天，后周就收复了瓦桥关以南的燕南之地。辽国举国震惊，史书上说，契丹“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连宵遁去”。

可惜天不假年，正当柴荣准备继续北上，一鼓作气收复幽州的时候，却因染病被迫南归。五月末，柴荣御驾返回开封，但病情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急剧恶化。六月十九日，后周世宗柴荣驾崩，时年三十八岁。

他死的时候终于恍然大悟，在位时间总共五年六个月，五六相乘结果是三十。原来是当初王朴不敢说真话，被他误以为是三十年罢了。

被柴荣视作股肱之臣的王朴，已于当年三月去世，时年五十三岁。王朴身为枢密使，性格刚直，处事果断，深得柴荣信赖。在得知他的死讯后，柴荣大哭捶地，哀叹失去可以寄托后事的大臣。

据说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有次无意间看到王朴的画像，不禁肃然而立，指着自己的黄袍对近臣感慨说：“王朴如果还活着，我穿不了这黄袍。”

二十日，大臣们宣布柴荣遗诏，诏令其子，七岁的梁王柴宗训即位，是为周恭帝。

当初，后汉隐帝大肆屠杀郭威家人，郭威继室张氏与郭威的儿子郭青哥、郭意哥，侄子郭守筠、郭奉超、郭定哥还有第三女都被诛杀。柴荣作为郭威的养子，他的三个儿子也被一并诛杀。

五代朝代更迭的教训并不遥远，柴荣病重期间，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年幼的儿子无法控制局面。为了防止外戚专权，柴荣罢免了姐夫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之职，外放澶州做节度使，将其彻底排斥出了中央权力机构。

而殿前都点检这个岗位，则给了他最信任的赵匡胤，之前赵匡胤的岗位是殿前都指挥使，位居殿前都点检之下。

可惜面对权力的诱惑时，永远没有绝对的忠诚，因为这是人性的弱点。

“主少国疑”的状况激发了赵匡胤的野心。柴荣去世半年不到，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初四，他就自编自导了一个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戏剧。第二天，赵匡胤带领军队杀回开封，威逼年幼的柴宗训“禅让”，并在崇元殿即皇帝之位，下诏改国号为“宋”，改年号为“建隆”，宣布定都开封并大赦天下。

是年，赵匡胤三十三岁。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赵匡胤成为五代时期又一个称帝的武人。这些年来取得的每一次军功，都成为他登上帝位的台阶。所不同的是，他虽然是一个武人，但却最终终结了“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轮回。

后人嘲笑赵匡胤是欺负孤儿寡母，但这只是纯粹从道德角度评判而已。事实上，但凡是能开辟一个王朝的皇帝，必定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心慈手软的人，想要守住一个王朝都难，哪里能开国建朝？

赵匡胤登基后，天下局势再次为之一变。可以设想的是，柴荣假如没有英年早逝的话，以他的战略决断，必定是继续死磕辽国，以收复燕云十六州，获得战略上的主动为目标。

但是这个战略方向，因为柴荣的死而被改变了。赵匡胤作为柴荣的嫡系将领，几乎参与了高平之战以来的所有重要战役。相比柴荣选择性地采用王朴的策略，他可以说是王朴战略的忠实执行者。

或许是赵匡胤先后经历了两次改朝换代，亲眼目睹了后唐、后晋的灭亡，对于辽国的实力，有着清醒地认识，导致赵匡胤不愿轻易地去与辽国决战。又或许是他和柴荣性格上的不同使然，让他选择另外一条更加稳妥的路径。

总之，他的结论是，“当今劲敌，唯在契丹”，意思就是柿子要先捡软的捏。

这个软柿子，就是南唐等南方小国。

从后来实际的统一进程来看，赵匡胤显然还有另一层考虑，古代农业经济社会，最重要的两个经济指标就是人口和粮食。唐末以来，天下崩坏，尤其是王仙芝、黄巢起义以后，潼关以东和太行山以东在内的整个中原地区，战乱几乎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带来的后果就是人口下降、民生凋敝、国力匮乏。

相比而言，长江以南，唐朝中期开始就是重要的财赋来源地。五代十国期间，由于北方战乱频仍，大量人口避祸南下，江淮一带户口数远远超过开元年间，其中很多州郡，户数有成倍甚至近十倍的增长。至于最重要的粮食产量，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到二十四年（736），由江淮漕运到京师的粮食共七百万石。到了宋初，江淮漕运额达到了每年四百万石。

因此，赵匡胤决定把收复燕云诸州的目标留待将来实力足够的时候。就目前而言，他将把全部主要精力放在南方，至于北方，只是在国境线上的军事重镇布置适量的精兵强将。

因此关于统一天下，赵匡胤的策略是“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

而他后来，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执行的。只不过他和柴荣一样，在接近目标的时候，突然死去。继承皇位的赵光义，能力上又远远不如他，这才导致北宋错过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窗口期。

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现在把时针拨回至后周显德七年（960），李璟还不知道赵匡胤的心思。柴荣在战场上打掉了他所有的骄傲，从自称“唐皇帝”到自称“江南国主”，口气越来越谦卑，文书越来越谨慎。对李璟而言，无论是谁坐在开封府的龙椅上，他都只能小心翼翼地扮演好藩属的角色。

不过柴荣似乎真的只满足于占领江北而已，李璟发现，战争结束以后，柴荣变得越来越温和，且照顾南唐的面子。小国依赖大国生存，大国对小国的威慑体现在实力上，假如一旦被小国发现原来是只纸老虎，那就必然义无反顾地跳出它的势力范围，重新选择可以依靠的大国。

后周显德六年（959）六月，割据泉州、漳州的南唐清源节度使留从效曾派遣使臣到开封进贡，请求在京城设置进奏院，从此不再通过南唐，而是直接与后周朝廷沟通，以此表示臣服后周的态度。柴荣答复他说：“江南刚刚归附朝廷，爱卿你毕竟已经长久侍奉江宁，不可以轻易改变。如果在开封府设立进奏院，就等于说朕默许你以泉州来投奔朝廷，罪过就在朕的身上。爱卿你远道而来进贡，朕已经感受到了你的忠诚。但你还是应该继续侍奉曾经的君主。如此一来，对于爱卿而言，足以表示始终如一的情义。对于朕而言，可以尽安抚四方的义务。希望你通情达理，明白朕的良苦用心。”

如果说安抚留从效是为了安抚人心的话，那么柴荣不久之后的另一番话，更是让李璟感到意外。柴荣去世前不久，李璟派儿子李从善与钟谟出使开封。柴荣问钟谟：“江南也在操练军队备战吗？”钟谟赶忙回答：“既然已经臣事大国，就不敢这样了。”没想到柴荣说：“不对，过去我们是敌对双方，现在已经一家人。国朝（后周）与你们国家的大义名分已经确定，很难再有其他变故。但是人生不可预料，至于后世，更是不可知晓。”

钟谟一脸愕然，完全没想到柴荣会说出这样的话。接着柴荣又说：“回去转告你们国主，可以趁我活着的时候，加固城郭，修缮兵器，并增兵防守要塞，为子孙后代早做远谋。”

钟谟回去转告柴荣的话后，李璟赶紧派劳工加固江宁城墙，凡是各州城池有破损以及不坚固的，也全部整治修理。

江淮是南唐的主要产盐地，李璟派陈觉出使后周，向柴荣请求，得到海陵（今江苏泰州）盐监来供应军需民用。柴荣尽管出于管理原因，驳回了南唐索要海陵盐监的请求，但还是同意每年拨三十万斛盐给江南地区。如今随着赵匡胤称帝，意味着全新的开始，一切都要重新来过。

李璟再次变得紧张，毕竟柴荣的行事风格已经熟悉，但他摸不清新皇帝的脾气，只能心怀忐忑地一趟又一趟地派遣使臣，唯恐礼数不够周到，让其找到用兵的借口。

我们可以从史书中看到这一年，南唐派遣使臣的密度：

三月十七日，南唐使臣恭贺赵匡胤称帝；七月二十七日，得到赵匡胤平定忠于后周的李筠叛乱战报后，遣使来贺，进贡白银；八月二十八日，赵匡胤返回开封，南唐遣使来贺。

同样忠于后周的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因为优柔寡断，错过了和李筠南北同时起事的机会，当他公开与赵匡胤决裂的时候，曾经私下联络南唐想要联手反宋。

没想到南唐君臣站稳立场，不仅没有接受他的请求，反而派左仆射严续来扬州慰劳平叛的宋朝军队。十一月十九日，北宋扑灭叛乱，李重进兵败仅仅过了五天，李璟又派他的儿子蒋国公李从镒、户部尚书冯延鲁前来开封进献“买宴”（封建时代臣献钱财以参国君的宴会）的钱帛。尽管如此谦卑，李璟依旧感受到了新皇帝咄咄逼人的气势：

在开封府的宴会上，赵匡胤声色俱厉地威吓冯延鲁等南唐使臣，指责南唐与叛臣李重进私下来往，称众将都劝他乘胜渡过长江。

不久之后，赵匡胤又让水军在迎銮镇（今江苏仪征）演习水战，一时间，巨舰密集，旌旗招展，耀武扬威。迎銮镇紧靠江边，淮扬段的运河从山阳（淮安）至此地直接入江。赵匡胤此举无疑向南唐表明，宋军南下进攻与否，只在他一念之间。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南唐小臣杜著、薛良先后偷渡长江前来投奔，并且献上平定江南的方略。不过，赵匡胤非常鄙视这两个不忠诚的家伙，下令把杜著斩首示众，薛良刺配到庐州从军。五代从郭威开始，凡是流配的犯人，脸上都要刺字，称为“刺配”。而这些犯人又多半发到军中服役，称为“配军”。薛良曾经是南唐的彭泽（今属江西九江）令，被如此处理，也算是终身耻辱了。

尽管赵匡胤处理叛臣的手段让李璟稍微安心，但建隆二年（961）正月，新年刚过，赵匡胤又在开封南池检阅水军。

李筠、李重进都是后周名将，尚且不堪一击，李璟日夜寝食难安，痛苦地意识到：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世间难见“金错刀”

南唐与后周的战事没有对李煜造成太多影响，他虽然被任命为神武都虞候、沿淮巡抚使，但似乎只是挂个名号而已，日常生活依旧是吟诗作画，品题文字。

南唐保大十四年（956）三月，当寿州被后周围攻，李弘冀在润州坚守的时候，江宁城内清辉殿西阁（清辉殿藏书之所）正春光明媚，李煜与进士张洎在这里观赏王羲之的《兰亭序》，并且有感而发，写了一篇在书法史上扬名千古的《书评》：

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拘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献之俱得之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此历代宝之为训，所以敻绝千古。

柔兆执徐暮春之初，清辉西阁因观《修禊叙》，为张洎评此。

意思就是：几百年来，擅长书法的大家，都是从王羲之那里学到一部分的技巧和风格。虞世南学到王羲之的秀美和韵致，俊逸豪迈却不足；欧阳询学到王羲之的笔法和力度，温润秀雅却不足；褚遂良学到王羲之的意境和趣味，却欠缺了灵动变化；薛稷学到王羲之的清新秀丽，却过于拘束窘迫；颜真卿学到王羲之的筋骨，但过于粗鄙；柳公权学到王羲之的骨骼，却过于粗犷；徐浩学到王羲之的丰润，却过于鄙俗；李邕学到王羲之的气质，却体态欠缺；张旭学到王羲之的法度，却过于狂乱；王献之几乎得到了王羲之的真传，笔势却过于狂野急躁，不够含蓄从容。这些都是历代珍视的经验，足以卓绝千古。

丙辰年三月初，在清辉西阁因为观赏王羲之的《兰亭序》，为张洎评此。

很多人知道李煜的词，其实他音乐、诗词、书画无一不通，“善辞章，能书画，皆臻妙绝”，只不过他的词太过耀眼，掩盖了书法的名气而已。

他写《书评》的时候，只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却对王献之、虞世南等十位公认的书法大家一一点评，指出其与王羲之的关系，并逐一指出不足，可见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书法风格。

有趣的是，这么多名家当中，李煜尤其看不上颜真卿的书法，有人说颜鲁公的书法端正有力有架构，他鄙夷不屑地说：“真卿之书有法而无佳处，正如扠手并足的田舍汉耳。”

意思就是说颜真卿的书法粗鲁，像一个农夫叉手并脚站在那里。

李煜所处的晚唐五代，书法风格正是唐之雄强逐渐过渡到宋之婉约，就跟唐代诗风也是从盛唐的豪迈逐渐过渡到晚唐的风流一样。南唐以文治国，文人的价值观是主流价值观，自然对社会风气和审美风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导致南唐社会在精神上追求细腻、表达自我或是张扬个性的文人特质。体现在书法上，文人化的倾向越发明显。所以李煜看不上颜真卿的书法风格也是时代背景使然。

李煜的书法法晋出唐，创变而有余妍，颇有家学渊源，李璟就擅长书法，楷、草、篆、隶四体皆佳，据说李璟临摹南北朝著名书法家羊欣的隶书，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南唐学童所学的启蒙读本是南朝梁武帝萧衍时期编著的《千字文》，李璟为了让书学更加深入民间，诏令韩熙载搜集王羲之的书法笔迹，用来校换《千字文》。据说当时南唐宫中有数十卷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真迹，韩熙载一共搜集了一百二十四句，四百九十六字，校换之后，没有一个重复。

从此，由韩熙载集，王羲之书的《千字文》，成为南唐书斋中必备的书籍。加上李煜属于赢在起跑线上，从小就广泛接触历代碑帖，起点本身就高于常人。因为喜爱丹青墨宝，李煜收藏很多名家真迹，其中以钟繇、王羲之的最多。后来李煜即位后，曾经让翰林学士徐铉把内府所藏历代名家的墨迹拓本、历代书法名家的墨迹编次摹勒精拓，一共四卷，命名为《升元法帖》，又名《建业帖》（李昪为升州刺史期间，设有“建业书房”，藏书上万）。

可惜的是，李煜本人的书法真迹，留到今天的，几乎可以说是寥若星辰，几幅据称是他真迹的，学术界都依旧存疑，“笔砚平生，竟无寸帖之留”，实在是让后人惋惜不已。

不过在宋朝的时候，包括欧阳修、黄庭坚等名家在内，还是有很多人都观摩过李煜的书法。欧阳修评价李煜的书法说：“颜鲁公书正直方重，似其为人。若以书观后主，可不谓之倔强丈夫哉！”黄庭坚也夸赞说李煜的书笔力不减于柳公权。

一直到北宋末年，宋徽宗赵佶曾主持编修的《宣和书谱》，当中还收录李煜行书二十四帖，《淮南子》、《春草赋》正书二帖。他在《宣和书谱》评价李煜书法的特点：

其作大字，不事笔，卷帛而书之，皆能如意，世谓撮襟书。复喜作颤掣势，人又目其状为金错刀。尤喜作行书，落笔瘦硬而风神溢出。

所谓“金错刀”，特点就是，“书作颤笔樛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这是书写过程中用笔颤抖拖拽形成的一种笔法，同时强调中锋行笔，笔力瘦挺如寒松之状。

这正和颜真卿宽博雄伟的书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大字”，是李煜卷起布帛，蘸墨所写，意在写得酣畅。李煜当初是因为推崇书法入画，才创作了“金错刀”，这是专门为入画而创作的一种书体。

可惜“靖康之难”后，开封沦陷，二帝北狩，大量文化瑰宝随之消失。《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其中所收录的李煜书画作品竟然无一流传下来，后人也就无缘得见“撮襟书”“金错刀”风采。

一不小心成为太子

后周显德六年（959），后周征伐南唐战争结束的第二年，成为李煜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南唐发生了一件影响未来历史走向的大事：九月初四，被朝野寄予厚望的太子李弘冀病故了。

史书上说，李弘冀“莅下有法”，意思就是他管理臣属，赏罚分明，一切都按照法律条文办理。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李弘冀的去世，让南唐这艘本来已在惊涛巨浪中颠簸的巨船再次失去希望。

有传言说李弘冀猜忌李煜，理性分析，李弘冀这样一个能力突出、行事果决的人，不太可能会去猜忌李煜这样一个压根不想当皇帝的人。

据说李弘冀被立为太子后，因为有不法行为，李璟气得用马球棍子边打他边说，“我要重新召回李景遂”。李弘冀感到地位不稳，于是秘密指使洪州都押牙袁从范毒杀李景遂。

这个所谓的谋杀，怎么看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

李景遂本人一直对继承皇位不感兴趣，为了表明心意，还给自己取字“退身”，典故取自《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史书上评价他“纯厚夷淡，有士君子之操”。

再说当时的南唐已经风雨飘摇，皇帝之位已经成为避之犹恐不及的烫手山芋，不要说李景遂不想当皇帝，就连李璟也多次想传位李弘冀，只是因为柴荣的反对，才放弃这个操作。

此外，立太子在任何朝代都是一个慎之又慎的操作，即便是昏君，也不可能把立太子当作儿戏，废立仅仅凭一时心情。

李弘冀去猜忌和谋杀两个压根不想当皇帝的人，于情于理都讲不通。

李煜后来回忆说，“被父兄之荫育，乐岁月以悠游”，真的是一点也不夸张，有父亲和哥哥的庇荫，他才能开心地过自己的小日子。

李弘冀去世的时候，朝廷要给他定谥号，因为他在润州指挥柴克宏打败过吴越军队，准备定为“武宣”。结果新科进士张洎（看字帖那位）站出来说，“太子的德行，主要在于孝敬，现在根据武功确定谥号，就不符合注重德行的原则”。

于是又改定谥号为“文献”。

所以，就跟明朝文官系统不能容忍正德皇帝舞刀弄枪一样，在南唐，始终秉持“以文驭武”的国策，李弘冀有军功，就让他们觉得有违太子身份，不符合对理想中君临天下皇帝的期待，就硬生生搞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谥号：“文献太子”。

上一年八月初二，曾经的皇太弟李景遂在洪州病逝。随着两位继承人的先后病故，南唐储君的位置又空了出来，谁有希望呢？李景达因为战败自求处分，已经退出皇位竞争序列。

李弘冀一母同胞的弟弟，李煜年龄最长，顺理成章，成为嫡长子。

李璟打算立李煜为继承人，没想到引来了礼部侍郎、知尚书省事钟谟的反对，他说“李从嘉（李煜）德行轻浮、志趣懦弱，又酷信佛教，不可以当人主”，认为李从善“果敢凝重”，可以做继承人。

钟谟，会稽人，曾经是李璟最为信任的大臣。当初柴荣征讨淮南，李璟先后派了几拨使臣前往后周求和，他和李德明是第一拨。当时南唐节节败退，李德明回来之后，夸柴荣英武，又劝李璟割让江北诸州，遭宋齐丘、陈觉等人陷害，说他卖国图利，被李璟下令在江宁街头斩首。

钟谟被扣留在后周的时候，第二拨求和的使臣孙晟及同行的两百多人，一起被柴荣下令斩首，唯独赦免钟谟一人，并任命他为耀州（今陕西铜川）司马。战争结束后，柴荣放他归国，但使了一个小花招，不仅赏赐黄金五百两，还提拔他为卫尉卿（九卿之一，主管京城仪仗，武器库藏）。

果然钟谟回来之后，遭到李璟猜疑（同样是使臣，李德明、孙晟，一个回国被杀，一个在后周被杀），凭什么你活得好好的，还又是提拔，又是赏赐。

钟谟此后如果低调一点也就罢了，可他偏偏仗着多次出使后周的资历，以及柴荣对他的赏识，行事骄横跋扈，横加干涉尚书、中枢、门下三省事务。如今甚至干涉起皇位继承的问题，直接触动了李璟最敏感的神经。

自古以来，无论是一代雄主还是中庸之主，都不愿意大臣干预立储一事。因为立储，既是国事，也是家事，基本上都是皇帝本人乾纲独断，而不是听取一个外人想法，让自己听从他人摆布。

身为大臣，哪怕恩宠再大，除非皇帝主动问起，也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发表意见。钟谟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也误判了李璟的心理，投资太子意味着投资未来，他想通过干涉立太子来确立自己的拥立之功，赢得未来若干年继续执掌权力的资本。

可惜的是，很多时候用力太猛，往往就走到了反面。李璟对钟谟的意见不置一词，下诏封李煜为吴王，尚书令，知政事，居住东宫。

钟谟大概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作死的路上已经越走越远了。不久，枢密副使、给事中唐镐举报钟谟与天威都虞候张峦经常密谈到半夜。

事已至此，李璟依旧压住怒火，隐忍不发。

十月，钟谟亲手点燃了导火索：他请求命令张峦所部军队负责京城巡逻。身为大臣，不仅干涉皇帝家事，还私下结交武将，干涉京城警卫工作。随便一个罪名，一般人都兜不住。李璟二话不说，下诏披露钟谟越权的罪状，将他贬谪为国子司业。

当柴荣驾崩的消息传到南唐后，李璟又将他流放饶州。仅仅过了一个月，又派人到流放地将其赐死。钟谟面对使者的时候，试图进行最后的抗辩：我未曾辜负国家。

使者只是淡淡回了一句：孙晟有负国家吗？

钟谟顿时无语，于是自缢而亡。

成为太子的李煜，逐渐意识到如果人生可以划转折点的话，那么一定是以兄长李弘冀病亡为界。在这以前，父皇李璟年富力强，兄长精明能干，他才可以整天逍遥自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当他真正被迫站出来承担重任后，才发现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父兄在扛着而已。

想到即将担负的重任，李煜除了自嘲人生的无常，只能期盼那一天来得越晚越好。他甚至憧憬着，能一直在钟山隐逸，终日于湖光山色间寄情山水。

在这期间，他写下了《病起题山舍壁》：

山舍初成病乍轻，杖藜巾褐称闲情。

炉开小火深回暖，沟引新流几曲声。

暂约彭涓安朽质，终期宗远问无生。

谁能役役尘中累，贪合鱼龙构强名。

穿着短褐，戴着头巾，漫步山间林中，看着新建成的山舍，困扰自己的病情也仿佛好了许多。为什么要被纷繁复杂的世事所牵绊，真想像彭祖那样无心功名，像宗炳和慧远那样远离世俗。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看着火炉烧开，就像远处溪水叮咚的声音，永远闲散隐逸，那该多好啊。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李建勋死前的预言仿佛不祥的谶语，南唐的国运正在悄悄下滑，就跟这无情的岁月流逝一样，给人心酸无奈。

后周南下的铁蹄踩碎了酒池花阵，歌楼燕馆，无穷无尽的割地赔款，放眼望去处处危机四伏，使得这个时代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末日感，只能闭上眼睛去醉生梦死，但内心深处又总是笼罩阴影。

晚秋的寒风，吹过西苑，林木间传来几声凄然的鸣叫，这是一只失群的秋莺。李煜想到春日里无忧无虑鉴赏字帖的时光，就跟草长莺飞的美景一样，变得遥远和不真切，无可奈何的岁月更加倍增凄凉之感：

残莺何事不知秋，横过幽林尚独游。

老舌百般倾耳听，深黄一点入烟流。

栖迟背世同悲鲁，浏亮如笙碎在缑。

莫更留连好归去，露华凄冷蓼花愁。

所谓笑语中隐含着一丝苦笑，游乐中间杂了无可奈何，尤其是对自己的命运无从把握的黯淡心理。

李煜成为储君之后，不仅要学习很多朝廷礼仪和此前不需要掌握的知识，还要每天早起上朝，参与各种国家大事的决策，尽可能多地分担政务，以便李璟集中精力做一件大事：

迁都。

早在后周显德六年（959）七月，战争结束的第二年，李璟因为江宁距离后周国境只有一江之隔，开始谋划迁都。经过一番对比，他决定把新的都城安放在洪州（今江西南昌）。这是因为他认为洪州处南唐腹地，东临鄱阳湖，西靠赣江，水路发达，地势险要坚固。

没想到他把迁都计划拿到朝堂上时，意外发现支持并鼓励自己迁都的只有一个人：枢密副使、给事中唐镐。

尽管大多数臣子都反对，但李璟还是命令按照江宁城的体制来规划建设洪州。他下令将洪州改名为南昌府，建立南都。任命武清节度使何敬洙为南都留守，任命兵部尚书陈继善为南昌尹。

这年冬天，后周端名殿学士、兵部侍郎窦仪出使南唐，当时正值隆冬，天降鹅毛大雪，李璟准备站在廊檐下接受诏书。窦仪不允许，说：“使者奉持诏书而来，不敢有失从前旧礼。倘若害怕衣服沾上雪花，那就改天再接受吧。”

李璟吓得不敢再提任何条件，只好冒着大雪，走到殿前庭院里，跪拜在地，接受诏书。

这一刻，李璟的心无比悲凉。屈辱是一回事，提心吊胆又是一回事。柴荣的突然去世和赵匡胤登基以后的一系列动作，更加坚定了他迁都的决心。他不喜欢跟粗鲁的武人打交道，更害怕亡国之后的屈辱。他现在所能做的只有：

远离江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