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岁

是年春

先生与黄郛夫妇同赴纽约，送后者乘船前往伦敦，并致信时在英国的徐志摩请其接待。〔《思忆录》，中文部分页17〕

按：数月间，先生与黄郛夫妇朝夕相处，关系甚为融洽。黄郛在华盛顿公寓曾为先生专辟一室，沈亦云则负责一日三餐。除公事外，先生屡谈家世。

三月

《新潮》刊发先生文章，题为《一九二〇年重要书籍表》。〔《新潮》第3卷第2号，1922年3月，页162-182〕

按：该号为“一九二〇年世界名著介绍特号”，该篇文章以英文书籍为范围，分为哲学及宗教（36）、文学（41）、美术（12）、历史（21）、社会科学（86）、自然科学（67）、应用科学（47）七大类，共计310种图书，此文似为傅斯年约稿而作。

七月下旬 华盛顿

先生在国会图书馆实习。王崇植来华盛顿盘桓一周，与先生为伴，其间拟“少年中国图书馆”办法五条。〔《少年中国》第3卷第12期，页59、61〕

按：王崇植（1897-1958），字受培，江苏常熟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1921年考取清华学校，同年赴美留学入麻省理工学院。

七月三十一日

先生致信蔡元培，谈为北京大学获取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卡片、为校图书馆募集捐款等事进展。

孑民先生钧鉴：

上月来华京，曾收到尊处电，汇美金一千元。惟迄今未奉手示，不识此款是否作为目录片运费之用，念念。

国会图书馆赠送之目录片，现正在检点中，今年年终即可运到。全份截至今年七月所出之书为止，约九十六万余张。七月以后出版者，按月付邮一次。运送时须定制木箱，每箱容十六屉，每屉容一千八百张，共需三十三箱。每箱约五六元。拟由汇下之一千元内拨出二百元为定制此项木箱之用。

同礼又特请其将各书片具按字母顺序排列，各屉前后次序，均以号数注明，故运到后便可应用，省却第二次之检点。

运送事曾与此间之斯密搜尼安学院接洽，已允代为转运。此院设有国际交换部（International Exchange Service）专分散各国政府之出版物。今书片既系印刷品，故无须另□运费也。

大学方面既将此款省下，拟□即以之购置图书学之书籍，特奉上书单十一纸，倘荷赞同，即希示复，并将原单寄下，以便择要添购，无任盼切。

书片目录箱，即可着手定制，去秋曾寄上国会图书馆所拟图样一纸，尽可仿照其规定之尺寸也。兹附上说明书一纸，以备参考。

大学图书馆募捐事，赖同学大家努力，一切进行尚属顺利。近日又由纽约华侨在中国城演戏，惟恐所入不多耳。华昌公司及广东银行为此间之大商，同学对之希望甚奢，乃仅捐百元，殊令人失望。闻一切详情已由募捐委员会报告，兹不复赘。此上，顺颂道履。

袁同礼谨上

七月三十一日自华盛顿

秋间通讯处：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 Albany. N. Y., U. S. A.

〔《北京大学日刊》第1074号，1922年9月23日，第2-3版〕

按：“斯密搜尼安学院”即Smithsonian Institution。“华昌公司”应指华昌贸易公司（Wah Chang Corporation），李国钦改组华昌炼锑公司驻纽约办事处而设立，是规模较大的中美贸易公司。

九月三日

先生致信蔡元培，就北京大学整理清代内阁档案的方法和步骤提出意见。

孑民先生尊鉴：

七月杪曾上一书，述国会图书馆目录片事，谅达座右。日昨阅沪报，知历史博物馆所存清代内阁档案，已拨归北大，由诸教授分类编目。此项档案，有裨史学甚巨。惟卷帙繁重，窃料其整理，恐非易易，敢妄志所愚，以供采择。

（一）档案去取。敝意以为应全部保存。盖今日认为不重要之史迹，或为他日所最宝贵者。况各人眼光不同，我所摒弃者，又焉知不为他人所乐取。我国各衙署保存文件，往往分正辑、要辑、杂辑三种。编入正辑者，永远保存。编入要辑者，保存五年或七年。编入杂辑者，则保存二年，逾期即付之一炬。史料之湮亡，实不知凡几。美国一八八九年以前，亦任各衙署自由抽毁。是年二月十六日国会议决，凡各署抽毁文件，须先报告于国会。一九一二年又加修正，凡欲抽毁之文件，须将总目录送交国会图书馆，经馆长审查后，加以可否，径送国会，由国会委员会通过后施行。其对于保存文件之慎重，可以概见矣。

（二）分类。档案性质，与书籍不同，往往一文件而所涉之事甚多。故在若干时期内，仅能为概括的分类，每类之中，以其事件发生之先后为次。如卷帙极繁，再以区域分之，英语所谓Chronologie geographie arrangement是也。其只有年而无月日者，则列于该年之末。只有年月而无日者，则列于该月之末。其无年月日者，及年分错误者，则自立一类。内中如有年分可考者，则附于括弧之内注明之。

（三）编目。编目手续，可略分下列数项：

甲，编目登记，宜用3×5寸之纸片。我国编目录，往往用红格本，笨拙极矣。亟须采纸片式之目录（Card catalogue），俾先后部次随时便于更动。

乙，标定格式。目录片上，仅能择要登记。惟一张不能容时，亦可用二张或三张。故格式宜先标定，以期一律。格式大致可参照美国图书馆协会编定之条例（A. L. A. Catalogue rules），稍予变通。

丙，登记毕，并择要摘由Calendaring。

丁，目录片编竣，以部类相从，再印成“书式”目录，目录片便于检阅，应一律保存，制木箱以储之。

（四）索引。索引为我国学问界之一大问题。倘若能将浩瀚古籍，一一附以索引，学子之精力，可省不少。即图书目录片之排列及各项文件之收存等等，莫不依据于此。整理清代内阁档案，原为便于编史或他项研究起见。既不能依据事实分类，则索引之用尤钜。目录片之登记，及摘由中最扼要之字，皆须编入索引。又须采互注之法，以便稽检。如“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下，注“参见总理衙门及外务部”等字，英语之Cross Reference，德之Überweisung，法之renvois，均此意也。惟编制索引有极费斟酌者，西洋文字衍声，而字母只二十有六，故依字母顺序，应用极便。我国文字衍形，而笔画及部首又如是其繁，同部首又同笔画者，为数尚不知凡几，故排列次序，颇感困难。特尚有一法，即以笔画之多寡为次，笔画同者再依字之部首先后而定之（大致可参照《康熙字典》）。其部首同而笔画又同者，则依字之“第二部首”部次先后。一八九六年西人布列地（P. Poletti）著《华英万字典》，所主张之Sub-radical，即此也。此法虽不甚适用（1）部首若是其多，难记其先后；（2）《康熙字典》部首均任意编定，如“丹”字既入“丶”部，“雘”字遂入“佳”部，而不立“丹”部。“乞”字既入“乙”部，“乾”字亦入“乙”部，而不立“乞”部。然可省检查之光阴无限。至于部首之先后，检阅既久，记忆自易。倘再以其标诸行首，则查索较便。其《康熙字典》部首不明了者，不妨改正或增加，是则有望于编纂字典者也。

（五）整理员之组织。整理员之组织，自以在整理事务上之需要为准。兹暂拟分配方法如左：

甲，登录部

（1）任去压垢、出晒及铺平诸事。

（2）核对草目。如清内阁或历史博物馆曾编有草目，应与拨到之档案核对一次，其被遗漏及已遗失者，另为登记。

乙，分类部

（1）档案由登录部送到后，依其内容粗分部次，即送交编目部。

（2）目录片缮就，仍由分类部同原档案及摘由一律收回核对并编号。编号毕，将档案送交装架部。摘由及目录片，则送索引部。

丙，编目部

（1）标定目录片格式。

（2）档案由分类部送到后，登记其年月日，页数，大小（以生的米突计），及其他特殊色。如具呈者姓名可考时，须一律登记。

（3）登记毕，由专人择要摘由，各就其所长，分任各部之档案。如研究经济学，担任关于户部之档案。研究法律学者，担任关于刑部之档案。

（4）聘缮写员数人，专任缮写，缮就，将原档案目录片及摘由交还分类部，核对并编号。

（5）编目部应有专人担任标题（assign subject headings），遇必要时，可多设助理人，而宜以一人总其成。依档案内容分配标题。标题之多寡，以该档案所列事实而定。如二十一条，可列标题十六。则即“中国——中日关系”，“日本——中日关系”，“中国——中德关系”，“日本——日德关系”，“中日铁路条约”，“山东”，“南满”，“东部内蒙古”，“旅顺”，“大连”，“外人土地所有权”，“外人采矿权”，“外国顾问”，“汉冶萍公司”，“中国租借地”，“中日军械厂”。若从简略，则可列标题二则，即“中国——中日关系”，“日本——中日关系”。

（6）除登记正片外，另缮副片，其号数以标题数目为准。副片上各注明所属之标题。

（5）、（6）两项，手续甚繁，非一时所能办到。且我国图书馆事业尚在萌芽，实行当感困难，似可从缓。

丁，索引部

（1）排列纸片顺序（已如上述），在每笔书每部首之前宜插以“导引片”guide card以别之。

（2）采互注之法，俾检阅者便于查索。

戊，装架部

（1）分类部编号毕，将档案送交装架部，依种类分置于架上。收藏方法，尤宜特加注意。

（2）检点须修补之档案，送交装钉部。

己，装钉部

（1）专任装钉修补事宜。

各部设主任一人。助理员直接负责，按事务之繁简，定人员之多寡。惟宜注意“专一”Specialization及“联属”Coordination，专一则各负责任，联属则团结互助，二者相与并行，成效较速。

查文明各国，各设有档案局，关于史料之片纸只字，靡不罗而庋之。英国之Public Record Office，西班牙之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其最著者也。我国历代储藏，图书尚无妥善之法，遑论档案。史迹之湮亡，云胡可量。今幸有清内阁档案拨归北大整理，深于整理方法，稍予注重，阅览规则，亦须妥为厘订。一俟政治入于轨道，宜采英国制设立档案局。此与文献之考征，学术之进步，影响甚巨，皆赖先生之硕画鸿筹，始能有望于成焉。草草不恭，顺颂道履。

袁同礼谨上

九月三日自华盛顿

〔《北京大学日刊》第1090号，1922年10月25日，第1-2版〕

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论丛》，1936年，页77。
按：《华英万字典》即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arranged according to radicals and sub-radicals，1896年上海华美书馆（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刊行。先生在该信中所建议的方法和步骤在当时的中国相关学术领域颇具前瞻性，尤其可贵的是先生不仅提出“纸片式之目录”作为现代编目的载体，更强调了“美国图书馆协会编定之条例”，后者是避免将“编目”混为“分类”的客观依据。依据现有史料，北京大学并未采纳先生的意见，1936年顾颉刚主导禹贡学会整理清季光绪、宣统两朝档案，则以先生的建议为指导方针。
《北京大学日刊》西文部分排印甚多错误。

十月 纽约州阿尔巴尼

先生入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习，同学有李小缘。〔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 Collection, Series 2 Student Records, Box 65, Folder Yuan, T. L.〕

按：本年度，先生修完美国图书馆史（American Library History）等课程，成绩优秀。

十月三日

北京大学召开年度第十次评议会，蔡元培提议资助先生在美研究图书馆学，延期一年，决议通过。〔《蔡元培全集》第4卷，页771；《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1册，页170〕

按：此次延期，应与先生临时担任黄郛私人秘书有关。

十一月五日

先生致信陶孟和，谈在美学习事并告欲速去法国学习目录学之原因。

孟和先生：

（上略）来图书学校已逾一月，颇失望。好教员不多而一般女教员不能在大处着眼，尤令人不耐烦。美国图书界年来倾向群趋于普及，故学校亦仅注意小图书馆，往往不能应吾人之需要。同礼原拟在此肄习二年后再留欧一年，现对之既不甚满意，拟明夏即去此赴法，入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再求深造，不识先生以为如何。

美国图书馆之优点可资借镜者甚多。其行政上之效能尤宜采取。惟最大遗憾，莫过于图书界之无人才。论者谓馆员大半属于女子所致，虽不敢妄下断语，然就出版品而论，实不能令人满意。德国Graesel之Handbuch der Bibliothekslehre，虽出版于二十年前，至今尤属不朽之作。Leipzig大学教授Gardthausen，近著有Handbuch der wissenschaftlichen Biobliothekskunde，亦多贡献。此仅就普通图书管理而言。至于目录学，美亦较逊，法最发达，德意次之。英虽有大英博物馆，而于此则不得不让大陆。此同礼急愿赴法之又一因也。

目录学为研究学问不可少之利器，甚感真重要（法Peignot谓目录学包罗万有，为最大的科学，则未免吹的大甚）。我国科学的目录学不发达，故作高深研究者深感痛苦。其劣者便暗中抄袭，而养成Intellectual dishonesty，实学术界之耻。私意拟于返国后联合同志将中国目录学加以整理，他日苟得结果，可省学子精力无限，亦整理固有学术之先驱也。惟整理方法不得不取法欧美，而搜集西文目录学之书籍实不容缓。目录学在十九世纪末叶最为发达，其名著均已绝版。近来各国各有志恢复目录学事业，需要甚殷，书贾以奇货可居，任意索价。Petzholdt之Bibliotheca bibliographica及Vallée之Bibliographie des bibliographies诸书，函购多次，意不能获。T. F. Dibdin英著名之目录家也，著有A Bibliographical, Antiquarian and Picturesque Tour in France and Germany.3 V.春间在纽约旧书店见之，售者不知其价值，竟以奉赠。其第二书Bibliographical: in England and Scotland日前始觅得，书仅二册，索价四十元，不敢过问矣。

各国图书馆发达，皆汲汲以求古书为务。将来经济状况恢复后，竞争当尤烈。中国屡次失机会，令人心痛。美国近搜集各国古书及美术品，不遗余方（哈佛及密歇干大学在德收买法律书竞争甚烈）。Sir Robert Witt及牛津大学教授Langdon近为英国古物出口事，均有意见发表，Viscount Lascelles，前出伦敦演说，亦述保存古物之重要。纽约时报均为传载，并加讥笑。美之侵略政策，态度甚明，此其小焉者耳。《密勒氏评论报》近来言论异常荒谬，国人习惯于混沌状态之中，亦无表示，甚望先生能校正之。（下略）

同礼谨上

十一月五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1139号，1922年12月25日，第1-2版〕

按：“不遗余方”当作“不遗余力”。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即法国国立文献学院，世界上最早培养档案专业人员的高等院校。Graesel即Arnim Graesel（1849-1917），德国图书馆学家，Handbuch der Bibliothekslehre，1902年初版，直译作《图书馆教学指南》。Gardthausen即Victor Gardthausen（1843-1925），德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图书馆学家，Handbuch der wissenschaftlichen Biobliothekskunde，1920年初版，两卷本，直译作《学术图书馆手册》。Peignot即Gabriel Peignot（1767-1849），法国目录学家；Petzholdt即Julius Petzholdt（1812-1891），德国目录学家；Vallée即Léon Vallée（1850-1919），法国目录学家；T. F. Dibdin即Thomas Frognall Dibdin（1776-1847），英国目录学家，Bibliographical: in England and Scotland应指A Bibliographical, Antiquarian and Picturesque Tour in the Northern Counties of England and in Scotland。Sir Robert Witt（1872-1952）英国艺术史专家，科陶德艺术学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创始人之一。Langdon应指Stephen Herbert Langdon（1876-1937），美国出生后加入英国籍，亚述学家，时在牛津大学任教。Viscount Lascelles应指第六代哈伍德伯爵亨利·拉塞尔斯（Henry George Charles Lascelles, 6th Earl of Harewood, 1882-1947）。《北京大学日刊》所刊信文前后均有省略，且西文部分排印甚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