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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兴讹造言:谣传与民间信息传播

南倭北虏,是明代的大患,最终导致东南、西北边境动乱,百姓受其蹂躏。一旦出现讹言,四处流散,以讹传讹,就会造成地方社会的骚动。如嘉靖末年,“倭虏交儆,中原皆震,又加以水旱,各处盗贼蜂起”,导致讹言四起。先是河南人“讹传倭至”,继而凤阳、泗州人又传言“开封没于黄河”。后虽知所传非实,然讹传之下,当时景象,正如朱国祯所言,可谓“危矣,危矣”。倭乱讹传可以到达深处内陆中原的河南,足见讹言流播之广。至于东南沿海之地,自嘉靖以来因时常遭受倭寇骚扰,有关倭警的讹言,更是不时而起。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月二十七日,因为遇到大风与雾,有两只倭船暂时停泊于桐盘山,前去海上捕捞墨鱼的渔民为倭船所劫而逃归。一听之下,温州府永嘉场各乡乡民,就四处“哄传倭警,居民奔避,各所及乡堡俱戒城守”。过了数日,蒲歧所上报,“有异船在后塘行驶”,再加之“磐石卫关外望见苏州船七只”,众人不明就里,“讹传倭至”,于是“溪乡、江乡、河乡居民多奔入府城”。至四月望前数日,更是声势仓皇。为此,兵备道专门出了告示,“谕以无恐”,且督兵船棋布防御,倭寇不敢进入汛地,至府城避难的各乡百姓,随之“累累还集”。四月十九日,有一只倭船,突然停泊于束落山,巡哨船前去拦击,生擒倭寇18人,斩首级若干,其余跳水溺死,滨海才趋于安堵。东南倭寇之患,盛行于嘉靖中期。自嘉靖末年以来,一直至万历年间,可谓是40年来海上安然。即使如此,倭寇蹂躏的惨象一直留存于东南沿海百姓的记忆之中,所以突然听闻倭警传言,众人就难免惊虞。温州府这次倭寇事件,虽有真实的倭船存在,却又因讹传而夸大其事,甚至以讹传讹。万历年间,倭警讹传,仍遍布浙江、南直隶。如万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午时,忽然“讹传倭至”,导致“城野狂奔”。在南直隶无锡县,男女老少争相逃奔入城,导致“蹂躏死者甚众”。这则讹传进而记录了当时曾有人在四野看到“赤身披发奔者,顷之杳然”,口耳相传,直至明末仍有故老称之为“阴兵乱也”。可见,原先并不存在的倭乱,一旦经人讹传,即使被事实证明不过是虚惊一场,仍有人产生无限的遐想,进而将其虚化为阴兵之乱。这就是民间讹言、谣传的基本特点。

在明代,与南倭讹传相应者,则是诸多虏警传言的勃兴。自明代中期以后,西北边防大坏,诸如独石、马营、长安岭、保安、永宁一带,均在正统十四年(1449)失守,后虽悉已收复,但在边地一带,无论是官军,还是边民,无不对“虏患”极其畏惮。尽管当时的官员深知“息流言者,莫重于严号令”,但西北边地关于北虏入寇的流言一直未曾中断。究其原因,还是专有一些“小人”,妄生异议,鼓煽愚人。他们专造诸多流言,“或以为守边官员,走入虏境;或以为各堡官军,仍要掣回;或一边报贼情,如何严急”。结果,直接导致“无知之人,不审虚实,辄便惊疑;一闻流言,忧惶无措”。诸如此类的“虏警”讹言,有时直接源自守边将领的不察。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春,虏警不断,抚宁侯朱岳,英国公张溶,西宁侯蒋傅,惠安伯张镧,锦衣卫指挥同知郑玺、佥事孙堪,偕同给事中杨允绳,在阅武场比试应袭的官舍。郑玺忽报“讹言”,云:“虏入寇至沙河。”朱岳等均因惧怕而奔逃。杨允绳将此事奏闻朝廷。明世宗下诏,责罚郑玺“讹言惊众,褫职”;朱岳、张溶“怯懦损威,革坐营管事”;蒋傅等人“不能规正,各夺俸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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