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作为同乡、同业纽带的“会馆”一称的出现。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卷1“文丞相祠”条记载,庐陵人在顺天府学宫之外设祠祭祀文天祥,称其为“怀忠会馆”。全汉昇以此为据,断定会馆的名称最初见于明代。将会馆真正出现的时间定于明代,这一点并无疑义,但若将会馆这一名称断为始于明代,这一点显然并非完全准确。换言之,同乡会或同业行会出现办公场所,或者说“会馆”一称的真正确立,应该与元末明初直至明代中叶广泛兴起的“文会馆”“经馆”“讲学会馆”“公馆”“试馆”“同善会馆”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试馆的出现,更是与同乡会馆有着直接的渊源。如明末,士子到北京应试,由旅居北京的官僚,为其乡人士子集资购产,辟有房屋馆舍,为应来岁考试的旅居之所,名曰“试馆”,后亦称为“会馆”,但性质与商人会馆有所不同。下面以此为线索,从以下四个方面论之。
一是“文会馆”“经馆”“讲学会馆”与会馆之关系。从已有的史料记载不难发现,会馆一称,始见于“文会馆”。早在元代,文会之设,颇为兴盛。此类文会,实则与科举士子的关系相当密切。如元人谢良曾在金山西南的吕巷镇,设立“应奎文会”。文会之举,通常是临时的举措,原本并无固定的会所。至元代,开始出现了固定的文会场所。如在湖广岳州府就建有一亭,称“文会亭”,以供学者们在其中“讲磨经史,议论斯文”。这种文会亭,即为文会馆的渊源。
至明代,科举士子的文会尤为繁盛,随之出现了各种“文会馆”,甚至“馆以会设,会以文名”,亦即文、会、馆最终趋于合流。如成化年间,苏州府昆山县的一些士大夫致仕之后,与一些在乡里隐居的贤人,结成雅会,称“斯文会”。此会参与者共有15人,每月举行一次,人各赋诗,又将参与文会之人绘成一图。文会原本设有会所,因较为狭小,不能容身。至弘治初年,昆山知县杨子器撤去一些祠庙,将其改建为文会馆,以便于当地士大夫举行文会。万历五年(1577),淮安府宿迁县知县俞文伟,在新城南门内设立文会馆,称“凌云会馆”。
明清两代的文会馆,尤以徽州府歙县为盛。康熙元年(1662)的史料已有如下记载:“歙城市乡镇,各立文会馆,其间华丽者居多。”揆诸史实,确乎如此。如歙县牌镇人江道文曾倡建“歙东文会馆”,以此作为“士子读习之所”。早在万历年间,巡抚江东之、知府程道东已在歙县前山岭东“举兴文社”,即“聚兴文社”。然在当时,尚未建有士子举行文会的场所。至天启三年(1623),在程师尹、江茂承两位“翩翩佳公子”的“辟址助赀”下,最终建立了“聚星会馆”。聚星会馆,中为“绿漪堂”,南为“奎楼”,并设有书舍,作为士子肄业的场所。更为甚者,在文会馆的门额上,题曰“聚星会馆”。此外,歙县始建于明代的文会馆,尚有鹏扶会馆,始倡于明万历年间,至清嘉庆六年(1801)最终建成;联云会馆,在云川后,面对三台山,由万历间署县丞江东会建;瑞金文会馆,建成于天启五年(1625)之前。
明末文社“公寓”的出现,更足证文社、文会与会馆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据吴应箕的记载,“江上”亦即安徽一带。文士至苏州之后,为了参与文社的活动,一至苏州虎丘,尽管“精舍相望”,但也不得不“卜之而僦馆”,以致“税骖之费恒苦不继”。鉴此原因,陈名夏与吴应箕商议,会集江上的“同声之友”,共同筹措资金合计银150两上下,买一所僧寮,作为文社之士的“公寓”。公寓一旦设立,则使江上之士到了苏州之后,可以有“寓屋”可居,给人“身至如归”之感。不仅如此,公寓还负责文社之士的“寄餐”,以及书信往来,使“邮筒不致沈绝”。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歙县所设各种文会馆,如聚星会馆、蟾扶文社、鹏扶文社及其会馆,并系于“祭祀”项下,与春社、秋社之祭相混;聚星会馆、联云会馆、鹏扶会馆,又系于“书院”项下,说明与书院在功能上有趋同之势。事实确乎如此。在明代,这种文会馆,有时又称“文会堂”,或称“会讲堂”。正如周洪谟在《文会堂记》一文中所言,文会堂确乎起到了精舍一类的作用,使生员在其中可以商讨学业。他说:
兹又创斯堂者,盖以学之有明伦堂,即所谓厅事,有东西肄业之斋,即所谓精舍,居有定所,即有定业,不可纷纭以紊规矩。故建斯堂,使诸生疑者必会于此,相与讨论而问辨也。
一般说来,明代很多地方学校,其校舍建筑,除明伦堂之外,仅有东、西斋,以供生员学习与生活,并无此类会讲堂、文会堂。只有湖广荆州府学才额外设置了这类建筑。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自明代中期以后,生员的肄业乃至生活场所,有了一些改变。生员已不再在学校内学习与生活,而是改而在一些公私建立的书院、精舍中生活与学习。文会堂的建立,部分适应了这种趋势。徽州的“斗山文会”即是典型的例证。从崇祯十年(1637)兵部右侍郎毕懋康为《斗山文会录》初刻时所作序文可知,斗山文会最初即为斗山书院,湛若水、邹守益、耿定向、王畿等人,先后在此讲学。至万历年间,许穆、凌琯“请于当事”,使之作为徽州府歙县士子的“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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