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工商会馆、公所,其分布的数量其实与经济、商业的繁荣程度密切相关,亦即在数量上存在地域差异性。假若说在明清两代,会馆、公所大多集中于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经济发达的城市,那么,自清末乃至民国时期,诸如上海、汉口等开埠城市,逐渐取代北京、南京、苏州等传统城市,成为工商会馆、公所最为集中的城市。据成立于民国元年(1912)的会馆公所联合会的调查,当时汉口约有200个工商会馆、公所。又据民国十二年出版的《上海指南》一书,在整个上海境内,当时共有工艺公所58个,商业公所117个,此外还有新成立的农业团体、工厂联合会以及商务运输公会151个。三项所加,工商行会总数已达326个。反观北京,据不完全统计,在清代末年,仅有八个商人会馆,分别为文昌会馆、长春会馆、颜料会馆、药行会馆、仙城会馆、烟行会馆、安平公所、正乙祠。即使到1928年,北京所有工商行会均已属总商会统辖,但据不完全统计,其总数亦仅有55个。至于东北的哈尔滨,据民国十一年出版的《哈尔滨指南》,在哈尔滨总商会之下,更是仅有12个工商公所,分别为滨江县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杂货商公会、油业公会、运输公会、风船公会、粮业公会、当商公会、火磨公会、木商公会、工业维持会。这大抵显示了在会馆功能演变过程中,工商会馆所呈现出来的区域转移态势。
尽管会馆的定义有所歧义,但会馆的出现,显然还是源于以下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会馆为崇祀乡贤之地,春秋祭祀”。换言之,会馆是一种同乡会的组织,原为乡、会场寓考而设,其目的无非“为奉祀事而联乡谊,且便于会议”。明代北京歙县会馆最初设立的目的,也是“交接以道,庆吊以礼,联疏为亲,情义蔼然”,其中“敦乡谊”这一点最为突出。就此而论,西人马士在《中国行会考》中,将同乡会馆的主要特征定义为“其全部成员都是来到外地的同乡官吏和同乡商人”,大抵把握住了同乡会馆的底蕴。二是明清时期,由于商人力量的崛起,商人为逐利而周游天下,在商业繁华之处设会馆,联乡谊,团结同行。关于此点,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国经济全书·会馆及公所》有详细讨论,引述如下:“盖会馆、公所者,所以固团体,重信义,为商业之机关也。且清国自古以农立国,崇本抑末之说,深中于人心。官之于商,刻削之而已,困辱之而已,凡商情之向背、商力之盈亏,置若罔闻,不有会馆公所以维持之,保护之,欲求商业之发达,岂不难哉。”又云:“然设立之初,不外保商务谋公益为目的。”这显然也是经过仔细调查之后得出的可靠结论。
会馆又是一种群体组织。它的设立,“乃依群为结合,特大群中之一小群而已”。所以,会馆又与会社团体关系颇密。在清代,京城、外省各官,通常以“同年”“同乡”“同僚”为纽带,在每年春初宴集一次,俗称为“团拜”。团拜之会,通常由值年一二人承办,开筵演剧,费用多达数百两银子,稍次者亦必择地会饮。究其原因,还是京师地大人众,同乡之人往往经年不谋一面,不过借此得以聚晤,联络友谊。外省亦然,而且其团拜多联合商界共同举行。在会馆中,每年亦定期举行“团拜会”“追祭会”“恳亲会”,联络乡情,追祭乡贤。如北京的休宁会馆,每年春秋二季,即四月与十月,分别举行团拜会,“招集正副会员,并临时来京之乡人,以共敦乡谊”;而在清明、中元节,又行追祭会,“招集正副会员,亲诣义园祭拜”。而北京的河南会馆,每年阳历四月间,开一次恳亲会,“公宴同乡,以期联络乡谊,并报告各馆所有出入款项,及筹议各馆进行整顿事宜”。
同乡、同业组织的名称,大抵可分为以下两类:一为会馆;一为公所。前者属于同乡的集合,后者属于同业的集合。同业的未必同乡,但同乡多半同业。揆之明清同乡会馆的实况,其同乡的概念,既可以是同省,亦可以是相同的府、州、县。即使是在相同县份的同乡会馆中,同样不乏来自外县之人的热心捐款。换言之,“同郡异邑”亦即同府不同县的人,也被允许加入会馆。如明代在北京建立的歙县会馆的捐款录中,列有三名外邑之人,分别为:方邦度,户部郎中,婺源人;潘怀,扬州府通判,婺源人;黄腾宇,绩溪人。为此清人徐光文才专门作按语云:“以上三人皆外邑输资入馆。此同郡异邑入馆之始也。”这一点显然颇为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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