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清客、帮闲的出现,显然是商业化、城市化与科举制度的产物。首先,商业化、城市化所直接导致的后果,则是农村人口的分化乃至流入城市,使城市积聚了一大批的“闲人”与“闲民”,他们成为帮闲的后备力量。城市消费娱乐文化的形成,尤其是冶游文化的勃兴,更是需要这些清客、帮闲的宣扬、陪伴。其次,科举仕途的不畅,导致了大量失职之士的涌现,这些游士中的一部分最后也就成为山人、清客。这尽管是读书人的下场头,但确实是当时的事实。尤其是士行的堕落、轻薄子弟的出现乃至无赖化,更是为无赖知识人提供了源源不尽的后备力量。如明代有一首题为《子弟》的民歌,所描摹者完全是一幅轻薄子弟在妓院的行乐图。其一身打扮,已然是一副无赖相。又根据冯梦龙的记载,到了明末,这些轻薄子弟的风俗又有所变化,以致当时有“十无赖”之语,从穿着行为上更加细微地描述了轻薄子弟的无赖相。
从春秋时的门客,到唐宋时期的妙客、闲人,乃至明清两代的清客、帮闲,其中的流变已足以证明,门客之行已趋堕落。春秋孟尝君门下之三千食客,如“狗盗”“鸡鸣”之人,都能对自己的主人效劳报德,相当难得。尤其是冯,更是献逆耳忠言,对孟尝君不阿谀逢迎。反观明清两代,那些仕宦人家的门客,则不过“逢主人之意,成主人之恶而已,学得冯十分之一也少”。可见,门客操行的堕落,是明清知识人无赖化的侧面反映。
值得关注的是,在明清两代出现了两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一是自晚明以来,“女山人”“女帮闲”广泛出现,大抵说明了妇女社交网络的扩大;二是尼姑的“陪堂”化及僧人的“清客”化。明代妇女的结社习俗,无疑扩大了妇女的社会交往,其流风余韵一直影响到清初。如清初的常熟,一些妇女“联其同侪八九人,作车轮会,以尼姑为陪堂”。此即尼姑成为帮闲的明证。至于僧人,不但具有名士习气,如杭州西湖净慈寺主僧小颠,“识者皆谓其潇洒,无些子蔬笋气”;而且具有清客、山人相,如清道光年间,有一僧人,“持显者书,周行各郡县”,而且与人交往,“不作佛家募化语,但以书画博赆仪而已”,已与清客之打秋风如出一辙。
从小说《豆棚闲话》可知,明清两代的清客已经开始模仿秀才行为,结成一个“大社”,奉伍子胥、伯嚭为社主。究其原因,一方面,清客属于帮衬行中人,凭的是吹箫唱曲一类的技艺,而当初伍子胥则有“吹箫乞食于吴市”之说;另一方面,伯嚭大夫则擅长“掇臀捧屁”,传下他们的基本“身段”。可见,这些清客兼具“豪杰丈夫”与“臭局小人”之两面相:得志时,就想充当豪杰;不得志时,则只能算是个臭局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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