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8人中,有三人一同拜一僧人为师,因此带着同党,前去谒见僧人,挑拨离间,说李姓武师言语无忌,触犯师傅,还将来寺庙,与师傅一较武艺高下,云云。僧人听后,大怒,发出请柬,邀请李姓武师到寺庙随喜。李姓武师接到请柬后,细想与僧人不曾有过节,就来到寺庙。僧人结扎停当,脚上着一双铁屐,前来迎战。李姓武师一见之下,大骇。进食完毕,僧人邀请李姓武师比试武艺。随之疾起仰跳,用手攀援梁上垂,悬双屐于空隙。摆出如此架势,其意李姓武师前来缠斗,正好处于其下,那么就用铁屐跌李姓武师之肩,即可将其置于死地。不料李姓武师相当敏捷,没等他往下跌,就已仰握其胫,胫碎,僧人立死。
上述六个事例中的僧人,大多具有一身武艺,却又无不是尚气和尚,属于“鏖僧”之辈,且有些因为好斗而命丧黄泉。如此不厌其烦地加以引用,无非为了说明如下事实:无论是从佛性抑或武德而言,这些原本身具武艺的僧人,理应具有很好的身心修养。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不但尚气,而且尚勇好斗,最终导致佛性、武德的沦丧。所有这些,当然是明清佛僧的另外一种面相,但这种尚气之风,恰好就是佛僧崇武尚侠的典型例证。
在明清僧人群体中,无疑已经形成了一股尚武之风,亦即“禅武”精神。这可以从“僧家武艺”与僧人从戎两个方面加以论之。
说及僧家武艺,显然有必要对少林派武艺加以适当地梳理与厘定。今人一说武林高手,必推少林、武当。毫无疑问,少林属于外家功夫,而武当则属于内家功夫,两者虽属不同门派,但其间亦有渊源关系。
所谓拳勇之技,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形成,当时称为“白打”。唐、宋时期的白打功夫,传下来的就分为两家,即张三丰开创的内家功夫,以及以少林为代表的外家功夫。两家武艺,虽有门派之别,但其大旨均以眼明手快为要。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少林功夫,还是武当功夫,在明清两代均已基本定型。
少林寺以拳法著称于世,且有一定的授受之法。凡是有人想学习少林武艺,必须在寺内存下资金若干,并拜一位僧人为师。在学艺期间,诸如衣食之费,全取给于所存资金的利息。按照规矩,武艺学成,将要辞行之时,必须从少林寺的后夹弄出去。门上有土木偶,里面暗设机关,一旦触动,就会拳杖交下。凡是能与这些机关操纵的木偶相敌,且能安然无恙,就算学艺已成,可以下山。临行之时,僧人在山门饯行,返还其所存资金。不然,仍须返回寺中受业。若有人学艺数年不成,且又吃不了苦,翻墙逃去,那么,所交纳的资金不再返还。
少林寺武艺宗法,以洪家为刚,孔家为柔,介于其间者则为俞家,其法甚秘。清乾隆初年,安徽颍州、凤阳之间,尚有人传承了俞家功夫。如宿州人张兴德,即号称俞家功夫专家,尤其擅长使用双刀,故有“双刀张”之称,属于侠士。
少林寺以拳勇名闻天下。然少林功夫,主于搏人,人亦得以有机可乘。为弥补少林功夫的缺陷,于是出现了内家功夫。内家功夫,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将少林别称外家功夫,而内家功夫遂单行于世。
综合诸家记载,相传内家功夫起于宋代的张三丰。三丰其人,史籍多有记载,实则并无一人见到他的真面目。张三丰原本是武当山的丹士,当时宋徽宗曾经召见他,因道途梗阻,不得进见。据传,在一天夜里,张三丰梦见玄帝授予他拳法。至第二天白天,凭借一人之力,杀退盗贼百余人。三丰之拳术,一百年以后流传于陕西,其中的传人,以王宗最为著名。浙江温州陈州同曾经跟随王宗学艺,学成之后,又将此拳术教给乡里之人,由此内家拳功夫开始流传于温州。明弘治、正德年间,宁波人孙拾山客居温州,拜陈州同为师学习内家拳,得其真传回到家乡,从此宁波亦风行内家拳法。
至明嘉靖年间,若论武当内家拳法,当推张松溪最为著名。张松溪,浙江宁波府鄞县人。从孙拾山学习内家拳,并以此拳法名擅天下。据史料记载,张松溪沉毅寡言,恂恂如一儒者。他从孙拾山那儿学得内家拳法之后,绝不见圭角,在不遇到甚为紧迫之时,轻易不露内家拳法。这与擅长外家功夫的边诚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边诚与其徒袒裼扼腕,嗔目语难,而松溪则摄衣冠,不露肘;边诚喜欢授受,且名显当世,而松溪则自匿,人来求见学艺,常常避之而去;边诚表演功夫之时,进退开阖,各自有绪,而松溪则拳法直截,曾说:“一掌一痕,吾犹轻之,胡暇作此嵏葼闲事?”
明嘉靖年间倭寇骚扰东南沿海时,少林寺派70多个僧人从征倭寇,来到松江府上海县。他们要求与张松溪比试武艺,松溪却不好事,暂时避匿,不与少林僧人接战。有好事少年怂恿松溪,在迎风桥酒楼与僧人相遇。松溪与少年在看了少林僧人的搏击技艺之后,不觉失声而笑。僧人觉察到后,就挑衅道:“必欲试者,须呼里魁,合要死无所问。”从外表上看,张松溪不过是一孱然之人,而少林僧人全是魁梧雄健,根本没有将松溪放在眼里。松溪袖手而坐,一僧跳跃而来,向松溪踢去,松溪稍为侧身,举手送之,僧人形如飞丸,一头撞入窗中,堕于重楼之下,几乎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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