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原是历史之母，有叙事而后有历史。历史是既往时间中所发生过的事，写历史就是讲故事，也就是呈现时间里先后有序的史事。所谓纪事之始末，既有缘起也有发展与结果。编年即为叙事的原始体例，故叙事以时间的分期为重。所发生之事难以数计，而所能入选者甚少；旧史喜录伟人伟事，故传记为叙事之大宗，详一人之生平，自幼至老之际遇，犹如年谱。国家与文化的盛衰兴亡以及战争的胜败，亦按时赓述人事之沧桑，记下过眼之烟云。伟人与国事尤为叙事者所热衷，青史留名，呈现精彩的片刻，难忘的特殊事件，尤其是无与伦比、影响深远之大事，势必记录不误。类此史实若孤立观之，宛如河边卵石了无意义；叙事之作用即在串联相关之事件，置于时序之中，使之井然成篇表达情景，史事的重要始显，亦即是叙事所优为者。荆轲刺秦王的意义，唯有从秦始皇之生平见之；垓下之围，唯有从楚霸王的生平中见之；滑铁卢之役的意义，唯有从拿破仑之生平中见之。韩信之死，必须从功高不赏中去理解；希特勒之起，必须从欧战后德国艰困境遇中去理解。然则历史事件必从有序之叙事见之，才能取得应具的位置与意义。就此而言，叙事史无异是事件的发展史，而以伟人国政为重，西人尤重战争。然则历史叙事不论古今中外，多属纪传体与政治军事史之范畴，诚非无故。

叙事者所处之世必在所叙之事之后，经由后人的概念重建往事，无可避免受到时代经验与价值的影响。《春秋》编年纪事，虽被讥为断烂朝报，却充塞褒贬，叙事的价值观昭然若揭。然则叙事不仅述事亦在达旨，两者原是史学的本质。更具体言之，叙事是方法，达旨是目的；历史叙事是要表达史实的内容，而所表达的内容无可避免具有价值观。中国传统史学偏重资鉴，史家所欲表达的内容要在“书功过，记善恶”；然而若要将此内容表达得“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 ，尚有赖于叙事的技巧。西方现代史学虽欲表达客观的真相，但价值观亦在所难免，更须以动人的文笔令人读之忘倦，才能达成传达历史讯息的目的。所以不论中西，古来即视史书为文体的一种，刻意经营同贯共规，故良史工文亦势所必然。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事”即史事，“文”乃载事之笔，“义”则是见解，三者具备，始其宜矣！班彪谓太史公书“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 ，意谓司马迁文字与内容俱佳，见解也恰到好处。唐代刘知幾再进一解，讲究“文约而事丰”，文约并不是仅仅节省笔墨，意在“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 ，用最少的笔墨呈现最完备的内容，几已达到艺术的境界。“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不仅是去芜存菁，更提出选择史事的原则。明清史家益重史文的信实，若潘耒所谓：“去取出入，皆有明征，不徇单词，不逞臆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若王鸣盛所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

环视中西古代史学名家，几无不擅长叙事，西方自希罗多德、吉本到兰克，中国从司马迁、班固到司马光、欧阳修，各有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呈现他们各自代言的史事以及史事的意义。史书确非真人实事的汇编，而是叙事者解释人事之后赋予意义，自有其主观的文学因素，包括用词遣句，明比暗喻，婉而成章。西方史籍如吉本之《罗马帝国衰亡史》 落笔华丽，气势雄浑，行文有点睛之妙，颇合起承转合之旨；又能以明快的总结，别为新段落之起点；又善于文字的平衡，大似骈文之对仗，好像是一幅工整的对联。此外，吉本的文字亦极得相反相成之旨，而具曲包嘲弄之余味 。然而所谓行文恣肆，并不是玩弄修辞。刘知幾曾说，良史莫不工文，然文工要能叙事；而吉本叙事，最能传神，能将死去的人物，勾出其神态，如刻画罗马元首屋大维（Gaius Octavius Augustus，前63—14），非贬非褒，亦正亦邪，可比拟《史记》中的项羽、《汉书》里的王莽。吉本为了叙事的一气呵成，冀求高度的完整与和谐，有条不紊。至于行文之间的卓识，最能将主见融之于叙事之中，道出衰亡之故，以及衰亡涉及近代欧洲的形成，善揽众家之学，且具理性之识，特见叙事的长才；难怪当其逝也，《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唁之曰：“其著作或将与英国文字同垂不朽。”（His work will probably last as long as the English language.） 中国古代著名史书，也无不运文字入妙，无论《史记》或《汉书》，皆具高度的文学性。《史记》文章素称疏荡而有奇气，冯班所谓：“今人看《史记》，只看得太史公文集，不曾看史” ，即不自觉而把历史书当文学作品读也。

不过中国传统叙事史中曾出现若干有违史学原则的案例，如裴松之写道“请（刘）备宴会，……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似引鸿门宴故事，类此书写却由文学家钱锺书指出，此即所谓叙事仿古现象。记事仿古虽称典雅，但所记之事有其时代的特殊背景，自不宜师之。如果以仿古为修辞，其结果必然事迹失真，实情难征而“转滋迷惘” 。所以历史文章如果也用典仿古，必然华而不实有失历史的实况，终不免因词害意，不知将走漏多少真相。于此可见历史叙事固可借重文笔，毕竟与文学殊途。然而现代史家为求真，欲与文学切割，划清界限，互不干涉，势必过当，且殃及历史叙事之式微。

近代科学日隆，世人膜拜科学万能，遂引发影响深远的“科学主义”（scientism） 。风尚之下，历史研究也要追求科学方法，20世纪之初，欲将史学自然科学化，以及统驭历史法则的尝试，虽然失败，然而重视实证分析，提出假设，讲究结构，重视理论，以追索议题为取向，而致力于议题的组织与解释，取史实以应理论之需的所谓“议题导向之史学”（problem-oriented history），继之而盛。作史者将课题概念化，解释所提之问题，探讨集体行为的模式 ，不以个别事件为重，叙事因而几无用武之地。法国安娜学派早于1940年代因轻视政治、外交史而略叙事，遂倾向采用人类学结构与量化分析 。英美史学界更有亨普尔者，相信可用法则来解释与预测历史之进程 ，至1960年代大西洋两岸流行社会科学的历史，社会科学方法风行之下，叙事不仅被视为不够专业，而且以欠缺理论架构为病。

就议题导向之史学而言，解释必须根据对客观或主观机制的分析，由资料分析出历史时期的行为模式以及所有机制的转变。然则势必是分析为重，叙事为轻，认为史家关切既往的古人或群体，其事十分繁杂，必须仰赖社会科学概念与理论，也就是要在理论架构上，将古人作为可资分析的实体，以求获致其行为模式的确切知识。换言之，历史虽属一门自主的学问，亦可自比为社会科学，更可借重其他社会学科，以达到其自身的目的。史家布罗代尔曾夫子自道：“历史的方方面面都应关注其近邻社会科学兴趣之所在。” 孰料有历史学者认为，史家利用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是让社会科学“侵门踏户”，更明言：“史家的最终下场，只能将诠释权拱手让给社会科学而沦落为资料服务的副手，更不被容许置喙理论的创新。换言之，史学与社会科学仅存有单向的主从关系。” 怪哉斯言！所言乃误用社会科学方法之末流。布罗代尔以社会科学为邻，并未让邻居喧宾夺主，他所领导的仍然是西方一大历史学派，从未有被“入侵”的危机感。更有进者，布氏实有意将所有社会科学统合于史学，甚至将所有的社会科学视为史学的旁支，以建立其学派的“安娜典范”（Annales paradigm）或“霸主地位”（Annales hegemony）。再说以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历史最有成效的何炳棣，依然是著名的史家。乾嘉诸老考史常以金石、考古、器物、小学等为辅助，未尝有所谓“出主入奴”之患。盖各学科莫不有其主体性，一学科岂能被另一学科“侵门踏户”乎？史学更不可能失去其学科之自我认同。

量化方法为社会科学各学科所用，史学若能量化至少可跻身社会科学之林，书写更可望近乎自然科学之精确。现代庞大的官僚与工商体系，于行政、策划、评估与表格等作业上，量化尤见成效，而史家处理大量政经数据，以量化分析与统计数字解答，不仅简便，而且合乎科学。政治史家亦可以量化来处理民主化过程、选票估算、群众运动、精英组成、财产分配等等，也具见成效。早在19世纪末叶，在实证与科学的氛围下，已有史家尝试以量化方法研治史学，认为数字可以说话，若加以适当的解释，可以洞见内涵，知前所未知，于是量化成为新而科学的史学方法。量化用之于经济、社会史，尤其如鱼得水。例如二战后由人口数字转化为“历史人口学”（historical demography），成为一门有系统的精致学问，设计新方法，确认新材料，发现新史实，例如从长期的家族资料洞见结婚率、生育率、死亡率，作为估算与分析的基础；只是史料难全未免挂一漏万，而已有之大量史料又处理费时。不过由于计算机的使用，使史料的收集、储存与操作，皆称便捷。计算机更大有利于史家操作量化，由于规模较大倾向团队研究，有赖于学术机关的支持，声势更加浩大。

法国安娜学派即标榜社会经济史研究，拒绝传统历史叙事而倾向社会科学之结构与量化分析，于二战后崛起成为现代一大历史学派，俨然是西方史学界的显学。历史长时间中的数据，无论物价、工资或人口，都能呈现大势所趋，更期盼能集腋成裘，形成系统，配合由观察而综合、由综合而建立法则的科学化史学。量化史学用数学模式处理数据，并检验模式的成效，与旧日的叙事史相比，不仅分析细微，且颇具深度，遂令史家群起效尤，追随模式与理论的建构，号称“结构的历史”（structuralist history），以为以叙事来说古，过于浅显通俗而摒弃不用。

量化用之于史学，自1930年代起逐渐风行于欧美，对数据处理之有效，令人印象深刻，经济史家遂形成有系统的“计量经济史学”（econometric history）。然而计量经济史必须在历史时间中呈现充分的史实，见其和谐而有序的进展，但是问题就在历史数据难以完备，所谓“史之记载，难以周悉” 也。西欧的大型档案馆至19世纪才出现，除了不完整的史料无法使计量经济史学精确之外，量化史学尚有其他方面的局限，例如于外交史或思想史几无用武之地，绝无借此可以破解所有历史之谜的科学方法。量化史学所呈现的图表、程序、曲线图，以及各类数据与统计，极大部分貌似精确，但叙述不足，不能说明太多的历史真相。更重要的是，量化史学有其难以跨越的限制，人生的许多特殊面相，诸如政治决策与生活形态，量化根本无法掌握，而个人及其言行也不能由量化分析。美国著名史家施莱辛格二世（Arthur Schlesinger Jr.，1917—2007）更一语道破：“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之所以重要，正因其不受量化结果的影响。” 然则量化史学，虽满眼数据而实质内容有限，在书写形式上又类似社会科学报告书，文字艰涩难读。诚如当代学者巴尔赞（Jacques Martin Barzun，1907—2012）所说：图表与行文异趣，故足以破坏史家流畅之笔；行文贵观其全，从容浏览，而图表要看固定比例中之数据，必须驻足，以便前后比较。当吾人“看到满纸图表，读史云乎哉！” 历史书写之数字化不仅造成“叙事之晦暗”（eclipse of narrative） ，亦并未能达到实质的科学史学 。盖量化必具可资计量的充分证据，否则即无精确性可言；即使具备大量数据由计算机处理，仍须由人脑规划程序，仍不免有选择与主观问题的存在，其客观性未必比其他治史方法与技巧高明。何况在量化的过程中，也无法排除价值判断，推想或作睿智的猜测 。更有许多历史议题无从量化，也有许多可以量化的项目却无量化的必要。甚至数字未必保证客观，反而能限制视野，看不到数字之外的证据 。然则量化不仅未见史学之丰腴，反而使史学更形贫乏，一则历史只剩下社会经济史，二则缩减历史之叙事，只剩下历史人口论，多数史家因而难以接受。

除量化史学之外，二战后盛行于西方史学界的尚有“心解史学”（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心理学为20世纪的新兴学科，属于自然科学的医学范畴，有助于医治心理病人，然以心解之术理解古人，则必然会涉及人文与文化议题。治史者虽早已关注历史人物的心理状态，但心解史学乃现代学说，而欲探索历史人物言行的科学性。个人之外，还有“集体心理”（collective psyche），诸如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国族性格”（volksseele）。惟心理学的开山宗师弗洛伊德所谓的心解史学一直以个人为主，讲究人物性格的形成，弗氏直到晚年才关注到社会与文明。

如果能借心解之术书写历史，岂不可提高历史书写的科学性？二战后西方史学界颇多借用心解学说，解释战时独裁政权的残酷与暴虐，以谴责暴行而具有科学根据，以避免直截了当的道德批判。心解史学尤盛行于美国，一因弗派心理学者很多是犹太人，为避希特勒之锋于二战前后颇多流寓在新大陆；二因美国在政治上以及社会上的诸多弊案，促使追究人性内在深层的原因。史学界以心理分析来解释历史逐渐风行。哈佛史家兰格（William Langer，1896—1977）于1957年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在其演说中力陈心解乃史学的下一个任务，可使历史得到更加充分的理解 。历史事件既然多由个人动机与反应所形成，心解可以成为深入探讨人性深处的极佳工具，故对史家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所谓心理分析，基本上强调个人（生物层面）争取自由与群体（社会文化层面）与抑制自由之间的冲突；换言之，为了群体的利益，必须约束个人无限的欲望。冲突不断发生，损及个人的心理，导致不正常与不理性的行为。

史家从事心理分析，多从人物传记书写入手，早在19世纪之末，就有人视传记为“应用心理学的一脉”（a branch of “applied psychology”） ；欧战后美国新史学先驱鲁滨逊的弟子巴恩斯（Harry E. Barnes，1889—1968）公开支持将心理分析用之于传记写作 。当时许多学者或作家认为，“情愿在解释内心生活有些失误，也不能不顾心解之存在及其重要性，否则失之更多” 。从事心解者犹如以手术刀解剖人性，显露人物的真面目；惟探究活人的内心秘密已经不易，欲解释已经往生古人的心理，更是难上加难。人格分析无疑是心解传记的最佳利器，但当分析数据缺乏时，传记作者难免要猜测；但基于心解知识的猜测毕竟较胜，更何况心解具有科学知识作为后盾。今日回顾，以心解之法研究个人，确有相当成功的作品，如心理学家艾斯勒（Kurt. R. Eissler，1908—1999）的《歌德传》 。此一大传亟用心解之术，探索歌德一生中的诸多问题，聚焦于这位德国文豪的心路历程。第一部分书写歌德与好友兰兹（Lanz）、妹妹库尼里雅（Cornelia）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深究歌德与女作家斯泰因（Charlotte von Stein，1742—1827）之交往，歌德在爱情的滋润下，性格起了深远的变化。第三部分提出答案，答案当然有其限度。实际上，作者艾斯勒是在研究一个天才，而任何社会多少受到天才的影响。歌德作为文豪，创作在他生命中占有特殊的重要性；对他而言，无处不涌现创造力，在他的生命中最不可能的事就是没有创造。一般而言，创造出自神经系统，创造的征兆由于转移到爱情而消失，故歌德在创造力达到巅峰时，因爱上斯泰因而消失创造力。然而艾斯勒的研究发现，情况正好相反，并得到一项新的结论：一个具有创造力的天才会在稍息之后再度出现爆发力 。让读者深入领会与认识到一位文学天才的出现与成长，是这本心解传记写得最成功之处。

心解史学另一成功范例，非埃里克森（Erick Homburger Erickson，1902—1994）所著《青年路德》（Young Man Luther） 一书莫属。埃氏写路德这位宗教界重要的历史人物，指出路德从二十五岁到三十岁尚未成名时遭遇到“认同危机”（crisis of identity）。当他克服危机后才卓然自立，新教亦于焉诞生。此书之所以名重一时，要因能够充分揭露路德在关键时刻的人生进程，从寻求认同中不仅得到个人的新生，而且促使“宗教改革”（reformation）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诞生。作者埃里克森不仅充分应用史料而且使史料翻新，将心理学与历史感结合得很好。更重要的是，作者笔下的路德是一特殊案例，绝非普遍的通则，所以他的认同问题亦非他人所有 。此书虽出自心理学家之手，却不愧为史学佳构；不过类此佳作，并不多见。以心解阐明史事之论文集为例，兰格于序文中自认心解与史学整合之不易，很少人能够兼通这两门不同的学科 。即使由弗洛伊德本人参与写作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传，虽期待甚久，但出版之后大失史家所望，也影响到心解史学的信誉。

事缘1919年时任威尔逊和平委员会委员的布利特（William C. Bullitt，1891—1967）于1930年代曾约弗洛伊德合写一本心解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总统的书。两年后书稿完成，但因两位作者对某些内容有不同意见，故而延宕，直到1938年两人在伦敦重晤才获共识，并允诺等威尔逊第二任夫人过世后再付梓。当此书于1967年正式出版时，读者早已望穿秋水，笔者亦于该年夏天购得一册 。此书刻画威尔逊自小与其牧师父亲的爱恨关系，在强势父亲的阴影下，任何决定都要由父亲拍板，以至于压抑了任何具有攻击性的本能，缺少男子气概，甚至趋向女性化，并以此来检验威尔逊一生的行事，包括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恩怨以及在欧战后巴黎和会上的不现实的表现。全传所叙充满独断的假设，几成为传主与其“超我”（super-ego）挣扎的故事。两位作者认为威尔逊以其父为上帝，最后在巴黎和会上潜意识自认为是上帝的儿子，是救世的耶稣基督。当他遇到反对他的强势力量时，即采女性化的退缩策略，认为他能够以柔克刚，虽将武器交给敌人，仍可以道德劝导敌人相从，如他于1919年不顾医生的劝告，以殉道之心、救世主之志，决定以抱病之身，为美国参与国联事而周游全美，“当他搭上火车西行的一刻，在他潜意识中，他正骑着驴子朝向耶路撒冷” 。类此心理分析有点突兀，即使心理专家也觉得分析得过于简单。研究威尔逊的史家更群起挞伐，难以接受以心理障碍来解释威尔逊总统的毕生行事，更指出弗洛伊德在导论中自称对威尔逊具有“反感”（antipathy），不免有失客观 ，号称深入威尔逊内心深处，实则极尽约化、细琐甚至丑化之能事。史家最不能容忍的是，有关威尔逊的必备史料如日记与信件全未采用，以至于模糊了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全貌，更启滥用学理的疑窦。这样的结果，不免引起是否可将国政甚至文明经由个人心理分析来作决定的质疑，就像以希特勒之“心理异常”来解释其暴行，很难解释何以战前的德国人闻风响应。吾人因而不得不怀疑，心解能否于个人之外，进行深入而正确的文化解析。

红极一时的心理学，史学界亦曾为之披靡，期盼借重新兴的心理学来书写科学的、精确的史学，但曾几何时连心理分析之科学性也遭质疑，弗洛伊德竟然被指控为“复杂的伪科学制作者”（the creator of a complex pseudo-science） ，认为心理学界高估了弗氏的理论，人性的规律仍然隐秘不彰，真正要建立人性规律要靠达尔文的生物学而非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欲解人性之秘原是基督教的概念，上帝创造了肉身与灵魂，唯独人类赋予心灵，心理学原是探索人类心灵的神学，至18世纪始见较为科学的分析，而弗洛伊德于19世纪末取之，为其所用。然弗氏所建的重要理论，无论心解或梦解都难以确立，其性心理学实际上是宗教学说的伪装 。如此严厉的批判，无异予心解史学以当头棒喝。心理现象的科学规律原本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也不能像土木工程师按照机械定理建造桥梁，可以精确估算出能够荷负的重量。其实早在1980年代之初，已有美国学者断言：心解史学不适用于史学，因其在逻辑上有谬误，在科学上不健全，在文化上过于简单 ，言之激切。心理学乃20世纪新兴的学科，开拓了新的知识领域，然而将此新学科用之于史学，难有真正的科学成效，许多假设性议题得不到明确的答案，史学毕竟仍难圆科学的美梦。平心而论，心解所能为者，不过是有助于对个别历史人物的了解而已。

心解史学摆脱弗洛伊德正统学说之后，虽渐为史学界所认可，在学院开设课程，出版期刊，但仍有疑虑。一则心解所需要的证据不足；二则所欲追究的真正意义隐藏于渺不可知的潜意识之中。史学致知之精确性受到挑战，许多心解名词诸如“性压抑”（sexually repressed）、“妄想狂”（paranoid style）、“社会心理之紧张”（socialpsychological tensions）等等，每流于空言，以性心理学为决断的一元论述，更难以接受。总之弗洛伊德虽然提供了探索心理秘密的科学理论与方法，但就历史研究而言，最主要的困难是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回答古人的心理问题，史家既无法将古人放在病床上做心理诊断，也没有适当的资料来证实对历史人物所作的心理假设。心理现象的本质原来与历史无关，然而研究历史人物的心理结构，必须将之放在社会与文化的结构中去理解。社会与文化结构是动态的，然则心理结构若用之于历史，也必须视为动态，而社会与文化对个人的影响不仅在自觉的层面，更深入不自觉的心灵动机。此即罗马尼亚学者巴布（Zevedei Barbu，1914—1993）所强调的“心灵之历史性格”（the historical character of the human mind） ，希特勒及其纳粹狂热运动的心理结构，虽导致德国走向侵略与败亡之途，但事实上一连串的经济危机、严苛的《凡尔赛和约》、旧社会组织的瓦解以及欧战后政治与思想上的混乱，才是德国人挫折与不安全感的来源，才会造成被迫害的狂热行为，走向侵略战争之路 。换言之，德国群体之不安全感才是希特勒夺取政权的决定性因素。若将不安全感单以心理结构来解释，必然会导致“约化”（reductionism）之弊。

自二战以来，社会科学趋向的“结构史学”或“分析史学”成为治史的主流；讲究结构与分析的学者，认为平铺直叙或可为历史书写提供美感，却无助于学术研究。一般的“事件史”（event history）被视为通俗的业余写作，不适合作为学院殿堂的产品。整个1960年代各种社会科学成为史学界治史与著作的依傍，在西欧与北美尤其普遍，史家竞相崇尚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遂将单纯的历史叙事视为没有理论的说古而轻之。认为以问题导向、数据分析、模式运用、概念化史事为方法的历史研究报告，要比传统叙事史更为优越。在大学执教的历史学者感受最深，史学社会科学化所造成的革命性后果，依研究德国近代史的美国史家哈默罗（Theodore S. Hamerow，1920—2013）之见，其重要性为史学史中所仅见。社会科学为史学求真提供另类的可能性，但书写枯燥乏味，虽欲探究史学的深层结构，却抛弃了最基本的、优雅的历史叙事。在此风气下，社会史固然盛极一时，然而社会史可能会成为“向后看的社会学”（retrospective sociology），而不是真正的社会史，因为这些著作会不讲时序，不讲叙事，不顾社会史也必须要讲究生活在历史时空里的蜕变。历史原具有许多基本面，如战争、外交、政治等事件与故事，较能吸引大众，但极具影响力的法国史学大家布罗代尔，便视之为不重要。布氏曾说历史除了人，还有其他，包括土地、气候、地质运动 ；在他领导之下的史学无疑会使人文边缘化，安娜学派亦因而摧毁了传统史学的三大偶像，即传记、政治、史事 。但是这三大偶像，是难以摧毁的。史家在社会科学化的影响下，舍弃传统之叙事，而拥抱与社会科学有关的历史问题，于是细分科目，专治一端，犹如历史统计学、历史人口学、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历史心理学或心理史学，其方法莫不以分析与建构为尚 ，以至于历史叙事往往遭遇到鄙视或漠视。

当史学日渐丧失叙事本质，导致时间观念之淡化，以及不再萦心于重大历史事件，而着力于提出历史时期的相关议题以便建构研究模式。议题组建重于彰明史事，因而忽略了个别史事，而以史事充实理论之用；书写既然基于预设的假说，不免时而出现以论带史之弊。历史书写也就无异于社会科学报告书，读之艰涩无趣。各种社会科学概念与方法虽有助于治史，尤有助于社会史与经济史之书写。但史家是否必须牺牲叙事、忽略时序与特殊事件？历史文章是否必须放弃生动之叙事，一如社会科学之严谨才算信而有征？类此问题迫使史学界深切反省，终于觉悟到不必过于使史学成为社会科学。史学毕竟处于叙事、理解、求证之间，若能使求真更加坚实，概念更加清晰，知识更加丰富，则历史叙事又何损之有？

约于1960年代已有学者鼓励史家重新思考叙事，例如苏格兰哲学家盖里（Walter Bryce Gallie，1912—1998）就直言历史就是事件的叙述，力称历史解释要能扎根于叙事，历史述古宜理解史事而后解释之 。又如丹托更明说“历史即叙事”（history-as-narrative）、“历史要说故事”（history tells stories），唯有从叙述故事中得知历史事件之重要。他不认为史家能够完全复制历史，却能组织事实经述古而提供事件的变化与意义，再由事证支撑叙事 。再如法国哲学家利科原本欣赏传统叙事，尊奉客观，信有真相，故不惜与强调结构的安娜史学论战，认为强调结构不当地回避了人文因素。历史原具叙事的性格，但在他看来历史从头到尾在述古。不过他主张叙事不仅要“描述”（description）而且要“解释”（explanation），设若描述无解释，即不足以言完整的叙事 。利科于此试图解决所谓历史重理解而科学重解释之两难，他认为理解而后能述古，惟历史之解释不按定理而是要能汇聚事实、衡量轻重而卒其业，故史家之业呈现于有序的叙事之中。他辩称任何历史写作都躲不开叙事，即使安娜派巨子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名著，虽然是部结构史，但其中还是有事件，有故事，有叙事，所以他认为史家要能同时来处理事件史与结构史 。

至1970年代末，治社会史著名的英国史家斯通（LawrenceStone，1919—1999） ，觉悟到叙事之不可偏废，遂撰文呼吁历史“叙事之再生”（the revival of narrative）。斯通在其论文中指出，自古以来史家莫不以叙事为天职，然而以社会科学概念与方法治史的所谓新史学，显然轻忽了叙事。所谓叙事，其一，按年记事；其二，纪事之本末，与结构史学绝然异趣，后者重分析，重境遇，重集体与统计，而前者则重描述，重历史人物，重个别特色，但是斯通所谓的叙事，并不是古代刻板的大事记，而是有主题、有论点的叙事，不尽废分析而以史文之修饰为重，讲究风格、韵味、警策等等 。所以斯通并非要求老旧叙事体的复苏而是要再生，倾向一种解释的叙事，强调以叙事为理解、解释、重建往事的方式。斯通回顾叙事史之所以式微，无非由于史家一意向往社会科学，无论兰克凭档案文献考订重建政治史、马克思之经济决定论模式、安娜学派以统计数字治史 、美国盛行的模式建史 以及结构与运作主义 ，虽皆信心满满，以为历史解释之主要问题终可获得解决，但事实上都无法对历史的变动提出科学性的解释。然而风气所至，特别由于法国安娜学派在战后的风靡，生态平衡与经济作物以及人口变动成为最底层的历史，社会结构是第二层，思想文化宗教政治属于第三层，下层决定上层，而上层对下层之影响极为有限。最高层的历史遂被搁置，甚至消失。斯通认为叙事之再生，正是由于对史学三层说的经济决定论之失望，于人口、食物、气候、供求、价格之外，尚应有价值、理念、习俗，觉悟到群体文化与个人意志与物质基础同样重要，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既复杂而又随时空俱变。他也认识到被忽略的政治决策与战役胜败，足可影响到文明的兴衰，以及长期以来只重视历史上社会、经济、人口影响力之不当。此外历史统计学固然在人口学、社会流动、投票行为等课题上很有贡献，但并没有符合所期待的效果，例如三十年来的人口史研究，虽使我们知道人口的升降，但仍然不清楚升降的真正原因。用统计方法处理大量数据，所费不赀，而所得相对甚微。斯通指出，随着对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的不满，史家不得不去想古人之所想，知古人之起居，甚至注意到感觉、情绪、行为、价值、心态，而类此皆有赖于叙事 。斯通认为史家转向叙事，亦由于希望有更广大的读者，历史不再专为专家而写，因一般读者无法容忍统计数字、艰涩的社会科学名词、难懂的议论，因而思考选择叙述与大众有关的日常生活诸议题 。总之斯通所期盼的叙事是个别的、特殊的，而不是集体的或统计数字的叙事。

也有对斯通的呼吁不以为然者，认为叙事应一去不复返；也有人认为结构史学中既然也有叙事，叙事何用再生。但是二战后尊奉社会科学方法治史轻忽叙事乃是不争的事实，斯通并未无的放矢。英国社会史家伯克（Ulick Peter Burke，1937— ）为补斯通之不足，意欲兼顾叙事与结构。他一方面指出旧的叙事不可取，另一方面指出结构史学之迟滞与“反史”（unhistorical）之处，故主张在重视社会科学方法的基础上，重现流畅而有序的新叙事风采，而叙事不必寻找因果，但求意义，理解史实重于解释史事 。依伯克之见，如此叙事不仅可增强对历史的理解，呈现人类在历史上的活动，而且可将人类的过去书写得既生动而又具有意义。史家之所以叙往事，绝非仅以史实作为谈助而已，更宜描述文化递嬗之迹、国家兴亡之理，以及反映古人的生活与思维。

斯通所提出的叙事史学重特殊事件的细节，且以人物为主，而结构史学则重集体与统计，以境遇为主。在叙事再生的呼声下，不少讲究结构的社会史家也开始追寻新的书写途径，拟以叙事分析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另类方法。虽不能完全取代崇尚结构的历史社会学，然叙事之再生不免引发对结构史学的批评与补正。如强调必须分析历史人物的角色，才能为宏观因果补充细节，不至于简化结构；又如宏观社会史学聚焦于庞大结构的长期发展，未多垂注相关特殊事件的重要性。于是“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出现新的叙事方法论，含分析于叙事之中。“事件”（events）与“时间”（temporality）乃叙事的两大概念；事件乃有序叙事的主要成分，并以细部参照庞杂的整体，因而事件亦可称之为“建构在时间中之社会行动”（structuring of social action in time） 。事件的特色就是具有单一的特殊性，叙事者即将特殊的事件在时间里贯穿起来，作为分析的重点，解析时间与事件在叙事分析中的分量。叙事的重点在行为、事件以及时序。不过社会史叙事不会重蹈旧叙事史编排史料的覆辙，而会注意到叙事仍然需要核心议题，因而一般理论仍不可或缺，以资叙事时分析议题之用 。

随着叙事之再生，以社会经济史为重中之重的法国安娜学派也出了一个“心态派”（mentalité），加入了叙事的行列。风气所至，出现了一连串的叙事史书，大都探讨主流史学所忽略的课题，诸如性别、妇女、儿童、大众、婚姻、生死、劳工等等；研究方法颇取文化人类学以及文学评论的概念，不重因果关系，而注重如何发掘特定场景的意义 。这些再生的历史叙事，具有若干共同的特色：其一，几乎全以小人物为叙事的对象；其二，分析与描述并用；其三，取用犯罪记录等新数据；其四，借用小说、心理分析、文化人类学等概念与手法；其五，以微观从一人、一事洞察社会与文化的内部运作。此一发展，可说是终结了想以科学来解释世变的时代 。

英国的马克思史家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1917—2012）注意到西方知识界渐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又因量化史学之无大成，而后有斯通叙事再生之说。回顾二战后之二十年间，以叙事为主的政治史与宗教史确实少人问津，不再崇尚以意识形态来解释历史，而转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以社会动力来解释历史。此一史学潮流风靡一时，曾主导西方史学，也影响到东方。而今历史叙事是否已经再生，尚不可知；不过想要以议题导向综论历史社会发展的史家，仍未放弃重大历史议题，欲发现与解释历史发展规律的雄心壮志亦未放弃。霍氏认为斯通也不宜忽略史事的“综合”（synthesis），希望新的叙事史不是取代而是增益，以分析社会经济趋向的史学。无论选择微观或宏观都是合适的技巧，最主要的是当史家渐渐以微观治史之际，并无必要尽弃宏观，即勿将今日时尚的新史学视为反旧史学之道而行 。霍布斯鲍姆欢迎斯通指出叙事再生的趋势，但认为尚有不足之处，最主要的是斯通过于贬抑分析史学。

重新提倡叙事诚无必要取代社会科学所擅长的分析，而有深度的叙事也少不了分析，明末王夫之已见“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 的重要，因时、度势、察心、穷效，无不需要明锐的分析能力。历史叙事之佳不止生花妙笔而已，盖叙事入木三分尚有赖于分析力之能洞察机微，将分析融合于叙事之中，夹叙夹议，寓解说与论证于描述之间，即美国史家费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1935— ）所说“历史叙事乃解说之一形式”（historical narration is a form of explanation） 。解说之精当以及运用通则论证史实之妥帖，仍有赖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辅助。史学若与文学为近亲，犹不能没有社会科学作为守望相助的近邻。史书不必如社会科学报告之刻板无趣，史家却可借社会科学之利器而善用之。史家若以征实为心，何妨尽情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传其神态，纵笔亟写，惟妙惟肖，避免虚拟。根据可靠的史实来建构历史现场绝非凭空杜撰，故虽具文学兴味而不失其实，斯乃史家的悬鹄。史家以其想象力继之以勤劬的论证功夫，而论证的方法与结论仍须经过同行学者的鉴定，因而历史尽管不免有意识形态的干扰，根据资料所作之学术性的叙事，仍可纠正意识形态的曲解，扫除迷思而不废行文之美。

然则叙事的再生并未取代行之已久的结构史或分析史学，社会史与经济史尤须涉及结构，与历史事件史或个人活动史有所区别 。社会学家可以不理会历史社会，历史学家也可不理会社会结构，但不论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欲认真研究“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 ，则必须要能古今互证，参照史事之进程，以及结构之形成，务求概念清晰、比而观之、实证探究 。历史社会学势必横跨史学与社会学之范畴，不能不照顾到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方法。史学思维也不能不注重分析，所以具有分析性的叙事才是再生的叙事，而不是回到旧时代单纯的说古。

历史叙事贵能写出过去的实况，史家宜将历史上的国家、个人、社群、机关等议题，落实于叙事之中 。史家的后见之明得以洞见史事的结局，故有利于故事本末之叙述。至于后史所关切的历史叙事与真实历史之间的差异，则端视叙事者的功力能否在事据与理据的许可之下，做最正确、最接近真相的叙事。叙事也可成为历史解释之一模式，因而具有增进理解历史的功能。历史叙事既包括一系列的解释，史事自有其联结的因果关系，也自有其逻辑结构。然则叙事不仅述往事如何发生，而且要解释往事发生的原因；叙事并不脱离解释，述往意在落实叙事结构中的解释 。

哲学家奥拉夫森（Frederick Arlan Olafson，1924—2012）的“辩证行动”（dialectic of action）说，颇能维护历史叙事的合理性 ，叙述一个行动引发另一个行动，以重建一系列行动的模式。叙述行动变动之过程，乃是有意图的持续发展，而行动所显示的人性自觉与表现都可借辩证而得到理解，所谓“行动的理性结构”（rational structure of action）为史事发展提供了联结与延续。就此而言，历史叙事的实体在重建既往之行动，解释行动者的感受、动机、算计与目的。“辩证行动”也就是前后呼应累积而成的叙事，而非无意识的编年。

英国历史哲学家莱蒙（Michael C. Lemon，1945— ）与奥氏所见略同，亦强调史学的重心主要是“叙述人之作为”（the narration of human conduct），而且宜将此作为叙述得既有意义而又易理解。奥、莱两氏都意指：历史叙述人类在其所处环境中所产生的变化与持续。用莱蒙的话说，人引发出一系列的事件而形成叙事的实体。叙事不仅仅是解释，而且必须阐明史家所发现的实事。莱蒙认为所叙之事就是故事，而故事有不同的形式，且有虚构与实述之分。任何故事都是由事件构成，叙述事件就是讲古，而讲古即在描述事件，而事件之内容具备叙事之体，而其体宜能将事件说清楚、讲明白。此一说明的形式就是叙事，然其中亦有结构 ；换言之，结构也可融入叙事之中，可见莱蒙所谓叙事绝非有如日历的编年纪事，而是可以理解的重要记事，将之形成承上启下而具有意义的一系列事件。然则所谓包含结构的叙事宜具意义、呈现理性，使之能解。就此而言，叙事必能解事，叙事乃解事之体，不仅知其事，而且知其然；从叙事中理解史事，见其因果，然此果非必此因，更或另有他因，不必如自然界现象之必然。前事之导向后事有其延续性，亦必有其可解之处。叙事体裁所呈现者是反映境遇中之人事，之所以如此反映必定有解。故叙事乃是将散乱的往事书写得井然有序而可解，知人事之何以发生，多少基于既往客观实存的经验，能够呈现真实的历史经纬，但绝不是大事记之类的叙事。

后史亦重叙事，但叙事的性质大变。现史视文字叙事可通往既往的中性工具，借此工具可获得已逝的史实而叙述之，以便重现历史上的真人实事。一言蔽之，史家可用严谨的方法将发生过的事情写成坚实可信的历史。但后史并不认为如此，而认为过去发生之事一片混乱毫无头绪，有赖史家建构有头有尾的叙事，将琐碎的往事编织成可读的故事，经由文字与修辞编成的故事已非原来面貌。历史叙事因而只是今人编写古人的故事，所以历史事实不过是“修辞的制造”（rhetorical creation）。然则后史只承认“作史者的叙事”（authored narrative），与旨在述古的现史叙事本质迥异。

后史坚持往事已不复存在，史家只能从事文本的制作而不可能忠实重构往事，因叙事者免不了带有看法、态度、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如荷籍历史理论家安克斯密特所说：历史哲学已成为“语言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历史叙述是复杂的语言结构，故无法从史家的文字看到透明的过去。安氏说：“我们不是经由史家所写看往事，而是看史家凭其后见之明如何评点往事。” 故安氏一如后史之见，认为历史叙事不过是作者以己见编写故事，只能是“代言叙事”（narrative representation），而代言的工具乃是语言结构。路易斯·明克（Louis O. Mink，1921—1983）说：“叙事乃一主要的认知工具”（Narrative is a primary cognitive instrument） ，欲使历史叙事转向以文学性为主的叙事，将既往的经验由文字作理论之分析与阐释，使个别的史事不断呈现。理论可使史实言之成理，叙事则可厘清相承赓续之史事。然则完整的历史叙事不仅仅靠写作技巧，更是呈现吾人理解之既往人事。明氏亦以叙事为“想象建构出来的产物”（product of imaginative construction）难以传真，若叙事结构符合史事结构全属偶然 。明克的意思是说：生命无始无终而说古有头有尾，所说之古遂非实存之古。依明氏之见，历史叙事不是发千古之覆，而是具有虚拟因素的说古。所以他认为史家叙事应更近似具有想象力的作家，而此正是巴特所讲究的历史叙事结构之要旨。巴特有言：叙事就是“对现实有利的能指”（as the privileged signifier of the real），事实仅存在于语文之中，而语文之运用则是意识形态的发挥，直言客观的叙事过于天真，叙事史基本上无异于想象史。巴氏认为叙事结构源自小说作为呈现现实的象征，一旦历史的象征不再等同真实，历史叙事即无异于虚构的小说叙事 。巴特所谓的论述者就是代言人，代言人不可能发现过去的真相，只能将往事赋予自以为是的意义，发表自己的观点；既然没有真相可求，则代言有了危机，甚至可能导致代言的终止。史家既仅能代言往事之记录，而所制作的文本不可能真正发现往事，即使从档案里发掘出来的真实故事，一经叙事便成主观的代言 ，然则历史叙事根本失去述往事的作用。

后现代的历史叙事既然是今人的制作，而非古人、古事的复现，则与文学书写无异，也是海登·怀特“史即文”的主张，认为历史叙事必须要有“情节”（plot structure），而情节出于史家的安排与发明，更明言档案里并无完整的故事等待发掘，因“凡故事皆出自作者之手，而非发掘出来的真实故事” 。所以怀特也不认为历史叙事能复制往事，仅仅是叙事者的创作，其中不免有曲解与虚构之虞。怀特不否认真实的个别事件，但认为由事件写成的往事已非真人实事的重现。今人说古是事后凭想象编写成篇，是说古者心目中的往事，不是原来的往事。历史事件由史家叙述，但史家为了叙事的和谐而操纵史事，不惜发明、歪曲、强加以及变造意义，不可能恢复事件的原貌。后史论者将历史书写与文学创作视为同质的叙事，必然会模糊文史之间的界线。或问怀特是否真认为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并无差别？他是否认为历史既非往事的翻版就是虚拟？有学者说：若谓怀特视历史如虚构的小说，纯属误解 ；其实怀特对此所言并不一致，他早年明言历史与小说无异，但后来修正为历史与文学书写同一性质。总之他始终坚持历史叙事并非真实往事的重现，而出自史笔的造化，然则又何异于文学作品？

海登·怀特于是用修辞策略来规范历史书写，提出四个后设语言结构的修辞典范，视为历史书写的关键，选择以一物喻一物（如以钢铁喻意志）的“假喻”（metaphor），或以一物喻一物（如以中南海喻中国领导）的“类喻”（metonymy），或以泛称喻特称（如以项城喻袁世凯）的“旁喻”（synecdoche），以及进而到有异于原意的“反讽”（irony），如谓独裁的蒋介石是民主的缔造者。一旦选定其中之一的修辞，即为此修辞定调。无论何种修辞都可任意以今日的意义解释往事，或古为今用。历史书写又有三大策略：其一，按情节布局可分为“浪漫型”（romantic）、“悲剧型”（tragic）、“喜剧型”（comic）、“讽刺型”（satirical），史家无论选择何型皆不受制于客观语境。其二，就正式的论证可分为：“形式的”（formist），个别人或事之间的因素；“有机的”（organistic），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机械的”（mechanistic），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语境的”（contextualist），即关系网络，犹如总括。其三，按意识形态，则可分为：“虚无的”（anarchist），要求无限制的改变；“急进的”（radical），要求及时的剧变；“保守的”（conservative），只要必要的改变；“自由的”（liberal），有节制的改变 。所以怀特不仅以史为文，而且为史定下文学结构与策略；不是往事要史家如何写，而是史家在创作往事，然则岂能是过去真实的原貌？后史氏罗伯斯（David D. Roberts，1943— ）有言：我们“只有历史”（nothing but history） 。他所谓的历史就是史家的叙述，而非原有的往事。换言之，历史叙事传达的是对往事的观点而非往事的本身；历史叙事不是认知真实的既往而是修辞的外貌。

海登·怀特提出“转义运作”（the function of the trope），即由文辞与认知来建构意义，叙事遂成为认知的最佳方式。书写者是认知的主体，故叙事并非复述故事，亦不是材料的编排，而是知识的选择与表达，在字里行间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完成的是作者的话语，有其隐藏的声音、安排的情节、理论与聚焦、表达的方式、行文的思路，也有其时序。怀特将叙事分作浪漫、悲剧、喜剧、讽刺四大类型，更加凸出叙事者的主导性。总之后史论者坚持琐碎的往事必须要故事化，而故事不能寄望于既往，而是必须经由操觚者娓娓道来，才有头有尾，然不免有主见与议论。其结果既有异于陈列史实的大事记，也绝非仅是报道往事的媒介，而是将环环相扣的史实作有机的故事化。

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1939— ）是思想史家，呼应怀特以语言为描述或概念化历史的说法，也就是认为语言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所以历史书写绝不可能自外于哲学性或文学性的叙事。拉卡普拉一如怀特，大肆批评用社会科学报告方式的历史书写，反对根据文献模式的知识，因在解释史实的过程中往往着眼于某一因素的书写而“约化”（reductionism）了历史叙事。他的解决之道是“语境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 of context），也就是史家与文本的互动，以取代史家单方面的客观致知，其结果历史书写可成为一种美学的尝试 。所以拉氏要求史家充分利用语文技巧来书写新的历史，而治史的文学途径有赖于由诗文内涵而来的洞察力，想从文学理论对文字的解读与分析中得到治史的助力。他认为今日书写历史，应突破现代实证史学在方法上所设之限，从语言运用与修饰上追寻历史意义。如此“转向语言”之叙事局限于文字，视叙事为写作者的创作，遂认定历史叙事是变动的话语，仅能间接捕捉既往，不能等同真实的往事；然则历史叙事也只能反映史家的时代，无异是今人的知识建构，又如何能反映既往的现实呢？后史叙事大大缩小了与文学叙事的距离，实已二而为一。文学想象固然可为史家提供启示与灵感，但史学叙事若不践实，则流弊或更胜于套用社会科学理论。

荷兰历史理论家安克斯密特作为后现代学者别有新见，认为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无法预见结局，唯有史家能看到结局，叙事才能按后见之明连接始末。史家与古人古事之间因而有“语言的距离”（a linguistic distance），意谓古今之间的语言表述有异，今日语言所能表达之古亦必然有其距离，所以历史知识不过是以今日观点观照既往。然则若谓历史叙事包含林林总总的真实的往事，毋宁说是传达“既往的图像”（picture of the past） ，而图像则由史家选择材料编织而成，而既往之事已无从证实史家之所述矣。总之服膺后史者无非要说明历史学家与历史人物的看法虽然不一，但都认为历史叙事仅是史家的叙事，与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历史是两回事。总之后史不认为史家有能力复述既往之事，唯有凭文学家之笔创作往事，然则历史的性质不异于小说。是耶？非耶？岂不值得好好商榷？

后史论者安克斯密特一再强调史家的后见之明，似乎低估了史家克服后见的能耐，更何况史家虽欲踵其事、增其华，未必有碍真实；现代史家扎戈林（Perez Zagorin，1920—2009）坚持史家仍可以实证方法与理性思维控管既往，断不能过度夸张文字的角色。史家虽自我叙事，编次首尾，好像是一手安排，但所述之人事未必能任意驱使。历史叙事之佳者必然更能贴近古人与古事，后史不图克尽其力使叙事逼真，而先在意识上弃械，断言历史叙事无从表达既往之真，只有述今而不能述古，岂非将古完全压缩在今日的话语之中？历史叙事所说之古，固然不可能一如曾经发生过的事，但不能因而视之为史家之虚拟；换句话说，即使不能“全真”（verum），至少能“近乎真”（vera）。后史将既往的史事与后来的叙事视为不相干的两端，强调叙事无法重现从前，显然罔顾历史叙事乃基于既往史事的背景、时间因素、因果关系、社会情况之了解，以及实事求是的思索与考证。史家的努力应能发现既往的真人实事，而后叙而述之，何必虚拟？即使同一史事在不同的叙事里有不同的意义，也并不能就此论断为虚拟；不同的意义并非由史家强加，而是同一史事在不同的时间与因果关系中有不同的重要性，并不能由史家任意安排。利科就认为历史叙事涉及特定时间的特定人事未可虚拟，历史与文学虽同样是叙事，然史有说真的义务而文学无之 ，可说与钱锺书所谓“史必证实，诗可凿空”，异曲同工，都为历史与小说之间立下不可逾越的红线。史书与小说都讲故事，但有虚实之分。怀特亦有言：文学作品非尽虚拟，虚拟也不一定都属文学作品 ，小说内容也可能反映真实的社会现实，司马光回答范梦得说：野史或小说未必完全无凭 ，但文学之本质可以言虚，真非必要，也可以超越时间，但忠于艺术而已。史则不可，史若脱离时间，现象即成乱象，便无从理解。今昔异时，以今观古，必有时间上的间隔，史家若任由心灵驰骋人己古今之界，不免蹈“时间错乱之谬”（anachronism）。总之历史叙述与小说叙事有别，后者没有求真的义务，却有虚构之权利 ，而后者多出一层，述事乃基于证据的实事 。有学者希望历史叙事生动，故欲界定历史为“有规范的小说”（regulated fiction）作为节制 ，未必可取。再说同一史事即使可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亦未必互不兼容，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每一种解释都至少有部分真实，不同的解释合而观之，或更能看到往事的全貌。所以史家所说之古，必然是曾经实存之古；虽未必真切，绝不至于凭空虚构，因历史叙事绝不可能任由史家信口说古。

历史叙事必然有所选择，但选择并非任意为之，须经慎思与判断，判断有误，可以补正；叙事也难免没有失误，可以改正，所谓精益求精，不能因而谓之不实，而一笔抹杀。史家叙事虽常有想象，但不能混想象与虚拟为一谈。想象与理解力有关，理解往事不可能虚拟。怀特因叙事不可能与原事全同而非之，未免将虚拟的标准提得过高。今人也不至于全然误解往事，历史叙事有往事在胸，不可能全出史家之想象。所谓真实的叙事在逻辑上，也未必要求百分之百地真实 。史家叙事自有主见，苏老泉有“直而宽”之说，足以解之 ，认为史家应直书其事而不失宽厚，传达的讯息是勿须用词尖刻而失真。至于传统中国叙事避讳一事，“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 ，无疑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似是叙事不实之例，所谓史笔有隐。不过避讳未必能掩盖或消灭史实，虽不明言，意在言外，所以自两宋以来，可以建立避讳学，近人陈垣更一一破解，或可称之为讳而不隐的笔法 。这种笔法如果称之为修辞学，其目的一方面照顾到道德传统，而另一方面虽讳而不隐，却并没有真正淹没事实的真相。

历史叙事以编年纪事，虽不足取，但仍需正确的编年作为叙事的基础，以呈现叙事的时间有序。美国现代史家邓宁强调：“历史以真实为主题，以求真为目的。” 强调史笔与文笔之可通，绝非强史为文，更不宜采文学体裁书写历史。史家叙事之道，不必堆砌史料而应覃思细择，谨慎运虑，参照文学技巧，而后笔之于纸端。史家自知其所叙之事，虽不足以等同过去真实所发生者，但借文字技巧，可以重建生动的“叙事化”（narrativization）。史家叙事不仅为既往代言，而且赋往事以意义，然其用心仍与文学家有异，即使同出之于文学手笔，目的与结果都不相同，所谓“同宗而不同道” 也。

平心而论，历史叙事可以借镜文学技巧应无异义，史家利用档案资料，仍须将之形之于笔墨，将故事说得生动。观乎西方著名古典史家自希罗以下的叙事史，莫不具有文采 ；中国自司马迁、班固以来亦然。现代小说家与诗人在叙事上的成效，有目共睹。具有创造力的作家必具有想象力的叙事经验，能呈现人物与思想中诸多微妙的互动。小说家与诗人的叙事经验，以及现代文学所擅长的文字活用与发掘社会文化意义的用心，对撰史者而言都具参考价值，能使历史书写得清新脱俗，甚至愉悦，斯其宜矣！历史叙事可以是诗般的艺术，但不能等同诗篇。史家可以借用文学手法，虚心细察文学家在叙事上的成果，突破一成不变的叙事方式，岂不甚好？凡有创造力的作家必具想象力的叙事经验，史学家自应去学习新的叙事经验，诚如拉卡普拉所说：“史家细读小说，可以从中体会世间既严肃又活泼的语言运作。” 对史学工作者而言，现代文学之擅长文字的活用与发掘社会与文化意义，最具价值。用不同的叙事方式重现历史，不至于不顾历史证据，也不至于会沦为绝对的历史相对论。总之不是要把历史书写成为另一种的文学创作，而是旁借文学与文学理论来寻找历史上失落的声音。文学可为历史解释提供另类眼光，所以史学应重新找回其近亲文学，文史重新并肩雁行，但并不必回到文史不分的从前，而是在近邻社会科学的守望相助下，与近亲交流互补。但需要警觉到，史家若参照小说写历史，与小说家写历史小说虽然在书写上有共通之处，仍有本质上的根本差异，绝不可混为一谈。

所谓历史小说不是历史，而是小说。小说家自可博览史料，遥体人情世故，揣之摩之，成为佳作。在19世纪用小说手法写历史故事而蔚然成家者有英人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1771—1832），司氏比他之前的历史小说家更具历史意识，颇能掌握故事的时代背景，也受到哲学的熏陶，故颇具历史想象力，能深探人心深处，叙述人物的思想、情感与行动，栩栩如生，且深具苏格兰地区的历史感。其《劫后英雄传》（Ivanhoe）一书，经由他所刻画有血有肉的人物，诸如英雄“艾万侯”（Ivanhoe）与其美人“洛文娜”（Rowena），以及君王“狮心理查德”（Richard，The Lion Hearted）和侠盗“罗宾汉”（Robin Hood）等时代人物的故事，呈现12世纪英国的国史与传统 。不过司氏毕竟以文学笔法书写历史故事，史实不过是背景点缀，不惜刻意描绘，踵事增华，将特定的历史时代作艺术的创造 。一言以蔽之，其目的在写小说而非历史。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也有其鲜活的英雄人物，特别是诸葛亮，近乎神奇，且具强烈的儒家价值观，但毕竟仍是小说家言；然因其引人入胜，影响远过于正史 。历史叙事若能如小说之可读，成效之大可想而知，然又不得不慎。此外历史叙事尚须提出议题而后分析之，利科强调史家以概念释事，诉诸通则，求客观真相，重现经过证实的历史故事 。叙事的意义既出，表象内的深层社会经济因素浮现，才能写出赏心悦目而有据的历史叙事。

历史叙事讲求事证已是治史者的共识，但事证未必可靠；若不可靠，则必究其因。现代史学重分析，以叙事为余事，然叙事之形式未尝尽失，终知叙事可与理性的史学致知相互结合。旧史叙事犹如讲故事，古今中外皆盛行不衰；然再生之叙事愈来愈被视为继分析史学而兴起的解史方式。惟叙事是否相干，并不如分析史学那样容易辨识，所以必须先议定通贯全篇的主题意识，将与此主题有关之人与事在时间中有序地呈现。

长篇历史叙事贯穿古今，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涵盖千年，以衰亡为主题以追寻其故。又如司马光《资治通鉴》，亦涵盖千余年，以资鉴为主题，亟言“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 。专史亦须有叙述的主题，主题犹如歌曲的主调，即使专述一人之生平，也有可以突显的主题。史家可按其所处之时代、不同的关注与兴趣，发抒其独特的见解，开展自设的主题。历史议题甚多，例如欧战的缘起，可以个别人物为主题，可以国家政策为主题，可以外交折中为主题，可以欧战前夕国际政治结构为主题，也可以经济趋势、社会组织、政治学说、意识形态等为主题 。叙事要有学，而主题贵有识，始能见其大；又须有才，始能操纵学与识。苟能如此，既可发刘子玄的微意，亦可呼应康德所谓治史宜兼备史家之学与哲人之识 。

历史叙事既然借文字为工具代言往事，达意势必要清晰，并兼备想象能力。柯林伍德引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之名言曰：“完美的史家必具丰富的想象力，足以使其叙事生动感人”，然柯氏意犹未尽，更推而广之，认为历史想象不是为了增添装饰，而其本身就是整体结构的一部分；史家若无想象力，则其叙事必然寒伧 。在中国史学传统中所讲究的“微显”与“志晦”，貌似与清晰达意背道而驰，其实是深层次而富有想象力的文笔技巧。刘勰所谓“隐秀”，就是要演微显之旨：“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若篇中乏隐，等宿儒之无学，或一叩而语穷；句间鲜秀，如巨室之少珍”；然而“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 ，足见隐与秀是相反相成地恰到好处。所谓隐晦，意在避免直言说破，使历史叙事更为可读，绝不是隐晦难懂。刘知幾总结之为：“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差焉”，并作进一步的解说：“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后“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 其意不外在说明意在言外的必要，不应该繁衍，也不必血肉毕陈也 。所谓“婉而成章”，也是在讲究史体之美，求行文的含蓄，如钱锺书所说：“欲避直言说破，而隐曲其词”，无异西哲亚里士多德所说文辞的高雅，不道名而述其状，即“表达特定的动作”（express specific actions），而不仅仅是“叙述动作的存在”（state that those actions exist） 。西方古人修辞也常言，赘字冗句之不足取，而崇尚洁适 。然若言之无物，叙事之体虽美亦是徒然。现代英国史家伊尔顿曾说：“若无好的内容，再用笔墨雕饰，也不会讨好” ，所言与刘知幾所谓：若无异闻奇事“而责史臣显其良直之体，申其微婉之才，盖亦难矣” 。两人之说，貌异而心同。总之修辞的前提是要有好的内容，就历史文章而言，需要明白畅晓的真实内容。古今中外史学名著都以文传，无论禹域之马班，或英伦的吉本、麦考莱，行文莫不有弦外之音，甚合隐秀微意，有异于近世史家力求谨严而忽于修辞，行文“枯燥乏味而细琐” 。已故耶鲁大学名师彼得·盖伊，提倡史家应该讲求文体之美，声称：“文风乃史家科学的艺术”（Style is the art of the historian's science） ，认为文笔之真与美，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又谓：“历史叙事若无分析则所见甚微，历史分析若无好的叙事则事倍功半。” 度盖氏之意，历史求真的研究成果，需要有优美的文字来表达，史学专书未尝不能展现美学的素质，亦即其所谓：科学的培根何莫与文学的莎士比亚并肩齐举 。盖氏所说，大致不脱婉而成章的微旨，亦可以纠正后史过激之论。

瑞士出生的旅美法国文学教授卡拉德（Philippe Carrard，1938— ）以文本运作的规律、暗码、程序，来论述当代法国安娜学派三十位新史家，称之为“历史诗艺学”（poetics of history），也就是历史的书写艺术。卡氏意不在其所谓之新史学家的主题、方法，以及知识性的议题，而聚焦于实际操作，讲究操作时谁在讲话，对谁讲话，讲话的目的何在，修辞的策略是什么。诗艺虽意同修辞，却更广泛，顾及行文的策划、史料的安排、意见的取择、文句的风格。他指出这些史家的确已经形成一种崭新的书写机制；若然，则史家代言并不须停滞在一成不变的模式之中 。

崭新的书写机制何在？安娜学派以社会科学治史闻名，讲求量化等科学方法，而最终又不得不有赖于叙事，虽自称其有科学般的客观，而其主观之文笔又班班可考，故评者认为有矛盾或不一致之处。也有人说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浪漫地摇摆于“富丽的辞藻”与“冰冷的统计数字”之间 ，可说是史家手艺的败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的写法既然使两种看来矛盾者常相左右，不免持续感到紧张，处处如有陷阱，觉得瑕疵丛生 。类此批评无不在说明，既然明修科学之栈道，却又暗渡文学之陈仓，安得兼有鱼与熊掌？然而卡拉德认为，任何学科并非全然同质，并非无法容纳异质，即使是基于逻辑思维与量化之作，亦可充满文学语言而产生修辞效果，脱离不了文本机制。文学语言足可为认知之工具，然则“学术论述基本上应该是多元而混合的”（the basic hybridity of scholarly discourses） ，就言之成理了。安娜史家崭新的书写机制所呈现的就是异质性格，一方面展示科学的架势，另一方面炫耀文采。或许诚如卡拉德所说，安娜新史学在实证派幻想的客观与后现代主观的理论之间，提供了另类模式。此一模式也颇得斯通所谓“叙事再生”的微意。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史家讲求修辞的兴趣日高，叙事渐成为历史书写的主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历史学会2013年的年会上，新任会长克罗农（William Cronon，1954— ）居然以《说古》（“Storytelling”）为就职演讲的主题。他指出历史故事令人目不暇接，诸如争取正义、民主、自由、进步的故事，诉说压迫、坚毅、解放的故事，讲述人们追求人神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故事，古人在行事上或思想上星火燎原的故事，有心或无意作出选择所产生后果的故事，发千载之覆的故事，追求知识艰苦的故事，以及不同人群对往事有不同理解的故事，类此不胜枚举。他希望大家继续不断地说许多的故事，才知道过去发生的往事是重要的，是应该关注的。他认为无止境地说古，才能使寂灭的往事一再重生，永远成为活生生的历史记忆 。如何说古？无可避免有说古者的声音、情节的安排、展示真人实事的手法、叙述的思路、细密的论证与解释、时空的正确掌握，以及贯穿全篇的论述焦点与主题意识。而后由执笔者谋篇、构思、布局、书写。历史叙事的内容是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一定要把故事讲好。从克罗农会长的演说，可以略知当前西方史学的走向，历史回到说故事的趋势十分显然；说古固然，但说古的方法与内容并非复古，而需创新。此一趋势可说是叙事再生的结果，多少受到后现代风潮之激荡而有所反思与取舍。历史叙事的崭新面貌已经呈现，尚有待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