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史风暴未歇，环球史议题已出；后史挑战西方中心论，确有利于摆脱西方霸权论述，有望将历史从欧洲中心主义中解放出来，能够书写超越以欧美为主体的世界史。环球史因环球化而兴，在环球化出现之前，各地区交往不多，各自有其自身的世界，如西方世界、东方世界。“环球化”（globalization）的开始原肇自西方的现代化，西方凭其高超的科技、文明的先进，而影响环球。所以环球化不免导致“欧化”（Europeanization）或“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欧美中心主义即由此而来。事实上至今仍有不少西方人以为环球化就是欧美化，即使非西方地区，在欧美化的大潮流之下，不自觉在欧洲中心主义中打转，也不自知误把环球化视为欧美化。中国现代历史书写遂亦不免追随以西方为主体的史学。然而我们面对环球化，如何跳脱欧美中心论？如何切实整合环球的共同议题？如何吸纳各地区的历史经验与文化？写出包括欧美在内其他五分之四人类的全史，乃大势所趋，也是后史反现代西方殖民主义风暴雨过天青之后，环球的史家们无可回避的挑战。展望未来，环球史的趋势岂不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

环球史既因环球化而来，环球化又如何出现的呢？严格而论，真正的环球化不可能早于19世纪，在此之前环球尚未畅通，环球态势尚未形成；之后各国、各洲、各文化之间才开始有广泛的接触与互动。在比较各自孤立的“前近代”（pre-modern），天涯海角之相遇全靠机缘。在人类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次难得的机缘，却失之交臂。就东西相遇而言，早在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前323）控有希腊与巴尔干之后，率领35000名大军，有征服世界之志，于公元前331年之秋进入巴比伦（Babylon），是年冬深入伊朗，而后跨越沙漠、大山，进入印度。他想继续东进，但兵士已经疲惫，士气低落，只好撤回到巴比伦。此时他的帝国已横跨欧亚，前所未见，可惜他33岁英年早逝，壮志未酬。若天假岁月，如果能到中国，接触到战国时代（前475—前221）的中国人民与诸子百家，则希腊哲人与先秦诸子有机会作“中希文化”（Sino-Hellenic culture）交流，恐非完全凭空想象。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约前64—约23）依据旅行家与征服者的记载，虽写下罕见的希腊与印度地区间的比较，但他并非史家，更无环球意识。汉武帝派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前119年两次通西域，跨过天山，直入中亚，太史公有言：“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 意谓若非张骞，不知何时能见黄河的源头昆仑山？张骞虽没完成围攻匈奴的政治目的，却开通了中原与中亚之间的贸易，中国成为名闻遐迩的“丝绸之国”。汉武帝通过丝绸与伊朗建立了关系。自公元前1世纪以来，从长安到地中海的陆上丝路已成常态。但是路途遥远，山川阻隔，盗贼出没，毕竟有碍通商，有待于中国、伊朗、罗马之间政治关系的建立。后汉的班超派甘英于公元97年出使大秦帝国（即罗马帝国），抵达波斯湾的查拉克斯（Charax），询问当地人如不跨域浩瀚的沙漠，是否可从海路到达地中海，因当地人亟言海路之凶险而折返。或谓当地人想独享商利，不愿中国与罗马直接联系，故危言耸听 ，不知确否。若无此意外，甘英毅然前往，洛阳与罗马的交往也许早就可以建立。希腊与罗马的史家虽知道远在天边的“丝国”（Seres），但并未将之绘入地图之中。

除了商旅之外，传教士为了弘法，不惜长途跋涉，扬帆远航。法显和尚（337—422）曾经由内陆到达印度南部，复从海路经过东南亚回国，不过仅留下见闻。玄奘（602—664）远赴印度取经，回国后将之译成中文，但中印关系未能展开。阿罗本主教（Bishop Alopen of Antioch，生卒年不详）于公元635年率队到唐朝京师长安，成立以拜火教为名的基督教，也称“景教”（Nestorian）。许多中国的官绅对此甚感兴趣，于781年有上千的中国人在长安参与此教活动 。只因唐廷困于内部问题，无暇让基督教成为沟通大唐中国与拜占庭（Byzantine）帝国之间的桥梁，错失良机。佛教与海商有助于6到7世纪中国与其他地区的联系，但主要在亚洲，如唐文化之传入日本，影响日本深远，但中日之间交通时断时续，更未畅通。7至9世纪阿拉伯人统合中东与北非地中海世界，但仅仅开拓了地区间的见闻。蒙古在13世纪建立了欧亚帝国，更打开了东西交通，马可·波罗东来，将中国的生活与文化传播到欧洲，但蒙古帝国的衰亡瞬即终止了欧亚之间的往来。明初郑和七下西洋，虽远达东非，但雷声大而雨点小，没有后续的进展与影响。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航向东方的中国，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类此皆因当时山海阻隔的地理障碍，限制了人员的接触，距离环球化仍甚遥远。

欧亚之间于16世纪乘地理大发现之便，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成功地使儒者如徐光启、李之藻辈受洗入教，但最后由于礼仪之争，导致利玛窦想要建立中国基督教的梦想破灭 。中国也失去继续接受欧洲科技的良机，最后于19世纪被列强打开门户，屡遭侵略，国势日衰，无法与世界其他各国有任何有意义的交往与合作，有的是相互之间的摩擦与仇视。在当时中国既不了解世界，世界也无兴趣了解中国。中国于1861年英法联军之役惨败后，被迫加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列国之林”（family of nations） ，派遣公使赴欧，成为“现代国家”（modern nation-state）之一，但列强未必接纳中国入“林” 。中国也不可能马上消除传统华夏帝国的意识形态，更何况在清朝统治下的中华帝国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帝国，在性质上极不相同。西欧列强凭其坚船利炮，以及工业与资本，主宰环球。大清虽名为列国之一，实为破落衰败的旧帝国；及其于1912年崩解后，在列强环伺下，脆弱的民国仍有被瓜分之虞，或因列强之间的均势，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清朝留下的疆域除外蒙古宣布独立以外，幸能保存。更重要的是，中国能于20世纪正式成为多民族的现代国家，巩固疆域，名副其实成为环球国家之一，自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自秦汉到明清历时约二千二百多年，其间虽不时分裂，但终归统一，多民族之间有战争，但终归和平，无论汉化或胡化终融合为中华文化。章太炎曾说中国是一“历史民族”，意谓存在于神州大地的多民族经过长期的历史进程，形成现代的“中华民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且已成为列国之林中的大国与强国，势必参与愈来愈重要的环球事务。

西方历史学者将环球化分为三大阶段：从15世纪到18世纪中叶是“萌芽期”（the germinal phase），此时欧洲从中古进入近代国家，讲求普世的个人与人文思维，采用通行的历法；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70年代是“初发期”（the incipient phase），见诸快速形成同质性的单一国家、公民标准的确定，以及国际关系概念的稳固，有关国际交往规则的激增，有更具体的人类观，开始接纳非西方社会；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是“起飞期”（the take-off phase），环球概念增加，国家与个人认同理论化，非欧洲国家加入，形形式式的环球交通网络迅速成长，环球几乎用同一历法，环球运动兴起，环球竞赛出现，如奥林匹克，如诺贝尔奖的授予，以及世界大战首次爆发与国际联盟出现；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是“争霸时期”（the struggle-for-hegemony phase），在起飞后脆弱的环球化过程中出现国际间的争论与战争，核子武器产生，联合国成立，第三世界加入；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是“不确定期”（the uncertainty phase），核武扩散，冷战结束，环球意识高涨，登陆月球，环球性组织与运动数目增加，各国面对多文化的性别与种族问题，面对环球民间社会、世界公民意识之兴，国际系统愈来愈多，环球媒体趋于稳固 。于今视之，不确定期一直延续到21世纪。此一概述显然是属于西方视角，全世界进入20世纪以来之环球化，的确在欧美科技进步的主导下进行，如：洲际通航的频繁、讯息网络的密集、数据处理的迅速、电子媒体的普及，使地理空间大幅缩小，国际旅行既省时又省钱。国际合作兴隆，环球经济有前所未有的发展，国际贸易更是无远弗及，造就环球的一体性 。环球化时代确实会感受到天涯若比邻，诚如一位西方女社会学家所说，环球化是国际或环球交往既多且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与政治都会受到冲击与重组 。所谓国际交往，先有列国，才能交往，在环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度增高，必须共同处理复杂的国际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nneth E. Boulding，1910—1993）有鉴于环球交往与物质文明的流通，在衣食住行育乐等方面日趋一致，已无多大差异，认为人类的生活形态与风格会愈来愈相像 。博尔丁虽难言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有一种人类共同的语言，但英文似乎已可在各地通用。总之博尔丁有鉴于物质生活之趋同，肯定环球文化的融合是可以达到的。但他心目中的环球文化，显然是西化后的环球文化。像20世纪史家汤因比预期未来的人将同是孔子、老子、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柏拉图的后代 ，在西方人中可能是例外。今日环球所见的大众文化，诸如可口可乐、麦当劳、牛仔裤、摇滚乐等等，并非真正的环球化，而是西化，更具体地说是“美国化”。美国借由强大的军备、金元实力与媒体，影响到全世界，奉行的就是“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

事实上“欧洲中心主义”借五百年称霸世界的余威，于二战后依然是欧美主导的世界，难怪欧美人认为环球化就是西方文明的贡献，是将西方文明传播到环球，其实是欧美的环球化，犹如将现代化等同西化。例如“世界经济”（économie-monde）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著名的“世界体系”（the world system）论及不同政治与文化的欧美国家于16世纪参与、凝聚于经济体系之内，分“核心生产”与“边缘生产”，后者的剩余价值总是流向前者，并不是平等的交易。唯有近代资本主义体系才能无限制地累积资本，所以“世界经济”与“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体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市场，资本主义没有市场，便无法运作。但是所谓“利伯维尔场”，也就是古典自由主义，绝无可能完全自由，因卖方最大的利益是专卖，非如此不足以扩大利润。独占性的专卖不易做到，但强国自有办法和能力强行“准专卖”（quasi monopoly）。然而一家专利所得必是另一卖家之失，另一卖家必诉诸其所属国家以政治力干预。所以每一新卖家进场必欲去除既有的“准专卖”，“准专卖”此兴彼落，长此以往，足以累积大量资金。当“准专卖”不复存在时，充裕的资金已可促使新兴工业发展；新兴工业一旦失去竞争力，便无利可图，自亦形成此兴彼落的景象。资本主义之间激烈的竞争，唯有强者存活。资本家绝非都能累积资本，故而才会不断地集中资本。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在亚、非、拉等边缘地区建立商业基地，至19世纪而大盛，形成以西方为“中心”（core）与以资源、劳力、商机支持中心体系的“边缘”（periphery） 。身处亚、非、拉边缘者，不免会视环球化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延续。所以若以现代世界体系来看环球化不仅不够全面，而且仍不脱西方中心论。实则人类文明并非一直由西方所主导。然则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stein，1930—2019）所谓的世界体系，无从普及，显然不足以称环球，只限于欧洲及其相关地区而已 。

自由贸易与商业来往固然是环球化的巨大动力，但至今尚无真正能够整合环球的经济。更值得注意的是，环球化的经济似乎在加剧贫富不均。自19世纪以来，列强之间的竞夺，向海外的扩张，反而使环球化几乎成为帝国主义的代名词，变得政治化，产生压迫、仇恨与民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欧洲世纪，民族自觉、集体安全、自由来往，似乎促进环球化，但情况并不如预期，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激化保护主义，萎缩了世界上的商业往来。法西斯主义的高涨引发二战，德、意、日法西斯帝国的惨败为美利坚世纪铺了路。战后美国借其庞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将许多事物推向环球化，诸如联合国、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的成立，急遽增加了环球的互动与相互依赖。史家马兹利什引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的话说：二战在亚洲与欧洲一样地烽火连天，是一真正的环球大战，可说是环球总动员，所以认为二战后环球史才进入新的时代，因人类的自觉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认知，都起了深远的变化 。但美国于战后想要的新世界秩序并未如愿，随之而来的是美苏对抗的冷战时代。冷战时代的核武竞赛也有环球性格，核弹不仅是洲际的，而且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美苏对抗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无论苏联代表的共产主义或美国代表的自由主义，都是具有环球性质的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理论，共产主义乃是全体人类最后的归宿，然而即使在冷战期间，共产世界内部也并不和谐，中苏由联盟到决裂，甚至武装冲突，最引世人瞩目。苏联帝国于1991年崩溃之后，终结两极世界。然而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既未能带领环球成为一体，也未能建立和谐的环球新秩序。所谓环球化实际成为美国化，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无不由山姆大叔掌控。国族间的矛盾与冲突依旧，南北贫富不均也未见改善，环球议题诸如通商、人权、环境、气候、疾病，不仅难以一致，而且更趋复杂。若要进而建立环球的“世界政体”与地球村，牵涉到消除国界、淡化国家主权，难度更高得不可攀，仍然是遥远的悬鹄，因为国家观念以及民族主义仍甚强固，各地区经济资源与利益分配不均，各国人民之间在思维与心理层面的鸿沟犹深，很难超越。尽管共同关切的环球性议题迫在眉睫，诸如地球暖化、空气污染、环境破坏等等；但往深层看，正在升起的“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并无迹象趋向相同的价值观，国际合作往往伴随国际竞争，也一直没有出现一个环球性的社会结构，国家体制也全无消失的迹象，主权国家仍然是无可改变的现实，联合国并无绝对驾凌会员国的权力，经济上快速的环球化并未带动政治上的环球化，快速的环球化同时也加速了世界上的分裂、不平等与冲突。毫无疑问，在环球化时代仍然存在无法忽视的差异性，文化上的差异反而有更趋强烈之势。英国当代社会学家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1946— ）就不乐观，如谓：“若无世界政府，文化整合是不可能的，而环球一国更极不可能出现。” 哈佛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更提出文明冲突论 ，直把世界分为几个相互对抗的文明，其壁垒分明的想法正好与环球化理念背道而驰。于此可见，重建真正的环球新秩序谈何容易？严格而论，超越欧美中心论的真正环球化，似乎仍然是初步的进行式。因而如何从欧美中心主义“解救”历史，才是迫切的课题。今已有美国史家注意到不能忽视欧美地区以外五分之四的人类，并肯定环球所有民族的历史 。

真正的环球整合是否可能达到，尚待观察。然日裔美国学者福山（Yoshihiro Francis Fukuyama，1952— ）有鉴于苏联之崩解、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获胜，迫不及待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他预期自由主义、法治、超越国族的理念将随环球化而传播环球。他所谓的“历史终结”原有所本，乃受到法国理论家柯瓦雷思想的影响，以为历史终结之后，人类将永享和平乐利的生活，所以福山视共产主义之终结使资本主义利伯维尔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将成为“世上所有政府的最终模式”（final form of human government） 。但事与愿违，所论旋被残酷的现实所推翻，并自认预判错误。事实证明，福山并没有盼望到全人类的完美归宿，而其本质仍不脱西方中心论，以欧美模式为全人类的归宿。福山希望“历史再重新开始”（to get history started once again） ，难道还是要继续坚持欧美中心之目的论？更有甚者，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居然想从环球化退缩，走反环球化的回头路，并不是因为经济萧条或威权主义复苏，而是发现环球化不一定是欧美化，于是国族主义抬头，如英国脱欧，美国重返孤立，以及法国右派领袖勒庞（Marine Le Pen，1968— ）之抨击环球化，真可以说是“历史的反扑”（the revenge of history）。

环球化固然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需要稳定的精神支柱。长期被世界忽略的中国，是否对此能有决定性的贡献？中国以大国崛起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且超越有日，势必扮演更重要的环球角色。中美两大国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必然攸关环球化的未来。然而美国显然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对中国之崛起甚是忌惮，美国的有识之士早已洞悉美国一意孤行的外交，可称之为悲剧 。更有学者指出，美国二战后五位总统持续的错误政策使得一连串的错失成为无可避免的希腊式悲剧 。十五年的越战损人害己已经是悲剧，中亚、中东战祸连年，遍地恐怖主义，民不聊生，造成罕见的大难民潮，更是美国自以为是政策所造成的悲剧。而今迈向环球化的时代，不图包容和谐，仍欲走回结盟围堵的老路，逆潮流而动，若不思返，再以扼制、围堵对抗崛起之中国，必将酿成更大的环球悲剧。

中国于积弱之后崛起，始终以“不称霸”自许，也就是不以一国之意志强加于别国，才能有环球和谐的希望。外人或以为韬光养晦，故作低调为说，殊不知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原有尊王黜霸的王道精神。中国在古代有其独特的睦邻政策，讲人道，求和平。圣贤之中几无人愿谈西方人所谓的“战争的权利”（the right of war），莫不知战争得不偿失，侵略战争尤不被允许。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许除了法家之外，无不崇尚天下太平，儒家与墨家最甚，即使是兵家，也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准则。在儒家政治哲学概念中，几无主张战争的余地。儒者爱好和平，讲究德治，君子之德风，草上之风必偃，着重以道德力量感化远近。动武乃不得已而为之，只针对黠傲不驯之辈，而欲强制不可悔改者，其目的亦在纠正其错误。国君劳师动众征讨，乃是和平绝望之后，没有办法的办法。如《尚书》所载，大禹奉命征讨轻慢典教、反正道、败德义的有苗，虽师出有名，但有一位叫益的人以“惟德动天，无远弗届”的话来劝禹，禹认为说得对，遂班师回朝，有苗讨而不服，感德之后，不讨而自动来归。表现出来的就是王道精神，充分说明儒家相信以至诚感顽的道德力量，不允许未有“威让之辞”，就“胁之以兵”。孟子更直言“仁者无敌”，盖仁者讨伐暴君，受暴君之害的民众必起而回应，迎接王师，故不劳征伐。

我们可以说，儒家都是“和平主义者”（pacifists），他们不仅反战，也不认同发动战争的权利与必要。孔子面对战争，谴责暴力，孟子更明言：“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 ，认为好战者要服重刑。孟子的“春秋无义战”，虽掷地有声，但尚有剩义，墨子《非攻》一篇，宗旨更加明确：“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墨子发明了非攻的真理：“所‘非’的，是‘攻’，不是‘战’。质言之，侵略主义，极端反对；自卫主义，却认为必要。” 侵略别人的国家是不义的，但为保家卫国而战绝对是正义的。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之中，普遍存在着和平主义思维。在此影响下，后来的中国人也普遍爱好和平。固然在动乱的战国时代，也有如商鞅尚战功者，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基础，但中国的传统并不赞同严刑峻法，在汉初已认为强秦之速亡即归因于其好战与无道。政治哲学家萧公权曾说，中国在两千多年前虽已放弃了商鞅，然而欧洲仍敬重马基雅维利，视为近代第一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 。不过中国人爱好和平并不是消极的，孔孟思想中对世界秩序具有正面的理想，即孔子所提倡的王道精神。王道就是用说理而非动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认为以武力要人就范，不足以服人心，唯以德才能服人。王道成为中国人最高的政治理想，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南辕北辙，因深信和平为最佳处理人际与国际关系的方式，对和平与正义共处具有信念，希望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和平与正义的世界秩序之中。

我们注意到两千年来重文轻武的传统，使现代人深感中国在军事上过于保守而少进取。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就觉得秦始皇修长城，明代又重修长城，虽然在军事上无多效果，却“生动地呈现了中国被困在长城之内的心态”（vividly expressed China's siege mentality） 。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也指出，中国长期积弱的原因或很复杂，“但至少由外表看来，东汉以下永未解决的兵的问题是主要的原因” ，也就是说中国缺乏尚武精神。但是王道精神不是消极地沦为别人刀俎上的鱼肉，而是积极地不仅要能自卫，而且要有能力维系世界和平。今日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远远超过日本，势必在世界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正可以王道精神来应对环球变局。西方强权以己度人，视中国之崛起将会以新霸权挑战旧霸权，甚至认为挑战之结果，战争或不可免，故不惜围堵，美国显然不能理解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平等互惠的“新型大国关系”。其实中国虽被霸权欺凌百年，但自振兴以来，亟言不称霸，实际上也没有侵略战争，只有卫国战争，在国际上亦绝无霸道行为，例不细举，如1950年岁末，美军不理会中国政府的警告，兵临鸭绿江，中国志愿军始出兵援朝，停战后即撤兵，而美军至今仍驻扎韩国。1962年印度根据英国帝国主义私订而不被清政府以来中国政府所承认的边界，不断挑衅，解放军一战而胜，却以全胜之师退回原点，并将缴获的武器等战利品归还敌军，为西方霸权史至今未闻之例，王霸之别，十分醒目。

中国在非洲之经营也大异于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的作为，欧洲强权派总督管理，掠夺资源，占据市场，奴役劳力，被殖民诸国至二战后始逐渐得到解放与独立，而中国之援助非洲，在政治上绝不干涉内政，在文化上平等交流。当埃博拉（Ebola）传染病在西非肆虐，中国使馆不仅未撤走一人，而且迅速驰援，规模之大，效率之高，为他国所不及。在经济上互惠共荣，帮助落后的非洲大陆进行规模宏大的基础建设，诸如铁路、公路、港口、机场、油管、学校、运动场、引水系统等项目。最瞩目者为2017年初完成的从红海边的吉布提（Djibouti）共和国首都吉布提市到埃塞俄比亚（Ethiopian）联邦共和国首府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752.7公里的跨国电力化铁路，将三到四天的旅程缩小到十二小时，为非洲大陆的创举。长久以来非洲的基建十分落后，经济发展迟缓，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皆无意愿冒风险投下如此庞大的人力与物力。吉布提市港口自由区主席哈迪（Aboubaker Omar Hadi）赞赏中国具有西方所没有的“远见”（vision） 。霸道只讲近利，王道才会有利人利己的远见，当地受惠者自能体会到王道与霸道的区别。

最令环球注目的是，中国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资本为1000亿美元，章程文本已完成讨论，有57个创始成员国，于2015年6月底在北京举行亚投行章程签署仪式，年底前正式成立，倡议合作发展的理念，迈向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计划。所谓“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Silk Road Economic Belt）和“21世纪海上丝路”（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的简称。此一计划将依靠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多边机制与区域合作平台，连接亚太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贯穿整个欧亚大陆，形成中国与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的大通道。中国是历史上著名的丝国，世人皆知，当年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艰险，犹商旅不绝于途，而今“一带一路”合海陆丝路为一，由铁马奔驰，海轮运送，跨越华东、华中和华西，连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并且向中亚、东盟、南亚、欧洲以及非洲延伸，缩地以万里计，突破旧时代山海与沙漠的阻隔。无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应对危机，增进和平，规模远非古丝绸之路可比，足以打破被分隔的区域经济模式，彻底改变点状，不仅将有利于加快中国经济转型与升级，同时提升从东到西许多贫穷国家的经济，互惠互利。所以当“一带一路”倡议一出，各国怀古思今，知乃利人利己的双赢盛举，纷纷响应，唯有美日因意识形态与反中情节而置身事外。如此举果能成功实现既定的目标，真可为环球带来乐利与和平，形成真正和谐的环球化，为环球化开一新境，同时亦可证明王道之可行也。

王道、霸道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五四之后，中国人倾心西化，崇尚西方价值。“道”乃达到目的途径，如以人类的福祉为目的，唯有王道可行，而中国文化藏有丰沛的王道意识。王道的实质内容不外乎仁义道德，现代人视之为空泛的说教而不入时流；实则广博爱人、无私而彼此感通谓之仁，但绝不容忍害群之马，姑息恶徒，孔子所谓“勿求生而害仁”。办事办得客观公正而非常合宜谓之义，与主观的一意孤行正好背道而驰，而义与仁又不可分，在儒家学说中往往两者并称。循路而行谓之道，《周易》有言：“道有君子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是知“道”有两途，恰似王霸两道不相为谋，霸道不顾他人，只图一国之私利，而王道则不为私利而欲“存亡继绝”，维护公众的秩序与安宁。王道长，霸道才能消，世界才有可能实现太平，成为人类共由之路。德者，得也，所谓“内得于己”，就是人类有天赋的良知，能够反躬自省，有所戒惧而不蹈覆辙；“外得于人”，就是自身之外得到外在的成败经验，两者相合不仅是做人之道，且是处世之道，得到共同的是非之心。如世界各国之间以仁义道德为最高准则，王道行矣！其实西方也有学者认知到环球化需要“迈向较高的道德”（toward a higher morality），从多元文化中吸取共同的价值，形成更加重视“人道”（humanity）以及视违反人性的罪行为公罪的“环球文化”（global culture），以重新建构理想的环球人文 。我们从经验可知，霸道不可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只会带来冲突与战争、灾难与痛苦。环球化若能推行以王道精神为基础的新秩序，将一新世人耳目，赢得环球和谐的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遍及五大洲，辽阔的战场无疑提升了环球互动的层次，美国的崛起更使英语成为环球通用的语言，战争的需要加速科技研发与工业生产，其成效不限于军事，如新型飞行器与通信设备，使环球人皆受益，更不必说惨烈的大战之后，莫不期盼世界和平与环球经济的成长。虽然战后长期冷战，美苏两大集团因意识形态之争，似乎将环球一分为二，有违环球趋势，但对峙的美苏，所谓自由世界对抗共产世界，各有其不同的环球化思维。苏联的崩解随即又加速环球化的进程，美国虽赢得冷战，然环球化并未等同美国化。战后七十年来科技的突飞猛进，特别是民航的蓬勃发展，输送难以估计的旅客与物资，跨越国界洲际；计算机与通信网络的普及，使“天涯若比邻”不再是诗意的想象，而成为生活的现实，似乎这才是真正的环球化世界。战后殖民主义的消失与新兴国家的兴起，使环球化更加多元，金砖五国的经济发展多少减弱了欧美主导的环球经济。中国提出宏伟的“一带一路”倡议已付诸实施，很可能会促进环球贸易的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升级，改进沿线诸国的基础设施，拓展双边投资，深化金融合作，互利双赢，或将是经济环球化的完成。至于文化的环球化通过电视、时尚、连锁店，促成衣食住行育乐消费方式极为类似的大众文化，因此不能低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也不能高估，其他文化的贡献不能抹杀。然而涉及宗教与价值观的方面，仍未见趋同的迹象与可能。如此环球史才能更上层楼。

其实环球化并不必然导致单一的文化，而应是在“寰宇性”（globality）的认知下增加接触，减少分歧，趋向各种不同文化的组合。人文世界不必要像自然界那样一致而有规律，但不可不面对多元文化如何协调与合并的问题。19世纪德国历史哲学家赫尔德有言：人类有语言、习俗、性格之异，不必强同 。赫尔德虽不及见前所未有的环球化进程，他所说的语言、习俗、性格之异渐趋淡化，但这些差异不可能完全消失，也无消失的必要。更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经验具有特殊性。清末民初的章太炎无意中呼应了赫尔德所说：历史乃是维系一个国家或文化特色最关键的要素之一。在此一意义上，一国之史乃国之精髓，国家赖以生存与持续 。特殊的历史经验使语言与心灵表达绝然异趣 ，诚如太炎所说：“社会之学，与言质学者殊科，几何之方面，重力之形式，声光之激射，物质之化分，验于彼土者然，即验于此土者亦无不然。若夫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断可知矣！” 章氏之言一如意大利哲人维柯之区分“心界”与“天界” 。即使有朝一日，环球化打破国界种姓，特殊的历史也不会消失。然则各国的特殊历史必然能在环球化的进程中留存，而不至于影响环球的和谐，反而能有助于相互了解与补充。各自异趣的历史与文化若能在环球化之下欣欣向荣，犹如思想史大师伯林所说的“文化多元论”（cultural pluralism），环球的多元文化可以防止单调无趣的一元文化霸权，以及武断的唯一真理。真正的“环球主义”（globalism）并无须全然“普世”，文化的特殊性无法铲除。仅仅靠科技与交通显然不能使世界融为一体，还需要经由不同文化之间在理念上相互了解，获致共同准则，才能顺应环球化。环球化的进程至今主要仍由西方推动，但环球共同认可的准则，必须经由相互了解、容让才能适用各国家、各文化。欲达此目的，必须要在互动日益频繁的世界里，洞察各民族与文化的异趣。货真价实而有效的“寰宇性”的建立，不能仅靠政治上的合作与经济上的整合，而还要认真对待东西文化之异与南北地域的差距。

未料2017年美国新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1946— ）上台，强调美国第一，回到孤立主义，逆环球化趋势而行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于同年1月17日参加在瑞士召开的达沃斯（Davos）世界经济论坛，在开幕演说中谈到“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力挺全球化，称全球化不可逆转，应该继续支持自由贸易的发展，向保护主义说不。他说：“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听众都听得出来，习近平在不点名批评有关国家领导人。中国成为环球自由贸易的领头羊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习近平的达沃斯演说，无疑引得国际政治与企业界领袖们的热烈认同。在习近平演说后的第三天，德国的一位企业家龙博望（André Loesekrug-Pietri，1972— ）在一百多人的午餐会上，当众预测“新时代的到来”，他说，“我们听到中国的领导人正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We heard a Chinese president becoming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媒体也有报道：美国将把世界交给中国，让中国填补美国在经济、外交、环保各领域留下的空当，中国将因而取得环球化进程的领导地位 。若美国果如特朗普所作所为，放弃其世界领袖地位，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似应责无旁贷取而代之。冷战时代距今未远，当然有不少西方人会觉得非常吊诡，一位共产党的领袖宣扬利伯维尔场与资本经济环球化，资本主义的美国总统反而高唱保护主义，听来难以置信，但事实胜于雄辩，环球化的浪潮似乎莫之能御，唯具有眼光与胆识者才能成为弄潮儿。中国若果真主导环球化，或可以“一带一路”倡议奠定互利双赢的经济基础，以弭兵息战、公平正义为精神支柱，促成不再讲西方的霸道而讲中国王道的世界，将是中国对全人类莫大的贡献。若然必先加强相互了解，关注全体的福祉，世界各国、各地区情况复杂，而历史是最好的沟通管道，环球史势必益趋重要，而中国亦将在环球史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环球的互动既非西方历史所能涵盖，“环球史”（global history）之概念也已经受到重视，势必有别于既有世界史的“独视眼之见”（cyclopean vision）。环球诸国各有其历史，同样具有价值。如何以环球的视野观照人类的历史？超越旧世界史格局的环球史应该如何写法？后现代理论挑战西方中心论，有助于发展不以西方为中心的环球史论述。长久以来所谓“世界史”（world history）无论在观点上或内容上无异是“西方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west），难称世界史。例如威尔斯（H. G. Wells，1866—1946）著名的《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虽声称是“一部单纯的人类生活史”（being 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但书中对早期中国只见轻描淡写，自认“中国史对欧洲人而言所知甚少” 。即使仅以西洋史而论，也不甚理想，雷海宗曾有严厉的批评：“书虽名为世界史，实只头绪错乱参杂质的西洋史。” 然而威氏《世界史纲》的汉文译本（初版于1928年） 在二战之前的中国，颇为风行。二十五卷本《史家世界史》（The Historians’ History of the World） 虽拥有大量的材料，但无非是许多国别史的综合。加拉第（John Arthur Garraty，1920—2007）与彼得·盖伊合撰的三卷本《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第一卷是各区域史的合编，其余两卷则是编年史，中国史部分不断被切割 。曾享盛名的汤因比完成十卷本《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几乎包揽人类所有的文明，但其论点颇多争议，于中华文明尤多误解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撰《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论述西方于竞逐中崛起，几乎包括环球所有之人，并批评汤因比、斯宾格勒辈误将西方文明等同文明。不过麦氏将环球史终结于美国之强盛，又不免落实于中心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撰的世界史也不理想，并未受到学界重视。其余在西方制作的所谓世界通史，皆不足以言全，更不能说通，也不能用西方现成的国家观、文化观，以及西化、现代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概念来概括与书写。中国的周谷城教授曾出版一部《世界通史》，试图聚焦于各地区的国家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特别是欧亚之间的关系。周氏有意突破世界史的欧洲中心史观，不认为世界史是西方文明向世界各地传播的历史。但周氏并未完成其预定的计划，只写到工业革命 。

撰写一部包容环球、统合多元历史文化、具有世界观点的环球史，不能再凑合各国史而成，而是要呈现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也就是环球进入密切互动时代的历史。然则环球史应如何展开？首先必须突破传统国别史与地区史的研究方法，不必从事国别或地区史的基础研究，而是基于国别或地区史家已有的研究，比而较之，明其大势所趋，知世变之本质与意义。环球史包揽广泛，欲避免泛滥无归，不可没有统筹人类不同经验与视野的架构，否则便无环球一统的历史。然而架构不宜套用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理论，否则仍不脱西方中心主义。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自不能排除在环球史之外，自亦不能忽视伊斯兰文明的重要性。然而欧美无论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仍具有无可匹敌的影响力，欧美中心论述仍甚植人心，难以摆脱，即使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会，现代西方文化仍如草上之风，不自主而自偃。然而让非西方国家参与环球史，不是排斥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而是如何兼收东西各国、各地区不同的历史经验，作为单一的叙事。

环球史应从何时开始？地球上人员的来往可能发生得很早，但是比较密切而有意义的来往有一定的发展势头。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在公元1000年之前人类仍在隔绝状态，无论人口移动或商业来往，莫不受制于地理与科技条件。因不能远航，只能在邻近地区之间接触，或可称为“环球史的史前时期”（pre-global history）。之后互动的地区逐渐延伸，才有较为广泛的地区之间的往来，如中国著名的丝路连接欧亚。丝路主要是商务，但宗教与文化也随丝路流布。不过对广大的人类而言，仍只有部分或短暂的意义，可称“环球史的雏形期”（proto-global history）。从13到15世纪，欧、非、亚三洲之间有了来往，人类之间的移动，特别是陆地通商与海上贸易，日渐频繁，渐渐从隔离迈向交往，始有大批商人、传教士、冒险家，以及寻找职业的人，跋涉长途，走向遥远的异乡。在此时期有马可·波罗来华，郑和下西洋直达东非，蒙古建立欧亚帝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1480—1521）绕过好望角，进入亚洲与太平洋，最后跨越太平洋连接到美洲，可说已迈向环球，但仍未出现地区与地区之间交往的机制，更未能扩及环球，可称“环球史的初期”（preliminary global history）。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要到18世纪才纳入环球的视野，至此地球上任何孤立的地区成为例外。

造船与航海技术于16世纪之后的进步，地理与新航路的大发现，纳入美洲与大洋洲，文化的传播突破许多地区的孤立状态，出现环球史的新页。除了人员与商务往来日趋频繁之外，疾病也随之环球传布，以及农作物交换，所造成的影响都有环球属性。国际性的庞大商业组织也应运而生，如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相继出现，使环球贸易与交往产生革命性的变化。然而从环球观点视之，此一时期仍有其限制，长途远行不仅旷时日久，而且风险较高；文化接触虽然持续，但相互影响乏善可陈。工业革命的18世纪使环球史进入新的里程碑，然为强大的西方势力所笼罩，大英帝国成为环球的霸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主宰环球的同时，普世的人道主义也引起广泛的注意，例如谴责跨越大西洋的奴隶贩卖制度，然对奴役弱小民族的道德谴责，仍未能掩盖难以磨灭的种族歧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的流行，强调适者生存，不仅视弱势族群理当被淘汰，而且成为“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不啻是弱肉强食的世界。

19世纪中叶以后，科技的跃进，苏伊士与巴拿马运河的开凿，运输的便捷，通讯与新闻传播的快速，1863年国际邮务的开通与国际红十字会的建立，1864年第一次《日内瓦公约》的签署，20世纪初海牙国际法庭的成立，以及诸多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呈现新一波环球化的趋势。不过国族主义势头仍然强势，列强竞向海外扩张，夺取环球资源、劳力、市场，形成“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以坚船利炮，向世界进军，而弱国被迫走向西方所主导的环球世界。于是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乃是弘扬国族主义的国别史之天下。但是列国相争导致欧战，被称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大战将环球分为互不相容的集团，战后各国厉行护照签证，逆环球化而行。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幻灭，美国退缩到孤立主义，国联（League of Nations）有气无力，无力约束强势国家的侵略。1929年经济大恐慌更导致关税壁垒，国际贸易大幅度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惨烈，更令史家致憾于国族主义的煽风点火。总之从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可称是环球史进程的“大倒退”（the great retreat）时期 。战后成为美苏两大集团东西对峙的世界，苏联瓦解，美国也未能一统纷扰的世界，中国崛起走向世界，世界进入环球化与反环球化竞逐的时代，环球史的新篇章犹待落笔书写。

环球史固然必须陈述环球史发展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必须充实环球史的内容。英国著名史家卡尔在其名著的一章《开阔视野》（“The Widening Horizon”），提到汉学家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1922—2013）在其1953年就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的就职演说时，曾指出中国史应纳入主流史学，但这一建议被剑桥大学的历史系置若罔闻，卡尔对此感到遗憾 。环球史若得时间绵长、内容丰富的中国史之积极参与，必增光彩。换言之，中国史对历史写作应有所贡献，以便建立如当代环境史家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1954— ）所谓的“既多元而又可行的全人类的网络”（a pluralistic and plausible“human web”） 。中国的特殊历史经验无异能为环球相互了解提供极具价值的知识，网络的互通已拥有人类历史的中心地位 。时至20世纪，对许多西方的政治人物或知识分子而言，中国依然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中国史虽于二战后在欧美主要大学中被作为课程讲授，但仍被视为地区研究的一部分，尚未融入整个人类历史之中。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大开西方学人的眼界，并打破文明同源说 。何炳棣对中国农业起源的研究，特别是《东方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East）一书更巩固了中国文明别有渊源之说 。今日中国在环球化的时代崛起，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联系、互动、理解，以及建立共同准则，益见重要。互联网大大增进了信息的传播，而历史知识是最好的信息。世人可从历史的镜子里洞察中国的面貌。在此意义上，中国史的参与有助于环球和谐，减低疑惧而能在环球化的过程中追求共同目标，增进共同价值，庶几建立属于世界性的人网，以友谊与合作而非敌对与对抗联系各国人民。然则历史知识足以为认识与和谐当前世界的经世之用。

新的环球史的写作不能再按旧世界史的体例，以西史为主而后穿插片段的其余各史，无法融为一体；也不能按历史哲学的写法，将整个历史的发展纳入特定的理论或公式之中，实则绝大多数的理论由西方历史经验而来，以偏概全，更不免有可能再度坠入西方中心论的陷阱，无法自圆其说。环球史理当充实环球的具体内容，将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天衣无缝地纳入环球史，固然并不容易，却值得尝试。今日之史家大都是专家，专治一端，范围较窄，鲜能掌握具有环球性的历史知识，而近年流行历史知识的解构，将历史知识零碎化，皆与环球视野背道而驰。此外民族主义声势未减，也难以追求公平正义的环球观点，然而环球化时代毕竟需要环球史，而环球史的写作由于跨国、跨地区，牵涉广博，不能不大量依赖相关的专业作品。再由于环球化至现代始盛，自当重近略远。最重要的是随着环球主义的成长，使各国、各地区不同的人民与多元文化俱出现于地球村里。在时间的架构内，分述具有明显环球意义的气候与环境、疾病与卫生，以及人民苦难等不可或缺的具体环球议题。这些议题至少可以超越现代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架构”（ideological framework），诸如世界体系、发展理论、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等等，也可避免种族、国家、宗教、文明等中心论，足可为未来的环球史提供丰富的内容，再由新内容形成环球论点。在此谨先提出三大环球议题，说明如下。

自然环境对人文的影响无疑是环球属性的，人与环境的互动也有世界性的含义，唯有环境史才能真正具备环球视野。有学者认为环境史或将改变人类对历史的理解，然而环境史家虽知生态乃环球属性，仍未能真正将地区环境联系到整个世界史之中 。人类在地球上行走，无论经商、求食、传教必然会将一地的动植物以及细菌带到另一地，而在新环境中滋长。最值得注意的是，从19到20世纪的一百年中由于人口剧增，大批欧洲人向世界各地移民，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无远弗及。北美进入19世纪时，仅有500万白人与100万黑人，但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四十年间，就有5000万人跨越大洋前往新大陆，人数之多史所罕见。墨西哥以北的北美大地，欧裔占了80%，可见英国人在北美的殖民政策相当成功。赤道以南的美洲也是欧洲移民的天下，巴西一地在此百年间移入550万人。欧洲人在南半球的新西兰，几乎占了十分之九的人口。约略同时，俄罗斯也有500万人移民到西伯利亚。白人蜂拥而至美、澳，他乡虽远但气候与故乡略同，号称“新欧洲”（Neo-Europe）。欧洲白人凭其优越的武器、组织与热情，无惧当地种族与文化之异，将富饶的新大陆建成为世界的一大粮仓，以1982年为例，出口农产品价值即高达2100亿美元，其中加拿大、美国、阿根廷、乌拉圭、澳大利亚、新西兰六国就有640亿美元。由此而言，欧洲帝国主义在现代扩张的成功尚有生态因素，且有“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之说，欧洲生态帝国主义在新大陆可称极其成功，然而不论农业多成功，并不能排除最终供不应求之虞，亦势必付出水土大量流失、地力减损的代价 。换言之，自然环境与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何善用仍是环球史不可忽视的议题。中国辽阔的环境在历史上的变迁，自然也应该统合到环球史之中论述，大气、海洋、气候、土壤等因素不受国界所限，环境影响生物与人文也不受制于文化的隔阂。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诸如开发、滥伐、污染、有意或无意的破坏生态等等，也不容忽视。各地区的情况虽未必尽同，但值得比较与统合。明人刘基称利用自然资源犹如“天地之盗”，为了妥善利用有限的资源，宜能“善盗” ，一语道破利用自然资源与保护自然资源间的矛盾与解决之道。由于人口不断增长，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要开发与利用自然环境，但一旦开发，增进农地，拓殖边疆，密集种植，建设水利设施等等，难有止境，及至当代工厂林立，铁路纵横，空港矗立，处处显示建设的成功与文明的进步，隐而不显的是破坏环境的代价。开发与保护孰轻孰重的辩论持续不断，20世纪由于工业的发达，环境受创甚巨，但先进国家利用科技也解决了不少环境污染问题，然而仍然难解气候持续恶化的问题，其将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当大自然凶恶反扑，岛屿消失，城市淹没，则悔之晚矣。发展原是为了生存，若发展危及生存，便失去发展的意义。此一危机意识终于导致2015年巴黎气候会议的一些成果，希望能够永续经营地球。人类不断“盗取”自然资源以为我用，能不明“善盗”之理吗？

人类在地球上生存已久，在历史上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至关重要，如何处理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乃环球问题。故环境史的书写，必须要以环球的视野来观察地区动态而后统合之。中国历来面对复杂的环境，应付灾变，疏导洪水，拓垦荒地，修建运河，治理黄河，都是尽人事而应天变的大工程。明清时期影响中国环境深远的“小冰期”（Little Ice Age），乃17世纪全世界的普遍现象，覆盖之下，无远弗及，中国大地自不能幸免。中国人历来对自然环境变迁的看法、反应与治理，必可丰富整个世界环境史的内容；交换中外的生态信息，更能完整显示自然伟力对生态环境留下的痕迹，使读史者更能理解气候变化、植被与动物的分布，以及在历史空间里土地形态的转化。历史上的生态变迁足以对生灵与文化留下难以磨灭的后果，诸如疾病与瘟疫、森林的消失以及旱涝成灾。中国历史上的生态无疑有助于理解自然环境自古至今环球性的变迁过程 ，如：近五百年来，中国森林覆盖的面积锐减甚速。明代开国之初，华北森林仍然茂密 ，经人口激增与城市发展需要大量燃料和建材之后，林木逐渐耗损。久而久之，长城沿边的森林大幅减少，森林砍伐到明末已深入四川、贵州、云南等偏远地区 。林木覆盖面积的锐减改变了土地形态，造成近代中国严重的沙漠化以及旱涝等灾害 。为了耕种清除林地，势必缩减各类动物的生存空间，许多物种包括熊猫在内在17世纪就已面临灭绝的危机 。明清时代的黄河以南地区，广阔的森林地带明显缩减，成群的华南虎为了觅食，进入乡镇伤人，曾有老虎进入杭州住宅区的记载 。晚明时期江南虎患甚炽，一直延续到清朝。在乾隆皇帝执政的18世纪，乡民仍需设置捕虎的陷阱，以策安全 。至清朝中叶，由于不断地猎虎，虎踪渐稀，最后凶猛的老虎几成面临灭绝的动物，成为另类的生态危机 。所以在中国为了经济发展与增产，人们也不惜与山争地，与湖泊争地，遂令湖山遭到损毁，容易发生水患；因森林面积的锐减，激化水土流失，导致河川淤塞，以及不断引发损失惨重的洪水泛滥。于此可见，水灾好像是天灾，实际上多半是人祸。明清五百年间，并非无人警觉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许多官员或士人都曾觉察到生态环境恶化所带来的危机，并屡作建言，但由于发展之需，为民生经济所迫，只注意开发而忽略环保，使生态不断恶化。常言道西方文化重人力胜天的思维，使得生态失衡，湖泊海洋遭遇到污染，生物灭绝，人类生存也受到威胁；而东方素尊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大自然为友，故能爱惜万物，反对杀生 。但事实并非如此，天人合一的思想并没有减缓中华帝国生态环境的恶化，中国像其他文明一样，开发与社会经济的进步也曾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快速的经济成长，一度使江河污染、城市雾霾、气候异变益为严重。中国历史上的生态观，包括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意识、生态政策，以及疾病对社会文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无疑能使全球的环境议题得到更平衡而完备的历史知识。环球生态学仍然是正在发展中的课题，需要跨文化的挹注。若无充分的中国生态史的内容，环球的环境史不可能完整，只能具备地区性的意义，欲理解自然对人生的诸多影响，必须要迈向跨地区、跨文化的大道，才能以史为鉴。

疾病的传播无疑跨越疆域国界，自是环球史的重要议题之一。从历史记录中可知，例如腺鼠疫曾三次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第6世纪的中东与地中海。第二次14世纪流行的所谓黑死病，亦即是来自东西伯利亚的鼠疫，造成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死亡，伦敦在1348年全城几乎一半人口丧生，至1665年伦敦更笼罩在更凶恶的黑死病阴影之中。第三次发生在19世纪末的广州与香港，数年之间从香港传布到包括印度、越南、日本在内的亚洲大部分地区。进入20世纪后，国际商船的来往，又将鼠疫传染到欧美各口岸，疫区较前两次更为辽阔，几乎涵盖全球 。鼠疫疑似在中国的北朝流行过，其仅仅是传染病之一种，任何疾病都可随人员的往来而相互传播，即使是少数旅人所夹带的病原体亦可以广泛地传染，造成严重的后果。哥伦布于15世纪末来到新大陆，带来美洲土著从未免疫过的天花、麻疹、霍乱等传染病，导致大量人员的死亡。欧洲原无梅毒，意大利纳普勒斯于1494年流行的梅毒，很可能是哥伦布海员从美洲带回来的 。这些疾病的传染当然不止于欧洲、非洲、美洲，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也无可幸免。梅毒、天花等疾病也都波及中国。欧战结束时爆发的流感，一年之间全世界有上亿人丧身。于此可见疾病传染史必具环球视野始能窥得全豹，而瘟疫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绝不限于医疗史的范畴，对城市、经济、社会以及文化都有深远的影响，甚至关系到社会的兴废与国家的存亡。

美国史家威廉·麦克尼尔在其名著《瘟疫与人们》（Plagues and Peoples）一书中，展示了疾病具有很多历史意义。西班牙人于16世纪以数百人入侵墨西哥中部地区，当地的印第安阿兹特克（Aztecs）部落有百万之众，竟不能抗拒。传统的解释是土著敬畏欧洲白人如天神而不敢抵抗，但麦克尼尔疑之，因白人虽有凶猛的枪炮，但入侵者的人数与弹药均极为有限，如果众多的土著合力抗拒，入侵者必不能久，更何况阿兹特克乃中美洲一个稳定帝国，农业颇为发达，宗教有传统，也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为何不能抵御？麦克尼尔从当时的记录中发现，当土著初步击退入侵者后，突然大量人员感到不适，原来西班牙人身上所带的天花病毒，无意间传染到阿兹特克人，所以真正使土著不敢也不能抗拒的是疫情扩大。麦氏指出此非孤立事件，认为“瘟疫现象”（the phenomenon of the pandemic）才是导致北美、中南美、欧亚等地土著感到“畏惧”而无力抗拒白人入侵的真正原因。麦氏的结论颠覆了固有的历史解释，他说：“若无天花病毒，西班牙人无法征服墨西哥。” 疾病史观无疑开拓了历史研究的视野，使我们看到蒙古征讨南宋时，在合州钓鱼城久攻不下，包括统帅蒙哥在内的蒙古将领多死于军中，是否与在四川激战期间遭遇“军中大疫” 有关？若然，或可为蒙古大军劳师无功别进一解。南宋王登所率的防御部队遇到蒙古染疫之师，连主帅王登也染病暴毙 ，或也可进一步解释当时四川与襄阳一带人口的大量消失，除战争伤亡外，或更多由于疫病肆虐之故 。

疾病影响到身体的健康，身体状况的好坏影响到一个人的智慧、判断与决策，自无庸疑。对具有影响力的人而言，他的身心健康不仅能关系到个人的成败，更有关国家的荣辱，甚至全人类的祸福。开赴前线的战士须经身体检查，但派遣战士的决策者往往不知其身心是否健全。决策者如身体不适，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决策错误，可鉴之先例不少，如：英国首相张伯伦以重病之身取得《慕尼黑协议》，以为和平在望，结果为希特勒所愚弄；病危的罗斯福签订《雅尔塔密约》，邀苏军参战，误判情势，使斯大林得利，中国受损；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1888—1959）住院接受重大外科手术期间，作出有关中东的重大决策，遗患无穷。欧战后有一位著名外科医生有鉴于此，认为“医生有可能改写整个历史篇章” 。此话或言过其实，却不容小觑。

疾病确实有时可发历史解释之覆，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原人士向南迁移的速度甚缓，非经重大事件如五胡乱华，不愿移往气候温和的南方，使人有点难以置信。传统的解释每以华人安土重迁，不愿远离祖宗庐墓为说。然而麦克尼尔指出华南气候比华北温和，生长期较长，雨水充足，无黄河流域干旱之虞，宜于农耕。他指出阻碍南进的不是政治、文化或军事因素，而是疾病。湿暖的华南远比干旱的华北易于生长寄生物，有许多南方的寄生物无法在干旱的北方生存，所以已经适应北方环境的人，必须面对严峻的、完全不同的新环境。麦氏认为南进的中国人必然受阻于疾病的威胁，当许多人染疾身亡，其他人势必却步。欲定居南方必须先要克服疾病。所以麦氏判断阻止中国人从华中移往华南的主要疾病是疟疾 。麦氏以历史病理学解释中国南方开发迟缓的原因，有其说服力，也开拓了历史的视野。

史家若认识到疾病在历史文化互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必须聚焦于环球视野，并加强以染病模式来解释环球变化的史观。当一个国家派遣探险家、殖民者、贸易商，同时也派遣了病原体与疾病。麦氏更大胆以“寄生说”（parasitism）来解释环球史，认为一群人掌控食物，强迫另一群人提供所需，是一种“巨生物寄生”（macroparasitism），可与微生物寄生人体作对比，就像“微生物寄生”（microparasitism）人体以获取养分。麦氏指出寄生形态在历史上的变化影响到世界各地所有的人。简言之，他的生态史观有三大指标性的进程：一是人类的祖先进入食物链的顶点；二是人类进入地球上较凉、较干旱地区；三是农业的建立。然而农业的成功却增加了感染的机会，不仅是灌溉耕种建立供水系统，会滋长种类繁多的微寄生物，储藏粮食又易遭鼠类、昆虫与霉菌的侵蚀，而且也为“巨寄生物”铺了路，也就是劳动者为不劳动者提供粮食，两者相互依存的关系，很快就会发展成难以解决的剥削关系。盖因农民依赖灌溉耕种离不开田地，受制于地势所必然，很容易成为被征税或讨租金的对象。因此文明社会无可避免划分为寄生物与宿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

地球上的人民历经劫难乃环球普遍现象，然书写相对较少，自应是未来环球史的主要内容。所谓“劫难”（disaster），乃指历史上灾难性的事件造成大规模的破坏、人员丧亡，以及毁灭性的后果。约而言之，大的劫难有二，无非是天灾与人祸。天灾乃大自然的灾害，诸如地震、海啸、火山爆发、台风、龙卷风、旱涝、传染病、蝗灾等极端气候与灾害等造成对人类的劫难。大自然的伟力难以预测，难以控制，解决之道唯有加强预测，以及研究环境保护之道，减少大自然的反扑。

人祸在人类历史上一再发生，不亚于天灾；而天灾往往因人祸而起，从历史经验可知，人类经常为了发展不惜牺牲环保，使问题愈来愈严重。时至今日，地球暖化问题已经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同时人口又激增，1950—2000年间人口从25亿增到60亿。都市化更使人口密集于大都会，城市增加了600%，也平添不少安全问题。现代科技有助于生活的舒适与预测性控制灾难，但工业化也带来全世界的工业污染问题；快速的经济发展，造成大规模的雾霾，严重危害人身健康。核电厂是清洁的能源，但人为的错误可能造成广泛而致命的灾难，且已屡见不鲜，骇人听闻。

最难以理解的人祸是战争，人人向往和平，可是文明的进步不但没有减少战争，反而因科技的发达，杀人的武器越来越凶恶，且有可以毁灭整个地球的核武器。近年复有令人惊悚的恐怖攻击，伤及无辜。每逢战乱必有难民，在2015年就有叙利亚难民潮，百万之众逃亡欧洲，或死于海难，惨不忍睹。这等劫难必当入史。中国在历史上像他国一样充斥叛乱、战争、瘟疫以及自然灾害，但人民受灾、受害、受难的苦难情状少见入史。近则十四年的抗战，远则太平天国战争，史家多载战役的胜败而少记录受战争之害的平民百姓。试举太平天国战争为例，为时长达十四年，可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内战之一，受难者不下两千万人，而大量史册所载多半是战役、制度、理念，很少提到战争暴力下人民的创伤 。当太平天国结束时，东南富庶之地满目疮痍，昔日繁华的城镇几无人烟。一如翼王石达开的诗句所说：“我志未酬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 此一人间悲剧始自洪秀全1851年1月的金田起兵，一开始双方伤亡皆众，所用兵器不仅仅是弓矛，且射洋枪发洋炮。1852年4月的永安一役，4名清将阵亡；桂林之围，乌兰泰伤重而亡，死伤的士兵与平民更难以估计；1853年正月武昌城陷，巡抚以下官员不是战死就是被杀；当攻下南京时，总督陆建瀛与2万旗兵几乎尽被杀戮。苏州陷落时，巡抚及其10余下属自尽，20%～30%之居民被杀害，另外20%～30%之人跳井或悬梁自尽。富裕的苏州在战前的1830年约有340余万纳税人，到战后的1865年只剩下120余万，几乎损失了2/3的人口 。太平军方面，伤亡亦重，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均于早期战殁；太平军于1855年自南京北伐，全军覆没，而西征先胜后败，在武昌拉锯战多年，至1854年10月14日武昌易手时，死伤数字难以估算 。1856年太平天国内部的自相残杀，惨烈不下于恶战，当北王韦昌辉与燕王秦日纲奉天王洪秀全之命突袭东王杨秀清，东王本人，包括妇孺在内均遭杀害。杨秀清的首级被高悬竹竿示众 ，当时充当佣兵的爱尔兰人亲眼目击“极其恐怖的杀戮”（horrendous slaughter）：“有些地方尸体堆积五六尺高，有的是自己吊死，有的被炮弹严重灼伤致死。”一周之后，又见到成群之人，或五或十或百或千被绑赴刑场斩首 。洪秀全又诱杀东王的6000卫士。此后三月，凡与东王有关者，包括500女兵在内，都被赶尽杀绝。1856年10月初，石达开从武昌到南京，对残酷杀戮表示愤怒，寻即遭到威胁而逃离天京，然其家眷仍不能幸免于难。此一天京血案，据估计至少有20000人丧身 。天王虽杀北王与燕王，仍不能平愤，内斗与自相残杀不断，犹如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无端之苦难”（pointlessness of suffering）。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最后于1864年7月19日攻破天京，三日恐怖的巷战，太平天国男女死伤无数。忠王李秀成辅助幼主出逃，被捕后，均被处死。研究太平天国的汉学家梅谷（Franz H. Michael，1907—1992）指出，杀俘是由于太平军之狂热与曾氏兄弟之策略 ，但无可忽视的是悲惨的结局。长期战争不仅造成无数伤亡，而且使繁华之东南残破不堪。一个外国商人发现战后苏州几乎是空城，到处见有腐尸与白骨 。在18世纪富裕一时的扬州也被太平天国战争所摧毁，战后的瘟疫更增添了死亡率。一位于1853年2月至7月住在扬州的无名氏目击城陷，记下战后瘟疫使尸体堆积如山，阻塞巷道 。当清军于1861年9月5日攻克安庆时，16000余名太平军无一生还。翌年英王陈玉成被俘后，于6月4日被处死。石达开孤军奋战六年后，穷途末路，在四川投降，希望能放过剩下的2000名部下。然而他以33岁英年被凌迟处死后，属下无一幸免，残酷的杀俘事件引起在华外国人的抗议。事实上政府军不仅杀俘，而且杀害涉嫌通敌或附敌的平民百姓，岂不有如人间炼狱？太平天国之役造成的悲惨世界，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页，而此一页自可充实人类历史上内战所造成灾难的内容 。有关战争、暴力、杀戮、谋害、饥荒、疾病、灾难、破坏等史实不胜枚举，但写历史的人很少致力于把这些惨绝人寰的人民苦难入史，更少能分析暴行的心态。读史者应知古人的苦难，以及他们如何面对恐惧、应付创伤。如将历代中国人民的苦难写入环球史，才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全人类苦难史，增加对人类命运的了解与应对。

上举生态环境、病菌传播、人民苦难的三项议题，皆横跨国境与疆界，乃环球史极佳的题材，也应是“环球化所要寻求的基本面” ；而恰为传统史家所轻视或忽略者，自是今后环球史写作大可踵事增华之处，极有使历史改观的潜力，也有可能写成真正的人类全史。然而时至今日，环球之间仍限于洲际联系、政治合作、经济整合；国家与文化之间的历史、哲学、心理与生态上的诸多鸿沟，依旧未能跨越。正在进行中的环球化时代需要打破地域上的隔阂，清除国家间的歧异，协调文化上的不一致，以便形成各方皆能认同的准则。欲达此目的，具有环球视野的环球史，殊有必要。环球史必须要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格局，必须要包容丰富的中国历史经验。中国史的书写也应该具有环球观点，超越旧时代的朝代史与新时代的国别史。不过中国史的环球化并不是要将其特殊的历史经验普世化，而是要将中国的特殊内容写入“多元的人网”（a pluralistic human web），诸如特殊的中国苦难故事、疾病与卫生，以及生态危机，都将会丰富环球史的知识。历史上中国人受到灾难的伤痛，以及如何面对大自然所赐予的生存空间，都会丰富环球史书写的内容。历史学者为了环球史，必须克服民族情绪，避免专攻一端，以及消除后现代之虚无，使中国史提供充分的历史经验、主体的见解，真正融入世界，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将更有助于世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