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常被视为既古老又守旧的学问，就中西两大史学传统而言，各有数千年的历史。但西方史学到19世纪初才进入现代，该世纪的德国史家兰克成为现代史学之父。而中国史学则要到20世纪初方进入现代，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新史学”，否定传统史学而接受西方现代史学。之后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益趋西化，中国现代史学一意取法欧美。然而西方现代史学历时虽不过二百余年，却经历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局，令人目不暇接。现代西方科技昌明，现代科学尤为世人所惊艳，史学在欧美学院化之后，不少史家欲将其专业科学化，清除文学性与哲学玄思，以增重史学。但是史学与科学本来分属不同范畴的学问，17、18世纪的维柯早有明训，而兰克也未尝欲将史学科学化，只是有人误将其实证史学视为科学而已，实践亦证明史学与自然科学本质有异。欧美史家退而求其次，欲将史学成为社会科学的一支，马克思与安娜两学派成为借重社会科学理论治史的大国。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地理学、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固然有助于阐释历史，时有如烛照幽之效，但其结果改变了史学的面貌，历史书写往往成为社科报告书，失去了原有的叙事风采。因而又有回归基本面、复兴叙事的呼声。这些发展莫不是西方现代史家主动的抉择，希冀提升史学而在实践中的转折，并非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侵史学之门，踏史学之户。

真正侵门踏户而欲颠覆史学的是后现代来自哲学与文评的理论，所谓后现代不是对现代的承继而是否定，整个西方现代史学也在被否定之列。西方现代史学所引以为傲的“成就”几遭“解构”殆尽，诸如进步史观、理性知识论、因果论，以及客观与真相的陈述。认为知识由语言界定，语言所表达的意义不一，没有特定的判断标准，最严重的莫过于否定史学求真的可能性。疑古之风，中外古今早已有之，历史相对主义也曾流行，但从未如后现代理论之彻底，认为历史不是既往的史实，而是后人的创作，不啻挑战史学求真的本质，及其存在的价值。从西方思潮的大背景看，此乃自19世纪以来浪漫主义思潮的愈演愈烈，反抗古典理性主义以至虚无主义的田地，将世界无论古今视为无意义、无权威、无秩序的世界。后史颠覆理性的、实证的现代史学，也可作如是观。职是之故，西方现代史学可说是遭遇到空前的危机，引发欧美史学界激烈的辩论与反省。

后现代理论对西方现代史学的冲击固然无以复加，实亦波及整个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核心思想源自古希腊的“逻各斯”（logos），是以证据支撑的逻辑思维说服读者或听众的技巧，为西方“逻辑”（logic）一词的来源。希哲亚里士多德定义此词为“理性的论述”（reasoned discourse），到18世纪欧洲的“启蒙”（the enlightenment）就是聚焦于理性，视之为一切权威与合法性的依据，引发一连串的现代思想，包括自由主义、进步观、政教分离、宪政体制，以及容忍、博爱等价值。西方现代史学重视客观与证据也由理性的传统而来，然而后现代理论欲动摇理性此一基石，岂非要推倒整个西方所建筑的现代大楼？

后现代论者在西方自身文化里发难，并非无故，因“两分法”（dichotomy）根深蒂固于西方思维之中，其要义有二：其一，“非此即彼”（jointly exhaustive），其二，“不可兼得”（mutually exclusive），是一种彼此互相排斥的概念。心理学家荣格即以“情”（eros）与“理”（logos）对立，他认为“理”代表男性的理性，而“情”则代表女性的感情，两者就像科学对神秘，理智对想象，意识对潜意识。类此两分法不胜枚举，往往在西方思维里造成有意或无意两不兼容的概念，在行动上亦难免有你死我活的想法。就此而言，尼采以意志超胜理智，后现代以主观替代客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西方文化的核心思想是“逻各斯”，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则是“道”，数千年来中国思想家大都围绕着道思考，就像西方思想家围绕逻各斯思考。道有抽象之道，如天道、地道、人道，也有实用之道，如为政之道、为学之道、为师之道等等。但各色各样的道并非互不相容，而实有相通之处。天与人也不是对立的概念，天人可以合一。阴与阳貌似对立，其实非也，阴阳可以相辅相成，“尊德性”与“道问学”也非两事，而是一体的两面。刘宗周有言：“世疑朱子支离，亦为其将尊德性、道问学分两事耳。夫道一而已矣。” 金岳霖以超越西方哲学的高度，论证中国核心思维之道，在《论道》一书中将貌似对立的理想与现实或从事实与价值之间寻求统合，使现实符合真善美的理想。金氏亦将对立的理智与情感加以疏解，看出中西核心思维之异：西方的逻各斯重理智，虽有其尊严，然不免产生知识上的紧张，“在情感方面难免有点不舒服”；而中国之道则能在理智与情感之间取得中道，使不偏于一端，力求从对立之中进阶统一，形成极高明而又道中庸的中国精神 。看来中国文化的核心思维似更能化解后现代以两分法否定其对立面的困惑。

金岳霖既通西学而又能面对现代，平心反思中国文化，故能认知到传统与现代之间应有因袭而非断裂。有此认知者尚有哲学家冯友兰、史学家陈寅恪、政治哲学家萧公权、文学家钱锺书，以及南雍《学衡》诸君子，但他们都是象牙塔内的学者，影响力远不能与鼓动西化风潮、否定传统价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思想相提并论，从主张全心全意西化的胡适成为新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便可知其中消息。回顾当年，中国进入现代时列强入侵，无力抵御，西潮东来，莫之能御，遂以为旧传统是现代的障碍，弃之不足惜，而视强势的西方文化为普世的现代文化，一意向往。中国史学在西风下亦弃旧趋新，以西方现代史学的马首是瞻。然而当后现代理论否定西方现代史学之际，长期追随西方的中国现代史学难能不惊慌失措，不知所从；回首前尘，应有一场梦魇的感觉。中国原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却在西潮冲击之下，认为旧史落后已不足取；旧史多出自史官之手，也不足信；旧史更不足法，因其自囿于儒家道德裁判的框架之内。欧美史家更直指中国有史料而无史学，尤其缺少历史意识，此固然由于彼辈视我学如隔帘幕，无法了然，然中国现代史家也多失自信，要革旧史之命，未免因感情用事而认知不足，遂弃传统而径向西方取经。而今西方现代史学出现危机，随西波而逐流的中国史学界又将何去何从？是否会感到轻易切割传统、盲从西方因而自弃史学主体性的失策？

后现代理论对西方现代史学的冲击，可比拟为一场暴风疾雨，来势固然凶猛，守势也不遗余力，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历史的本质，并面对许多无法回避的议题，诸如史学求真、历史叙事、历史理论、居今论古、道德裁判、史家风格，以及历史的主体性等等，莫不需要作严肃的反思。吾辈旁观西方史学界的激烈论辩，深感不宜止于旁观，静待尘埃落定后再度相随。依傍西方的中国现代史学，于后现代风暴之后，何莫反思传统，发扬其中的精义，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将似乎已陈列在博物馆内的二千年史学传统、充沛的史学资源，去芜存精而后重现吾华史学的生命力，而后再与西方对话，比较异同，发见特色，以便建立具有主体性的当代中国史学。虽然由于传统弃置已久，渐感陌生，承继不易，但舍此别无他途。

后现代风潮造成西方现代史学的意识危机，而西方现代史学一直被视为普世的现代史学，因此整个历史学科危机重重；危机撼动了古与今的关系，古若不可知，又如何知今？如果历史只是今人的操弄，与既往无关，则历史作为知识便无多大意义。但后现代的极端理论并未能彻底摧毁史学，今日史家仍继续思考怎样释古知今，是否可以环球视野重写历史。若可行，则必须先走出后史严厉批评的“欧美中心主义”，脱离西方史学霸权的阴影，必须进入所谓“后欧洲中心时代”（post-Eurocentric）的史学。欧美中心主义不仅仅只是一种主张或意识形态，而是具有强大的物质与制度上的影响力，例如被资本主义塑造的日常生活结构可说无远弗及，无处不在，无不波及。就史学而言，于史学意识危机之际，宜重申历史的“历史本性”（historicity），否定后现代的“断层”说。逝去的往事并非与今世无关，自古至今有传承，而传承中有古在；今人知古今之异，如何善用或避免滥用往事，均有历史性在焉 。史实无可否认，惟对史实的认知可以不同，如何求同，正须扩大视野，超越任何的“种族中心论”（ethnocentrism）。中国于后西方中心时代，以其悠久的史学传统，必可扮演重要的角色与做出重大的贡献。

所幸史学至今仍然是一门屹立不摇的学门，或可证明后现代极端理论毕竟难竟其功，虽也有人认为后史风潮已过，是否真的雨过天青，尚待观察。不过后史之挑战，迫使各方史家不得不深入思考有关史学诸多的基本议题。后史亟言历史非既往之实存，而是史家的创作，因而断然否定历史能有真相，虽过甚其词，却触动史家求真的难题。史家以求真为要务，然因时过境迁、文献不足征等因素，求真维艰。西方现代史学讲究实证，拟以档案资料、“科学”方法重建真实的历史，期盼鸿鹄之将至；由于过度乐观，以至于换来“高贵梦想”的破碎，授后史以柄。反观为彼所轻、为我所弃之中国传统史学，却有比较务实的看法。吾华疑史不实之说，自远古至明清，未尝绝书，不稍逊于西方 。既知史有不实，故历代以国家之力集中史料，设置史官，开馆撰史，且有天子不阅史的传统。虽史权不敌王权，史官不免时有政治压力，但典型长在，引为榜样，更何况设立史官的目的在求殷鉴，免蹈前车之覆，必然力求直笔写信史，以符为后来者戒之意；若不真实，岂非事与愿违？乾隆皇帝就认知到：“累朝载笔之人，类皆娴掌故，贯旧闻，旁罗博采，以成信史。后之述事考文者，咸取征焉。” 中国传统史学貌似循环观，若五德终始，治乱相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只是总结历史现象的起伏，大多并非周而复始，回到原点。如甲子纪年，每十二年、每二十四年、每四十八年、每六十年一周滚动向前，可说寓直线进程于循环之中。

再者中国传统亟言史才难于文才，对史家的要求较文士为严。早在第8世纪的唐代，刘知幾已写出举世首部评史之作，提出史家才、学、识三长之说。清代章学诚益之以史德说。曹棨论古之“识”外，尤论古之“胆”，若谓：“有论古之识，能于人所共信而独发其疑；有论古之胆，能于人所共疑而独定其案。” 期待史才之高外，亦极讲求史法，考据辨伪自宋而后递有进展，至乾嘉而极盛。中国传统史学之成规，不外以考证为成书之先着，辨明文本之后，集零碎之事实书写历史。论史则须有识，有识而后有学，识愈高而学愈深，史家综观集而成之，是为撰述。禹域讲究信史，求史之直，虽不能求全责备，或亦可为泰西论师争论历史真相之一解？

西方现代史学偏重对史实的分析与解释而轻叙事，终有违历史说古的本质，而后有叙事之复苏。后史理论着力于“转向语言”，视历史为文本，甚至以历史写作无异于文学创作；言虽过当，却启发叙事史的盛行，尤以异军突起之新的文化史成就最高，虽与后史异辙，但可谓后史风暴下产生的清流，不仅开拓了史学的视野，而且充实了历史的内容。丰富的中国历史题材亦应可增补盛行之新的文化史，而中国传统史学对叙事的讲究，诸如微、晦、婉之旨，也值得彼邦参考。

西方史家多认为历史不会重演，故无历史教训可得，后史只承认以历史为今务，更无古可法。然而中国传统史家极重经世致用，认为历史教训非不可学，而是不容易学，并指陈学习之道，明人于慎行之说尤具卓识。自宋代以来有大量以史论作为政论的作品，可见历史教训颇能作为后世政策与行事的有效借镜。历史若果能古为今用，有利于当世，岂非甚好？证明中国的历史经验足可参照。

中国历史经验以其时间的漫长与内容之丰富，理当是人类历史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长久以来，所谓世界史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历史，其他地区不过是聊备一格的附庸，中国史亦不例外。后史挑战西方学术霸权，或能使晚近因环球化而兴起的环球史，摆脱以欧美为中心的书写。如何书写充分包含中国经验在内的环球史，自是不容忽视的议题。中国经验包括人民遭遇天灾人祸的苦难、环境变迁以及疾病流传的影响，必须融入其他各国、各地区的经验，始称完璧。若环球化的进程持续，中国和平崛起，环球影响日增，尤其“一带一路”倡议付诸实施，出现宏伟的环球规划，将为环球化开一新境。展望未来环球史的书写，中国历史经验必能为新篇章增华添色。然则环球史或可成为现史、后史正反辩证之合，成为今后历史研究之大国，吾予环球史学真有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