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逍遥游》所推崇的“圣人”“神人”“至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无名”“无功”“无己”三种境界，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点出了庄子“逍遥游”思想的精髓。在前文《圣人无名》一节中，我们已经探讨了庄子是如何以尧为例来阐释“圣人无名”的。“圣人无名”说的是，即便名如圣人，也当有名而不居于名，只要心中无名，就同样能为个体生命留出一个可以“逍遥游”的空间。然而，人生在世，“名”并非是获得精神自由的唯一羁绊，与“名”相连的“功”，在庄子看来，也是进入“逍遥游”的一大障碍。

“名”与“功”向来紧密相连。“功名”一词，“功”在前，“名”在后，就很清楚地点出了“名”与“功”的关系。尧选择许由作为他的继位者，看中的也正是许由的“名”与“功”。“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尧的这番话，看起来是一番自谦之词，其实却透露出尧对许由提出的素质与职责要求，那就是作为国家栋梁之材的许由，不仅应具有“日月”“时雨”之名，还应建立与之相应的“日月”“时雨”之功。可以说，自尧以来，能否为国建立“功名”，就成了文人士大夫价值观的核心，功名也就像磁石一样牢牢地吸引着历代的有志之士。稍晚于庄子的韩非子在《功名》中曾经这样描述君主人臣如何才能建立功名：“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载于世，则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众人助之以力，近者结之以成，远者誉之以名，尊者载之以势。如此，故太山之功长立于国家，而日月之名久著于天地。此尧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功名如此重要，于是，也就有了“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史记·管晏列传》）的痛苦，有了“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屈原《离骚》）、“男儿功名遂，亦在老大时”（杜甫《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以及“白头未觉功名晚，青眼常蒙今昔同”（陈师道《别黄徐州》）之类的感慨。但是，庄子却深深有感于功名对人精神的桎梏，以及世人“汲汲于功名”对个体生命的损害，因而提出要达到“逍遥游”，除了“无名”之外，还要“无功”，也就是他所说的“神人无功”。

要说“神人无功”，首先得了解何谓“神人”。庄子在阐释“圣人无名”时所列举的，无论是儒家圣人如尧，还是隐士如许由，尽管其品德远远居于常人之上，但毕竟还是食人间烟火的实实在在的人。而庄子用来阐释“无功”的，却是位看起来有些虚无缥缈的“神人”。较之“圣人”与“至人”，“神人”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一层神秘色彩。那么，神人究竟是神还是人？

先秦典籍中，“神人”并不独见于《庄子》。《尚书·舜典》记载道：“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左传·昭公元年》中也有“为晋正卿，以主诸侯，而侪于隶人，朝不谋夕，弃神人矣”之说。杜预注说：“民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这两部典籍中提到的“神人”，都是“神”与“人”两个词的连用。但是“神人”在《庄子》中一共出现了8次，其中内篇4次，外杂篇4次，却都是用为同一个词语的。庄子笔下的“神人”显然与《尚书·舜典》及《左传·昭公元年》中的“神人”含义不同。

神与人本来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庄子却把二者合并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新的概念“神人”，而且与“至人”“圣人”并列。要了解庄子“神人”所包括的内涵，首先得看看庄子是如何描述神人的：

（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郭象认为神人就是圣人。理由是，既然圣人是一种人，神人应该也是一种人。可是他又说：“神人者非五谷所为，而特禀自然之妙气。”由此看来，“特禀自然之妙气”的“神人”似乎应该是介乎神与人之间的一种非神非人的独特体。成玄英说得比较具体，他认为至人、神人、圣人三位本来就是一体的：

至言其体，神言其用，圣言其名。故就体语至，就用语神，就名语圣，其实一也。诣于灵极，故谓之至；阴阳不测，故谓之神；正名百物，故谓之圣也。一人之上，其有此三，欲显功用名殊，故有三人之别。此三人者，则是前文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人也。

成玄英“就体语至，就用语神，就名语圣”，原本不错。他的意思是至人就“体”而言，说的是如何才能“无己”，神人就“用”而言，说的是如何才能“无功”，而圣人就“名”而言，说的是如何才能“无名”。因为在庄子看来，“己”“功”“名”是人生的三大“累”，因此他要用人们最放不下的“己”“功”“名”来逐一说破、说透，用“无己”“无功”“无名”来说明人世间“有己”“有功”“有名”者进入逍遥游境界的几种途径。但是，成玄英用道教“三清一体”的理念来解释至人、神人、圣人，却失之有误。特别是他说神人“阴阳不测”，把庄子笔下原本贴近于人世的神人凌驾于人世之上，从而拉开了神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神人脱离了人而成为神，忽视了庄子所说的“无功”之中的“功”，也就违背了庄子的本意。

神人究竟是不是神？如果神人是神，那么神原本就不生活于人世间，并不存在摆脱人世种种羁绊的问题，这样来说，“神人无功”的论题本身似乎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在我们看来，庄子所说的神人应该指的是那些能建“太山之功长立于国家”，为人世创建了神奇功业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其神凝”，心中毫无杂念，并能建立起“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的丰功伟业的人才是“神人”。因此，所谓“神人无功”，是说神人能建天下最大之功，却可以摆脱“功”的羁绊，有大功、神功而不居功，不以功为功，心中无功。一旦如此，神人便能进入逍遥游的境界，获得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所以我们说，神人当是与圣人并列的不同类型的另一种人。如果说“圣人无名”的圣人指的是君主尧之类，那么“神人无功”的“神人”应该指的就是于国有功的臣子。

庄子以平实简朴、不作铺陈的笔法写“圣人无名”，却以高度夸张、先声夺人的气势描写“神人无功”。《逍遥游》中，神人尚未露出端倪，其声势已经骇人：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

这里的不少词语如今已经演变为成语，可见其写法所具有的感染力与震撼力。肩吾、连叔、接舆应该都是当时的隐士。三人中，肩吾、连叔二人均不见于先秦其他典籍，但是接舆却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真实人物。肩吾告诉连叔他是从接舆那里听说了“神人”之事的，接舆的话让他听得目瞪口呆，“惊怖其言”，只觉得那都是些“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大有径庭”的一派狂言。庄子这样的一番大肆渲染，当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要借接舆之口充分烘托出“神人”的“不近人情”。

接舆之语“不近人情”，接舆之行也非常人所能理解。《论语·微子》中这样记述接舆道：“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庄子·人间世》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据说接舆与其妻“躬耕以为食”，当时楚王曾派使者“持金百镒、车二驷”聘接舆入仕治理淮南，被他笑而拒绝。此后，接舆与其妻隐姓埋名，藏入深山，“莫知所之”（刘向《列女传》）。晋皇甫谧《高士传·陆通》中说：“陆通，字接舆，好养性，躬耕以为食。楚昭王时，通见楚政无常，乃佯狂不仕，故时人谓之楚狂。”

根据这些零星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接舆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以“楚狂”闻名于世。接舆深深有感于当时的社会已经黑暗至极，人生的灾祸如同脚下的大地一般沉重，无法逃避。他看透了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不可奢望任何福祉，只要能免除“刑罚”之祸已是不幸中的大幸，所以他劝告孔子应该远离政治，以避祸患；并且坦然拒绝了楚王赏赐的功名利禄；为了逃避出仕，他不惜披长发，佯装发狂，遁入深山。

接舆就是这样一位“佯狂不仕”、不同凡响的人物。不难理解，辞去漆园吏、拒绝楚威王“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视相位如腐鼠、同样大彻大悟的庄子，很自然地在楚狂接舆身上获得了某种共鸣。在《逍遥游》中，庄子以这样一位看透功名、能有机会建功立业却不愿出仕的“狂人”引出“神人”，正说明在他心目中，建有大功的“神人”与从不曾出仕、也不愿出仕从政的隐士之间在精神上的相通。对比几乎与庄子同时的屈原，在他晚年所作的《九章·涉江》中所发出的感喟“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足以见出两者着眼点的不同。

接舆是一位“狂人”。他清醒地看到大凡从政者最后只会惨遭殒命之祸。而对庄子来说，只有在精神上进入“逍遥游”的人，才会对在乱世中建功立业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才会深知“功”对个体生命造成的危害，于是，庄子选择了由接舆推出“神人”，并且用“大而无当”“往而不返”“惊怖其言”“河汉无极”“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等一系列有强烈震撼效果的词语描述神人，目的就是要在这一番渲染、铺垫之后再写神人所建之功。庄子同时也要用这种先声夺人的手法告知有功于世者，神人是如何有大功而不居功、心中无功、飘然于世外的。

庄子是这样描述令人“惊怖”“不近人情”、住在藐姑射之山的神人的：

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这段话中，庄子把世间最美丽的外貌、人可建立的最大功勋以及对生活最美好的愿望，都赋予了藐姑射之山的神人。“肌肤若冰雪”，形容神人体肤洁白如冰雪，通体毫无瑕疵。“淖约”，描绘神人体态轻盈柔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描写东邻之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很可能就是由庄子对神人的描绘演化而来的。“处子”，指待字闺中的女子。庄子描写神人“淖约若处子”，是说神人内心之纯洁如同处子，从不为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琐事所烦扰，自然也就没有了运筹帷幄、著书立说的建功立业之念。“不食五谷，吸风饮露”，描写神人已经摆脱了人世之“累”。食五谷杂粮，原本是人生最基本的生存之需，一旦一个人不再需要为吃喝担忧，自然也就摆脱了人生所受的最大束缚。

如果说以上描写还只是在渲染神人形象与精神的超凡脱俗的话，那么后面的“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则是点睛之笔，点出了“神人之功”与“神人无功”的主题。过去很多注释《庄子》的人都认为“无功”就是不求有功。其实，“无功”非但不是没有功，而是要以“有功”为前提，然后才可有功而不居功。虽然神人自身已不食五谷，可以吸风饮露，完全摆脱了常人的生活局限，但是藐姑射之山的常人却还是要依赖五谷丰登而生存的。“神”，指神人的内在精神；“凝”，积聚一处。“其神凝”，是描述神人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凝聚在一起，便为藐姑射之山的人们建立了“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的大功：万物不再遭受疾病劳顿的折磨，五谷丰登，到处一派丰衣足食的景象。这里的“物”，不但囊括“五谷”万物，还包括了居住在藐姑射之山的人们。“疵疠”，指万物包括五谷以及人类所生的各种疾病。“年谷熟”，农业社会中人们最企盼的五谷丰登实现了。

“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何尝不是神人所建的大功、奇功甚至是神功呢？由此可见，庄子所推崇的逍遥游者，不在于有功或无功，而在于如何对待功。神人虽然为人们带来了赖以生存的五谷，自己却不食人间烟火，不牵挂人间任何物质的东西，不为物所累，追求的是“乘云气，御飞龙，游乎四海之外”的精神自由，所以才能做到有功而不居功，心中无功。可以说，在庄子看来，“神人无功”并非说不建功的人才能称作神人，而是建功之后如何对待功、如何成为逍遥游的神人，这才是“神人无功”的精髓。

接舆口中的神人建有如此奇功却不居功，在常人看来未免“不近人情”而“惊怖其言”，其实，这正是一切求功名者所共有的感受。我们知道，庄子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是“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庄子·人间世》）。倘若一个人终日汲汲于功业，看不透“功名”背后的性命之忧，那无异于目盲耳聋之人，是很危险的：

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

“瞽者”“聋者”，眼盲耳聋之人。“文章之观”和“钟鼓之声”，指色彩的美妙和音乐的动听。“时女”指的应该是肩吾之类对神人的行为不能理解、感到“惊愕”的人。这些人听接舆之言，就如同“瞽者”看不见漂亮的色彩，“聋者”听不到美妙的音乐，无法与之谈论色彩与音乐之美一样，是没有办法理解“神人”之境界的。说到此，庄子不禁对那些汲汲于功名的人当头棒喝道：岂止是人的形体会有残缺，人的智力也同样有残缺啊！在你们看来，接舆之言，不近人情，可是，你们就是智力残缺之人，有眼看不到祸象万千，有耳也听不到危险的警钟。

既然这是一个祸患四伏的社会，对庄子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教人如何免祸。

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礡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

“之人”，指神人；“之德”，指神人的内心修养，这里指神人有功而不居功，心中无功。“一”，指同一；“世蕲乎乱”，意思是世人都在寻求治乱；“弊弊焉”，形容苦心经营的样子。这几句话说，神人之德就在于他不但能“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而且能“磅礡万物以为一”。在神人眼中，世间万物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尽管世人都在为治理乱世建立功名而忙碌，但建立了“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丰功伟业的神人，却怎么可能把天下之功当作一回事，又怎么可能会为这些琐事而费心劳神呢？“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的“天下”，既指天下之事，也指神人以及所有功臣建下的天下之功。唯其如此，不管天下发生了什么事，无论是人为的祸患还是自然的灾难，都伤害不了他：

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大浸稽天”，形容洪水滔天。这就是说，即便遇到洪水泛滥淹没了一切，或者大旱之年天下的金石都被烧焦熔化，神人也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而这种不受伤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神人虽有天下之功却不以天下之功为“事”，因而也就摆脱了“物”的束缚与羁绊。

值得一提的是，庄子说“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并非菲薄尧舜，将尧舜比作是“尘垢秕糠”，而是说，一个人倘若为建功而建功，或者为一己之名而去建功，“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即便建有尧舜之功，也不过是神人的“尘垢秕糠”。这是因为在庄子看来，所谓功名，不论大小，都如“尘垢秕糠”一样“无用”。

于是，庄子用宋人卖帽子的故事为“尧让天下于许由”和“肩吾问于连叔”两段作结，来说明“功名”对于“逍遥游”的“圣人”和“神人”来说都是无用之物：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

“资”，是卖；“章甫”，就是帽子。宋人戴帽子，以为天下人都戴帽子。可宋人把帽子贩到越地去卖，却没人要买。因为“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对“宋人”来说，帽子有“大用”；可是对“越人”来说，帽子却一无所用。帽子于越人，恰恰如同功名于“神人”一样，是完全“无所用”的东西。尧在见到藐姑射之山“四子”之前，尚不理解“圣人无名”“神人无功”的道理，视功名就像宋人看待“章甫”一样，所以他才要把天下让给不以名为名而向往逍遥游的许由。而当尧在“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见到神人所建“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功时，终于悟出了什么是“功”，什么是“名”，理解了自己“弊弊焉”所建之功与神人相比，不过是“尘垢秕糠”罢了。于是尧“窅然丧其天下焉”，心中不再有名，不再有功，从而进入了“无名”“无功”的逍遥游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