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以所闻思其则”可以说是颜回为卫国之行所准备的第一套处世方案。具体来说，就是时刻谨记孔子教诲，处处以儒家治国救民的主张为行动准则，以此来治愈卫国的“痼疾”。想不到此方案刚一推出便遭到孔子一连串的否定：“若殆往而刑耳”“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为人菑夫”“必死于暴人之前矣”，孔子把颜回的结局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赴卫就是死路一条。或者，就是走向自己的反面，“以火救火，以水救水”，成为附和暴君的帮凶。显然，这两种结局，都是孔子，当然也包括庄子所极不愿意看到的。如何说服像颜回这样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的君子士保全自己，能够在现实社会中求生存，就成了《人间世》重点探讨的关键问题。在这篇类似现代系列访谈式的篇章中，庄子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的重要，目的就是要说服颜回彻底打消对入仕的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意识到自身修养的局限，把注意力转移到“存诸己”的“心斋”上来。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事件总是在循环往复地不停重演。反思过去，不但可以使人理解现在，还可以预见将来。为了劝阻颜回，孔子首先提出了“名”与“知”“二者凶器”的论断，接着，则以史为证，列举了历史上曾发生的忠臣死谏的事例，进一步阐述为什么“德荡乎名”只会带来杀身之祸，最后才以圣人为例，指出圣人尚且如此，何况颜回，从而直接为颜回敲响了警钟：

且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是好名者也。

“伛拊”，爱怜；“拂”，违背；挤，排挤，打击。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昔日夏桀杀关龙逢，商纣杀王子比干，都是由于关龙逢和比干注重自身修养，以人臣之位去抚恤君王的百姓，并且以人臣之位违逆君王的意志，使得君主由于忌恨他们道德修养的美名而排斥打击他们。关龙逢和比干最终遭到刑戮，就是因为他们看重名声啊。

夏桀与商纣是历史上两位最残酷的暴君，而关龙逢与王子比干却是名扬千古的忠臣。相传夏桀在位时荒淫无道，不理政事，关龙逢直言相谏，遭夏桀忌恨，终被囚禁杀害。而王子比干为商纣王时相国，对纣王的荒废政事更是多次忠言直谏，开罪于纣王与妲己，被剖心处死。虽然关龙逢与比干后来的确都作为忠臣而青史留名，但仅此而已，他们的死对改变夏桀、商纣之类暴君的残暴并未产生丝毫的影响，对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实际上，褒奖关龙逢、王子比干这样的忠臣，就是鼓励更多颜回一样的君子士去无谓地送死。这样的“名”难道还不是凶器？还不是自找“为人菑”吗？孔子已经清醒地看到，颜回赴卫，其实就是在重蹈关龙逢、王子比干的覆辙。关龙逢、王子比干的结局，也就是颜回赴卫的结局。对庄子来说，这才是那些尚未看透暴君本质，看透现实社会的残酷，仍然抱着“文死谏”的信念与使命，至死不悟地去赢得所谓忠臣之“名”，以求“名垂青史”的君子士的最大悲剧。

如果说孔子引用历史上关龙逢与王子比干忠臣死谏的例子是从正面说明“名”的虚妄的话，那么下面所引用的圣人尧与禹的故事，则是从反面说明即便圣人也难以抵御“名”的诱惑，更何况你一个年轻人了：

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是皆求名实者也。而独不闻之乎？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而况若乎！

“丛枝”“胥”“敖”“有扈”，都是尧、禹时期的小国；“虚”，废墟，指国家变为一片废墟；“厉”，厉鬼，指人死为鬼。过去尧攻打丛枝、胥、敖三国，禹攻打有扈国，最终使这些国家变为废墟，国人都变成厉鬼，国君遭刑戮被杀。这都是因为君主穷兵黩武不止，且又贪得无厌造成的。尧与禹攻打他们，也都是为了求仁义之名且追逐丰厚的实利。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这些吗？在名利问题上，连尧、禹这样的大圣人都摆脱不了，更何况是你呢！

旧注在解释这一段时，一般认为“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是由于四国君主无道而被征伐。如郭象说：“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复乃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成玄英也说：“言此三国之君，悉皆无道，好起兵戈，征伐他国。岂唯贪求实利，亦乃规觅虚名，遂使境土丘虚，人民绝灭，身遭刑戮，宗庙颠殒。贪名求实，一至如斯。”按照郭、成等的说法，这四个国家在战火中化为废墟，百姓死绝的原因在于君主无道，“好起兵戈”，因而才被尧、禹所灭。但是从下文“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而况若乎”来看，庄子这里所说的“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并非指四国暴君自取灭亡，而是指尧、禹为了名利，以四国君主残暴为借口而用兵，以至于将这几个国家变为了废墟，让那里的百姓全部丧生。因此，我们认为现存此段话的句读有误。如果在“其求实无已”后断为句号，后文“是皆求名实者也”也断为句号，那么，其中的“皆”不但包括丛枝、胥、敖、有扈四国君主，而且也包括尧、禹。这样的话，这几句才可与下文的“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相呼应，“而况若乎”也才更合乎逻辑。否则，“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就难以解通。

这一段先以史上两位忠臣关龙逢、王子比干死谏之事从正面论说“名”对人性命的危害，再以两位公认的圣人尧、禹的例子从反面说明即便是好“名”仍会给人带来的巨大灾难，充分显示了庄子对“名”的深刻认识。事实上，无论是臣子不惜死谏以示对国之忠诚，还是作为圣人以讨伐暴君的善名造成他国的生灵涂炭，抑或颜回果真凭着“德厚信矼”“名闻不争”去履行自己的使命，最终都只有一个“德荡乎名”的结局。

孔子虽然认定颜回此去“必死于暴人之前”无疑，但孔子终究是孔子，是师长，他并不要以此来堵住颜回的嘴，让他没有说话的机会。于是，孔子在列举历史经验教训之后，请颜回发表自己的看法：

虽然，若必有以也，尝以语我来。

“有以”，有原因，有办法。尽管如此，你一定是有你自己的想法，不妨说来听听。

颜回曰：“端而虚，勉而一，则可乎？”

“端”，端正；“虚”，谦逊；“勉”，勉励行事；“一”，专一。颜回说，我行为端正，内心谦逊，勉励行事，意志专一，这样可以吗？

“端而虚，勉而一”六字是针对孔子前面所提及的“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而来。既然“杂”“多”“扰”必定会引发“忧”，产生诸多的顾虑，那么仅仅靠“愿以所闻思其则”之“所闻”去医治卫国的疾病显然不够。在孔子的教诲下，颜回打算采用与“杂”“多”“扰”相反的“虚”与“一”作为自己在卫国的行为准则。颜回以为只要自己行为端正，便不会授人以柄；再加上谦虚待人，勤勉做事，用心专一，就绝不可能陷入“目将荧之，而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的罪恶之深潭。对颜回来说，“端而虚，勉而一”一定足以应付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暴力与丑恶。然而，在孔子看来，这仍然远远不够。特别当面对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仅仅凭着谦恭谨慎、勤勉专一、循规蹈矩，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其国有瘳”的理想。

恶！恶可！

孔子马上再次果断地否定了颜回的幻想。颜回所说的“虚”与“一”原本是庄子思想中极其重要的两个概念。《人间世》中所推崇的“心斋”的核心就是一个“虚”字。但为什么颜回一提出“端而虚，勉而一”，就立刻遭到孔子的极力否定呢？其实，孔子否定的并非是这里的“虚”与“一”，而是“端”与“勉”。“端”与“虚”以及“勉”与“一”是两对截然相反的概念。“端”是一种努力实施“所闻”的姿态，是争“名”的一种手段；而“虚”则是一无所有，旷如天地，能容得下万物，又“酌焉而不竭”，所以“虚”不可“端”，也不必“端”，可“端”的就不是“虚”。而“勉”则是要尽己之所能以达到目的，实际上是一种获得名声的途径；而“一”却是单纯的，又是博大的，既用不着“勉”，也不必“勉”。“一”就是“一”，“一”不可“勉”，可“勉”则非“一”。在庄子心目中，“虚”与“一”实际都是“道”的体现，是“无名”“无功”“无己”的境界；而“端”与“勉”却是逐名求利的工具。现在颜回把“端”与“虚”、“勉”与“一”拼凑在一起，试图在对立的两者之中寻求平衡，这样一来，颜回之“虚”与“一”就完全失去了庄子“虚”和“一”的本义，实质上成了“杂”“多”“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我们知道，庄子的时代较之孔子时更加黑暗险恶，《人间世》特别着力地揭示其黑暗险恶的程度。但是那些对这个社会仍抱有强烈使命感，抱有幻想的君子士却如颜回一样不甘心让这个社会就这样腐败下去，总是希望能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而把这个社会的本质已经看得透之又透的庄子却不忍看着这些本性善良而又有社会责任感的君子士误入歧途，试图给他们指出一条可以活命的“全身”“全生”之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首先在观念上彻底否定君子士对现存社会所抱有的任何幻想，让他们理解这种“端而虚，勉而一”的折中方法绝对行不通，也绝无可能：

夫以阳为充孔扬，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违，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与其心，名之曰日渐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将执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其庸讵可乎！

“阳”，刚猛；“充”，满；“孔”，非常；“扬”，张扬。郭象说此句“言卫君亢阳之性充张于内而甚扬于外，强御之至也”。“采色不定”，形容喜怒无常；“不违”，不敢拂逆；“案”，压制，压抑；“容与”，自快，放纵；“外合”，表面上附和；“訾”，诋毁。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你的“端而虚，勉而一”的方法并不可行。卫君骄横跋扈，喜怒无常，没有人敢违背他的意志，他也容不得任何的劝告，只求自己内心的舒畅。像卫君这样的人，以德逐渐感化他都不可以，你怎么还能希望用大德去改变他的暴行呢？卫君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人，去卫国的最终结果必定是你不仅在表面上附和他，内心也不会再谴责他。因此，你的这个方案一定行不通。

孔子的这段话给仍忙于积极入世的君子士猛击了一掌，说明暴君的本质如此，就算你有再深厚的道德也无法让现实有任何的改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外合而内不訾”一句，究竟说的是谁？历来《庄子》注本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说是颜回，如郭象说：“即向之端虚而勉一耳，言此未足以化之。”成玄英也说：“外形擎跽，以尽足恭，内心顺从，不敢訾毁。”而另一说则指卫君。如吕惠卿《庄子解》：“以之格其君，不过外合内不訾而已，又何足以化彼？夫以己之言而蕲乎而人善人之，蕲乎而人不善之者，以己贱而人贵故也。”姚鼐《庄子章义》也说卫君“闻君子之言，外若不违，而内不度量其义”。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是这样翻译的：“他（卫君）必定固执不化，即使表面附和而内心也必不如此。”然而，假如这句真的是说卫君表面上附和颜回而内心并不以颜回所说为然，那么，卫君还算不上是“暴人”，孔子一次次强调颜回“必死于暴人之前”似乎也有危言耸听之嫌。既然孔子早已预见到颜回赴卫或遭刑戮或成为暴君帮凶的两种必然结局，这里所说的“外合而内不訾”就当指颜回最终不仅在表面上附和卫君，在内心也会不再谴责卫君的暴行。可知郭象、成玄英的说法比较合乎庄子的本意，意即颜回最终不但会违背了自己的初衷，而且会与卫君沆瀣一气，故而孔子才说“其庸讵可乎！”

颜回向孔子陈述的两种在卫国的处世方法，都被孔子断然否定了。孔子认为他的所谓“端而虚，勉而一”的最终结果只可能是对暴君“外合而内不訾”。于是，颜回又想出了一个与“端而虚，勉而一”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案向孔子请教：

然则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内直”，指内心正直，坚持原则，不与卫君同流合污；“外曲”，是表面上附和卫君，以求自我保护；“成而上比”，则是不直接陈述己见，而是托古喻今，来感化卫君。对自己“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的处世办法，颜回进一步解释说：

内直者，与天为徒。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而独以己言蕲乎而人善之，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谓之童子，是之谓与天为徒。

“内直”，也就是《人间世》下文“颜阖为卫灵公太子傅”一节中所说的“心莫若和”。意思是说，所谓内心诚直，就是把人看作与自然同类。如果把人看作与自然同类，那么，天子与我，同是自然之子。既然大家都是自然之子，就会有共同的属性。君主与我都是人，我为什么会希望别人称赞我，认为我说的都对，又何必在乎别人指责我，说我说的不对呢？像这样的人，人们会称之为“童子”，这就是“与天为徒”。那么，什么又是“外曲”呢？颜回的解释是：

外曲者，与人之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

“外曲”，其实就是《人间世》下文“颜阖为卫灵公太子傅”一节中所说的“行莫若就”。“擎”，执，指上朝时臣子手中执笏；“跽”，指跪拜君主；“曲拳”，抱拳鞠躬，指大臣相见时所行之礼。这段话是说，所谓“外曲”，就是外表上跟众人一样，上朝叩头，拱手作揖，既然人人都做，我又怎么能不做呢？做与众人相同的事，别人也就不会指责我与众不同。与众人同，这就叫作“与人为徒”。

最后，颜回又解释了何谓“成而上比”：

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其言虽教，谪之实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虽直而不病，是之谓与古为徒。若是则可乎？

“谪”，诤。这段话意思是说，所谓“成而上比”，就是与古人同类，他们的言辞虽有教训的作用，却为我用作谏诤之言，而且这些话是自古就有的，并非出自我的发明。像这样做，我所说的话虽直率，却不会招来忌恨，这就叫作“与古为徒”。这样的方法可行吗？

从“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到“与天为徒”“与人为徒”“与古为徒”，都是颜回筹划的规劝卫君的具体实施方法。在颜回看来，他已经为自己的卫国之行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从内心诚直，到亦步亦趋地混同于众人，再加上借古讽今，颜回以为自己已是胜券在握。可惜的是，这一切仍只是颜回一类“君子士”善良美好却幼稚天真的不切实际的臆想而已。“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那已经是“古之人”或者“古之人”时代之前的人的“观念”了。在“古之人”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别，也不存在什么君臣之分，万物与我为一。然而，当今的社会却是君王“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在这样的社会，倘若再幻想以上古之时的观念去劝说君王放弃暴行，与民同甘共苦，视民与己同为“天之子”，只能是天真无邪的“童子”的幻想。失去全然没有可能性的“与天为徒”，剩下的，就只有“外曲”的“与人为徒”。所谓“与人为徒”，说白了就是与卫君同流合污，或者效仿众人随波逐流；而所谓“以古为徒”，很可能最终成为谈古索旧的陈腐之作，这样的结果显然都是与颜回赴卫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那么，孔子又是如何看待颜回“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的呢？

仲尼曰：“恶！恶可！大多政法而不谍。虽固，亦无罪。虽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

“大”，太；“政”，同“正”；“法”，法则；“谍”，当。孔子说，不行，仍不可行。你的办法太多且不够通达。不过，虽固陋，却还可以免罪。如此的话，你在卫国仅仅是能保全性命而已，如何谈得上感化卫君呢？你的种种办法说明你内心的成见已经太深了。

孔子对颜回最后提出的“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仍加以否定。但孔子这一次的否定与前两次颇有不同。对于“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孔子不再警告颜回“必死于暴人之前”，或者“外合而内不訾”，而是用“止是耳”表示颜回现在的办法虽仍不可行，但不会有性命之虞或成为暴君的帮凶，至少可以保全生命。

从“愿以所闻思其则”到“端而虚，勉而一”，再到“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颜回的处世方式越来越偏离瘳“卫国”之疾的初衷，却越来越趋于自保求生。如果说，“愿以所闻思其则”是颜回改变卫国的最理想方案，“端而虚，勉而一”仍含有“愿以所闻思其则”的“进取”精神，那么，“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就仅仅表示了不会同流合污而已。然而这第三个处世方法却得到了孔子相对来说最高的评价：“虽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成玄英说：“颜回化卫，止有是法，才可独善，未及济时，故何可以及化也。”如果颜回卫国之行的最好结果仅仅是“胡可以及化！”这与颜回的初衷虽算不上是大相径庭，却也相距甚远。因此，颜回赴卫，就其所准备的三种入仕方法而言，是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