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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3 哲学话语

阿尔诺·戴维森:我们会倾向于用对待一个现代哲学文本一样的方式来对待古代哲学的文本,也就是说,把它当作涉及世界、人类等的系统性理论,用抽象的方式来说,当作人们可以论证或反驳的命题的总和。但是,依据您的视野,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古代哲学文本与现代哲学文本,是一种错误的方向。您可否解释一下在这两种类型的文本之间,也就是在必要的两种阅读类型之间的根本性差异?

皮埃尔·阿多:您讲的完全有道理。古代哲学文本与现代哲学文本极其不同。首要的差别在于,古代哲学文本总是与口语性相关,与口语的风格相关。比如,柏拉图的《对话录》旨在公共阅读场合被介绍。甚至连关于亚里士多德最严厉的评论文章,也首先是用口头的形式被介绍给学生们。幸亏学生们在听课时记笔记,这些文本才流传至今。我们也可以设想,前苏格拉底派的作品首先也是在公众场合朗读的。此外,这不是哲学特有的一种现象,因为,正如语言学家安东尼·梅耶(Antoine Meillet)所说的,所有古代文学作品都与口语性有关:而这尤其说明了“它们给人留下一种缓慢的印象” 。无论某些史学家怎么想,我确信,在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中,甚至在中世纪的文化中,口语性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文本总是面向有限的公众群体,现代的书本却可以被全世界的人们阅读,在任何时间,无论是谁的书,都可以印刷成千上万册。与现代的书本不同,古代的文本面向明确的读者群,或者是一组学生的群体,或者是与作者通信的一个特定的弟子;人们也总是在特定的、明确的情形下写作:或者是用书写的形式记录传授的课程,或者给一个提问的通信人写信。可以明确地说,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大多数哲学著作,标志性的特征在于这些著作对应一种提问与回答的游戏,因为,在近三个世纪里,也就是说,从苏格拉底直到公元前一世纪,哲学的传授几乎总是依据提问—回答的形式来呈现的。这种形式指的是总是回答一个问题,一个学生提出的问题,或者相反,由老师提出问题,比如,苏格拉底,他会用提问的方式迫使学生理解他思想的所有内涵。这种“提问”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的经院派那里。

因此,在古代,思想的传授有一大部分是用对话的形式实现的。随后,在公元一世纪,可以说,确实引入了某种现代的东西:人们开始解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克律西波斯(Chrysippe),其他如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并开始评论。但是,正如加达默尔 所指出的,这些评论也是针对文本提出的问题;而且,阐释还旨在回答比如“柏拉图是否认为世界永恒存在”这样的问题,也用来处理,“世界是不是永恒的”这样的问题。在古代,人们通过阐释的媒介来回答哲学问题。因此,在整个古代哲学史中,哲学著作几乎总是回答一些问题。比如,在《普罗提诺的一生》(Vie de Plotin)中,波斐利写道,普罗提诺曾经撰写著作,来回答学生们在他授课时提出的问题。从而呈现出一种极其有趣的现象:作者在著作中阐明思想,但并不把它发展为关于现实的整体体系。关于现实的整体体系,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或伊壁鸠鲁、克律西波斯的思想中很可能存在,但这种体系仅仅是在对诸种问题的回答中,或者在被提出的问题的类型中被设想。书写本身的宗旨并不在于阐明一种构成体系的方式。这种书写的情境总是与讲授密切相连,此外,问题或回答总是回应听众的需求:老师熟悉他的弟子们,他本人书写,或者别人记下的话语,通过前面的讨论,他知道学生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他也熟悉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会遇到的问题;他也经常依据这种特定的情境来讲课。我们总是遇到或多或少回应情境的书写,不是具有绝对普遍性的陈述,并非对任何时代与任何国家都有效,但相反,却是非常特殊化的。以上我所讲的一切,都与维克托·戈尔德施密特特别宣扬的结构性方法相对立,他试图把古代哲学中口语化的部分最小化 。

阿尔诺·戴维森:这等于说,古代哲学的口语性具有局限性,而现代的哲学书写完全没有这些局限,它不再与口语性或者面向一个特定群体的授课相关。您认为对话是古代哲学里一种特别推崇的体裁吗?对话作为哲学体裁,如今在西方几乎已经消失,我们拥有的更多是一些系统的论著。您怎样看待对话作为一种与很特殊的群体、与很特殊的听众群相关联的文学体裁的优越性呢?

皮埃尔·阿多:的确,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对话是授课的一种最基本的形式。简单而言,对话可以具有相当多样的形式。对话可以采取论证训练的形式,且有特定编码的规则。对话既可用来培育心灵,又可帮助弟子为城邦或法庭的辩论作准备。它也可以呈现为一种自由的对谈,有时候,缩减为由一个弟子提出唯一的问题,老师用一篇富有权威性的长篇大论来回应,但同时,他的回答总是面向一个较确定的听众群。在某种意义上,正如爱比克泰德在谈到他的老师穆索尼乌斯的《对谈录》时所说的,每个人都感到穆索尼乌斯在特别地和他说话 。西塞罗在他的第二本书《论道德目的》(De finibus)的开头,描述了对话的不同形式。但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在于对话的形式,在于我们已经讲到的提问—回答的模式。我们可以留意到很有趣的事实,拉丁人,当他们谈到一部哲学著作时,就称之为“对话”,比如,当他们指称西塞罗和塞内加的作品时,在其中,总会找到由一个真实或者虚构的对话者提出的一些问题。

因此,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哲学主要呈现为对话的形式,与其说是体现为一些理念之间的抽象关系,不如说体现为人们之间的一种生动的关系。在此,可借鉴维克托·戈尔德施密特在谈到柏拉图的《对话录》时所使用的出色表达:哲学与其说在传达信息,不如说在培育心灵 。

但也需要明确,在古希腊罗马的时代,哲学文本有其他的文学体裁,比如评论,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而且,我们也已经说过,评论旨在针对一个文本提出一些问题,此外,也有几何学般严格准确的系统陈述,以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Éléments)为典范。我们也注意到在伊壁鸠鲁的作品《致皮托克勒书》(Lettre à Pythoclès)中所勾勒的模式,而在普罗克洛斯那里找到了完美的形式,以《神学的元素》(Élements de théologie)、《物理学的元素》(Élements de physique)为代表。我相信,这种写法的目的与其说是进行一种公理化的理论训练,不如说是借助严谨的说理,来帮助弟子在学派的信条中获得不可动摇的信念,来规范他们的生活。我想,这在伊壁鸠鲁的著作中比较清楚,而在普罗克洛斯那里,也是很有可能的。

阿尔诺·戴维森: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还存在着如今已经消失的其他一些哲学体裁:比如,宽慰篇、通信录。然而,在某个时刻,似乎系统性论著入侵了整个哲学领域:宽慰篇与通信录都变成了纯粹私人化的形式;也没有了真正的对话,除了少数例外。当这些不同的文体缺席,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呢?

皮埃尔·阿多:宽慰篇和通信录都是一些文学体裁,哲学家在一些明确的情境中使用这些体裁来勉励他的弟子们或朋友们,在发生让人恼火的事件时,使用宽慰篇,在阐述生活的种种遭遇中,使用通信录,比如伊壁鸠鲁与塞内加的书信集。这些体裁,其实还是不同形式的对话。这些文学形式——对话、宽慰篇、通信录——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乃至十七世纪持续存在,但其实都是以一种文学形式存在,即哲学传授本身是在用对话的形式进行。因而,我们就有了贝克莱(Berkeley)、休谟和其他哲学家的对话录。笛卡儿在写给帕拉蒂纳的伊丽莎白公主的书信中,采用了精神指导的形式,这在古代是尊贵的。我想,系统性论著,都带着提出一个自足体系的意愿,始自十七、十八世纪的笛卡儿、莱布尼兹、沃尔夫(Wolff)等人。于是,古代哲学的文学体裁逐渐地消逝。

您问我从这个角度看是否有什么损失。首先,有损失,即使是部分的损失,但确实有,随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哲学作为生活方式,作为生活选择,也作为治疗的观念丧失了。我们失去了哲学的个人化、群体性的形态。而且,哲学越来越陷入纯粹形式中,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去探寻哲学本身的新意。对于哲学家来说,这意味着要变得尽可能的独特,或者创造一个新的体系,至少也要生产一种话语。为了做到独特,这种话语需要非常复杂。一座观念的建筑,结构是否灵巧,变成了建筑的目的本身,因此,哲学越来越远离人类的具体生活。

此外,需要承认,这种演变可以用一些历史的、体制的因素来解释。在大学狭隘的视野里,老师训练学生根据教学大纲学习,以便帮助学生获得一份文凭,为他们开启一段新的人生。个人化的、群体性的关系理应消失,让位于面向众人的一种传授,也就是说不面向任何具体的个人。在我看来,不幸的是,在我们的时代,想复活古代哲学的对话性特征,是极其困难的。似乎,这种讲授的对话形式只能在类似古代学校的一些共同体中得以实现,人们组织这些共同体是为了共同经历哲学(sumphilosophein,正如人们从前所说的)。或许,这在寺院、修道院类型的共同体中是可能的?但我想,在日常生活与学院的生活里,这会是相当造作的。

尽管人们不能返归授课的对话形式,但从十九世纪初至今,人们都在努力采用伦理与哲学的方式重新发现对话,也就是说,“我”与“你”的关系,在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和费尔巴哈(Feuerbach)的著作中初步形成轮廓,然后在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以及哈贝马斯(Habermas)那里得到发展。

阿尔诺·戴维森:人们会注意到,一个文本的哲学含义及其文学体裁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您对奥勒留《沉思录》的诠释里是很明显的。如果认为《沉思录》是一种系统性的论著,那么,人们立刻就会注意到各种不连贯和矛盾之处,仿佛它没有结构;但如果人们可以领会文学体裁以及奥勒留的文学体裁与哲学目的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领会文本,就可以在其中看到一种逻辑,但这完全不是现代系统性论著的逻辑。您可以解释奥勒留的文本是如何将文学体裁与哲学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的吗?

皮埃尔·阿多:奥勒留的著作是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阐明关于文学体裁的这个问题。说到底,各个时期的不同史学家,都依照自身理想中的哲学文体来理解奥勒留的《沉思录》。在十七世纪就有突出的例子,在英国,有一些学者对奥勒留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即托马斯·加塔克(Thomas Gataker)和梅里克·卡索邦(Meric Casaubon,他不是英国人,但生活在英国),他们两人都迅速发现了奥勒留著作的文学体裁属性:他们使用希腊文“hupomnemata”(精神笔记)来界定它,这个词指的是人们为自己所写的笔记,此外,他们也都看到,奥勒留为自己写下了勉励的话语。与此相反,同样在十七世纪,有一个法国人让-皮埃尔·德·若立(Jean-Pierre de Joly)设想,奥勒留的《沉思录》从表面上看,之所以具有断断续续的特征,是因为奥勒留原本写了一部系统性的论著,被抄录在纸片上,某个人曾尝试把文章重新排序,有点像帕斯卡尔的《沉思录》所遇到的情况。在浪漫主义时代,人们认为,这是一篇私密的日记,就像爱弥尔或莫里斯德格连的日记——奥勒留,在多瑙河畔的战役中的夜晚,以写日记的方式来表达他对生活的厌倦和他的忧伤。

近年来,人们又回到加塔克和卡索邦的立场,尤其反映在英国史学家布伦特 的一篇文章里,在卢瑟福 的著作里,还有在我本人的著作里:我们重新发现奥勒留努力在自己身上唤醒斯多葛派信条的理念,这些信条应当运用于他的生活中,但一度丧失了说服力;因此,需要不断地尝试着重新说服自我。奥勒留力图运用有效的方式掌握斯多葛派的信条,尤其是爱比克泰德的三项根本准则:在头脑里不允许任何不客观的想法,永远把共同体的利益作为自身行动的目的所在,让自己的欲望适合宇宙的理性秩序。因此,在奥勒留的著作里,有一种内在的逻辑。但是,为了能够在任何情形下唤醒这些准则,需要采用格言的形式,用短小精悍的表述为它们重新赋予生命。我在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面向,让人也用总体的方式理解古代哲学。在这个视野里,我在青年时代受到纽曼(Newman)大主教的影响,他写过一本《赞同的语法》,在其中,他把概念性的赞同与真正的赞同相区分:在英文里称作notional和real assent。概念性的赞同,意味着人们用一种抽象的方式对一个理论性的提议的认同接受,正如一个数学命题,二加二等于四。这并不需要任何的介入,这是纯粹知性的接受。真正的赞同,意味着要把整个生命介入:即人们领会到所认同的命题将改变我们的生活。纽曼在基督教的卫道言论的视野里发展这种理论,但我想,这可以适用到奥勒留的个案里:他想做的,正是对斯多葛派的信条与命题拥有一种真正的赞同——比如,只有道德层面上的善与恶才构成善与恶,再比如说,通过理性,其他的人们之间彼此相似,因此,应该爱他人,宽恕他人。要达到这种真正的认同,需要运用想象,也需要推理,还需要一整套心理学的学说。

阿尔诺·戴维森: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我们可以在同一个框架里阅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这完全不是一部系统性的论著;如果我们把它当作通常所说的系统性论著来阅读,正如在美国的学者们有时这样做的,就会发现这部著作充满不一致,写得很差——人们对奥勒留的著作也有同样的批评——然而,事实上,正如人们对例如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及其他哲学家的文本所指出的,这是一种对话的类型:许多短小的对话,每一次都加以更新,因为,每一次,人们应当超越一种诱惑,进行一种真正的心灵治疗,为了改变生活,而不仅仅是对话者的观点,对话者也是维特根斯坦本人,他本人也应发生自我的转变。因此,您是第一个发现维特根斯坦的法国人,这并非出于偶然:在一篇1959年或1960年发表的文章(“语言游戏与哲学”)里,您或许第一次使用“精神修炼”的表达来谈论维特根斯坦。而且,您还强调,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有一整套心灵治疗,而并没有现代类型的系统性。这提示我们,在今天,还可以找到古代哲学的文学体裁与类型:在哲学史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作者,试图革新古代哲学的文学体裁与类型。为什么您会认为这种典范——哲学作为生活的选择,作为自我转变的必要性——始终是鲜活的,即使它有点被如您指出的各种事物,如大学教育等,所遮蔽?

皮埃尔·阿多:首先,我想说一点题外话。您强调维特根斯坦的读者们觉得在《哲学研究》里有许多不一致性。也要提到,关于在我的著作里哲学作为生活选择或者精神修炼的观念的诞生,正是因为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如何解释一些哲学家们表面上的不一致。在六十年代,我甚至在慕尼黑做了一场讲座,那篇讲座稿从未公开发表,题目是“哲学中的体系与不一致”。每当我听到历史学家们说,“亚里士多德不一致”,“圣奥古斯丁写得很差”,我总是感到很震惊。正是这个问题将我引向这样的理念:古代哲学作品的撰写并不是为了展现一个体系,而是为了产生一种培育的效果:哲学家希望带动他的读者们或听众们进行精神劳作,让他们进入某一种情绪倾向(disposition)的状态。我想,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我并不是从哲学作为心灵治疗的或多或少的教化观照等出发,比如作为与佛教相竞争的学说。不,这确实提出严格意义上的如下的文学问题:古代哲学著作为什么在总体上带给人不一致的印象呢?为什么如此难以追寻其中的方案呢?

关于您提出的哲学古典模式可能的更新这个问题,目前,我坚持以下观点:首先,我相信,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口头文本的古代文明已经彻底消逝,而印刷术本身也在不久后将被网络所超越。我刚才说过,我怀疑让哲学教学的对话特征重新活跃的可能性。但您有理由指出,从文艺复兴到今天,总有一些作者在他们的著作里尝试使用一些古代哲学的文学体裁。比如,我们可以列举蒙田的《随笔集》(Essais),让人完全想到普鲁塔克(Plutarque)论著的体裁,笛卡儿的《沉思录》,这些精神修炼考虑到读者需要时间来改变他的心态并转变他看待事物的方式,还有受到奥勒留与爱比克泰德影响的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的《修炼》(Exercices),叔本华、尼采的格言,或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总存在着两种相对立的哲学观,其中一种观念强调话语的功能,另一种则强调生活的选择。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诡辩派与哲学家已经相互冲撞。前者试图用辩证法的微妙或者词语的魔术来闪光,后者要求他们的弟子在某一种生活模式里进行具体的介入。最终,这种对立的局面延续下来,在某些阶段,某一种倾向占据上风。我想,哲学家们永远不能摆脱他们在“言说的愉悦”里所体会到的自我满足。无论如何,要始终忠实于哲学的(或可以说是苏格拉底式的)深邃灵感,并且需要提出关于哲学话语的一种新的伦理,借助这种伦理观,哲学话语才能拒绝把自身作为自足的目的或者更糟糕地把自身作为哲学家的雄辩展示,而化为一种自我超越的渠道,抵达宇宙理性的层面并朝向他者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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