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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为生活与智慧探求的哲学

阿尔诺·戴维森:在古代,闪耀着六大哲学流派:柏拉图派、亚里士多德派、斯多葛派、犬儒主义、伊壁鸠鲁派和怀疑主义;每个流派都各自有独具特征的精神修炼。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极其特殊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来区分这些流派。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一种存在态度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每个流派的特殊性。究竟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而在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哲学生活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皮埃尔·阿多:哲学的生活方式,简单地讲,指的是哲学家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比如说,在古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斯多葛主义者昆图斯·穆修斯·斯凯沃拉,他是当时派驻亚洲省份的督察官,与他的前任们不同,他坚持用自己的费用承担他在亚洲的差旅,并且,他迫使周围的人们也都效法他的做法,以此结束了罗马税收官贪婪无度的做派,从而享有清廉的盛誉。此外,也只有斯凯沃拉流派身体力行地执行斯多葛派所规定的反对奢华的法则。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这个流派具有其他流派所没有的一种朴实的苦修和伦理层面的严谨。显然,在这里,我讲的尤其是一种伦理态度,但这可以延展到其他领域。事实上,可以说,每个学派都有一种独具特征的行为方式。此外,据我所知,还有一个方面的研究有待拓展,至今尚未得到透彻理解:关于喜剧作品的作者,也就是说古代的普通民众,如何看待各种哲学学派?因而,柏拉图主义者被认为是骄傲的,爱比克泰德也这样说——他们“把眉毛高高抬起”。伊壁鸠鲁派当时被认为什么东西都不吃。这与人们如今所认为的伊壁鸠鲁派的形象不同,在当时,人们认为他们过着一种很简单的生活。斯多葛派则被看作一群极其朴素的人。我们还没有提到怀疑派,因为,他们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些循规蹈矩的人。这就是古代的喜剧作家所看到的哲学学派的外在形象。

如果我们想到犬儒主义者,立刻可以明白,哲学在当时如何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既不发展任何学说,也从来不授课,而满足于按照某种风格生活。所有人都了解第欧根尼在酒桶中生活的故事。这些人拒绝日常生活的常规,拒绝普通百姓的寻常心态。他们满足于拥有很少的东西,沿街乞讨,不顾羞耻地在公众场合自慰。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回到没有文明教养前的自然本性。其他的哲学流派没有都走到这种极端的情况,尤其是各自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其他学派都有所不同。柏拉图主义者的哲学态度,在柏拉图的时代,以三种形态为标志:他们考虑发挥政治影响,但要依据柏拉图式的理想规范来实施;还有苏格拉底式的传统,也就是说,讨论的愿望,依据提出的问题与给出答案的方法来展现教学;最后,还有知性主义,因为,柏拉图主义的主旨就在于让灵魂与身体产生分离,脱离身体,甚至倾向于超越推理。在古希腊罗马末期的柏拉图主义者,即新柏拉图主义者认为生活是一种思想的生活、依据精神的生活。

在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传统里,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极具特点,最终,指的是过一种学者式的生活,过一种致力于研究的生活,不仅仅研究自然科学,也研究数学、天文学、历史与地理。因此,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一种生活模式,可以定义为“静观”(theoretique)的模式,也就是说,人们依据这种模式“静观”事物。但是,这种模式也包含对神圣思想、对宇宙第一动力的一种参与,也包含对星辰的静观。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作为精神修炼的物理学的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有一点很有意思,那就是对科学的纯粹无私的特征的意识。“静观”的模式,这指的是并非出于一种特定利益的研究,不是为了物质的目标。

至于伊壁鸠鲁派,我刚才已经提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旨在对各种欲望做某种节制,为了保持一种更完美的灵魂的平静。为了过得幸福,需要限制欲望。这一点很有名,他们区分自然的、必要的欲望(吃、喝、睡),自然的、不必要的欲望(性的欲望),既不自然、也不必要的欲望(对荣誉、财富的欲望)。正常地讲,需要坚持绝对必要的欲望。他们至少在原则上(因为也有一些例外)排斥政治行为,他们尽可能从城邦的事务中隐退。从总体上而言,我们对伊壁鸠鲁派的生活形成了一种概念,首先通过伊壁鸠鲁的通信录,此外也通过伊壁鸠鲁派的诗人菲洛德穆(Philodème)的诗句有所了解。在其中,他们讲到非常简朴的饭局,却是在朋友之间的聚会,因为,在伊壁鸠鲁派里,友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归根结底,伊壁鸠鲁派寻求享受存在所带来的简单的快乐。

至于怀疑论者,我说过,当时的人们认为,不如说他们循规蹈矩,因为,他们所接纳的唯一的行为准则就是遵循城邦的法律与习俗,但是,他们拒绝判断:他们悬搁对事物的判断,出于这个缘故,他们找到了灵魂的安宁。

归根结底,您提到这一点,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总是被看作有点像苏格拉底的形象:他“不在他的位置上”,他独一无二,无处可居(atopos),人们不能把他放置到一个地点,不能把他归入一个特定的类别,他是无法归类的;由于一些比较特殊的原因,在各个学派那里,都与日常生活有某种断裂,甚至在怀疑论者那里,他们用一种彻底的内心的无动于衷来走近日常生活。但是,与此同时,他们的哲学支配着日常生活,有时候,他们甚至开出细致入微的处方。可以说,斯多葛派由于他们给出——借用十七世纪的术语来说——“决疑手册”而闻名,在其中,他们指出在生命的种种境遇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阿弗罗狄西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re d'Aphrodise)在评论亚里士多德时,他嘲讽斯多葛派会这样自问:在上哲学课时,他是否有权交错双腿?当他和父亲用午餐时,是否有权吃量最多的那一份午饭?在一篇论述古罗马斯多葛主义的文章里,在谈到格拉古兄弟 时,还有在论西塞罗的一篇论文《论义务》(Des devoirs)里,我的夫人 指出,在这种决疑法规里,在斯多葛派那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比如说,人们会提出如下问题:如果要卖一座房屋,是否有权隐藏这座房屋的缺陷,还是需要揭示它的缺陷呢?有些沾染异端思想的斯多葛派会说:是的,人们可以遮掩缺陷;但是,正统的斯多葛派就会说:不,人们无权这样做。或者还有谷物批发商的例子,谷物商满载着一船的小麦驶到一个港口,却遇上当地正饥荒肆虐。他会想,在他之后来到的其他货船,会因此面临价格的变化吗?人们在日常生活里预料到各种各样可能的行为举止,但您瞧,问题在于懂得怎样的态度才符合哲学的理想。没有什么比反对一味崇尚赢利更强烈了,因为那种心态会逐渐地毁灭人道,斯多葛派的道德要求每一个人都具备一种正直,一种透明,一种绝对的无私。

我们也可以说,透过这些不同的生活形式,一些共同的倾向在不同的哲学学派中勾勒出轮廓;这尤其意味着拒绝为事物赋予差异性的价值,因为,那仅仅表达了个体的局部视角,摒弃私己与不加分化,引人走向灵魂的平和。

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哲学家来说,日常生活的这种问题比较复杂。最近,我研究了爱比克泰德的《手册》,而我意识到,在流传至今的《爱比克泰德谈话录》与《手册》里,爱比克泰德似乎经常给人建议一些彼此矛盾的态度。他在尼科波利斯(Nicopolis)的学生们都是些年轻人,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富家子弟,日后将要展开政治生涯。但是,当他在学校里教书时,他尝试让他们实践最严谨的哲学。于是,他告诉他们:不要去追逐女孩儿,要节制饮食的方式,等等。可以说,都是各种各样的严厉忠告。而我曾把这方面与封闭在修道院里的初学修女比较,她们被训练着过宗教生活,但随后又被送到外界,回到俗世。爱比克泰德的学生们,他们也要走出校门,爱比克泰德预见到了他们在回家之后会从事什么工作,于是,他会给弟子一些忠告,关于如何参加宴会、出席戏剧演出,甚至还有如何展开政治生涯,等等。这就是哲学家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他应当与俗世相分离,但事实上,他又应当回到俗世,并且过凡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个方面,苏格拉底始终是典范;我想起普鲁塔克的一篇优美的文章,他说过:苏格拉底是一位哲学家,不是因为他在一张讲台上讲课,而是因为他会和他的朋友们聊天,和他们一起玩乐,他也去市集,最终,他死得其所,体现典范。因此,正是苏格拉底日常生活的实践成为他真正的哲学。

阿尔诺·戴维森:同时,在日常生活与哲学生活之间,发生了一种断裂,而哲学生活对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皮埃尔·阿多:完全正确。此外,哲学甚至也对哲学生活的演变产生某种影响。比如,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大多数法律史学家都承认,在斯多葛派的影响下,法律发生了演变,尤其在对待奴隶的方式上,或者在刑事责任的意义的领域里。这展示了一种有意识的愿望。

阿尔诺·戴维森:依据您的观点,并不一定总需要在各种学派之间作出选择,以排他性的方式选择一个学派、一种根本的态度;人们可以把斯多葛派与伊壁鸠鲁派相融合吗?就像比如把歌德、卢梭或者梭罗的观点相结合?

皮埃尔·阿多: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étaphysique des mœurs,关于伦理方法的理论)里宣称,美德的修炼应当结合斯多葛派的能量与伊壁鸠鲁派的生存的快乐来实践。人们可以在卢梭《孤独散步者的遐想》里梳理出斯多葛主义与伊壁鸠鲁主义之间的融合,在其中,既可以找到存在的愉悦,又可以找到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意识。歌德 在《弗尔克对话录》(Entretiens avec Falk)里讲到,有一些人,由于他们天生的倾向,一半是斯多葛派,一半是伊壁鸠鲁派。在梭罗的《瓦尔登湖》(Walden)里,可以分辨出这种类型的态度。至于尼采 ,在他去世后出版的遗著的一个片断里,他说,从伊壁鸠鲁派那里找到一个秘方而获益之后,不要害怕同时采取一种斯多葛派的态度。最终,这样的一种态度正是我们所说的折衷主义。这个词本身往往被哲学家们所蔑视。总体而言,从康德到尼采,哲学家们都在谈论斯多葛派与伊壁鸠鲁派。但还有其他模式。

对于生活在当代的人们来说,这种折衷的态度具有一种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对于当代人来说,不再有古代修炼的种种学派,不仅如此,而且,人们明显地体现出对任何学派的影响都持保留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西塞罗已经持有这种立场 ,他属于一种新柏拉图主义的倾向,可以被称作“或然论派”。他说:我们其他人,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独立的,没有任何义务强加给我们,我们得过且过,根据特定的情况和遭遇的情形作随机的决定,选择每一次在我们看来最好的解决办法,无论它的灵感取自伊壁鸠鲁派或斯多葛派或柏拉图主义还是任何其他的生活模式。

人们可以反驳我刚才所说的关于折衷主义的所有观点,如果人们开始选择自由地存在,而不附属一个学派,那么,也完全可以独自找到解决办法,而不选择一种模型。但是,我们所讲述的关于诸如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这些体验在数个世纪里持续,也一直在被讨论、批判和修正。在这个视野里,尼采讲到古代道德修身的种种学派,将之比作做试验的实验室,在某种方式上,我们可以运用其结果。正如米什莱(Michelet)这样说道:“古代包含着高度凝练如炼丹的理念。” 近来,有三位研究古代人类学的学者用令人信服的方式 指出,古代政治生活的经验可以启发我们的现代民主。在涉及伦理与哲学生活的经验时,为什么不可以同样给我们启发呢?

阿尔诺·戴维森: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证实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呢?

皮埃尔·阿多:西塞罗与或然论的柏拉图主义者会回答,一种理性的思考,帮助我们发现在某种情形下或许可以作出的选择。我们看到,西塞罗本人在公元49年三月写给阿提库斯(Atticus)的信中(第九封,4)实践了这种方法。他在信中列举他对应该有的行为举止提出的各种问题,当时恰逢在恺撒与庞贝之间的冲撞引发政治危机:需要冒着毁坏城邦的危险去与独裁统治做斗争吗?还是最好去谈判呢?在这样的情形下,又是否有权从政治事务中隐退呢?需要支持暴君的对手们吗,即使他们也不断地犯错误?

阿尔诺·戴维森:论证唯一一种态度的排他的选择,这的确是困难的;但是,如果在一种特定的情况下,我们被具体的情形引导着像一个斯多葛派那样行动,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像一个伊壁鸠鲁派一样,我们就更容易论证态度的选择,因为,它总是与一个特定的语境有关。

皮埃尔·阿多: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但还是希望再明确一点。在我的著作《古代哲学的智慧》里,我想表明,哲学家们建立了一些学派,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提议一些生活的模式。这意味着,在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或伊壁鸠鲁的思想培育里,在我看来,主要的因素似乎是对某一种生活方式的再现:对柏拉图来说,意味着一个政治家由理念所映亮;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意味着一个学者要静观自然;对伊壁鸠鲁来说,则意味着一个智者享受灵魂的平和。面向其他生活选择的反抗可以推动这种再现,因此,它与一整套理论性思考相关联。但是,在我看来,从来不是纯粹的理论性思考决定生活的选择。关于选择,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作为一个好的怀疑论者,他为一些哲学的选择画了漫画式的肖像,并嘲讽如下:斯多葛派的选择被激情与傲慢所激发(后来冉森教派也这样讲),伊壁鸠鲁派的选择则是被肉欲的激情所激发的。但是,在这种评论中有某种真实,可以用一些个人的动机来解释这样或那样的生活选择。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在理论的思考与生活的选择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的因果关系。借助内心生活的一种根本的方向,理论思考朝着某一个方向进展,而这种内心生活的倾向逐步明确,又借助理论思考具备了形态。在我年轻时,我已经有了这种观点,我通过脚踏车的照明系统来阐明,由于车轮的转动而确保了照明。在黑夜中,也需要一种光来为我们照明,来引导我们(这就是理论的思考)。但是,为了得到光明,需要通过轮子的转动来发电。车轮的运动,正如生活的选择。随后,人们可以向前进。但是,最初需要在黑暗中让车轮转动一小会儿。换言之,理论的思考已经给我们提示了某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需要借助理论的思考来推进、明确化。

阿尔诺·戴维森:在您经常讲到哲学作为面向死亡的修炼时,您会首当其冲地引用柏拉图。今天,对我们来说,这种观念可以具有什么意义呢?

皮埃尔·阿多:首先,让我们说明一下这种表述在古代具有怎样的意义。显然,要从柏拉图开始,因为,他用各种形式说过,哲学是面向死亡的一种修炼。但是,他却是用一种悖论的方式言说的。他并不想说:需要锻炼自己去学当一名死者,或者模仿死亡,比如,就像查理五世(Charles Quint)把自己放进棺材里的做法。可他想说:需要把灵魂从肉身中脱离。这指的不是一种面向死亡的修炼,与此相反,却是一种涉及精神生活、知性生活或者思维生活的修炼;这指的是找到在感性认知之外的另一种认知的方式。我们也可以说,需要从经验的、低级的、注定会死的自我过渡到超越的自我;苏格拉底在《斐多篇》(115c)里清晰地区分在喝过毒芹酒之后就要变成一具尸体的自我与在精神层面行动和对话的自我。这指的完全不是为死亡作准备;但是,因为柏拉图总是充满讽刺,他提到那些非哲学家对哲学家所做的描述,他们把哲学家再现为面容苍白的一些人,带着垂死人的气息。他想说的仅仅是需要把自身从感性生活中抽离。此外,这也可能对健康有所作用;但是,这并不指向死亡。事实上,斯多葛派也经常谈论到面向死亡的修炼,是在我们已经讲到的一种修炼的视野里:面向生活磨难的准备,即面对未来的困难与苦恼的思考(praemeditatio malorum);斯多葛派总是说:需要想到死亡临近;但比起对死亡的准备,这更多地意味着发现生命的严肃性。比如,奥勒留,作为斯多葛派,他说:需要把每一次行动都作为最后一次来完成;或者,他还说:需要对待每一天如同一生中的最后一天来度过。这指的是,要意识到我们还在经历的这个当下时刻具有无限的价值,因为,死亡随后也许会让生命中断,这意味着在死亡尚未来临之前,要用极其强烈的方式生活。伊壁鸠鲁派也讲到死亡。依据塞内加的说法,伊壁鸠鲁“想到了死亡”;但这完全不再意味着为死亡作准备,与此相反,完全如同在斯多葛派那里一样,是为了意识到当下瞬间的价值所在。这也是贺拉斯那一句著名的名言“采摘当日”:采摘今天的花朵,别想到明天。而且,在伊壁鸠鲁的视野里,死亡的思考旨在让我们深刻地领会,在我们这些生者与死亡之间的任何关系都是缺席的:“死亡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算”,伊壁鸠鲁派这样说,死亡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从存在到虚无,没有任何过渡。死亡是一个点,这就是全部。死亡并不是生命中的一个事件,维特根斯坦后来这样说 。对于伊壁鸠鲁派来说,有一个理念与斯多葛派的见解相通,每一天都要像生命仿佛要终结一样去生活;因此,每天晚上,要满足地对自己说:“我活过了。”在这里,有两种面向:首先,在这个视野里,用全部的强烈活过了一天,但同时,当次日来临时,人们会注意到,新的一天好比一个出乎意料的幸运。最终,人们告诉自己:在存在的一个唯一的瞬间,我们已经拥有了全部。这指的是永远要意识到存在的价值。

归根结底,柏拉图与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同样总是把面向死亡的修炼看作生命的一种修炼。在《伦理学》(Éthique)第四部分第六十七个命题里,斯宾诺莎说:“自由的人不会想到死亡,他的智慧不是对死亡的思索,而是对生命的思索。”显然,他肯定是在批判柏拉图的表述,但可能也批判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有一句格言:“记住你注定会死。”(memento mori)因此,斯宾诺莎批判死亡的修炼,但最终,他也许错了,因为,事实上,面向死亡的思索、思考或修炼,都是一种面向生命的修炼。

阿尔诺·戴维森:我们可以以同样的道理来谈论海德格尔吗?

皮埃尔·阿多:我想是同样的道理。在海德格尔那里,死亡的前瞻或者预先考量,都是本真存在的一种前提。有限性的意识,应引领人类去担当如是的存在本身。但是,在海德格尔的思想里 ,他并不像古希腊罗马时代那样试图清除死亡带来的焦虑。我想,这就是现代世界的一个特征,我也许会在下一本书里再讲到一个面向,在我看来,它仅仅是从歌德、谢林、尼采才开始出现的;那就是存在的意识与焦虑相联系的理念,但这构成生命的价值,正如歌德所说 ,恰恰是在庞大恐怖(Ungeheure)——阴森吓人、恐怖、不可思议、骇人听闻的事物面前的颤栗,如果可以这样传译的话。这种理念在整个现代思想中都可以找到,在里尔克那里也是一样。我想,在斯宾诺莎、伊壁鸠鲁、斯多葛派、柏拉图那里,焦虑的细微差别完全不存在。

阿尔诺·戴维森:有时候,会听到有人说,精神修炼是自私的。但在您看来,哲学生活却肯定不是一种自私的形式?

皮埃尔·阿多:总要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在人们为完善自身所作的努力当中,永远肯定会有一种自私的危险,尤其是在古代的视野里,当人们试图抵达无动于衷,即灵魂的安宁时,人们经常从政治活动中抽离。此外,在爱比克泰德的《手册》里,有让我初读之下有点颇受刺激的一些宣言,我们听到爱比克泰德说:想到你的孩子是会死的生命,你就不会为他的早夭而痛苦。在爱比克泰德的例子中,我体会到这不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中心主义,而相反,这是近似于基督徒顺从上帝的意愿的态度。最终,当我们了解他也大大强调家庭情感时,这便可以得到解释。需要承认,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即使对于基督徒而言。关怀自身,可以显得自我中心。无论如何,当我们阅读比如塞内加、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留的文本时,我指是斯多葛派,或者当我们也研究这在伊壁鸠鲁学派的生活中如何运作时,我们会体察到,正如我上面说过的,精神实践旨在确立灵魂中的安宁,它不是自私的,关于这一点有如下几点论据。首先,精神修炼致力于从私己主义中抽离,私己主义首当其冲地是由愉悦的吸引或者对身体的关怀而引发的。无论是柏拉图还是斯多葛派(让我们暂且把伊壁鸠鲁派搁到一旁),哲学家们总是努力从片面的、局部的自我之中抽离,来提升到一个更高级的自我的层面。此外,我们讲到过关于精神修炼的一段话:它恰好旨在承认讨论中的他者的权利,尤其承认一种更高级的规范,在那个层面上,自我应当简单地提升到能够与他者对话——即理性的更高级层面。归根结底,这个道理是简单的:从人们试图依从理性的那一刻起,人们几乎必定迫使自身放弃私己主义。这就是第一个论据。

第二个论据,当我在谈到苏格拉底时也讲到,需要承认古代的哲学家们具有非常强烈的对他者的关怀。此外,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是有着照顾他人的使命的哲人,承担着要让他人关怀自身的职责。在这里,我们回到第一个论据:自我的关怀,这完全不是在现代意义上对安逸存在的关心,而是旨在对自己真正所是产生意识的自我关怀,最终,也就是说用理性对我们的身份有所觉悟,而在斯多葛派那里,甚至意味着拥有被视作神灵的理性。因此,哲学家们总是具有对他者的关怀。在柏拉图那里,这一点在他的《第七封信》(Lettre Ⅶ)里非常清楚,此外,这也体现在他的政治意图里;在早期斯多葛派那里也是一样,在塞内加、爱比克泰德与马可·奥勒留那里还要更明显。我讲到爱比克泰德的三条准则,在马可·奥勒留那里也可找到,关于欲望、行动与评判的准则。但在行动的准则里,也包含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即对公共财产的操心。而且,对于马可·奥勒留而言,这具有一种很强烈的价值意味,因为,作为皇帝,他劝告自己要对共同的财产具有这种关怀。另一方面——在此,我们回到伊壁鸠鲁派——我们可以说,在古代,哲学力图加以传播,可以说,它们具有一种传道的面向,即使不是在一个大的范围;而且,伊壁鸠鲁派虽然看上去撤回到自身,却拥有对友谊的一种宏大的主张,对他们来说,友谊是一种愉悦:他们渴求友谊,因为那是一种纯粹的愉悦。他们尤有欲求传播其学说。一个出色而不凡的例子就是奥伊罗安达的第欧根尼。他曾经在其城邦的墙壁上刻录伊壁鸠鲁文本的大篇铭文,致力于说服城邦民众皈依伊壁鸠鲁的学说。在土耳其,我们知道有相当数量的这类铭文。

阿尔诺·戴维森:换言之,在古代,人们如果不能照顾自己,就无法照顾他人。您认为在这其中是否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呢?照顾他人,有多种方式,有一种哲学式的模式,也有一种非哲学式的模式。似乎,照顾他人的哲学方式总要有一种自我关怀,也要求自我的转化。

皮埃尔·阿多:我想需要把您做的表述颠倒过来,至少在涉及斯多葛派时如此。这并不等于说:如果人们不能照顾自己,就不能照顾他人,但相反,正如塞内加说过(第四十八封信,第三行):“为他人生活吧,如果你想为你自己生活。”因为,塞内加补充道,如果人们只顾自己,就无法活得幸福。的确,人们可以认为,为了照顾他人,首先需要转变自身。但明确地说,这种自我转变旨在对他者加以关注。最终,用一种或许夸张的表述,我会说,如果没有对自身的遗忘,也就没有对他人的真正关怀。无论如何,当然,忘怀个人的利益,正如苏格拉底在《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ie de Socrate,32b和31b)里所言:“请自问,您是否在人格上有可能像我一样多年以来已忽略一切个人的利益……仅仅为了关怀您。”

您也许会对我说:遗忘个人的利益,明确地说,这是操心自身,也就是说,事实上要操心更高级的自我,在任何自私主义之外。的确如此,更何况如马可·奥勒留很清楚地讲过(Ⅶ,13),奠定他者之爱的理性,至少对于斯多葛派而言,即是对作为同一个团体的成员的意识,乃至于每一个成员,在为其团体而效力时,也在为他本人效力。在为他人做善事时,人们可以从中找到快乐,因为,在为他人做善事时,人们也在为自身行善。但是,马可·奥勒留还看到一种危险(V,6,3):如果人们有意识做善事并感到幸福,人们就有观看自己做善事的危险,就不能在做善事时拥有一种完全纯粹的意图。对他来说,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成为做善事的人们中的一员 。这让人想到《福音书》里的话语:“当你施人恩惠时,你的左手并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善意意味着完全的无私,它在某种程度上应当是自然生发而不假思索的,丝毫不加盘算,也丝毫没有自满。善意应出于本能:人们应当如同蜜蜂采蜜一样做善事,而完全不多求什么。但是,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古代哲学家可以像马可·奥勒留那样达到意图的纯粹性的顶峰。

阿尔诺·戴维森:难道不可以说正义的探求也是一种精神修炼吗?我们不能在仅仅考虑自己和仅仅考虑他人的精神修炼之间作出粗暴的区分。当人们指涉正义时,这也是一种自身的修炼。

皮埃尔·阿多:我想,在涉及大多数古代哲学家的情况时,您上述所言是有道理的。

阿尔诺·戴维森:近来,您强调在哲学话语与哲学本身之间的区分。与所谓大学教授认为的相反,哲学不能缩减为哲学话语,然而,话语始终是哲学包含的一部分。有哲学的话语与观念,也有哲学的非观念式修炼与实践。在您本人的哲学观里,哲学话语与哲学实践(非纯粹观念性的实践)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皮埃尔·阿多:正如我前面说过,我从斯多葛派那里借鉴这种区分,但人们发现在整个哲学史中都暗含这种区分,因为存在一方面是词语另一方面是始终生动的实践之间的对立;我们总强调,真正的哲学家不是在言说的那个人,而是在行动的那个人。正如您刚才讲的,这是一种复杂的对立。再一次要提到,当斯多葛派讲哲学话语不是哲学时,他们不是想说话语不是哲学式的:因为当他们为学生们讲授哲学的三个部分,即逻辑学、物理学与伦理学时,的确又是在做哲学;如要能够实践哲学,这些是不可或缺的。从另一方面,当人们讲哲学不是哲学话语时,这不等于说在哲学生活里没有话语,因为我们有理由认为至少需要一种内心的话语来对自身产生作用。归根结底,我们可以说,哲学如同一个椭圆,有两极:一端是话语,一端是行动,既外在又内在,因为,与哲学话语相对立的哲学也是为了作出一种努力而置身于某些内在的境态。

在古代,这两极在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里清楚地显现:哲学话语对应在学府的授课;哲学生活则对应把老师和弟子聚集在一起的体制化生活的共同体,这包含某种类型的生活,一种精神的方向,对意识的省察,沉思的修炼,而这也对应作为城邦公民的良好生活方式。一方面,我已经说过,作为生活的哲学受到哲学授课的话语启发:比如,我们看到马可·奥勒留撰写他的《沉思录》来重新体会那些总会变得抽象的哲学话语;也就是说,经由生活中的习惯、消遣、种种操心,哲学话语很快重新变得纯粹理论化,而不再有决定让个体来体验他的哲学的必然力量。另一方面,在古代的哲学里讲授的话语很少是纯粹理论性的话语:它经常也采用一种习练的形式。苏格拉底的对话是完美的例子,但即使在并非作为对话的讲授中,也有一种修辞的努力来影响弟子们的思想。哲学的两极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将它们区分却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它们也一直被加以区分。柏拉图早在他的《第七封信》(328c)里说过,说他来到雪城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他不是一个话多的人:“因为害怕在我自己眼里显得只是能说会道,却无力果断地谋求行动的解决。”在整个古希腊罗马时代,正如普鲁塔克所做的,人们嘲笑哲学家们只是一些诡辩者,从他们的教席走下,则既不知道生活,也不懂得教他们的弟子去生活。我不能在这里陈述这段丰富传统的历史,从彼得拉克(Pétrarque)到蒙田再到康德,他们都把两类哲学家对立起来,前者坚持哲学的经院传统,因此只是康德所称作的“理性的艺术家”,因为他们只对纯粹的思辨感兴趣;而后者有能力关注全体人所感兴趣的事务,即最终关注实践,康德将这一类人称作“世界的哲学家”。而康德有力地陈述了在哲学话语与哲学生活之间的联系,他这样说道:今天,在生活中与自己所学相一致的人,被认为是空想家。梭罗讲过传达同样精神的一句话:“如今只有哲学教授,没有哲人。”至于叔本华,他曾写过一个小册子《反对大学哲学》(Contre la philosophie universitaire)。 说到二十世纪,如果只举一个例子,我从未忘记我在读到夏尔·佩吉 的一句表述时的惊诧:“哲学并不走进哲学的课堂。”当然,在这里也要承认柏格森对佩吉产生的影响。

您向我提问哲学话语与哲学实践在我本人的哲学观念中所起到的作用。的确——我在这一点上并不作价值的判断——有许多我的同时代人把哲学视作一种话语,严格地讲是关于话语的话语,仅此而已。我个人有另外一种观念。为了让人理解,我还要通过古代来迂回。我们已经看见,在整个古代时期,有一些人被看作哲学家,因为他们用哲学家的方式生活,比如柏拉图的朋友叙拉古的狄翁(Dion de Syracuse)、卡托·乌地森西斯 、昆图斯·穆修斯·斯凯沃拉、普布利乌斯·特拉塞亚(Paetus Thrasea)。在这个方面,理查德·古莱(Richard Goulet)相当高效地主编了一本《古代哲学词典》(Dictionnaire des philosophies antiques),这是典范性的工具书。在其中,我们会遇到一些人物,他们既不是学者,也不是哲学教授:有政治人物,比如安提柯二世国王 ,也有一些女性,因为其哲学的生活而闻名。有时候,他们编撰一些哲学的作品,并不创造哲学学说,无意提出新的理论,只是展示他们所选择的哲学学派的学说,从而来为他人和自己归结一些行为的准则。这正是西塞罗、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特斯(Brutus)、塞内加、阿利安(Arrien)、马可·奥勒留的情况。正如我所提议的,要承认哲学生活作为哲学的两极之一,在我们当代的世界中,会重新再有位置给作为“爱智者”(philosophes)的哲人。在这个词的词源意义上,即智慧的探求者,当然指的不是要革新哲学的话语,不是要寻求幸福,似乎这不再流行——而是探求一种更自觉、更有理性、朝向他人以及广袤的世界更敞开的生活。此外要承认,谈论哲学的教授与作家,他们有这样的志向,有义务继续革新和转变哲学的话语,这是显而易见的。而我相信,这是一种让人富有激情的、无限的任务,但需要期许让他们意识到话语与生活是不可分离的。从个人的层面,在尝试着执行作为史学家和诠释者的任务的同时,我尤其努力地过一种哲学的生活,也即,正如我前面说过的,仅仅是要有自觉地、协调一致和理性地生活。需要承认这一点,得到的结果并不总有很高的层次。而比如说,当我住进医院时,我并没有能保持自己应该维系的心灵安宁。但是,无论如何,我努力把自身放置在某些内在的态度之中,正如在当下时刻的聚精会神,在世界的在场面前的心醉神迷,从高处投向事物的目光——正如乔治·弗里德曼所讲,“每一天都在飞升”,要对存在的神秘性有所意识。此外,我要向您承认,当我变老时,我越来越倾向于话语的体验,但这肯定是一种老迈的缺点。我甚至敢于向您承认,我非常喜欢那句具有悖论性、谜语般,却又富含多重意义的表述,那是西蒙·莱斯 引用的一个中国作家的话:“所有能讲出的都失去其重要性。”

阿尔诺·戴维森:因而,实践具有一种优先性;而如果我们把一种理论话语从实践的语境中抽离,我们就不能理解这种话语的跨度。

皮埃尔·阿多:在此,我们返回到一种先前讲过的诠释原则。我们不能理解一个文本,如果我们不考察作者的意图,也就是说他希望生产的效果:这一点正是实践的语境。再举一个常被人提起的例子,如果人们不能理解马可·奥勒留在书写时希望激励自己,不了解他用斯多葛派的一种惊人的形式在自言自语,那么,人们就不能读懂他的著作。他不希望用理论的方式阐述斯多葛派学说,这指的既不是内心的日记,也不是理论的教材。

阿尔诺·戴维森:您不愿作价值的判断,直到您在《世界报》的教育版上发表了“高中会考论文答卷”(1992年3月)一文,您终于还是提出了以下的问题:“最终,对于作为人类的人来说,最有用的是什么呢?是否意味着对语言或存在和非存在有所发现?更恰当地说,难道不是意味着学习过一种人间的生活?”我们可以说,这里有一种不言自明的价值判断。其次,如何解释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之后精神修炼的实践所经历的衰退呢?

皮埃尔·阿多:我想首先回到您援引的我在“高中会考论文答卷”里写的那段话。在讲到“对于作为人类的人来说”什么是“最有用的”时,我联想到的是康德所谈的“世界的”或“宇宙的”哲学,正如我们所讲过的,亦即是观照到智慧视野的哲学:如康德所言,正是提出“让所有人都感兴趣”的一些问题的哲学,比如“我该怎么做?什么可以使我有所希望?”“任何利益,”康德说,“终归都是实践性的,乃至思辨理性的利益也只存在于条件的制约中,只有在实践应用中才是完整的。” 对我而言,很明显,有实践理性的首要性,在康德那里是鲜明的,在古代哲学的理念中是不言自明的。

我现在来回答您提出的关于这种哲学观的衰退与遗忘的问题。我认为,在这种衰落中,基督教的兴起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从古希腊罗马阶段的后期,面对不信教的哲学家们,呈现神启的基督教神学取代哲学,同时吸纳了古代哲学的话语与古代的哲学生活。在整个古希腊罗马时期,尤其是在古代末期由亚里士多德派与新柏拉图派的注释者所研究的诸多概念,此时被用来解决基督教教条所提出的神学与哲学的问题:比如在三位一体方面,有关本体与实体的概念;在道成肉身方面,有关本性的概念;在化质说 方面,有关本质的概念。而此外,基督教神学呈现出禁欲苦行和神秘主义的趋势,借鉴哲学中的精神修炼与某些神秘主义的命题,并将之基督教化。

在中世纪,这种形势继续传承,因为中世纪是完全信奉基督教的时代。因此,一方面传承基督教化的精神修炼,并作为灵修进入修道院的实践,甚至也成为在俗教徒的部分实践,这意味着做意识的省察,面向死亡的沉思,设想地狱的想象的习练等;而另一方面,也传承这种为神学效力的哲学。在中世纪大学的经院哲学里,最高级的科学是神学,是一种基督教神学,使用哲学的概念作为工具;在文学院,依据古代传统所传授的是尤其旨在评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一种哲学,遵循古罗马晚期的模式。归根结底,中世纪既继承古罗马晚期的基督教神学,又继承后期的亚里士多德注疏者的活动。然而,一方面,经院哲学至少延续到十八世纪末;另一方面,自从哲学获得其自主性以来,至少直到十八世纪乃至以后,哲学处在一种基督教位于官方地位的文化之中,在其中,生活方式是基督教式的:哲学无法提供与基督教神学无关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哲学始终首先是一种理论性的学科。

阿尔诺·戴维森:但是否有一些例外呢?哲学作为生活方式和实践的理念,在哲学史中,难道最终不是始终鲜活的理念吗?

皮埃尔·阿多:您提到例外的情况是有道理的,因为,例外非常重要。我刚刚呈现了理念演变的很简化的一种图式,现在需要修正它。事实上,从中世纪起,在十三世纪产生了一种有趣的现象,是从文学院开始的,在那里,学者注疏亚里士多德,用为了哲学自身的方式教授哲学。于是,有一批哲学家,布拉邦的西格尔(Siger de Brabant)、达西亚的波伊提乌(Boèce de Dacie)、兰斯的阿尔贝里克(Aubry de Reims),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重新领悟到哲学可以在静观中让人找到幸福的理念,即与神学相独立的哲学可以构成一种生活方式。这也证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并不是一种纯粹理论性的哲学。事实上,他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静观和精神的劳作可以为人类带来幸福的理念(如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结尾处)。这些哲学家曾经一度遭到轻视,因为他们让人理解,人可以在静观中找到他的幸福——显然,他们说这只是一种内在的幸福。这对应我在静观和理论之间所作的区分,前者指的是静观式。

在这个话题上,人们可以参阅鲁埃迪·因巴赫的书《但丁,哲学与世俗》(Dante,la philosophie et les laïcs) ,它表明哲学的非宗教化的全部影响。伴随文艺复兴,我们找到塞内加、爱比克泰德以及后来的马可·奥勒留,也包括西塞罗,还有伊壁鸠鲁派,我们意识到哲学自身也可以构成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在意大利可以找到这种运动的一些踪迹,比如在彼得拉克、伊拉斯谟(Érasme)的笔下,显然,还有在蒙田的作品里。奥古斯丁在他青年时代写于加西乔亚根的对话录里,我们可以找到对古代哲学的精神修炼的一些记忆,这大约对笛卡儿产生了影响,尤其在《沉思录》里,正如我所尝试指出的,笛卡儿实践并让他的读者实践哲学的沉思。

在十八世纪,出现了所谓民众哲学的概念,说到底指的是可以由社会上普通百姓实践的一种哲学,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于是,哲学这个词具有了很特殊的意义。正是这种民众哲学影响了康德的“宇宙”哲学的概念,宇宙这个词意味着世界的哲学。而事实上,这对康德来说非常重要,他把这种实践的哲学与所谓“理性的艺术家”的纯粹理论性的哲学相对立。我不能在此勾勒这种传统的整个历史,但最终,您说得有道理:从中世纪以来,我们可以观察到两种传统的延续性——一种偏重哲学话语,另一种则在哲学中容纳生活方式与实际亲历的习练的视野。

阿尔诺·戴维森:讲到第一种倾向,您有一次用令人惊讶的方式写道,在话语中自足的倾向几乎是哲学自身所共有的性质。您想说的意思是?

皮埃尔·阿多:在整个古代时期,这种倾向遭到拒斥。我方才提到柏拉图:他曾说过,他之所以做政治,是为了让别人不要用他自己愿意讲的话来讲他。柏拉图派、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都抨击一些哲学家只满足于漂亮的话语与三段论式的微妙推理。这指的不仅仅是诡辩的空虚、虚荣和讲话的愉悦。事实上,所有的哲学家,即使连那些把他们的话语引向哲学生活的哲学家,都很可能会设想由于他们说出一桩事而且说得不错,一切就因而获得解决。但是,一切还需要去做。从话语到生活的过渡,是一种真正冒险的跳跃,人们总是难以决定去冒风险。请允许我在这里援引康德:“‘你最终将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德性地生活?’柏拉图问一位老人,后者告诉他自己正在听关于美德的课。关键不在于总要苦思冥想,而是最终考虑应用我们的知识。然而,今天,在生活中与自己所学相一致的人,被认为是空想家。” 我们会留意这段评语,它让人隐约可见,在康德的时代,在纯粹思辨的支持者与如同康德一样冀望把哲学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之间,已经有了争端。在存在主义时期,我已遇到这个问题。我曾感到,在存在主义的阵营里,一边是主张哲学要介入生活甚至几乎与生活混为一谈的理念,另一边是讲哲学要介入却满足于自说自话的话语。人们对之大加谈论,且满足于曾经谈论过,正如在歌剧院,众人歌唱:“走吧,走吧”,或者“逃吧,逃吧”,却无人动身。

阿尔诺·戴维森:扬凯列维奇也曾表述过一种批评,他说,有些人以为介入就意味着把“介入”这个动词加以变位……

皮埃尔·阿多:绝对如此。我相信,这恰恰是一种共通的毛病,这种危险窥视着所有哲学家,它对完善的话语自满自足,因为讲话要比做事容易得多。

阿尔诺·戴维森:您提到在古代,智者的形象作为一种规范、一种超越的理想。您是否能为我们描述一下智者的形象,而这种形象是否还具有时效性呢?

皮埃尔·阿多: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有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以智者的刻画为主题。我们能找到众多的论著,比如《论智者的坚韧》(De la constance du sage)或《愿智者是自由的》(Que le sage est libre),等等。事实上,这些是对完美哲学家的描述,如同他应当成为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智者的形象在古代成为一种规范、一种超越的理想。在《会饮篇》(Banquet)里,柏拉图明确地说,唯有上帝是明智的,而人只能成为哲学家,即“智慧的朋友”、“探求智慧”的人。而斯多葛派强调智者的极其罕见,也把智慧作为一种超越的理想。当卢克莱修在他论自然的诗作里歌颂被他的弟子们看作智者的伊壁鸠鲁时,他实际上描述了理想的哲学家。那么,卢克莱修究竟钦佩他身上的什么品质呢?第一种,是对人之仁爱。当他传授他的学说时,他希望救助为迷信所恐惧以及受到种种激情折磨的人类。伊壁鸠鲁智慧的第二种特征在于其宇宙视野的大胆:卢克莱修说,满怀超越限制宇宙的激情栅栏的精神,他穿越了广袤无垠的整个宇宙。最后,还有第三种特征:他是自由的,毫无惧怕,在与众神相近似的内心的平和之中,可以说,依据他的学说,没有任何困扰可以使其灵魂躁动不安。归根结底,这三种特征在其他学派所描述的智者的形象里也可以找到,除了怀疑论者以外。宇宙的意识,正如格勒图森 所指出的,“他不断地拥有时常在脑海浮现的整体宇宙”;也是对面向他人要担当的角色的意识,从他们的无知、恐惧与激情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发现他所发现的这个宇宙;最终还有内在城堡的不可动摇、百折不回的自由,这种自由最终带来绝对的平和。这些特征最终都是理想的哲学家的特征。在整个西方的传统中,我们会找到古代智者的形象,或者采用哲学家的理念的形象,正如康德所说,此外,这也宣告了克尔恺郭尔的方式:“一个哲学家符合一种不存在的模式,恰似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并不真正存在。这两种人都是规范。”

您会问我,如果这种形象,在康德的时代还始终鲜活,今天是否还有时效性呢?尽管我天真的想法会引起某些人的哄笑,但我要告诉您,首先只要记得智者的形象只是一种模式、一种理想,引导并启发生活的方式,需要考虑要构想这种形象的一些新的历史条件。我想,没有什么比宣称某个人是智者或是圣人更可笑了。在此,我会有点残酷。近来,我记起,达尼埃卢大主教曾经希望把戴高乐封为圣贤。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对我来说,真是难以想象。在同样的理念范畴,也有近期的封圣活动:教皇皮耶九世的封圣让我觉得难以置信。而关于教皇约翰二十三世(Jean ⅩⅩⅢ)呢,我还有一个小故事要讲。当我还在圣塞维兰的堂区时,他在巴黎任教廷大使,他来堂区视察,因为神甫当时引入了一些礼拜仪式的革新。他要到本堂神甫住宅用午餐。神甫显然很慌乱:有机会接待教廷大使,当时很难。因此,他想要请某个人来为餐桌上菜。令人意外的是,他找了当时住在那里的一个在俗教徒,他是一个英国军官,为堂区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这个军官很和善地接受了任务,但他从没学过在饭桌上的服务。等到斟酒的时刻,他从右边给教廷大使斟酒,要不就是从左边,我不记得了,我自己也不太知道应该怎么做呢。而未来的约翰二十三世教皇发火了,说不是这样斟酒的,他很愤怒。对我来说,这位教廷大使的品行就此评定。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发火!他至少该有分寸不去说什么,不该用沉重的方式让人注意到这么一个小错误。正是在这些很小的细节里,显示出人格。但这丝毫不会减损日后举行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二十三世教皇的任何功绩。

在讲过这段有点消遣性的小插曲之后,让我们回到智者的形象这一正题上面。说实话,经过反思,“智者”这个词很有可能今不如古。它让人想到一种有点自顾自的毫无活力的惰性,与“爱智者”在古代所具有的悖论和积极的形象相反,倒像是尤利西斯以其狡黠、冒险家的形象而有时成为古代智者化身的情形。让我们不要去管这个词,而继续去探寻事物的内涵。在我看来,内在的平和与自由的理念似乎始终有效。此外,格勒图森所讲的宇宙意识似乎是一种首要的要素。但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命题,这尤其指的是需要被强化的对他者的关怀。乔治·弗里德曼曾说过:“现代智者(假如存在的话)在今天不会背对当代人的垃圾场。”对于一个哲学家,要让他遗忘在世界中处处皆在的苦难,遗忘压迫人类的各种苦痛,那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体会到无论什么都不能改革的无能为力,也是不可能的。叔本华曾讲到一些五岁大的童工被关在毛纺厂每天连续工作十小时的丑闻。但在当前,会有许多其他的事儿可讲,每一天,都有妇幼儿童和男人们在经受令人愤慨的困苦折磨,比如阿富汗的女性所经历的悲惨遭遇或巴勒斯坦的儿童们所面对的绝望。当人们感到反抗的声音在自己身上隆隆作响时,又如何保持内在的平和呢?但我认为,如果没有内在的平和,就没有任何行动最终会是有效能的。如何将不可协调的加以协调?如今,不再像在古代的一些哲学学派里那样用无动于衷来给予灵魂安宁,而是需要用正确的行动的关怀,避免由于憎恶或愤怒或同情而迷失,才会获得灵魂的安宁。

阿尔诺·戴维森:换言之,对您来说,哲学的实践与哲学智慧的探求永远不会终结:人们应当永远修炼自身,因为智慧总苛求更多,它要求人们走向凡尘之外,要求人们持续革新哲学的实践与哲学的生活。扬凯列维奇把他的一本对话录的集子这样命名:《在未完成的某个地方》(Quelque part dans l'inachevé)。这个书名引自里尔克。而对您来说,可以说,我们也身处在未完成的某个地方。或可运用法国了不起的作曲家让·巴拉凯(Jean Barraqué)一句相似的表达[正是他把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的词语化成音乐]:“无穷尽的未完成。”可惜这位作曲家今天不太为人所知。我想,对您而言,哲学,或哲学家,永远处在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但是,哲学生活的未完成,也许是某种积极的东西?

皮埃尔·阿多:我完全同意。此外,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也是哲学的终结的问题。我想,以前在谈到维特根斯坦时,我曾讲过这个问题,因为,在《逻辑哲学论》里,他曾希望把哲学终结,来让位给他所界定的“一种恰当的世界观”。顺便提到,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现代”智慧的一种典范,维特根斯坦尝试通过几年时间放弃哲学写作的方式,通过过凡人的日常生活的方式来体验这种智慧。随后,他返回哲学话语,这证实要把哲学的探求终结并不容易。维特根斯坦的体验是有意思的,因为它表明这是非常困难的,甚或不可能认为身处在一种确定的智慧状态之中。事实上,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智慧的状态是一种哲学的生活,充满不完美与努力,伴随哲学话语的酝酿,这引导他重拾哲学写作,继续撰写《哲学研究》。

因而,维特根斯坦的体验表明哲学用一种可以说是渐进线的方式趋向死亡,在走向智慧的理想的方向上,但要与哲学终结并不容易。朝向智慧的努力,即要实现哲学生活的努力,总是未完成的。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认为,如同精神修炼的沉思是某种令人钦佩的事,但需要考虑到在现实中发生的情况。我们内心的话语总是间断、混杂和分散的。如何归整我们的思想呢?实际上,有些人能做到极大地控制内心的语言。这些人最接近智慧的理想。大约也有些时刻,哲学家能做到把自身重新整合,对自己和世界有所觉悟。但为了达到这些状态,他需要进行一种永恒的斗争,而说到底,这恰恰不是永恒的。斯多葛派要求人关注每个瞬间,他们讲的与其说是理想的智者,不如说是具体的人。可怜的马可·奥勒留必须写啊写,才能重新找回原本正常的他应有的内心情绪的健康。

我们可以说,正是智慧的理想的超越为哲学的未完成状态给出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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