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诺·戴维森:在您的论著《苏格拉底赞歌》(Éloge de Socrate)里,正如在克尔恺郭尔与尼采的作品里诠释的一样,苏格拉底的形象极其强烈地呈现。您如何看待古代的苏格拉底与在哲学史中经常被重新提的这个形象之间的联系呢?
皮埃尔·阿多:在苏格拉底的形象所散发的光芒里,确实存在着某种非同寻常的东西。正如梅洛-庞蒂所言,正如他在法兰西学院获得教席后开授的第一门课上就讲到的——我很喜欢他的那篇发言稿,甚至直至今天,我仍不断地重读它——所有或者几乎所有哲学家(我要把伊壁鸠鲁单独搁在一旁)“总是不断地把这样一个不写书、不教课的人当作领袖[……],他和在大街上遇到的路人攀谈,他与主流观点及权力阶层格格不入”。我也要满怀同样的愉悦来引用另一段话,在同一语境中,梅洛-庞蒂陈述了我们在访谈的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写成书本的哲学不再召唤人们。哲学中最离奇、几乎难以忍受的部分隐藏在那些伟大体系的体面的生命里。”梅洛-庞蒂在将近二十世纪中叶发出对苏格拉底的这番颂歌,此外,这也回应普鲁塔克在十九个世纪之前撰写的一篇文章。我已经提到过这篇文章。他说,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散步,和他们一起吃饭,共同讨论,像他们一样去参战,最终,他还和他们一起喝下毒芹酒,他用这样的方式做哲学家,而不是在一个高高在上的讲台上讲课。如此,他也呈现了日常生活如何赋予哲学思考的可能性。苏格拉底穿越数个世纪,首先在古代,尤其对于斯多葛派和犬儒主义者来说,他因此成为哲学家的典范,准确地说,作为哲学家的典范,他的生与死就是最主要的授课。
确切地说,无论梅洛-庞蒂怎么说,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把苏格拉底认同为他们的领袖。比如,笛卡儿或斯宾诺莎,就很少谈到他。而存在主义的思想家推崇他,比如,梅洛-庞蒂、克尔恺郭尔和尼采。事实上,克尔恺郭尔和尼采所体现的两种观点在表面上看来与苏格拉底背道而驰,但最终或许还是能汇拢在一起。尼采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抨击苏格拉底,后来,他喜欢上苏格拉底 ,最终,就是喜欢他的快乐,充满顽皮的智慧,在他看来,这一点是耶稣身上所缺少的。尼采的苏格拉底,比起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更接近色诺芬的《回忆录》里的苏格拉底,也接近在同一个色诺芬的《会饮篇》里那个会跳舞的苏格拉底。而尼采补充,应该运用蒙田与贺拉斯的作品作为指南来理解苏格拉底。确实,在蒙田《随笔集》 里,从头到尾,苏格拉底的形象总是不断出现,如同生命的完美理想。苏格拉底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可以和孩童们游戏,并认为他这样做很好地打发了时间。蒙田钦佩苏格拉底身上那种可以适应生活各种境遇的才能,他可以安然地适应战争与和平、富饶与饥荒、迷醉与游戏。蒙田喜欢苏格拉底的生活与语言的简单,他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有限的意识,他对简单天性的信任,这一切给予谦卑、简单的人们生活与面对死亡的勇气,他们并不需要哲学家们的所有话语。苏格拉底充分地、简单地过着一种人性化的生活。
热爱生活的这个苏格拉底,似乎就是尼采的苏格拉底,如我们在上文中所见。但是,与蒙田不同,尼采认为,苏格拉底的简单,他话语的平庸,他的讽刺,都是一种非直接的沟通方式,是为了不要清楚地说出他的想法。他所隐藏的,或许是一个可怕的秘密。因为,在《斐多篇》的结尾处,有一句苏格拉底的话,在他去世之际:“我们欠医神埃斯科拉庇俄斯(Esculape)一只鸡”,让人猜测苏格拉底想给主管医药的神灵献上一种感恩的祭祀品,感激他救活他的生命。因此,难道可以说生命、存在是一种疾病吗?难道这不就是苏格拉底的秘密吗?那么,难道苏格拉底在一生中都撒谎了吗?对于尼采来说,如果苏格拉底在死前什么都没说过,如果他保留了他的秘密,他就会更伟大了,事实上,我想,尼采的理解引向一种曲解。苏格拉底话语的意义,并不在于自身的生命是一种疾病,而是肉身的生命是一种疾病,而只有灵魂的生命是一种真正的生命。柏拉图希望在苏格拉底的口中放进柏拉图的学说,但我不认为苏格拉底本人真正说过这句话,或者至少没给这句话赋予这种意义。也许,他是用嘲讽的方式说的,如同扬凯列维奇在他的著作《讽刺》(L'Ironie)里所说的。此外,“我们欠医神埃斯科拉庇俄斯一只鸡”提出的问题是著名又困难的,人们对此给出好几种解释 。无论如何,尼采在苏格拉底的问题上的怀疑尤其揭示了他本人在关于生命意义方面的怀疑。因此,尼采呈现的顽皮的苏格拉底,最终变成了悲剧。至于克尔恺郭尔的苏格拉底,他在整体上就是悲剧性的。他再现了个体、存在者的存在的自由,存在者在这里指的就是个体,之所以讲存在者,就是因为他是奇特的、无处摆放、分裂的、撕裂的个体,因为,他的内在没有完成,没有心中所爱。正如克尔恺郭尔仅仅由于他不做基督徒的意识才成为基督徒,同样,苏格拉底恰恰只是因为他并不想成为智者的意识才成其为智者。正因为如此,他是哲学家,不能抵达智慧,但他爱智慧。克尔恺郭尔也写过一些优美的篇章论述苏格拉底的方法。苏格拉底只希望成为一个思想的“助产士”,他并不希望成为一个领袖。他对弟子的灵魂没有任何企图,并不超过弟子对老师灵魂的企图。蒙田也曾赞颂苏格拉底不追求权威的威严。
透过以上几个例子,我们隐约可见,在哲学家们的笔下,苏格拉底形象所呈现形式的多样性。最终,这是一个神话般的苏格拉底,胜过历史中的苏格拉底,而他对哲学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阿尔诺·戴维森:当您把神话式的苏格拉底与历史性的苏格拉底对立起来,至少可以有两种方式来思考第一种苏格拉底的形象:一个纯粹虚构化的苏格拉底,非历史性的苏格拉底,但植根在历史之中,如同一个理想一般运作——既有作为虚构的历史,又有作为理想的历史。因此,对您来说,神话般的形象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虚构性的,而且也是理想化的形象。
皮埃尔·阿多:柏拉图是开始对苏格拉底的形象投射他本人的哲学观念的第一位哲学家。神话式的苏格拉底形象起源于他。几乎所有讲到苏格拉底的哲学家都按照柏拉图所勾勒的方式讲述苏格拉底的形象,或者,有时也采用色诺芬的版本,但后一种版本很可能也是把苏格拉底神话化了。柏拉图把苏格拉底理想化,既是为了使他与自己的柏拉图思想视野联系起来,而且,也可能因为他想肯定苏格拉底形象的全部哲学意义。在这里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一方面,哲学家们追随柏拉图的范例,把他们的关怀投射到苏格拉底身上。从这个视角来看,在历史进程中,苏格拉底就会具有相当不同的种种面孔。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在人们对苏格拉底传达的信息主旨所形成的理念里,也有某种持续不变的因素。在上一次对话中,我们讲到把古代哲学中这样或那样的方面时效化的可能性。苏格拉底的例子是有趣的,因为,这并不是人们试图时效化的学说,因为,除了“不知”那谜语般的论断之外,人们很难知道这个学说究竟是什么,但人们试图把变成一种哲学理想的苏格拉底形象时效化,也就是说,他的生与死完全是为了他人,他致力于让人们关怀自身,致力于让人们修为得更好。我更愿意相信,蒙田最好地理解了苏格拉底的本质。最终,我想,我所称为关怀存在的思想家们有理由把苏格拉底认可为最好的哲学家,他过着一种简单的日常生活,他为这种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瞬间赋予无限的价值,出于这种意识,他改变了日常生活。
阿尔诺·戴维森:在您偏爱的哲学家里,我知道,蒙田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又是为什么呢?
皮埃尔·阿多:我第一次和蒙田相遇,是在我十四或十五岁时,完全出于偶然。在修道院中学的图书馆里可以找到译成现代法语的蒙田的一些文字片断。他的文字让我着迷。我也不知道具体为什么,或许,因为蒙田用细致的方式讲述他自身以及人类,让我发现人类本性的奇特之处。在他的著作里既呈现整个古代时期,也谈到他身处时代的生活,既有美洲的印第安人,也有他生活周遭的农民们。人类的天性,显得如此复杂,乃至于它许可所有的态度:怀疑主义与信仰,斯多葛派的严格与伊壁鸠鲁派的轻松。在蒙田那里,我学会简单的重要性、学究主义的可笑。有一篇题名“做哲学,即学习面对死亡”的论文让我尤感震惊。在当时,我也许还没有理解这篇文章,但恰恰是这篇文章引导我把哲学再现为不同于一种理论话语的思想。此外,在学校的课堂上,我们学习过蒙田论教育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体现出对儿童个性的尊重,也因为它们总是批判强调用信息的传达替代培育的抽象式教学,所以极其有趣。蒙田,如我们所知,他将填满的头脑与良好构造的头脑相对立。在整个一生中,我反复读蒙田的《随笔集》,每次总是带来同样的愉悦。在书中,我遇到读来饶有趣味的各种故事,我满怀喜悦。最近,蒙田的一篇文字让我读后印象深刻,我在《古代哲学的智慧》的开头把它引作题词,觉得那篇文字绝对离奇。蒙田设想某个人说:“我今天无所事事。”而蒙田回答:“什么?你不是活着吗?那不仅是你职业最根本的,而且也是最光彩照人的事。”尼采对这番话作了回应,他说,人类社会机构体制的目的在于阻碍人们感受生活。在蒙田的这段话里,我们找到了对生活本身、存在的无限价值的认可;它颠覆人们习以为常的所有价值,尤其是首先要做点什么事的普遍接受的观念。对蒙田来说,关键在于存在本身。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蒙田认为,这也是古代思想的遗产。最终,蒙田很好地理解古代哲学,尤其是伊壁鸠鲁派哲学的意义。
阿尔诺·戴维森:我知道,今天,您依然继续认为,柏格森是一个有意思、具有当下意义的哲学家,是一个没有过时的哲学家。您已经提过,柏格森关于转变习惯的知觉的理念。对您来说,是否还有柏格森思想的其他方面是始终鲜活的?
皮埃尔·阿多:认识柏格森,对我来说,首先是1939年参加高中会考的作文题目。当时的命题就是论述柏格森的一篇文章:“哲学不是一种体系的建构,而是一旦(也就是说一次性地作出决定)采取素朴的方式看待自身与周遭的事物的决定。”首先,“哲学不是一种体系的建构”,在整体上清除了所有理论性的、抽象的建构。随后,在这句话的第二部分,意味着哲学首先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话语。这是一种决定,一种态度,一种行为举止,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用素朴的方式看待自身以及周遭的事物”:“素朴的”这个词让我们想到,当柏格森把哲学界定为知觉的转变时,他选择画家为范例,画家为了要用素朴的方式观看,也就是说,为了返回到可以说几乎是对现实的天然原初的感知状态,他不得不作出巨大努力,来转变他的目光,来摆脱我们看待事物的所有习惯。因此,“用素朴的方式”,这句表述意味着脱离人工的、习惯的、约定俗成、已建构好的理念,最终回到可以说是一种基本的知觉,抽离所有偏见的知觉。可以说,这种努力与画家的努力相类似,就是一种精神修炼。在柏格森那里,这种新的知觉旨在将现实看作一种正在生成变化、在演变中、正在涌现的不可预料的具有新意的观念。一个世界,不是完全造好的,而是正在形成的。的确,柏格森的一些论述,无论是关于进化本身,还是关于大脑运作的观点,如今显得已经过时。但是,我想,柏格森思想的主旨并不在于科学可以反驳的这些细节。柏格森思想的主旨,在我看来,似乎,永远都在于哲学作为知觉转变的理念。
在我所接受的宗教教育中,原本算是纯粹的托马斯主义,柏格森占有一定的位置,至少在心理学的领域。柏格森的作品可以说开创了一种内省式的心理学,比较适合学校试图让我们发现的精神生活。但是,柏格森也肯定了一种创造性的进化论,似乎与基督教的创世论很难相容。随后,德日进神甫提出了基督教的一种神学进化论的版本,我曾狂热地认同他的思想。
再后来,在1968年前后,在一段时间里,我对自然哲学很感兴趣,于是我又重新发现柏格森的自然哲学,多亏了扬凯列维奇的《柏格森》(Bergson),也多亏了梅洛-庞蒂的著作;也就是说,我重新发现了机体概念的重要性,自然作为创造的观念,自然作为来自内在的运动的观念[此外,这也是自然(phusis)这个词的古代意义]:“自然造眼目,并不比我抬起手来更费劲。”在艾诺思基金会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我尝试着指出,这些观念如何接近普罗提诺的观点。
阿尔诺·戴维森:扬凯列维奇既是柏格森思想的延续者,又是一位完全独特的哲学家。扬凯列维奇非常强调道德的生活应当是一种总在革新的生活,如同自身的修炼,永远不会结束;在他那里,与大多数当代哲学家不同,在道德生活里,爱的作用是绝对核心的。
皮埃尔·阿多:我并不了解扬凯列维奇的全部作品。正如我刚才说过的,在我对普罗提诺的研究中,扬凯列维奇对柏格森著作的论述对我影响很大,他经常联想到普罗提诺与柏格森之间的联系,这让我懂得了新柏拉图主义对自然哲学的影响。我也很喜欢他的著作《讽刺》,那本书见证了对人类心理分析的非同寻常的力量。
我想,您想到的是扬凯列维奇在《论美德》(Traité des Vertus)第二卷里对爱的论述。您说的有道理,扬凯列维奇与当代哲学家不同,因为,他在道德生活里为爱赋予一个核心的位置。在这一点上,他再一次成为柏格森的忠实弟子。他用细致入微的方式思考一些问题,他长时间地探讨神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纯粹的爱的可能性以及在自私与爱之间的关系,这些思考简直令人惊讶。他尤其很好地看到在爱情中的神秘性:情人们怎么能既自私又有世俗的关注,而他们的爱却可以超越世俗,既纯粹又无私呢?
阿尔诺·戴维森:您曾写到,在柏拉图的《会饮篇》里,爱的主题的出现引入了一种非理性的要素,也就是说,引入了完全不属于纯粹知性范畴的一种要素,但涉及心理生活的其他领域,涉及意愿,甚至还有激情。个体的转变可以通过爱来实现。这个要素,也即在柏拉图那里的爱的非理性,究竟包含什么呢?
皮埃尔·阿多:当我讲到这种非理性时,我希望让人们感受到柏拉图的哲学要比大家所想象的复杂得多,当人们把柏拉图的哲学呈现为一种理性的壮观建筑时。人们可以相信,在《会饮篇》的视野里,爱可以仅仅用来奠定灵魂的共同体,促进对话与哲学思考,而这对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思路来说是陌生的。但是,正如书中女祭司(Diotime)那番话的结尾所表明的,爱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思路所包含的一部分,因为,确切地说,这是朝向美的上升,从对美的躯体的爱开始,即使这种上升通过对更精神性的美的爱而延续。对美的躯体的爱,带着它的力量,已经是对永恒的美的爱。它可以通过永恒的美的吸引来解释。因此,哲学的思路以欲望为动力,也包含一种非决定性的要素。爱的维度为哲学赋予一种亲身经历、生命鲜活的体验和一种在场的特征。这对柏拉图来说是真实的,对所有哲学来说,也同样真实。
阿尔诺·戴维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海德格尔呢?
皮埃尔·阿多:那是在1946年,我忘记是在什么情形下了,我很幸运地遇到阿尔封斯·德·瓦朗斯(Alphonse de Waelhens)撰写的论海德格尔哲学的著作。这是一种幸运,因为,在那个时代,在法国,还很难读到海德格尔的书籍。当时,只有他的一些小文章译成法文。在我开始读本科的那一年,让·瓦尔开设了关于海德格尔的课程;不巧的是,我现在忘记是因为什么原因,我当时没能修那门课。也许,恰恰是为了填补这种空缺,因而,我读了瓦朗斯的那本书,书中内容脉络清晰——同时,我开始努力地翻译海德格尔,不是《存在与时间》,而是他论述柏拉图的著作。不得不承认,我还是比较失望,因为他给我的印象是,首先,过于复杂的方面没有用;其次,他的推理又有点过于简单化,至少在对柏拉图的诠释方面。此外,瓦朗斯的那本书揭示了我认为是海德格尔思想的主要方面,至少是海德格尔带给我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尤其是日常存在或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非本真的存在与本真存在之间的区别。一方面,海德格尔出色地描述了所谓的日常存在,归根结底,这也是柏格森所描述过的,他指出,在平素的生活中,我们的决定,我们的反应并不是很有意识的,这并不是从我们本身与个性的深处出发的,而是所有人都可能有的一些约定俗成的反应:在日常生活里,有非个性化的某种倾向。柏格森恰恰将这种态度与人们用素朴的方式看待自身与周遭的事物的有意识的态度相对立,后一种态度彻底地改变了人对世界的知觉。在海德格尔那里,这转变成了在日常、平庸的存在与人们对存在有所意识的状态之间的对立,我们已经谈到过,这恰恰是对终有死亡的意识(即他所称作的“向死而生”的存在),因此,也就是对有限性的意识。在当时,存在具有完全另一种形态,也是令人焦虑的形态;或许因为死亡,也是因为存在的事实所代表的谜。我诚恳地相信,海德格尔的那些分析总是有效的,它们对我产生了许多影响。我应该说明,在日常与本真存在之间的对立,并不绝对意味着要不停地在本真的状态中生活。人正常地生活,而且,可以说,必要地在日常生活中存在,但有时候,他也能够在完全另一种视野里瞥见存在。而这已经够多了。
阿尔诺·戴维森:您写过一篇文章说明,在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有论差异的著名理念之中,有着新柏拉图主义的根源。
皮埃尔·阿多:您指的是在柏拉图《巴门尼德》一段评论的片断里可以找到的关于“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对立。我推想,这篇文字的作者应该归给波斐利,他是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是柏拉图的弟子。这指的是在不定式动词存在(être)即存在的行为与一种确定的现实即存在者(étant)之间的对立:后者是一种低级的现实,因为它只参与存在的行为。在这种理论里非同寻常的一点正是存在的活动的理念,只在它本身中被观照,脱离任何物质性。
在“不定式的存在”(esse)与“存在的事物”(quod est)之间的对立,在波伊提乌的名为“论七日”的短篇论著里也可以找到,这篇论著在中世纪经常被评论。海德格尔接受过很好的经院派的教育,或许,正是通过这个媒介,他遇到这种对立,但也有可能,他本人自发地做了这种区分。
无论如何,关于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对立,在《巴门尼德》的评论里可以找到,与海德格尔所陈述的存有论的差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我会犹豫是否可以讲这种区分的新柏拉图主义的根源。
阿尔诺·戴维森:在某种程度上,海德格尔的书写方式是您的哲学书写风格的反面,这个事实总让我感到惊讶。在我看来,似乎,对您而言,简单、明智几乎代表一种伦理的义务。
皮埃尔·阿多:啊,您这样评价我很善意!但是,我也许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深沉的思想要表达吧。的确,海德格尔的书写风格提出一个真正的问题,首先,对德语本身来说——因为,他毕竟还是“折磨”了德语;其次,为了模仿他的风格,对他的效法,也“折磨”了各种语言。因此,这创造了一种时尚,一种书写哲学的非常晦涩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也许会终结,结果就是让许多读者丧失读哲学的勇气。有时候,我们也会感到,正如通常所说,哲学家具有倾听自己说话和看自己写作的天然倾向,这种写法,对哲学家来说,意味着一种游戏。事实上,问题并不怎么在于语言技术的精致化,因为,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斯多葛派就因这种技术的精致而享有盛名,经院派也是如此。这种技术的精致往往符合需要表达一种难以传达的细腻差别的事实。为此,人们不得不创造一个词,或者转移一个词的惯常用法。因此,在古代哲学中,也有一些技术专用术语,但人们知道,这些词语明确地对应什么涵义,然而,在后海德格尔时代的哲学里,隐喻往往界定得不好,遭到一种滥用。
阿尔诺·戴维森:法国存在主义曾让您非常震惊。对您来说,哪些存在主义的主题是最重要的?
皮埃尔·阿多:首先有一个问题,比如,它在法国哲学协会举办的关于让·瓦尔的一次讲座——“主体性与超验”的讨论中体现出来。当时,有不少学者参与讨论在存在性的哲学家与研究存在的哲学家之间可能有的区别。最终,一个存在性的哲学家,通过他的存在,成其为哲学家,他的哲学有一大部分与他的存在相融合,而一位研究存在的哲学家,则对存在发表言论。我更愿意接受前一种立场。我总感到,存在主义者最终把哲学构想为一种决定,一种生活的选择,但是,他们往往只坚持关于存在的话语。这是一个总体的问题,但很可能是无法解决的。人们常常回到这种观察上:哲学家总倾向满足于他自身的话语。此外,对我来说,1946年,当我在巴黎学习时,对于存在主义,尤其是加布里埃尔·马塞尔的书很感兴趣,因为,他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也是基督徒。因此,我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不仅仅当我听他讲话时,而且,当我读到他的著作时。首先,在存有(être)与拥有(avoir)之间的区分,非常丰富,存有与人相关,拥有与人之外的一切事物相关,但人也有可能迷失在其中。还有在奥秘与问题之间的区别,也是非常有趣的;问题,是人们可以回答的提问,也可以用决定性的方式得到解决。而奥秘,正如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所说,是侵入自身的因素,也就是说,人们被从内部把握,有身体的奥秘,因为,人们与他的身体同在。其次,当然还有萨特的著作,我读了他的著作《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恶心》(La Nausée)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书,因为,在其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有一种体验,甚至有一种迷醉,以存在作为目标。但是,关于这种恶心,我总认为,这是属于萨特心理状态的一种情感。在面对美妙的体验时,人们也可以讲到赞叹。在法兰西学院也有一个人,我有所耳闻,但了解得还不够,他就是梅洛-庞蒂,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柏格森的继承人,他的哲学集中在知觉问题上,他使用类似的表述,“哲学旨在重新教人看待世界”,他也发展出对现代艺术的一种有趣的思考,这一切都对我影响很大。
阿尔诺·戴维森:但是,关于生命荒诞性的理念,在加缪、萨特,甚至还有俄罗斯存在主义者那里都是根本的理念,似乎,您从来没有谈到这些?
皮埃尔·阿多:在存在主义里,这恰恰是让我反感的理念,显然,尤其在那个时代,在1946年,我当时还受到基督教的强烈影响。事实上,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此外,它也是抽象的,因为它是一种推理的结果。自从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无法再为存在提供证实,因此,存在是荒诞的。我更喜欢梅洛-庞蒂的立场,正如他在《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的序言里所说的:“世界与理性并不构成问题;那么好,如果人们愿意说,世界与理性是神秘的,但这种神秘给出界定,不可能用某一种解决来消解,神秘正在各种解决之中。真正的哲学,就是教会人重新看待世界。”面对一种无法解释的现象的涌现,人们会感到惊奇、赞叹,我同意,但为什么是一种恶心呢?
阿尔诺·戴维森:比如,在萨特以及其他人的作品里,人们找到一种关于自由的形而上学。但是,当人们读您的文本时,显然会发现,虽说自由的实践是您的思想核心,但这些实践从来没有促使您发展出一种形而上学。在存在的形而上学与存在的实践之间,是否有一种根本的差异呢?
皮埃尔·阿多:当您使用形而上学这个词时,您大概指的是一种哲学理论吧?确实,我从来没有过提出一种存在的形而上学的奢望,但相反,我尝试着用谦卑的方式,提出存在实践的一套理论。显然,正如您所说,存在的实践,要以自由为前提。根据我谦卑的观点,要提出关于自由的一种理论或者形而上学,在今天是极其困难的。人文科学与精确的科学都对人类行动的自由提出严重的怀疑,关于自由的一种理论或者形而上学,丝毫不能改变这种状况,我这样认为。当人们尝试着界定一个个体的责任或者他超越冲动的能力时,需要考虑到这些因素。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经验表明,我们有能力去实践一些精神的修炼,每个人用他的方式实践,依照他的心理层面的局限去选择。应该像犬儒主义者狄奥尼斯一样,什么都不说,仅仅在行走中证实在运动中的存在。我始终坚持在高中会考口试时的观点;当女考官问我:“如何定义意愿呢?”我回答:“意愿不能界定,意愿在于体验。”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和康德一起把自由看作实践理性的一种公理。
阿尔诺·戴维森:您是怎样发现维特根斯坦的?
皮埃尔·阿多:我记不太清了。我推测,那是在1960年左右,我还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员,在当时,我们必须为研究中心的分析简报整理一些文章并做摘要。我大概就在里面看到一篇论维特根斯坦的文章,在文中联想到在《逻辑哲学论》里,维特根斯坦提及神秘主义。这一点引起我的兴趣;最初,我先找到一本评注版的意大利文译本;我由此开始接触到维特根斯坦的作品。我本人也试图翻译他的著作,但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把我翻译的《逻辑哲学论》修订到可以发表的水准,那是一本很难翻译的著作。后来,我做了一些讲座,也写了一些文章来谈维特根斯坦。
阿尔诺·戴维森:您在让·瓦尔主持的哲学学院讲过《逻辑哲学论》,而您对我说过,当时,所有人都有点惊讶,因为,当时,维特根斯坦在法国还几乎不为人知。
皮埃尔·阿多:是的。但是,从1946年起,让·瓦尔肯定就认识他了。我的讲座是在1959—1960年举办的,当时,还没有任何一本维特根斯坦的法文译本。在同一年,随后,萨洛姆(Shalom)也在哲学学院做了一场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讲座,也写了一篇文章论维特根斯坦。除此之外,当时就没有多少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了。我想,斯坦尼斯拉斯·布雷东(Stanislas Breton)神甫在一本著作里略微谈到他。此外,我还记得,似乎在哪里说过,“依据好的法文译本”,然而,《逻辑哲学论》已经出版有四十年,却没有一家法国出版社想到要请译者来翻译。
阿尔诺·戴维森:尤其在《逻辑哲学论》结尾处的神秘主义面向吸引了您吗?
皮埃尔·阿多:绝对如此。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悖论,一个人呈现为或者不如说被介绍为逻辑实证主义者,他却谈论神秘主义,这是一个离奇的谜。尤其在那个时期,在我撰写的文章里,我尝试着从逻辑学到神秘主义来解释这段话。如今,在我看来,《逻辑哲学论》的结尾并不完全可以由此前的逻辑论证来解释。事实上,许多格言早在《逻辑哲学论》之前的《手册》里就可以找到,符合维特根斯坦的个人思考,此外,也表露他在精神上的忧虑。我常常注意到,这些思考对应古代哲学的一些命题,比如,涉及生活在当下的理念。似乎,维特根斯坦所称作的神秘主义者与世界保持一种关系(6.44—45):神秘主义,就是世界的存在;他先写了这样一句谜语般的话:“在整体的观点下看世界,就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有限的整体来看,”随后,他还补充道,“把世界看作完全有限的情感,这是神秘主义。”总而言之,这指的是对从高处看到的世界的情感体验。在世界本来如是存在的事实面前赞叹,维特根斯坦说过,在世界的存在面前的赞叹,这是他最好的体验。在这里,再一次,就像在柏拉图那里一样,正是在经历的体验中,哲学找到它的圆满实现。
阿尔诺·戴维森:有一天,您对我说过,相对于《哲学研究》阶段的维特根斯坦,您还是看好《逻辑哲学论》阶段的维特根斯坦。但您也写过一篇论《哲学研究》的文章——“语言的游戏与哲学”,在文中,您使用了“语言的游戏”的理念作为哲学史的框架。
皮埃尔·阿多:首先,需要尝试理解什么是一种语言的游戏。归根结底,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这就是活动、处境,为人们所言说的赋予意义,就是一个语句说出的具体语境。在这篇文章里,当我举“上帝死了”的表述为例时,我想到萨特。一方面,我写道,在古代,在一些仪式里,人们也许不说“上帝死了”,但无论如何会说“伟大的潘神死了”,显然,这仅仅是对神话的一种宗教性联想,这是一种语言游戏,与一个仪式、一种宗教典礼有关。另一方面,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有一回到达日内瓦机场或者其他地点,一群记者围着他,问他:“您要不要发表一个宣言?”他说,“上帝死了。”在这一刻,这是一个语言游戏,有双重的意义:首先,因为联想到尼采,其次,因为这也有点演戏的味道,让哲学家给人留下思想深邃甚至先知的印象。在这里,有两种语言的游戏相对立。显然,也有其他的语言游戏,比如说:“我难受。”然而,哲学家们倾向于把语言再现为旨在命名或指示对象、传达思想的一种活动。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当我感到痛苦时说“我难受”,并不是要表达我的痛苦,因为这是难以沟通的,但我在做一个语言的游戏,在某一个社会语境里发出求助或者需要体恤的呼唤。在我所有的工作里,这个理念引导着我:当人们面对一个文本或者一个话语时,用绝对的方式对待这个文本或者话语,仿佛它不是由某人在某个情形、某一天、某个时代、一个确定的语境中发出的,这样做并不够。这就是在宗教研究中激进主义者的缺陷——归根结底,许多研究哲学史的学者或者哲学家也都像宗教激进主义者一样行动。他们把文本当作《福音书》里的一段话语,仿佛是一个神发出的话语,而人们不能在空间与时间里重构文本。恰恰相反,历史的、心理的视野在哲学史里非常重要,因为,这指的是将哲学家们的陈述重新放置在所处的社会、历史、传统、哲学的语境里。需要考虑到一个哲学的语句并不一定表达一组概念,也可能仅仅表达一个神话的价值,正如在柏拉图那里有时候会有的情况。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正是在谈到语言的游戏时,我第一次提出哲学也是精神修炼的理念,因为说到底,精神修炼往往是一种语言的游戏:这指的是或者对他人,或者对自己,说了一句话,来引发一种效果,因为,是在某些情形下,依照某一种目的。另一方面,在同一个语境里,维特根斯坦也使用“生活的形式”的表述。这也启发我将哲学理解为生活的形式或者生活的模式。
您讲到的那篇文章,是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写成的,是我第一次思考语言在我们生活里的作用的尝试。可以说,在当时,在一段时间里,语言的问题,“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语言的囚犯”的理念,我们整个一生都好像是被言说的,所有这些理念把我催眠了。但是,我渐渐对自己说,不应当把自己封闭在这样的一种立场里,而仅仅要接受日常生活的体验,它给我们的感受是语言指涉某种东西,语言是具有意向性的。
阿尔诺·戴维森:您在什么时候与米歇尔·福柯第一次相遇?
皮埃尔·阿多:第一次是在电话里。我想,他是第一个来问我是否愿意递交法兰西学院教席申请的人,那是在1980年秋天。当我去法兰西学院参加申请教席的面试时,我才第一次与他当面结识。那是一次轻松的面试,因为他是我的支持者之一。随后,当我在法兰西学院开讲第一堂课时,那一天我举办了一个招待会,他前来参加。我很有可能在教授代表大会上也遇见过他,此外,还有一两次,我和他共进午餐。我和他没有多少联络,因为,在不久之后,他就英年早逝了。
阿尔诺·戴维森:但您和他讨论过古代哲学吧?
皮埃尔·阿多:不太多。在一次午餐中,他问起我关于塞内加给卢基里乌斯 的《劝慰书简》(Lettre)第一封信里的“说服自身”(vindicare sibi)表达的意义。我们特别探讨了这个问题。
阿尔诺·戴维森:您可以归结一下您与福柯在哲学观点上的分歧吗,尤其是您对他关于自我实践、生存美学方面的观点怎么看?
皮埃尔·阿多:首先,需要提到,我们的方法非常不同。福柯既是哲学家,也是研究社会现实与思想史的史学家,但他并没有文献学的实践,也就是说,他并不考察与古代文本传统相关联的问题:手抄本的解读、评论性版本、各种版本变体的选择等问题。通过研究与翻译基督宗教哲学家马里乌斯·维克托里纽斯、意大利米兰大主教安伯罗修、《巴门尼德》的评论片断以及奥勒留与普罗提诺的一些论著,我获得某种经验,这使我能够从与福柯完全不同的视野接触古代文本。尤其,我总是执着于对作者思想运动的专注的研究以及对他的意图的探寻。而福柯不怎么在意译本准确与否,他经常使用一些不太确切的过于陈旧的译本。
我和福柯之间的第一个分歧涉及愉悦的概念。对福柯来说,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伦理是人们在自身之上获得愉悦的一种伦理。这种伦理,对于伊壁鸠鲁派来说可能是真实的,但福柯最终较少谈到伊壁鸠鲁派。而斯多葛派恐怕会摒弃关于愉悦的伦理这种理念。他们仔细地区分愉悦与快乐——对他们来说,快乐,不是愉悦——不是在自我中找到,而是在自我最好的一部分中找到。塞内加并不是在塞内加的身上找到快乐,而是在与普遍理性相认同的塞内加身上找到。人们从自我的层面升华到一个他者、超验者的层面。此外,在他所称作的自我实践的描述里,福柯并没有充分地肯定以下价值:归属宇宙整体的意识、归属人类共同体的意识、回应超越自我状态的意识。最终,我不认为适合现代人的伦理模式可以成为一种生存的美学。我担心,这最终会成为一种颓废派的新形式。
阿尔诺·戴维森:您常常讲到把自身升华到一个普遍视野的必要性。但是,这个视野又与康德所讲到的普遍法则完全不是一回事。康德的普遍法则,总是为任何理性的个体都规定同样的行动。您如何解释宇宙视野的这种概念呢?
皮埃尔·阿多:这种普遍的视野比较符合我所称作的“从高处俯视的目光”。比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République)里,他赞美了自然的哲学家,他说,那些天然成为哲学家的人静观现实的整体,他不畏惧死亡,因此,他恰恰置身在一个层面、一个高度上,他从那里可以看到宇宙的整体、人类的整体,他不是从个人的层面上看待事物,而是从一个普遍的层面上。在斯多葛派那里,也有类似的一种运动,首先,在爱比克泰德与奥勒留那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因为他们从大写的自然、普遍性自然的视角,即普遍理性的视角看待事物,也就是说,他们把诸种事件重新放置在可以为宇宙带来什么、我们参与宇宙的和谐平衡的协作的视野里。这也是我所称作的事物的物理定义。事物吸引我们,或者让我们害怕,它们不应当用个人的视角来看待,而应再一次在普遍视野中看待,用一种完全客观的方式。对普罗提诺来说,这也是千真万确,他认为,灵魂应当从个体的层面升华到普遍性灵魂的层面,甚或神圣知性的层面,而宇宙的全部理想体系都在其上。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从一个视野过渡到另一个视野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我一直很喜欢一位中国哲学家(庄子)的表述:有种生存情境,好比是封闭在瓮底的蚊蝇、井底之蛙,要走出这种封闭,在世界的广大空间里呼吸。我们的行为不是由一种抽象的普遍主义、以一种自动的方式支配的,但在每种情况下,重要的是摆脱我们的眼罩,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那就是把我们的视觉放在我们自身的利益之上,这指的是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并尝试着把我们的行动重新放置在人类的坐标之上。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具体的其他人,也放置在世界的坐标之上,不是为了言说我们能为宇宙带来什么,而是在这个宽阔的视野里重新放置诸种事件。这是一个非常传统而首要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大地本身只是一个点,在广袤的宇宙中,我们只是某种微妙的东西。
这种态度旨在将我们的视觉放置在一个普遍性的视野里,与康德所讲的普遍法则是否不同呢?比如,康德说过:“要让引导你行为的法则成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的法则。”我会倾向于认为,最终,这并没有极大的不同。在康德的表述里,人们明确地重新置身在自然的普遍性的视野里,因此,人们从只看到自我利益的自我过渡到向他者与宇宙敞开的自我。这样的格言并不会固定一种明确的行为,但是,它们邀人行动,并同时考虑到我们的行动对我们之外的一切可能产生的后果。这是人们赋予自身的一种法则。
阿尔诺·戴维森:对您来说,尤其重要的是超越自身的努力;难道这等于说存在着具有超验性的、绝对的、永远建立好的价值的世界吗?而且它引导着人的每一次行动?
皮埃尔·阿多:我们面对着一个巨大的、非常复杂的问题,也许用几句话来处理并不合适。但我还是要尝试一下。首先,我会这样说:即使人们接纳一种超验的和绝对的价值秩序,并不等于说它指引每一次行动。因为,在大多数时间,在生活里,当这指的是选择一种行动时,我们不必非要选择赞同或者反对一种价值,而是要找出面对义务、面对价值的纷争的往往很难的解决办法。典型的例子是在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与康德之间的论争:难道出于人道可以对人撒谎吗?在每一次行动中,我们并不需要应用一次性固定的准则,而是采取个人的决定,依照在现时的例子中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价值。
还剩下具有超验的、绝对的、一贯固定的价值世界的存在的问题。这就提出两个问题:一方面,价值世界的存在;另一方面,这个世界的持久性。在这里,我不想卷入关于价值哲学的形而上学、抽象而理论化的论述里。从个人的角度,我要讲的不是价值的世界,而是指向人的良好愿望的一种超验价值的世界。这种绝对的价值,正是苏格拉底所探求的,当他不考虑个人的利益时,他拒绝从监狱里逃脱,他选择遵守城邦的法则。在原则上,没有什么迫使他考虑城邦的法则。我始终认同康德的看法:道德性在意料之外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英雄主义式的飞跃中被创造出来,这让我们从一个有限的视野过渡到普遍性的视野。“仅仅依照道德准则行为,这让你同时希望它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法则。”绝对价值处在自我升华的层面上,可以置身在他者的位置之上,把自身愿望纯粹化的自我的层面,也就是说,按照无私的方式行为,出于爱,或者出于义务。
正是这种绝对的、超验的价值随后呈现在多元的价值中,多元的价值是人类在岁月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但以不可言明的方式包含在对绝对价值的认同之中。人们慢慢会发现,奴役是一种不尊重个人权益的罪行,因此,我自问,在今天,当我们考虑到人剥削人的现象在我们相当沉重的文明中被容许时,我们是否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我们充分发现这一点之前,对个人的尊重同样是有效的,它是一种价值,如今,我们对此还没有完善的意识,但毕竟还是有一些哲学家考虑到,比如塞内加,他写道,人对人来说,是神圣的。一种价值没有明晰地陈述,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它对于道德意识不存在。也并不是因为某种价值得到陈述,它就会对人类的行为发挥一种效果。比如,基督教没有终结奴役,也没有禁止历史上的贩卖黑人的行为。
无论如何,在普遍性的视野里看待事物的事实,必然引导人们承认一些持久的价值。比如对个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对诺言的尊重,在此,仅列举其中几项。显然,在我们的意识中存在着价值的演变。比如,现在,由于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灾难,我们对生命与自然的尊重更为敏感。
阿尔诺·戴维森:如果有个人对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感兴趣,并问您应从哪里入手来加深他对这个观念的领会,您会建议他读什么文本呢?
皮埃尔·阿多:如果说涉及古代哲学,很难推荐一篇没有注疏却易于理解的文本。我想,爱比克泰德的《致美诺西斯的书信》,或许是最简单的文本。奥勒留的《写给自己》或者爱比克泰德的《手册》也可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哲学观,但是,这些文本毕竟需要注疏。对于现代哲学而言,我很喜欢梅洛-庞蒂在法兰西学院开讲的第一堂课,主题为“哲学的赞词”,也让人隐约瞥见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观念。我也很喜欢路易·拉维勒(Louis Lavelle)的著作《纳西斯的谬误》,因为,这本书由一系列短小精悍的思索构成,每一段思索都是一份邀请,邀人实践一种精神的修炼,逐渐引导读者走到“我们意识的巅峰所在的现在”,并对“纯粹的在场”有所意识。
阿尔诺·戴维森:如果人们能够在哲学中看到一种生活的方式,而不仅仅是概念与命题的结构严密的体系,这对哲学与其他文艺学科之间的关系可以产生许多影响。一篇小说、一首诗,甚至是绘画、音乐,都可以代表一种生活方式,也都有时候可以引发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转变。从此,作为学科的哲学并不封闭在它自身之中,而是朝向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所有描述敞开。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重新思考哲学的边界呢?
皮埃尔·阿多:我会说,艺术可以成为哲学的强有力的辅助,但是,艺术永远不能成为生活本身、决定与存在的选择。在存在主义的时代,取消在文学与哲学之间的边界的理念非常流行,但是,我想,这个理念早在英国或德国浪漫主义时期已经存在。此外,当让·瓦尔在讲到诗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时,他把浪漫主义定义为惊诧感的复活:他说,浪漫主义将奇异的事物变得寻常,并把寻常的事物变得陌生。而且,他还补充道,对柏格森而言,艺术正是把习惯在我们与事物之间编织的面纱揭去的力量。在这里,我又想到前面讲过的历史学家卡洛·金茨堡一篇文章的主题:“让事物变得陌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用总体的方式说,艺术、诗歌、文学或绘画,甚或音乐,都可以成为精神修炼。最好的范例就是普鲁斯特的作品,因为他对流逝时光的追寻(“追忆似水年华”)就是一种意识的路径,借助记忆的修炼,重新找到精神永久性的情感。这很接近柏格森的思考。
可以说,许多小说虽然不构成灵魂的路径,却提出一些哲学的问题,比如萨特的小说,特别是《恶心》,或者还有加缪的《鼠疫》(La Peste)。小说经常是对一种存在经验的描述,读者可以重新经历这种经验,至少在头脑中。比如,我会想到托尔斯泰的一些作品,比如其中有一部《伊凡·伊里奇之死》(La mort d'Ivan Ilitch),表现对死亡的一种思索,或者,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小说,比如《卡拉马佐夫兄弟》。
在存在主义时期,也有一些戏剧作品很时髦。我尤其要强调让-保罗·萨特的戏剧以及他为电影《戏演完了》(Les Jeux sont faits)所写剧本的重要性。他所有的剧作都具有真正的戏剧性的价值,也比一部论著具有更震撼人心的哲学价值。
我们也可以谈谈诗歌。我会首先想到远东地区的诗歌,比如日本俳句。这种形式看上去似乎无意义,因为,诗人在俳句中描写的是一个貌似平凡的存在的片刻——比如,一只蝴蝶停栖在一朵花上——但它具有一种哲学的深度,因为,它让人听到字面上没有言说的一切,也就是说,世界的全部光彩。在西方文学里,也有哲学诗的一种传统,我想,尤其是在英国诗人那里,首先有英国的柏拉图式诗人,随后还有英国的浪漫派,雪莱、华兹华斯,英国哲学家怀特海(Whitehead)经常引用这些诗人,提到他们对自然的再现。法国哲学家让-瓦尔还用心翻译了托马斯·特拉赫恩(Thomas Traherne),一个赞叹自然的神秘派的英国诗人,比如,他谈到他与事物同在的体验。在离我们更近的德国,也有两个伟大的哲理诗人,里尔克与霍夫曼斯塔尔。关于里尔克,在我们最初的对话里,我说过,我曾经想做关于海德格尔与里尔克之间关系的研究,因为,海德格尔会说,里尔克的诗表达的是他的哲学,海德格尔的哲学。无论如何,在里尔克的笔下,呈现出关于死亡、存在、事物还有语言的局限性的思考。比如,在《致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里(I,13),里尔克讲到果实,果实首先只是一些词语,因为,当人们吃水果时,词语消失了,但是,不可表达的感觉涌现出来,让人感受到整个宇宙。在霍夫曼斯塔尔的作品里,我尤其记取“外在生活的歌谣”,那是写给尚多斯爵爷的一封著名的信笺,在文学史中具有比较独特的位置,在其中,我们恰恰看到——此外,差不多正如我在谈到里尔克的水果时所说的——事物的在场,用一种这么强烈的方式感到的事物的在场,强烈到我们不能用言语来谈论。
但需要意识到文学的局限性。文学始终是话语,有时候,在某种意义上,由于文学结构方面的高要求,文学甚至是结构的体系。因此,文学与哲学话语非常接近,如果说文学有时候和哲学话语一样体现精神的修炼,但在大多数时候,文学仅仅表达体验,这等于说,它不具有哲学的生命,它不是存在的决定。而且,它也很有可能缺少真正的诚恳。作家们可能会出于形式的或者个人的原因有弄虚作假的倾向。在存在主义的时代,有一位法国文学批评家克洛德·埃德蒙德·马尼,她写过一本书,《恩培多克勒的草鞋——论文学的局限性》 ,我经常读了又读。书中表明,正如恩培多克勒的草鞋,始终留在埃特纳火山口的边缘,只能见证一个人的精神生成变化的一个阶段,只能见证促成内心进步的一种帮助。但是,最终要扔掉书本,就像纪德在《人间食粮》(Nourritures terrestres)里建议读者们做的那样,或者像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结尾处所说的那样。
阿尔诺·戴维森:您也曾经援引塞尚与克利的例子,作为与精神修炼相关的绘画典范。
皮埃尔·阿多:是的,我前面忘了提到艺术家。在克利那里,也许有点抽象。无论如何,他认为,艺术家可以重新找回自然运作的方式。在塞尚那里,有时候会让人联想到在他的绘画中表达出来的对世界的某种体验。此外,我相信,柏格森恰恰选取绘画的例子来让人明白由他的哲学所引发的知觉的转变。这并非出于偶然,因为,最终,绘画要求人们做一种剥离习惯与偏见的运动,也要求人们用一种可以称作“自然”的方式把握事物,真正地面对裸露的现实。近来,借助我的同事谢和耐的著作,我也发现中国古代绘画的哲学意义,尤其在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 中,人们看到,绘画如何与自然相汇通,如何与自然的创造法相联姻。
也要提到音乐,至少在某些音乐家比如贝多芬的音乐作品里。我前面已经提到伊丽莎白·布里松的作品《音乐家的神圣——在贝多芬作品里的古代典故》 ,这本书向我们表明贝多芬如何把他的艺术当成一种使命,促使人类升华到欢乐的世界,进入对世界的认同以及宇宙的和谐之中。
阿尔诺·戴维森:依据您的观点,在哲学史与哲学本身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在您为《古代哲学家辞典》(Dictionnaire des philosophes antiques)所撰写的序言中,您讲到哲学家应当始终像哲学史学家一样生活。您怎样理解这种关系呢?
皮埃尔·阿多: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想先展开关于哲学史的几点思考。首先,我要说,人们总是会讲到“哲学”的历史,但事实上,人们很少书写哲学本身的历史。我想,但我也许是错的,黑格尔是唯一将历史转化为哲学的生成演变史的哲学家,此外,他所描述的这种运动与他自身的哲学相糅合。或许还要补充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名字。具体地说,哲学史学家研究哲学与哲学作品。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比起哲学观点,我更倾向于研究哲学作品,因为,我怀疑精确地重构哲学学说的整体或者说体系的可能性。我们仅仅能够研究哲学作品的结构及其目的性,研究哲学家在这样或那样的既定作品里想言说的东西。举一个现代哲学家为例,比如柏格森,我们不可能在他的不同著作里发现一种绝对完美的一致性。当我讲到哲学家应当始终保持史学家的活跃,尤其想说,在哲学家的每一部作品里,需要尝试亲自经历作者在整体上的哲学进路,也包括他的思想的运动,如果可能的话,还有作者的全部意图。这种哲学进路的研究,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承认哲学活动的两极:哲学话语与生活的选择。人们可以找到悖论的处境,但最终,对哲学家提出的主要问题在于懂得什么是做哲学思考。这是一个永远在更新的问题,哲学家可以在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斯宾诺莎或者康德时对自己提问。因而,哲学史可以为哲学家带来一个广阔的经验场域,来为他的思想与生命指引方向。
阿尔诺·戴维森:近来,您开始对其他文化中的哲学感兴趣,尤其是中国哲学,这也许与比如某种宇宙哲学的态度的理念相关,这样的态度甚至在中国文化中也可以找到,代表了在另一个语境里也有在古代西方同样可以找到的理念。
皮埃尔·阿多:在很长时间里,我对于比较研究都有所保留(比如关于普罗提诺与东方的关系的比较)。如今,我有点改变了看法,我注意到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古希腊思想之间无可争议的相似性。我讲到看待事物时不加分化的态度,也讲到斯多葛派某种无动于衷的态度;也可以补充上“顿悟”的理念。我不是通过史实关系,而是通过不同文化之间可以找到的相似的精神态度,来说明这些相似性。有时候,我也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找到一些表述,在我看来,要比我们在古希腊哲学中可以找到的具有更明晰的启发性。比如,庄子用“井底之蛙”或者“瓮底之蝇”的形象,来描述人们身处的一种无所意识的处境,“对宇宙广袤的整体性无所知”(“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 。但我毕竟不能像一个中国古代思想的专家那样来加以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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