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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9 无法接受?

雅妮·卡尔利埃:有一些书,会让人们从书中走出时,与走进书里时不完全一样。我想,您有三本书,正属于这种情况:《古代哲学的智慧》、《精神修炼与古代哲学》、《内心的城堡》。我本人呢,我花了好几个礼拜去重读这三本书,我感觉到,我看待事物的方式微妙地发生了变化。的确,这发生在一些细微的方面:我对我的判断持一种批评的眼光,或者对此刻的瞬间有了更迅速的意识。在我看来,确实,一些书迫使你考察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未经自省的生活,不值得存在。我却要让自己做魔鬼的律师,为一个天真的、有点无知的魔鬼辩护。我要告诉您,在阅读您关于古代哲学的书籍时,人们受到非常大的诱惑,当然,甚至会发生转变,但是,有些东西,今天的人们,普通人,会对自己说:不,我不能,我不接受。

皮埃尔·阿多:首先,我向魔鬼的律师致敬。我听说,在封圣仪式的诉讼里,有更多的人会为魔鬼辩护。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会有一些可疑的人物被奉为经典。但是,说这些话是为了逗您展颜微笑。我要预先作一点评注。您告诉我,今天的人们,普通人,会对自己说:不,我不能,我不接受。但明确地说,今人,今天的普通人,究竟指的是哪些人呢?在一个既定的时代,不只有唯一的一种集体心态,而所谓集体的心态也分别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比如,有一些社会群体,一些圈子,属于坚决的种族主义者。他们说:不,我不能,我不接受。正如在五十年代前后,有一个女人带着愤慨朝我冲过来,破口辱骂,因为我当时敢于说,黑人和白人一样值得尊重。在说出“我不能,我不接受”之前,需要首先自问,我以什么样的名义这样说。难道是因为我所属的社会群体强加给我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吗?或者因为,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我的哲学信念禁止我如此思考呢?难道是因为科学论证这是不可能的吗?难道是因为这是现今时代流行的?难道是因为我最喜欢的报纸或者电视台持相反的观点吗?说到底,以什么名义,人们可以说:我不能,我不接受,今天的所有人,普通人都不能,都不接受呢?

此外,您提出这些问题,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如果我在书里没怎么谈到这个问题,那是因为,要阐明古代哲学的命题,需要做的已经太艰巨了。您也许会认为,我不想现在谈这个问题。确实,我不太喜欢介入这一类的讨论。但这不妨碍我回答您提出的问题。我曾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校准工证书的考试,正是那段学习让我意识到的,当人们高谈阔论时,总是会从事情中脱离,这恰恰是我所不喜欢的。因为这是对话录的文学体裁所提出的问题之一,正是严肃性的问题,当讨论是即兴发挥的,而留下很少思考的时间时,也存在讨论的有效性的问题。在我的几个出色的同事所做过的对话录里,我会留意到,在讲话时,他们有时被牵引到“大概”的表述里,甚至也作过夸张讽刺的介绍,恰恰在涉及我们当代人对古代哲学的接受的问题时。我不想陷入同样的曲解之中。尤其,史学家们总是重视标志着从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时期的决定性转折、彻底的革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的古希腊人的盲目与无知是相当令人惊讶的。他们大约无视线性的时间、进步、无限世界的理念,甚或对于高处与低处的对立也不敏感;他们从来不敢登上一座山吧!

对于您向我提出的问题,我更倾向于在经过深思熟虑、文献考据翔实的一本书的框架里来答复,因为,我们面对极其复杂的问题,这同时关涉到古代人的集体心态与当代人的集体心态。但终归还是让我们进行讨论吧。

雅妮·卡尔利埃: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在您的几部著作中,您都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古代哲学可以教会现代人某种东西,对现代人来说具有某种意义,有助于对现代人的行为进行指导。但是,为什么要经过这种迂回呢?如果能为二十一世纪初期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创造解决方案,给出完全崭新的解决办法,难道不是更好吗?

皮埃尔·阿多:我首先要回答您,告诉您,我并不是做这种迂回的唯一一个。首先,让我举一个现代思想家的例子,尼采已经表明这种态度(《人性,太人性的》,第二章,第二百一十八段),他写道:“古希腊可以帮现代人易如反掌地沟通一些难以沟通的事物,并促人反思。”有人会反驳我,当尼采这样说时,他想到的与其说是爱比克泰德或普罗提诺,不如说是古希腊悲剧的时期,或者是赫拉克利特。正如我在访谈里说过的,他同样把古希腊的哲学学派看作我们可以从中获益的实验室。此外,还要提到一个事实,二十世纪以不同的形式实现朝向古希腊的涵盖面广阔的返归,从海德格尔一直到福柯。

为什么有这种返归?从我的方面来说,这涉及克尔恺郭尔称作的“非直接沟通”的方法。如果人们直接说,这样做,或者那样做,就在授意一种行为,用一种虚假的确信的语气。但是,幸亏有来自另一个人的精神修炼的描述,可以让人瞥见和暗示一种精神态度,可以让人听见一种召唤,而读者有接受或者拒绝这种召唤的自由。由他自己来决定。他有相信或者不相信的自由,也有行动或者不行动的自由。我收到过无数来信,是来自法国、德国、美国的各种各样的人写给我的信,他们告诉我,我的著作给予他们精神层面的帮助——甚至有人给我这样写道:“您改变了我的人生。”如果我从收到的读者来信来判断的话,我想,这是一种好的方法,而我总可以恰如其分地回答这些读者,那不是我,而是西方古代哲学带给他们这种帮助。

的确,人们经常会说:我们的任务在于为今天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提供解决办法。但是,在等待今人需要的一个创造性天才出现的同时,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每个人都应当做他所能够做的。而对我来说,我尝试着成为“时代之间的联系”,如米什莱所说的,“这条生命链,从表面上来看,是从死亡的过去之中提取活力,让元气朝向未来传递” 。

雅妮·卡尔利埃:从总体来看,您刚才告诉我们,您的著作并不仅仅是一些博学的作品,而且,也是非直接的“引导性” 的作品,借鉴古代人的说法。

因为我要进一步评论作为生活方式的古代哲学,我要先来引一段悦人的话语,引用您所喜爱的歌德的一段话。浮士德说:“有两个灵魂住在我身上,其中一个欲求摆脱另一个。一个用他所有的器官黏在这个世界之上,另一个想避开黑暗。”这完全是基督教式的言论,也完全是柏拉图式的话语。我想请您说明您在著作里很少谈及的一些问题。在青年时代,古代哲学的一个原则最早让您惊叹,即“做哲学,意味着学习面对死亡”。在古希腊,尤其是柏拉图主义者那里——说到底,正是巴门尼德开始在这个世界与另一世界、身体与灵魂、感性与知性之间设立强烈的对立,他说永不改变的是好的。在整个柏拉图主义里,到处浸透冀求置身他处的愿望;在《泰阿泰德篇》里,有那句名言,“从下往上,尽快地逃逸” ;而在《斐多篇》里,只有与肉身分离的问题。我想,我们不能再完全接受这一点了。当厌倦了两千年来的论调:“我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我们想要这样说:我的生命就在此地,因为,没有他处;身体并不是一切恶的来源。您难道不是把柏拉图的论断“逃避这个世界,从身体中脱离”更改那么一点儿,略引向斯多葛派,并赋予今人能够接受的一种意义吗?但说到底,又为什么不行呢?

皮埃尔·阿多:您在这里影射的是我对柏拉图的表述“做哲学,即练习面对死亡”的诠释。在《精神修炼与古代哲学》里,我已经说过,《斐多篇》里的这句表述可以诠释为投向事物的目光的转换。用思想与理性的普遍性来驾驭一种对世界的再现,以此取代身体的需求与个体、私己的激情占统领地位的观念。这就让人想起《理想国》(486a)里的那一段话,在其中,哲学家以静观时间与存在的整体性的形象出现。更明确地说,在《斐多篇》(例如65e)里,这个问题清晰地定位在认知的层面:感性的认知可能让灵魂的推理迷路。人们显然可以讨论对感性认知的拒绝的价值。但在这里让我们感兴趣的却是面向死亡的精神修炼的意义与生活模式,在我看来,在柏拉图的思想乃至所有的哲学学派里,这构成对事物的看法的转变,从个体的、激情的视野过渡到理性的、普遍性的视野。面向死亡的修炼,事实上是一种生命的修炼。我同意您的观点,对当代人来说,肯定知性而贬低感性的这种倾向是难以接受的。在我撰写的论普罗提诺的那本小册子的结尾,我暗示了这一点。正如柏拉图在《斐多篇》里所写,和他同时代的人们嘲笑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们,把他们称作垂死的人,确切地说,正是因为这些哲学家们批评身体与感性世界。回到对感性的贬低的问题上,人们完全有权利,正如我本人也一样,更喜欢柏格森或梅洛-庞蒂,他们为知觉赋予核心的职能。

雅妮·卡尔利埃:柏拉图的那句名言“做哲学,即练习面对死亡”,与斯多葛派的思想能很好地吻合,此外,您可以引用许多斯多葛派的文本来论证。然而,似乎构想“练习面对死亡”或者“逃避肉身”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完全可以接受。在您的著作《精神修炼与古代哲学》里,练习面对死亡,这完全不等于折磨身体,而意味着“修炼弃绝私己与激情,在普遍性与客观性的视野里看待事物” 。这一点毕竟与人们以表面化的方式阅读柏拉图时所认为的非常不同。今天,如果说今人可以接受,乃是因为谈及古希腊哲学家尤其是斯多葛派,人们接受总是需要从普遍性的视角看待事物的观念。对身体的拒绝,那么,是否意味着拒绝和自身身体一样作微小的生物,而选择回归普遍性、回到整体性之中?

皮埃尔·阿多:这甚至也许不是一种拒绝,而是意识到我们只是微小的生物,但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事物,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一些绝对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肉身的一种排斥。

雅妮·卡尔利埃:但是,难道在古代哲学里没有对肉身与肉身带来的愉悦的排斥吗?爱比克泰德本人不是也讲到如同尸体一般的肉身吗?

皮埃尔·阿多:这种排斥在犬儒主义者那里不存在,他们实践一种严格的苦行修炼;在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那里不存在,他们满足于调节欲望;在古代的斯多葛派那里不存在,他们期待圣人绝对没有激情;在伊壁鸠鲁派那里也不存在,他们沉湎于克制欲望的功夫。人们可以认为,这种排斥在后期斯多葛派那里出现,比如在爱比克泰德或马可·奥勒留那里。但是,在这两位哲学家那里,总需要考虑到听来可能会刺耳的表述,来更好地调整精神的失调。我想,这仅仅指的是提醒人们,人是会死的。此外,与此同时,在讲究实际的生活里,在斯多葛派的生活方式里,比如马可·奥勒留,他毫不犹豫地享受一些愉悦。在为他刚亡故的妻子福斯蒂娜哭泣过之后,马可·奥勒留又找了一个女人,但没娶她;从表面上看,他接受愉悦的合法性。

从公元三世纪起,伴随着新柏拉图主义的发展,事物发生变化。普罗提诺为拥有一个肉身而感到羞耻,为他写传记的作者这样告诉我们。应该讲,对他来说,人拥有一具肉身的事实,意味着他是未能始终停留在精神世界的一个灵魂,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曾经犯下过错。波斐利不能采纳上帝之肉身化的基督教理念,因为,在化身为人时,上帝还被鲜血、胆汁和其他更糟的东西弄脏了。但显然,在上帝的精神性与身体的物质性之间有一种反差。

此外,还要补充,如果马可·奥勒留重复爱比克泰德的表述,“身体是一具尸体”,但他仍不免会(Ⅲ,2)赞叹“在上了年纪的女人或男人身上的成熟与繁荣,还有小孩子身上可爱的魅力”。

雅妮·卡尔利埃:一方面有对肉身及感性、物质世界的拒绝,另一方面至少是对这个感性世界的崇拜,这种对立,我们经常会在同样的思想家与同一领域中发现。在柏拉图那里,有些文本会说:逃离这个世界;另一些文本则说:这个世界已足够美。我们在基督教里也会找到这样的理念:我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但是,天空与大地吟唱是作为创造者的上帝的光荣。让·弗斯迪耶尔神甫指出在炼金术的神秘学说里的这种矛盾;他甚至说:这不是一种宗教,因为,宗教不可能立足在如此完全对立的一些原则之上。一面说世界是好的,肉身是可以接受的;一面又说世界是糟糕的,肉身是绝对要驱逐的。在歌德作品里的蒙昧让我想到推崇神秘学说的诺斯替派,那是走向接近于拒绝此在世界与身体的态度的一种过渡,认为这个世界是由一个糟糕的神创造的,而肉身属于黑暗的领地。对于这种矛盾,您会作何反应呢?

皮埃尔·阿多:这并不令我感到惊讶,在古代哲学里,有一些比较自相矛盾的立场。因为,古代哲学恰恰不是一些体系。这些立场相继从不同的问题意识出发,发展出各自的推理。当古代人处在世界的问题意识之中,处在此刻,人们就置身在《蒂迈欧篇》的气氛里,感性的世界是美好的。而且,在《蒂迈欧篇》里,整篇都有关于灵魂撞击的发展脉络,灵魂遭遇到物质,从而完全迷失方向,需要进行再教育;但这毕竟是相当连贯的。当人们处在个人伦理的问题意识里,就置身在《斐多篇》的气氛里,身体如同影响认知与美德的一种危险出现。在斯多葛派那里,至少对晚期的斯多葛派而言,我们会看到,也有这种矛盾。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提到古希腊文明完全不是视身体如仇敌,那是创建了奥林匹克竞技、体操运动、温泉浴室的一种文明,所有人都特别留意对身体的关怀。如果说,对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来说,身体是滋发激情的一种源泉,这并不妨碍他们经常光顾沐浴场所并在其中做一些身体锻炼的活动。

雅妮·卡尔利埃:作为柏拉图的肤浅的读者,当我们在他的《对话录》里读到对身体的轻视、对身体的拒绝时,难道我们不会受到基督徒们所做的发展的影响吗,尽管其中也有肉身复生的教条?因为,归根结底,柏拉图没有鞭笞自身,也没有活在一根柱子上。您对此怎么想,难道不是基督徒们从这其中提取出了极端的苦行方式吗?柏拉图主义者从来没有不吃肉。

皮埃尔·阿多:在我看来,还需要有所保留地去核实,《福音书》的启示本身完全包含这一类的苦行。此外,法利赛人这样讲基督:他和众人一起大吃大喝。不过,确实发生过两个转变:一方面,基督徒们希望让基督教看上去像一种哲学,他们在总体上采纳了柏拉图哲学,有时候带着斯多葛派的色彩,因为,这实际上是在公元初的数个世纪里依然非常强大的唯一一种学派。因此,他们接受柏拉图主义者对身体的拒绝,把基督教引向理智主义的形而上学,这是在《福音书》里丝毫没有包含的方向。另一方面,在这一点上,他们还增加了对于苦痛以及基督之死的思索:基督徒认为不得不承受基督在生命中的某一刻曾经承受的考验,也就是如帕斯卡尔在那句著名的表述里所言:基督将处在垂危状态,直到世界的末日,在这段时间里,不能沉睡。在基督教与哲学的精神修炼之间的差异,恰恰在于,在前者中,引入人格化的耶稣,对耶稣的模仿。因此,就有了对耶稣受难的模仿再现,引向耶稣受笞以及其他苦行。但也需要作细微差别的区分:有一些做苦修的杰出人物,比如“沙漠僧侣”,可以像哲学家一样达到彻底的不加分化的境界以及保持激情的完全缺席,因而达到灵魂完美的平静。最终,我不认为是基督教引发对柏拉图的肉身拒绝的诠释的强化,不如说新柏拉图主义强化了这一点。

雅妮·卡尔利埃:您写了一本论马可·奥勒留的很棒的书,书名为《内心的城堡》。这是一个很美的书名,此外,也是从奥勒留本人的表述中借鉴而来。它让人联想到古希腊哲学中的一个恒定量,无论哲学家们有什么其他的理论,都需要在自身的四周建造起一座城堡,不要让任何事物扰乱自身。斯多葛派、柏拉图派的立场都是简单的,也是极其连贯一致的:对圣人而言,只有犯下道德的过错,才是恶行,这取决于自身的选择。其他一切不取决于自身选择的遭遇,疾病、贫穷、死亡,都不是一种恶,也不应扰乱他的灵魂的安宁;因此,正如斯宾诺莎所言,幸福不是美德的结果,而是美德本身。有一些令人崇敬的相关文字,苏格拉底如是说:“他们可以让我去死,但他们不能让我损害他人。”在历史中,不仅仅在古代的历史中,充溢着身体力行的斯多葛主义者。但与此同时——不是在您所讲的,而是在斯多葛派所讲的话中——有什么东西让人毛骨悚然。比如,当爱比克泰德 说——总体而言意味着朝向普遍性的过渡、对于个体性的超越:“您的奴隶打碎了一个花瓶,您很生气;您的邻居,更客观些,对您说:花瓶会打碎的,有时候会发生。”直到这里,我们会说:是的,爱比克泰德和他的邻居说得有道理,花瓶可能会打碎,这是正常的。但是,爱比克泰德继续讲他的例子:您家的孩子死了,您感到痛苦,灵魂受到了困扰;这不好,因为,您的邻居,他自言自语:孩子们,有时候也会夭折的。更糟糕的是,爱比克泰德说:您可以对一个朋友表现出同情,但为了不要让自己难受,别感到同情。读到这里,我们会绝对拒绝这种说法,我们拒绝可以毫无困扰地接受这些事情的观念。如果说要做到不受伤害,付出的代价是不去爱他人,那么,这个代价太沉重了。

皮埃尔·阿多:首先,我要讲,我曾提出一个原则,我想,它还是比较清楚的。即把哲学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正如古代哲学家们所认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要全盘接纳古代哲学家的所有态度,尤其是他们所有的话语。正如尼采说得很好,那是一些经验,因此,有时候可能会成功,但有时候也会失败;这些经验足以向我们表明,如何行事是好的,但也表明要避免什么。

尽管这样说,我本人在评论爱比克泰德的《手册》时,也曾指出,爱比克泰德所使用的一些表述可能会有让我们震惊的地方。但是,正如我在这篇评论里所说过的,《手册》是他的学生写的概要,在爱比克泰德的《对话录》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充分发展的思想。他说,苏格拉底很诚挚地爱着他的孩子,但他也接受世事的道理、神祇的意愿。首先,斯多葛主义者并不是一个如神仙般没有感觉的人。如果一个斯多葛主义者惊闻他的孩子或者他的生活中某个至亲去世的消息,他会先感受到一种创击,他深深地为之困扰。爱比克泰德及其他的斯多葛派都这样说、一再说过。这是下意识的行为。但是,随后,斯多葛主义者将恢复镇静,这样做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不感到痛苦或者困扰。此外,塞内加也说过,如果人们感觉不到痛苦,那样就谈不上英勇承受痛苦的功德了 。不,如果他成功地做到,那么是因为他认为,要对世界的全部现实说“是”,即使现实是残酷的。对世界说“是”,人们在尼采那里赞赏这种态度,为什么不能在斯多葛派那里也赞赏这一点呢?这并不意味着,要做到坚强,就不应爱他人。斯多葛派的旨意,让我们再重复一遍,并不在于不受苦。

此外,在斯多葛派的眼中,怜悯、同情,都属于非理性的激情。但是,也需要懂得,当讲到激情时,他们并没有想到一种泛泛的情感,而是知性的深邃的震撼,一种不理智。这种不理智并不在于在事件面前体会到的不由自主的情感重击,而是人们对事件产生的错误的判断。对斯多葛派来说,激情带来错误的判断。当他们讲到如同激情一般的怜悯时,他们会想到那些让激情冲昏了头的人们,他们因此变得无法行为、无法救助受苦的他人,正如外科医生,出于怜悯之情,因为害怕让病人疼痛而不敢为他开刀手术。然而,斯多葛派接纳一种怜悯,它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一种激情。马可·奥勒留(Ⅱ,13,3)说,我们应当为那些做恶事的人体会到某种怜悯之心,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怜悯”不是一种会撼动灵魂的激情,而是愤怒的一种缺席,更确切地说,他本人也这样讲,这是一种宽恕、温和、耐心、善意,要比激情似的怜悯更有效。这些美德意味着尊重他者,但激情般的怜悯,归根结底,却意味着对他者的蔑视。人们会认为,他无法承受一种痛苦或者困难。当爱比克泰德说,需要对一个朋友显示出同情心,却不要亲自去体会,他想说的是人们不应该任由自己陷入撼动灵魂、让理性变得黯淡的激情般的怜悯之中。因此,爱比克泰德想说的,就是不需要和那个受苦的人一起失去冷静,而是要真正地去帮助他克服痛苦。在当今时代,当一场灾难降临,人们会派心理医生去帮助受难者承受灾难的创击。这些心理医生并不认为有必要和受难者一起哭泣、蜷曲、吼叫。我认为,需要在这种视野里去领会斯多葛派对激情般的怜悯的批评。此外,现代人也质疑怜悯之情的价值。当乔治·弗里德曼督促自己去实践精神修炼时,他写道:“剥离怜悯与憎恨之情。”

还要补充,马可·奥勒留也会流泪。首先,是在他的导师去世时。他身边的人们都奉劝他要克制情感的明显显露。他的继父安东尼皇帝说了这样一句美好的话:“就让他做一回凡人吧。哲学或皇家的权力,都不能取消人的情感。”但后来,朱利安皇帝斥责他为他的妻子福斯蒂娜的离世而流泪,尽管她的一些行为有所偏离,但他的情感还是超出了理性。在士麦那地震发生之后,修辞学家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Aelius Aristides)被特派到皇帝身边恳求他帮助重建城邦,在听完对方的陈述后,奥勒留也流泪了。

在这里,我们同时代人的批评与古希腊斯多葛派的同时代人的批评相汇拢,正如塞内加所证实的:“我知道,斯多葛学派在无知的人们那里有坏名声,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学派对于过度的行为不敏感。” 塞内加这样回应:“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学派比斯多葛派更爱人类,更专注于众人之利益。”

雅妮·卡尔利埃:有一种斯多葛派的态度,是我们大概可以接受的,我们甚至判定是正派的,它旨在言说(我把马可·奥勒留的话略改一下):失去一个孩子,这不是一种幸福,但勇敢地承受这种失去是一种幸福。 这是诠释斯多葛派的一种方式。这最终难道不是一种言辞之争吗?如果人们讲到身体的痛苦(伊壁鸠鲁、爱比克泰德,在这个领域,都做出了英勇的榜样),难道不是有一个故事讲一个哲学家在叫喊:折磨我吧,痛苦,你别让我承认你是一种恶。这正是斯多葛派的模糊性所在:即使这让人难受,这也不是一种恶。一切都在于判断。

皮埃尔·阿多:人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言语的争论,可以这样归结:世人所称作的恶,对于斯多葛派来说,不是一种苦,比如贫困、疾病、死亡。只有道德层面的恶。这一点,正是斯多葛派的主旨,此外,也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主旨。因为,依据柏拉图的观点[《申辩篇》(Apologie),41d],苏格拉底如是说:“对于一个仁善的人来说,无论他活着还是去世,都没有恶的可能。”潜台词即唯一的恶正是道德层面的恶。斯多葛派的生命体验,斯多葛派的生活选择,皆旨在首先把善看作应绝对欲求的,把恶看作应绝对排斥的。其次,还旨在决定唯一绝对值得欲求的,正是道德层面的善,而唯一值得排斥的,正是从恶的意愿。在这一点上,康德从善的意愿的理论承继了斯多葛主义。因此,斯多葛主义者需要对抗死亡,而不是放弃美德与从善的意愿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这属于苏格拉底与斯多葛派的一种英雄主义的决定,与固定的成见逆流而行。至高无上的价值,正是善的意图,善的意志。苏格拉底之死,正需要在这个视野里去领会。因而,斯多葛派拒绝把疾病、死亡与自然灾害称作恶:对他们来说,这些遭遇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不加分化,是宇宙间诸事必然运行的结果,如果人们不能补救,就要接受,依据对待事物的态度不同,则会变成好事或者坏事。

但人们可以——这一点太显然了——接纳其他哲学的生活方式,较少英雄主义的如同伊壁鸠鲁派一样放松的方式。

雅妮·卡尔利埃:难道不可以说我们的欲望本身也发生了改变吗?财富、权力、荣誉,在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那里时常出现,在那些不该欲求的事物清单里。然而,如今,当然有一些人期待这些东西,但大多数人拥有一些更适度的欲望。在朝圣地教堂的许愿登记簿里,我们可以读到:“圣女,让我的父母不要离婚吧。”“让帕特里克找到工作吧。”“让我孙女的病治愈吧。”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可能会这样对我说:这是一些自然的欲望,但不是必要的。而从他的视角来看,的确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其他的现代人在其中会看到一些绝对合法的欲望。

皮埃尔·阿多:我完全不认为人的根本欲望可以改变。财富、权力与荣誉,无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都被领导阶层或者富有阶层探求。我们当今文明的所有不幸,正是利润欲望的加剧,这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特别是在领导阶层。至于寻常百姓,可以拥有更简单的欲望:工作,或者家庭的幸福,或者健康。在古代,对神祇的祈求,与现在对圣母的祈祷,是一回事。过去向神灵祈求的,和今天向星象祈求的,也是一回事。这不是时代的问题。但是,当伊壁鸠鲁区分自然的欲望与必要的欲望、自然但不必要的欲望以及既不自然也不必要的欲望时,他并没想清点所有合法的欲望,也没想说明人们如何满足这些欲望,他希望界定一种生活风格,凭借他的直觉得出一些结论,依照他的直觉,愉悦感与取消一种欲望所引起的痛苦相对应。在这一点上,与今天非常流行的佛教近似。因此,为了得到幸福,需要把痛苦的缘由,亦即欲望,减少到最小程度。因而,他希望救治人类的不幸。他建议放弃极其难以满足的欲望,以尝试满足更容易满足的欲望,也就是说,最终,仅仅满足吃饭、饮水与穿衣的欲望。在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务实的面向之下,在伊壁鸠鲁派那里,有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承认只有一种真正的愉悦,存在的愉悦,要体会到这种愉悦,只需满足自然的欲望以及肉身的存在所必需的欲望。伊壁鸠鲁的经验是极有教益性的;如同斯多葛派一样,这种经验邀我们彻底地颠覆价值。

雅妮·卡尔利埃:很明显,神圣天意的问题不是首要的关注,因为,伊壁鸠鲁派对此完全不相信,而亚里士多德呢,他认为神圣天意不会降临到月亮下面的人间。但是,这对于柏拉图主义者、斯多葛派、当然还有基督徒却非常重要,即使每个学派用不同的方式构想这种天意。

皮埃尔·阿多:在哲学层面的天意与基督教里的天意极其不同。天意的概念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30c1)里出现,当柏拉图说世界是经过众神做了深思熟虑的决定(pronoia)之后才诞生的。但这种神圣理性的理念属于造物神的神话,这仅仅意味着在宇宙的根源有一种神圣的才智。同样,斯多葛派认为,不应把天意再现为对各种特殊情况感兴趣的一种神圣的意愿,而应再现为驱动整个宇宙的运动以及构成命运的因果关联的原初推动力。与诺斯替派相对立,普罗提诺以强有力的方式拒绝世界是由一种推理与意志产生的理念。最终,在哲学层面的天意对应一种理性的必然性,构成世界的秩序。与此相反,犹太教里的上帝,在基督教里延传,是用他的未可预见的意愿引导世界与个体历史的人的形象。

雅妮·卡尔利埃:如今,我们可以接纳一种世界的秩序吗?

皮埃尔·阿多:我想,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伴随科学的不断演进,学者的哲学观点也不断地演进。比如,爱因斯坦醉心于暗含超验知性的自然法则,着迷于符合一种思想秩序的世界秩序。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难以理解的地方,在于世界是可以理解的。其他一些人将一切归于偶然,或者归于偶然与必然。关于我们谈论的话题,您本人刚才也承认,天意与世界秩序的问题不太重要,伊壁鸠鲁也不相信,此外,斯多葛派认同的必然性最终也与一些现代观念相距不远。

雅妮·卡尔利埃:事实上,许多当代人都拒绝相信有一个守护神从头到脚地监护我们,并且会在每个瞬间决定在人间与天上的所有事物;这不会让我们免去在地震发生时以及无辜者被杀戮时去质问一个正直、善良的上帝即刻的责任。但是,由于学者们让我们了解了地球与人类的演变史,我们希望接纳在世界中的规律性、自然的规律性,比如,地震,甚至还有孩童们的早夭,或者在人类的行为举止中循环反复的现象。因此,如同古代人一样,我们几乎要相信,有理性世界的一种秩序。这是理性的,因为人们在其中可以定位一些规律性和“法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永远正确而恰切的符合理性规划的理性秩序。在这一点上,我们远离了古代哲学、斯多葛派与柏拉图派,在莱布尼茨之前,这些学派早就说过:现世即是最好的世界,一切为了做到更好;或者还有:发生的即是最好,因为它已发生了。当涉及一些“人类学层面的规律性”,当涉及犯罪、不公正、屠杀、饥荒、上亿人的巨大苦难时,我们不能欢快地与“整体的运作”、与“良好、公正的管理”配合,如斯多葛派对我们的要求一样。恰恰相反,我们首要的义务似乎在于抵抗这些规律性。

皮埃尔·阿多:在此,我们遇到在一个简单对话的框架下讨论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的困难。让我们先把这个庞大的哲学问题搁在一旁,而在其内部谈论:人类学层面所谓的规律性,也就是说战争、灾难、人的变态,难道构成了世界的秩序吗?让我们在此只讲一下斯多葛派可能怎么看待。我不能用几句话来解释在人类的自由与命运之间的关系的复杂问题。让我们再一次重复:斯多葛派认为,在人的意愿里,并没有恶。因此,对他们来说,我们称之为人类学层面的规律性并不构成世界的秩序,因而,当他们与整体的运作配合时,这意味着他们承认自己是宇宙里的一部分,通过自身的存在,作为一部分以其尺度参与到宇宙的总体运动之中。因此,他们不赞许一切属于道德层面的恶,包括不公正、人对人的剥削,但需要与之作斗争。此外,捎带还要提到,如同后来的基督教徒,马可·奥勒留也直面战争之“必要的”恶的问题,但他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他毫不犹豫地召唤强盗(Ⅹ,10,1),他也自称为强盗,擒获萨尔马特人(当时与他开战的民族)的强盗。无论如何,如果需要为人类共同体效力,就得对抗人类一切糟糕的行为。但如果抵抗恶的行动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斯多葛派就不得不承认如是存在的现实,例如犯下的屠杀罪行。于是,他需要尝试置身在这种新的处境面前,以其他方式来给自己的行动定向。如果他完全沦落到无能为力的地步,他不应毫无用处地反抗命运的安排,此时似乎是要承受一种失败,因为,恶似乎取胜,但他们依然相信(Ⅷ,35),自然与普遍理性可以把拦阻道路的困境遭遇扭转为对他们有利的顺境。相信这一点,也就是相信理性终会在世上获胜。我们的一些同时代人相信过或者依然相信理性的这种力量,另外一些人并不相信。在马可·奥勒留的时代,大概也是一样。

我想,您把爱比克泰德的表述(《爱比克泰德手册》,8)“让一切该来的顺其自然地来临”与“如果已来临,即是最好”这一类的表述等同是有误的。因为对斯多葛派而言,已来临的事物,既不好也不坏。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它取决于人的意愿为它赋予的价值,或好或坏,根据我们对它作什么用途。好与坏仅仅存在于人的思维与意愿,而不在于事物本身。但是,在爱比克泰德的表述里,我们再一次找到对宇宙的赞许,假设我们不能改变对世界的秩序构成障碍的一切。您说,一个现代人不能快乐地加以赞许,但尼采却说:“不仅要承受不可抗拒的……也要爱它。” 因此,这一类的态度是被一个现代思想大师所接纳的。此外,柏格森在《思维与运动》(La Pensée et le Mouvant)中写道:“我们感觉参与到创造的巨大运作之中,它在我们眼前持续进行(在这里,对柏格森而言,创造指的是创造性演变),我们作为自身的创造者。” 我们并没有怎么远离“与整体的作品的快乐的协作”。

雅妮·卡尔利埃:关于“内心的城堡”,它让圣人攻不可破,难道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很强烈地与古代人相区别吗?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成为神灵的欲念。在古代,难道没有一种思潮,通过各种方式来拒绝人类的处境吗?我讲的不是神话里的神祇,而是哲学家的神,完全不受激情的侵袭,他不被打动,从来不生气、不痛苦。在这个意义上,您援引了大量的文本,首先是柏拉图那篇著名的《泰阿泰德篇》,“从下往上,尽快地逃逸”,随后,“逃逸,是让自己与上帝相似,尽可能地”。或者还有塞内加,“如同上帝,(圣人)他说:‘一切属于我。’”我们不再记怨这一点。我们接受人类的处境。

皮埃尔·阿多:成为一个神的愿望,与圣人的理想相符合。米什莱的文本总是令我感到非常震惊:古代最终发现了真正的神,即是圣人。确实,对许多现代人来说,这种认同的理想不再有意义,但很容易在智慧的理想中祛除这个特征,这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神话的特征。

明确地说,我希望通过几点总体的观照来结束这番对话。显然,现代人并不必采纳所有形而上学的假设或者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犬儒主义的神话再现。我认为,最终是应该把布尔特曼希望在基督教里运用的处理方法应用到古代哲学里,也就是去神话化、去神秘化,将两个方面分离:一个方面是主旨的内核;另一方面,是时代的集体再现构成的粗糙外表。雷蒙·吕耶在书名有点让人摸不着方向的一本著作《普林斯顿的真知》里提到了我所讲的“精神修炼”,他称之为“蒙太奇”(montages)。他说:伊壁鸠鲁式、斯多葛派式的蒙太奇总是有效的,但伴随其中的“意识形态的迷雾”却不是有效的。我认为这段评述非常恰切。最终,在精神修炼的模式中,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精神修炼可以采用不依赖于将之证实或者建议的话语的方式来实践。比如,在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那里,集中在当下的精神修炼都存在,只有轻微的差别,但却有完全不同的理由。因此,我想,集中在当下的精神修炼具有一种自在的价值,不依赖于一些理论——我也会比较频繁地加以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此我就会像斯多葛派一样相信永恒的回归,即与这种修炼相联系的一种学说。

此外,在这番对谈的最初,您讲到,今天的人们会说:我不能接受这个。但我想,我们已经隐约地看到,如果他们这样说,那么是因为他们和我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因为在古代,普通人在谈到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或斯多葛派时也会说完全一样的话。但他们为什么会说:我不能接受这个呢?需要有一个苏格拉底来提问,来提问他们拒绝的真正理由。这是否立足在一些理由之上?这是否现代的一些偏见的回音,而那些偏见往往不具有任何现代特征?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在日常生活与哲学生活方式的习惯与风俗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造成喧哗或者反抗,或者让那些不懂哲学的世人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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