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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诠释、客观性与误读

阿尔诺·戴维森:在当代有一整套思潮,都在强调不可能对一个文本作出客观的诠释,而诠释总是与诠释者相分离。这种诠释学的问题与以下问题相关联:“这是否作者的意愿,是否作者所想要表达的意思,对于理解一个文本来说,这是否最重要的东西,是否文本自身的自足性最重要?”因此,为了诠释一个文本,是否需要尝试着找回作者的意愿,人们是否能够在一个或多或少客观的模式上去操作呢?

皮埃尔·阿多:在读过加达默尔的理论著作后,我也经常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如您所说,他的理论表明主体依据主观性诠释文本,还有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很有意思的著作《历史哲学引论》(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一书中讲到,要做到客观,必然存在困难。我应当承认,这些理论有一个功绩:它们恰当地揭示了人们可能对历史学家的客观性所持有的幻觉,而意识不到历史学家本人的激情、怨恨、社会处境与哲学观点对他的诠释产生的影响。确实如此,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相信,事实上,这种相对主义呈现出一种危险,因为,它很快地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福柯本人也在某个历史时期接受了这种观点:一方面,评注家无法知道作者究竟想说什么,而另一方面,甚至作者自身也不再存在。由此,人们可以就随便什么文本随意地大作诠释。并非只有我一个人认为这是很危险的倾向,有许多例子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尤其对贡布里希在一本论艺术的著作 里所作的评论感到震惊:他思考伦敦皮卡迪里广场一座爱神雕塑的意义。雕塑位于1886至1897年间修造的一座喷泉里面,用来纪念沙夫茨伯里的第七任公爵,一位了不起的慈善家。他列数历代人们为这座雕塑相继做出的各种诠释。在当时,阿尔贝·吉尔贝(Albert Gilbert)宣称,爱神的形象象征着沙夫茨伯里基督教的明晰性,随后提出各种类型的诠释,我们在此不能一一列举。在这个例子的启发下,贡布里希坚决地陈述一个原则,要诠释一部艺术作品或者一个文本,首先需要探求作者的意图。在这个问题上,他援引了赫施(D. E. Hirsh)论述文学作品诠释问题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书 。在书中,赫施在意义与意指之间作出区分。他表明,有作者希望达到的一种意义,也有人们应当努力把握的一种意图。但是,随后他承认,各种各样的读者可能为作品赋予不同意指,这可以解释关于皮卡迪里广场的爱神雕塑接连产生的各种诠释。此外,这样或那样的表达,这样或那样的象征,它们本身可以具有纷繁多样的含义。比如,爱神形象的选择,可以推导出与作者的意愿无关的一些涵义,因为,关于爱神的形象有过各种集体再现。正如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在《沼泽地》(Paludes)里写道:“如果说我们知道自己想说什么,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否只说出了这一点。我们说得总比‘这一点’更多。”赫施的书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贡献。他特别指出,作者希冀一个文本所产生的意义,与这个文本所属于的文学体裁密切相关。我们可以看出,这本书有很细腻的层次,与时下的理论时尚背道而驰。我曾经提议把这本书译成法文,但至今未果,是否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可以确定不是只有罗马教廷才有禁书目录。

阿尔诺·戴维森:在批评透过作者的意愿重新找回文本意义的理念时,人们把作者的意愿构想为需要被驱逐的一种隐秘的心理现实。我们可以说,您找到了阅读奥勒留《沉思录》的钥匙,而没有在其中引入什么秘密或者有关作者的心理或传记的层面的发现。

皮埃尔·阿多:在奥勒留著作的所有格言里,我们可以分辨出三重图式:在三种纪律或三种苦修之间的区分,欲望的纪律、行动的纪律、判断的纪律,这些纪律旨在各自规范人的欲望、行动和依照理性的判断。这种图式,在整本书里可以很容易识别出,并向我们表明,它对应作者的一种意图:比如说,作者做这些重复,目的并不是为了向读者传达斯多葛派一种学说的信息。不,作者的意图很清楚。对奥勒留来说,这意味着重新激活、为他自己唤醒引导生活的那些教条。但是,需要承认,对一个现代诠释者来说,很难把握一个作者所希望表达的意义以及他的意图。我们很容易掉进时代的差错里,因为,我们很不了解他写作的历史条件:他面向什么样的读者,又或许模仿了谁的作品。因而,人们就会认为,奥勒留在他的书里向我们展现了日常生活的心灵状态,或者奥古斯丁正如卢梭一样在《忏悔录》里忏悔,或者柏拉图在《对话录》里系统地阐明他的思想体系。事实上,奥古斯丁的著作《忏悔录》的书名想要表达的是“对上帝的礼赞”,正如他在这本书前几行里所清楚表达的。奥古斯丁赞美上帝为他所做的事,也赞美上帝为众人所做的;因为,奥古斯丁倾向于把他生活里的事件看作救赎的历史的各种象征。比如,当他描述在青年时代那次有名的偷梨的故事,他事实上想描写亚当在伊甸园里偷食禁果的经历。在这部作品里,关于《圣经》文本的联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至于柏拉图的《对话录》,我并不要进入关于柏拉图口头授课的论争之中,在我看来,似乎大家都会同意,我还是要再度引用维克托·戈尔德施密特的说法:柏拉图写了这些对话,不是为了传达信息,而是为了培育心灵。无论如何,正如赫施所指出的,要认识作者的意图的首要方式,就在于研究作品所属的文学体裁。

总体而言,事实上在涉及古代作者的情况下,话语的原则是经过严格编码的。需要考虑他们是在遵守每一种文学体裁所特有的要求的传统体系里书写的;当作者劝勉某人、宽慰某人、阐述一种学说或者进行对话时,并不是用某一种方式书写。要准确地领会论断承载的意义,一部作品的总体意义更需要仔细地加以辨别。首先,作者应当言说的:比如因为他是柏拉图主义者或斯多葛派,或者因为他使用某一种文学体裁,或者因为他面向有一定素养的听众群;其次,作者能够言说的:比如他可以夸大一种学说的陈述以更好地撞击灵魂,或者对他所在学派的教条有所违逆,因为他希望适应某一类听众群;最后,作者希望言说的:他深邃的愿望,比如在马可·奥勒留的著作里有对自身的劝勉,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里不是自我的忏悔,而是颂扬上帝在世界之中与人类身上的创作。

我们可以自问,古代的作者们,或者说古代学派的创立者们,是否也受到现存的一种传统或者文学体裁的制约。我想是这样的。在历史中,从来没有绝对的开端。古希腊早期的思想家曾受到东方模式的影响。吉拉尔·纳达夫 指出了前苏格拉底学派著作里三重图式的重要性:众神的诞生、城邦的形成、从巴比伦宇宙起源论的神话里继承而来的生成《圣经·创世记》的文学体裁。我们在《蒂迈欧篇》里也可以找到这种图式,它也是一种“创世记”,是讲述历代的历史。因而,这些作者隶属于此前形成的一种传统。各学派的奠基者融汇了多重传统:比如说,在柏拉图身上兼具了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和诡辩派的传统。此外,我想是柏格森说过,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以与另外一个思想者相对抗的方式思考。但这种处境也制约他们,强加给他们一种被限定的问题意识,有时也限制了他们思想的飞跃。

如您所言,如果我们讲到作者的愿望,这指的并不是多少有些隐秘的心理学。这种心理的诠释奠基在艺术作品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性表达这一理念之上,这种浪漫的理念并不总是考虑对作者有影响的制约;至于在古代,并不考虑当时的文学体裁。谈到作者的愿望,实际上指的是他作品的意旨、陈述的模式、所选择的方法以及他与强加给他的所有原则进行互动的方式。

我们需要十分慎重地来塑造历史心理学。比如,不要相信人们所希望论证的,所谓整个公元后二世纪有疑患病的倾向,仅仅是因为后来马可·奥勒留的修辞学老师弗隆顿(Fronton)给他写信谈他的疾病,仅仅是因为伽里安 为古罗马的贵族们开设解剖学方面的讲座。在此,需要再次确认其真正的意图。通过书信的内容,我们看到,弗隆顿没有欣喜地谈论他的疾病,他仅仅想为自己的缺席表示道歉。至于古罗马的贵族们,并不是出于什么不健康的考虑,而是出于对科学的好奇。我们知道,这些人物都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他们对科学研究满怀激情。卢克莱修(Lucrèce)作为一个伊壁鸠鲁派的好信徒,探求把人类从焦虑中解脱出来,这并不等于他本人是一个焦虑症患者。讲到“卢克莱修的焦虑” ,是非常偶然的。

还存在这样一些情况:作者无意说出全部,而一个文本里的语句也不一定都必然表达他的想法。这尤其指的是在一些情况下,作者运用另一个作者的观点,但没有说明,正如至少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末期经常会发生的(在今天时而也会发生……)。比如,拉丁和希腊时代的神甫有时候希望用从异教徒那里借来的优美箴言来修饰他们的布道词。于是,他们援引普罗提诺的话语,但不加说明,又往往仅引用其中一句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句话与布道词的整体意义上的关联。因此,出于这句话,他们想援引普罗提诺的一段话,尽管他们引述这句话的上下文语境,是与他们想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于是,许多诠释学家就会说:安伯罗修或尼撒的贵格利 属于普罗提诺学派。但我们不能把太多被援引的语境中包含的整套学说都归给一个作者。因此可以说,有一些语句在作者的文本里,但并不符合他本人的论点。在此处,我们不能说这样或那样的学说肯定属于作者的意愿,为了用或然的方式抽离出作者的愿望,需要对他的文本做出严格的评论。

阿尔诺·戴维森:因此,您认为有可能在诠释中抵达某种客观性?

皮埃尔·阿多:诠释者的全部工作都应旨在尽可能地探求把一些客观的事实定位。举一个古代晚期的例子。如果我们读一篇米兰大主教安伯罗修的文本,在其中会发现他逐字忠实地直译了古希腊奥利金的一篇文本,正如我有时候也这样处理《大卫的辩护词》的翻译,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与这个古希腊时代的文本有过接触;不容置疑,这是安伯罗修翻译的奥利金的一篇文本,而幸亏有了安伯罗修的拉丁文译本,我们才得以找回在奥利金文本中缺失的某个希腊词。在这个领域,我们做到了科学的严谨。保罗·亨利传授给我的重要理念恰恰在于学说之间的比较不是结论性的,而仅仅是字面的比较。这等于说,如大多数史学家所做的,当我们寻找学说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可以肯定某个作者受到另外某个人的影响,但那仅仅是因为含糊的相似性、共通的话题而被作者借用的。这丝毫不能证实什么。相反,当人们真正积累了确凿无疑的与文本平行对照的材料时,就可以用客观的方式得出结论:在相关的作者之间存在一种关系。这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其他例子。如是,在非常特殊的观念结构之间做平行对照,用有特色的词汇来表达,也可以是结论性的,比如我讲过多次关于爱比克泰德与马可·奥勒留之间共有的三重图式,在里面我们可以辨识出一些客观的事实。

从精神修炼的角度来看,科学的客观性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承认,科学应当是公正无私的。如果一个人要研究文本、微生物或星辰,就要舍弃他的主观性。加达默尔与雷蒙·阿隆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我想,毕竟在其中存在一种可能性,通过某种实践可以尝试靠拢它。于是,如果学者们有难得的勇气承认在某个个案中搞错了,或者尝试着不要受到自身偏见的影响时,他们需要做与自身相脱节的一种精神修炼。可以说,客观性是一种美德,但它难以实践。必须摆脱个体的、激情的自我片面性,而提升到理性自我的普遍性的高度。我也常想到民主政治的操练,实践时也应当对应这种态度。超脱自身,是一种道德的态度,政客与学者都应当接受这种苛求。

阿尔诺·戴维森:让我们过渡到您关于诠释的客观性思想的另一个面向。我在此引用您的话:“关于过去的研究应当具有一种当下的、个人的、培育性的、存在的意义。”您总是强调这一点,因此提出了下面的问题:假如可能,如何把对一个哲学文本的诠释的客观性与当下的意义相协调?我觉得您为贝特拉姆论尼采的那本书所作的序言 中有一段话非常棒——“历史的书写,很有可能如同任何人类活动,应当成为一种‘对立的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努力回应两种相反的苛求,每一种都同样紧迫:为了感知和评估历史现实,一方面需要自我有意识的、完全的介入;另一方面需要完全超脱自我,要求有一种客观性、非片面性。在我眼中,这是科学的精确的修行,要做出客观的、不片面的判断要求这种自我的超脱,这可以为我们赋予嵌身历史之中的权利,也为判断赋予一种存在的意义。”在这两种苛求之间,还余下什么呢?一个文本的“当下”意义的可能性吗?

皮埃尔·阿多:我不记得写过这段话了,但您能引用它让我很高兴,因为这非常吻合我今天对这个问题的感受。我想对一个学者来说,也许不止对学者来说,还有对阅读古代文本的读者来说,首要的苛求是力求达到客观性,如果可能的话,达到真理。也就是说,如果扭曲一个文本的意义,以尝试将之适应现代生活的要求或者灵魂的向往等的话,这完全没有什么用。首要的任务是客观性。

此外,如果可能的话,需要不断努力地把研究的文本放置在历史视野之中。如果急于要为文本赋予一种当下的意义,那么特别重要的是不能犯年代错误。在这个话题上,我想很简短地提到我在文本诠释中常有的担虑,明确地说就是要避免年代错误:尽可能地努力把作品重新放置在它们撰写的具体情形之中,一方面是精神的状况,即哲学的、修辞学的或诗学的传统;另一方面是物质的状况,即学校的、社会的环境,来自书写的物质基础的限制,以及历史的诸多情形。所有作品都应重新放置到它所出自的实践(praxis)之中。

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愉悦时所说,在客观性的努力之上,还要加以补充:即在其中找到我们的精神食粮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被带进了诠释之中。如果人们尝试着客观地领会一个文本,我相信,他们随后会被带动着以几乎自发的方式去发现其中的人性的意义,也就是说会把文本放置在人道、人类的总体问题之中,即使并不是教化性的。因此,归根结底,我们可以像斯多葛派对待再现一样去做,首先从恰当的、客观的判断开始:这就是已经言说的;随后,可以做价值的判断:这对我的生活有这样或那样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到朝向主体性的返归,这种主体性努力地朝向普遍的视野升华。

事实上,古代作者所冀求的意义从来不是有当下时效的。它是古代的,仅此而已。但对我们而言,它可以具有一种当下的意义,比如它可以呈现为某些当下理念的源泉,尤其还因为它可以为我们启发一种当下的态度、某种内在的行为、某种精神的修炼。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雷蒙·吕耶写的这段话很有意思:“除了专家们以外,没有人对斯多葛派的动机感兴趣。不论是赫拉克利特的物理学,还是伊壁鸠鲁的道德论,抑或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也都是如此。但是,作为态度,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都是很生动的。” 因此,要把可时效化的具体态度和过去证实它的意识形态相区分。为了把一个古代的信息时效化,需要把它从标志其所处时代的一切背景中抽出,从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心态中抽出;需要把它“去神话化”,正如布尔特曼(Bultmann)在谈到《福音书》时所讲的;需要尝试着走向内在的思路,探索它所包含的具体态度。比如在伊壁鸠鲁思想里,有一种对现在的接纳态度是永远有效的,更不用说关于最小和最大愉悦的理论,这些是非常技术化的,伊壁鸠鲁似乎也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鉴而来。以一种类似的方式,斯多葛派的态度旨在集中于现在,不让自身被过去或面向未来的忧虑所压垮,这些理念也是始终有效的。此外,也可能会有一种古代的表述,与我们讲到的神话或社会学的制约完全无关。比如,马可·奥勒留写道:“不久你全都会忘记,不久所有人都会把你忘记。”这句格言直入人心,可以说它有一种永恒的价值。尼采讲过:“好的警句,对于时间的牙齿太坚硬,在一切都会改变的周遭里无法磨灭。” 马可·奥勒留所希望传达的意义和他在想到死亡时劝勉自身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在这层意义上,它带着历史的印记。但它可以在当下被重新激活,这并没有任何困难。

阿尔诺·戴维森:如果我理解得对,这意味着在客观性的探求之后,在第二个阶段还要做评估。为了评估一篇古代的文本,需要做点什么来把它“现实化”。不应该把它变形,但需要在另一个语境中重新运用,从我们当下的需求的角度。这意味着剩下来重要的是把意义的内核重新激活。这让人想到您认为存在普遍的哲学态度,即普遍的柏拉图主义、普遍的伊壁鸠鲁主义等,总与自身本性等同,但总在不同的语境中,总需要不断激活。

皮埃尔·阿多:显然,肯定有一些普遍的态度,这提示有某种东西类似人类本性的理念。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些态度是跨历史的、跨文化的。当在《内心的城堡》里提到这个问题时,如果记得没错,我曾这样说:最终,关于存在,有相当少的可能的态度,还没有经历过历史层面的影响,在这个方面,不同的文明被引向相似的态度。在《古代哲学的智慧》里,我曾举过皮浪的非凡范例,他尝试过一种与众人一样的普通生活,照料他姐姐家的猪,也去菜市场买菜。随后,我也援引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列子的态度,他做完全一样的事:在家养猪,也帮妻子照料家务。 这是一种不加区分的态度——无论情形如何变化,始终保持不变;拒绝说这是好的,这是糟糕的;在生活中接受一切;像其他人一样做一切事,但对任何事都不执着于心,对一切都无动于衷——这就是怀疑主义的态度。我指的不是这个词在17世纪西方的含义,也就是说意味着对确信的知性拒绝;而是一方面在古希腊,另一方面在古代中国,这指的是在不同事物的价值判断之间加以区分。这一点是一种看似具有普遍性的态度。此外,一个人可以通过自身去发现,他不需要读过这本书或那本书,他可以独自做到。奥利维埃·拉孔布(Olivier Lacombe)曾把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与印度思想的某些倾向相比较,可以说这两方面都有超越任何二元性的努力。难道我们不能认为,这种相似性奠基在神秘主义体验的一种普遍形式之上吗?其他例子:在古希腊也有斯多葛派的态度,旨在顺从命运,也置身在一种普遍的视野里;谢和耐 引用的中国文本是很有决定性的。埃米尔·布雷伊耶(Emile Bréhier)把斯多葛派的态度与佛教的某些态度加以比较。我们也可以很好地把伊壁鸠鲁派里的一种放松的态度构想为具有普遍性的。关于精神态度的某种普遍性的理念也可以放置在努力的视野之中考察,即从神话的、传统的粗糙外表中提取出一种态度、一种生活选择的努力。

阿尔诺·戴维森:我想提及您在1968年的一篇短文“哲学、注释与误读” 里概述了另一种方法论,您强调在哲学史中存在一些误读和曲解,您说道:“这经常引发哲学史中的重要演变,尤其让一些新的概念出现。”显然,误读不是一种客观的模式,但您也指出您所称作的创造性误读的重要性。

皮埃罗·阿多:您讲到的那篇短文是我三十年前写的,当我在其中表述一些总体的原则以方便理解哲学史的演变时,有思考不成熟之处。在讲到哲学史中的误读时,我经常想到的是古代哲学。比如,我们熟悉亚里士多德对前苏格拉底派的思想所做的变形。新柏拉图派也不排除在外,他们试图用做作的方式把取自柏拉图《对话录》那些分散的、往往彼此不可调和的概念系统化,而且还将之与崇拜俄耳甫斯的诗作或《迦勒底神谕》相靠拢。古代的诠释学,尤其是新柏拉图派的诠释学,让文本按照其意愿去言说,因而安然地引起了一大堆的误读,也使文本可能具有极其多样的形式。为此,它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来效劳,即寓言,这为文本赋予距离本义极远的意义;斯多葛派、柏拉图主义者与基督徒们都喜爱寓言。它尤其帮助了后者寻求在《新约》与《旧约》之间的持续性,正如塔迪厄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

的确,当涉及错误的诠释与误读时,会有新的概念出现。在我看来,有一个好的例子,赫拉克利特有一句格言,通常用如下形式来翻译:“自然喜欢隐藏自身。”我在1983年法兰西学院授课时曾研究了有关这个文本的诠释史,希望不久后针对这个主题出版一本书。这句格言的本义很难确定。如果不去重拾所有相关的讨论,我只能说,这似乎与生和死的反命题有关。鉴于“自然”(phusis)在当时的意义,或许可以说,“造物赋予生命,也有带来死亡的倾向”,或者“生者也有会死的倾向”。但是,伴随着在随后几个世纪里“自然”这个词的意义的演变,格言在不同的哲学里具有迥异的意义。亚历山大的斐洛(Philon d'Alexandrie),在公元初年为这句格言给出了“自然喜欢隐藏自身”这一意义,这在我看来似乎是曲解了原义,况且对斐洛来说,自然也只是造物的上帝。在这种视野里,自然隐藏自身,因为它具有超越性。在新柏拉图主义者那里,这句格言又有了新的含义。对他们而言,自然符合实相的最低级部分、感性的世界以及低等的神灵。如果说自然喜欢隐藏自身,这不是由于它的超越性,而相反是由于它的脆弱与劣势。那么,在这种视野里,“隐藏自身”意味着在肉身与神话的面纱里笼罩自身。在这里我无法讲这个主题的全部历史,我只能补充说,在海德格尔那里,赫拉克利特的格言又产生了新的含义,他这样翻译:“隐藏自身,属于存在的偏好。”因此,他把“自然”与存在等同:隐藏自身乃是存在的本质本身,而呈现出的是存在者。呈现本身凭借什么来呈现?存在是拒绝揭示自身的,使之呈现的是隐藏自身。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新含义从三个谜般的词语里抽离,我们甚至没法肯定了解作者所希望表达的意义。无论如何,创造性的误读是可能的,误读本身创造出新的意义,因为这些意义包含了赫拉克利特都无法想到的一些概念。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误读就创造了真理。

1968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各种误解、谬误的诠释和寓言化的幻想接连进入历史、至少是古代史的进程中,比如在关于“实体”(ousia)即本质或实质的概念史中。这是怎样的巴别塔 啊!想到理性曾用如此非理性的方法操作,而哲学话语(神学话语也同样)不时地演化成诠释的幻想和误读。但这是我们无法用几句话来处理的问题,正如我刚才说过的,在一篇那么短的文章里,我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也有鲁莽之处。

阿尔诺·戴维森:我们先谈到客观性,接着谈到对“当下的意义”的探求,然后是创造性的误读。是否有创造性的误读可能与当下意义的要求有关呢?在误读与当下意义的要求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关联呢?古代思想的实效化,有时候要求一些误读,而有时候重新激活一种思想是经由误读来进行的呢?

皮埃尔·阿多:要回答您的问题,我要借用取自胡塞尔那里的一个例子,我在法兰西学院的第一堂课上曾经展开论述。在《笛卡儿〈沉思录〉》的末尾,胡塞尔曾经援引一句奥古斯丁的话来阐明他的思想:“别去外部寻找,返归自身吧,真理居住在人的内在里。”(Noli foras ire,in te redi,in interior homine habitat veritas.)奥古斯丁的这篇文字引自圣保罗的一篇书简。但是,这句引言在奥古斯丁那里如此呈现,却是相对于圣保罗原文的误读。谬误不是来自奥古斯丁,而是他所引用的《圣经》的拉丁文版本,这个版本不恰当地把属于两个不同语句的元素统合在了一起。在第一句里,保罗说,他期许让基督居住(a)在他的弟子们的内心中。在第二句里,保罗期许让他的弟子们在“涉及人的内在的方面”(b)自强。奥古斯丁引用的拉丁文文本呈现出下面的文字:“让基督居住(a)在人的内在(b)里。”这一组词显然并不符合作者的意愿。但奥古斯丁在其中识别出他自己的学说,他用真理替代了基督,这对他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他为这句格言赋予了新的意义,以此来表明在朝向自身的皈依中可以找到真理。此外胡塞尔在使用这句表述时,把它与另一句格言相联结,即德耳菲(Delphes)的神谕:“认识你自身。”他写道:“德耳菲的神谕‘认识你自身’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首先要先通过‘悬搁’(epoché)失去世界(即把世界用现象学的方式诠释),随后在自身普遍意识的产生中重新找回世界:别去外部寻找,返归自身吧,真理居住在人的内在里。”我们首先面对的是圣保罗的格言的实效化,奥古斯丁重新借用它来描述内在皈依的态度;随后是胡塞尔对德耳菲的表述的实效化,对他来说,认识自身化成对超验自我的意识;最后是胡塞尔对奥古斯丁的表述的实效化:内在的人化成超验的自我。我认为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胡塞尔向古代传统的献礼,是一种再实效化的绝佳范例。此外,在他看来,笛卡儿的《沉思录》也延续了古代的传统,他在这种传统中重建,并没有真的误读,因为在德耳菲的神谕、奥古斯丁以及胡塞尔的例子里也是一样。由胡塞尔操作的再实效化并不处在概念的范畴里——这指的并不是对一个文本的诠释——而是重新借鉴一种存在的态度,对于自我意识的一种深化,它从世界中抽离,为了更好地重新发现。准确地说,这指的是对一种精神修炼、精神行为的连续不断的再实效化。如果有可能把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修炼、一种内心的行为实效化,那么,一个文本应当在它所产生的时代的视野里去被理解和诠释。即使有创造性的误读,即使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让一些新的概念呈现,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用误读的代价来把文本实效化。客观性的苛求永远不应当消逝。换言之,我们回到这次对谈的起点,我们不能把一个古老的文本当作一个当代的文本来处理,否则会有完全把意思变形的风险。这往往是分析哲学家在不带任何历史的距离审视哲学家时犯的错误。人们以为自己会对这样的事实感到惊奇:亚里士多德竟然对罗素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则》(Principia Mathematica)一无所知。在我看来,一个哲学史学家,大概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亦然,首要的品质在于具有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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