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妮·卡尔利埃:在古代哲学的内在态度与精神修炼之中,您更喜欢哪些,您可能会实践哪些呢?
皮埃尔·阿多:我会说,从青年时代起,由于我的阅读,随后,由于我经历数次外科手术(我被麻醉过数十次),有一个主题让我感到最震惊,那就是思索死亡的主题。这不等于说我被关于死亡的思考纠缠;但我总感到惊讶,关于死亡的思考可以帮助我更好地生活。用仿佛活在最后一天、最后一刻的方式来生活。这样的一种态度要求彻底的专注的皈依。不是投射到未来里,而是在自身之上审视,通过自身审视自我的行动,不再把世界看作我们行动的简单的框架,而是在世界之中看待它,通过世界看待它本身。这种态度既具有一种存在的价值,也具有一种伦理的价值。它首先让人意识到当下时刻的无限价值,今天的一些时刻的无限价值,还有明天的一些时刻的无限价值,人们带着感恩接纳这些时刻,如同一种不期而至的机遇。但它也可以让人认真地对待在生命中的每个时刻。做惯常做的事,但并不如惯常一样,相反,仿佛第一次这样做,同时,在这种行动中,发现所蕴涵的一切意味,以好好地完成。在作家佩吉的作品中,在某一处,有一段,他用很漂亮的方式提起圣徒小孔扎格的圣路易(Saint Louis de Gongzague)说过的一段话(此外,这段话在我童年时代的道德课上经常被引用,曾经让我很惊讶)。有人问他,如果他在一个小时后即将死去,现在会做什么。他回答:我会继续打球。因而,他承认,我们为生命的每个瞬间赋予在某种程度上绝对的价值,即使是平庸的,即使是谦卑的价值。重要的并不在于人们做什么,而在于如何做。关于死亡的思考,将我引向集中于现时的修炼,伊壁鸠鲁派与斯多葛派都这样建议。
雅妮·卡尔利埃:但如何把对于现在的集中与行动的迫切需要相互协调,这总包含一种合目的性,因此也就包含走向未来的一种方向?
皮埃尔·阿多:首先需要明确,面向现在的这种集中包含双重的释放:过去的重负和对未来的畏惧。这不意味着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变成瞬间的,也并不意味着在现在中联结过去与将来。但明确地说,对于现在的这种专注,即对于我们真正能够做的事的专注:我们完全不能改变过去,我们也不能对尚且未到来的有所行为。现在,就是我们可以行动的唯一时刻。因此,对于现在的集中,就是行动的一种苛求。在此处的现在,不是一个数学的、无穷小的瞬间,比如,它是行动在其中实行的绵延,是人们言说的语句的绵延,是人们实施运动的绵延,或是人们听见的旋律的绵延。
雅妮·卡尔利埃:您喜欢援引歌德《浮士德Ⅱ》里的一句诗,您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加以论述。在此,我引用如下:“因而,精神既不向前瞻,也不后顾。唯有现在,是我们的幸福。”人们如何可以说唯有现在是我们的幸福呢?
皮埃尔·阿多:我很高兴您问到这个问题,原因有两点。首先因为,关于歌德的联想让我们明白,这些精神修炼拥有应当书写的一种文学史。我一向喜爱沃韦纳格公爵的那句格言 :“一本很有新意、很特别的书,正是让人热爱古老的真理的书。”这些古老的真理,在各个时代反复出现,在我们的时代也一样,一方面因为它们在过去那么强烈地被经历,乃至于继续在我们的潜意识里留下痕迹;另一方面,它们也总伴随着世世代代的生命体验一再重生。事实上,这些根本的精神态度构成冥思的主题,统领了西方思想史。关于现在的命题,即一个范例。其次,我很高兴您给我机会来讲讲这篇文字,因为我意识到,在文中的某些细节召唤我去详细说明。此外,总体的命题永远是可行的,要知道,歌德很好地重新采用、大量地借鉴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的理念,依据这些理念,人们只能在当下的时刻里找到幸福。对歌德来说,古代的生活与艺术的标志在于懂得生活在当下,如他所说,认识“此刻的健康”。
我只援引一首题名“生命的准则”(Règle de vie)的小诗,它非常鲜明,没有留下任何疑问,部分地回答了您的问题:“你想有美丽的生活为你作典范吗?不应忧虑你的过去,尽可能少地恼火,不断地为现在感到欢欣,不憎恨任何人,至于未来,交付给上帝。”幸福就在当下的时刻,首先由于我们仅仅生活在现在的简单的理由;其次,因为,过去与未来几乎永远都是痛苦的源泉:过去让我们忧伤,仅仅因为它是过去,逃避开我们,或者因为它给予我们一种不完美的印象;未来让我们忧虑,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未知的。但现在的每个时刻都给我们提供幸福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置身在斯多葛派的视野里,这给我们机会履行我们的义务,按照理性去生活;如果我们置身在伊壁鸠鲁派的视野中,它在每个时刻给我们提供存在的愉悦,正如卢梭在《孤独散步者的遐想》第五篇里所写的。
在那篇文章里,我要说明的是对《浮士德Ⅱ》里一些诗句的诠释,“因而,精神既不向前瞻,也不后顾。唯有现在,是我们的幸福”。从表面上看来,这些诗句准确地表达了与诗作《生命的准则》里同样的理念。的确,在与海伦的接触中,浮士德采纳了一种古代的语言,当他提议把精力集中在当下的瞬间。但毕竟还要明确一些问题。在诗作《生命的准则》里传授的生活艺术与古代哲学的生活艺术完全吻合,也就是说,每个时刻,无论如何,都提供一种幸福的可能性。相反,在浮士德与海伦相遇的例子中,关涉的不是随便哪个时刻,而是一个例外的时刻,一个美好的瞬间,一个绝妙的瞬间,在这个词的最强烈意义里。因为,在这个瞬间,以一种神奇的方式,一个中世纪的男人,浮士德,与一个远古时代的女人海伦,他们相遇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浮士德告诉海伦:既不要回顾过去,也不要前瞻未来,只在意现在,他影射的是两个情人的处境。事实上,海伦只能被她的过去与她和浮士德之间的联系的缺失而感到害怕,对一段暧昧的未来的可能性而感到忧虑,可以说这种暧昧关系是那么不自然。因此,浮士德想说的,最终意味,“不要多想,不要思考过去与未来,享受现在的机遇,爱吧!”此外,在浮士德悲剧的视野里,人们可以自问,这个美好的瞬间是否对应在作品的开头涉及的“瞬间”,当浮士德说,“如果我对瞬间说:‘停下来吧,你如此美丽。’那么,你可以引导我。”他和魔鬼订了契约。在此,再一次,这指的不是随意哪个瞬间,而是一个特别幸福的瞬间,某一种存在的巅峰。确切地说,与海伦的相遇,正是浮士德所讲的如此美妙的那个瞬间。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也会自问,出于什么理由,当梅菲斯特(Méphistophélès)听见浮士德对海伦说:唯有现在是我们的幸福,依据契约,别用现在来征服浮士德。或许,因为浮士德没有按字句重复他所说的话,尤其,因为他并不能命令这个瞬间停下,因为,他希望与海伦在未来一起生活。无论如何,在整部悲剧里,除了与海伦共处的短暂一幕以及最后一幕以外,不管怎样,浮士德都不懂得在现在享乐。在歌德的眼里,这是一个现代人。但是,古代哲学家难道没有指责他们的同时代人也被贪得无厌的欲望吞噬了身心吗?歌德为古代人做了一番抒情的再现,他肯定古代人懂得生活在现在。他应该也说过,只有一些哲学家努力地这样去做。
无论如何,面对现在的专注的修炼并不在于懂得享受一个美好的时刻(当它呈现时),比如萨特在《恶心》里讲的那些完美时刻之一,而在于懂得承认每个时刻的无限价值。事实上,这一点很难做到,但是,只要能够做到,重新意识到当下瞬间的这种丰富性就是好的。
雅妮·卡尔利埃:在讲到当下瞬间或时刻的丰富性时,您究竟有何意味呢?
皮埃尔·阿多:这种丰富性正是我们为当下赋予的丰富性,借助我们与时间之间的关系的转变,也是我们应该给予它的丰富性。通常,我们的生命(在这个词的最强烈的意义上),总是未完成的,因为我们投射了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向往,还有我们对未来的所有专注,同时,我们对自己说,当我们达到某个、某个目标时,我们会感到幸福:我们心怀畏惧,只要那个目标还没有抵达,但如果我们达到目标的话,它已经不再让我们感兴趣,而我们会继续追逐别的事务。我们并不在生活,而是希望生活,等待去生活。因而,斯多葛派与伊壁鸠鲁派邀我们去实施自身与时间的关系的一种彻底的皈依。生活在我们所在的唯一时刻,即现在,而不是生活在未来。但相反,仿佛没有未来,仿佛我们只拥有这一天,只拥有需要去生活的这个时刻,因而以最好的方式去活,仿佛——我们刚才说过——这是最后一天,我们生命的最后一个时刻,与之相伴的是我们与自身的关系,以及我们身边的人们。这指的不是一种虚假的悲剧,那会是可笑的,而是去发现我们在瞬间可以拥有全部的一种方式。首先,我们在其中可以实现一种行动,用心地、有意识地去做,为做而做;我们可以对自己说:我全神贯注地集中在此刻在做的行动上,尽可能地做到最好。我们也可以自言自语:我在这里,在此处,活着,这就足够,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意识到存在的价值,享受存在的愉悦——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再一次重复蒙田那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话 ,他对感觉自己一整天什么都没做的一个人说道:“什么?你不是活着吗?那不仅是你职业最根本的,而且也是最光彩照人的事。”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补充:我在这里,在此处,置身在一个广袤而美好的世界之中。正是当下的瞬间,正如马可·奥勒留所说(Ⅵ,25),让我们与整个宇宙建立了联系。在每个瞬间,我可以想到我构成宇宙中一部分难以言说的事件。但这会把我们引向应触及的另一个主题,即在世界面前的心醉神迷。在此,我暂且限于简短地说,生活在当下,意味着用仿佛初次亦是最后一次的方式看世界。因此,现在的每个时刻都可以是一个幸福的时刻,无论是存在的愉悦,还是事情做得好的快乐。
很明显,我们不能总是生活在这种心情之中,因为,需要付出艰难的努力把自身从未来的吸引与日常的循规蹈矩里释放出来。
雅妮·卡尔利埃:在我看来,似乎您也在书里多次讲到您所称作的“从高处俯视的目光”?
皮埃尔·阿多:这在我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修炼,而且我尝试去实践。显然需要区分从高处俯瞰的目光,即从山峰、飞机或者宇宙飞船的高处投向大地的目光,与从想象的、思考的高处投下的目光。但后者显然也需要有从一个抬高的点、从高处投下目光俯视的体验。在古希腊的文明中,人们有可能经常讨论存在,讨论从高处投下的这种目光,可以说是心理层面的目光。汉斯·布鲁门贝格确认,需要等到1336年4月26日,彼得拉克登上旺杜山,这构成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性转折,人终于有勇气从高处俯瞰世界,这样的一种目光在此前都是保留给神祇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当研究者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理念时,他们会有一种盲目。根据布鲁门贝格的观点,沿循雅各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的理论,古代人从来没有出于乐趣或者好奇去登山,除了到山上建造庙宇之外。事实上,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的确证实从高处俯视的目光的存在。在荷马的史诗里,有一些观察哨兵,从远处看到危险来临。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在古代诗歌里出现的所有从高处俯视的目光,从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的《云彩》(Nuées)一直到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os de Rhodes)的《阿尔戈船英雄纪》(Argonautika)。古代登山,比如登埃特纳火山,也是可以得到证实的。同样,在古希腊罗马的艺术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从高处俯瞰风景的再现。有趣的是,俯瞰事物的体验可以让人想象一种内心的视觉,飞越大地与凡间,在古代,从头到尾都有这样的联想。这种修炼旨在通过想象穿越空间的广袤,伴随斗转星移的运动,也把目光从高处投向地面,为了观察人类的行为举止,经常被描述,无论是在柏拉图、伊壁鸠鲁、卢克莱修,还是在亚历山大的斐洛、奥维德(Ovide)、马可·奥勒留或吕西安(Lucien)的作品里。
这种想象的努力,也是才智的努力,尤其致力于将人类重新放置在广袤的宇宙之中,让他意识到自己究竟是什么。首先意识到他的渺小,因为,这让他感受到人间的事物看上去虽有首要的重要性,但在这种视野里考虑的话,则是微不足道的。古代的作者,尤其是吕西安,也联想到战争,从高处看,人类的战争如同蚂蚁之间的争斗;还想到疆域,从高处看,疆域是不值一提的。这种努力也要让人类意识到人的伟大,因为他的精神可以穿越整个宇宙。因为这种修炼引向意识的拓展,引向灵魂在无限中的一种飞翔,正如卢克莱修在提到爱比克泰德时这样描述。尤其,这种努力带来这样的效果:让个体在普遍性的视野里看待事物,并从私己的视角里抽离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从高处俯视的目光引向不偏不倚的公正。历史学应当有如此的视角,吕西安在他的著作《如何书写历史》(Comment on écrit l'histoire)中已经这样说过。
雅妮·卡尔利埃:这个主题经常被现代人探索,在东方也一样,但哪怕在具有讽刺性的意图时(我想到伏尔泰),往往,在其中的道德信息也没有被遗忘。
皮埃尔·阿多:这个主题正如“现在”的主题,在整个西方文学里得到迅速地发展,尤其是在帕斯卡尔、伏尔泰、安德烈·舍尼埃,而尤其在歌德的作品里[比如在诗作《在地面上方翱翔的天才》(Génie planant au-dessus de la sphère terrestre)里],直到波德莱尔题为“升华”的那首令人佩服的诗作,以以下诗句开头:“在池塘之上,在山谷之上,有山岗、树林、云彩、大海,在太阳之外,在天空之外,在星体的边界之外,我的精神啊,你带着机敏缄默……”歌德为从高处俯视的目光着迷,他曾对最早的热气球升空飞行(1783年)而欣喜若狂,热气球带着人类挣脱地心引力。到了当代,实现了宇宙飞行。有过这种经验的人们体会到一种难以忘怀的冲撞,他们讲述了从前的人们仅仅在精神修炼中体会到类似的理念与感受;他们感觉自己是星辰中间的星辰,他们也感受到那些让人与人分离的边界与所有身体的、心理的屏障的虚妄。您瞧,我们遇到具有无边无垠的丰富性的一种传统,我希望可以在下一本书里描述它。
从高处俯视的目光的精神修炼,剥离了任何过时的宇宙论与神话学,因此,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只不过人们今天将它称为把自身放置在“天狼星的视角”,在此借鉴于贝尔·伯夫-梅里(Hubert Beuve-Méry)在《世界报》上主持多年的主编社论的栏目标题。把自身放置在“天狼星的视角”里,这意味着尽力做到史学家与学者的客观、公正,但同时也要从自我中脱离,朝向一种普遍性的视野敞开。这种修炼致力于对个体在宇宙中的位置有所意识,因此,将个体从私己的视角里脱离,也让他意识到自己不仅仅属于宇宙的整体,而且也属于人类共同体的整体,让人从对事物的单方面的见解中走出,设身处地地为他人考虑。
雅妮·卡尔利埃:但是,难道您不认为在“天狼星的视角”与共同体的关怀之间有一种矛盾吗?前者必然让我们远离人群,而后者将我们置身在人群中间?
皮埃尔·阿多:有一次,在一张邀请函的卡片上,我读到一段署名爱因斯坦的文字,但没有具体的出处。我方才所讲的在这段文字里得到了很好的表达,我不禁要引用它:“一个人仅仅是我们所称作的‘宇宙’的整体中的一部分,局限在时间与空间里。然而,他却把他的个体、思想与情感看作是截然不同的。在这里就有一种视觉的幻念,这种幻觉把我们封闭在某一种牢狱之中,因为,我们在里面只能看到自己的向往,我们只把情意给予与我们最亲近的很少一部分人。我们需要义不容辞地走出这些狭隘的局限,把我们的心向所有生灵打开,向绚烂的大自然打开。没有人能充分地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们试图达到而付出的努力有助于把自身释放,并给内心带来安全感。”这恰恰正是从高处俯视的目光,让人走出自身的局限,将人性重新放置在整体之中,与此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整体中的一部分的事实,引导我们朝向一切生者而打开内心。在这段文字里,整体都带着斯多葛派的气息,甚至也包括智慧无法抵达的特征的理念。它确实是爱因斯坦所写吗?米夏埃尔·沙斯(Michael Chase)和我有好几年都在爱因斯坦发表的作品里用心查找。但无法找到出处。或许它藏在一封书信里?实际上,它相当符合这位伟大学者的思想,比如,他写道,要认识一个人的真实价值,需要自问在多少程度上他从自我中释放出来,这样做又以什么为目标 。无论如何,在我引用的这篇文字里,我们看到两个方面的亲密联系,一方面,从褊狭的视见过渡到普遍性的视野;另一方面,意识到要让自身为人类共同体效力的义务。
雅妮·卡尔利埃:对人类共同体的这种关怀是否在古代哲学各个流派里都能找到,还是斯多葛派所特有的?
皮埃尔·阿多:在柏拉图当年于叙拉古城实施政治改革的尝试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关怀。随后,在伊壁鸠鲁那里有了一种推进,在他的学派的生活里,在自由人与奴隶之间不加区分。最终,人的类型的理念,似乎只在斯多葛派那里出现,他们把城邦的概念拓展到有理性的人的共同体。什么是人呢?爱比克泰德这样提问(Ⅱ,5,26),他答道:人是一个城邦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属于大城邦,神灵与人类共有的城邦,也属于小城邦,后者只是宇宙城邦的图像。
在塞内加那里,可以找到承认所有人的高尚尊严的最具决定性影响的斯多葛派文本。在《致卢基里乌斯的书信》(95,33)里,塞内加批评竞技场的一些场景,当时在竞技场,正对一些赤裸的、解除武装的罪人们进行惩罚,要将他们置于死地,在谈到这个问题,他运用这句表述,“人对人来说,是一种神圣之物”。我们要注意,他的话里指的是被看作罪犯的那些人。因此,也意味着作为人的人,对人来说,是一种神圣的生物。对古代人来说,“神圣”这个词带有宗教的价值。爱比克泰德在谈到奴隶时,他讲的是“上帝的儿子”。
因而,斯多葛派对我们所说的人类的社会使命、人类共同体的效力、哲学的政治责任拥有一种敏锐的见解。然而,在他们眼里,哲学家不应在一个国家里进行政治活动,他如要实行,就需要放弃他的道德原则。在道德与政治之间,他们严格要求一种紧密的联系。
雅妮·卡尔利埃:古代的历史是否呈现了斯多葛派与斯多葛主义者一种政治行为的痕迹呢?
皮埃尔·阿多:在古代斯多葛派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可以注意到了学派所实行的政治行为的一些见证。在公元前三世纪,斯巴达国王克里奥门尼斯(Cléomène)在他推行的多次改革中受到斯多葛主义者斯菲洛斯(Sphairos)的启发;这些改革保证各个公民之间的绝对平等,与社会阶层的任何分化相对立,保证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平等、土地的共享、债务的免除。在公元前二世纪,格拉古兄弟 著名的耕地改革,是在斯多葛派的圈子里制定的,受到斯凯沃拉家族的影响,还有斯多葛主义者布洛修斯(Blossius)的影响。这些改革受到了在提比略·格拉古的一段讲话里出色表达出的对苦难的同情的启发。在提比略·格拉古改革失败之后,哲学家布洛修斯逃亡亚洲,逃到亚里士多尼古斯(Aristonicus)的身边,后者与罗马人争夺帕加马王国,以奴隶的解放与公民的平等作为政治纲领。罗马帝国地方省份的执政官,比如昆图斯·穆修斯·斯凯沃拉,也将斯多葛派的人道主义原则应用在治理地方省份的方式中 。但我等于在上一堂历史课。因此,我要很快地带着遗憾过渡到公元一世纪,斯多葛派与帝国形成了对立。
雅妮·卡尔利埃:但到了随后的一个世纪,一名斯多葛主义者将成为罗马皇帝,他就是您喜爱的马可·奥勒留。在他的执政中是否可以识别出斯多葛派的痕迹呢?
皮埃尔·阿多:有一点是确切的:马可·奥勒留没有像克里奥门尼斯或格拉古兄弟那样发动轰动一时的改革。但在他的书里,他称颂一些将士,他们或属于斯多葛派或属于其他学派,为了一种国家理念而战斗和献身:在书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拥有言论的自由,主体的自由得到尊重。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所好。
让我们举几个例子,看他着重的细节如何证实他的关怀。我讲到“细节”,因为,马可·奥勒留似乎坚信,准确地说,皇帝的首要义务在于操心一些细节,比如,保护城邦的居民免受官吏滥用职权或者司法谬误所累。古代的历史学家与法学家赞美他给予正义的细致关怀,他延长了法院开庭会的时间,总担心给某个人判错了罪,努力地为被告保留辩护的权利。马可·奥勒留的法律证实了他对于促进奴隶解放的关注,尽管这与保障国库需求的原则相抵触。为了不给地方省份加重赋税的压力,他通过拍卖皇室的贵重物品来资助那些日耳曼的村庄。当得知表演杂技的孩子们因跌落绳索而身亡时,他立刻下令增加垫子、在绳索上安放保护措施来避免类似的事故。在当时来说,这些都是极其罕见的对待平凡公民的态度。很少有皇帝会在意这些对他们而言无关紧要的细节。
雅妮·卡尔利埃:我想,我们都会同意一点,都会承认人类共同体的关怀,在斯多葛派所宣扬的精神态度中,对我们来说保留了最多的价值。
皮埃尔·阿多:是的,马可·奥勒留在著作中写下的笔记非常珍贵。在这位皇帝对他自己提出的建议中,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清醒,去清除窥伺着行动者的所有危险。人们需要用心地尊重他人,始终不偏不倚,完全无私,不要用自私的方式执着于行为,要接受他人的建议。今天,这些意见依然具有价值。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人类共同体的关怀是哲学思考与哲学生命中一个主要维度。在柏拉图《申辩篇》里,苏格拉底十分强调要忽略个人的利益,只应照顾他人。很明显,可以说,他只照顾灵魂。但在古代,也有一些元首是哲学家,比如提比略·格拉古或者昆图斯·穆修斯·斯凯沃拉,他们关怀民众的生计,尤其是穷人。
在这个视野里,我想说,在今天,任何旨在减轻苦难、痛苦与疾病的行动,受到伦理主题启发的任何政治行为,正如瓦茨拉夫·哈维尔 所定义的,他这样写道:“唯一的政治,唯一配得上这个名字的,而且是我愿意实行的唯一政治,是为众人服务的政治,为群体服务的政治。”因此,所有这些行动,都可以被视为哲学式的“行动”,在这个词的最强烈、最高贵的意义上。
雅妮·卡尔利埃:有一个主题经常在您的作品里出现,即面对存在与宇宙的光彩的赞叹。我想,这还是您认为依然充满活力的古代哲学家的一种态度?
皮埃尔·阿多:现在,您给我机会再谈一下我刚才联想到的这个理念:生活在当下,仿佛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世界一样去生活。尽力地观看这个世界,仿佛第一次见到它,这也意味着从我们对事物惯常的、墨守成规的观念里摆脱出来,重新找到对现实的一种天然的、纯真的看法,因而,觉察到我们常常没有留意到的世界的辉煌。这正是卢克莱修付出的努力,当他对自己说,如果世界的图景突然地、意外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人类的想象无法构想更美妙的事了。而塞内加讲到,当他注视这个世界时,让他惊愕得目瞪口呆,他说,这个世界,有好几次,当我注目时,都仿佛我初次见到它 。
在相当一部分的西方文学里,我们可以找到这种惊叹,面对世界里存在的前所未闻的奇迹的心醉神迷。在十七世纪,特拉赫恩写下令人钦佩的《极乐之诗》(Poème de la Félicité),让·瓦尔费心地译了一首题名“心醉神迷”的诗:“我所看到的一切,都犹如一个奇迹。”十九世纪初,比如,还有一次,在《浮士德Ⅱ》里,歌德描写了天使林扣斯(Lyncée)的歌唱:“在万事万物中,我看见永恒的盛装。”更近些,还有比如里尔克(“在人间是一种华美”)和维特根斯坦,后者说,他最好的体验就是在世界的存在面前的心醉神迷。
因此,我并不是在世界的存在面前赞不绝口的唯一的人。但我有一个顾虑:林扣斯讲到的这种盛装,难道不正是一种奢华的面纱吗?它遮掩了恐惧,为了生活而战斗的恐惧,对那些猛兽的恐惧,还有对凶蛮地互相撕裂的人们的恐惧?存在难道不正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残酷争斗的结果吗?斯多葛派告诉我们,需要依照原样看待自然,抛开对自然的拟人化的再现。在这种严谨里,有某种东西千真万确。在一些拍摄自然的电影作品里,我们看见野兽们吞噬着猎物,这最终提示我们,自然界的恐怖也是一种华美。当亚里士多德自忖,为什么我们嫌恶在自然界中看见的恐怖或者残酷的事物,然而我们却又在艺术作品里赞叹它们,他对此表示惊讶。一个真正热爱自然界的行家,应该甚至也热爱其中令人厌恶的方面。他说,在自然界的所有作品里有些美妙的事物。
但是,对于那些成千上万的身陷苦难的人们而言,世界中的存在,确实不会显得有如美妙的事物。叔本华曾说,这些事物看上去很美,但置身其中又完全是另一回事。确切地说,哲学生活旨在有意识地承担作为置身万物中的一员的事实的勇气。有些人物,简单又“普通”,正如蒙田所指出的,拥有这种勇气,因而抵达了哲学生活。甚至当他们在受苦及处在一个绝望的境况中时,他们有时也能在世界中端详存在,犹如华美的事物。在蒙特利尔的一次讲座之后,一个听众告诉我,我应该读一读罗莎·卢森堡在监牢里写的信函 ,因为,在其中,可以找到与我说过的近似的话语。我读了她在1917至1918年被囚禁期间的信函(她大约在1919年遇害),几乎在每一封信里都能找到对世界之美的颂歌。她赞美天空、云彩、花朵和鸟,她写道:“在这样一片蓝天前,人们如何能做到凶恶或者褊狭呢?”此外,还有索尔仁尼琴《第一圈》里的主人公,他描写了身为囚徒的感受,他躺在床上,双目紧盯着破损的天花板,“存在的纯粹快乐让我颤栗”。
归根结底,世界也许是华美的,也往往是凶残的,但它尤其如谜一般。赞叹可以化成惊讶、惊呆,甚至恐怖。卢克莱修在讲到伊壁鸠鲁向他揭示的自然图景时,他发出惊叹:“面对这幅美景,一种神圣的愉悦,一种恐惧的微颤攫住我的身心。”这属于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中的两个组成部分,既有神圣的愉悦,也有恐惧。但据我所知,这是影射我们体验的这种维度的唯一一个古代文本。也许还应补充上我们刚才讲到的塞内加的“惊呆”。无论如何,这种畏惧的微颤宣示人们所体会到的神圣的微颤。依据歌德的《浮士德》,在现实的谜一般的特征面前,他说,神圣的微颤,正是“人类的最好部分”,因为它是我们对世界的意识的一种强化。现代作者,谢林、歌德、尼采、霍夫曼斯塔尔、里尔克(在他的第一部《哀歌》里写道:“因为美只是恐怖的开始。”)以及梅洛-庞蒂,都比古代人更好地表达,或者也更好地感受到在世界的存在中奇异、神秘的东西。我们不能随意地生产这种神圣的微颤,因为,在罕有的情况下,这种微颤向我们袭来,不需要试图逃避,因为我们需要拥有直面存在中难以言说的神秘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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