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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春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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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春来到

征收公粮的扫尾工作结束不久,就过春节了。

一场瑞雪,一阵春风,县委召开扩大会议。

通知到达芳草地的时候,高大泉正在蓟运河南边给互助组兑换高产的棒子种。会议开幕的那天夜间,他回到家里,吃口饭就往县城赶。迎着清晨的艳艳阳光,他走进了县委招待所,一边寻找大会秘书处的房间,一边在心里猜测大会的内容。他想,县委召开这个扩大会议,是关系着目前正轰轰烈烈开展着的“三反”运动呢,还是对即将开始的一九五二年的春耕作动员呢?他看见这里的房子一排排,从每间房子伸出来的烟筒都在冒烟,他听到热烈的谈话声从每一面小窗子透出来,那是小组讨论会正在进行。他又想:参加会议的各级干部都比我资格老,经验多,这是跟人家学习的好机会,可不能错过去。他恨不能立刻挤到里边去,听听他们正谈论什么。

突然,一只粗大的手掌重重地落在他的肩头上,同时,一声亲热的呼唤:“嘿,老高!”高大泉扭头一看,是燕山区红枣村的杨广森,一阵惊喜,紧紧地抓住那只大手,摇啊摇的,说:“老杨,你也来了!”“比你先到一步……”“老杨,这会啥内容?”“一准可你的心:学习讨论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文件上告诉咱们怎么样搞互助合作;除了方向,还有好多政策条文,十分重要。”“实在太好了,太好了!”“我听说参加县委扩大会的人里边有你,会场上、饭堂里,到处找,一直没有找见。你又遇上啥事了?”“我到南边去换棒子种,这种棒子成熟早、不怕涝。”“噢,你们那边的地洼,爱涝,是得想办法对付它。这回的中央文件上,特别强调推行先进技术。”(王国福的先进事迹里面讲:大白楼村是个“蛤蟆撒尿也成灾”的地方)两个战友并肩地朝最东头那排房子走。他们在这样一个胜利的时刻突然相遇,给那本来就是喜冲冲的心里增添了兴奋,要问对方的话,要回答对方的话,还有要主动告诉对方的话,全都挤在一块儿,没次序地往外涌。“老杨,我们村成立党支部了。”“我知道啦。听说在支委里边,你们还给那个‘一村之长’留个坐位?”“对。他的一身病,我们心里有数,想使把劲,拉着他跟我们一块儿干革命;他硬要走下坡路的话,那是他的罪过!”“应当这样做。争取这种人很费劲呀。”高大泉表示同感地点点头,又问:“老杨,你们去年的年景怎样?”杨广森回答:“除了雄鸡寨农业社之外,全区第一名!”“我早已经猜到了。”“有一步你不一定猜到:我们四个长期互助组年前转成农业社了。”“这么早就转社了?你去年夏天对我说,还要试办两年呀!”“唉,我的认识落后了。互助组使生产力大发展,就象小孩子长了个儿一样,你还让他穿那件小红袄、小绿裤,箍在身上不舒服,那就要限制他长个,所以必须改换上合体的新衣裳。”(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你这个比方真有意思。”“实情。你将来也会尝到这种滋味。找倒建议你提早注意,别等到临时抓瞎呀!”“我们芳草地比起你们红枣村的条件,差远啦,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孩子。你提醒了我,一定记住。”(贾宝玉的“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子虚乌有;高大泉的“红枣村”、“雄鸡寨”是确确实实。)

他们说着话儿,又拐过一排房子。杨广森又关心地问:“你那个兄弟怎么样啦?他还跟那个姓冯的在一辆车上搭伙哪?”高大泉点点头。杨广森说:“你上次不是说,要对他做点思想工作吗?是不是挺难做呀?”高大泉说:“是挺难做。”“别急,做人的思想工作跟做饭一样,得等火候到,火候一到,自然成熟。这两年,这样的事情我经了不少。”“是呀,这回趁开会咱们又在一块儿,你得多给我介绍介绍经验。”“经验、教训,一块儿给你抖落。哪对哪错,你自己去挑。”高大泉感激地说:“太好啦。你没到过芳草地,好多人对你都挺熟。你总是惦着我们。”杨广森豪爽地说:“惦着你们,也是惦着我们,大家的事儿嘛!就象我们那边的山山岭岭一样,各种果树,一到春天就百花齐放;要是独开一朵,就成不了春天;光一个村,就算搞得很先进,能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成吗?”高大泉走着,听着,尽管杨广森说的都是一些闲谈式的话,但是句句对他都有启发。他想,过一段时间,应当抽空到红枣村串个门,或者带上几个积极分子,到那儿参观参观,一定会学到更多的东西,以便把芳草地的工作搞好。

这当儿,他们来到了秘书处门口。高大泉一见那红虎皮宣纸上写着的字儿,就对杨广森说:“找到了,你快去参加讨论会吧,等休息的时候,我再去找你,有好多话没来得及跟你细摆哪!”杨广森停住步,笑笑说:“是呀,从打你带着伤离开红枣村,我们经常念叨你,见了面,又不知说啥了。喂,那个车轴的事儿调查得怎么样了?”高大泉左右看看,小声告诉他:“从夏天到冬季,公安局的同志不断到我们村去调查,我们的治安小组也没断活动,已经择出一点线头。看样子,作案的人挺狡猾,从那以后,狐狸尾巴夹起来了,再没动手动脚。毛主席说得好,不拿枪的敌人,一定会跟我们作拚死的斗争,不会死心!”杨广森说:“对极啦。你放心,干坏事的人早晚也跑不掉他。你去报到吧。我住二排五号,正有个空床,你住到我那屋去吧,早晚时间好聊聊天。”高大泉没顾再说什么,就敲敲秘书处的玻璃门,不等回答,一拧手把,推开门,进了屋。这是一个有套间的屋子。里屋门关着,外间有办公桌,有床,有电话;煤火炉喷吐着火苗,上边坐着一把大铁壶,咕嘟嘟地冒热气。一个女干部正蹲在地下,歪着身子,用一根铁钩子清理炉里的灰渣。短发斜垂在她那披着玫瑰红围巾的右肩上,随着胳膊的用力而抖动着。她听到开门声,扭头看一眼,猛地抽身站起,高兴地招呼:“高支书,你来啦!”

高大泉点头答应着,细看这个女同志二十多岁,秀气的身架,气质文雅,态度热情;眉眼和神态都很熟识,想了一下才想起她是县政府的徐萌。徐萌见高大泉露出疑惑的表情,就解释说:“我是县政府办公室的,去年夏天为一个群众来访的事情,到芳草地去过一趟。”高大泉点点头,很实在地说:“乍一见,想不到是你,你跟去年也不一样了。”

徐萌说:“也许有点变化,可惜变化得太小、太慢了。就是这样一点变化,也是你们的行为对我教育和影响的结果。”高大泉不熟悉徐萌,很难品味她这句话是客套,还是真诚。他不善于应酬,尤其不善于跟这样一位有文化的女同志应酬,只是笑笑,算作回答了。

徐萌很麻利地给高大泉刷杯子、泡茶,又拉过一把椅子放到火炉跟前,让高大泉坐下,仍然是喜形于色地说:“到芳草地去那一趟,是我生活道路的一个转折点,是我终生难忘的宝贵经历。那一次,使我第一次从活生生的事实中认识到,为什么说劳动人民最干净,而知识分子比之他们最不干净。我还进一步认识到,什么样的人最高尚,什么样的人最卑鄙,应当向什么人看齐,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高支书,那位刘祥老大爷如今日子过得怎么样呀?”高大泉捧着飘散茉莉茶香的杯子回答说:“他呀,端起了社会主义的保险饭碗,尝到了土改翻身的甜头;活这么大年纪,第一次成了不亏别人钱,不欠别人粮的人了。这可是个不简单的大变化呀!”(现在的所谓“金饭碗”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剥削模式。)接着,高大泉向徐萌详细介绍刘祥这半年多的生活和思想情景。他的眼前闪动着刘祥拄着柳木棍子,一瘸一拐地到处借债的愁苦身影;闪动着刘祥在梨花渡口,两手叉着腰,怒目逼视冯少怀的战斗风姿,又闪动着刘祥把自己亲手从土地上收获来的金黄棒子,送到高台阶交公粮时候的幸福的笑容-——他深深地感到这笑容的宝贵,而又来之不易;应当珍惜它,尽一切力量,坚持战斗,以保护这样的笑容永远留在刘祥那久经风霜、刻满皱纹的脸上。这就是他必须负起来的责任……(这个任务可不是高大泉一个人能完成的,也不是高大泉他们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徐萌也为刘祥的幸福而幸福地笑着,忍不住地拍起手来说:“太好了,太好了!刘祥大爷能够克服重重灾难,走上幸福的金光大道,就是对冯少怀、秦富那种最卑鄙者的暴露和打击,也是对芳草地一些最高尚者的颂扬和报答。……高支书,那位张村长怎么样呢?那一次,他是有意地捉弄我呢,还是水平就那么低?我一直没有弄清楚,让人想起来怪闷得慌。你能给我解答吗?”高大泉连续地喝了三口热茶,眉头微微地皱了一下,沉思地说:“依我看,你摆的这两条都不对。他身上那宗宗件件的毛病,根子只有一个,就是脚跟没有跟党站在一块,心眼没有跟穷人贴在一起……”徐萌说:“你应当帮助他呀!我看,你是既有热情,又有能力的,一定会把他挽救过来。”高大泉说:“区委领导和支部的同志都在帮助他。他也许变好,也许变坏。这一回党中央发了决议,他是党员,必须得服从,要硬违背着党中央的指示蛮干,我们是不能依着他的?”徐萌从油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的袋子,递给高大泉说:“这是会议的文件,你先看看吧。今天晚上安排的典型发言,其中还有你哪!”“什么,让我在大会上发言?”“对,每个区都有一个代表发言,你代表天门区。”“我是来学经验的,好多事情刚开个头,有啥好说的呢?”“我给你提个建议:你就拿刘祥大爷当线索,通过他土改以后的经历,说一说发展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看这就很生动,很具体,很有说服力。”高大泉想了想,轻轻地一拍大腿说:“有道理。要讲他的事情,我倒可以试试;他的事情,应当借机会摆一摆,让县里的领导同志知道得清楚一点,好快点推广互助合作。你要是有时间,最好能帮我准备准备。”徐萌高兴地说:“我的水平很低。可是我很愿意帮助你做好这件有意义的工作。咱们试试看。我再找通讯干事借几份剪报当参考。你就给我看看门吧。”

高大泉见徐萌迈着欢乐的步子走出屋,就往炉子里加了煤,让火烧得更旺,随后坐下,打开文件袋子。他从里边抽出一份,只见刊头上大红字的题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试行草案)。他以先睹为快的迫切心情浏了一遍,几行铅字,象活了一样,跳动在他的眼前:

……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这种互助合作在现在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长时期以来的亭实,证明党中央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方针在实际上教育着广大农民,使他们逐步地懂得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比起单纯的孤立的个体经济有极大的优越性,启发他们由个体经济逐步地过渡到集体经济的道路。

这时候,一只喜鹊在院予里一棵大树的枝头上“喳喳”地叫了起来。高大泉眼望着手里的文件,感到那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社会主义的春天,就在面前了。

门儿“吱”地一声打开,走进一个四十开外的人。他头戴蓝色的棉制帽,身穿黑色的棉制服,披着一件有狐狸皮领子的灰布面皮大衣;近视眼镜,再加上一块大口罩,几乎把整个脸都给遮住了。他进门就问:“小徐呢?”高大泉一面观察这个人的举止,一面回答:“她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那个人把胳肢窝挟着的一叠子纸放在桌子上,把口罩撑儿摘下一边,吊在右边的耳朵上,又扯下布手套,伸出细而长的手指,在炉子的火苗上反复地烤着。高大泉已经观察出,这个人一定是县里的一位领导干部,而且感到有些面熟。是宣传部的部长?还是供销社的主任?或者是新来的县委副书记?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面前这个人,是他十年前在天门镇遇见的那位英勇抗日的谷老师,是他一年多来经常提起的那个领导者谷县长。所以,他看一看,想一想,认不出来,就又接着低头读文件;当两只眼睛一接触到那一行行铅字的时候,他的心就被吸引住,立刻忘了周围的一切,甚至于小声地念起来。

谷新民把两只冻麻的手烤暖之后,见这个风尘仆仆、满脸通红的农民打扮的人,如此津津有味地看文件,引起兴趣,就侧着身子,顺口问:“你怎么不参加讨论会去呀?”

高大泉被惊动地猛抬起头;因为没听清楚,只好抱歉地朝谷新民笑笑。谷新民又把问话说一遍。高大泉这才回答:“我迟到了,刚进门。徐萌同志让我先看看文件。”谷新民又顺口问:“哪个区的呀?”高大泉又回答:“天门的。”谷新民重新把他看一眼:“天门区的?哪个村呀?”高大泉说:“芳草地的……”谷新民转过身来,不由自主地把高大泉仔细地打量一遍。面前这个外表英俊、透着内在淳朴和精明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跟他脑袋里边那个凭印象凑成的“高大泉”合为一体。他想起一件使他感情受刺激的事:前些日子,县里几个领导干部一起学习、研究中央文件,书记梁海山一再拿这个农民高大泉当正面的例子,来批评他谷新民的错误思想。连青年干部徐萌,都拐弯抹角地表示:这个农民高大泉,比县里的某些领导干部水平高——谷新民能听出这弦外之音,也是在批评他。(又想起引人非议的“知青上山下乡”,原来大字不识的王国福、陈永贵都能干出成绩。有文化的知青难道不行?“接受再教育”就是“适应环境”,“先当群众的学生”;而目的在于“改造环境”,“后当群众的先生”。看看邢燕子、侯隽、丁爱迪、朱克家、柴春泽给农村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啊。所以社会主义事业是需要“圣徒”的。当国人选择了对“上山下乡”进行否定诋毁的道路的时候,那就要对自己获得的一切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命苦不能怨政府”、“点背不能怨社会”还是有点道理的。)谷新民一边学习文件、领会精神,一边对照自己这两年来的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认识到自己想的、做的,跟文件上规定的确有很多矛盾和出入。但是他并不觉得有什么错误,一直在极力地为自己辩解。他说:那时候,土改刚完,社会上刮着一股子“吃大锅饭”的谣言,影响农民安心生产,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对抗美援朝的斗争都不利。在那种形势下,宣传一下“发家致富”,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他说:那时候,报刊上又有人写这样的口号,上边有人提,我作为一个在县级搞具体领导工作的人,怎么可能认识到这个口号不对呢?……他解释不通,就感到委屈,委屈之余,又感到奇怪。他想,梁海山提的问题也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连一个村子里的普通党员都能认识到这个口号有问题,我作为一个老革命、有理论修养的县级领导干部,反而认识不到呢?这个疙瘩在他心里边系着,怎么也解不开。随着县直机关的干部对中央文件学习的深入,谷新民越发感到压力;看形势的发展,不承认错误过不去,承认吧,又想不通,十分苦闷。这当儿,他偶然地碰上了高大泉,两年来许多经过的事情又涌到眼前:地委土改工作组临走的时候关于高大泉问题的留言;高大泉给县委写信,反映对“发家致富”口号的怀疑和忧虑;王友清汇报高大泉在芳草地“争权夺利”;还有高大泉在天门区大搞互助合作,对抗他谷新民在天门区推行“发家致富”的口号,等等。他想,现在看来,高大泉都做对了。那么,高大泉做出这样的奇迹,是因为有罗旭光的指导呢,还是他自己“碰”上的,或者他真有这样的政治思想水平呢?(这要是戏曲,谷县长应该有一段大唱。是啊,我们可能都有谷新民这样的经历,一件事情翻来覆去地想,最后往往需要行动化解。)高大泉没有留神面前这个人的复杂的表情,也没有想到猜测他的复杂心情,见他不再说话,又捧起文件读起来。谷新民朝前凑了一步,问:“这文件你看怎么样啊?”高大泉回答说:“好!”谷新民又问:“怎么好呢?”高大泉又回答:“这上边字字句句说的都是我们翻身农民的心里话。”“你说,整个文件的精神是什么呢?”“告诉我们应当走什么道。还有,怎么一步一步地走到社会主义去……”“没读到文件之前,比如说在两年前,你就有这样的认识吗了"“不,我是一点点认识到的。”“怎么个认识过程呢?”“我们都是从旧社会的苦海里爬出来的,土改以后,没有多久,就又尝到了苦头,不知道怎么走才好。这时候,我们读到毛主席的书《组织起来》,我们得到县委的指示:两下一结合,眼睛才亮堂了。实实在在的事摆下了,这才认识到,要是迷迷糊糊地按照有人推悄的‘发家致富’的路走下去,就会顺着苦头,爬回苦海里去,我们坚决不能干这号傻事!”“啊,啊……你抽烟吗?”“我这儿有。”谷新民点上了一支香烟,大口地吸着,烟雾在他的面前混乱地盘旋。高大泉点上一锅旱烟,烟锅里火珠儿闪动,那“咝咝”的声音,也象他的心情一样激动。(这回把两种“抽烟”的不同描写,凑在一块儿了)

就在这个时候,徐萌拿着一摞文章剪报本子推门进来了。谷新民唯恐徐萌给他们作介绍,闹得彼此都不好意思,就赶忙抓起刚放在桌子上的文件,说:“小徐,来,来,我有个急事要跟你谈谈。”徐萌把拿来的剪报放在高大泉面前,说:“你随便翻翻,也许有点参考价值。”她说着,就匆忙地转身,跟着谷新民进了里屋。谷新民熄掉烟头,刚要说话,忽听外屋一片欢腾的声响。外屋拥进来八个农村干部,围上了高大泉。“大伙都等着听你介绍经验,你怎么这会才来呀?”“你再不来,王书记要派人找你去啦!”好几个红光满面的人同时扯住了高大泉的手,都冲着他咧嘴笑。农民和农民干部,只有遇到了超乎所望的喜事,这喜事使他们激动起来之后,才会有这样的表情。高大泉也笑着,一个个地看他们。这里边熟人少,生人多;有雁庄的支部书记,有莲子坑的村长,还有天门镇南关的互助组的组长。这三个村去年搞副业的时候,就热热闹闹地发展起互助合作,高大泉跟他们一块儿交流过经验,区委找他们一块开过会,所以比较熟识。

一个壮小伙子使劲儿抓着高大泉的手说:“您不认识我吧?我是梨花渡的。别看我没去过你们芳草地,倒是挺熟悉的。去年,田雨同志到村去,常给我们介绍你们搞互助合作的事迹。我们当时还迷信谷县长那个‘发家致富’没有认真学习。后来,给冯少怀干活的李国柱被你们熏染得开了窍,回到梨花渡就给我讲你们互助组如何如何好。他讲到你兄弟让冯少怀拉过去当了长工的事儿,教育了我们。你们手足分散、你兄弟上了大当,都是‘发家致富’的罪过呀!要不然,你兄弟不就顺顺当当地跟你走社会主义大道啦!”挤在中间的一个壮年人,微笑地说:“我们香云寺搞起互助组来,也是学你们芳草地的样子。刘祥的老丈家是我们村,他的底细我们都清楚。要不是互助组,他早就家败人亡了。不安好心的人,打着‘发家致富’的幌子,要夺他土改分的地,你们互助组给拦下,他们还到谷县长那儿告状……当时我们都替你捏把汗。搞资本主义的人太凶啦!”站在旁边的一个姑娘说:“搞社会主义的人就是眼睛明亮。去年我在鞋场当临时工,你们芳草地互助组的人对我帮助挺大。就拿资本家搞偷工减料、搞贿赂的事儿来说吧,要不是你们带头揭发他们,国家得受多大损失?区里、县里都得出几个贪污分子!”

里间屋的谷新民听到这句话,不由得打个寒颤。他抬头一看,站在旁边的徐萌也不声不响地听得很入神,就急忙坐下,掏出一支烟点着了。(但愿能够在痛苦中提高觉悟)

院子里的铃声响起,这是中间休息完毕的信号。村干部们停止了议论,拉着高大泉往外走。“走吧,参加讨论会去!”“你不用准备,把你们做过的事从头说说就挺生动!”高大泉被大家拥着走出屋,只见满院的区、村干部从四处纷纷地奔向讨论会的会场。听他们互相招呼声,看他们喜悦的笑脸,高大泉心里越发激动。他感到自己仿佛走进了春天的百花园里,社会主义的花朵,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已经盛开。啊,多让人高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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