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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大道》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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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大道》第三部

01.前进的列车

这个长长的、曲里拐弯儿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五三年。春节前后,高大泉的脾气变得有点儿怪,动不动就发烦发躁。在门口以外他还能够压着、摁着自个儿;一回到家里,总是忍不住地往外冒。小龙淘气,在炕上折跟斗玩儿,用脚丫子把新棚不久的窗户纸儿,给捅破一个大窟窿。高大泉见了,不骂儿子,不打儿子,却急赤白脸地把媳妇吕瑞芬怨一顿。吕瑞芬为这个,对他很生气。当然啦,夫妻没有隔夜“仇”,吵闹过后,晚上往一个被窝里一钻,全都烟消云散。高大泉和吕瑞芬这样一对共过患难的恩爱夫妻,更说不上什么“仇”不“仇”的啦!(原来书里写的高大泉一心为公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不过是详写。私人生活略写,不是没有。高大泉儿女双全。估计这一段应该是后来有改动,发现三四部有一些一二部没有的情调和用词,当然很少。一二部出版在1976年以前,我手头的四部齐全的纸质书是1995年版的。而且我发现电子版的第一第二部好像比这版的纸书多一些内容,估计一二部的电子版,不是来源于这套纸书。而到三四部的时候,就基本一致了。)老支委周忠,对高大泉的情绪脸色早有察觉,也摸得透。他暗地里对另一个支委朱铁汉说:“咱支书是劳心费神儿过了度闹的,到外边散散心、败败火就好了。查对范克明根底的事儿,咱们就撺掇他去办吧!”

高大泉就这样出了一趟远门儿:去唐山,又查到个靠山的村子;随后急忙往回返,不料想中途遇上坏天气。

风卷着雪,雪绞着风,像浓烟稠雾,把冀东的大平原塞满了,把土地和天空连接在一块儿了。从山海关那边开过来的火车,顶上盖着厚厚的雪被,窗上挂着条条的冰帘,朝着正西的方向,徐徐地开动着。

乘车的旅客特别多,不仅没有空闲座位,连站人的通道上,也堆积着行李、包裹、口袋和装着杂七杂八东西的篮子。没抢着座儿的人,就都侧着身子,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式各样的穿戴,相互不同的表情;有高腔大嗓说笑的,有嘁嘁喳喳“咬耳根”的,有闭着眼睛养神儿的。从外表看,很难断定他们都从事哪一种行业,又为啥去忙碌奔波。整个车厢,在烟雾腾腾的热气里,混合着甜咸腥香的种种食品味道,让心中有急火的人憋得冒汗,把不习惯出门旅行的人熏得头晕。

高大泉站在临近车厢门口那一排长条椅子的边上,就有点受不住这里的气味。这个天门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三十岁刚出头的庄稼汉,头上戴着一顶洗得褪了色的蓝布帽子,身上披着一件赶大车人常穿的那种既沉重又破旧的棉大衣。他的脸色通红通红,眉头皱个疙瘩,两只眼睛好似发怒一般,盯着对面那张挂了冰凌的车窗,好久都没有动弹一下。

列车上响过一阵根本听不清的广播之后,“嘎登”一下停住了。接着那些提包裹,举篮子的人,一个跟一个,急匆匆地往车下挤。同时,拥在月台上的人,提着行李,背着布袋,急火火地往车上挤。车上车下,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被这种异常的骚动干扰和牵动,变成乱哄哄的一团。

站台上一阵“铃铃”的信号声。火车的下端一阵“嗤嗤”的放气声。火车头那边,发出“呜——呜”的长叫声。整个车厢里的人一拥,挂在行李架上的东西一摇,窗外的站牌子和树木开始移动,列车又向着前边的一个什么车站奔驰了。

刚刚登上火车的人一边四下张望地移动着,一边嘴里嘟囔:“哎呀,没想到今天这么多的人!”

原来在车上的人,一边把身子坐牢靠,一边嘴里抱怨:“真是的,这车挤得真厉害!”

有人说:“坐车的多,车显着少哇!”

另一个人附和一句:“这车还是从旧铁路局接收下来的破烂货哪。工人们想了好多办法,才让它起死回生。要说也够不容易的了。”

旁边的人搭腔:“别忙,我们自己很快就要造出新火车啦。车辆厂的工人和工程师们,没白天没黑夜的拼哪!”

挨着他的人点点头:“应当给工人同志写个信,让他们快点儿制造。坐坐自己出产的火车,那该有多神气!”

一个列车员和颜悦色地挤过来,左右看着,帮着旅客把行李架上的东西放正,让几个人把吊在窗帘挂勾上的东西摘下来。随后,他挤在高大泉的跟前停住,指着他身边座位上一条饱饱满满的口袋,问:“旅客同志,这东西是你的呀?”

高大泉摇摇头。

列车员又转脸问一个挨着高大泉站立的中年妇女:“同志,口袋是你的吗?”

那个妇女也摇摇头。

列车员用眼睛扫视着座位上的人:“这口袋是哪位旅客的呀?”座位的里端,有个把脸贴着窗户朝外张望的胖老头,很不情愿地轻声地回答一句:“我的。”

列车员说:“请你把它放到座位下边。”

老头说:“就放在这儿吧。”

列车员说:“座位是坐人的,不能放东西。”他说着,就要帮着提那个口袋。

老头子转过头来,用手捂住不让动。

列车员已经抓住口袋嘴儿,拉几下没有拉起来、就停住问:“这么沉?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老头打个沉才回答:“吃的粮食。”

列车员那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又是粮食。我们是客运车,不是货车;旅客携带多少东西有规定,你这粮食超过了重量,请到三号车厢打行李票吧。”

老头怒气地说:“我从来没有打过行李票!”

列车员说:“那是不对的,因为你没被发现。”

老头要耍赖:“下次再打,这回我没带钱。”

这当儿,一名很壮实的乘警挤过来。他听列车员把情况一说,朝那个胖老头看一眼,忽然皱起眉头:“又是你呀?你怎么还搞这种事儿?”

胖老头一见那个乘警来到,就显出有点紧张,听到追问,却故作镇静地说:“这有什么办法,我没粮食吃嘛……”

乘警说:“你一个星期鼓捣两趟,每一趟起码得有三百斤,都弄到哪去啦?”

“反正我扔不了。”

乘警让那个胖老头拿出证件。

胖老头强词夺理地说:“有买有卖,有卖有买,古之常规,还有什么证件?粮食是我花钱买的,犯什么法啦?”

乘警说:“你为什么不花钱打行李票呢?走吧,到车长那儿说说去。”

胖老头不肯动,还拿出一副很凶的样子大嚷大叫:“弄点粮食你们也管?这不是新社会吗?凭啥叫我们饿肚子?这行李票我偏不打……”好多旅客挤过来,都帮着乘警斥责胖老头。

“管不着你买粮食,管得着你坐车,不打行李票就是犯法行为!”

“他再耍赖,到下站把口袋给他扔下去。这种人非治治不可!”高大泉早被这个蛮不讲理的胖老头激怒了。可是他既不吵嚷,也不瞪眼,而是一声不吭地伸出大手,抓起那个装满粮食的口袋嘴。几乎没用什么力气,那沉重的粮食口袋就被他拖到通道上了。胖老头急了眼,气势汹汹地要夺口袋。

高大泉把身子一横,挡住了去路;有几个旅客也跟他站在一起,好像垒起一道墙壁。

胖老头一见引起众怒,不敢再硬往这“墙”上碰撞,只好嘟嘟囔囔地站起身。

乘警赞许、感激地朝高大泉和他旁边的几个人看一眼,随即又弯下腰朝座位底下看看,直起身,盯着胖老头问:“喂,下边这口袋也是你的吧?”

胖老头小声地说:“是我的,是我的。”接着,他就狼狈不堪地蹲下身,把藏着的另一袋装满粮食的口袋也拉了出来。

众人更加气愤地嚷嚷开了:

“你的胃口可真不小,搞这么多!”

“你一定是个粮食贩子。”乘警和列车员带着那个胖老头挤出车厢之后,众人仍然不平地议论纷纷:

“这两年没听说什么地方闹大灾呀,这吃的粮食怎么还是忽紧忽松的呢?”

“就是嘛,都士改了,农民怎么还打不出粮食来呀?”“人口增加了,吃糠咽菜的人少了,供不足呀!”(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新中国,人人都有饭吃,但不见得马上就能吃得饱饱的。右派攻击毛泽东时代饿肚子。民国时代不饿肚子吗?只不过私有制下饿肚子是“你没本事”,“政府管不着”。新中国了,饿肚子就不行了。旧社会几十年人口不增长,没人声讨“饿死几个亿”,新社会遇到三年饥荒,死了一些人,立马就把“饿死几千万”的谣言,传播的全世界知道。除了有些人别有用心之外,还有一些人就是对司空见惯的事情,变得麻木,比如旧中国多少儿童夭折、多少“倒卧”清晨大车被拉出城外,埋在乱葬岗。但是对偶然的事情记忆颇深,比如新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挨饿了,哪哪饿死人了。)

一个穿着铁路工人服装的壮年,从车厢的另一边挤出来,把高大泉端详一阵儿,忽然喊道:“哟嗬,这不是高大泉吗?”高大泉扭头一看,惊喜地把两只手一齐伸出,使劲儿抓住那个人的肩膀,兴奋地说:“老站长,老站长!咱们好几年不见了。”老站长说:“是呀。你带着一伙人到车站上做小工,是一九五O年冬天吧?那会儿,你总嚷嚷着让翻身农民长起翅磅来。听说,你们已经起飞了。”

高大泉笑笑说:“刚离地皮,飞得还不高,跑得还不远。我这回到唐山那边办点事儿,听说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传达了。我们农村干啥?咋干?我急着赶回去,想快点摸个底儿。”“是呀,我跟你一样也在急着赶路。”

“您到哪儿去?”

“我又调动工作了。到海边上开荒地,创建一个国营农场。发展国营农场。也是五年计划里边的一项任务。粮食是宝中宝,棉花是工业原料,没有它们,啥建设也难搞。咱们又得一块儿学、一块儿闯啦!”(是不是军粮城农场啊?离着塘沽海边很近啊!据我所知,光河北饶阳就去了很多人。)

他们挤在旅客中间,旁若无人地畅谈起来;一直谈到老站长到站下车,才不得不把说不完的话扯断。

话儿断了,思绪难断。高大泉回想起那件有意义的往事:土地改革以后的第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他为了让几个困难户,能有本钱把分到手的土地播撒上籽种,就带着他们到北京一个小火车站做了一阵子小工。那个站上的老站长和工人们,用自己的言语和行动,真给那伙庄稼人开了脑筋,鼓了劲头。他们回村以后,能那么快速地办起互助组,又搞起农业社,得算上老站长和工人老大哥们的一份功劳。

高大泉的心里,又品味起老站长刚才对他说的那句话:“……粮食是宝中宝,棉花是工业原料,没有它们,啥建设也难搞。咱们又得一块儿学、一块儿闯啦!”老站长是个苦出身的老革命。当年,他从一个赶驴驮运粪土的庄稼孩子,变成一个骑大马、举大刀的杀敌战士;后来,他又变成一个冒严寒装卸货物、提红灯指挥车辆的铁路工人;如今,这位老党员,将到大海边沿的千里荒滩上,调遣新式的农具拖拉机,人家这才叫真学、真闯,真进步呀!得跟这样的人看齐才对呀!(有人说那个时代的领导人不懂经济,不懂经济?这些国民经济的布局是蒋介石派特务过来搞的?)

他想到这儿,有些兴奋,挪动脚步,往门口挤,想到车长室,听一听那个鼓捣粮食的胖老头到底是干什么的,公安部门会用什么办法整治这种人。可是他挤了挤,实在费劲儿,就朝旁边靠靠,停在上下车的门口。

他望着门窗外边闪过的雪景,思绪又转移到刚才因为胖老头那两布袋粮食而引起的议论上面。许多二十年前的往事,一件件地涌到他的眼前:那个瘦骨嶙嶙的爹爹,饥病交加,躺在破床铺上绝望地叹息;蓟运河边,要投水自杀的女人,后边追赶着她的孩子;田雨和一伙拔麦子打短工的人,一口一口呕吐的绿色的野菜水,这是一幅幅多么凄惨的情景!

他想,回到芳草地以后,一定要把新成立起来的农业社巩固住,尽快地发展下去,给多数还单干的庄稼人做个好样子,让大家都看到走集体的道路比走单干的道路优越,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地种好,才能够多打粮食。旧社会的那些悲剧才不会重新登台再唱起来!

他不知不觉地又想起县长谷新民。在芳草地成立农业社那个喜庆日子里,一个全县的主要领导干部,应该高兴得抿不上嘴,可他,为什么那么冷冷淡淡的样子呢?党中央发出了互助合作决议,今后的目标、辙眼都定准了呀!难道说,谷新民县长还没有弄明白吗?'

高大泉还想起,去年冬天,区里召开党员大会的情景。那一年里,天门区的工作大有起色,受到县里的表扬,得到周围区的赞美,区委书记王友清应当明白,那个起色是互助合作组织做出了好样子,把农民带动起来的结果。那么,在会议发言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让芳草地介绍办农业社的经验,偏让讲搞互助组的办法呢?难道说,他还敢不待见积极搞互助合作的人吗?

高大泉很自然地联想到张金发。在他动身出门的头一天晚上,那个搞了一年假互助组的村长,忽然匆匆忙忙地向支部报告,说办起一个农业社。他们把这件事情做得挺神秘,私下里悄悄地串联,牌子都写好要挂出来了,才公开声张。而且被他们拉进去的社员,都是一些中农以上的富足户,不仅有冯少怀,还让他当了那个社的社委委员。他到处鸣锣敲鼓地嚷嚷,要大干一场,要赶过东方红农业社。那么,这一回,张金发到底是真要回头干好事儿,还是换汤不换药呢?

高大泉的眼前,又出现了范克明的影子。去年秋后,朱铁汉和周永振为了调查范克明的情况,到唐山跑了一趟,拿到几份证明材料。有一个曾经跟范克明一块儿扛过长活的老人,最了解范克明在地主家活动底细,可惜,正巧赶上老人家到东北看儿子,没有找到。这一回高大泉亲自找到了那个老头和朱铁汉他们访问过的人,作了详细调查。所有被调查的人,全都证明范克明是个苦大仇深的穷长工。高大泉一路上不断地思考,既然范克明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总是那么阴阳怪气的呢?是被张金发串通得变坏了,还是另有缘故?

高大泉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庄稼人为了奔个好日子,从土地改革开始,遭了多少难处,伤了多少脑筋,才一步步地走到今天?往后的日子长着哪,谁能推算出来,还有多少沟,多少坎儿?思虑起来,真叫人发怵呀!(高大泉真有远见啊!)

他轻轻地叹口气,心里说:再苦再难,也得干下去;自个儿早发誓把浑身一百多斤交给党了,能反悔?能抹桌子不算数?那叫啥人?咱至死也不能丢那份儿脸!……他故作轻松地往关闭着的车门前靠近,用嘴里的热气哈了哈车门玻璃上的冰花;见冰花融化以后,又用他那粗大的手掌擦了擦。

外面的一切,显得清楚多了。辽阔的大草甸子上,被白花花的大雪覆盖住;仍在飘洒着的雪花,像面粉在箩底下流泻,像棉花在弹弓上飞舞大草甸子是肥沃的,有劲的,是个粮食囤、棉花垛哟!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条跟铁道线的路基横插着的小路上,有几团人影,像等火车过去以后再穿行到那一边去。忽然,他的心猛的一动,不由自主地拍打起玻璃,连声喊:“喂,喂,梁同志,梁同志!”

他喊了几声,立即意识到,这是毫没用处的举动。见旁边人在奇怪地看他,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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