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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相思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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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相思病

刘维害起了相思病。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属于“单相思”,还是属于“双相思”。反正,自从那天他跟着区委书记王友清到芳草地做“调查摸底”的工作以后,就“病”起来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显着严重。他饭不想吃,话不想说,事情不想做;对什么工作都没有兴致,到哪都坐不住屁股,好像没有魂儿似的。他特别怕那遥远的西山,山无情地吞去落日的余辉,使得小屋子变得昏暗(只有“窥日畏衔山”,没有“促酒喜得月”。可怜之人啊!必有可恨之处啊!)。因为到了这个时辰,各种可以帮他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色彩、景物都隐藏起来,睁着眼睛,也像闭着眼睛一样,只能把思绪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事情上。好像六月三伏天把他推到护火里爆烤,或者像十冬腊月,把他撼进冰窟窿里冷冻,那股子难受劲儿,简直没办法形容。他没有心思擦擦灯罩,也懒得剪一剪灯蕊;那惨淡的灯亮,挣扎的喘息,如同随时要咽气的病入膏育的人。他忘记给炉子加点煤球,也想不起用铁钩子擞擞炉灰。似开又开不起来的壶水“咝儿,咝儿”地响着,很像清明节坟地上女人们有气无力地抽泣。他两眼茫然地盯着灯火,木呆呆地坐在炉子旁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卷儿;这样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动窝儿:“唉”的一下,灯灭了。他连着划几根火柴,也没有点着。原来是灯油熬干了。他只好站起身,摸索着往外走,拉开门一看,所有的屋子都黑着。人家都睡了,到哪儿找油壶去呢?他索性转回来。因为开门带进一股子冷风,打个寒战,这才想到炉子。那残余的火亮,也到了垂死的边缘。他赶紧摸到小铁簸箕,端起来,“哗”一下子,把黑煤球倒进炉膛里;随后抓过铁钩子,狠命地钩着,掏着;又听得“呼塌”一声,那炉膛里变成了一片漆黑。他堵气地把铁钩子一摔,“澎”地一声倒在床上;先拉过被子盖上脑袋,随后再把两只鞋甩掉,把两条腿收进被子里边。就这样,乡总支书记的一天半夜的时间,全都过去了。

春夜是长的,也是静的,没有秋季里那种微风摇摆树叶的飒飒声,更没有夏季里,从墙角、砖缝传出来的卿卿虫鸣。此时无声胜有声,越发强烈地诱导这个害相思的人害相思。那些翻腾了不知多少遍的没头没尾、虚虚实实的事儿,又一次在他的心头翻腾起来。他想得烦了,长出一口气,把身子转向墙壁;想一阵儿,又想累了,再把身子转向黑蒙蒙的窗棂。自己把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脑袋发麻,像松了弦的钟表,再也转不动了,才忽忽悠悠地睡着。可是他似睡非睡,飘飘然进入另一个向往而使他振奋的境地。是暖融融的洞房花烛夜。心尖儿似的新娘子,身上散发着香扑粉和花露水气息,紧挨着他坐着。那张好看的脸儿,挺奇怪地一会儿一变。变成了徐萌,变成了小盛,又变成了周丽平,再变成在县城戏园子里见过的那个祝英台和崔莺莺。屋子里挤着好多的人。有主婚人谷县长,有那曾经开过文具店的爸爸;有他曾经打过主意想谈谈恋爱的一群大姑娘,还有一伙子让他看不起的青年男人。忽然,他瞧见跟他一块儿当过警卫员的苏登云,从门外边挤进来了,用一种嫉妒的目光看他和新娘子。苏登云挤到跟前,拉住新娘子的手,说:“跟我开会去,别在这儿坐着。”刘维急了,瞪起眼睛喊:“放手!放手!放开手!”他把自己喊醒了,原来是一场梦。他睁开眼睛,如同有一把针刺过来,赶紧又闭上。窗户外边有人说话儿。“醒了,好像里边还有个人。”另一个人说:“说梦话哪!夜间我起来,听他喊了好几回。”房门响起“嘭嘭”的声音。

刘维又翻个身,没好气地说:“黑更半夜的你们吵什么?”

“你还做梦哪?都半晌午啦!”

刘维听出是周丽平的声音,就又睁开眼睛。他这才发现,日光已经爬上半个窗户。

周丽平在门外说:“好多人等着你哪,快起来吧!”刘维不想动,说:“我有点不舒服……”

另一个人说:“你把门开开,说个事儿,我好走。”

刘维听这个声音是雁庄的党支部书记赵玉明,就勉强地爬起来,半睁着眼睛,摸到鞋子,趿拉上,奔到门前,拉开插关儿。他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赶忙又转回来,躺在床上。

赵玉明又在外边喊:“刘同志,你别让我在外边冻着呀!”刘维说:“你进来吧,开着哪。”

赵玉明推门进来了,带进一股凉风,也带进一股新鲜空气。这个人三十五、六岁的样子,细高条个儿,长方脸,很瘦,两只眼睛却像遇到喜事儿的那样,挺精神。他原来是个祖传的木匠,为了学高大泉,搞农业合作化,丢下了盛锛凿斧锯的家伙斗子,一心一意地在村里抓起工作。从乡总支书记的角度来看,这个基层干部比较听话,雁庄村的工作也比较稳当。所以刘维对赵玉明,也就有点感兴趣。在刘维没有害这场相思病之前,很想把这个村的工作抓上去,以便显显身手。这些天,他顾不上想这个了。

赵玉明把狼狈不堪的屋子扫了一眼,又把乡总支书观察一下,问:“你的气色真难看,是熬夜了,还是病了?”

刘维顺水推舟地说:“好像是害了什么病。”

“找医生看了没有?”

“歇两天就好了。”

“可别耽误了哇!”

“没事儿。你坐下。大清早,你跑乡里来干啥呀?”赵玉明没有落座,好像有让人高兴,又有急切的话儿,站到床边,说:“我得给乡领导汇汇报。我们雁庄有几个农业社,也吵吵着要学学芳草地的样子。”

刘维一手攘着发涨的脑门儿,叮问:“你们要学他们什么样子?”

“拉沙子改地呀!”

刘维把撂着脑门儿的手一放,做个不赞成的表情,说:“你们稳稳地干吧。别跟着他们瞎起哄。”

“嘿,他们那个办法挺棒的,我到芳草地看过了。地里掺上沙子,马上就变了模样。”

“将来长出庄稼会是啥样呢?”

“肯定错不了……”

“你敢肯定?”

“人家天门镇的一位女老师,都说行……”

这句话正碰到刘维的心病上,忙问:“你见着她了?”“见了,见了。我亲口问的她。是她替芳草地用仪器化验的,保证没有问题儿。她还说……”

刘维追问:“你是在哪儿看见她的?”

“在周忠住的那间小屋子里。人家周忠几个老人,还做了试验。一盆一盆的小苗子,长得可水灵啦……”.

“她一直住在那儿吗?”

赵玉明以为总支书记间的是周忠,说:“从春节前,就住在那小屋子里,日夜守着;三两天哪能长那么大呢。”

“我问的是那个女老师。她一直住在芳草地吗?”赵玉明笑了:“这个我可没问。不会常住吧?学校已经满了假,开学了。她可能是昨晚上去的。我也是昨晚上去的。”“住在谁家了?”

“我妹子家。你知道吧,我妹夫叫秦文吉;过去的落后分子,如今可积极啦。”

(想起来了,原来是秦文吉的大舅子)“我问那女老师住在哪儿?”(本来挺机灵的小伙子,现在一根筋了。)

赵玉明被追问得挺奇怪:“哎哟,你打听这么仔细干啥呀?”刘维也发觉自己太沉不住气了,就装作无所谓地说:“我随便说说。那女老师还在芳草地住着吗?”

“没有。起早,我俩一块儿来的。走一路,我俩说一路拉沙子改土的事儿。人家是个有学问的人,城里长大,对农村的事儿倒满热心。”

刘维忽然打起精神。他从床。上坐起,系鞋带,系纽扣,提起水壶,对赵玉明说:“你到伙房,给我打点热水来。”

赵玉明一边接过铁壶,一边问:“我们改土的事儿,你到底啥意见呀?”

刘维和气地回答:“这好办。你们愿意干,少试验点儿,可以。快去打水,一会儿咱们再谈。”

赵玉明说:“只要你点了头,就行。”他说着,赶忙去伙房打水。

刘维急忙收拾屋子。叠被、倒烟灰,擦桌子;把他那张着了五色、装在一个精致的镜框里的半身照片,故意挪到桌子的中间。他想,只要那个女老师一进门,肯定能看到它。照这张相的那会儿,刘维只知道美,还不懂得害相思是个什么滋味儿。所以这照片上的刘维,脸蛋挺胖,分头挺光,两只眼睛挺有神,看上去特别俊气,一定招人喜爱。

一阵脚步在门外从远而近地响起。

刘维赶紧转身,笑脸相迎。

周丽平出现在他的面前,半开玩笑地说了句:“都到这时候才起床,我还当你让煤气给熏死了哪!”她又朝身后招呼,“来吧,来吧。起来啦!”

刘维的心跳得厉害。他断定,天门镇的中学女教师,跟赵玉明一块来到乡里,不好意思进男子汉的单身宿舍,到周丽平屋里去等候,这会儿又被周丽平带到这儿来。这一次她能应约光临,起码能证明有八九分心意;留下她,招待一顿好饭,晚上从容地谈谈,当面锣对面鼓地敲一敲,订下终身大事,再不用让那条带着针的绳子,紧勒着心了。

随着周丽平的招呼,奔过来三个男人,一个女的。刘维一看,这几个人都是莲子坑的农业社干部,没有他想的、盼的、欢迎的那一个。他立刻把脸上那惊喜、期待的笑容收了起来。(浩然老师的幽默很尖锐啊!哈哈。)

莲子坑的几个干部进屋以后,就不客气地坐在床上、椅子上了。

周丽平对他们说:“把你们的事儿,跟刘维同志说说吧。我去找姚乡长去。他那屋还有客人哪。”

刘维见周丽平转身走去,心想:她说的“客人”,准不是村子里的干部,一定是那个女教师到姚乡长屋里去了;姚乡长过去当过区教育助理,跟教员们都熟悉嘛。得把这几个人打发走,好迎接“客人”。

刘维想到这儿,漫不经地问道:“你们几个有啥事儿?”那女干部先开口回答:“我们连着吵吵三晚上了,意见都一致。就他,个别,决议不了。没办法,社长就建议找乡领导。他不放心,非得都跟着来,当面听听。我们就颠来了。”

被女干部称为“他”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半大老头,接茬说:“咱们又不是县里边的点儿,那么大的事儿,随便乱改,改出错儿来,谁负责任哪?”

一个青年干部说:“人家那边做出样子;咱们的社员又多数赞成,还能有啥错儿?多此一举嘛,”

半大老头说:“我看小心点儿,不为多余。”

女干部说:“你是安心瞎耽误工夫。都啥时候了,还在后边磨蹭呀!”

 刘维皱起眉头,制止他们说:“别乱吵吵,到底啥事儿,快说吧。”

一个只是含笑没吭声的中年干部,开口说:“刘书记,是这么回子事儿。我们这个解放农业社,是莲子坑最早办起来的。前几年,那真是步步高升,一步一个样儿。从去年秋后起,就不行了。人心有点散了嘛。如今春耕准备开始了,没有几个人张罗社里的事儿,三沟有两沟的人家都忙着自己家盖房子。队长喊破嗓子,都没有几个出工的,妇女劳力,更请不动。我们正摸不着病根儿在哪,听说芳草地调整了土地和劳力的分红比例,把社员的劲头给调动起来了。我们社也想这么干……”

刘维听出了原委,不耐烦再听下去,就用手势打断那个人的话,说:“我先告诉你们,芳草地改变分红比例的事儿,上级并没有正式批准……”

女干部插了一句:“听说区里的王书记和你都去看了,没有给他们改变回来,那还不算批准呀?”

刘维说:“乡里没有这个权利,区里也不行。”

半大老头冲着他的几个同伴说:“你们听听,不怪我多个小心了吧?”

青年干部说:“芳草地是县里的点儿,啥事情都得县里点头。我们一个普通的社,社员同意咋办,就办,有啥错儿?”刘维说:“你可真敢干!社员同意咋干就咋干,还要上级领导干什么(所以后来有了小坎村的血手印:宁死也要分开——谁关进去了,我们养他全家。——宁死都不抱团,还能养别人的家?糊弄鬼哪)?你们回去吧。分红的办法,暂时别动,等到秋后再说。”女干部说:“要是等到秋后,这个社非得垮台,用不着改了。”中年干部说:“刘书记,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这一个社先试试。有效力,我们就这么下去;没有效力,我们再转回老样子,也不费事儿。行不行呀?”

刘维说:“不行就是不行,不用跟我对付。你们快回去吧。”几个社干部互相看看,都挺为难。他们是抱着一个热火炭似的希望,来乡公所找领导的。家里边那些积极拥护调整分红比例的社员,都等着他们回去报喜信儿,闹这么一个结果,对多数人,就成了泼冷水了。(小刘就像一个不负责任的办事员,哪有一点儿领导的味道。唉,可惜很多“李德”都是这个味道。)

这当儿,周丽平又转回来了,站在门外就对刘维说:“姚乡长被一伙儿围着脱不开身口他让你,还有他们几个,都到那个大屋子去,反正都是一回事儿,干脆坐到一块儿,谈一谈。”刘维奇怪地问:“都是哪儿的人围着他哪?”

周丽平说:“好几个村的。有的讨论拉沙子改地,有的请示改变分红比例。姚乡长说,反正咱们几个主要的总支委员都在,一块儿答复他们,省了时间,也免得一个人一个调门儿,让下边的同志不好办。”

刘维说:“谁也别乱定章程,不能随便答复他们。调门儿只有一个,听谷县长怎么唱,咱们就怎么跟着张嘴。”

周丽平说:“姚乡长说,他打电话请示区里王书记了。”“王书记咋回答的?”

“他说,按照各村、各社的具体情况,对巩固、发展社有利,就支持他们;条件不行的,就劝他们等一等再干。”

“我看咱们梨花渡乡,没有一个社具备这样干的条件!”周丽平说:“我就不同意你这个调门儿。快走吧,咱们还是一块儿商量商量再定调儿好。”

刘维赌气地说:“我得马上到区里去一趟,跟王书记商量商量。一个芳草地就够让人悬心的了,哗下子再点起一大片,到末了可咋收拾呀?”

打洗脸水的赵玉明转回来了。因为厨房正做午饭,占着炉灶,他只好到隔壁供销社找来这一壶开水。他说:“是喝茶,还是洗脸,你办吧,天气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刘维赶紧问他:“跟你一块儿来的那一位呢?”

赵玉明说:“是香云寺的村长吗?

我在供销社跟他碰见的。他到姚乡长那屋去了。”

“我问的是跟你从芳草地一块来的那位!”

“哦,陈老师呀?她没进村,在大桥上跟我分了手,人家就回天门镇,赶着上课去了……”

刘维听到这个回答,不用提多泄气了。他感到头晕脑涨、四肢无力,真想躺到床上去,再来个蒙头大睡。

赵玉明没有留神他的情绪骤然变化,放下铁壶以后,又说:“没啥事,我走了。我路过芳草地,还得拉上朱铁汉,让他给我们村的干部们介绍介绍经验办法哪……”

刘维听到“朱铁汉”这三个字儿,立刻烦躁起来,冲着赵玉明吼道:“不许你拉着他到处瞎咋唬!正道不走,搞什么歪门邪道儿!”

他这一声,把屋里人都给闹愣了。谁能猜到,他这无名之火,是什么地方点起来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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