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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新的矛盾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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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新的矛盾面前

梁海山并没有睡觉。在他被“锁”在屋子里的这段时间,先到县人民银行,后到县供销总社走了一趟,接着,访问了一个在家里养病的工商科长;他转回来的时候,又到县政府民政科搞“信访”的一位同志那里站了会儿。

小苏一边跟着他往屋里走,一边问:“梁同志,你是怎么出去的呀?”

梁海山站到办公桌跟前,正考虑什么事情,听到问,回头瞥了小苏一眼:“你倒会以攻为守!我要先问问你,你把门锁上,我怎么出去?跟谁学的这一套整人的办法?”

小苏忽然发现那扇没有插上插销的窗子,立刻明白了,就说:“你应当休息!”

梁海山把手里拿着的卷宗放到桌子上,说:“休息,休息,你好像再不会谈别的话!”他又看看小苏手上端着那盆子里,盛着拧成的一卷一卷的布片,哼了一声:“典型的狭隘主义!”

小苏不明白这种“主义”当什么讲,更不计较这项帽子合适的程度如何,就笑了笑,转身鼓捣了一阵儿,端过一个茶缸子,放到梁海山的手边。

梁海山指点着卷宗说:“你看看,不主动帮助我去取,差点耽误我多少事情?”

小苏说:“秘书室和收发员我都去问过了,他们说没有别的文件呀!”

梁海山说:“你到政府民政科去了吗?我是告诉过你的,有空儿勤往那里跑跑,有重要的群众来信或是来访登记材料,拿来我看看。”他指指刚被小苏放到地下的洗脸盆,“你呢,干这个倒挺有瘾头。这种事情用得着你干吗?过上几年。你想让我把你送到洗衣店、裁缝铺去吗?”

小苏不吭声,过一会儿,就咧着嘴走了。

梁海山坐下身,打开卷宗,十分认真地看起来信和记录。这些信件,都经过选择和分类。有的是写给县委领导的,有的是写给政府负责人的,有的是从《河北日报》读者来信组转来的。梁海山按照自己的需要又跟管信访的同志在同一类材料中,挑选了一遍。这一类的信件或记录卡片,不论反映市场混乱现象,还是建议政府掌握买卖价钱,以及控诉城镇的某个买卖人,或者村里的某个干部的非法行为,等等,都是围绕着“粮食问题”和“布匹问题”提出来的。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仿佛那一张张太阳晒得通红的、挂着汗痕的脸孔,出现在眼前。都用期望的神情,忧虑的语调,叙述着他们的希望和要求。对一个立志献身人类解放事业,并且经过长期实践,付出了青春和个人幸福的共产党员来说,这希望和要求,就是信任,就是鼓励,就是命令,就是战斗的呼喊!(看看当今的信访办,呼唤当年的梁海山。)

梁海山坐在这儿翻阅文件,似乎很轻松,实际上,心情却是沉重的。多少重大的问题,压在他的肩上,装在他的心里呀!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传达下来以后,他感到,精神上的负担并不是无形的,而是实在的。中国是农业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主要是发展工业,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但是,这个发展,要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要靠农业发展来支持工业的发展。全国的版图,是由几十个省市、几千个县份组成的,尤其是县级领导,直接面对农业战线最基层的乡村小镇,直接指挥既是粮棉生产者、又是大量工业品消费者的农民。县委的领导,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重大、责任重大呀!

这位县委书记,每一个月要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到区、村工作,访问群众,调查研究,帮助下边解决迫切而又实际的困难。几年来,他不光跟各区的干部,许多村的干部熟悉了,对不少村镇的基本群众,也都有了新的了解,那些敢于跟他说心里话,又愿意和他说心里话的人,成了他的耳朵和眼睛。这给他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有利条件。他能听到许多别的干部听不到的呼声,他能够从一些复杂的纠葛中,看到刚刚露出一点苗头、又常常被一般同志忽视的关键问题。五年计划指示传到县以后,他赶紧往下边跑。他要从思想上搞清楚一个问题,为实现五年计划,这个县,这个县的每一个区,每一个区的重点村庄,有哪一些可以适应五年计划要求的有利因素,有哪些不适应的不利因素;怎么充分发挥有利因素,又怎么改变不利的因素。他下去以后,首先发现一个“粮食的问题”,接着又发现一个“布匹问题”。为了弄得更准确一点,他又跑遍全县所有集镇,亲自到市场上观察动静。回到县委,他就提议,把这两个新问题提到县委的日常工作议事日程上;还抽调几个有工作能力的干部,成立了粮食公司,充实了每个区的供销社。可是,一些干部,甚至一些县、区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已经无情地生发起来、很快就可能扑到面前的严重问题,十分麻痹。这些同志没有认识到,有关人民群众吃和穿这两件大事情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法,都已经很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尤其没有看到,正在暗地刮起一股跟五年计划唱对台戏的歪风邪气:在集市上倒动粮食的商人和小贩逐渐增多。布匹的价钱上涨,有的布商甚至毫无理由的停止营业。这类现象如若任其自流,那是很危险的!梁海山打定主意要扭转这种局面。可惜,县长谷新民却不能跟他步调一致。几年来,他曾不断地跟谷新民进行严肃的争论。无奈,谷新民的特点是重视维护同志间的感情,争论到一定火候的时候,就在表面上委曲求全,形成决议,实际上思想并没有统一,行动也就不可能协力了。在这种情况下,梁海山只可采取这样一种方针:在认识上,对个别同志可以等待,但在行动上不能等待;不管某次决议是表面的,还是实质的,只要决议形成,就坚决贯彻;谷新民使劲不使劲,都要贯彻一丝一点不打折扣。这样的做法,自然要常常引起谷新民思想上的反对,行动上的懈怠,感情上的不愉快。因为梁海山是按决议做的,谷新民在道理上难以反对,在感情上,经过不愉快之后的再三思考,也觉得可以原谅,顶多暗自苦笑一下,说:“这个好同志啊,古板得可爱哟!”(不知两人如果互换位置,是个什么情况。县委书记是一把手,县长是二把手。)

从昨天夜间和今天上午,县委们又一次的碰头会上,梁海山已经预感到,他们之间新的矛盾出现了,新的不协调开始了。他要积极地做调查研究,掌握更多的实际情况,用来说服教育同志,以便使思想和行动尽可能地统一起来,正确无误地按照五年计划的精神干下去。他一边看着这些来自群众的材料,一边用材料上反映出来的问题,跟他在深入基层的时候了解到的情况相对照。同时,他又反复考虑着具体策略。他看着想着、顺手拿过杯子,喝了一口,没有感到什么味道;又喝一口,才发现里边的秘密,就扭头喊一声:“小苏!”

“有”。

“你往茶里放糖了?”

“没放呀!”

“没放,这么甜?”

“嘻嘻,就放了一点儿。”

“是从小食堂楷来的油吗?”

“不是。”

“我们现在生活用品,是供给制。这个制度,就是说,党已经按着我们工作、生活的需要供给了。如果超过供给的数,再另外多捞些来,就违反了纪律。明白吗?”

小苏点点头:“明白。买糖,是我从你抽屉拿的钱。柏同志说,喝点糖水,能补脑子……”

“对她的话你要有选择的听。以后不许总是干这种婆婆妈妈的事儿了。”

“今天不是星期天吗?我自己放假了。”

“星期日有了时间,不能看看报、练练字呀?下乡这半个月,我没见你塌下心来写过作业。”

“你给我留的,我全作了,不信你检查呀!”

“给你妈写信了吗?”

“我还没到总务科领小米票哪。”

“没告诉你先拿我的寄走吗?你想一想,你妈等你的信得多着急。她要是不急用,不会来求你;她不是那种爱伸手的人,她也知道你那兜儿有多大。”(这是真正的关怀,超出了上下级的关怀,是同志之间的关怀。)

小苏听到这儿,忽然想起小刘讲的那些话,想起高大泉遇到的难处,就凑到梁海山跟前说:“梁同志,芳草地又闹出新问题了。”梁海山随口说:“消息这么灵通,出什么问题了?”

“他们正修水渠。”

“我知道。”

“小算盘又告状……”

“他又到县里来告状了?”

“这次小算盘根本没有出面。谷县长去了,他在村里告的状。谷县长批评了田区长,也批评了高大泉。他们可能又顶了。谷县长很生气,说碍着你的面子,不好办,回到县里,就把给那个区的生产贷款削减了一半儿……”

梁海山听着听着皱起眉头,打断小苏的说:“你这一套,是怎么编想出来的?啊!”

“真的……”

“不管真假,我问你为什么编造这些?”

“小刘刚才对我说的,一点儿不错……”

梁海山把卷宗往旁边一推,说:“闹半天又是他在小广播。到此为止,不允许再随便跟别人说这些。听见没的?”

小苏点点头。

梁海山说:“你把小刘叫来。”

小苏一楞:“叫小刘?梁同志,你知道就行了。要不然,他又怪我多嘴多舌了。”

梁海山很严肃地说:“你己经多嘴多舌,还怕人家怪?更说明你明知故犯。叫他马上来!”

小苏挺为难,站着不肯走。

“怎么还不去?”

“我告诉他,以后不说了……”

“立刻行动!”

小苏见梁海山很严肃,只好去了。他不明白梁海山这样急着叫小刘干什么。是要对证真假虚实呢?还是要亲自追个详细,问个明白呢?小苏想,不管为啥,小刘那性子特不好,到了背后,准得大发脾气。小苏是不愿跟他争竟的,也争竞不过他。

小刘正在操场上跟公安局的几个警卫战士打篮球,你追我抢,玩得很有兴趣。

小苏弯过来,停在操场一道石灰撤的白线边上,喊:“小刘,梁同志叫你。”

小刘头也没有回,仍旧拍着球,说:“等一会儿,我非得投进一个不行。”

小苏着急地说:“快去吧,他发火了!”

小刘这才停住,用脚把球踢出很远(球品就是人品。学习浩然老师的人物描写),走到小苏跟前,一边抹着脸上的汗水,一边间。“跟谁发火了?”

小苏老实地说:“我把芳草地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就皱了眉头……”

小刘果然不高兴了:“你怎么走起小汇报来了?”“我是替高大泉他们着急……”

小刘没等小苏把话说完,就使起性子,绷起脸、噘起嘴,独自朝前走了。

梁海山已经把信件统统地翻阅了一遍,正靠在椅子上,两手捧着茶缸,沉思地一口一口地喝着水。

小苏抢先进来,偷看一眼,发现梁海山的脸色不像刚才那样严峻了,可是他心里仍然十分紧张。

小刘是很害怕的。他知道梁海山是个不讲情面的人,对谷县长那样的同级领导干部,都肯批评,对他这个小警卫员,还有啥客气的呢?小刘特别怕梁海山追问谷新民县长背后都说了什么;如实地兜出来,对谷县长不利,对他小刘更不利;不兜出来吧,梁海山准不放。他想,不管咋样,自己以后的日子都是极难过的了,梁海山指着旁边一把椅子,对小刘说:“你坐下。”

小苏赶忙把椅子往前推推。

小刘没有像往常那样随便,不等领导让就落坐,这回让坐,他也不肯坐,赶紧讨底儿:“梁书记,您叫我干什么事呀?”

梁海山反问一句:“小苏在路上没有告诉你吗?”小刘摇摇头:“没有……”

梁海山轻轻地哼了一声:“没有?我不相信。一看你那个脸色,我就能断定,不是没有。一个搞革命的人,对同志,对领导,头一条得诚实。小刘哇,在这点上,比起前二年,你可变化不小哇!”小刘的脸忽地变成一块红布。

梁海山继续用一种十分温和的语气说:“你们两个都是县委机关的警卫员。这是革命的分工不同。你们跟县长,跟县委书记,只有职务上的差别,在对革命事业的责任上,是没有任何两样的。你们都弄明白了这一点吗?”

小苏看一眼小刘。

小刘没有抬头看他。

梁海山继续说:“讲到具体职务问题,你们是保护、照顾领导同志的。保护、照顾他什么呢?仅仅是生活方面吗?让他吃得好一些,睡得好一些,干什么事情有你们替他跑腿。这样,他可以方便一些,省劲一些,更集中时间和精力搞好工作。这应当。光做了这些,那可不能算尽到责任。你们首先应当保护他,照顾他执行党的政策,坚持党的原则,一言一行都有利于人民的革命事业。这样的道理,你们懂不懂呢?”

小苏对这样的道理,曾经从梁海山的口里听了多少遍,而且记在心上了。这会儿,他想对照一下今天自己的行为,一时间却没有能够完全对上号。

小刘几乎没有听清梁海山在说什么。因为他认为,一个领导干部,在严厉批评人之前,讲几句道理,这是一种惯例。他在等着这些开场白之后,应付县委书记的追问,而后硬着头皮听完训斥,好快些离开这里。

梁海山说:“我们这些被党安排在领导岗位上的人,年纪是比你们大些,参加工作的时间是比你们早些,受党和人民的教育,可以说,也比你们多些。我们身上,有你们可学习的东西。你们应当虚心认真地学习。可有一条,你们得挑挑拣拣地学,学习我们身上的好东西。可不能马马虎虎,以为我们身上的东西,脑袋里的东西,什么都好,什么都照样子。因为我们身上也有许多不好的东西。我们在旧社会呆的时间长嘛!我们受旧的意识影响深嘛!我们进了城市,身居高位,有人给我们捧场,向我们放糖衣炮弹,所以就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变坏嘛!保护,就是监督,监督我们言行是否正确。不监督,怎么保护?照顾,就是关心,就是关心我们在政治上不出毛病。没有关心,哪来的照顾?因为你们和我们生活在一块儿,接触多,保护、照顾就更便当。发现我们身上露出不好的思想、行动的时候,第一,直接提意见,严肃地批评;一时做不到这一点的话,第二,就往上级反映,请组织帮助我们。你们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才是革命式的,才符合党的原则,才有利于我们一起为党为人民多做好事。如果不照这样的方法做,而是在背后搞自由主义地议论,搞小广播,特别是胡扯一些关系到领导之间团结的问题,那是错误的,是不负责任的。这种东西,是必须立刻改掉的坏习气,坏作风!你们,尤其是小刘你,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我叫你来,就为这个。”小苏心里好像豁然开朗起来,不住地点头。

小刘却争辩说:“我就是跟小苏随便说说……”(现在“差之毫厘”,将来“谬之千里”。)

梁海山打个手势:“跟小苏也不能这样乱说,更不能‘随便’。这样地随便,你说能解决什么问题?有利于团结一致,还是有害于团结一致?何况你并不是跟小苏一个人这样随便乱说呢!”“就他一个……”

“诚实吗?你跟民政科的同志随便乱说没有?”

“你跟办公室的徐萌同志,随便乱说了没有?回答我呀!”小刘这才低下了头。(耍小聪明者戒。梁书记早已了然于胸)

小刘不吭声了。

“以后一定得彻底改变这个坏作风,听见没有?”

“哎……”

“还有。你这一年,在各方面都有不好的变化。变得轻浮,不塌实;变得傲气,不谦虚。这些也必须改正。回去好好地想想。想通了,找个时间在团小组会上谈谈。我去参加你们的会议。”就在这个时候,谷新民披着一件绿呢子的上衣,走了进来。他一迈门坎儿,就从背影认出小刘,说:“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那儿有事情,喊都喊不到你!”

小刘没动身,也没回头。

谷新民稍有奇怪:“听见没有?来客人了,快去告诉食堂加两个菜,弄一瓶酒。”

小刘转身就走。

谷新民注意观察一下小刘的神色,从他的脸上发现两串泪珠滚落下来;等他出了门,又转身问梁海山:“这小家伙又淘气了?”梁海山说:“背后搞小广播,我批评他了。”

谷新民看小苏一眼:“也有你吗?”

小苏点点头。

“又广播什么了?”梁海山有意岔开说:“现在先不谈这个了。你来得正好,咱们一块研究研究这些群众来信。”

谷新民说:“省里下来了人,又要给咱们加载,先商量一下怎么打发他们吧。”

梁海山问他省里来人是哪个部门的。

谷新民回答说:“省工业厅一位处长,还有专署农业科的汪科长。”

梁海山很注意地问:“他们带来上级的新指示吗?”

谷新民坐在桌子一端的藤椅上,说:“没啥新指示,又来出难题。”

梁海山半开玩笑地说:“一般地讲来,凡是上级给下级的指示,都是出难题。咱俩不就经常地给区里的同志们出难题吗?”谷新民往桌子上戳着纸烟,拉着长声儿说:“伙计,这个难题,可难解哟。”

“那么,到底是啥难题呢?”

“孪生的一对儿!”

“哈哈,大喜哟!”

谷新民没有笑:“你看,眼下不秋不冬,他们特意选这个季节,来下边征购棉花。这真乃是数九寒天,要吃鲜桃。”

梁海山说:“修建了纺织厂,不吃就饿肚子嘛。”

谷新民继续说:“还有一个。他们在农业科看了春播计划表,指出希望咱们增加植棉亩数。”

梁海山听到这儿,心里想:上边这些新要求,跟最近下边发生的新情况,正好对上号;按照上边的指示做,一定能够立收实效,需认真对待。于是,他观察着谷新民的表情问:“你考虑怎么解答这两个难题呢?”

“我已经向他们解答完了。实事求是嘛。”

“你说说,我听听。”

谷新民有些发烦地一摆手:“别扯这些了。我看,咱俩陪他们吃个饭,见见面,然后让陈秘书应付一下就是。”

梁海山说:“老兄,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应付一下呢?这样解答上边出的难题,要打屁股的。”

谷新民说:“你不用紧张,打不着你的屁股。我已经把难题推给他们了。”

梁海山有点惊异:“推给他们了?怎么个推法?”

谷新民划火点着了烟,说:“这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嘛!我们县,一半干旱的山丘,一半河边的洼地,不是产棉区——农民既没有种棉习惯,也不适宜这种植物生长……”

梁海山着急地插了一句:“国家建设计划需要,不习惯得变成习惯。不适宜得创造条件呀!”

谷新民说:“道理固然如此,他们也用这个将了我一军。我说,如果上级一定指示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执行。但是,这需有一个前提条件。”

“你说这要什么前提条件?”

“很简单。让农民按照国家计划耕种土地,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国家需要棉花,只能到市场上收购;供不应求的话,就提高棉花价钱,棉花的价钱一高,就会刺激起农民的积极性,不用命令,他们也会想方设法多种!”(谷县长还是主流经济学家啊!哦,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给资本家留下了一片生存空间——资本家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从而能获得超过价值的产品出售价格。当然,这要求资本家有预测市场的能力。而相反,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对工人阶级却是斩尽杀绝。茅于轼说:劳动不创造财富;财富是交换创造的。)谷新民说到这儿,本来还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上发挥一番,一见梁海山听着听着皱起了眉头,就停顿一下,问,“怎么,我这样说,又没道理啦?”

梁海山没有马上回答。他站起身,也点了一支烟抽着,轻轻地踱了几步,又站到谷新民跟前,这才说:“我对你的这些话,很有兴趣…”

“老梁,你也学会跟我来外交辞令了!”“不,不,是实在话。从头说吧,我们这个县,大部分农民没有种棉花的习惯,这是真实情况,但不是所有农民都不习惯,比如燕山区的红枣村、雄鸡寨一带的农民、都是祖祖辈辈种棉花,我看种得还很不错哪!至于,是不是大部分地区都缺乏种植这类作物的条件,我们还得亲自调查;真正摸摸它的脾气,才能下定论。……”谷新民笑了:“我得打断你一下,或者说提醒你注意:不要忽视农民的思想和习惯的固有特点!”

梁海山坐下来,不紧不慢地接着说:“就讲农民的固有特点吧。他们是刚从旧社会过来的。单干的农民还是多数,就算组织起来的农民,也还带着浓厚的小农经济思想、习惯,千百年来,小农经济种植什么,不是听政府的,而是听市场的,或是听他们自己的:什么东西值钱,什么东西好吃、经吃,他们就种什么……”(我们国家其实实行了几千年的市场经济)

谷新民点点头:“这话有理,认识正确。”

梁海山说:“这个‘理’可不是我们要搞的那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我们要正确认识它,利用可利用的部分,不是为了原封不动地保护它!”

“你又转到空喊政治上去了。同志!”

“不,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经济,这样的经济能跟咱们的政治是牛蹄子两瓣子的事儿吗?社会主义经济,就得以计划为主。如今的农业是分散的小农经济,不适应国家的计划经济发展,一定要逐步改变它。今天的农民,大多数有爱国主义思想,已经有搞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建立起不少的集体劳动组织,这是我们改造农业现状的有利条件,证明农业能够改造。这是主要的。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价格的适当调节,给农民一定的物质鼓励。比如化肥,新式农具,其它工业品,还有技术上的支持和指导。我们这样心中有数地对农民进行教育、鼓励、帮助、改造,促进农业合作化发展,渐渐地把农业的种植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你评论吧,我这认识怎么样?”(有人说,毛主席及其跟随者不懂经济,其实毛主席等人是懂他们所说的“经济”,但却不愿也不屑实行。而毛主席的经济是真正的“经世济民”,他们不仅不懂,也根本做不来。——风水轮流转啊!感谢能在新时期还有地方能出版浩然老师的书,能让我们看到逝去的美景。)

谷新民不可能接受梁海山的观点。他认为,农民的特点是无法改造的,汪洋大海一样分散的农家小院,很难由着你的意愿而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中去。但是,他既然已经摸到梁海山的看法,又了解梁海山的性格,再争论下去,不会有什么效果。或者说,他没有信心说服梁海山,也不相信梁海山能说服他,就说:“这样吧,先吃饭。吃饭的时候,再听听上级的意图。他们走后,咱们开个区领导会,听听他们的——尽力而为,这个坡能爬多高算多高。”梁海山说:“我建议接着开县委会。这回对怎么执行五年计划,又增加一个实际的新内容了。不能爬,更不能爬着看。咱们要来个努力攀高峰呀!”

谷新民没说什么,他面无表情地把烟头按在烟灰缸里,站起身。

梁海山兴致勃勃,收起卷宗,对门外的小苏说:“去下通知,晚饭后开县委会,请农业科、工商科,还有供销社的领导也列席。”谷新民不由得皱皱眉头,见梁海山已经拿起卷宗,迈出门坎儿,只好跟出来。(觉得谷县长有“身在矮檐下”之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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