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全都匆匆忙忙
小星斗一隐一现,爆竹声时续时断。逆着风在街上走,一忽儿闻到硝烟气,一忽儿又变成煮鸡炖肉的味儿。
一个人影儿,急匆匆地奔过来,站在正低头慢走、想着心思的高大泉跟前。
“是支书呀?”
“唔。士勤,你咋还没歇着?”
“唉,我正抓瞎哪!”
“怎么啦?”
“找人分猪肉。明儿个见吧。”
高大泉见周士勤急去的身影,心里打个转。
周士勤如今是新生农业社的社长。这个新生农业社,基本上是过去那个“竞赛”社的老班底。实行统购统销那年,张金发和冯少怀都出了事儿,“竞赛”社塌了架子。周忠和朱铁汉两个干部蹲在那儿,帮着整顿好久,才算没有让他们散了伙。秦方带出一伙人另办了奋斗社,剩下周士勤他们几家,又吸收几个日子比较宽绰的户,搭个班子,就成了新生社。去年是他们改组以后的第一年,众人挺齐心,干得蛮不错;在芳草地来说,不论土地的亩产量,还是社员的纯收入,除了东方红社就属新生社。秋后评比的时候,他们也从区里拿到一面奖旗。可是,党支部对这个社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因为张金发还留在社里,像张老八这类的一些社员。对张金发的垮台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加上周士勤搞集体的思想也没有扎下根子。对这个社掌握好了,能发挥点积极作用,掌握不好的话,很容易闹出问题。党支委会曾经研究过几次,要对它加强领导。
高大泉这会儿想:听说这个社昨天下午就把猪杀了,怎么到今天还分肉呢?他想着,紧追几步,问周士勤:“你们的猪肉,为啥还没有分下去?”
周士勤又停住,说:“我们社的这些人,就是难办事儿。没杀猪那会儿,他们吵嚷着要多吃肉,等杀了,又都压了数目,那么多肉,全都砸在社里了。”
“你们一共杀了几口呀?”
“原来打算跟东方红社一样,不多不少。一听说你们减了数,我也想减,哪料到,事前订下猪头、下水的不答应,还是照数杀的……”
“你呀,又把算盘打拧了。东方红社要是按原来的计划杀猪,那肉也得分不下去。你们社的人口才及东方红社一半,杀这么多的猪,咋吃得了呢?”
周士勤撮着牙花子说:“当时光想到跟东方红社比优越性,把这个给忽略了。”
高大泉说:“往后可不能比这个了。要比社干团结,要比爱国增产,要比勤俭节约。你不是列席支委会了吗?”
周士勤说:“等我开完会回来,吃过饭,办了点私事,他们早按着原订的数目杀了。这可咋办?”(关键时刻又是人的弱点决定了事情的走向——“办了点私事”)
“你想咋打发积下来的肉呢?”
“大伙儿又呛呛一个下午,想价钱贱一点儿。”
高大泉立刻表态说:“这不行。第一,猪肉一落价,个人占了便宜,集体吃亏……”
周士勤点头说:“是这样。”
高大泉接着说:“还有,东西再贱,有买得起的户,也有买不起的户,这容易给社员之间制造矛盾……”(这不光是心细,是一种管理能力!)
周士勤打个愣:“哎呀,这一点儿,我们没有想到。有道理。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咋办好呢?”
高大泉说:“没啥为难的。把这杀好了的猪收拾好,送到天门镇供销社去就行了。”
周士勤一拍大腿:“对呀,对呀!这办法好。”他的神气忽地又一变,“支书,人家供销社收的是活猪,咱这不光杀了,连猪头、下水都没有了,行吗?”
高大泉说:“把情况跟人家说清楚,能给点照顾。”周士勤怕到供销社碰了钉子、伤了他的面子,想一下说:“这样吧,我挨户再磕个头,把猪头、下水收上来,补齐了再往供销社送。”
高大泉笑了:“你可不能这么办。这样要伤害社员的。我给你开个信,让铁汉陪你去一趟,行不行?” (国家、集体、社员的利益都兼顾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写不出来,没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不会写出来并加以歌颂!) 周士勤说:“这当然太好了!你这一来,可把我给救了。要不,有的人得埋怨我一年。我马上就找村长订个时间。”
高大泉说:“他没在家里,到天门镇去了。”
周士勤忽然一拍手:“刚才我听说了。他去那儿看对象,对吧?”
高大泉含笑地点点头。
周士勤又压着声说:“支书,你可得好好给村长当当参谋,那个亲事指望得上吗?傍年根,我到莲子坑串亲戚,那村有个在北京念大书的人说,陈老师的爸爸不赞成她嫁给庄稼人。为这个、还要把陈老师调回北京去哪。”
高大泉沉思了一下,说:“这倒可能。不过,这得看陈老师和铁汉他们两个人的心气咋样了。”
周士勤顺着舌头说:“去年有人一传说这样两个人搞起对象,把村长他妈高兴个啥似的,我就犯嘀咕。这样的事儿,哪有这么容易成功的呀?人家大城市的人,能看上咱们泥腿子?我看哪,不如劝劝村长,可别剃头柜子一头热。像他这样的棒小伙子,又是先进的头面人,在咱农村找个可心的媳妇,还难吗?”高大泉听周士勤这样说,没有表示什么。他心里却暗自思忖,觉得今天让朱铁汉去天门镇一趟,完全做对了。两个人正搞着恋爱,总不见面,就算没有人反对,也难多了解。如果成不了,当面谈谈,好说好散,互不耽误。朱铁汉在处理这件私事上,太不抓紧了。也难怪,他担着重职务,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怎么好过多地分心,想自己的婚姻事儿呢?朱铁汉不是那种浅薄的人哪!他们又谈了一些旁的事情,特别是当前那个集中一切财力,准备大闹春耕的事情,才分手。
高大泉应当回家了。今晚上没有安排会议,正好跟家里人照照面,商量商量过节的事儿。他是在县里参加四干会的时候,决定留下,到党校训练班里学习的,都没有回家看一眼。他身上的绒衣,是在城里买的,脚上的棉鞋,是求跑运输的社员捎去的。他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前天回来,一进村就遇上麻烦事儿,接着又开会开到后半夜。他只好在办公室里,跟朱铁汉搭伙睡了。第二天,他回家吃过两顿饭,只是见到了两个孩子、高二林两口子。媳妇吕瑞芬在副业组当组长,也是从早到晚地忙,两顿饭都没有碰到一块儿。高大泉到副业组走过一趟,跟吕瑞芬见了面。可是,在那种场合只能谈工作,不能,也不便谈夫妻之间的家常话。吕瑞芬是有很多话要跟高大泉说的。高大泉从吕瑞芬问起“晚上回家不回家”的那种神情中知道她有好多话要说。高大泉不是同样也有好多话要跟媳妇说吗?他们是一对好夫妻,他们也在恋爱。从成亲那时候起,他们就一直“恋爱”到今天。他们的这种恋爱,不像周丽平和吕春河那样秘密地两地相牵,不像朱铁汉和陈爱农那样“云山雾罩”,也不向刘万和曲贵香那样“如胶似漆”,更不像赵玉娥和秦文吉那样,因为“分而又合”的缘故,在感情上留下了焊接的痕迹,高大泉和吕瑞芬的爱情,建筑在深深的朴素阶级感情的地基上,又随着斗争的风雨,齐心合力,培育起革命精神的枝叶和花朵。如今是根深叶茂花正红。他们是多么珍惜这种爱情呀!他们不是有意识的,却又倾尽全部心血来浇灌和保护着他们的爱情。(这一段爱情描写可惜被忘掉了,没有写到《社会主义的圣经和教科书》那篇文章中去,不过那个文章还需要修改,到时候再说吧。)
高大泉打算不去饲养场,而先回家看看以后,立刻又想起朱铁汉的事情,想起那个接触不多的陈爱农。这样的两个人能够谈恋爱,高大泉是没有想到的。他敢肯定,朱铁汉绝不会上赶着追求陈爱农,一定是陈爱农先透露了心意,朱铁汉才跟她好起来的。他们两个到底好到了什么程度呢?高大泉叮问过朱铁汉。朱铁汉总是回答:“压根儿没有说过结婚这两个字儿。”陈爱农是个知识分子,热情大方,又有一股子苦学研究的实际精神,她肯动一动嫁给农民的念头,这就不简单,就值得尊敬。可是,她毕竟生在“书香门第”,长在大城市里;她本身在生活上缺乏磕碰,他对劳动人民知道得也不会太多太深,如果刚才周士勤传的消息属实。那么她能经住那股子风的吹的吹刮吗?他和朱铁汉的关系结局,如果真的吹了。朱铁汉这个直性的人,会怎么样?情绪会不会受到影响?目前正开展的工作。很需要他集中精力一心无二。
傍春节的夜晚,天气很冷。街上没有行人,但并不是安静的。家家户户窗户都亮着灯光都印着人影,要是平常日子会从那一面面小窗子里面传出成人们大声地谈笑,孩子们的读书和唱歌的声音,今天却很少有这样的人家。有的全家人,有的加上来串门的对心劲的人,正在灯下,悄声地议论着芳草地这两天发生的事情,预测着明天又要发生的事情。他们的心境是不一样的。有高兴的,有不太高兴的;有自己高兴而担心别人不高兴的;有自己不高兴的,又嫉妒别人高兴的。所以,这一夜不会安静,又不会大声地吵嚷。(农村的夜晚,虽然没电,但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只剩下那一件事了。浩然老师的农村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有这一点,别人就是把他多少次踩到脚下,也不可能超越他。)
他回到他那变得有了陌生感的小院子里。这种陌生感的产生,一方面因为高二林这小两口的勤快,参加集体劳动之余,不断地修整这个小院子,今天修修墙,明天栽棵树,后天再垒个鸡窝或是养兔子的小棚棚;加上季节的变化,柴草垛的渐渐升高、或是渐渐地降低,等等的变化。另一方面,这两年高大泉在这小院子里呆的时间太少。他常到县里、区里、乡里开会,常住农业社办公室;每当家来吃饭,也是匆匆忙忙的。他哪有兴致观看一下院落呢?
这会儿,兄弟高二林和他媳妇钱彩凤,正在当屋做饭。高二林在地下烧火,火光映红了他那健康的脸孔。钱彩凤在灶上,伏着身子,往锅里放东西,一股烙饼的味道飘了出来。
高大泉站在门外边,问道:“你们这样晚还没吃饭?”高二林听到哥哥的声音,抽身站起,迎到屋门口:“我们早吃了。给你留着饺子,在那屋的锅里。我们烙干粮哪。”
“烙干粮干什么?”
“明天得在外边过晌午。”
“大冷的天,带着凉干粮咋吃,要闹病的。找个小饭铺买点吃,又热乎,又方便。”
高二林说:“春江跟常胜清了帐,社里的现金可不富裕了。”
高大泉说:“一顿饭钱,先从家里拿吧。”
高二林说:“不用,不用。烙饼里放了点葱花,挺软和,到那儿买一大碗菜,把饼往里边一泡,蛮好。”
钱彩凤在后边插言说:“刘万跟他商量了一阵子。说社里要开展勤俭节约,他们出门去办公事,就不再拿社里的饭费补助。”高大泉听了挺高兴,连声说好:“过集体的日子,就得这样精打细算。明个在会上,我得表扬表扬你们。”
高二林不好意思地嘻嘻笑了。
高大泉怀着一种高兴的心情,走进自已的屋里,不由得东张西望起来。按照习惯,农历腊月二十三,农民要对住宅来一次大清理,连屋顶都要打扫干净。这间屋子,不仅打扫了,高二林两口子又把四壁上刷了一层石灰(二林两口子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哥哥的工作)。雪白的墙上,新贴了两张年画。一张是《欢迎铁牛来咱村》,一张《天安门前狂欢节》。第一张画上,画着一辆崭新的拖拉机,披挂着彩绸、红花,上边坐着一个短发姑娘。她用庄严掩藏着喜悦,两只手握着方向盘,从车门探出身来,跟一个拄着拐杖的白发苍苍的老汉讲说什么。拖拉机的两边,列成两堵墙似的拥挤的农民;拖拉机前边,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在引路,一伙穿着花绿衣服的孩子扭秧歌,一个中年人挑着长杆放鞭炮,几个小伙子使劲地敲鼓打锣……(那个时代的画能上画展的就能挂在家里,现在的好多画展上的画贴在家里都觉得晦气。)
高大泉看着,也像画里的人一样笑了。
另一张画上,雄伟的天安门,矗立的玉石华表,金水桥前,五星红旗下,人山人海,簇拥着穿着节日盛装的人,载歌载舞。那人群里,有穿着制服的领导干部,有穿着工作服的工人,有头上扎着豹头毛巾的农民,有披挎武装带的军人;有蒙古族人,有藏族人,有苗族人。有维吾尔族人,有打扮得新奇百样,各种少数民族的人,还有皮肤不同的外国朋友。所有的人,都是那样喜悦异常。欢呼声、歌唱声、乐器声,仿佛从那色彩缤纷的画面响了起来,震撼着人的心。(这两幅画是多大的信息量啊!)
高大泉,好似已经挤进这狂喜的人海里,不由得激动起来。
吕瑞芬没在屋里。
两个孩子挤在一条花被窝里睡着了。小龙的手里还拿着一本已经揉坏了的“小人书”;小凤歪着身子,一只小胖手伸出被外,搭在哥哥的胸脯子上。一张小桌子,放在炕梢;桌子上放着油灯,灯下有一个用白粉连纸装订的小本子,里边还夹着一只削得很短的花杆铅笔。
高大泉搓了搓冻得冰凉的手掌,然后把孩子扶正,给他们盖好被子;不经心地打开桌上的白纸本。他发现那上面的字不是儿子小龙写的。尽管那些字的笔体是生涩的,但是小龙不会写得这样认真和工整。他又仔细一看,上端有个小标题一一《勤俭办社公约》。下边有简短的几条:
1.按着党支委扩大会的指示,全组进行了讨论和检查。都认为,我们副业组也有严重的劳动不好、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问题。有的社员,还用集体的柳条编小篮子。拿回家。有的社员用公家的毛线给孩子x(扎)便(辫)子。最后大家都认识到,这些问题都得坚决地改正。全组没有一个人反对。
2.从今天起,副业组的同志都要按时上工下工,跟到地里干活的社员一样,不能晚到早走。一定要回家做饭的同志,要提前走,得一齐走。回家奶孩子的同志,也不能一去好长时间。
3.不随便用集体的东西,一根线头也不往自己家里拿。有人拿。就开小组会批评。都要敢批评,不怕得最(罪)人,也不对敢提意见的人不满意。
4.爱喜(惜)原材料,段(断)了条子不乱扔。不专挑好条子用。要照规定打(搭)配用。每天下工时,要把没用完的材料收拾好,不放下就走。
5.炉子论(轮)班管理,每天一个人,谁也不乱X(捅),不乱加没(煤)球。论(轮)班的人,下班前一定保证把火风(封)好,保证不浪费引柴。
6.晚上不加班,不到工作间点集体灯油、用集体没(煤)火来这里玩。都到俱乐部去,跟社员在一起活动。
7.……
(刚刚学文化的吕瑞芬,带领大家制作的“公约”,一字一句多么认真。艰苦创业初期,不允许一点的铺张浪费,更不允许“薅社会主义羊毛”。两百年前,法国的冉阿让偷了一块面包就要判罪。而五六十年前,某位女社员用集体的羊毛给对象织毛衣,只是被批评教育。后来这件事还被精英们搬到春晚的舞台上,作为对那个时代的控诉。)
高大泉觉着挺有意思,捧着本子,站着看了一遍,又坐下来一字一句地看了一遍。他已经认出来,这是媳妇吕瑞芬写的。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只知道吕瑞芬跟钱彩凤两个人比着赛地学文化,却不知道吕瑞芬进步得这样快。她不仅能看书、读报,还会写这样成文的东西,而且写得这样有条有理,一看就明白了意思。他看明白了媳妇写的这个“公约”上的意思,心里又十分感动;那上边的“意思”,正是他。回村以后,开了一个支委扩大会,要为改造大草甸子做准备,在群众里边的反响呀!他用那铅笔把“公约”上丢掉和写错的字改过来,又反复地看了两遍。他的心里猛然一动,暗想,这不光是群众的“反响”,也是群众给党支部出的好主意;要是把这种订公约的办法,推广到每个农业社的各生产队和生产组,还有各种专业摊子去,不是比光让社员在会上讨论来讨论去地更切实、更能实现支部的想法,更能使社员受到教育吗?他越想越觉得媳妇对他的这个启发很重要,就下炕穿鞋走出屋,站在两个院子中间,喊一声:“二林,你嫂子哪?”钱彩凤回答说:“她串门去了,”
高大泉想:到人家串门,怎么会这么晚不回来呢?他没有再说什么,就急忙地走出大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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