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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国家治理

清承明制。揆诸地方访察体制,可谓此说不误。然明清地方访察体制中“宪访”官员的构成,则明与清之间,在继承之余而稍有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明代地方访察体制中,巡抚、巡按、府推官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明代,巡抚的职掌是“抚绥善良,节制将领,以养吾民者也”;巡按的职掌是“按问贪残,断击豪恶,以养吾民者也”;至于府推官,其职掌是“察盘”,在明代有“小院”之名。一至清代,在地方政治架构中,不再设巡按、推官,随之访察职掌转而由总督、巡抚承担。在明代,“抚按”并称;入清以后,则转而变为“督抚”并称。二是明代“抚按”访察,与清代“督抚”访察,因职掌有异,而访察有所不同。在明代,抚按为临时性的添设官;在清代,督抚为地方常设封疆大吏。在明代,巡按御史专为“察吏安民”而设,通常是在有限的岁月内巡历一省之地,“一切行宜,不得不急迫以副职掌”;至清代,巡按已罢设,转而代之以督抚,莅任之后同样行访察之职,但督抚为“封疆弹压大吏”,对于所有棍蠹,可以“悉心体访,渐次捉拿”,不必太为急迫。

明清地方的访察体制,大致通过“旌奖”“拿访”而付诸实施。此即所谓“善有旌奖,恶有拿访”。然从明清两代地方政治与司法实践来看,廉访官评过程中的访察,很多出自权贵之口,常常虚实各半。至于其中的旌奖,亦多由“攒刺之巧”者所获。两者之中,唯有“拿访”一途,尚可“少惕刁顽,稍为良民吐气”。只是在拿访过程中,被访拿之人,通常也是“出入于问官之心,高下于权书之手”,访拿者很少能做到情罪得当,杜绝奸欺。换言之,当浊乱之时,原本的访察“恶人”之举,反而会被人假借做一些“罔民之事”。有鉴于此,有人为了矫正此类弊端,主张停止访察。如此举动,当然正如顾炎武所言,也是“无异因噎而废食矣”。

公平而论,访察体制得失并存。就“得”的层面而言,在地方官员考察与地方治理上,访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作为一种“治法”,最为关键的是还需要有“治人”,从而得以真正地实施。这显然已为明清之际四位著名的巡按御史的地方治理实践所证实。这四位巡按御史,分别为祁彪佳、张慎言、秦世祯、李森先,堪称实践访察体制的典范。祁彪佳,史称其“执法如山,精绝吏事,几于降魔照胆”。在明末巡按吴中,“元凶巨奸,搜访毕尽”,访拿恶人,深为百姓所赞。譬如他在苏州承恩寺中公开审讯元凶巨奸,“观者万人,元凶一人杖死”,百姓欢声如雷。在太仓,又访拿巨蠹董云卿,在州衙门前“笞一百,不死,以绳牵其吭,立毙,陈尸三日”,百姓望之如雷霆青天。清顺治七年(1650),张慎言巡按吴中,风裁凛凛。刚到任,就“禁铺设,禁拔富,禁衙蠹,禁司道总差快”,州县无不“懔懔奉法”。当时衙蠹周宗之,贪赃数十万,被张慎言访拿,“杖之,不毙,乃牵死于狱。已殓,仍剖棺验尸,露暴丛冢”,奸吏为之股栗。秦世祯在顺治年间巡按吴中时,通过访察而落实地方治理:一为惩治“贪赃为暴者,率累累缚至”,其中太仓兵备道胡以泓、常熟知县瞿四达,均因“贪秽”“贪酷”而遭逮系;二为访拿“把持上官,脔嚼细民,专事罗织”的奸胥,有沈碧江、邵声之、钱望云、陆显吴、张执之、陈止生等人,他们或牵死狱中,或杖头立毙,锄恶如去恶草,“平民酹酒称快”。李森先继秦世祯之后,巡按吴中。在任期间,将“大憝元凶”一一擒治,“根株尽拔无蘖”。如优人王子玠(又作王紫稼),与豪胥奸吏相交,后“弃业不为,以夤缘关说,刺人机事”,成为豪胥奸吏的耳目腹心,甚至奸污良家妇女,收受馈遗不可胜计,最后被李森先“廉得之,杖数十,肉溃烂,乃押赴阊门,立枷,顷刻死”。又有一位姓金之人,是当朝宰相金之俊的族人,“恃势横甚,而家亦豪贵,为暴甚多”,甚至做下杀人之事,最后被李森先“廉得之,急收捕,并讯杀人事,决数十,不即死,再鞫,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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