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窝访”,清代的史料有如下解释:“其省郡之地,又有神奸大猾,纠聚无赖,勾连各州县造访之徒,主于其家,操谋设计,吓诈横行,名曰‘窝访’。”如在山东兖州,专门有一些“刁黠之徒”,他们“挟短长持吏,即藏匿侦事之人,为之主名,以张威于里”。可见,所谓窝访,就是“藏匿侦事之人”的窝主,其目的在于“挟短长持吏”。明人管志道的记载进一步显示,窝访大抵是指“卖访的窝家”。这些窝家,大多设立于各处水路要冲之地。明代巡按御史等上司衙门“访拿凶恶”,其通常的程序为:巡按御史将此令下达给司道官,司道官“委耳目于推官”,推官则“委耳目于胥吏”。而那些卖访的窝家,更是胥吏的耳目。卖访的窝家,可以将采访的有关官评、地方利病的“新闻”,买入卖出,借此获利。此即史料所谓“朝通赂以买入,暮通风以卖出”。
访察的本意在于惩恶,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却流变为“局骗”。明代的史料记载证实,地方有司官员在遇到上司委托采访之后,并非自己亲力亲为,而是将此采访任务交给下面的“奴隶之人”,借此聊以塞责。这些胥吏(亦即“奴隶之人”)在接受了官员的委托之后,将此视为奇货可居之事,必定前往窝访之家“买访”。这些窝访之徒,通常与各府州县专门从事采访之事者“相为通同”。窝访家中的访事之徒,不是衙门积猾,就是地方棍徒,平日专门“采访官吏政绩,搜求民间是非,编成联句,列为条款,集稿以待来索”。由此可见,一旦访察的事实来源于窝访之家的采访,那么,势必造成“爱憎出乎其心,死生出乎其手,案前之虚实未分,而袖中之军徒先定矣”的结局,完全违背惩恶扬善的本意。
窝访之徒获取采访而得的姓名,将此姓名卖给买访之人;买访之人得其姓名,再依次“转闻于巡按”。巡按一至其地,就按照原来访单上列出的姓名缉拿,不管访单的真假,先行解赴巡按衙门。窝访的存在,显然导致了以下的结果:一方面,真正元凶大恶之辈,怕自己被采访,就互相结交,反而得以漏网;另一方面,那些良善无辜之人,偶因睚眦细微之事,往往落入陷阱。更为可怕的是,一旦窝访的声势大张,那么府之首领以下官员,州县佐领以下官员,卫所指挥以下官员,全被窝访笼络,并与他们交好,甚至“帖具官衔,处以宾礼,厚其馈遗,要一奉十”,其目的就是免于被访察。反之,那些特立独行且耻于诡随的官员,反而被窝访之家陷害,落入被访的名单。其结果,则以惩恶之典,反开局骗之门,成为地方的一大祸害。
与窝访相关相连者,尚有一种“通家”。窝访之家的党类甚多,再加之在访察过程中,耳目太多,机事欠密,遂使窝访之家大开骗局,这在当时称为“通访”。“通访”一称,大抵已经证明窝访与衙门书役、积快勾通的实情。如明人吕坤云:“窝访奸民与各衙门积快为通家,以报怨诈财为得计,大奸巨恶投托得以藏身,富户良民无辜忽然被祸。”可见,所谓“通家”,实则是指与窝访奸民相勾通的衙门服役人员,包括各房书吏、衙役及民快。明代的史料中,亦有要求“革各房通家之弊”之说。所谓“各房通家之弊”,通常是指上司来州县访察时所形成的一种行政弊病,一如明人佘自强所揭示:“上司来州县访事,多本州县吏书、衙役为耳目,吏书、衙役遂借此以自行胸臆。一为正官所苦,便媒孽正官;一与乡党不和,便媒孽乡党。衙门内外,无一不被其毒。”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杨嗣昌在上疏中,亦直言窝访、通家把持地方访察已成一种通弊。他认为,通家、窝访操弄官评,还是因为巡抚、巡按与州县相隔。巡抚、巡按访察州县的吏治、官评,因为与州县相隔,只好“每事必询之道府”;道府同样与州县相隔,只好“每事必询之刑厅”;刑厅未尝不与州县相隔,也只好“每事必询之书快”。杨嗣昌疏中所提及的“刑厅”,指的是府推官,在明代又被称为“四衙”,足见府推官在明代地方访察体制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在实际行政及司法过程中,所谓“天下之吏治官评,什九出于刑厅”,实则“什九出于书快而已矣”。
随着窝访势力的扩大,“访行”开始出现了。这是一种专门服务于地方访察体制的机构,亦即成为上官访察“州里之豪”时的耳目。访行的成员,多由“倾险狡悍之甚者”组成,且成为“奸人”的窟穴,甚至可以“执一县生死之柄”。
入清以后,棍徒借助于上司衙门的察访而招摇撞骗,亦相当普遍。雍正二年(1724),河南巡抚田文镜在上疏中揭示,当地方官三年大计之时,一些“不法棍徒”及巡抚、司道衙门中的“书吏承快人等”,假借“奉差察访”的名头,寓居于僧寺道院、关厢饭店,招摇撞骗,而那些地方官员也“希图瓦全,不惜买嘱”,随之导致“蠹书”在中间穿针引线,暗地里得“赠金以饱贪囊”。
更有甚者,在清代的吴浙之间,与地方访察体制相伴而生的窝访,其势大增,且借助于“造访”“卖访”“做访”“换访”“借访”“干访”等行为举措,从更深层面把持地方访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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