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讹言谣传的制造者而言,造言之人亦是形形色色。细加勾勒,大致有以下几类人,最为习惯于制造谣言:
一是读书士子。如在湖广宝庆府,士风开始发生转向,已从“守其师说”转而变为“邮讹造谤”。史载宝庆府的士人,起初是“葛巾素服”,一望即知是读书的士人,且能做到坚守“师说”,言必称“某先生之言”。其后,则发生很大的变化,士人之口,不再用来“穷经说礼”,而是用作“邮讹造谤”。此外,生员落魄,仕进无门,成为山人游客之后,亦擅长制造流言蜚语。明代山人乐新炉堪称典型一例。据史料记载,乐新炉是江西临川人,原本是国子监的监生。此人颇有才智,至京城之后,凭借捭阖之智游于公卿之间,甚至一度入于大珰张宏幕下,太监冯保得罪于神宗,就是张宏采纳乐新炉建议授意科道弹劾而致。乐新炉是万历年间朝中诸多政治性谣言的制造者,史称“多造口语,人多畏恶之”。万历十九年(1591)冬,刑科给事中王建中,专门上疏,纠劾乐新炉。从奏疏中可知,乐新炉所捏造的“飞语”颇多,如将邹元标、雒于仁、李沂、梁子琦、吴中行、沈思孝、饶伸、卢洪春、李植、江东之称为“十君子”;将赵卿、洪声远、张程、蔡系周、胡汝宁、陈与郊、张鼎思、李春开称为“八狗”;将杨四知、杨文焕、杨文举称为“三羊”。继此之后,他又大造谣言,云:“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与三羊。”
二是“无籍之徒”。在明清两代,无籍之徒有时就是无赖流氓的代名词,他们通常也成为谣言的制造者。如成化年间,各乡村之地便有无籍之徒,他们捏造妖书妖言,煽惑人心,图为不轨。明代的史料记载也说明,江南很多市镇的讹言,均为一些领袖无赖子的“魁猾”所造。他们不但开赌博,张骗局,贩盐窝盗,甚至“兴讹造言,无所不至”。一旦异说经他们制造之后,很多人随之“附丽”,“显为民害,暗酿乱端”。
三是妖僧妖道。如弘治年间,妖僧李道明,撰写妖词歌唱,蛊惑人心,从而讹诈财物;万历年间,妖僧李圆朗制造妖书煽动人心,进而谋划在广东始兴县谋乱等。嘉靖三十四年(1555)秋,杭州民间百姓中讹传的“马祖师”,其实就是一位妖道。民间将马祖师妖魔化了。或称其“能入人家,迷惑人至死,变幻飞走,异形多能,为蝴蝶,人御之,则刀枚反伤其人,或害及家人妻子”;或称其“能剪纸为兵,念咒即能布阵,夜入人家,男妇睡时,多为所压不能醒,虽醒,气犹索索不苏,有因而死者”。关于马道人的传言,开始起于苏州、常州,而后盛行于湖州,不仅士民崇信,甚至有名的仕宦大夫,也受其愚弄。流风所及,杭州、宁波,甚至广西,均有关于马祖师的传言,可见其影响之广。马祖师不仅成为民间讹言的神化对象,更是谣言的直接制造者。他声称:“以盆水照影,则贵贱迥别:或有影带貂珰、幞头、纱帽、兜鍪诸色,种种奇怪者,亦有带平天冠如帝王像者。”照影之后,他就署名簿籍,借此预定官爵大小高下,将来大率如所见之影。云云。
四是溃逃的军兵。如明代北方边地流言的传播者,大多是“比先弃城逃走之徒”,他们或托故存留在京,或怨恨拘发原卫,侥幸脱罪,不知感恩,于是“更造言以为得志”。
至于讹言谣传的传播者,若是细加探究,除前面提到的市井闲民之外,以下三类人群,则最为引人瞩目:
一是旅食于京城的“罢闲官吏、山人词客”,通常多是谣言的传播者乃至制造者。正如史料所言:“更有一种罢闲官吏、山人词客,谈兵说剑,旅食京师,有所望而不遂,闻国家有事,喜动眉宇。或播煽流言,讪谤当事;或虚张虏势,摇惑人心。捉影捕风,以耳传耳,其中更有乘机遘会,或自己呈身,或代人营干。若下驱逐之令,益滋怨讟之口。”
二是“三姑六婆”。毫无疑问,在明清两代,三姑六婆已经成为“新闻”的传播者,以至很多士大夫家族的家训中,大多告诫自己的家族内成员,不只娼妓不许“出入门内”,即使是三姑六婆,也必须“勿令入内”,“万勿令得往来”。究其原因,就是三姑六婆这类人,“或称募化,或卖簪珥,或为媒妁,或治疾病,专一传播各家新闻,以悦妇女”。除传播各家新闻之外,三姑六婆有时还会“暗中盗哄财物”,甚至“诱为不端,魔魅刁拐,种种非一,万勿令得往来。至于娼妓出入门内,尤为不可”。
三是“老鹅头”。顺治十一年九月,南明郑成功等率兵从海上北伐时,曾在松江府上海县一带引起地方骚动,一时讹言四起。姚廷遴在对此事的记载中,有云:
城内惶惑,更有几个老鹅头说讹话云:“方才舡上送起纱帽一顶,员领一件,安民告示一道,要知县穿戴投降,他明日竟到松江去也。”又有老人说:“此王者之师也,不用相杀,竟来招抚,明日通要包戴网巾了。”纷纷讹说不一。
文中明言“讹话”的传播者是“老鹅头”与“老人”。“老人”其义明晓,不必赘言。唯“鹅头”一语,需要稍加辨析。“鹅头”一称是苏州俗语,通常是指愚蠢之人,一如杭州之称“豺头”,嘉兴之称“酒头”。鹅头一称,除专指愚笨之人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专门讥讽那些“顽傲”之人。由此可见,姚廷遴所谓“老鹅头”,实则有两层含义:一则指愚笨老人,二则指久已顽傲之人。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