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讹言谣传疯传之时,地方的一纸安民告示,对于防治讹言、抚辑民心显然很有必要。至于那些制造、传播流言者,朝廷与地方官员更是将他们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加以惩治。从国家法律层面来说,在明代,但凡制造与传播讹言、妖言等,均与叛逆、强盗相同,将此类行为归属大罪,一概交由锦衣卫镇抚司治理,而不是三法司。“狱具,虽法司大臣,无敢出入。”又从成化、弘治年间就诏狱下发的各项圣旨来看,只要是制造或传播“妖言”之人,大多下旨“好生打着问”,显然不同于一般的“常犯”。
针对讹言、妖言,法律惩治条例如此严厉,固属必然。若是将视角转向地方官员的行政与司法实践,对流言、讹言、妖言之类的流播,同样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惩治之法。如明代中期,叶盛针对北边广泛流播“虏警”流言,则上疏要求朝廷特降圣旨榜文,授予地方官特别的权力,凡是有人“倡为异议流言,摇惑人心”,则允许地方官“指实参处,以极刑示众,仍籍其家”。吕坤出任山西巡抚时,曾专门规定:那些“造言之人”,只要“无端捏事,见影生风,或平起满街议论,或写贴匿名文书,或擅编歌谣剧戏,或讲说闺门是非”,若是因此而出人命,必须与人抵命。其余者,一旦经过乡约人等指实,“即便绑缚到官,有司尽法重治,遍于城市乡村游迎,仍写奸诈贼民某人大字竖牌一面,钉于本犯门左,申明亭纪恶,朔望念堂,良民不与为礼”。崇祯末年,刘宗周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时,疏呈《乡保事宜》,其“惩恶条例”中,就列有“讹言惑众”,且在“约备”条中,建议“其讹言者,以军法论”。又在《乡约事宜》中,刘宗周进而补充道:“凡道路流传之言,不得转相告语。传讹者即是生讹之人,法在不容。”
揆诸明清时期兴讹造言的历史事实及其传播途径,将信谣、传谣的责任一概推诿于百姓之愚,既不符历史的真实,更有悖于史家的求真精神。俗语有云:谣言止于智者。此语实当从三个层面加以解读:
其一,无论是讹言、谣言,还是妖言,其兴起乃至流播的最大特点,就是“凭诸物,假诸灵,一夫说,万夫腾,无翼而飞,无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无所而相惊”。假若纵而勿问,则会“因是而为乱”;如果从而治之,则又“窈冥不见踪迹”。面对讹言谣传,理应奉持曾子之说,即“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辞,不陈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亲人必有方”。关于曾子之言,明末大儒刘宗周曾作如下诠释:“流言,如水之流而无定也。言而无主,流莫甚焉。折人以辨而不穷,陈己之长而不逊,皆流言之导也。君子不唱流言,故言必有主。言有主,则行有法矣。”清人惠仲孺在论及君子面对讹言时,也主张应该“镇以静”,其实就是曾子“不唱流言”说的翻版。细究曾子、刘宗周、惠仲孺之意,实则俗语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历史的事实确乎已经证明,谣言可以止于智者。如隆庆元年(1567),在大江以南,广泛传播朝廷要选取宫人的流言,民间百姓家中凡是八岁以上的女儿,一概出嫁,良贱为婚,不可胜计。当时桐乡县乌镇人陆相,有一年方20岁的女儿,众人劝告陆相从权将女出嫁,而陆相却说:“万万无是事也。皇家选宫女,须用北人,南人必不与选。万一我女与选,何福胜戴?吾当亲送入宫耳。”陆相并未将女匆匆出嫁,而是以礼“如期于归”。此即谣言止于智者的典型个案。
吊诡的是,信谣、传谣者并非仅仅限于下层的愚民百姓,有时知识人、官宦同样是讹言谣传的信从者与传播者,甚至是推波助澜者。换言之,知识的多、官爵的高,并非成为智者的必备条件,有时反而普通的百姓倒是真正的智者。已有的诸多史料已经证明,很多知识人颇喜记录讹言谣传,并借此大加附会,作为后世动乱的一种征兆。即以明代广泛流播于江南的选秀女谣传为例,一些士大夫也称不上真正的智者。在面对朝廷选秀女的讹言时,“虽宦家往往摇动”,就是最好的例证。
其二,讹言、谣传,一旦经人以讹传讹,风靡于世,就会导致人心惶惶。清初学者张履祥将讹言列入“灾异”类加以记录,足见谣传引发的恐慌可以导致一场大的灾难。即以明清时期广泛存在的选秀女谣传为例,一言之讹,有时确乎“令人间忽辟一夫妇世界,鸳鸯系足,不知费仙人几许赤绳也”。讹言流播之下,匆匆嫁女,致使鸳鸯错配,最终导致许多婚姻悲剧。嘉靖末年嘉定节妇殷氏,即为讹言流播而导致婚姻悲剧的牺牲品。若以明代倭警讹言流播为例,正如前述,同样造成了“蹂躏死者甚众”的死伤恶果。更有甚者,妖则有形,讹则有声;妖讹相仍,奸宄其兴。可见,许多妖言、讹言背后有着造谣者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至有导致“奸宄其兴”的谋叛之举。就此而论,清人惠仲孺进而提出的“绳以法”之说,即借法律对造言者加以惩治,实有禁止讹言谣传进一步流播之效。
其三,讹言、谣传的传播,单凭事后法律的惩治,并非一劳永逸之计。当讹言、谣传盛兴之时,官方及时出台的安民告示,固然可以收安定民心的一时之效,但单纯依靠官方的禁令、告示,终究并非长久之计,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出现“官愈禁愈以为实”的尴尬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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