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一些时代性的社会原因,明清两代谣传盛行。谣传一旦广泛流播,轻则导致民心惶惶,错配鸳鸯,重则导致死伤事件,甚至有些流言背后的舆论效应,更会动摇统治者的统治基础。为此,无论是法律条文,还是地方官员的行政、司法实践,均对谣传采取重治之法。
(一)谣传盛行的社会原因
明清两代谣传的兴盛,固然有历史传承的因素,有时也确乎与“愚民无知”颇有一些关系,然若深究之,则必有时代性的社会原因。统而言之,大抵有以下两个:
其一,官方言路及信息传播系统不畅,导致讹言四起。在明清时期,除官员士大夫得以从邸报中了解朝廷部分信息之外,普通百姓很难获悉官方消息。对于在朝官员而言,或塘报不通,或事涉军机的奏疏留中而不发抄,同样会引发官员的私下猜度与议论,进而导致讹言四起。即以明末崇祯朝为例,由于塘报不通,直接引发“讹言煽动”,甚至出现了“无端捏造飞语”之人。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杨嗣昌在上疏中言:
自边寇交讧,声唳屡惊,兼以好乱之人讹言煽动,自近及远,益觉皇皇。今春畿南偶有土寇抢掠,村庄遂喧。传敌骑再至,男妇奔入都城,势不可遏。虽通行晓谕,终不相信。迩因皮岛溃失,道路之口更复纷纭。臣以为调度军机不应泄露者,自当加谨秘密。若边腹塘报,仍不妨抄传与众兵知,使远近无事于揣摩,而奸徒莫容其鼓煽,未必非安定人心之一策也。
从杨嗣昌的疏中可知,当社会动荡之际,边地、腹里塘报不通,以及好乱之人的“讹言煽动”,难免会引起人心不宁;再加之“道路之口更复纷纭”,更是造成“长安之中以耳语耳,几于乱真”。为此,杨嗣昌在疏中建议,由皇帝敕谕厂卫、五城缉捕衙门,先期禁止谣传,“敢有无端捏造飞语之人,即便严拿正法。立惩一二,以警其余”。崇祯皇帝为此下旨:“塘报不关机密的,准照常抄发。有无端擅造飞语的,着厂卫城捕衙门严拿正法,毋得徇纵。尔部仍行申饬。”
崇祯十一年,面对清兵突然入关之势,杨嗣昌建议罗致人才,以御清兵。总督卢象升得以被崇祯帝召见。由此,引发了朝臣的诸多议论,甚至不乏流言。究其原因,就是有关军机的奏疏,照例留中,不发兵科抄出,群臣无法知道实情。对此,杨嗣昌在崇祯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上奏中有如下揭示:
乃军机奉旨严密,条奏蒙谕留中,阴阳疑揣之端自是而起,异同构斗之隙不卜其终。臣不得已将一二题稿密传臣部坐门司官,质之九卿科道。同坐门者代臣求益,盖欲同舟之人略知篙橹邪许之事,以息捕捉风影之谈。而臣心如是之苦,流言如彼其兴。除另奏请裁外,臣思无可奈何,必祈我皇上俯采刍言,广收群策,将前此留中者俱下臣部看详。
可见,无论“流言”的兴起,还是出现诸多“捕捉风影之谈”,均源于有关军机重务奏疏的不发抄,最终导致流言四起。崇祯帝在读了此疏后,下旨云:“兵事贵密。诸奏留中,面谕甚明,何庸疑揣?览卿奏,广收群策,朕知道了。该部知道。”尽管杨嗣昌关于战守之策,累疏百余,而且经过崇祯帝批红的奏疏或发给兵部,或发到兵科,却还是引起了朝野的猜测,甚至“流言四起”。
其二,地方风俗中好“新闻”,甚至“喜讹尚怪”风气的形成,无疑对讹言谣传的流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明清时期,诸如造言、讹言、妖言一类的谣传,已经相当普遍。在有些地方,更是形成一股流播谣言之风。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观之:
一是正如明人王稚登云:“吴风淫靡,喜讹尚怪。”“喜讹”导致造作讹言,“尚怪”更是让讹言有了流播的土壤。另有史料证实,在明代的苏州,已经形成一种好“新闻”的习俗。人们聚集在一起,一坐下,就“问新闻”。对此,李乐从传统的角度作了解读,认为这是“游闲小人入门之渐,而是非媒孽交构之端”。他进而认为,只有地方上“无新闻可说”,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好风俗”“好世界”。这一解读的根据,就在于将“新闻”等同于“讹言”,并认定讹言之“讹”,就是“化其言而为讹也”。
二是“杭州风”的形成,且其本身具有“撮空”的特点,足以证明明代的杭州已是“讹言”成风。史称杭州风俗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譬如某处有异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丑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当面质疑,似乎如亲眼所见一般,其实就好像风一样,起无头而过无影,不可寻其踪迹。外地人抓住这一点,毫不客气地直斥为“杭州风”,并造出一则谚语加以讽刺,道:“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
三是在湖广京山县,传播谣言,更是形成一种风气。李宗定《京山竹枝词》云:“紫气氤氲帝里东,南新开市杂其中。一年好事无多少,只有谣言疾似风。”所言即此。
(二)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
讹言、谣传的兴盛,实有赖于制造谣言、传播谣言者的广泛崛起。据明末人杨嗣昌的奏疏可知,那些政治性的讹言谣传,其传播途径大致如下,先是“出之舆台皂隶之口”,而后“入之市井闲民之耳”,再经过这些市井闲民的流播,最后“轰轰殷殷彻于都市矣”。由此可见,讹言谣传的兴起中,既有造作者,又有传播者。两者相合,最后汇聚成一股不可小觑的舆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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