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二十一年间,东征事起、“江南讹传”,最终导致大狱之兴。据明人沈德符的记载,事情原委大致如下:东征事起之后,苏州府太仓州有一位士大夫,为桑梓考虑,“厚募拳勇,习骑射,备水师,慕义者因相从谈武事”。此人家世九卿,“席膏腴,负时名,初非有封狼居胥想也”。在他的号召之下,其家族中的佻达少年子弟,与同乡纨绔之辈,“骤见驰骋决拾诸事而悦之,益务招集健儿同居处,乃至沈命胥徒场伶市棍,未免阑入”,可谓鱼龙混杂。每次外出,弓刀侍卫,舆马鲜华,引起时人的关注。当时正好有一游士,素以气侠著称,亦预于诸公子之列,偶然通过福建的一位游客,向福建巡抚许孚远夸耀,称:“此曹世家子,能报国恩,且有小则保障一方,大则勤王千里之誉。”许孚远是老成人,心中独有疑虑,且私下担忧,就修书一封给江南巡抚朱鸿谟,让其廉知其中的真实情况。许孚远是湖州人,修书的目的,无非为吴越一地担忧,深怕有些不逞之辈,乘间窃起,并未说“诸公子蓄异谋也”。不料朱鸿谟一向“喜事”,在收到许孚远的书信后大悦,打算以此邀功,就与幕丁、偏裨等商量计策。这些幕丁、偏裨一直受到诸公子的轻侮,借此由头,“务张大其说,且谓变在旦夕,不先发,则江左必不保”。于是,朱鸿谟就通过露章将此事上奏朝廷,“直云连结倭奴,反形已具”,随后将诸公子收捕入监。在被捕的诸公子中,包括王世贞的爱子王士骕。朱鸿谟疏入之后,举朝莫晓其端。当时在朝的首揆、次揆均为吴越人,得此奏疏,无不错愕,不知所出,只是拟旨“抚按会勘”。明神宗得知此事,“意且不测”,幸亏阁中诸辅臣力持之,“得小挺”。许孚远获知朱鸿谟一疏后,大为悔恨,但事已无及。不久,朱鸿谟擢升南京刑部侍郎,许孚远次年亦入为大理寺卿,“事亦渐解”。最后的结果,则是王士骕因牵连此案而被剥夺“荫籍”,其他因此案而坐死者尚有数人,后均“瘐死狱中”。
通观整个事件始末,此案始于世家公子之比昵匪人,张于游士之好为捭阖,成于文帅之借端幸功。诸公子最后不至于夷灭,实属万幸。然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巡抚幕下幕丁、偏裨出于报复之心的好为捭阖,还是巡抚的借端幸功,他们的惯技还是借助于“讹传”而夸大其事,以便引起朝廷的关注,而后达到自己的目的。
万历三十七年正月初九日,北京民间盛传“虏警”的“讹言”。关于此,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上疏中有如下揭示:“今日臣入直,忽闻街市喧扰,安定、德胜二门,百姓扶老携幼,争入避虏。臣随遣人问之兵部,乃知达虏在边讲赏,而民间讹传,致此扰动。”事本无实,却因此引发民间的惊扰,甚至“城外人民讹言相惊,致九门尽闭”。
天启年间,山东“莲妖”徐鸿儒作乱,同样导致讹言四起,引发民间一时恐慌。这些讹言的流传,大多是在畿南广平府一带。王徵时任广平府推官,暂署知府一职。据他的记述可知,白莲教在畿南有不少党羽,其中有一位杜光辉,是永年县北乡的裁缝。平日里经常聚集徒众,收取香钱,号称“白莲教首”,实则不过是乡愚村夫而已。巡抚廉得其主姓名后,就密疏上报朝廷。杜光辉得知后,深感惧怕,“潜弃其少妇、家业而逃焉”。密疏上报之后,巡抚亟欲“扑灭之以靖地方,严檄下县急捕”,但不知杜光辉已远遁很久。永年知县得令后,多派差役缉拿,务期必获。凡是杜光辉“少妇、家属与其族党并缝衣徒众少有罣碍者,株连蔓引,咸捕系之,囚禁仓监,累累数十人。暑剧乏食,多致毙命。捕役勒限责比且再三,卒无踪影,而累系者莫之释也”。不料巡抚始终以没有拿获杜光辉为歉,再次露出要缉拿杜光辉的风旨。正月十五夜,突然有奸民张月,手执铁鞭,在乡村大声呼叫:“都老爷为杜光辉未获,发兵三千,目下洗荡我一十三村百姓,只尺将到,有身家、妇女的还不急急逃命?恐大兵一到,玉石不分!”乡人闻听之下,惊惶终夜,相率逃窜的男妇不下数千人。整个广平府城,人人震骇,惶惑特甚。为了平息到处散播的讹言,王徵下令严守城池,并与永年知县相约,要求其“速拿讹言惑众张月一名,便可根究主使倡乱之人;再拿一二沿路抢物人,便可立定此番攘乱。但勿先自张皇可也”。此外,王徵又手书“再有讹言惑众者立时斩首”的告示数十张,张贴于四门冲道。不久,将造谣的张月缉拿归案,同时又拿获抢劫妇女褡裢、衣物及驴的两人。在鼓楼前,王徵当众将张月责打80板子,抢物的两人各责打60板子,仍枷号通衢。随后,王徵又刊出“大字俚语告示”数百张,发到各个乡村张挂。因讹言流播而逃窜的人,在读了告示之后,纷纷回归乡井,“安堵如故,其乱始定”。经过对张月的仔细拷问,得知主使他传播讹言的人,是曲周县武举贾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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