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之后,引发大的社会变动,人们的神经变得更为脆弱,有时朝廷正常的一纸诏令,也会引起别有用心者的刻意解读,甚至导致讹传。据史载,南明弘光朝建立后,人心稍定。然弘光帝诏书内有“与民更始”一句。这原本是帝王即位诏书的套语,但一至民间,即信以为真,讹传为真的要“与民更始”,甚至还说“奴仆之辈,尽行更易,不得复奉故主”。于是,从上海至闵行、周浦、行头、下沙、一团,以及华亭各镇,千百成群,奴仆沿家索取卖身文契,甚至“奴杀其主,不一而足”。当时周浦沈庄有一位叫李长的奴仆,更是豪横异常。时任松江知府陈亨,有戡乱之才,派遣通判何洁(按:据《松江府志》,当作何源,宜宾人)至沈庄,将李长枭首示众,“诸恶稍为敛迹”。
在交战状态下,其中一方通常会采用散布“流言”的方法,以动摇敌方的军心。如顺治十一年(1654)郑成功北伐时,“先布流言,不曰今日破某城,即曰明日攻某地”,于是“往来之人因讹传讹”。其结果,则是“百姓皆兵火余生,惊魂未定,轻听浪传,遂生疑畏,甚至有欲携家出城避匿深山者”。从姚廷遴的记载可知,北伐之师从海上抵达上海之时,确实引起很大的骚动。城内之人惶恐不安,讹传纷纷不一。一会儿有几个老鹅头说讹话云:“方才舡上送起纱帽一顶,员领一件,安民告示一道,要知县穿戴投降,他明日竟到松江去也。”一会儿又有老人说:“此王者之师也,不用相杀,竟来招抚,明日通要包戴网巾了。”纷纷讹说不一。在讹传之下,百姓惊慌失措,各挟细软衣资,都出西门逃难。至于其逃难的狼狈窘况,姚廷遴身经亲历,有如下记录:“余同唐姑娘家表妹挤出西门,由西转北,过野栗树,至长浜姚侍山家安插。路上又逢大雨,狼狈逃命,甚有内眷从未经走路者,小脚泥泞,一步一跌,牵丝赶队,冒雨而奔,惨状可怜。”
除上述承平时期选秀女谣传与动乱时期讹言四起之外,若是再加细分,明清时期的讹言谣传,尚可包括以下三类:一是政治性的讹言,其中不免暗含造言者的政治目的;二是有关僧道政策的传言,亦曾引起一时哄传;三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传言,有时甚至涉及妖魔鬼怪一类的民间信仰。
众所周知,明世宗入承大统之后,出于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目的,遂有改祧之议,由此引发“大礼”之议。议定之后,因议礼而失势的一方显然并不甘心,随时伺机而动。嘉靖二十五年(1546)四月初五日的一场大火,终于让那些失势者找到了由头,进而大传讹言,以发泄对嘉靖议礼新政的不满。关于这次讹传火焚宗庙一事,明人沈德符有如下详细记载:
嘉靖二十年四月初五日未申时,东草场火起。京师人遂讹传火焚宗庙,远近惶骇。至暮大雨雹,且风霆大震,咸谓灾止草场,今且熄矣。夜分以后,火忽从仁宗庙起,延烧成庙及太庙,各庙尽付煨烬。惟新立睿宗庙独存,果应讹言,真可异也。按成庙旧号太宗,先是十七年改称祖,而兴献帝称宗,其主与成祖同入庙,说者谓文皇帝神灵不豫使然,或有云诸庙尽毁,独留新庙,亦祖在天之灵不安于并祀,因有此变。讹言之发,盖神告之矣。
“讹言之发,盖神告之矣”,如此云云,无非借助于神灵而张大其事而已。若是细究其事,火焚宗庙发生之后,随之而生的讹传、讹言,以及对火焚事件的解读,如“说者谓文皇帝神灵不豫使然”,以及“或有云诸庙尽毁,独留新庙,亦祖在天之灵不安于并祀,因有此变”,一场大火引发如此过分的解读,这一讹言背后的政治意味已是昭然若揭。
明代自万历末年以后,党争大盛,随之而来者则是政治性谣言的勃兴。史称万历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仇,门户之争固始而不可解”。其中所谓“讹言朋兴”,背后自然暗寓打击政治对手的目的。天启年间,东林与阉党相持不下。进入崇祯朝,逆案一定,党争暂息。即使如此,名列逆案中人,一直在等待时机,希望为自己翻案。据吴应箕的记载,崇祯九年(1636),当南京乡试之时,正值“北警”,南中拟出兵勤王,于是“讹言不一,诸生一日数警”。至于其中所传的“讹言”,“时有言皇上先以兵三千送储君来南也”“又言福藩亦起兵自卫矣”,其实“绝无影响”,不过是一些政治性的谣言而已。这些“讹言”的出现,其实均来自原先列于逆案中的官员。他们翻案不遂,所以就庆幸国有大难,或“造为蜚语,以摇动人心”;或“先造讹言,冀以摇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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