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见解,在清代学者或地方官员中亦广泛存在。如陆陇其说:“人情波靡,机事横生,已难使之无讼,惟尽吾情以听之而已。”细绎其意,达臻“无讼”的理想相当困难,只能通过“听讼”这一环节而达到“省讼”。陆陇其任灵寿知县时,在所出告示中,同样明确表达了“息讼”之意,认为“健讼”之风,最为民间大患,希望治下百姓均能成为“耕田凿井之民”与“孝友睦姻之民”,而不是“匍匐公庭之民”,甚至“便给善讼之民”。又陆陇其在任嘉定知县时,其司法实践也是通过“听讼”而达到“无讼”之境界。史称:“其听讼也,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调停家事,渐成无讼之风。有兄弟争讼不休,公谓之曰:‘弟兄不睦,伦常大变,予为斯民父母,皆予教训无方之过也。’遂自跪烈日中,讼者感泣,自此兄弟式好无尤。”黄六鸿亦明确指出:“地方官纵能听讼,不能使民无讼,莫若劝民息讼。”他进而认为,“息讼”之要,主要包括以下两点:一是“平情”,二是“忍”。可见,这也是在“听讼”中寓“息讼”之意。而戴杰更是断言:“当今之世,而欲几于无讼,亦断断乎不可必矣。”所以,他尤其强调“清讼”的必要性,认为这是“听讼者”的职责,需要相当慎重,亦即“审呈词以判虚实,惩唆架以安善良,严传限以禁差扰,速讯结以省拖累”,最后达到清讼的效果。此外,刘时俊承认“滥讼”之害,所以倡导“息讼”,不过他同时认为,息讼有道,“若以厌事之心求息讼,讼更不可息矣”。显然,也是通过听讼而达到“息讼”。而汪辉祖更是认为,若有争端,“总不如忍性耐气,听亲党调处,归于无事”。鉴于此,汪氏进而提出“断案不如息案”的观念,认为与其“听断以法”,还不如“调处以情”。刘时俊亦作《续情说》一篇,以“情”调节家庭、宗族乃至邻里之间的纷争。他认为,“天地间合成一个‘情’字,乾坤不毁,情相续也”。所以,他主张凡有争端,必须以“解纷为主”,“对兄劝友,对弟劝恭,对亲邻劝和睦”,不惟可以息一时之讼,而且能“阴消数世祸”。
在倡导“息讼”观念的过程中,在明清两代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却开始出现了一种“息供”的风气。关于此,李乐有下面的揭示:
今日非奉敕旨明文,不知谁人作俑,倡为“息供”两字,原告硬中需索,被告悉如意,即具息到官,官一切准允,不加详察,虽抚按衙门贤者,在上犹然甘心为之。嗟乎!此劝民好讼之妙术,余不知其可也。
所谓“息供”,其实就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自相和解。尽管李乐对此风气持批评意见,但这种“息供”现象在当时显然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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