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究竟是“乡土社会”,抑或“好讼”社会?显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毫无疑问,明清两代是一个社会的变迁时期。若以法律诉讼为视角,社会史层面确乎发生了巨大的转向,亦即从“乡土社会”逐渐向“好讼”社会转变。进而言之,人口的广泛流动,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好讼”风气的形成。如明代凤阳府天长县,民风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即从“质愿”转向“虚浮”,又从“力本”日趋“末艺”。更为甚者,来自江西、福建、苏州、徽州歙县的“流奸”,往往因为“避罪”,而纷纷逃匿到天长县的铜城、汊涧、杨村等镇,“结党煽祸,起灭教唆,而争讼渐烦”。又如扬州府之高邮县,其中的工商业者,均为“浮寓”之人,而非“土著”,结果导致“或习为健讼,喜侜张而寡情实”。
那么,对明清“好讼”社会又当如何看待?就社会史的层面而言,正如清朝人黄中坚所言,明清时期是一个“横逆”的社会。所谓“横”,就是“强凌弱,富欺贫”;所谓“逆”,则为“贱妨贵,小加大”。按照传统的观念,为治之道,关键在于使民各安其分,亦即上下、贵贱、贫富之和谐相处。这正好是“乡土社会”的基本特点。一旦小民“犯上无礼”,亦即礼教秩序沦丧,就会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好讼”风气的形成,显然与“横逆”社会桴鼓相应。
尽管明清很多地方官员受传统的“无讼”观念的左右,希望通过“息讼”而“养民财力”,而且民间百姓遇到细末琐事,亦希望通过调解而和息,然值得关注的是,民间百姓一旦遇到“情关迫切,势难缄默者”,还是不得不“赴官鸣控”。再加之明清社会的巨大变迁,最终导致“好讼”社会的形成。
在剖析明清“好讼”社会时,下面三点无疑值得格外关注并加以重新认识。其一,按照传统的观念,讼师这一职业显然被归于“莠民”之列,地方官员还刻意加以渲染,将“好讼”风气的形成归于讼师之唆讼,借此推卸在任期间的责任。平心而论,讼师固然有唆讼及与衙门书役勾串的一个面相,但明清讼师行业团体的出现,以及讼师独立于衙门之外的司法角色,无不使其具有向近代律师转化的另一面相。其二,传统中国的法律,以伦理为立法的基础。如细玩《大明律》的立法宗旨,无不体现一种重视伦理的特色,亦即“导人修德”“刑以弼教”,其目的则是使人趋于“仁”。但从明代中期以后的司法实践来看,伦理因素开始逐渐消解,亦即“典狱司法”之官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不再受传统伦理思想的约束,而是“因子而杖父,由侄而刑叔伯,以弟侄故而罚及其兄”。这显然也是一种新动向。其三,在明清两代,无论是负责诉讼审判的地方官员,还是参与诉讼的民间百姓,并无“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概念,仅仅是将“狱讼”之事分为以下两类:一是“要者”,亦即紧要的讼事,包括人命、强盗、逃奸诸事;二是“小者”,亦即因微末小事而引发的诉讼案件,包括户婚、田土一类的诉讼。但一至清末民初,上海租界的华人居民,对法律已经有了自觉的意识,亦即不再是只知守法的“愚者”,而是成为“借法律以养成社会良好习惯”之“公民”。这种公民意识的存在,一方面体现在他们已能明确区分“民事”与“刑事”,知道“命盗斗殴应向捕房控告,钱债人事应向会审公廨控告”,另一方面则已知悉官吏不可“私逮擅逮”,传统公堂衙门的“牌票拘人”,属于一种“私拔人”的违法行为。
综上所述,在明清两代,尽管儒家传统的“无讼”观念仍有遗存,而且部分渗透到当时的司法实践中,但就明清时期的社会现实而言,确乎可以称之为“好讼”的社会。于是,“无讼”的理想与“好讼”的现实必然产生冲突。其冲突的结果,则是明清两代的学者对“无讼”重新进行理性的思考。其思考的结果,则是认定“无讼”并不是一种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而是通过具体的“听讼”过程而达到司法公正。于是,随之而来的则是“息讼”观念的流行,以及“息供”“省词讼”一类司法实践的普遍化。
所谓“好讼”“健讼”,其实尚蕴涵着下面两层意思:一是朝廷法律通俗化的进程固然使一般民众在知法以后不再触犯法律,但同时也使一部分百姓在遇到不平之事时,知道通过现有的法律程序,诉诸公堂,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二是民间百姓一旦懂法,为一些纠纷而诉诸法律的事例就逐渐增多,以致诉讼成风,诉讼案件日趋繁多。按照传统的观念,明清时期“好讼”社会的形成,固然是“讼”在流变过程中所产生的弊端,与“无讼”的理想形成明显的冲突。若换一角度加以思考,明清“好讼”之风的存在乃至流行,未尝不符合“讼”的原始真精神,即通过“讼”这一程序而“攻乎不公者”,亦即对现实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一种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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