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诸多民间谚语、俗语,无不说明诉讼需要耗费时间、钱财、人力。换言之,若是“滥讼”,民间百姓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很大的代价。正如明代史料所言,百姓对官员天生具有一种畏惧感,将他们奉若神明。所以,一旦涉及诉讼,就不得不“为请托,为延讼师,为赍发公差,为贿证佐,为央保,为铺垫衙门,为集亲知,以相角助”。为此,“朝朝酒食,节节银钱”,而其实“入赎于公者一,而民费且数十倍”。清代有谚语云:“衙门六扇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就此谚语,清人汪辉祖作了详细的剖析,认为在诉讼过程中,尽管官员未必都贪赃,但“吏之必墨”,则毋庸置疑。所以,“一词准理,差役到家,则有馔赠之资;探信入城,则有舟车之费。及示审有期,而讼师词证以及关切之亲朋,相率而前,无不取给于具呈之人。或审期更换,则费将重出”。汪氏进而指出,在清代尚有另外一句谚语,即“在山靠山,在水靠水”,已经道出了衙门差房陋规,名目不一。清人潘月山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诉讼一事,“最能废业耗财”。就胜诉一方而言,“前此焦心劳身,费钱失业,将来家道定就艰窘”;就败诉一方来说,则更是“破家荡产,身受刑系,玷辱家声,羞对妻子”。
鉴于此,明清朝廷通常采用里老调解的方式,以维持一种地方“无讼”的境界。这种重视调解的基本理念,显然得到了来自地方家族的支持与回应。明清两代的宗约、族规,无不倡导一种“平情息讼”。如明人王演畴所著《宗约会规》,将争端分为以下两类。一是族内本家兄弟、叔侄之争,此类争端完全可以由族内自行调停处分,即宗长令各房长在约所会议处分,完全不必诉诸官府。二是本族与外姓发生争端,则可分为两种情形:若是事情重大,则付之“公断”,由官府出面判决;若只是“户婚田土”一类的“闲气小忿”,则家长“便询所讼之家,与本族某人为亲,某人为友,就令其代为讲息。屈在本族,押之赔礼。屈在外姓,亦须委曲调停,禀官认罪求和”。细究其意,还是以“讲息”解决争端。王士晋在《宗规》中,亦强调“争讼当止”。究其理由,就是“太平百姓,完赋役,无争讼,便是天堂世界”,而“讼事”更是“有害无利”。在清代《义门裘氏先世族约》中,同样力戒“好讼争能”,认为“好讼争能,原非仁厚之风”,主张人与人之间,理应“情遣理恕,相安无事”。
尽管如此,因不平之事而求之诉讼,恰恰又是人的客观本能。这就需要对“讼”这一观念作适当的梳理。换言之,应该如何认识“讼”?明朝人张弼作有一篇《原讼》的文章,详细阐述了他对“讼”的理解。细绎张弼之言,大抵包括下面两层意思:其一,“讼之始,义之激也,智之致也,人物皆有之”。这就是说,“讼”最初的含义是一种“公言”,是为了“攻乎不公者”,人莫不有之。不但人本身具有“讼”的因子,“凡有血气者,莫不有之。不特有血气者,凡物之相戾者,莫不有之”。其二,“讼”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弊端,也就成为“义之贼也,智之蔽也,君子所深恶,恒人之所弗尚,小人之所乐为,无复公言矣”。事实确乎如此。很多争讼的形成,无不激于意气。正如明人冯柯所言:“讼必起于争,争必起于愤,愤必起于不能下人。”正是有了“不能下人”之气,才最终导致词讼的出现。
“无刑堂”一称的出现,大抵可以说明,儒家传统的“无讼”观念开始付诸明清两代的司法实践。众所周知,像府推官这样的职位,原本属于专门的理刑之官,其职责就在于处理民间的诉讼案件。令人称奇的是,当时之人已将推官办公审案之堂称为“无刑堂”。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明人谢肇淛的解释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夫刑非圣人之心也,微独非圣人之心也,亦非天地之心也。……固知世之降也,寇贼奸宄,法令滋章,其势必不能以无刑,而能时以无刑为心,及不得已而与之刑,则犹夫无刑也。”身负司法之责,日常在堂中所处理的也是“寇贼奸宄”一类的案子,然心中所念,仍是“无刑”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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