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佐理钱谷之事。佐理钱谷之事的幕宾,一般被称为“钱谷师爷”。此类幕宾,当源起于元末私家之“掌事”,以及明代商人聘请的“掌计簿”之人。在元末,有些人家会聘请“掌事”,具体掌管财货出纳,属于“佣工受雇之役”。掌事所管账簿,一般称为“黄簿”,又称“帐目”,其式分为“旧管”“新收”“开除”“见在”四柱。这几与钱谷幕宾所管之事相近,所异者不过一服务于私家,一服务于官家。此外,在明代商人的经营中,也有一种专门替商人“掌计簿”之人。这些人尽管自己识得一些字,并懂会计之术,却因为没有资金,只能替一些商人掌管“计簿”。
明代程大位《算法统宗》一书,具有专门讲珠算的特点,显然属于“胥史商贾之书”,并为钱谷幕宾的广泛出现提供了帮助。而明代的记载更是证明,知县上任,有时也会聘“写算人”。此类写算人,其实就是钱谷幕宾。如小说《警世通言》记一位范举人选为浙江衢州府江山县知县后,就需要寻一个“写算的人”。当时有一位名叫宋金的人,因为自幼学得一件本事,会写会算。经过范知县的考察,其人确是“书通真草,算善归除”。于是就将他留下,并一同上任。小说称此类人为“门馆先生”。
五是佐理刑名事务。至晚在元代末年,就已经出现了“宪幕宾”的称谓。如孔齐《至正直记》记载:“时安吉凌时中石岩为宪幕宾,一见甚喜。”这或许就是刑名师爷的源起。至明初,如湖广、江西、直隶府州县,六房大多有“主文老先生书写,积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这是胥吏“主文”之例。其后,明代知县上任,则开始出现私人聘请“主文”之风。如李乐最初出任江西新淦县知县时,其兄考虑到李乐“不理会民事”,建议“请一老主文同行”。李乐虽未采纳建议,但在明代官场,知县聘请主文之风甚盛,“雇主文行者,十有四五”。明末清初人魏禧曾记载其长兄魏际瑞客居北京时,“有按察使要之入幕,坚不肯往”。魏际瑞不入幕的理由很简单:“刑名之事,吾未素学。此人命所系,岂可以骤习幸中而苟富其利乎?”可见,魏际瑞为按察使所聘者,担当刑名师爷一职。
入清以后,幕宾佐理刑名事务,其风更盛。如清顺治十四年(1657),姚廷遴自记:
是年四月,因老家人吴元受、顾明甫等商议,对大兄二兄曰:“看来我家官私还有,不如将大官进一房科,一可熟衙门人面,二可习熟文移律例,后日好去作幕,每年可得百金,比处馆者差几倍。”因此乘阎县将去,随入供招房,拜徐翰远为师,学习律例起,自此沦落十五年,后悔无及。
这段记载提供了以下三个信息:一是进入刑房为胥吏,通过熟悉“衙门人面”,或者习熟“文移律例”,拜人为师,其目的是“后日好去作幕”;二是“作幕”脩金,每年可得百金,明显优于处馆;三是相较于处馆,“作幕”更是一种“沦落”,是读书人的无奈之举。即使如此,清代士人出任幕宾,佐理刑名事务,仍然相当普遍。如赵大润,常州府江阴县人,为府学生员。其同门友人贡息甫任建平知县时,邀请赵大润前往相助。史载:“邑多地讼,岁久不决,一案之牍,高几盈尺。山人不惮烦,为之一一爬梳,要领既得,先以曲直之大判明示之,而期日与质,两造往往各自输服,请无对簿,而愿寝息者过半矣。诸欲为奸鬻狱者,咸不便山人所为,谗言繁兴,而终不得闲,于是建平之政声为群有司最。”这是幕宾佐理刑名事务的典型例证。
(二)主幕关系
揆诸明清两代士人入幕之风,不过是哔呫落魄之士的下场头而已,其目的在于从幕主那里获取“筐篚之赠遗、蓬蒿之沾润而已耳”。毋庸讳言,在幕主与幕宾之间,“间亦以意气之投,缔为石交”,但很少有幕主“汲汲求士者也”。正如清初学者张履祥所言:“近世居官恶劳,辄延幕客;书生不安贫,辄求为幕宾。”官员聘幕宾治事,其本意是“相与有成”,而结果则反使“官方”与“士行”两败。
幕主与幕宾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凭的关系:幕主得幕宾之助以治事,幕宾得幕主之脩金以糊口。幕主与幕宾之间,是一种东翁与西宾之间的关系。在幕宾眼里,幕主是主人,是东翁。如在明代军队中,幕宾若是稍为雅谈,一般称总兵官为“兵主”。在幕主眼里,幕宾则是客,是“西宾”“西席”。如明末清初小说《鸳鸯针》记秀才徐鹏子答应给解粮进京的卫指挥做幕宾之后,心里想道:“这解粮官,有职事去,无职事来,我同他到了北京,转来可以不消用我的。到那里看,有机缘,央人荐到个大老幕中作个西宾,岂不快活。”至于西宾、西席称谓的由来,则源于衙门建筑的固有特点。按照制度规定,所谓“塾”,属于门外之舍。一般说来,家庙在东,西堂为塾。塾师则称“西宾”“西席”,后转将幕宾称为“西宾”“西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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