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说,幕宾是幕主的“心腹”。正如清人叶可润所云,“作令不能不用幕友”。究其原因,实则在于幕宾有佐治之功。除却主人私事不必与闻之外,其他只要是“在官之事,以及官声之所系”,如“门丁之有无舞弊,书差之有无朦混,押犯之有无淹滥”,均属幕宾职掌。换言之,就身份地位而言,幕宾具有宾与师双重身份,即“幕友居宾师之位分,第本非甚卑”。一方面,幕宾是客,“主人以宾礼待之,见主人用晚生帖”;另一方面,幕宾又是师,“有师道,不可屈”。
有鉴于此,幕主对幕宾,必须以礼相待。如聘请幕宾时,必须下一“关聘”,即所谓聘书。下引一则格式化关聘为例:
敦请
某翁先生办理某处上下刑钱席(或征比、书启、号件、红黑笔等席)
每岁敬奉脩金若干两,按月致送。此订。
道光 年 月 日 本 分称呼姓名拜订
这大抵还是因为幕宾职掌之事,如钱谷、发审、书启、征收、挂号、朱墨、账房及一切杂务之属,均属“佐官治事者也”。所以幕主对待幕宾,必须做到“有休戚事,必尽吾情;良时佳节,致敬尽欢”。
就明清幕府人事制度而言,幕主对待幕宾并非一概如师、如宾、如友,情洽无疏,而是存在一些疏隔。一方面,居官者“间有薄视幕友,趾高气扬,遇事独出己见,不待商榷”,幕宾与幕主“难与共事”。另一方面,在幕宾群体中,其才品也是参差不齐,难得全才。细分之,大抵有如下三等:上等的幕宾识力俱卓,才品兼优,例案精通,笔墨畅达;中等的幕宾人品谨饬,例案精熟,笔下明顺;下等的幕宾人品不苟,例案熟练,而笔墨稍逊。更有甚者,有些幕宾立品不端,“宾主少有失意,辄操其短长,恐吓诈骗,往往有之”。
幕宾俗称“师爷”。今日一论及幕宾,就联想到“绍兴师爷”一称。对此,缪全吉有自己的初步解释。而郑天挺对“绍兴师爷”一称有所质疑,认为绍兴府属八县并非人人都学幕,而幕友来源也不仅仅限于绍兴附郭之山阴、会稽两县,更不是除绍兴以外无人学幕。此说承袭清人梁章钜之说,且具一定的道理,但仍然没有解决“绍兴师爷”一称的起源问题。
在清代有两则俗谚,大抵可以证实绍兴人之行遍海内。一则俗谚是“无绍不成衙”。其意是说绍兴人遍及各地衙门,已经成为各地方衙门佐治人员的主要来源。这则俗谚可以从明代的史料与小说中得到印证。如明人崔铣云:“越、闽胥人革役者货县胥,窜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冯梦龙在小说《醒世恒言》中,更是直云“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绍兴”。另一则俗谚是“鷌鸟豆腐绍兴人”,“此三者,不论异域殊方,皆有”。此谚出自范寅《越谚》,其意是说绍兴人如麻雀、豆腐一样遍布全国各地。
其实,并非绍兴人天生好游,轻弃乡土,而是时势所迫,为了维持一家生计,不得已而为之。细究绍兴人远游的原因,大抵不外以下两点:
一是绍兴“地窄民稠”,生存压力骤增,为求生计,不得不外出。对此,万历年间纂修的《绍兴府志》有系统的记载。据此可知,在经历了六朝东徙、宋代南迁之后,绍兴已是“生齿甚繁,地更苦狭,非复昔之地广人稀矣”。明末绍兴人祁彪佳的记载,更将绍兴“地窄民稠”而导致粮食自给不足的窘况暴露无遗。祁彪佳对山阴一县作了初步的统计,全县田仅62万余亩,“民庶之稠”,人口则超过124万。这无疑是“以二人食一亩之粟”,即使是丰登之年,亦只供半年之食,所以“每藉外贩,方可卒岁”。正如明末绍兴人王思任所言,“民稠则欲不足,欲不足则争,争之不得则骛,骛之思,必起于贤智者”。绍兴既是“贤智之乡”,且又是“喜骛又善骛者也”,所以“骛必极于四方,而京师尤甚,得其意者什三,失者什七”。
二是绍兴人识字率高,士人科举仕途竞争加剧,那些在科举仕途上已经绝望的士子,只好外出寻觅生计。在明清时期,绍兴人好学成风,史称:”下至蓬户,耻不以《诗》《书》训其子;自商贾,鲜不通章句;舆隶亦多识字。”明末清初人张岱,更是说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他记道:
余因想吾越,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
尽管所读之书尚浅,而且在有学问的人看来,也“无益于文理考校”,但终究与目不识丁者不同。上述两则记载,大抵已经证明绍兴人读书成风,识字率相对较高。这就造成以下两大结果:一是绍兴一府科名甚盛,二是绍兴人外出处馆成风。就此而论,王士性说“宁、绍盛科名缝掖”,显非空穴来风。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