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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编 制度溯源

即使如此,明清幕府中的佐治人员,还是以生员居多。不妨试举几例:如明人梁朝锺,广东番禺人,为县学廪生。当时任两广总督的熊文灿,欣赏梁朝锺的文才,就将他“延为馆宾”。至熊文灿出任总理九省军务时,又将梁朝锺携入军中,“参谋军务”。明人吴甡任山西巡抚时,阳曲县生员梁云辉,被吴甡聘为“西席”,“凡诸生有所鸣于吴公,梁从中赞成之。”又清人赵大润,后改名肃,常州府江阴县人,为府学诸生。赵大润的友人贡息甫任建平知县时,邀请赵大润前往相助,代为处理县内讼牍。清人费元杰,岳州巴陵人。18岁时,成为府学生员,随后每次考试,均“冠其曹”。前后两任湖广学使,均聘费元杰“佐衡校之人,所取士,率满人望”。

读书人谋生之具,以处馆、入幕居多,此即所谓“书馆”与“幕馆”,且均被称为“馆宾”。馆宾一称,至晚见于元末记载。如孔齐记载:

脱欢大夫在建康时,有一馆宾早起,闻堂上有人声,意谓大夫与僚佐也。久而视之,但见二人中坐,一人云:“付之火。”或云:“不可,恐延及他人。”一云:“付之灾。”或云:“其家亦有未当死者。”一云:“付之脱欢。”言讫不见。馆宾惧,疑其主将有祸也,遂不告而去。是日,脱欢出门,忽有讼者诉某处巨室,豪横害民,因受状追问。后没入,其家皆杖配远方,乃知豪民恶贯满盈,神人共怒也。逾年,馆宾复至,大夫问其故,始言及其所见云。

上述史料中所云“馆宾”,是教书先生,抑或入幕之宾,不可遽下论断。然从孔齐另一则记载可知,所谓“馆宾”,即“村馆先生”之流,亦即教书先生。此类馆宾,在明代尚有遗存。如李廷机,中隆庆四年(1570)乡试解元。当时的主考是申时行,将李廷机“留为馆宾,转馆于董宗伯家”。

书馆、幕馆虽均为明清读书人无奈之下的谋生手段,然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有高下之分。如吕留良论道:“惟幕馆则必不可为,书馆犹不失故吾,一为幕师,即于本根断绝。”在吕留良看来,入幕成为幕宾,尽管“其名甚噪,而所获良厚”,但最终会坏人心术,“人品至污极下,一总坏尽,骄谄并行,机械杂出”,其行为甚至类同于法律所称的“光棍”。万维翰认为:“书馆、幕馆,较分丰啬。然读书可以进取。若簿书佣值,舍田耘田,经年远客,三径就荒,或亲老无养,或中岁乏嗣,或有子失教。此亦得失相半。”可见,吕、万两人,均认为书馆优于幕馆。相较而言,读书人“托客授为活”,虽称得上是本分事,“实不足给俯仰”,无奈之下,读书人只好“去而为从事、为衙推者,如恶影而走日重,非计之得也”。可见,幕馆更是读书人末路中之末路。

(二)明代幕府的兴盛

明代中期以后,幕府趋于兴盛。一方面,大臣开府地方,幕下宾客云集;另一方面,文武各级衙门,大多自己聘有幕宾佐治。

明代的大臣幕府,以胡宗宪、孙承宗、史可法幕府为盛。胡宗宪总督浙江时,幕下会聚幕客数十人,较为著名者有沈明臣、王寅、徐渭。明末孙承宗督师时,曾设立占天、察地、译审、侦谍、异材剑、大力六馆,“招天下豪杰,奇材剑客,争摩厉以求自效”。在孙承宗的幕下,聚集了很多幕宾。如周文郁,字蔚宗,常州宜兴人。其人能谈文武大略,当天启年间,满族势力攻占辽阳时,他就仗剑出关,谒见孙承宗,首上四卫之议,被孙承宗称为“紫髯将军”,留在幕中,“参预谋议”。孙承宗幕府中的人物,最为有名者当数茅元仪。茅元仪,著有《武备志》《冒言》诸书,为诸生时即“试于京师”。后被人所荐,充任赞画一职,留于孙承宗幕下。史可法督师时,开府扬州,曾设礼贤馆,“招四方智谋之士及通晓天文、阴符、遁甲诸术者”,一时幕客丛集,人才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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